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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行政费占百分之二十一点四。我们的行政开支是不大的，实行供给制的每人每年平均一千八百斤至二千斤粮食，实行薪金制的每人每年平均四千二百斤粮食。现在还不能把供给制改为薪金制，原来是薪金制的也不能改为供给制。两者比较，收入是不平等的，但我们不能不要求实行供给制的同志多忍耐些，政府知道他们的家庭困难，也正在设法解决一些必须解决的困难。

第三，经济建设和文教费用约占百分之三十。一是国营企业投资，二是文教建设，三是地方建设。其中第一项占百分之二十三点九。

第四，总预备费约占百分之十，用于临时遇到的事项，如救灾等。

从预算的分配来看，开支主要的还是用于支援战争，解放全中国，其次是用于建设，恢复生产。财政支出总共不到六百亿斤粮食，这说明我们的开支是节约的，生活水平是低的。中华民族有勤劳勇敢的传统，我们党又有艰苦奋斗的革命传统，在开始建设新中国的时候，我们要求全体工作人员保持和发扬这种传统。

（四）掌握政策。我们一定要在上面说的总的方向下掌握政策，进行工作，这样才能避免各部门闹独立性。我们要重视重工业，但决不能把它当作唯一的工业。重工业中，钢铁业是占第一位的，但它也不是重工业的全部。农业方面，要水利与农业生产并重，水利要配合农业。交通方面，铁路的恢复最重要，恢复得也最快，预定今年恢复到一万八千公里，现已超额两千公里，明年可以全部恢复，并可新建一些。公路、航运等的恢复放在其次。

每个单位必须有整体观念，要在总的财经计划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认识自己的方向，有重点有计划地恢复生产和发展生产。这样才能不犯本位主义，不单纯依赖国家，并在各自的范围内做出最大的成绩。

几种关系问题

现在讲六种关系，即城乡关系、内外关系、工商关系、公私关系、劳资关系和上下关系。

（一）城乡关系。

在中国，城乡关系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关系。一方面，中国革命要由工人阶级领导；另一方面，要使革命取得胜利，又必须依靠农民阶级和广大乡村。要彻底解放城市，必须依靠广大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组织力量，积蓄力量，发动武装斗争，以乡村包围城市，一块一块地夺取敌人的阵地，最后解放城市；回过来，再以城市领导乡村，恢复和发展生产，进行建设。对我国城乡关系的这种辩证的处理，是毛泽东同志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解决我国革命问题的一个最成功的范例。

在谁领导谁的问题上，今天我们确定了城市领导乡村、工业领导农业的方针。城市领导乡村、工业领导农业，资本主义社会就是如此，社会主义社会更是如此。从我国国民经济的构成来说，农业和手工业占百分之九十左右，现代工业占百分之十左右，乡村比重大，城市比重小，但并不能认为因此就可以取消或减弱城市领导乡村、工业领导农业的作用。城市对粮食和工业原料的需要刺激乡村的农业生产，城市以消费品和生产资料的供应保证和促进乡村的农业生产。

既然是集中的城市领导分散的乡村、工业领导农业，那么，是不是就可以不要依靠农业这个基础并从而忽视乡村呢？不能。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能取消或忽视乡村这个广大的农业基础。城市与乡村、工业与农业都是辩证的两方面，决不能取消或忽视任何一方面。我们强调城市领导乡村、工业领导农业，决不是忽视广大的农业生产对发展工业的作用。如果没有广大农业的发展，工业发展是不可能的。目前的任务首先要恢复农业生产，然后再进一步发展农业生产。明年计划增产一百亿斤粮食，经过三五年的努力就可以恢复到年产二千八百亿斤的战前最高水平。这样就可以提高四亿农民的购买力，增加他们对工业品的需要和对工业原料的供应，也就可以在恢复和发展农业的基础上恢复和发展工业生产。今年全国棉花产量为八百多万担，明年计划增加到一千三百万担。如果没有这一千三百万担棉花，一百万纱锭就得停转。如果没有粮食，城市人民就不能生活下去。京、津、沪三地一千万人口的吃穿都要靠乡村来供应。城市离不开乡村而且要依靠乡村，工业离不开农业而且要以农业为基础。

在城乡关系问题上，必须防止两种偏向。从老解放区乡村来的干部，有一套很好的农村生产经验，懂得如何组织农业劳动，但不能因此就说农业是重心而忽视工业，否认或者忽视城市领导乡村、工业领导农业的作用。不防止与纠正这种偏向，就会发生错误。农业不能作为重心，它必须在工业的领导下才能发展。必须把城市工业组织起来发挥领导作用，才能使农业现代化、机械化。党的七届二中全会〔3〕决定，今后党的工作的重心应该转向城市，应该把主要力量放在城市，恢复与发展工业以促进农业的恢复和发展。同时，也要防止另一种偏向，就是在城市中工作的同志，不能因工业领导农业、城市领导乡村而忽视农业和乡村。中国农民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农业和手工业在国民经济构成中占百分之九十左右，工业生产要顾到农村的需要。如修铁路，首先要想到这条铁路在城乡交流、工业品与农产品的交换中所能起的作用。谁忽视了农民和农业，谁就要犯错误。

我们必须在发展农业的基础上发展工业，在工业的领导下提高农业生产的水平。没有农业基础，工业不能前进；没有工业领导，农业就无法发展。这个辩证的正确的方针是毛泽东思想在工农业关系、城乡关系上的运用。

（二）内外关系。

国家建设是以国内力量为主还是以国外援助为主？我们的回答是以国内力量为主，即自力更生为主。小国应该这样，有四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更应该这样。毫无疑问，生产建设上要自力更生，政治上要独立自主。美帝国主义封锁我们，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困难，但我们决不能因此就向美帝国主义屈服。我们不但要经受这些困难，并且，正因为封锁和轰炸，逼迫着我们多想些办法，建设好我们的国家。一百零九年的斗争，牺牲了多少仁人志士，经过了多少挫折和失败，中国人民终于胜利了。现在这样的局面，我们是有办法对付的，要迎接困难，“多难兴邦”。

帝国主义不同我们做买卖并不可怕。过去他们侵略我们，使我国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生活过不下去了，这才闹革命。现在我们当然不能依靠他们。再说中国过去同他们做买卖并不多，抗日战争以前每年只有几亿元，抗战时期每年才不过几千万元。现在同帝国主义国家也可以在有利的条件下做买卖，对此我们不拒绝，也不强求。要打破依赖帝国主义的观念。这种观念是一百多年来形成的，在一些人中间是根深蒂固的。旧中国不但在经济方面，而且在文化教育方面也是依赖帝国主义的；不但经济上受剥削，思想上也受毒化，这是很危险的。现在要清算、消除这些毒素。不要依靠他们，也不要怕他们，这样，自力更生的基础才会巩固。我们需要的物资大部分可以自己解决，一部分可以从朋友那里解决，决不要依靠敌人。此外，我们的物资是可以找到有利的市场的。我们明年增产一百亿斤粮食，四百多万担棉花。粮食增产了，可以增加出口，换取外汇；棉花增产了，可以减少进口，少花外汇。我们欢迎友邦在平等互助基础上的帮助。这种真正的帮助，有助于我们自力更生。

（三）工商关系。

工业和商业比较，当然是以工业为主。那么，商业占多数的城市是不是要以商业为主呢？不，也要以发展工业为主。国家方面主要是经营重工业。我们的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是以服务于工农业品的流通、服务于人民为主的，必须防止投机现象。对私人资本方面，要提倡、鼓励和帮助它发展工业生产。对私营商业，在十分必要的情况下也可以给予帮助。解放前夕，城市的生产几乎都破坏了，只剩下商业投机，这种情况要改变过来。

（四）公私关系。

新民主主义的中国，为了恢复和发展国家的经济，需要私人资本的帮助和合作。除了国营企业外，还允许私营企业的存在和发展。在《共同纲领》中写上了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公私兼顾”的方针。私人资本的问题，在我们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过程中是必须解决的。

在公私关系上应该确定以公为主。国营经济应该是领导的成分。虽然它在国家的经济构成中现在只占百分之五，但它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它的领导能够保证中国走向社会主义。凡与国计民生有重大关系而不应该由私人操纵的企业都要归国家经营。国民党政府曾利用官僚资本垄断国家的经济。这种官僚资本不但奴役人民而且也窒息私营经济的发展，应该将它没收。但是另一方面，官僚资本垄断使得许多大的企业不断地集中，给我们的国家准备了集中的生产组织。这样，旧社会中的某些事物一旦到了人民的手中，便立刻变成了积极的力量。为了使国营经济的比重不断地增加和保证它的领导，政府把百分之二十三点九的预算支出用在国营经济上。

既然以公为主，是不是就不管私人企业了呢？不，当然要管的。现在整个工业中有一半是属于私人经营的，它对国家的经济发展是有很大帮助的。在那些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人企业遇到困难的时候，政府是会帮助它的。国营企业应该起带头作用，使私人企业对我国的生产发展有利。我们允许私人资本主义企业存在，但是要引导它不走旧资本主义的道路，而走新民主主义的道路。我们要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使我们的国家健全地、有步骤地、不急躁地走向社会主义。

（五）劳资关系。

这个问题在国营企业中不存在，在私人企业中则是存在的。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同志确定了“劳资两利”的方针。但这并不是把劳资两个方面平列起来。人民的国家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在劳资关系上，我们要采取保护劳动的政策，对于资方也要给予适当的利润。我们对于私人资本采取限制政策，对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人企业要鼓励它经营，对有害的则要禁止。我们对于私人资本取得利润也有两个条件：第一，不允许有非法的利润，只许可有合法的利润；第二，不能有过分的利润，只能有合理的利润。工人不应该为了眼前的利益要求过高的工资，那样会使资方无法经营而企业倒闭，结果会弄得自己失业。我们不要为一时的利益而损害长远的利益。工人的劳动是应该实行八小时工作制的，但现在一般还得工作八个多小时到十个小时。工人的生活水准应该同中国的现有情况相适应。今天的主要问题，是先做到不失业、不饥饿。劳动条件不可能一下子变得很好，只能逐步改善。工人阶级应该用自我牺牲的精神来努力生产。我们必须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保护劳动和限制资本。

（六）上下关系。

这里说的上下关系是指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在今天的情况下，我们还不能完全做到集中和统一，但也不允许各自为政。我们实行的是民主集中制，不是封建割据。要既利于国家统一，又利于因地制宜，这是《共同纲领》中确定了的。比如钢铁生产，就要在工业投资、矿石生产和销路等方面对各产钢地区进行统一安排。棉花生产计划的制定，也得看各地的条件。航务计划也得照顾到各个方面，不要犯本位主义，不要妨害地方的积极性。毛泽东同志领导中国革命战争，在战略领导上抓得很紧，在战役的组织和战术的运用上就交给下面去办，因为他们最了解具体情况，只有充分发挥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才能打胜仗。打仗是这样，建设也是这样。人民的创造力是无穷的。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发挥地方的积极性，才能使各方面的工作生气勃勃，否则就死气沉沉。只有广大人民在生产中发挥了积极性和创造性，才能提高他们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水平，也才能更有效地克服官僚主义。

上述六种关系，各个部门都会遇到，尤其是生产部门。必须正确解决这六种关系，才不会犯本位主义，才能有全局观念，才能使本部门的生产在统一计划中占有适当的地位，才能使各方面的计划掌握重心，准确地加以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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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国高等教育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年六月八日）

　【正文】

听说全国高等教育会议开得很好。全国的教育专家会聚一堂，经过充分讨论做出的决定，我想一定会是合乎实际情况的。现在，我只想根据政协《共同纲领》〔1〕的文教政策，对教育方面提出三个问题和大家商讨。

一新民主主义的教育方针

《共同纲领》第一条指明了我们反对什么，主张什么。我们的新民主主义教育同整个新民主主义的纲领是一致的，都是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因此，我们在教育上就要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这项任务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欲速则不达”，如果急于求成，形式上好象肃清了，而实质上仍然存在。所以，我们在原则上一定要坚持新民主主义的教育方针，在具体步骤上则必须一步一步地求其实现。

我们主张什么呢？《共同纲领》说得很清楚，新民主主义的教育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教育。

我们的教育是大众的，是为人民服务的，这是我们教育的方向。现在是人民的时代，我们的教育应该是有利于人民的。人民是什么？在现阶段，人民包括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这就是我们服务的对象。我们的国家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所以，我们的高等教育首先就要向工农开门，培养工农出身的新型知识分子。大家知道，过去如果不是封建地主或资产阶级的子弟，是很少有机会受大学教育的。即使在今天，大学学生的成份也还是没有什么变化。这种情况不符合我们新民主主义教育方针的要求。但是，培养工农知识分子不是一下子就能办到的，需要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需要不断地努力。特别是在工农大众过去长期受剥削压迫、文盲较多的情况下，更是一件困难的事。惟其困难，更要唤起大学教育工作者的注意。我们一定要在若干年内从劳动人民中培养出大批新型的知识分子。培养这些新型知识分子，并不是为排斥原有的知识分子，而是在团结改造原有知识分子的同时，增加新的血液。

我们的教育是科学的，要有科学的内容。科学是从实际中总结出来的系统知识，是客观真理。有一种说法，中国过去没有科学。这种说法是不对的。不论自然界或人类社会，任何事物的存在和发展，必然有它自己的客观规律。问题在于人们能不能科学地说明它。近代自然科学是从西方开始的。科学地说明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是从马克思开始的。但是，并不能说在这以前就完全没有科学。拿中国来说，我们的国家存在了几千年，人口发展到四亿七千五百万，能够抵抗敌人的侵略，战胜各种自然灾害，这表明我们民族过去是掌握了一些客观事物的规律的，因而是有科学的。问题是我们没有很好地去发掘它，研究它。科学理论是将实践的经验提高到理性的高度，反过来又指导实践的。劳动创造世界，科学也是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产物。我们应该以科学理论作为教育的内容。这也不是一下就可以实现的，需要有步骤有计划地去做。

我们的教育是民族的，要有民族的形式。普遍真理是各民族都适用的，但在不同的民族会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中国民族有自己的传统习惯，这些传统习惯总是以民族的形式表现出来。具有民族形式的教育，才易于被人民所接受，为人民所热爱。教育如果不注意民族的特点和形式，就行不通。我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要注意各兄弟民族的特点和形式，兄弟民族之间也要互相学习彼此的长处，这样才能将科学的内容输送到各族人民中去，把教育办好。

二理论与实际一致

《共同纲领》规定我们的教育要采取理论与实际一致的方法。我想把这个问题展开讲一讲。理论是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又对实践加以指导。我们不能把理论当作教条，如果不顾实际情况，把理论拿来乱套一阵，总是要失败的。同时，实际工作要有理论的指导，才不会盲目乱撞。没有理论指导而盲目乱撞，虽然也会在失败中摸索出一些道理，但是太痛苦了。我们的教育不应该犯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错误，也不应该陷入没有理论指导的经验主义错误中去，这样才能使青年少走弯路，少碰钉子。这是教育者的责任。

理论有深有浅。深和浅二者不是对立的，是有联系的。理论要由浅入深地不断发展。一个没有文化的人，也会有些知识，也会有些粗浅的理论。比如农民，虽然缺乏系统的科学知识，却懂得生产，有些抵抗天灾的办法，可见他们也掌握一些粗浅的原理原则。不过，还需要深造。我们不能否认深造的必要，否认是不对的。

对学校教育中实践应该多些或者少些的问题，看法不尽一致，有的人主张多一些，有的人主张少一些。为了速成，实践少一些是可以的，但是为了更好地掌握理论，还是要多去实践。学习理论需要反复实践，才能掌握得更准确，领会得更深刻。所以，忽视实践的一面，或者把实践和理论对立起来，都是不对的。

我们的大学是要学习理论的，但是我们所要学习的是经过实践检验了的理论，目的是要用它进一步指导实践，更好地为人民服务。这样才能合乎实际工作的需要。那些认为大学不需要学比较高深理论的看法是不对的。全国高等学校都要重视实践，都要提高理论水平。

旧中国的高等教育大多是理论与实际脱节的。今天，如果说我们的大学理论与实际已经完全一致了，那也不符合事实。在座的专家都知道，我们高等学校的教学方法，就有很多是理论与实际脱节的，有许多地方需要改革。怎样使理论与实际联系起来？这就需要从教材、课堂教学到实验实习，反复研讨，总结经验。

会上有人提到通才与专才的问题。通才也好，专才也好，都需要理论与实际联系。通才和专才不是对立的，只是在学识的范围与程度上有一定差别，而不是在理论与实际联系这一原则上有什么不同。因此，在大学里反对理论与实际联系，或者主张少联系，都是不对的。另一方面，不适当地强调实践，忽视理论，把大学降低到专科学校的水平，也是不对的。大学和专科有差别。大学总是要学得广一点，深一点，理论更多一点。

现在我们国家的经济正处在恢复阶段，需要人“急”，需要才“专”，这是事实。为了便于联系实际，适应建设的需要，由企业部门举办短期训练班或专科学校是必要的合理的。但这绝不是说要将现有各大学分归各企业部门领导，教育部就不管了。为了适应需要，可以创办中等技术学校，也可以考虑在大学中缩短一部分专业的修业年限，但不能取消大学教育培养高级建设人才的方针。为了培养具有较高理论水平、能更好地解决实际问题、符合长远需要的专门人才，有必要将现有的大学整顿得更好一点。目前，大学还不能大量地扩充与发展，高等教育只能根据我们经济的发展而发展。

三团结与改革

去年开了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现在又开全国高等教育会议，以后还要召开中小学教育会议，还要成立全国教育工会，目的都是为了使全国教育工作者更好地团结起来，实现《共同纲领》所规定的教育改革的任务。除了极少数反动分子，我们应该团结所有的教育工作者。凡是在政治上反对三大敌人、在教育上赞成新民主主义教育的人，我们都要团结。这是肯定和不可更易的方针。

这次高等教育会议作出了若干决定，有的要马上实施，有的要在一些学校试行，有的只供各学校参考，这样的办法很好。我们对于文化教育的改革，应该根据《共同纲领》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毛主席告诉我们要谨慎。教育改革不能漫无计划，兴之所至乱搞一气，要区别轻重缓急，分阶段有步骤地进行，在有些问题上要善于等待。文化教育一方面是政治的先导，另一方面它的改造又要在经济、政治变革之后才能完成。所以文化教育既是“先锋”，又是“殿军”。

教育改革是比较长期的事，要有步骤地进行，但不能停止不动。有改革条件而拖延着不改革是不对的，口头上同意改革而实际上不改革也是不对的。只有在客观情况确有困难或者主观上对情况了解不够时才可以等待，但是等待并不等于拖延。另一方面，鲁莽从事，过于性急，企图用粗暴的方法进行改革，也是不对的。比如说，在唯物论与唯心论、无神论与有神论以及教学方法等问题上，不能急性地强迫人家同意你的意见。不然的话，表面上好象同意了，实际上并没有解决问题。总之，我们对教育工作者要循循善诱，使人心悦诚服，要用这种精神来团结全国教育工作者。

在教育方面，也要“公私兼顾”。这次高等教育会议就有许多私立学校的代表参加，这是很好的。今天私立学校处于困难的境地，以前它们的经济来源大都依靠军阀、官僚资产阶级，现在没有了，学田〔4〕，土改时也分了。这些困难，政府应该照顾。教会学校在与外国断绝关系后，经费上有很大困难，政府也应该照顾。私立学校问题怎样解决，教育部要考虑。这也是学校自身的事。现在，国家经济处在恢复过程中，大家要多想办法，度过这一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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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与团结（一九五○年八月二十四日）

　【正文】

诸位代表，诸位同志：

我很高兴今天能参加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在去年的筹备会上，我曾经和在座的一些同志谈过中国科学工作者的任务与前途问题。现在我们的代表会议在北京召开，成立了科学工作者自己的领导机构，这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对于自然科学，我是门外汉，谈不到贡献什么意见，主要应该向诸位学习。不过自然科学工作者也会关心另外方面的一些问题，如自然科学工作的环境，自然科学工作与各方面工作的联系和关系，自然科学工作者的岗位和前途等等。现在我就这方面的问题讲一些意见，题目是“建设与团结”。

首先讲一讲建设问题。

先从中国自然科学家本身说起。依我看，一般从事自然科学研究工作的人，或多或少都有与自然界作斗争的认识。他们在事业上下功夫、费精神，目的是为人类扫除生存中的障碍，改善人类的物质生活和发展精神生活。学医的想把病人治好，学农的想把农作物病虫害消灭，学工的想把人类生活的物质基础搞得更好，学理的为着增加人类的科学知识，使世界文化水平更加提高。一般地说，科学家是不愿意利用科学知识来毒害人类的。当然，世界上也有一些科学家不是这样，如日本的某些细菌学家研究细菌战争，做危害人类的事。但这只是极少数，而且有的是被迫这样做的，只有更少更少的人才是自觉地去做的。我相信绝大多数科学家，从他们本身学习和工作的目的来说，都是为着造福于人类的。

我为什么一开始就提出这样的问题呢？这就是说，我们今天有条件团结科学家们为中国人民服务。我们相信科学家们能够这样做，因为他们是善良的，在旧中国他们被压迫了多少年，今天已经和人民一道翻身了。

自从海禁开放〔5〕以后，西方的文化科学进入中国。可是我们的国家和人民究竟得到多少好处？又受到多少害处？中国人自己能够掌握科学来为人民谋幸福吗？在反动政府统治下，不论是清朝、北洋军阀〔6〕或国民党反动派，都不允许我们这样做。虽然有少数科学工作者埋头从事建设工作，如铁路、水利、工程建设都有中国的工程师自己计划、设计的，不能说中国的科学家没有个别的人获得成就，但总的来说，成就是很少的。他们的工作时常遭到反动统治者的破坏。如李仪祉〔7〕先生在关中兴修水利，对关中的农业尤其是棉田有很大好处，但是后来孔祥熙〔8〕压低棉价，大大损害了棉农利益，使他们无法继续经营棉田，水利也因此受到影响。举此一端，可见全貌。

反动政府的摧残和破坏是国内的因素，而更大的破坏来自帝国主义的侵略。一百多年来，帝国主义者站在中国人民头上，利用科学作为剥削，压迫和屠杀中国人民的手段，这是大家都看到了的。帝国主义者控制了我们的经济，中国的工业生产很多是为帝国主义者服务的，农业原料也被他们掠夺了去，加上水灾旱灾连年不断，哪里谈得到真正的建设。尤其是抗日战争以来，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罪恶更是数不胜数。例如，花园口的决堤〔9〕造成了极大灾难，创伤至今未能平复。去年淮河有水灾，今年又有水灾，直接原因就是蒋介石在花园口决堤，黄河的泥沙流入淮河，使淮河的河床增高，洪泽湖的水位高出周围的田地，因此经常发生水灾。

由于帝国主义者和国内反动统治阶级的破坏，旧中国不能进行建设，科学也很难在旧中国的土壤上生长，科学家没有办法贡献自己的能力。但是有良心的中国科学家并没有放弃建设中国的志愿，不少人为中国的前途和中国的科学发展摸索道路，寻求真理。然而他们并没有成功，他们一直受着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压迫，理想不能实现，计划不能实行，工作不能开展，甚至连生活也陷入困境。这部科学家的苦难史，诸位比我了解得不知要深刻多少倍。现在情况完全改变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了，中国人民翻了身，这就给中国的科学和科学家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无限广阔的康庄大道。去年，人民政协通过的《共同纲领》〔1〕规定了建设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要把中国由一个农业国变为工业国，这也就是规定了中国科学家的奋斗目标。这个方向和目标是很清楚的，这正是近百年来中国科学家所寻求的。

方向和目标是确定了，但道路是要我们一步一步去走的。诸位都明白，我们所接收的旧中国满目疮痍，是一个破烂摊子。要在这个破烂摊子上进行建设，首先必须医治好战争的创伤，恢复被破坏了的工业和农业。我们决不能随随便便地在破烂摊子上建设高楼大厦，那是不稳固的，必须先打好基础才行。在科学技术方面，我们从国民党反动派手中接收了什么遗产呢？他们留给我们什么科学器材、设备和资料呢？太少了。这并不是说诸位科学家不努力，而是反动派不让我们做，不让我们有机会勘测地下的富源，不让我们有机会纪录中国人民在历史上的功绩。现在我们要进行建设，首先就要进行发掘、调查、统计和搜集材料的工作。这是准备工作，是建设新中国的重要基础工作。目前我们的财政经济状况已开始好转，但要达到基本好转还需要经过三五年困难阶段，也就是恢复、整顿、调查和有重点地建设阶段，然后才能在全国规模上进行建设。

在国家建设计划中，站在科学家的岗位上，我们开始做些什么呢？不可能百废俱兴，要先从几件基本工作入手。

农业方面。首先是实行土改，解放生产力，然后求得发展。中国本不是缺粮的国家，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和剥削，从根本上破坏了中国的农村经济。现在进行的土改〔10〕，就是要使农民从旧的生产关系桎梏中解放出来。这项工作需要两年左右时间。配合土改，我们要着手做以下几件工作。

第一，兴修水利。我们不能只求治标，一定要治本，要把几条主要河流，如淮河、汉水、黄河、长江等修治好。华北的永定河，实际上是“无定”的，清朝的皇帝封它为“永定”，它还是时常泛滥。不去治它，只是封它，有什么用？国民党统治时，有一个南京河海工程专门学校，也得不到支持，因为反动派不需要做水利工作，反动政府不是为人民办事的。我们今天必须用大力来治水。要开展这一工作，把全国的水利专家都集中起来也不够。兴修水利，联系到动力，更需要有长远的计划。

第二，修筑铁路。以中国之大，只有二万多公里铁路，与工业先进的国家不能相比。这件事也必须在恢复工作中大力来做。铁路交通首先要保证东北的粮食能够运出，调剂关内缺粮的地区。

第三，制造化学肥料。这一点侯德榜〔11〕先生很了解。我们要大力发展化学肥料工业，不然就要从外国进口，消耗外汇。

不说旁的事情，单说这几件大事，都需要科学家的努力。现有的专家不是太多而是不够。代表中的萨福均〔12〕先生，曾和詹天佑〔13〕先生同时修粤汉铁路，他知道中国的铁道专家也是很少的。

讲到林业，中国森林的面积，远不够一个森林国家的标准。基础太小，林政不修，森林采伐不按科学的方法，这都需要大力整顿。如东北森林地区，据调查，如果林业工作不加以改进，快则十年，慢则二十五年，就会完全毁了。不科学的采伐，没有护林和育林，森林地带也会变成象西北那样的荒山秃岭。我们需要林业专家从事这方面的工作。

工业方面。据初步统计，我国有六万多台机床。其中有的没有转动，有的生产安排不当，如工厂距原料产地太远、产品并非急需等。这些机床的调整与修复，也是需要大力进行的工作。从国防观点来看，工厂不能都放在沿海。过去许多工厂是为帝国主义利益服务，现在要为人民利益服务，就要面向广大的内地农村。联系到动力问题，愈到内地，动力愈不够，这就需要勘测燃料资源。大家想一想，需要有多少科学家从事这方面的工作！

医疗卫生方面。全国卫生会议提出普及医疗事业的问题，希望在三五年内使每一个县都有医院，每一个区都有卫生所。这就得增加九万多名医生，数十万名护士和助产士。这要用三五年或更长一点的时间才能培养出来。现在我国的中医人数没有统计，西医人数估计有三万上下，医生的人数是太少了。

国防工业方面。制造兵器、飞机等都需要专家，也感到人才不够。

总起来说，各种建设从恢复、整顿和调查开始，已经看出现有的专家是不够的。我去年说过，只要整理工作有了头绪，就会感到我国的科学家不是太多而是太少。现在愈接触各种事实，愈使我们感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今天我还不能把全国的建设计划向各位报告。全盘的计划要等政协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才能决定。不过现在可以肯定，自然科学工作者的岗位是有的，他们的工作是国家急需的，问题是需要时间来合理调整。现在对科学家人数的统计很不完备。我很高兴这次会议成立了自然科学工作者的全国性组织。有了组织，就有力量，就给我们以机会，从调查统计全国科学家人数着手开始工作。我正式提议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首先进行这个工作，政府愿给以一切物质上的帮助。中国自然科学工作者到底有多少？他们的水准、专长、职业、资历怎样？要做一个全盘的调查。这样，我们就可能更好地把他们安排在适当的岗位上，为国家为人民服务。现在我们对这方面的情况不清楚，可能埋没了许多人才。调查统计对政府从事建设工作是有很大帮助的。调查统计之后，虽然不能人人马上都有适合自己能力和志愿的岗位，但至少可以向这个方向努力。今天安排的岗位不适当，明天就可以安排得适当些。今年的待遇差一些，再忍耐一些时候，三年左右，情况一定会好转的。我们只会一天一天好起来，不会一天一天坏下去。在旧社会，我们在物质上精神上都受到压迫，现在精神上解放了，物质上再忍受一时的困难不算什么。我还希望现有的科学家能培养出更多的青年科学工作者，让他们跟着你们一道前进，这样，中国的科学事业才有前途。

再讲一讲团结问题。

为了有效地工作，科学家必须团结。说到团结，很容易想到“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道理。在阶级社会中，人类是划分为阶级的。有阶级的区分，就有阶级的斗争和阶级的团结。我们的国家是多阶级的国家，今天要打倒的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要团结的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即使将来阶级消灭了，还需要继续与自然界作斗争，仍然需要团结。与自然界作斗争是无限的，所以团结也是长久的。自然科学家当然懂得这个道理。

现在我们内部还有破坏团结的因素存在，所以团结问题更加重要。我们必须划清界限，分清敌友。团结谁？反对谁？团结为人民服务的科学家，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凡是承认《共同纲领》的都要团结。不论是私人开设诊所的医师，或是在私人工厂中服务的工程师，今天都是需要的。我们国家今天的财力有限，不能立刻建立那么多的医院，因此还需要私人开业的医生的帮助，他们对国家对人民是有益的。所以，只要是为人民服务的科学家、知识分子，不管是工农出身、小资产阶级或剥削阶级出身，我们都应该团结，对他们都要尊重，目的是要打倒共同的敌人。现在国内的敌人已经打倒了，国外的敌人还存在，尤其是帝国主义还存在，我们必须与破坏人民事业的敌人作斗争，这就是团结的前提。我们反对甘心为帝国主义服务的少数堕落的科学家，但有一些科学家是被动的、盲目的，或者是在非常不得已的条件下跟着敌人走的，我们很愿意争取他们回来，欢迎他们回来。科学家最易于接受真理，我们可以用事实说服他们。在这方面我们要进行说服工作。人民同他们没有私人的恩怨，只有对反动派的共同仇恨。

各民主阶级团结起来了，科学家一定会比其他人团结得更好。

凡是为新中国努力服务的科学家都是朋友，都应该团结。为了实现和巩固这个团结，我们必须破除门户之见。自然科学是分门别类的，大家所学的不可能一样，各人所努力的方向自然也不同，但是不能因此而有门户之见，互相歧视，如学这一门的看不起学那一门的，在同一部门中这个学派看不起那个学派。我们的自然科学，有许多是从国外学来的。学医的有德日派和英美派，彼此形成门户。同样，学数学、物理、化学、工程、农业、交通的人，也有这类门户之见。门户之见是受旧社会的影响形成的，很不利于我们的建设事业。今天我们要强调集体合作，抛弃那种旧的影响。各方面有各方面的长处，大家要彼此看到别人的长处，保持各自的长处，去掉短处，互相学习，互相切磋。当然这不是容易做到的事。

中国共产党是用无产阶级世界观武装起来的，是决心为革命为人民服务的。党内同志尽管在大的方面是一致的，但在民主革命时期，由于各人所处的具体环境的局限，相互间容易产生隔阂。如长期处在农村游击环境中，这个山头那个山头互相隔离，产生了山头主义，形成了门户之见。又如在白区的革命工作者，长期处在秘密的环境中，容易产生只看到局部的倾向；而在根据地工作的同志，则习惯于一切公开，容易忽视秘密工作。中国无产阶级的人数不多，工业发展的程度不高，社会主义传统不深。在共产党内，党员的出身和成份不同，也容易产生不同的思想。因此，我们党开展了整风运动〔14〕。经过两三年的整风，迎来了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15〕，增强了党的团结，使我们党在日本投降后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在解放战争中更加显出了力量。以上是说在共产党内也还存有门户之见，需要整风。难道在共产党以外的团体，在所有的科学工作者之间，就能够一下子很理想地团结起来吗？

我们不能空想，不能凭主观，消除这些门户之见一定要经过一个自觉的过程。要面对事实，才能寻找出正确的方法来克服我们的缺点。一个科学团体中，人们来自不同的生活环境，有着不同的思想与生活方式，是很不容易聚集在一起的。共产党员过的是集体生活，在战争时期生活在同一队伍之中，而科学家是一小群甚至是极少的几个人在一起工作的，因此养成了各种不同的性格。科学家的良心、骨气是可钦佩的，但是科学家的脾气有时是很难相处的，这都是一定的生活环境造成的。我们要用唯物主义观点来看这个问题，要了解生活环境可以影响脾气，既然环境变了，脾气也是可以改的。

团结是在矛盾中形成和发展的。人心不同，各如其面。人们的智慧、才能、性格各有不同，相互之间有时是有矛盾的。团结就是在共同点上把矛盾的各方统一起来。善于团结的人，就是善于在共同点上统一矛盾的人。钢铁和水泥是性质不同的物质，把它们结合起来，就变成钢骨水泥那样强有力的东西。科学家能把自然界不同的物质组合、统一起来，难道不能把有不同见解和脾气的人统一起来吗？我们在自己的队伍中，就是要强调统一与团结。统一矛盾并不妨碍个性的发展。毛主席在《论联合政府》中说过，只有在共同的大前提下，个性才能得到更好的发展。在旧社会，反动派利用知识分子的弱点，孤立他们，分裂他们，这样来操纵他们。人民的国家给大家找到一个共同的目标，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直到共产主义，逐步消灭一切束缚人类发展的阶级和反动势力，实现真正的进步和自由。以全人类的力量来和自然界作斗争，这是多大的自由，多大的个性发展！也只有这样，才能使个性得到正确的发展。不然，这部分人的个性发展了，就排斥和压迫另一部分人，这叫什么个性的发展？在人类几千年的阶级社会中，少数人无止境的欲望，妨碍了大多数人的生存与发展，这样的个性发展是专制主义的，个人主义的。我们集体主义者反对这种个性发展。我们要发挥集体主义的精神，打破个人主义的小圈子，群策群力，与群众结合，为新中国的建设而努力。今天的胜利是经过几十年的斗争而得到的。我们今天抬头、翻身、开步走了，我们应该在团结上努力，携手共同前进。

我们这代人经历了很多战乱，我们是欢迎和平的。我们有信心在这一辈子能看到光明、幸福、富强的新中国。从新民主主义开步走，为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子孙打下万年根基，“其功不在禹下”。大禹〔16〕治水，为中华民族取得了福利，中国科学家的努力，一定会比大禹创造出更大的功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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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巩固和发展人民的胜利而奋斗（一九五○年九月三十日）

　【题解】

这是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为建国一周年举行的庆祝大会上的报告，刊载于一九五○年十月一日《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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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宣告成立，现在是一周年了。这是中国人民伟大胜利和迅速进步的一年。在这一年中，中国人民在国内继续解放战争的大进军，完成了除西藏、台湾以外的全国解放；在国外与苏联等十七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并与苏联订立了友好同盟互助条约〔17〕。在这样的内外关系的巩固基础之上，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了全国人民在政治、经济和文化各方面进行了蓬蓬勃勃的改革和建设工作。国内外的人民都看到：经过了这一年，中国已经比过去几百年甚至几千年经历了更重要的变化；旧面貌的中国正在迅速地消失，新的人民的中国已经确定地生长起来了。

让我们简单地回顾一下过去的一年吧。

人民解放战争的大胜利

我们是在人民解放战争继续胜利进行的条件之下度过过去的一年的。从一九四六年七月开始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在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前夜已经得到了基本的胜利。但是当时国民党残余匪帮还占据着以广州为中心的华南地区，以重庆为中心的西南地区，和一些海岛。在过去一年中，人民解放军经过了衡阳——宝庆、广东、广西、平而关、海南岛各次战役和漳州——厦门战役，解放了华南全境和福建省，然后又经过西南、滇南、西昌各次战役，解放了除西藏以外的西南全境。此外，人民解放军还解放了舟山群岛、东山岛和其他岛屿。在这一年中，我军消灭了敌军二百零三个整师，共约二百十八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