第 13 页

税收政策。区别超利润税、限制税、普通税、免税、减税及区别营业牌照、所得税及摊派包税的各种根据。

公营、私营与合作社三种经济。主要与次要，少数与多数，国家命脉所系或非国家命脉所系，于国计民生有利或不利。

国家权力如何运用。政权、法律、监狱、税收、管制、奖励、贷款、禁令、会计核算新观点。

新民主主义的合理组织与旧资本主义合理化。

工厂委员会与厂长负责制。

工会、党委的作用。



同时，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也是反对农业社会主义或极端平均主义的经济方针的。

工业的科学管理还是后方机关制度。

工资制度还是供给制度。

生产观点还是救济观点。

工业无产阶级立场还是贫雇农路线。

技术进步还是安于落后。

政治条件是什么？老资格还是新资格。

向谁学习，学习什么？



击破敌人假和平运动的阴谋（一九四八年七月二十七日）

【题解】

这是为中共中央起草的指示稿，经毛泽东同志修改过。



【正文】

（一）在我人民解放战争日益胜利面前，国民党区域各阶级、党派、团体、个人都在为自己前途作打算。进步的及中间偏左的分子，多已表示赞成我党“五一”口号中召开新的政协会议〔423〕的主张。国民党反动统治中，则有不少的派别及个人，已在美帝国主义当权派的策动和鼓励下，进行一种假和平运动，企图利用国民党区域一部分人民中尚存在的对于和平的幻想，准备在蒋介石军队更加失败、国民党局势更加危急的时机发起政变，表面上牺牲蒋介石，宣布停战议和，实际上是为整个国民党反动统治取得喘息时间，以便休整兵力，卷土重来，消灭人民力量。在这一活动当中，许多地方系军阀政客，以李宗仁〔424〕为首，企图取蒋介石而代之。一部分中间派右翼分子，亦企图倒蒋取得权位，使中国革命限制于他们所要求的范围，避免彻底的改革。此外，确有一部分人民天真地认为在蒋倒之后会有和平，他们对于美帝、李宗仁及中间派右翼分子尚存幻想。至于蒋介石及其死党则将尽力挣扎，非至万不得已，不肯轻易下台。这样，就使在目前的革命战争和反美反蒋的人民运动之外，有一种复杂的情况和趋势在发展着。这一可能的发展，中央在去年十月曾经告诉你们，要你们在群众中进行准备工作，现在这种工作应当加紧进行。你们必须认识，美帝与某些国民党反动派所进行的和平阴谋，是对革命不利的，因为它能够欺骗群众。但在另一方面，倒蒋的活动，显示着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极大分裂。蒋介石一倒，不管政变者使用什么法术，总是无法挽救反动派的命运，而且会加深国民党分崩离析的局面，这是对革命有利的。

（二）你们必须注视这一局势的发展。在人民中，在民主党派及民主分子中，根据事情的演变，不断地揭露美帝与中国反动分子的阴谋。你们必须注意具有说服性地而不是笼统地武断地分析这一阴谋的企图及其所具有的危险性，以打破他们对于倒蒋和平的幻想。同时，又要区别反动统治内部的倒蒋和平阴谋与人民群众及民主分子中的和平要求两者之间的不同性质。如果后者把自己的要求混同于前者，必致为反动分子所骗而阻碍革命的发展。如果后者把自己的要求严格区别于前者，则可利用反动统治内部的分裂而有助于革命的开展和胜利。所以，你们在国民党区不应笼统地反对和平，反对某些人倒蒋，而应利用各种倒蒋活动分化反动统治，便我各个击破，并准备将敌人的假和平运动转变为人民群众的真和平运动。这就是说，在凡有群众的地方，或在某些民主分子的集会中，当着反动派的倒蒋和平阴谋与人民的和平要求尚混杂在一起时，我们不要害怕和逃避，而应积极参加，领导群众，坚持人民对于和平民主独立的革命要求，以区别和揭破反动派的阴谋。同时，对于企图发动政变的国民党反蒋派别，当着他们找我们商谈时，你们亦不要拒绝商谈。一旦反动统治内部的政变果真爆发，我们便能有准备地将敌人的欺骗口号转变为群众的行动口号，这即是向代替蒋介石上台而依然是美国走狗的人们要求人民自由，保障生活，逮捕战犯，解散蒋军，取消伪宪伪国大，停止美援，撤退美军，没收官僚资本，实行土地改革等等，以推动人民革命运动的高涨，以配合人民革命战争走向全国胜利。同时，也只有这样做，才有可能使那些口头上反美反蒋分子即中间派右翼分子在行动上有所表现，或者跟着我党前进，或者暴露他们的虚伪而在人民面前破产。但你们必须注意，对于一切中间派右翼分子，只要他们尚处在中间地位，尚未公开站在美帝及其走狗一边，直接妨碍人民革命的发展时，我们还必须联合他们一道前进，不要不适当地和过分地打击他们。

（三）如果你们对于上述这一策略方针能有清楚的认识，并坚定而又灵活地执行下去，你们将有可能配合解放战争的胜利，在国民党区域进行活动，击破敌人的一切阴谋诡计。



蒋管区斗争要有清醒头脑和灵活策略（一九四八年八月二十二日）

【题解】

这是为中共中央起草的指示，经毛泽东同志修改过。



【正文】

蒋近已决心撕破民主伪装的最后残余，实行疯狂的法西斯独裁的最后挣扎。其表现在经济方面的，已有财经紧急处分令〔425〕。其表现在政治方面的，已有特种刑事检举〔426〕。现北平已发出拘捕学生传票二百四十份，南京已发出传票一百四十份，上海、天津、广州、昆明及全国各蒋管区城市必将接着大行检举，必将由学生发展到工人、文化工作者及一切民主进步人士。在紧急处分令中，已禁止罢工、怠工，不久必将禁止其他一切群众活动。这是蒋在我人民解放军愈加胜利面前必然要采取的步骤和手段，这是蒋愈加接近死亡的表现。但蒋愈接近死亡，他的统治内部便会愈加分崩离析，各找生路，他统治下的群众便会愈加不能生活而走向革命化。到那时，蒋及其死党仍有可能在其最后据守的城市，继续其疯狂的法西斯的最后挣扎。但这种挣扎不是将自己的统治直接送进坟墓，便是被其统治内部在美帝国主义策动之下进行和平阴谋的政变所代替，从而也使代替者进入坟墓。因此，我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目前工作，必须有清醒的头脑和灵活的策略，必须依靠广大群众而不要犯冒险主义的错误。

在此原则下，针对当前紧急情况及可能发展的情势，除乡村在条件成熟的地区尽量发展武装斗争、在条件不成熟或我工作薄弱的地区坚持群众工作和隐蔽党的组织以待解放军的到来外，在城市方面，应坚决实行疏散隐蔽、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在国民党统治的城市，单独进行工人、市民的武装起义，肯定地说，一般地是不可能的。故城市的工人、学生及一切人民斗争的发展，在国民党反动武装力量尚能控制的地方，是有其一定限度的。超过这个限度，就是说要提出或接近于提出打倒蒋介石、推翻国民党反动政权的口号，采取或准备采取武装斗争的直接行动，都是不许可的，都有使少数先锋队脱离广大群众、遭受严重摧残与招致一时失败的危险。尤其是将城市中多年积聚的革命领导力量在解放军尚未逼近、敌人尚未最后崩溃之前过早地损失掉，这是最失策的事。根据最近上海来的材料，党的准备工作及学生运动情形，都有此冒险倾向，这对于今天的坚持，明天的配合解放军进城，或在反动统治内部举行政变时所需发动的人民革命运动，都是不利的。

现在敌人已向你们发出最后警号了。一切蒋管区的城市，尤其是上海，应实行有秩序的疏散。不论党内党外，凡是已经暴露或为敌特注意的分子，都应设法离开岗位，首先向解放区撤退。其已进入解放区受训者（如泊头），目前绝不容许再出去。如一时无法进入解放区而又有可能回至家乡者，即回家乡进行隐蔽工作；不能回家者，即须转移地区，另找职业隐蔽。凡未暴露而又未为敌特注意的分子，应继续深入隐蔽，在检举风浪过去后，再谋有步骤的发展，以便积蓄新的力量，等待时机。在这次大检举中的斗争策略，要依据各个单位自己群众的觉悟程度和人数，实行合法斗争（尽量利用统治内部的矛盾），如要求学校保护，反对特种刑事检举，在特种刑庭上据理力争，组织社会营救等。如果大多数学生已发生恐慌，不敢或不愿进行斗争，则不要使少数觉悟者单独去斗争。必须注意争取中间派，凡脱离中间派的群众行动必须力求避免。隐蔽后的组织形式，应采取抗战后期经验，实行平行组织、单线领导、转移地区不转关系的方针。在蒋管区城市中的党的领导机关，亦须严格遵守单线联络、分散领导的原则，不得违犯。必须认识敌人所欲打击的中心是我党组织，必然从公开检举当中寻找打击我党组织的线索，你们应特别注意党组织尤其领导机关的保护。对已经破坏的组织，不要急于恢复。对其中发生了叛变分子的关系，应暂时隔绝，待弄清情况，再谋处理。

无论反动派如何疯狂镇压，只要我党能有清醒的头脑，灵活的策略，并坚决依靠广大群众，而不犯冒险主义错误，我们是一定能够对付反动派的进攻，保持并发展自己的阵地的。



致郑洞国〔427〕信（一九四八年十月十八日）

【正文】

洞国兄鉴：

欣闻曾泽生军长已率部起义〔428〕，兄亦在考虑中。目前，全国胜负之局已定。远者不论，近一个月，济南、锦州相继解放，二十万大军全部覆没，王耀武、范汉杰〔429〕先后被俘，吴化文〔430〕、曾泽生相继起义，即足证明人民解放军必将取得全国胜利已无疑义。兄今孤处危城，人心士气久已背离，蒋介石纵数令兄部突围，但已遭解放军重重包围，何能逃脱。曾军长此次举义，已为兄开一为人民立功自赎之门。届此祸福荣辱决于俄顷之际，兄宜回念当年黄埔之革命初衷，毅然重举反帝反封建大旗，率领长春全部守军，宣布反美反蒋、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赞成土地改革，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行列，则我敢保证中国人民及其解放军必将依照中国共产党的宽大政策，不咎既往，欢迎兄部起义，并照曾军长及其所部同等待遇。时机急迫，顾念旧谊，特电促速下决心。望与我前线肖劲光、肖华两将军〔431〕进行接洽，不使吴化文、曾泽生两将军专美于前也。

周恩来

十月十八日



关于和平谈判问题的报告（一九四九年四月十七日）

　【题解】

这是向来北平参加即将召开的新政治协商会议的部分爱国民主人士、北平一些大学教授做的报告。



【正文】

各位朋友：今天特别请诸位来此聚会。我们虽然来了二十多天，但因为忙，未及分头拜访和请教，很感不安。昨天我们请了住在北京、六国二饭店的朋友来谈，今天又请了各大学的教授及外面的朋友，向大家请教。

要谈的问题很多，今天只能把最近的和平谈判问题向诸位报告一下。这样的报告，我已经做过很多次。但这一次，我相信是与以前不同了。过去与蒋介石谈判，正如陈嘉庚先生〔432〕在一九四六年打给我的电报中所说，是“无异与虎谋皮”。但是又不能不谈，因为人民切望和平，而当时象陈嘉庚、张奚若〔433〕二先生这样的人还不多，广大人民还不了解蒋介石的和平骗局。今天情况变了。今天可以说，如果诸位赞成这次谈判所拟定的国内和平协定的话，不论和也好，打也好，我们有信心、有力量使它一定实现。我们要尽可能用和平方法来实现，但如果不能用和平方法，用战斗也一样要把它实现。这个变化是由于中国人民力量的壮大，由于国民党统治区民主运动的发展和人民解放军奋战的结果。关于民主运动，诸位知道的比我还多，我今天只把军事的胜利说一下。

蒋介石敢于撕毁政协决议发动战争，是靠着武装力量和美国援助。他当时在武装力量上的确占着优势。他有正规军四百三十万人，二百四十八个旅。这些都是在抗战中未受损失的，因为他实行的是消极抗战。一九四六年七月大打开始，他以为几个月就可以消灭人民解放军。但在两年零九个月中，却完全变了。头两年，战争平稳发展，我们每年消灭敌军一百五十万人，第三年起就起了突变，七个月（截至今年一月）就消灭敌军二百多万人。造成这个突变的是济南战役、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及平津战役〔434〕。现在蒋介石的兵力，连后方机关如学校、后勤等在内，只有二百二十万人，正规军则只有一百多万人，其中不少是受过歼灭而又补充起来的，战斗力更弱。所以，蒋介石自己也知道，这个战争是失败了，他的反革命企图是失败了。

与此同时，我们的人民解放军壮大了。两年零九个月以前，人民解放军是一百二十万人，现在则发展到四百万人以上，并且大部分都美械化了。美帝国主义给了我们许多装备（当然，这是用不着打收条的），蒋介石做了很好的运输大队长。我们的战士有很大部分是俘虏过来的，称为解放战士，有的部队，解放战士竟占百分之八十，少的也占百分之五十至六十，平均约占百分之六十五至七十。对于俘虏，我们实行即俘、即查、即补、即训、即打的办法，就是说士兵一俘虏过来就补充到部队，经过诉苦教育，就参加作战。在打黄伯韬〔435〕时，情形竟发展到上午的俘虏下午就参加作战。当时的解放战士现在有许多已经做了排长、连长。这种情形是世界战史上所少有的，若没有高度的政治训练是不可能的。今天我们部队民主化程度之高，连我们指挥的人都没有想到。虽然毛泽东同志在井冈山时期就提出了在部队中建立民主集中制的制度，但今天的发展的确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在三评运动中，革命士兵委员会可以批评干部，可以推荐下级指挥员，推荐得对的就批准，而且多数是批准的。为什么可以这样做呢？因为士兵们很了解，指挥员必须是能勇敢作战的，并且必须有智慧，单单勇敢是不够的，然后才是态度。所以士兵们的推荐多数是对的。这是评干部。其次是评党员。公开党员，让群众来批评党员，使党真正受群众监督。第三是评战功。谁有功，群众知道得最清楚，群众来评，自然可以评得最确当，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赏罚分明。民主扩大了，纪律加强了，指挥员们说现在的部队可好带了，士兵们说指挥员的态度变好了。我们的军队不但在政治方面是民主的，而且在军事方面也有民主。我们有时甚至还准许士兵讨论作战命令。每个战斗小组都开“诸葛亮会”，取“三个臭皮匠赛过一个诸葛亮”之意。上级命令不可能很具体，下到连队后，战斗小组就开“诸葛亮会”讨论如何具体执行，这样充分发挥了士兵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这在短兵相接的今天，更是特别需要。淮海战役中，敌人的工事星罗棋布，但一夜之后，情形变了，我们的工事包围了他们的工事。士兵们设法钻过敌人的工事，破坏它，而建立起自己的工事。打仗还要靠炸药，但这些物质的死的东西要靠活人来使用。没有士兵的勇敢和智慧，炸药也就没有用处。我们的士兵又勇敢又有智慧，没有炸不了的堡垒。即便是水泥工事做得好，一斤炸药不行，就用五斤、十斤、一百斤、二百斤，终归可以炸毁的。矿山石头都可以炸开，何况工事？敌人称这为“土飞机”。这种“土飞机”需要靠下面，单靠上面是不行的。王耀武曾问我们，为什么蒋介石飞到那里，他们那里就打败仗，毛主席天天坐在陕北，却处处打胜仗？这是因为人民觉悟了，因为我们这个部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是人民大众的，是我们大家的。人民解放军今天的水平，比我们想象的还要高。所以，敌人也不能不承认失败了。

这样一来，南京反动政府在一月一日不得不提出和平建议〔436〕。尽管建议是虚伪的，条件是不能接受的，但和平建议我们却要拿过来。人民要真和平，我们也要真和平，毛泽东同志一月十四日声明中提出的八项条件〔437〕，就是真和平的条件。蒋介石不接受，天津一解放，他只好下台〔438〕，让李宗仁〔424〕代替他，这就表示南京统治集团内部已开始分裂出一个主和派。李宗仁接受八项条件作为谈判基础，派私人代表团〔439〕来平，最后我们接待了南京国民党政府代表团〔440〕。我们为什么这样做呢？因为今天胜利局面已定，用战斗方式可以解决是毫无问题了，只是时间早迟而已。我们现在要考虑的是如何用和平方式来达到胜利，以便使国家少受破坏，多保存一些人力物力，使将来的和平建设多一份物质力量。中国太落后，现代性工业在国民经济中只占百分之十左右〔441〕，需要用极大的努力才能使国家现代化。中国人民在战争中已经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战场上敌我的伤亡和人民群众的损失都很大。例如淮海战场上几百个村落全都毁了，现在我们正在进行救济。这样的损伤自然是以就此终止为最好。但是，和平需要双方同意。李宗仁既然表示愿意接受，和平总算有了可能，我们就要抓紧，并将这一可能性加以发展。我们不但看到了人民力量的壮大，也看到了敌人的分化。我们要争取主和派力量的发展，争取他们和我们合作。美国帮助蒋介石打了三年内战，现在也承认失败了，所以他要制造某种和平局面，派代理人钻进人民国家内部来活动。这也助长了南京政府和平谈判的意愿。国民党反动集团的大肆搜刮，刮得上海资产阶级也受不住了，他们要求和平。除此以外，国民党统治区广大的公教人员也是一个和平因素，金元券〔442〕实在弄得他们活不下去了。由于以上的各种因素，才有这次和平谈判。在谈了十多天后，我们已经将一个最后的和平方案交给南京代表团，由他们送交南京国民党政府。

国内和平协定八条二十四款，中心问题是接收和改编。南京代表团和我们固然是有距离，但他们有一个概念是好的，即国民党的失败是一定的，人民解放军的胜利是一定的，他们承认错误，承认失败，因而愿意交出政权，交出军队。不过，南京代表团虽有此认识，南京政府却还没有这个认识，至于广州、溪口〔443〕就更不用说了。

关于接收。今天的革命，决不能再如辛亥革命〔147〕和北伐战争〔121〕那样，由于中途妥协而使反动派最后又得到胜利。历史经验证明，革命如不能进行到底，则一定失败。今天我们决不能再蹈此覆辙。南京代表团说，国共两党历史上的争论是兄弟之争，我们给了他们严正的批评。这不能叫做兄弟之争。难道孙中山与袁世凯之争是兄弟之争吗？不，这是革命与反革命之争。我们近二十年来与国民党之争也是如此。不过，南京代表团和我们之间在为和平民主的共同基础上的争论，还可以算是兄弟之争。在这种场合，我们必须坚持严肃的原则性，决不能混淆是非。我们之所以坚持要用人民解放军去接收，因为这是关系革命到底不到底的问题。辛亥革命后，督军等等还是一概仍旧，只是换了一面旗。大革命时，北伐军到长江下游后，连国民党都说，是“军事北伐，政治南伐”。这样，革命就变了质。张治中〔327〕说起“前车之鉴”，那么，这就是“前车之鉴”。如果今天也是只换一面旗，让各色反动派依然压迫人民，照样滥发金元券，则人民的痛苦如故，人民就要骂我们。这不是对人民负责的做法。不推翻旧的，就不能建立起革命的新秩序；人民解放军不去，政权的性质就不能变更，反动军队就不能改编，生产就搞不起来。但接收也不简单，需要时间和人才，我们要有组织地接收。接收将是先城市而后乡村。人才方面，单是共产党绝对不够，必须各方人士大家来做。等到渡了江，北京、六国二饭店恐怕不免就要“人去楼空”。我们兢兢业业，怕搞不好，但我们不能放弃责任。将来在联合政府中也是如此。正因为我们人力不够，有些地方一时还接收不了。苏、浙、皖、鄂、陕、陇东将最先接收，其他地方只好缓一下。南京代表团总希望我们慢一点渡江。当我把和平协定草案交给他们时，他们问我有没有渡江的条款，我说没有，他们顿觉惊喜交集。但我说，虽没有“渡江”，却有“接收”。其实，渡江根本不能算是一个条件，许多接收的地方都在江南，何况长江在历史上也从来没有阻止过中国的统一。南京和溪口还没有完全割断，即所谓“藕断丝连”。他们说要等我们去割，我们则要他们先从政治上割断，军事上可以由我们来割。南京代表团不能反对我们过江，因为既然承认我们去接收，当然就必须承认我们渡江。但他们总希望慢一点。至于广州、溪口则希望划江而治。我们指明，慢一点渡江，无异给广州、溪口以掩护，使他们获得喘息机会。这一点，南京代表团无法反驳。

关于改编，即改编军队。不如此就不能根绝内战因素。但又不能急躁，条件要宽大。我们的改编条件，甚至比南京代表团所提出的还要宽大。例如，他们曾主张裁兵复员，我们则主张一律集中整训。毛泽东同志对这一点尤其强调。初看起来，这好象是违背民意，所以对这一点就不能不多加解释。国民党军队二百多万人，一听到裁兵，就会发生动摇，各作打算，于是不免要造成骚乱，到处危害人民。我们要采取对人民负责的态度。所以我们提出在第一阶段中，按照原人数、原编制、原番号集中整训，并且一律与解放军同等待遇（每人每日四斤半小米）。毛泽东同志还说：“你报多少就算多少。”多支付几个月的空额饷不算什么。我们不会象从前国民党对待八路军那样，对他们有所歧视。这样，应该说已经做到仁至义尽，中国人民没有什么对不起他们之处了。如果还要闹，就严正制止。经过集中整训，士兵有了觉悟，军官得到学习，就可以改编为人民解放军。但我们不能急躁，集中后要分别对待，等待觉悟。觉悟有快有慢，相信他们大部分都会转变过来的。当然，也会有捣乱的。

有了政权的接收和军队的改编，才能实现真正的和平。这就是国内和平协定中的四、八两条。

关于第一条，惩办战争罪犯，南京代表团争得厉害。我们尊重他们的意见未将战犯名单列上去，“元凶”、“首恶”等字眼也都勾去，而且说，“一切战犯，不问何人，如能认清是非，翻然悔悟，出于真心实意，确有事实表现，因而有利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之推进，有利于用和平方法解决国内问题者，准予取消战犯罪名，给以宽大待遇”。有人问，对蒋介石怎么办？如果他能做到这一条，那么也照这样办。

关于二、三两条，废除伪宪法、伪法统，没有多大争论。但这自然是不大容易的。

关于五、六两条，没收官僚资本，改革土地制度。我们对没收官僚资本作了解释，即没收南京国民党统治时期取得的官僚资本，凡是不大的企业且与国计民生无害者，就不没收了。若有私人股份，经查明并非官僚资本转移的，一律承认。不如此，就会牵涉太广，影响生产的进行。

关于第七条，废除卖国条约。对于这个问题，我们是很谨慎的。对外条约有的要废除，有的则要加以修改，有的还可以保持。

我们对外交问题有一个基本的立场，即中华民族独立的立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立场。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一向受着外国侵略者的压迫。多少先烈为了民族的解放流血牺牲，但这种压迫一直未能除去。今天，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扬眉吐气了！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奋斗的结果。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失败了，美国帝国主义也正在失败。美帝国主义固然还是强大的，但他是外强中干的。我们与美帝也交过手，文仗武仗都打过。文仗和马歇尔〔362〕打了一年，最后他还是失败而去。帝国主义就是纸老虎，你硬一点，他就软些，你软一点，他就骑到你的头上。在原则性的问题上我们是不让的，决不让。对于美帝国主义，我们一定要采取严肃的态度，使他了解中国是不可欺侮的。任何国家都不能干涉中国的内政。我们就是为此而奋斗了一百多年！我们要自力更生，然后才能争取外援。外援如有利于中国，当然要，但不能依赖。即使对于苏联及各人民民主国家，我们也不能有依赖之心。如果只依赖外援，那还能办什么事？蒋介石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一切依赖外援，这是“前车之鉴”。我们愿意和一切以平等待我之国家合作。我们不排外，不挑衅，但必须站稳立场，否则就只能倒在外国人的怀里。中国共产党就是带着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的伟大气概开始的。虽然当时只有五十多个人，其中李大钊同志〔132〕英勇壮烈，血洒北平。但任何新生事物在开始时都不过是一枝幼苗，一切新生事物之可贵，就因为在这新生的幼苗中，有无限的活力在成长，成长为巨人，成长为力量。这是自然的规律。一切腐朽的东西，尽管是一大堆，但必然一天一天死亡，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们站稳了立场，又要很谨慎，有理有利有节地去处理问题。这和五四时代的反封建有相同之处，那时反对封建很坚决，提出打倒孔夫子、对封建家庭斗争的口号。但今天看来，孔夫子的话若是好的，我们也可引用。我们的父母来了，也还得照顾照顾。对封建要划清界限，站稳立场，同时采取分析态度，对帝国主义也要如此。

在军事上，美国军队驻在中国无论如何总是缺理的。我们叫他们退出去，这是全中国人民的呼声。他们国家的事我们管不了，但在中国的领土上，美军若不退出，我们就有权消灭他们。美国若是大规模出兵，我们也不怕。中国是吓不倒的。中国是古老的民族，也是勇敢的民族。中华民族有两大优点：勇敢，勤劳。这样的民族多么可爱，我们爱我们的民族（当然其他民族也有他们可爱之处，我们决不忽视这一点），这是我们自信心的泉源。美军若真敢侵略到中国来，占领我们的大城市，我们就用乡村包围城市，叫他们什么军需品（包括大便纸和冰淇淋）都必须从美国运来，还要背上大城市这样的包袱，负责供养。美国人生活程度高，他们是不愿打仗的。俄国十月革命后，美国也闹过出兵干涉，结果还不是“自动撤退”〔444〕？就因为吃不了苦。我们打败了日本侵略军，难道还怕美国兵？

在政治上，我们的立场仍然是民族独立，平等相待。美国国会在吵嚷承认不承认中国。其实，这有什么了不起！即使你承认我，我承认不承认你还尚待考虑。不过我们不挑衅。我们虽未与他们建立外交关系，但对侨民还是保护的。美国驻天津总领事以总领事的资格递来一封信，我们就退回去，说没有外交关系，恕不来往。后来他用铁路职员的名义写信来，我们就让他登记。其实，美国也不是不要和中国往来，司徒雷登〔382〕一直到处找我们拉关系。傅泾波〔445〕在香港老是给我和邓颖超及其他的人写信。美国人是两面做法，想用各种办法来试探，要看看中共动向如何。中共的动向是容易明白的，只要听一次报告或看几个文告就知道了。至于将来和平实现后的情形，我们会实事求是地处理，反正各国大使馆在那里，我们既不断绝，也不急于建立外交关系。如果急于要求承认，就会陷于被动。帝国主义若要同我们建立外交关系，就要按平等原则进行谈判。我们在政治上不排外，在军事上不挑衅，有理有利有节，我们又何惧之有呢？

在经济上，有买卖就做，国际贸易要开展，这是于双方都有利的。帝国主义的特权，我们不承认，但此中问题很复杂，不能遽然解决。

在文化上，帝国主义有许多侵略机构，如学校、医院及教堂等，这些都应该由中国人来办，但不能急躁，要谨慎地一步步地来。这些文化机构有坏的一面，但还有好的一面，例如协和医院，我们的人生了病还去那里就医。对于这些机构，我们可以从内部来改造，使它们变成民族的。

关于第八条，再补充一点。在联合政府成立之前，我们允许南京政府还存在一个时期。起先我们想用革命军事委员会来指挥它，南京代表团觉得不好，我们取消了这个主张，而使二者平列。若南京政府签订了和平协定，并且履行了，则我们保证负责向政协筹备会提出让他们参加新政协。当然，通得过与否，那是另一问题。

这八条二十四款，南京代表团表示可以接受。我们限定南京国民党政府在二十日以前答复，如不接受，则二十日我们一定打过江去。再不过江，连南京代表团都说，江南人民实在受不住了。所以不能再延了，再延就太对不起那里的人民了。当然，打过江后，如果他们又愿意签字也可以。总之，门是开着的。南京代表团以为我们老是要和平，一定有弱点。第一，他们见我们快要当家了，以为我们很怕破坏，老鼠蹲在花瓶上，投鼠要忌器。第二，面对滔滔长江，他们以为我们一定很怕牺牲。所以，他们老是讲价钱。其实，他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和平也不免有破坏，战争也不见得就把一切都打碎，总有打不碎的，或者我们去得快些，他们来不及破坏。我们不过是争取愈少破坏愈好罢了。所以，这是吓不了人的。我们明白告诉他们：战，他们就要完蛋，和，他们还可以有出路，当然不是什么南北朝，而是改造。

各位朋友，中国新民主主义政治是四个阶级合作的。即使是地主，在劳动几年之后，也可以变为农民。过去因为环境不同，我们不在一起，今天既然到了统一的环境，就可以大家一起来干。非共产党人也照样能工作，甚至做得更好。共产党人不是天生的。我的先代是“绍兴师爷”〔446〕，什么“少有大志”，那是鬼话。

国内和平协定八条二十四款一定要实现，不论用战斗或是用和平的方法。用和平方法比战斗还要忙，要大家帮助。希望在小组讨论或座谈会中提出意见。我们长期在农村，对城市已经很生疏了，希望大家多多指教。



团结广大人民群众一道前进（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二日）

　【题解】

这是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四部分的节录。



【正文】

团结广大人民群众一道前进的问题，对党来说，就是党与非党人士合作的问题；对青年团来说，就是团员与非团员合作的问题。换句话说，也就是在广大人民中间，大家彼此怎样合作的问题。这是我们进行革命工作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今天，我们要反对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绝不是单靠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和干部所能做到的。今天，青年团员才二十万，连党员一共也不过三百万，比起全国人口四万万七千五百万来，这个数目是很小的，还没有达到百分之一。我们要带动全国人民前进，如果不同广大党外团外的人士合作，如何能做好呢！毛泽东同志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讲过，不要骄傲和急躁，要谦虚谨慎；同时，要团结广大的非党人士，要同党外人士合作。这几句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就很难。党也好，团也好，过去都有这样一个不好的传统，就是一听说这个人是党员，是青年团员，就放心了，什么问题也没有了；一听说是非党员非团员，马上就另眼相看。这样来划一个鸿沟是非常危险的。因为不管是在工人中农民中和学生中，党员和团员总是少数，少数人自己划个小圈子把自己圈起来，用中国的古话来说，就叫“画地为牢”。

有的同志以为党内的同志什么都好，其实并不如此。一个同志一旦入党，那只是他在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还不一定完全入党。就拿我来说，我也是团员出身，后来转为党员的。我虽然有二十七八年的党龄了，还不是犯过许多错误，每次谈起来，总觉得自己对革命有所欠缺，总觉得工作做得不很好，不能满意。党内每个人都有长处，我们应该互相学习。党外人士也有许多长处，我们也应该向人家学习。每个党员都要长期锻炼，经过千锤百炼才能成钢，不是一下子就能成功的。首先在生活上思想上作风上需要长期的考验。所以，我们入党入团以后，要很好地学习，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这样才能很好地前进。这是对党员团员起码的要求。党外团外的人，因为他们没有进党进团，当然有些事情不知道，比我们差一点，但并不是没有长处。比如在农村中，许多农民比我们勤劳勇敢，比我们有办法；在工厂中的广大工人，比我们能生产，比我们能创造；广大的劳动知识分子、学生，有的在许多方面比我们强。不过他们当中有些人觉悟得慢一点，或者一时还不愿意入党入团，我们要帮助他们，启发他们，把他们当作朋友看待，互相学习。不要因为他们不是党员团员就另眼看待，而一旦入党入团就什么都放心了，这种态度是幼稚的，这个毛病是青年人容易犯的。

我们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呢？就是要在观念上，把党外凡是能够争取的、能够和我们合作的人士，当成党内干部一样来看待。我们先划一个最大的圈子，把亿万人民群众团结在一起，共同对付最反动的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集团，孤立他们，反对他们，打倒他们。人民内部，当然还有不同的阶级和阶层，最跟我们接近的是工人、农民、学生和劳动知识分子，其次是小资产阶级，再次是民族资产阶级、开明士绅及其他爱国分子，我们要分别对待，争取他们，教育他们。共产党青年团要有这样的气概。我们今天是新中国的主人，不能讲起来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政权，人民民主的国家，可是做起来却是一小圈圈人，不象个领导者，反倒象个孤立主义者，做的跟说的不一样。青年人一定要非常谦虚，不要骄傲，应该觉得自己差得很，事情还做得很少；同时，我们还要团结所有能够争取的人。这就是说，对自己应该自勉自励，应该严一点，对人家应该宽一点，“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当然，这个宽不是没有原则的。我们首先是区别革命和反革命，对反革命不能存在任何幻想。我们这个大圈子，就是要把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人中最反动的几万、几十万、百把万、几百万划出去。同时还要看到，这里边有许多人还可以改造，比如地富分子，一旦土地改革以后，经过三五年的教育、改造，他们是可以慢慢地改变的。当然，不是一下子能够做到，但是前途还是有希望的。我们要有步骤地去做，使他们参加生产，逐渐地改造成为新人，不是囫囵吞枣，一下子都混进来。但是，我们在精神上要有这样的气概，把他们都改造过来，领导起来。

最近我们同国民党代表团〔440〕谈判。有的同志说，国民党代表团就那么几个人，费这样大的功夫，多麻烦！虽然是几个人，但是他们后边有一群。在他们影响下的军队、政府、党部里边的人以及公教人员，总有几百万，加上这些人家庭里的妻子儿女，就是千把万。对于这些人，他们讲的话比我们讲的影响更大一点。他们有代表性。争取几个头子就影响后边一批，有利于我们渡江，就是渡江以后也会发生作用。所以，对于反动营垒中可能分化出来的人物，要争取他们，教育他们，帮助他们。

这样一想，我们就看得广了，不会把自己划在一个小圈子里边了。用这样的精神去做事情，才能团结更多的人和我们一道走，同时反过来，我们还跟他们学习。我们要知道，有不同的意见的人跟我们来讨论、争论，真理才能愈辩愈明。辩证法就它的希腊字源来说，意思就是进行论战，联共党史上不是也讲了这一件事情吗〔447〕？在历史上，许多哲学家、政治家也喜欢争辩。圣人都喜欢辩论，何况咱们后生小子乎！为了寻求真理，就要有争辩，就不能独断。什么叫独断？就是我说的话就对，人家说的话就不对，那还辩什么呢？你的意见是神圣不可侵犯的，那谁还跟你辩？即使自己有很多对的意见，但是还要听人家的意见，把人家的好意见吸取过来，思想才能更发展，辩证法就讲矛盾的统一，只有通过争辩，才能发现更多的真理。所以，青年人要学习，就要多听各方面的意见，然后加以集中。也有这样一种人，因为东听一句西听一句，把自己弄得惶惶无主，本来开始他还有主意，这样一听就失掉了主意。我们要听各方面的意见，但是还必须加以思考。一个人生着两个耳朵，能听话；生着两只眼睛，能看东西；生着两个鼻孔，能闻味。听话，能听正面的，也能听反面的；看颜色，能看白的，也能看黑的；闻味，能闻香的，也能闻臭的。所以，人体的机能也是合乎辩证规律的。我们必须听各方面的意见，辨别是非，从青年的时候起，就培养这样的思考力。还有这样的同志，见了党内的人和团内的人不怕，可是怕见生人，就象小姑娘一样。怕什么呢！我们应该去团结他们，教育他们，改造他们。有了这样的精神，在社会上才能团结更多的人一道前进。只有经常接近广大的群众，才能增加自己的勇气。一个人坐在房子里孤陋寡闻，这样不行，应该在千军万马中敢于与人家来往，说服教育人家，向人家学习，团结最广大的人们一道斗争，这样才算有勇气，这种人叫做有大勇。我们青年很需要养成这种作风。



学习毛泽东（一九四九年五月七日）

　【题解】

这是在中华全国青年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三部分的节录，一九七八年十月八日曾在《人民日报》发表，收入本书时根据原记录重新进行了整理。



【正文】

中国人民的大革命已经走向全国胜利，我们青年要加紧参加建设新中国的事业。我们必须有一个大家共同承认的领袖，这样的领袖能够带着我们前进。三十年革命运动的实践使中国人民有了自己的领袖，就是毛泽东。我们这次全国青年代表大会〔448〕的口号也是“在毛泽东的旗帜下前进”。我们决心举着这面旗帜前进。在今天这个会上，我想把毛泽东同志如何值得我们尊敬和我们如何向他学习的主要的几点给大家说一说。

学习毛泽东不是一个简单的口号，而是有极其丰富的内容的。我们青年代表回去，要向全国广大青年——农村、工厂、城市、解放区、国民党统治区的青年，宣传我们代表大会的主张，动员和争取千千万万的青年群众跟着我们一道前进。在这一点上，毛泽东的旗帜就是我们最好的号召。我们号召全国青年跟着这个旗帜走，就必须认识这个旗帜是怎样发展到今天的。毛泽东是在中国的土壤中生长出来的巨大人物。在座的朋友们向全国青年宣传的时候，或者是自己学习的时候，决不要把毛泽东看成一个偶然的、天生的、神秘的、无法学习的领袖。如果这样，我们承认我们的领袖就成了空谈。既然是谁也不能学习，那么毛泽东不就被大家孤立起来了吗？我们不就把毛泽东当成一个孤立的神了吗？那是封建社会、资产阶级社会所宣传的领袖。我们的领袖是从人民当中生长出来的，是跟中国人民血肉相联的，是跟中国的大地、中国的社会密切相关的，是从中国近百年来和“五四”以来的革命运动、多少年革命历史的经验教训中产生的人民领袖。因此，学习毛泽东必须全面地学习，从他的历史发展来学习，不要只看今天的成就伟大而不看历史的发展。

毛主席常说，他是从农村中生长出来的孩子，开始也是迷信的，甚至某些思想是落后的。他最不同意晋察冀一个课本描写他在十岁的时候就反对迷信，说他从小就不信神。他说恰恰相反，他在小时候也是相信神的，而且信得很厉害。当他妈妈生病的时候，他去求神拜佛。你看这样还不够迷信吗？那个课本写毛主席的故事，把事情反过来，说他从小就不迷信，打破迷信，生而知之。毛主席说，这是不合事实的。而且一般地说，在那样的封建社会里，不管农民家庭出身的也好，工人家庭出身的也好，一下打破迷信是不可能的。毛主席生长在十九世纪末的农村里，不可能没有一点迷信。为什么要说明这个问题呢？就是我们在广大青年队伍中，不要因为有的人还迷信就认为他不可教育，就排斥他。昨天迷信的孩子可以变成今天的毛主席（当然我不是说所有的孩子都可以成毛主席）。迷信是可以打破的。早两年你还不是迷信！你年轻时还不是有丑鼻涕！不要进步了对小孩时的丑事就不愿正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