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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文艺工作者，过去在部队里，有的一个野战军多到八千多人，有的很少。当然这是由于环境的限制，各自发展的结果。地方上也是这样，有的一个县有一个文工团，有的没有。这种不平衡的发展，今后一个时期还会继续，但是城市和乡村，部队和地方，慢慢地调整是需要的。尤其是新区，我们要派出大批的人员去。过去我们在国民党统治区的朋友，各自为战，互不联系，在反动派的统治下有空隙就要钻进去，控制它一块，被压迫就藏起来。现在不同了，现在是人民的国家，要自己来安排。所以文艺工作在政府方面也好，在群众团体方面也好，我们都要来有计划地安排。这就靠你们将要推选出来的领导机构来安排这些事情。

这是在文艺方面我想说的几件事情，提供诸位研究参考。

同志们！朋友们！这次文艺界代表大会的团结是这样一种情形的团结：是从老解放区来的与从新解放区来的两部分文艺军队的会师，也是新文艺部队的代表与赞成改造的旧文艺的代表的会师，又是在农村中的，在城市中的，在部队中的这三部分文艺军队的会师。这些情形都说明了这次团结的局面的宽广，也说明了这次团结是在新民主主义旗帜之下，在毛泽东同志新文艺方向之下的胜利的大团结，大会师。

在全国接近于最后胜利这样的局面下，我们七百多位代表能够有这样的大团结、大会师，我们应该感谢毛泽东同志，他把中国革命领导到今天这样伟大的胜利；我们应该感谢毛泽东同志，他给予了我们文艺的新方向，使文艺也能获得伟大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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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生产，建设中国（一九四九年七月二十三日）

　【题解】

这是在全国工会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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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同志们：我们全国工会工作会议开幕了。刚才朱总司令讲了工会工作的许多问题，大家在会议中还要讨论许多具体问题，我在这方面就不多说了。我把目前的政治形势和工作重心讲一讲。

现在人民解放战争已经取得基本胜利，但是还没有完全胜利；我们已经开始建设，但是还没有结束战争。革命还在向着彻底胜利前进。我们现在正是处在这样一个复杂的过渡的发展的形势当中！我们要把战争进行到底，把革命进行到底。我们要打到台湾去，打到海南岛去，打到昆明去，打到新疆去。我们要赶走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同帝国主义封锁作斗争，把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中国经济变为自力更生的独立的中国经济。我们的一切工作，首先要为着把战争、把革命进行到底。工会工作也必须把这个问题放在主要地位。

在目前这样的形势下，我们工会动员全体工人阶级的口号是：恢复生产，建设新中国。现在我们接收的生产机构这么大，这么多，要把生产恢复起来，要把经济调整好，是个艰巨的工作。原封不动地接收是比较容易的，天津、北平、南京、上海、武汉，一个城市比一个城市接收得好。进一步来管理就难得多。而且还要改革旧制度。中国的半殖民地经济结构，是服从于帝国主义的意志的，现在要把它改变过来。我们要有信心地稳步地重新组织中国经济结构。当前的问题，首先是城市与乡村的经济不协调，加上帝国主义对我们进行封锁。过去，城市工厂主要是依靠帝国主义的原料和运输来生产的，象上海的纱厂，主要是依靠美帝国主义的棉花纺成纱织成布，用外国的运输工具运到外国市场去推销，为帝国主义的利益服务。今天不同了，条件完全变了，也应该变了，应该依靠自己的原料和运输来生产了。但经济结构还是原样，是畸形的，不合理的。这就给我们带来了困难。第二是我们接收的官僚资本企业，冗员很多，原来敌伪的一套人员再加上国民党的人员组成官僚主义的管理机构，人力浪费，开支庞大。这也给我们添了很大的负担。第三是国民党统治区农村的极大破产，没办法给城市工业提供原料。拿棉花生产来说，凡是国民党统治区的棉田都减产，因为有美棉的倾销。其他原料也是这样。所以城市解放以后，我们会看到原料缺乏，生产降低，销路减少，运输困难，不少人失业。这种情况在一定时期是不能避免的。但是我们要认识，这种困难和革命失败时期的困难不同，和帝国主义国家的经济困难也不同。革命失败时期的困难比现在不知要大多少倍，我们还能转败为胜。帝国主义的经济困难是帝国主义的经济制度造成的，无法克服。我们的困难是革命胜利中所遇到的，是以前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官僚资本主义给我们遗留下来的，而不是新民主主义制度带来的。正是在新民主主义制度下，我们能够克服这些困难。

我们要恢复生产，首先就得恢复农业生产。农村解放和进行土地改革以后，只要经过一年时间，农业生产就能增加。这种经验在华北、东北、西北都有过。东北去年全部解放，今年就计划增产粮食一百五十万吨，这是一个很大的数目。华北今年春天全部解放，明年就可以增产。接着，华东、华中、华南都会这样发展。而且，现在我们的战争进行得很顺利，农村破坏很少，第一步先做到不减产，第二步就可以增产。农业生产提高了，原料增加了，工业生产就更有基础。第二是恢复交通运输。首要的是恢复铁路。中国两万多公里铁路，今年要恢复百分之八十，明年不仅要恢复余下的百分之二十，而且还要有新的发展。我们要恢复生产，必须靠交通运输畅通。比如淮南的铁道恢复了，就可以使淮南的煤产量增加，保证上海工业的恢复。将来平汉、粤汉都要这样地恢复。此外就是钢铁工业、机械工业，先要为铁路制造钢轨、火车头、车厢、车皮；还要增产农业工具，如水车等，使农村得到帮助。这些，都是我们恢复生产急需要做的，当然我们要做的不仅仅是这些方面。

所以从全局来看，我们的事业是发展的。在局部，譬如上海，或者在某一方面，生产确实是减少了一些。大城市的那种殖民地商业，外国货充斥的商业，是会少一些的，有些买卖是会关闭一些的。特别是那些人民不需要的消费品的制造厂和商店是要关闭的。由于这些生产的减少，就会有一部分工人失业。但是，这只是生产发展中的减产，商业发展中的萧条，交通恢复中的停滞，工作增加中的失业。这是全局与局部、主流与支流的关系。对此，我们要有一个正确的估计。

我们的革命要彻底胜利，要把帝国主义加在我们身上的锁链统统去掉，必然会遇到他们留给我们的困难，我们要准备迎接和克服这些困难。我们要继续保持和发扬长期在农村中建立起来的艰苦奋斗的革命传统。现在到了一个新环境，要精兵简政，节衣缩食。接收一些机关，不要把官僚机构的坏东西也接收下来，而是要加以改造。我们现在虽然生活在城市里，但旧衣裳还是要穿，不要向剥削阶级造成的奢侈腐化的生活看齐，要向我们历来的艰苦朴素的生活看齐。这样才能节省国家的经费，使人民尤其是工人阶级生产的东西，首先用到革命当中、战争当中去。这样才能使我们有力量增加生产，克服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给我们遗留下来的困难。这是我们在恢复生产的工作中对于我们工人阶级的一个号召，也是对于我们人民的一个号召。

我们的党在农村中依靠农民，领导他们进行了八年的抗日战争，三年的解放战争，他们对国家的贡献是特别大的。在人力上，农民单是送自己的子弟、丈夫参军，先后加起来就有七百多万人。还要有多少民工支前！还要有多少民兵打游击战！在公粮的负担上，每一个农民每年平均收入大概是四百斤小米，要拿出八十斤给公家，这就是全部收入的百分之二十。现在到了城市，我们的开支更大了。譬如上海、天津、北平三个大城市，有一千万人口，生产还没有恢复，我们要支出多少人民券？这些支出加在谁身上？还是加在我们工人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农民身上了。因此，我们城市工作的同志要想到农民。我们工人阶级今天也要负担同样的辛苦，起到我们应该起的作用。

我们工人阶级要参加新中国的各种建设工作。全国总工会和各地工会都要派代表参加即将召开的新政治协商会议〔423〕，这样就参加了新中国的政权建设。不但工会的代表，而且我们革命的职员，从事革命工作几十年了，也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他们的代表就是工人阶级的代表，也要来领导全国政权的建设工作。现在各个地方也正在建设地方的人民政权，工人阶级要在其中起领导作用。工人阶级还要参加今后的国防建设。过去，我们是从游击战发展到正规战，把敌人的武器缴获过来，装备自己，消灭敌人。今后对付帝国主义的侵略，武器装备必须依靠我们自己生产，这就需要我们工人阶级作出更大的努力。工人阶级还要参加文化建设。总之，我们工人阶级要参加各种建设工作，而最基本的任务就是恢复和发展生产。只要我们有步骤有计划有组织地把生产恢复起来，发展起来，我们就有把握建设新中国。

最后，讲一讲团结问题。为了把革命进行到底，恢复生产，建设新中国，我们要团结起来。有四个方面的团结：

首先是我们工人阶级本身要团结起来。据说现在有组织的工人已经有一百万以上，如果把全国一切工人、职员、手工业工人统统组织起来，把农村的农业工人也组织起来，会达到一千万以上。工会是工人阶级的群众组织，是教育工人的地方，是为工人阶级谋利益的机构，也是代表工人阶级来参加领导和参加各种建设的组织。工人阶级团结不仅要看到工人中先进的部分，还要看到落后的和中间的部分。对于落后的和中间的部分，我们要帮助他们，教育他们，把他们组织起来，团结在一起，领导他们向前进，而不能搞关门主义，挑剔他们，冷淡他们，排斥他们。我们要有明确的团结全国工人阶级的认识，这样工人阶级的力量才是伟大的，才能担负起刚才所说的任务。

第二是公营企业中工人与职员要团结起来。工人和职员都是工人阶级，他们有的是处在管理的地位，有的是直接生产的体力劳动者，但只是分工的不同，没有阶级的对立。以前是官僚资本主义的工厂，工人对管理者有对立、反抗、斗争的情绪那是必然的。现在情况完全不同了，我们要把过去旧的对立的观念和态度改变为新的团结的观念和态度。实现这种团结的最好的机构就是工厂管理委员会。我们的工厂一切管理人员，不要把旧的官僚主义那一套拿过来，要实行民主，工人代表和管理人员、工程师在一起，民主地具体地来讨论工厂中的一切问题，如关于生产的方针、计划等等，同时要给厂长以最后决定权。有民主，有集中，全体团结起来，才能把生产搞好。

第三是在私人企业中我们要团结民族资本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受帝国主义的压迫，愿意脱离帝国主义的经济束缚来建设中国的企业，所以他们还有进步性和建设性；同时他们又是软弱的、动摇的，并且有投机破坏性，因为过去他们只有投机才能生存。今天应该把这个投机破坏性去掉，这就需要斗争；同时要承认他们的进步性，鼓励他们的建设性，这样才能够团结他们。要实现劳资两利，中心环节是要订立各行各业的集体合同，解决各行各业的劳资问题，否则两方面的斗争就不能限制，弄不好罢工也可能发生，生产就要受到破坏。订立集体合同，双方就可以安心生产了。

第四是中国工人阶级和国际工人阶级的团结。有了这个团结，才能制止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战争冒险。中国革命的胜利得到了世界工人阶级的欢迎和拥护，更增加了整个世界和平的力量。

团结就是力量，团结起来才能够实现我们的一切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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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政协共同纲领草案的特点（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二日）

【题解】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一日至三十日，在北京召开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周恩来同志受党中央委派主持起草了人民政协的共同纲领，并在全体会议上做了题为《关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草案的起草经过和特点》的报告，这是报告的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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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456〕草案，是新政治协商会议〔423〕筹备会第三小组决定由中国共产党负责起草的。草案初稿写出以后，经过七次的反复讨论和修改，计由先后到达北平的政协代表五六百人分组讨论两次，第三组本身讨论了三次，筹备会常务委员会讨论了两次，广泛地吸收了各方面的意见，然后将草案提交筹备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作了基本通过，现在提交政协全体会议讨论。协商过程中着重讨论到的有如下几个问题，现在加以说明。

第一是中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问题。这种统一战线的发起远在第一次大革命时期。由于中国共产党的提议和努力，获得了孙中山先生的同意，改组了国民党，促成了国共合作，胜利地举行了北伐〔121〕。后来这个统一战线被蒋介石破坏了。但是中国共产党仍然努力组织人民的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尤其是毛泽东同志更使这个政策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成功。可是国民党反动派是始终反对统一战线的，它在抗日战争时期发动三次反共高潮〔457〕，而在抗日战争结束以后，又推翻双十协议〔373〕和政协决议〔345〕，最后终于发动了大规模的内战。这次内战教育了人民，使广大人民逐渐地走到一致拥护人民解放军进行解放战争，消灭反动派，把革命进行到底。去年中国共产党根据历来统一战线的主张，号召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得到了全国人民及各民主党派热烈的响应。发展到今天，这个号召已经实现了。大家的目的很明确，正如共同纲领草案和人民政协组织法所规定的那样，是实行新民主主义，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建设一个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为着这个任务，我们团结国内各民主阶级、各民族和国外华侨，结成这样一个伟大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这不仅是中国共产党为之奋斗了二十八年的主张，也是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区域、军队、国内少数民族、国外华侨，以及一切爱国民主人士所拥护和赞助的。毛泽东同志在《论人民民主专政》的论文中，明确地指出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保证了人民民主革命取得今天的胜利。所以在筹备会讨论中，大家认为在整个新民主主义时期，这样一个统一战线应当继续下去，而且需要在组织上形成起来，以推动它的发展。大家同意：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就是它的最好的组织形式。

在讨论中曾经出现过两种其他的想法：第一种以为等到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之后，就再不需要人民政协这样的组织了；第二种以为由于各党派这样团结一致，推动新民主主义很快地发展，党派的存在就不会很久了。后来大家在讨论中认为这两种想法是不恰当的，因为他们不合于中国革命的发展和建设的需要。普选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固然还需要一个相当时间，就是在普选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后，政协会议还将对中央政府的工作起协商、参谋和推动的作用。其次，新民主主义时代既有各阶级的存在，就会有各党派的存在。旧民主国家的统治者是资产阶级，其所属各派必然是互相排挤，争权夺利。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各阶级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虽然各阶级的利益和意见仍有不同之处，但是在共同要求上、在主要政策上是能够求得一致的，筹备会通过的共同纲领草案就是一个最明显的证明。而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内部的不同要求和矛盾，在反帝反封建残余的斗争前面，是可以而且应该得到调节的。

第二是新民主主义的总纲问题。在讨论中，曾有一种意见，以为我们既然承认新民主主义是一个过渡性质的阶段，一定要向更高级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阶段发展，因此总纲中就应该明确地把这个前途规定出来。筹备会讨论中，大家认为这个前途是肯定的，毫无疑问的，但应该经过解释、宣传特别是实践来证明给全国人民看。只有全国人民在自己的实践中认识到这是唯一的最好的前途，才会真正承认它，并愿意全心全意为它而奋斗。所以现在暂时不写出来，不是否定它，而是更加郑重地看待它。而且这个纲领中经济的部分里面，已经规定要在实际上保证向这个前途走去。

总纲中关于人民对国家的权利与义务有很明显的规定。有一个定义须要说明，就是“人民”与“国民”是有分别的。“人民”是指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以及从反动阶级觉悟过来的某些爱国民主分子。而对官僚资产阶级在其财产被没收和地主阶级在其土地被分配以后，消极的是要严厉镇压他们中间的反动活动，积极的是更多地要强迫他们劳动，使他们改造成为新人。在改变以前，他们不属人民范围，但仍然是中国的一个国民，暂时不给他们享受人民的权利，却需要使他们遵守国民的义务。这就是人民民主专政。这是对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团结和生产有利的。

这些反动阶级中的重要反动分子们，决不会甘心失去他们过去的特权，一定要进行阴谋破坏的。最近杨杰将军的遇害〔458〕，便是一个例证。人民的军队和警察将加强工作以防止他们的阴谋破坏。我们大家则须加强团结，提高警惕，以打击反动分子的各种阴谋。

第三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权制度问题。新民主主义的政权制度是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的制度，它完全不同于旧民主的议会制度，而是属于以社会主义苏联为代表的代表大会制度的范畴之内的。但是也不完全同于苏联制度，苏联已经消灭了阶级〔459〕，而我们则是各革命阶级的联盟。我们的这个特点，就表现在中国人民政协会议的形式上。政府各部门和现在各地的人民代表会议以及将来的人民代表大会都将同样表现这个特点。从人民选举代表、召开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人民政府直到由人民政府在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行使国家政权的这一整个过程，都是行使国家政权的民主集中的过程，而行使国家政权的机关就是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政府。

第四是军事制度问题。人民解放军之所以能取得今天的胜利和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决不是偶然的。它的特点是不仅勇敢机智善于作战，而且能正确地执行政策，并帮助人民劳动。政治工作制度是它的灵魂。这种军事制度，不仅不同于封建军阀，也不同于资产阶级的军事制度。纲领上规定将以这种新民主主义的军事制度来统一全国的军队，这里边包括一切从国民党反动统治方面起义过来的军队。这种做法显然不同于军阀制度的吞并排挤，而是不分彼此帮助他们改造为人民的军队。

第五是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政策问题。基本精神是照顾四面八方，就是实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以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目的。新民主主义五种经济〔460〕的构成中，国营经济是领导的成分。在逐步地实现计划经济的要求下，使全社会都能各得其所，以收分工合作之效，这是一个艰巨而必须实现的任务。筹备期中关于经济的部分讨论最多，各方面好的意见都已经集中在草案的条文里面。经济建设是百端待举，但须有缓急轻重之分，草案中已根据那些是应该做的、那些是不应该做的；那些是现在可以做的、那些是现在不能做的；那些是已经做了的、那些是尚未做的等分析规定出具体条文。

第六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政策问题。这个问题讨论不多，简单地说来，就是民族的形式，科学的内容，大众的方向。草案中规定了必须强调的几项，其他没有规定的并非不作，因为在草案第五章中已经都概括地提到了。

第七是新民主主义的民族政策问题。其基本精神是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各民族友爱合作的大家庭，必须反对各民族的内部的公敌和外部的帝国主义。而在各民族的大家庭中，又必须经常反对大民族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的倾向。各少数民族的区域自治、武装权利及其宗教信仰之被尊重，均在条文中加以明确的规定。

第八是新民主主义的外交政策问题。草案第七章中明确地规定了保障什么，拥护什么，反对什么，即保障本国独立、自由和领土主权的完整，拥护国际的持久和平和各国人民间的友好合作，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在总纲上已明白地接受了毛泽东同志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论述的同苏联及各新民主国家站在一起的方针。这就是我们在外交政策上的基本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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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当时党中央的一些文件，把军阀、官僚、洋行买办、地主土豪等统称为半封建势力。这里沿用了这一提法。——第1页。

〔2〕国民党是孙中山创立的政党。一九○五年，孙中山领导的兴中会与华兴会、光复会联合组成中国同盟会，由孙中山任总理。同盟会领导了辛亥革命。一九一二年同盟会联合几个小党派改组为国民党，和北洋军阀袁世凯实行妥协，基本上成了官僚政客集团。一九一四年，为了反对袁世凯的统治，孙中山领导一部分国民党员组织中华革命党，一九一九年十月，又改为中国国民党（简称国民党）。一九二四年一月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孙中山改组了中国国民党。改组后的中国国民党接受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主张，重新解释三民主义，确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从而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并依靠这一合作进行了北伐战争。这个时期的国民党，具有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联盟的性质。一九二七年四月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后，国民党基本上变成为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动集团。——第1、92、112、159页。

〔3〕“五卅”运动，指一九二五年上海“五卅惨案”激起的全国人民的反帝爱国运动。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上海群众近万人到“公共租界”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的游行示威，遭到英帝国主义的血腥屠杀。这次惨案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公愤，广大的工人、学生、商人和农民在各地举行游行示威和罢工、罢市、罢课，形成了全国规模的反帝爱国运动。——第2、46、57、88、117页。

〔4〕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日，国民党右派在帝国主义指使下，在广州暗杀了坚持国共合作的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为了调查这一重大暗杀事件的真象，由有关方面人士组成了“廖案检查委员会”。周恩来是这一委员会的委员。——第2、117、165页。

〔5〕见《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85页。新的译文是：“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第4页。

〔6〕见《国民周刊》第3期（一九二六年十月二十三日出版）所载范谔写的《从海康案说到农运问题》一文。这篇文章揭露和谴责了广东海康县军政当局勾结地方土豪劣绅枪杀农民运动工作人员程庚的罪行。——第5页。

〔7〕郭沫若（一八九二——一九七八），北伐战争时期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一九二七年三月下旬，奉武汉国民政府之命从九江去上海组织总政治部分部，四月十四日到达上海。他目睹了蒋介石一手制造的九江、安庆的反革命事件。三月三十一日在南昌撰写了《请看今日之蒋介石》，声讨蒋介石背叛革命的罪行。——第6页。

〔8〕一九二七年三月十七日，蒋介石嗾使暴徒在九江捣毁并派兵强占左派领导的国民党市党部和市总工会；同年三月二十三日，又在安庆捣毁左派领导的安徽省、安庆市国民党党部和全省总工会、省农民协会等筹备处，打伤多人。——第6页。

〔9〕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日，蒋介石反动派在宁波捣毁了市总工会和店员工会；四月九日捣毁了左派领导的国民党市党部和《民国日报》社，逮捕了市党部常委杨眉山（共产党员）、市总工会委员长王鲲（共产党员）和《民国日报》社长庄禹梅。三月三十日蒋介石反动派在杭州袭击了市总工会，三十一日又开枪杀伤参加抗议游行的工人八十多人。四月九日蒋介石反动派在南京捣毁了左派领导的江苏省和南京市国民党党部；四月十日逮捕、殴打游行的革命群众，杀害省党部常委侯绍裘（共产党员）。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反动派在上海血腥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从此，蒋介石和他的追随者完全背叛革命，公开投降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第6页。

〔10〕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五日，国民党反动派在广州发动反革命政变，解除黄埔军校和省港罢工委员会纠察队的武装，包围中华全国总工会广州办事处、省港罢工委员会，逮捕、屠杀共产党员和工人积极分子两千多人。——第6页。

〔11〕薛岳（一八九六——），当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师长。后来追随蒋介石积极反共。——第6页。

〔12〕严重（一八九二——一九四四），曾任黄埔军校教官、总教官，北伐战争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一师师长。“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拒绝蒋介石任命的职务。抗日战争期间被国民党反动派谋害。——第6、71页。

〔13〕陈调元（一八八六——一九四三），当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一集团军第三军团（北路）总指挥兼三十七军军长。——第6页。

〔14〕中央政府，指当时由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领导的武汉国民政府。——第7页。

〔15〕“八七”会议，即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在汉口召开的中国共产党中央紧急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有党的中央委员、监察委员等二十一人。瞿秋白在会上作了《将来工作方针》的报告。会议通过了《告全党党员书》和农运、工运及组织问题等决议案，改选了中央领导机构。这次会议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坚决地纠正和结束了陈独秀的投降主义，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总方针，号召党和人民群众坚持革命斗争，这些都是正确的，是它的主要方面。但是，在反对右倾投降主义的时候，不认识当时应当根据各地不同情况，组织恰当的反攻或必要的策略上的退却，在组织上开始了宗派主义的过火的党内斗争，因而为后来的“左”倾错误开辟了道路。——第8、19、45、171页。

〔16〕一九二八年六月十八日至七月十日在莫斯科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会上，瞿秋白作了《中国革命与共产党》的报告，周恩来作了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的报告，刘伯承作了军事问题的补充报告。会议通过了政治、军事、组织等问题的决议案。这次大会肯定了中国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当时的革命依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指出了当时的政治形势是在两个革命高潮之间和革命发展的不平衡，党在当时的总任务不是进攻，不是组织起义，而是争取群众。会议在批判右倾机会主义的同时，特别指出了当时党内最主要的危险倾向是脱离群众的盲动主义、军事冒险主义和命令主义。这次大会的主要方面是正确的，但也有缺点和错误。它对于中间阶级的两面性和反动势力的内部矛盾缺乏正确的估计和适当的政策；对于大革命失败后党所需要的策略上的有秩序的退却，对于农村根据地的重要性和民主革命的长期性，也缺乏必要的认识。——第12、14、45、56、157页。

〔17〕卢冬生（一九○八——一九四五），一九二七年参加中国共产党。一九二八年担任党中央联系湘鄂西苏区的交通员。一九二九年参加湘鄂西苏区红军，历任连长、营长、团长、师长、师政委等职。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初期任一二○师三五八旅旅长。抗日战争胜利后任东北松江军区司令员。——第14页。

〔18〕一九二七年蒋介石、汪精卫相继背叛革命后，许多地方的工农群众在共产党领导下举行武装起义，先后建立了称为苏维埃的革命政权。广东海陆丰等地的农民，在四月、九月和十月三次举行起义，建立革命政权。海南岛的定安、琼山、万宁、乐会等地的农民，十月举行起义组成了红三师。江西的万安、延福、东固、雩都等地的农民，十二月举行起义，万安建立了革命政权，成立了游击队。湖北的黄安（今红安）、麻城、孝感等地的起义农民，十一月占领了黄安县城三十多天，建立了革命政权。湖南东部的农民，九月举行起义，占据过浏阳、平江、醴陵、株洲一带。醴陵农民一九二八年初建立过农村革命政权。——第15页。

〔19〕建始与鹤峰两次战争，指贺龙领导的红军一九二八年十二月攻下湖北省建始县城、一九二九年一月攻下湖北省鹤峰县城的两次战斗。——第15页。

〔20〕杨维藩，曾是中国共产党恩（施）鹤（峰）临时特委书记，一九二九年初，因工作消极被停止党籍。鹤峰战斗后，因拖枪叛逃被处决。——第17页。

〔21〕中央的两个政治通告，指一九二九年一月发布的《中央通告第二十五号——反对军阀战争和争取群众》和一九二九年二月发布的《中央通告第三十号——目前政治形势的分析与党的主要路线》。——第17页。

〔22〕汪铭（一九○三——一九三一），一九二五年参加中国共产党。一九二八年任中共山西省委书记。一九二九年被国民党逮捕，一九三一年十月就义。——第20页。

〔23〕中共顺直省委，先后称北方局、顺直省委、河北省委。顺直指北京（曾名顺天府）和河北（曾名直隶省）。顺直省委曾领导河北、山西、北平（北京）、天津、察哈尔、绥远、热河、河南北部、陕北一部的党的工作。——第20页。

〔24〕河东七县，指山西南部黄河以东的安邑、闻喜、夏县、解县、猗氏、绛州（即新绛）和绛县。——第22页。

〔25〕彭，即彭湃；杨，即杨殷；颜，即颜昌颐；邢，即邢士贞。他们是一九二九年八月三十日在上海龙华被敌人杀害的烈士。

彭湃（一八九六——一九二九），我党最早的农民运动领袖。一九二二年七月在海丰县赤山创建了全国第一个农会。一九二三年一月当选为海丰总农会会长。一九二四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同年创办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并任中共两广区委委员。一九二五年五月当选为广东省农民协会副委员长。一九二七年参加南昌起义，任中共前敌委员会委员。南昌起义失败后，领导了海陆丰第三次武装起义，创立海陆丰苏维埃，任委员长和中共东江特委书记。一九二八年任中共中央农委书记兼江苏省委军委书记。在党的第五、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在“八七”会议上被选为政治局委员，在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第23、118页。

杨殷（一八九三——一九二九），早年参加同盟会。一九二三年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担任中共两广区委委员，是省港罢工的领导者之一。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一日广州起义时任广州苏维埃政府肃清反革命委员会主席，并曾代理人民委员会主席。一九二八年在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常委，并任中央军事部长。——第23页。

颜昌颐（一八九八——一九二九），一九二一年参加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五年在中共中央军委、湖南省委军委工作。一九二六年十月到一九二七年三月参加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一九二七年参加南昌起义，任二十四师党代表。南昌起义失败后，和彭湃一起发动海陆丰第三次起义，创建海陆丰苏维埃，任红军党代表。一九二八年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兼江苏省委军委委员。——第23页。

邢士贞（？——一九二九），一九二七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当时是中共江苏省委军委干部、士兵运动负责人。——第23页。

〔26〕“四一二”，指蒋介石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在上海发动的反革命政变，参见注〔9〕。——第23、166页。

〔27〕张际春（？——一九三三），共产党员。一九二九年任上海总工会纠察队副总指挥，同年参加领导上海五月三十日和八月一日两次反帝大示威，八月二十四日被捕，一九三一年冬出狱。——第24页。

〔28〕《布尔塞维克》杂志，中共中央机关刊物。一九二七年十月二十四日创刊，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前为周刊，后改为半月刊。现在查到的最后一期是一九三二年七月出版的第五卷第一期。

《红旗》，中共中央机关报。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二十日创刊。共出一二六期，前二十三期是周报，后一○三期是三日报。一九三○年八月二日停刊，同月十五日和《上海报》合并为《红旗日报》。一九三一年二月十四日《红旗日报》改为中共中央和中共江苏省委机关报。同年三月九日改名《红旗周报》，为中共中央机关报。现在查到的最后一期是一九三四年三月一日出版的第六十四期。——第24页。

〔29〕熊式辉（一八九三——一九七四），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五师师长兼淞沪警备司令。——第25页。

〔30〕《少年先锋队歌》，苏联诗人别塞勉斯基填词的革命歌曲，原名《青年近卫军》，曾定为苏联共产主义青年团团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传入中国，改称《少年先锋队歌》。——第25页。

〔31〕反对派，指当时中国共产党内出现的由一小批托洛茨基分子组成的反党小集团。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中国的托洛茨基分子以“左”的面目出现，不承认当时中国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主张立即没收资本家的工厂企业，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他们在组织上进行分裂党的派别活动。一九二八年八月，党中央决定开展反对托派的斗争，号召全党在思想理论上驳斥托派的谬论，对托派骨干分子一律清除出党，对一般分子，主要采取教育方法，争取他们放弃托派观点，回到马克思主义立场上来。——第25、44页。

〔32〕陈毅（一九○一——一九七二），一九二三年参加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九年六月在红四军第七次党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前敌委员会书记，八月到上海参加中共中央召开的军事会议。——第29页。

〔33〕蒋桂、蒋冯战争，指一九二九年三月蒋介石与桂系军阀李宗仁、白崇禧之间和同年五月蒋介石与西北军冯玉祥之间为争夺地盘、扩展势力进行的军阀战争。——第29、178页。

〔34〕一九二九年四月十七日，国民党政府的中国航空公司与美国航空发展公司订立航空邮务合同，允许美国公司经营南京至汉口、南京至北平、汉口至广州三条航线的航空邮政业务，给予邮件运输的专利权，并允许以后可以延长和开辟新的国内航线。——第29页。

〔35〕一九二九年六月二十日国民党政府与英国订立海军援助协定，英国答应帮助国民党政府训练海军。——第29页。

〔36〕日本帝国主义满蒙计划，指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东北和内蒙地区，进而侵略全中国的计划。据当时中外报纸揭载，日本首相兼外相田中义一在一九二七年给日本天皇的秘密奏折中称：“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第29页。

〔37〕中东路是一八九六年清政府与沙皇俄国签订“中俄密约”后，由俄国投资在我国东北地区修建、经营的一条铁路。一九二四年中苏协定改为两国共同经营管理。一九二七年国民党反动政权建立后，执行亲帝反苏的外交政策，制造了一系列反苏事件。一九二九年七月十日，国民党政府单方撕毁一九二四年的中苏协定，以武力手段夺占中东铁路，驱逐任职的苏方人员。七月十七日，苏联宣布同国民党政府断绝外交关系。十月，蒋介石命令东北军八万余人开赴绥芬河，发动对苏联的进攻。这一进攻因苏联军队的回击而失败。——第29页。

〔38〕目前反蒋的军阀战争（或称张发奎事件），指一九二九年九月开始的国民党军第四师师长张发奎与桂系军阀、广西省政府主席俞作柏联合反对蒋介石的战争。这次战争又称两广战争或两广冲突。——第30、31页。

〔39〕改组派，是二十年代末期到三十年代初期的国民党派系之一。一九二七年“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武汉汪精卫的国民党和南京蒋介石的国民党合流。汪精卫、陈公博、顾孟余等不满蒋介石独揽权力，一九二八年底在上海成立“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形成了国民党中的“改组派”。——第30、163页。

〔40〕汪精卫、陈公博为首的国民党改组派的改良主义，主张发展“国家资本”，兴办“合作事业”，实行工人“红利制”和农村“自治”，“以反对共产党和党内外的军阀”。——第30页。

〔41〕冯，指冯玉祥；唐，指唐生智；朱，指朱培德。——第30页。

〔42〕阎，指阎锡山；张，指张学良。——第31页。

〔43〕奉张内部的新旧之争，指奉系军阀张作霖部属中土匪出身的以张景惠、张作相为首的旧派与留日士官学校出身的杨宇霆、韩麟春为首的新派之间的斗争。——第31页。

〔44〕杨，指当时东北兵工厂督办杨宇霆；常，指当时黑龙江省省长常荫槐。他们是张作霖的重要部属。张作霖死后，张学良为了加强自己的统治地位，一九二九年一月十一日枪杀了杨、常。——第31页。

〔45〕刘和鼎，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五十六师师长，驻浦口一带，一九二九年被蒋介石调往福建“围剿”红军。——第32、67页。

〔46〕张贞，当时任国民党军暂编第一师师长。——第32页。

〔47〕二陈冲突，指一九二九年夏天国民党广东省政府主席陈铭枢和国民党军第八路军总指挥陈济棠为争夺广东的军政大权而发生的冲突。——第32页。

〔48〕金汉鼎，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三十一军军长。——第32页。

〔49〕朱培德，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五方面军总指挥兼江西省政府主席，一九二九年被蒋介石调离江西，省主席一职为鲁涤平所取代。——第32页。

〔50〕王均，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三军军长。——第32页。

〔51〕CY，共产主义青年团（Communist Youth League）的英文缩写。——第41页。

〔52〕托洛茨基（一八七九——一九四○），十月革命时，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十月革命胜利后，曾任最高军事委员会主席等职，在一九一二年联络过孟什维克等机会主义派别，组织八月联盟，反对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和十月革命后，托洛茨基在战争、和平以及革命等基本问题上以“左”的立场反对列宁的正确方针政策。一九二三年秋集结同伙，提出反对派纲领，要求派别活动的自由。列宁逝世后，反对列宁关于在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和路线，进行反党的派别活动和破坏活动。一九二七年十一月，托洛茨基和托洛茨基分子在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被清除出党。一九二九年托洛茨基被驱逐出苏联。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托洛茨基进行了许多分裂和破坏活动。——第4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