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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3〕双十国共会谈纪要，参见本书《一年来的谈判及前途》一文（第252—254页）。——第234、252、273、367页。

〔374〕一九四六年一月国共双方签订停战协议时，国民党反动派为了抢占东北，坚持停战协议不包括东北地区。在遭到我军的沉重打击和全国人民的反对后，蒋介石被迫同意于一九四六年三月二十七日在重庆签订东北停战协议。但协议签订才三天，国民党军队就在美国的援助下，向我营口、鞍山、四平街等地发动了新的进攻。——第234、255、263页。

〔375〕一九四六年上半年，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指示，组成了中原军区，李先念为司令员、郑位三为政治委员。六月二十六日国民党反动派撕毁停战协定，以三十万军队向中原军区大举进攻。为了保存力量，争取主动，中原解放军在六月底分路突围，实行战略转移，牵制了大量敌人，有力地配合了其他解放区的作战。——第236页。

〔376〕胡宗南，解放战争期间任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西安绥靖公署主任等职。——第236、274页。

〔377〕李公朴（一九○○——一九四六），爱国民主人士。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积极参加抗日救国运动和群众文化教育工作。一九三六年参加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被推为负责人之一。同年十一月与沈钧儒等一起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抗战开始后获释。一九四五年任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一日在昆明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第237、239、243、263页。

〔378〕闻一多（一八九九——一九四六），爱国民主人士，著名诗人、学者。一九四三年以后，由于痛恨国民党政府的独裁和腐败，积极参加争取民主的斗争。一九四五年任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五日在昆明被国民党特务暗杀。长子闻立鹤为掩护闻一多也受重伤。——第237、239、241、243、263页。

〔379〕一九四六年三月一日国民党特务捣毁西安民办报纸《秦风工商联合报》。四月逮捕并杀害该报法律顾问、民主同盟盟员王任律师。四月三十日夜，国民党特务绑架枪杀西安民主同盟青年部长、《民众导报》主编、中共党员李敷仁（当时伤重未死，经群众抢救掩护辗转到达延安，任延安大学校长）。这就是西安血案。

一九四六年三月十八日军调部淮阴执行小组到达江苏南通，受到群众热烈欢迎，执行小组离开后，国民党反动派秘密逮捕、杀害参加欢迎的群众二十余人，当地报纸记者孙平正同时遇难，这就是南通血案。——第237页。

〔380〕小超，即邓颖超，当时是中国共产党出席政治协商会议的代表。——第238页。

〔381〕伍云甫（一九○四——一九六九），一九二六年参加中国共产党。一九四六年任解放区救济总会秘书长。——第238页。

〔382〕司徒雷登（一八七六——一九六二），当时任美国驻中国大使。——第238、259、323页。

〔383〕国民党反动派在撕毁政协协议、召开分裂的“国民大会”的前夕，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八日单方面颁布所谓“停战令”，以掩盖其政治上分裂的阴谋，推卸扩大内战的责任。——第244页。

〔384〕云南起义，指一九一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在云南爆发的反对袁世凯称帝复辟的起义。蔡锷等在这一天通电各省，宣告云南独立，并组织护国军发动讨袁战争，随即得到贵州、广西、广东、浙江等省的响应。次年六月，袁世凯病死。——第246页。

〔385〕一九三六年十一月，日本侵略者嗾使伪蒙军李守信、王英等部，配合日军向绥东（现在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盟一带地区）进攻，为当地军民所击溃。——第248页。

〔386〕“中美商约”即《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是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四日国民党政府和美国政府在南京签订的大量出卖中国主权的条约。——第249、266页。

〔387〕这个宣言，指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五日发表的《中共中央对目前时局宣言》。“宣言”提出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实现全国统一，建设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的方针；针对反动派阴谋发动内战、破坏团结、压制民主的活动，向国民党政府提出六项紧急措施，主要内容是：（一）承认解放区的民选政府和抗日军队，撤退包围和进攻解放区的军队；（二）划定八路军、新四军及华南抗日纵队接受日军投降的地区，并给与参加处置日本的一切工作的权利；（三）严惩汉奸，解散伪军；（四）公平合理地整编军队，办理复员，救济难胞，减轻赋税；（五）承认各党派合法地位，取消一切妨碍人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的法令，取消特务机关，释放爱国政治犯；（六）立即召开各党派和无党派代表人物的会议，制定民主的施政纲领，结束训政，成立举国一致的民主联合政府，筹备普选的国民大会。——第251页。

〔388〕一九三七年四月，中国共产党起草了《国共共同纲领》，提出开放民众运动、释放政治犯、承认革命根据地和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等项内容，建议国民党用两党名义向全国人民发布，但为国民党拒绝，没有发布。——第252页。

〔389〕青年党是“中国青年党”的简称，其成员是一些地主、资本家、政客和知识分子。一九二三年在法国成立，初名“中国国家主义青年团”，一九二九年改名为“中国青年党”，鼓吹国家主义，反对共产主义。抗日战争期间曾参加中国民主同盟，后又依附国民党，参加了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国民党包办的“国民大会”。一九四九年随国民党逃往台湾省。——第253、259、262、275、284页。

〔390〕张君劢（一八八七——一九六九），当时是中国民主社会党主席。——第253、285页。

〔391〕取消立法院对行政院的不信任权，参见注〔357〕。——第258页。

〔392〕五人会议，指一九四六年七月一日蒋介石指定陈诚、王世杰、邵力子代表国民党与中共代表周恩来、董必武进行的谈判。——第259页。

〔393〕民社党是“中国民主社会党”的简称。一九四六年由“国家社会党”与“民主宪政党”合并组成，其主要成员是地主、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参加了国民党包办的“国民大会”。一九四九年五月在香港召开常务委员会议，宣布继续追随国民党，同年随国民党逃往台湾省。——第259、263、275、284页。

〔394〕胡政之（一八八九——一九四九），当时是《大公报》总经理。——第260页。

〔395〕黄炎培（一八七八——一九六五），当时是参加政治协商会议的民主同盟的代表，中国民主建国会召集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政务院副总理等职。——第260页。

〔396〕杜聿明（一九○四——），当时任国民党军东北保安司令长官。后任国民党军徐州“剿总”副总司令，一九四九年一月淮海战役中被我军俘虏。一九五九年被特赦释放，现任中国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第263页。

〔397〕一九四六年七月二十九日，在天津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和国民党军各数十人，“巡逻”到天津西北七十公里的河北香河县安平镇附近，侵入冀东八路军防地，并向当地守军攻击。守军被迫自卫。国民党反动派借此大肆煽动，竭力想把美军牵入中国内战漩涡。我党及时揭露了美军的侵略行为和国民党反动派的阴谋活动，严正要求美国海军陆战队道歉赔偿，要求美国驻华的一切海陆空军立即撤出中国。——第266页。

〔398〕航空协定，指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二十日国民党政府和美国政府在南京签订的出卖中国领空权的“空中运输协定”。——第266页。

〔399〕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北平发生了美军强奸北京大学女生沈崇的事件。蒋管区几十个大中城市的学生，分别成立“抗议美军暴行联合会”，举行反美反蒋的示威游行，要求美军退出中国。学生群众的这一行动得到社会各界的响应。——第269页。

〔400〕一九四七年二月，国民党反动政府公布“经济紧急措施方案”，宣布“冻结生活指数”，即不管物价如何飞涨，工人工资只能维持在一月份的水平，不能相应增加。（以上海米价为例，一月初每担售伪法币六万元，同年六月已上涨到每担五十万元。）上海工人、店员在五月间举行大规模游行示威，坚决反对这一反动措施。国民党政府被迫在六月宣布解除对生活指数的冻结。——第270页。

〔401〕吴，即吴玉章（一八七八——一九六六），一九二五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当时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

张，即张友渔（一八九九——），当时任中共四川省委副书记、宣传部长兼新华日报社社长。——第270页。

〔402〕一九四六年六月六日起，国共双方在南京举行关于结束东北冲突、恢复交通、整编军队三个问题的谈判。参加谈判的除国共双方代表徐永昌、周恩来外，还有美国政府代表马歇尔。美蒋方面对谈判毫无诚意，拒绝了我方提出的长期停战、恢复交通、整军复员、重开政协四项建议。——第273页。

〔403〕这次改组政府，指蒋介石在一九四七年四月收买民社党、青年党和某些无党派的政客参加国民党政府。蒋介石宣称，这次改组后的国民党政府是“自由主义”和“多党”的政府，用以粉饰其独裁统治。——第275页。

〔404〕一九四七年五月二十日国民党控制的第四届第三次参政会开幕，蒋介石出席讲话。南京中央大学等校学生和苏州、杭州、上海赴南京学生七千多人到参政会的会址国民大会堂前游行，要求停止内战。国民党反动派逮捕、打伤学生百余人。——第276页。

〔405〕刘伯承、邓小平领导的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五个纵队十三万余人，从一九四七年六月三十日起，强渡黄河，向大别山进军，揭开了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的序幕。陈赓和谢富治领导的晋冀鲁豫野战军太岳兵团两个纵队一个军八万余人，在同年八月二十二日由晋南强渡黄河，挺进豫西。陈毅、粟裕领导的华东野战军八个纵队十八万人，同年九月上旬挺进鲁西南，进军豫皖苏地区。——第278页。

〔406〕孙连仲（一八九三——），当时任国民党军保定绥靖公署主任。

傅作义（一八九四——一九七四），当时任国民党军张垣绥靖公署主任，后任国民党华北“剿总”总司令。一九四九年一月率部起义，对北平和绥远的和平解放作出了贡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水利部和水利电力部部长等职。——第279页。

〔407〕一九四七年九月中国共产党在河北省建屏（今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了全国土地会议，会议通过《中国土地法大纲》，同年十月十日由中共中央公布。土地法大纲规定：“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第280、286页。

〔408〕美国政府给蒋介石的军事、经济援助，截止一九四九年的统计数字，抗日战争期间为十五亿六千七百八十万美元，解放战争期间为四十六亿四千零四十九万美元。两项共计六十二亿八百二十九万美元。——第281页。

〔409〕魏德迈，美国职业军人。一九四七年七月以美国总统特使的身分来华，寻求支持与控制蒋介石集团的办法。——第281页。

〔410〕宋子文，一九四五年五月至一九四九年一月，先后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广东省政府主席。——第281、283页。

〔411〕抗日战争胜利前后，国民党内一部分爱国民主人士为了反对蒋介石的卖国独裁政策，先后成立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国民党民主促进会等民主组织。一九四七年，国民党内各民主组织的领导人和一些爱国民主分子先后到达香港，十一月举行国民党民主派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一九四八年一月一日在香港正式成立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选出领导机构，推宋庆龄为名誉主席，李济深为主席，何香凝、冯玉祥、李章达、谭平山、蔡廷锴、朱蕴山等为常务委员。同时发表成立宣言，明确提出“推翻蒋介石卖国独裁政权，实现中国独立、民主与和平”。——第283页。

〔412〕蔡廷锴（一八九二——一九六八），当时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务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等职。——第283页。

〔413〕这个指示，指一九四七年十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关于必须将革命进行到底，反对刘航琛等人的假和平阴谋的指示。当时在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的策动支持下，少数地方系政客、军阀及资产阶级右翼的代表，企图发动一场假和平运动，使面临总崩溃的国民党政权取得喘息时机，使人民革命半途而废。刘航琛是其中的一个代表。中央的这个指示揭露了这一阴谋，坚持将革命进行到底。——第283页。

〔414〕伪宪，指蒋介石撕毁“政协决议”、发动全面内战后，在一九四六年十一月非法召开的国民大会上通过的反共反人民的《中华民国宪法》。——第284页。

〔415〕中国民主建国会，主要由民族工商业者组成。一九四五年成立。一九四八年响应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召开“新政协”的号召。一九四九年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民主党派之一。——第285页。

〔416〕君主立宪制，是保留君主的资本主义国家君主权力受宪法限制的政治制度。这里是指保留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统治，只进行某些改良的民族资产阶级右翼的主张。——第285页。

〔417〕这个宣言，指一九四七年十月十日公布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见《毛泽东选集》第1179—1183页）。宣言提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宣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也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八项基本政策。——第286页。

〔418〕“五四指示”，即一九四六年五月四日中共中央《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这一指示将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实行的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改为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第288页。

〔419〕陕甘宁边区是一九三七年九月建立的。在一九三五年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之前，陕北和陕甘两个革命根据地的工农民主政府曾领导人民先后进行了平分地主土地，废除农民债务的工作。一九三七年三月，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为团结全国各党派各阶级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宣布暂时停止没收和平分地主的土地，实行减租减息的政策，但对于农民已经从土地改革中取得的果实则坚决予以保障。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破坏和我们工作上的一些错误，陕甘宁的部分地区出现了强迫农民交还已经分得的土地和房屋的现象。针对这种情况，一九三八年五月毛泽东起草了《陕甘宁边区政府、第八路军后方留守处布告》（见《毛泽东选集》第370页），宣布取缔这种违反团结抗日原则的破坏行为。在这以后直到一九四○年的一个时期内，陕甘宁边区人民根据“布告”精神，坚决地进行斗争，使土地又陆续归还了农民。——第288页。

〔420〕陕西省绥德县黄家川，当时属于陕甘宁边区。它的典型经验是：在已进行过土改的基础上，用抽肥补瘦、抽多补少的方法调剂土地，使土地分配更为合理，既满足了贫雇农对土地的要求，又巩固地团结了中农。——第289、299页。

〔421〕河北省平山县，当时属于晋察冀解放区。平山典型经验，是指这个县在土地改革运动中，采取邀请党外群众列席党的会议整顿党在农村的基层组织的经验。——第295页。

〔422〕用三查与诉苦方法进行的新式整军运动，是我党在解放战争时期结合土地改革进行的一个重要运动。“三查”和诉苦是在部队中发动广大指战员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诉旧社会和反动派所给予劳动人民的痛苦。——第303页。

〔423〕新政治协商会议，即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一九四八年四月三十日中共中央发布的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中，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这里提出的政治协商会议，当时被称为“新政协”，以区别于一九四六年一月国民党召开的那次政治协商会议。一九四九年九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举行第一届全体会议，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制定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选举了以毛泽东主席为首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一九五四年九月召开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之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不再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但仍然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团结全国各民族、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国外华侨和其他爱国民主人士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组织。——第307、357、363、366页。

〔424〕李宗仁（一八九○——一九六九），原为国民党桂系首脑。一九四八年四月任国民党政府副总统，一九四九年一月任代总统。国民党政权崩溃后去美国。一九六五年七月回到北京。——第307、317页。

〔425〕蒋介石反动集团崩溃前夕，为了进一步搜刮人民，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九日颁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主要内容为发行“金元券”，并限期以一比三百万的比价收兑法币；限期收兑民间黄金、白银、银币和外国币券，禁止任何人持有；限期登记管理民间存放在国外的外汇资产。——第310页。

〔426〕一九四八年四月，国民党反动派成立“特种刑事法庭”，八月十七日以行政院名义发布命令，发动所谓特种刑事检举。由特务、暗探开列进步的工人、学生的“黑名单”，并自八月十九日起陆续在报上公布学生的黑名单，限令他们在名单公布的第二天到特种刑事法庭“投案”，同时进行大规模的逮捕。——第310页。

〔427〕郑洞国（一九○三——），当时任国民党军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第一兵团司令。一九四八年十月十九日率领所部在长春放下武器。现任中国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等职。——第313页。

〔428〕曾泽生（一九○二——一九七三），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一兵团副司令兼六十军军长。一九四八年十月十七日在长春率部起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长、国防委员会委员等职。——第313页。

〔429〕王耀武（一九○三——一九六八），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二绥靖区司令官兼山东省政府主席。一九四八年九月在济南战役中被我军俘虏。一九五九年十二月被特赦释放。一九六四年任中国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

范汉杰（一八九五——一九七六），当时任国民党军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锦州指挥所主任。一九四八年十月在锦州战役中被我军俘虏。一九六○年十一月被特赦释放。一九六四年任中国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第313页。

〔430〕吴化文（一九○四——一九六二），当时任国民党军整编第九十六军军长。一九四八年九月在济南战役中起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长等职。——第313页。

〔431〕肖劲光（一九○三——），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野战军副司令员兼第一兵团司令员。肖华（一九一四——），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兵团政治委员。——第313页。

〔432〕陈嘉庚（一八七四——一九六一），爱国华侨领袖。抗日战争期间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倡议组成“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并任主席，曾到延安慰劳边区抗战军民。解放战争期间积极参加反蒋的爱国民主运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等职。——第314页。

〔433〕张奚若（一八八九——一九七三），爱国民主人士。从抗日战争后期起，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拥护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积极参加国民党统治区的爱国民主运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等职。——第314页。

〔434〕济南战役，是一九四八年九月十六日至二十四日华东野战军解放济南的战役。这次战役全部歼灭守敌（内有一个军起义）十一万人，俘虏国民党军第二绥靖区司令官王耀武。

辽沈战役，是指一九四八年九月十二日至十一月二日东北野战军在辽宁省西部和沈阳、长春地区进行的一次巨大战役。辽沈战役迫使敌东北“剿总”副总司令郑洞国放下武器，俘虏东北“剿总”副总司令范汉杰、兵团司令卢濬泉、廖耀湘，共歼敌四十七万人，解放了东北全境。这一胜利，连同当时其他战场上的胜利，使全国的军事形势出现了根本的变化，我军不但在质量上早已占有优势，而且在数量上也转入了优势。

淮海战役，是指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六日至一九四九年一月十日由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在以徐州为中心，东起海州，西至商丘，北起临城（今薛城），南达淮河的广大地区进行的一次决定性的战役。中共中央决定由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粟裕、谭震林组成总前委，邓小平为书记，领导淮海前线我军的一切行动。这次战役毙敌兵团司令黄伯韬、邱清泉，俘虏徐州“剿总”副总司令杜聿明、兵团司令黄维、兵团副司令吴绍周，共歼敌五十五万人，解放了长江以北广大地区，使蒋介石的精锐主力丧失殆尽，反动统治的中心南京、上海、武汉等地，处于我军直接威胁之下。

平津战役，是指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上旬至一九四九年一月底，由华北野战军和东北野战军在西起张家口东至塘沽、唐山，包括北平、天津地区共同进行的一次巨大战役。中共中央决定由林彪、罗荣桓、聂荣臻组成总前委，领导平津前线我军的一切行动。战役中先后歼灭新保安、张家口、天津守敌，俘敌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由于我方的努力争取，经过谈判，在敌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率领下，北平守敌接受我军改编，北平获得和平解放。全战役共歼灭和改编敌军五十二万余人，基本上解放了华北地区。——第315、346页。

〔435〕黄伯韬，参见注〔434〕。——第315页。

〔436〕一九四九年一月一日蒋介石发表元旦文告，提出愿意与中国共产党进行和平谈判的虚伪建议，主张以保存伪宪法、伪法统和反动军队等项为全国人民所不能接受的条件为和平谈判的基础。——第317页。

〔437〕一九四九年一月十四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揭露了蒋介石的假和平阴谋，提出了和平谈判的八项条件：一、惩办战争罪犯；二、废除伪宪法；三、废除伪法统；四、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五、没收官僚资本；六、改革土地制度；七、废除卖国条约；八、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受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第317页。

〔438〕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五日人民解放军解放天津，国民党反动统治面临全面崩溃，蒋介石一月二十一日以“因故不能视事”为名，宣布“引退”，把职务交给副总统李宗仁“代理”，自己退居幕后指挥。——第317页。

〔439〕李宗仁代理国民党政府总统职务以后，一九四九年二月上旬在上海组织了以颜惠庆、章士钊、江庸为代表的“上海人民代表团”。邵力子以私人资格参加了代表团。这个代表团二月十四日到北平与我党商谈和平谈判问题，又到西柏坡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接见，二月二十七日返回南京。——第317页。

〔440〕一九四九年四月一日起，国共双方代表在北平举行和平谈判。南京国民党政府和平谈判代表团的成员是：张治中、邵力子、黄绍竑、章士钊、李蒸、刘斐，张治中为首席代表。中国共产党代表团的成员是：周恩来、林伯渠、林彪、叶剑英、李维汉、聂荣臻，周恩来为首席代表。——第317、328页。

〔441〕据国家统计局一九五九年在《伟大的十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和文化建设成就统计》一书中公布的资料，一九四九年中国现代性工业占工农业总产值的百分之十七左右。——第317页。

〔442〕参见注〔425〕。——第318页。

〔443〕广州，当时是国民党政府行政院所在地。溪口，在浙江省奉化县。蒋介石自宣布“引退”后，便住在溪口，幕后操纵国民党反动派破坏和谈，继续与人民为敌。——第318页。

〔444〕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后，英、法、日、美等帝国主义国家对苏俄发动了武装干涉。美军曾在苏俄北部和东部登陆，侵占了阿尔汉格尔斯克、牟尔曼斯克和海参崴等地，直到一九一九年和一九二○年才被迫分批撤离。——第323页。

〔445〕傅泾波，当时是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的私人顾问。——第323页。

〔446〕师爷，是旧时对官署中幕僚的称呼，如刑名师爷、钱谷师爷等。旧时绍兴人在官署中担任幕僚的较多，因有“绍兴师爷”的说法。——第325页。

〔447〕见《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五年版第117页。——第329页。

〔448〕中华全国青年第一次代表大会一九四九年五月四日至十日在北平召开，会上成立了中华全国民主青年联合总会，后改称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第331页。

〔449〕范文澜（一八九三——一九六九），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当时任华北大学副校长兼研究部主任。在党的第八、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先后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中央委员。——第333页。

〔450〕汉学，亦称“朴学”，指汉儒考据训诂之学。清朝的一部分学者用汉儒的方法研究经典，注重一字一句的考订，称为汉学，以与宋儒空谈义理的“宋学”相对立。汉学对整理古籍，辨别真伪，有不少贡献，但往往流于为考据而考据的倾向。——第333页。

〔451〕这是指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会议上作的题为《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见《毛泽东选集》第1187—1204页）。——第336页。

〔452〕见列宁《伟大的创举》（《列宁选集》第4卷第17页）。——第336页。

〔453〕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一九四九年七月二日至十九日在北平召开。大会总结了毛泽东一九四二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后的文艺工作经验，确定了新形势下文艺工作的方针和任务，建立了全国统一的文学艺术界组织——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344页。

〔454〕中华全国文艺协会，即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简称“文协”，一九三八年三月成立于汉口，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团结文艺界一切抗日力量的统一战线组织。周恩来被选为名誉理事，郭沫若、茅盾、老舍等四十五人为理事。“文协”广泛地开展了抗战文艺活动，出版《抗战文艺》杂志，在坚持团结抗战、争取民主进步的运动中起了重要作用。一九四九年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文协”是发起团体之一。——第344页。

〔455〕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精神，中央军委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一日通令全军进行整编，实行统一的编制、番号。通令规定，中国人民解放军分为野战部队、地方部队、游击部队。一九四九年春，各野战军先后进行了整编。西北、中原、华东、东北野战军，依次改编为第一、第二、第三、第四野战军。华北野战军的第十八、十九、二十兵团，直属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区改为西北军区，华北、东北、华东、中原军区番号不变。——第351页。

〔456〕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九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简称《共同纲领》。全文共七章六十条。它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各族各界人民的代表共同制订的建国纲领，是全国人民在一定时期内共同的奋斗目标和统一行动的政治基础，在我国正式颁布宪法以前起过临时宪法的作用。——第366页。

〔457〕三次反共高潮，参见本书《论统一战线》一文（第200—204页）。——第367页。

〔458〕杨杰（一八八八——一九四九），国民党爱国将领。解放战争期间参加反内战、反独裁活动。一九四九年应邀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九月十九日由云南赴北平途中，在香港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第369页。

〔459〕这里指的是消灭剥削阶级。一九三六年十一月，斯大林在全苏苏维埃第八次非常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关于苏联宪法草案》的报告中指出：“地主阶级已因国内战争胜利结束而完全消灭了。其它剥削阶级也遭到了与地主阶级同样的命运。在工业方面已经没有资本家阶级了。在农业方面已经没有富农阶级了。……因而，所有的剥削阶级都被消灭了。”——第369页。

〔460〕新民主主义五种经济，指社会主义的国营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国家与私人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第370页。

当前财经形势和新中国经济的几种关系（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二十三日）

【题解】

这是对参加全国农业会议、钢铁会议、航务会议人员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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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诸位同志：

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以后，各部委分别召开了全国性的会议，一方面了解情况，一方面确定今后一个时期的工作方针和计划，这是必要的。各部委工作的总的方针在《共同纲领》〔1〕中都已经规定了，可是怎样使这些方针具体化，怎样贯彻下去，就需要召开一些业务会议来解决。各部委都是草创，不可能立刻掌握全面情况，也需要通过开会或者去各地调查来了解。

诸位这次来北京开会，除了讨论本部门的业务以外，有权要求了解全面的政策，了解全国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等方面总的方针。只有这样，你们才能知道本部门的业务同总的方针怎样配合，才能有整体的观念。不然，你们业务的进行就会是孤立的、迷失方向的，成为盲目的工作。盲目不是科学的态度，不能建设新国家。我今天对同志们谈话，目的就在于使大家有个整体观念。今天要谈的是总的方面的问题。我想，你们不仅对中央，就是在地方上，也有权要求负责同志在一定时期向你们做这样的报告。有人说，这是国家大事，要保守秘密，不能随便告诉别人。国家大事中有秘密的，也有不秘密的，在秘密的范围内也还要区别对待。我认为国家大事必须与闻，应该使每个人有与闻国家大事的习惯。也有人说，工作忙，完成工作任务就可以了，没有必要去与闻国家大事。这是旧社会里公务员办公事的态度。新中国的工作人员对自己的国家应有责任感，这样才能涌现出成千成万具有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工作人员。

按照刚才所说的要求，我下面讲两个问题。第一，国家财经计划问题。讲财经计划的目的在于给大家一个整体观念。现在，全国的工作已经开始从军事方面转向建设方面，财经计划就体现了在这种形势下政府采取的一些政策。比如，从国家财经计划中可以看出在总的安排上是军事为主还是建设为主，在生产上是工业为主还是农业为主，也可以看出政府在文教、外交等各方面的政策。第二，新中国经济的几种关系问题。处理各方面的关系问题也是工作问题。做好工作决定于处理好各种关系，看出工作的重点所在。

国家财经计划问题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批准的一九五○年度全国财政收支概算，是个一年的计划。为什么只订一年的计划呢？因为现在还处在战争状态中，成都附近、西藏、台湾、海南岛等地还没有解放。在这种情况下还不能制定出一个几年的计划。就是这一年的计划也只是个大体的、不很准确的，还要在执行的过程中不断地修正，才能准确。要求一下子订出一个准确的计划是不可能的，不实际的。在中国此时此地，只能做到有个这样大体的计划，这倒是科学的，合理的。就是你们的业务计划现在也只能如此。

全国财经计划是根据什么观点、什么理由制定的呢？我提出四点来讲。

（一）承受负担。为了全国的胜利，要求人民承受必要的负担。我把这种负担叫做胜利负担。解放战争已经取得基本的胜利，只剩下成都附近以及西藏、台湾、海南岛等地尚待解放。只有这些地方解放了，才能得到完全的胜利。因此，还要有军事上的准备，不仅要有陆军的而且要有海军、空军的准备。这样，军费在财政支出上仍要占很大的比重。军队的人数也要增加。现在是四百七十万人，因为要把被我们俘虏或者改编的国民党军队包下来，估计明年最高峰会达到五百五十万人。大家知道，去年以来，特别是今年一年，被我们俘虏或者改编的国民党军队大部分都被我们包下来了。北京解放后，我们曾把几百个国民党军官遣送回家，但是绥远〔2〕解放以后，又碰到了他们。现在对国民党的官兵已经再没有地方送了。假如不管他们，就会影响社会治安，所以非把他们包下来不可。武的包下来，文的也要包下来。前些时候上海实行精兵简政，裁减人员，闹得上海、南京都不安，引起了政府的注意。解决他们的吃饭问题是个重要的问题。根据他们的要求，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吃，把他们全部包下来了。这样，全国公教人员要从现在的二百万增加到三百五十万。文武加起来，就是九百万。

靠公家吃饭的人增加到这样多，是要由人民来负担的，这是件大事。但这九百万人的吃饭问题解决了，对国家的生产建设是有利的。要告诉人民，这是胜利的负担，是推不开的。包下来的几百万人并不是没有用处的，要下决心使他们变成生产的力量。我们这样说是有把握的，在抗日的时候就实行过这种方针，现在是在全国范围内开始这样做了。毛泽东同志对军队生产有个意见：首先进行农业生产和手工业生产，还可以搞工业生产、兵工生产等。我们相信，这样做，两三年后就会有很大的成绩。目前，公教人员是不需要三百五十万人的。我们要进行准备，使他们除做好业务工作外还参加生产和学习，成为既适应工作需要又有劳动观点和科学知识的人，成为新中国所需要的革命的工作人员。各级政府都要做好这项工作。现在的政府工作人员太多，这些人将来不一定都在机关工作，一部分人可以转到企业中去。

（二）恢复生产。国家明年的负担很大，不抓生产是不行的。毛泽东同志说，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现在不抓生产靠什么来支援战争和巩固胜利？生产是我们新中国的基本任务。当前生产任务的重心是恢复而不是发展，当然也不排斥可能而且必要的发展。抗日战争以前全国粮食的最高年产量是二千八百亿斤，今年的产量比那时大概减少了百分之二十。明年计划增产一百亿斤，但距二千八百亿斤还很远。棉花生产的情况也是这样。整个说来，当前各方面首先是需要恢复，然后再在这个基础上发展。毛泽东同志说过，三年五年来恢复，十年八年便发展。如果我们能在三五年内达到或超过战前水平，那就很好了。农业的恢复是一切部门恢复的基础，没有饭吃，其他一切就都没有办法。轻工业的原料，输出的产品，现在绝大部分都要依靠农业。国家计划中的经费，除去军事开支和行政开支，主要的是用于恢复生产。只有生产恢复以后，才能使几百万人转到企业中去。

（三）开源节流。这虽是老生常谈，但还是有道理的。财政收入增加了，开支才有可能增加，赤字也才能减少。我们开源主要是依靠人民：一是来自农村的负担；二是来自城市的负担；三是国家企业的收入；四是预支，即借债。

先谈农村负担。过去我们的老解放区负担相当重，负担的时间也相当长，从抗日战争开始到现在，十二年来没有得到喘息的机会。目前，全国性的胜利很快就要到来了，那么是不是可以减少老解放区的负担呢？提出这个要求是合理的，但一时还不能实现。因为战争还在进行，新解放区的一切还没有组织好，土改尚未进行，税收工作也没有就绪，所以还是老解放区要负担得多一些，不能减少。我们从抗战以来的经验中研究出一个比例：农民的负担是东北高、西北低、华北适中，农村平均每人每年的收入约四百斤粮食，交给公家八十斤，按军队每人每年开支合四千斤粮食计算，每一百个农民可以负担两个公家人。如果合乎这个比例就正好，超过就困难些。按照这个比例，我们支持了十二年。将来在一个相当的时期内，农民大概还要拿出收入的百分之二十左右作为负担。这个事实也可以说明中国农民的伟大。

城市中的负担是税收。从前几乎全部负担靠农村，现在形势变了，也要靠城市，也要由工商业来负担。但开始的时候不能把城市的负担提得很高，要比农村少一点。现在农村负担占国家财政收入的百分之四十一点四，城市负担占百分之三十八点九，而实际上许多税收如盐税、货物税、屠宰税等，很多还是要转嫁到农民身上的。要求城市在目前负担很大是不对的，但城市工作人员要说服工商业家缴纳应该缴纳的负担。

国家企业收入占财政收入百分之十七点一。

以上三种收入还不够，还会有赤字，这就要发公债。一九五○年整个预算支出的百分之八十二是靠各种收入，百分之七靠公债，其他靠发行货币。这样就可以度过明年在胜利中出现的困难。是不是可以借外债呢？我们需要外援。友邦的援助我们是欢迎的，因为它是真诚的。但中国的建设主要应靠自力更生。

开支方面，国家财经计划的安排是节约的。

第一，在整个预算中，军事费占百分之三十八点八。陆军开支每人每年仅合四千斤粮食，总共二百一十亿斤。建设海军、空军的费用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