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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保证婚姻法的正确执行与贯彻，各级人民政府首先应教育干部，尤其是区、乡、村（街）级干部和司法干部，认真地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各级司法机关与婚姻登记机关在处理婚姻事件时，必须严肃负责，遵守婚姻法的规定，并应通过具体事例加强对婚姻法的宣传，批判封建主义婚姻制度的不合理，表扬按照婚姻法处理婚姻事件的典型例证，在人民中树立新民主主义婚姻制度的新风气，而对于有教育意义的严重案件，则应在群众中进行充分的准备工作后举行公审，以便正确而全面地教育干部和教育人民。同时，各级人民政府、人民解放军、各民主党派和各人民团体的每个干部都应认识到：能否认真坚决地执行婚姻法；能否采取严肃慎重负责的态度解决婚姻案件，保护妇女的合法利益；能否积极支持群众特别是被压迫的妇女群众反对封建婚姻制度和反对封建思想的正义斗争；能否在处理自己本身的婚姻问题时以身作则地遵守婚姻法——这些，都是自己在政治上是否愿意彻底反对封建主义的严重考验，也是能否严格地遵守人民政府法令的严重考验。

本指示下达后，省（市、行署）以上各地方人民政府应即督促所属司法、民政、公安、文教等部门并邀请协商机关及各民主党派和各人民团体参加，有领导有重点地组织一次关于婚姻法执行情况的检查，采取有效办法发扬成绩，纠正缺点，并查处杀害妇女或逼致妇女自杀的严重违法的案件。各省、市人民政府应将此项检查结果于十二月底以前向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做专题报告。本年内各级人民代表会议〔22〕及其协商委员会或常务委员会在开会时，必须进行一次关于婚姻法的宣传和执行情况的报告和讨论，并将讨论结果按级上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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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一九五一年九月二十九日）

　【题解】

这是在北京、天津高等学校教师学习会上讲话的前两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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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北京大学教师学习会〔37〕和马校长〔38〕要我给他们做一个报告。我想，既然给北京大学讲，也就应该给别的大学讲。因此，我同教育部商量了一下，这个报告会就以北京大学为主，把北京、天津其他大学的教师和同学代表也请来了。

我讲什么呢？做一般的政治报告吧，也许不适合大家的要求，因为大家正在进行思想改造的学习，这样的报告不是最需要的。既然在学习，就一定要下决心改造自己。因此，我想讲一讲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

讲到改造问题，我想还是先从自己讲起。我中学毕业后，名义上进了大学一年级，但是正赶上五四运动〔39〕，没有好好读书。我也到过日本、法国、德国，所谓留过学，但是从来没有进过这些国家的大学之门。所以，我是一个中等知识分子。今天在你们这些大知识分子、大学同学面前讲话，还有一点恐慌呢。不过，我总算是知识分子出身的，对知识分子的改造有一些体会，联系自己来谈这个问题，可能对大家有一点帮助，有一点参考作用，总不至于成为一种空论吧！

大家学习的目的是为了改造自己。我想，凡是要求学习的人，都应该有这样一个起码的认识。当然，改造需要时间，一下子要求很高、很快，这是急躁的，不合乎实际的。应该由浅入深，循序渐进。拿我个人来说，参加五四运动以来，已经三十多年了，也是不断地进步，不断地改造。也许有的同志会说：你现在担任了政府的领导，还要学习和改造吗？是的，我还要学习和改造。因为我不知道的事情还很多，没有明白的道理也很多，所以要不断地学习，不断地认识，这样才能够进步。三十年来，我尽管参加了革命，也在某些时候和某些部门做了一些负责的工作，但也犯过很多错误，栽过筋斗，碰过钉子。可是，我从不灰心，革命的信心和革命的乐观主义鼓舞了自己。这个力量是从广大人民中间得到的。我们应该有这样的态度和决心，即犯了错误，就检讨，认识错误的根源，在行动中改正错误。有了犯错误的经验，就可以少犯以至避免再犯同样的错误。当然不可能一次就改得好，犯了一次可能再犯，但总可以改正吧！犯了错误，不要当作包袱，要把它丢开。丢开了还不算，还应该公之于众，作自我批评。这不仅可以教育自己，同时也能帮助别人少犯这样的错误。也就是告诉别人：这类错误是可以改正的，只要认识了，同时又肯改，仍然是可以进步的。犯了错误，关起门来检讨是需要的，更需要的是到人民中去学习。一个人之所以犯错误，一方面是由于对理论、原则认识得不清楚，所以需要向进步的理论求教；另一方面是由于自己相信的那一点道理跟实际相矛盾，行不通，所以必须向广大群众求教，从实践中求得新的认识，发现新的道理。这样两方面结合起来，就有了力量，就行得通了，也就可以不犯或者少犯错误了。

我讲这一段话，是为了使同志们在学习的过程中建立这样一个信心：只要决心改造自己，不论你是怎么样从旧社会过来的，都可以改造好。在座的同志多数在旧社会生活过较长时间，会带来很多旧的东西，要求一下子把旧的影响肃清，这是不可能的。只有在不断的斗争中，才能求得进步。

下面讲几个大家在学习中可能遇到的问题，以及我对这些问题的认识。

一立场问题

我们在学习和工作中，总有一个站在什么立场的问题。我们现在还不能说都已经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来看待一切问题、处理一切问题了。这不仅是你们诸位，就拿我来说，几十年以前就参加了共产党，是不是进了共产党之后工人阶级立场就那么清楚了呢？也许看书学习、写文章的时候是那样，但是到实践的时候，是不是办每一件事情都合乎工人阶级立场呢？认真检查起来，还是差得很远的。工人阶级立场不是从空中掉下来的，也不是自己封的，决定的关键是实践，只有实践才能证明是否合乎这样一个立场。例如，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我们把广大的中国人民组织起来了，首先是把工人、农民、学生和一部分军队组织到革命的潮流里，革命的力量推动他们前进。但是，到了一九二七年武汉时期，有些人在陈独秀〔40〕领导下，立场就很不稳了，跟着他犯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这就说明他们没有坚定的工人阶级立场，受了当时反动阶级的影响。类似的例子还有。所以，立场问题不是一下子就能解决的。

我国的知识分子，大部分是从地主阶级或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不能要求他们一下子就能站到工人阶级立场上来。

我的家庭是一个破产的封建家庭。我家原籍是浙江绍兴，后来祖父到江苏淮安做县知事，家也搬到淮安。我家虽然没有买土地，只有一幢房子，但仍然是封建官僚家庭，这样的家庭不能不影响我的思想。一个人幼年所受的影响，往往在他的思想上、生活作风上长期存在，说话或者写文章，如果不经过很冷静地思考，旧的东西常常会不自觉地流露出来。

既然如此，要求知识分子一下子就有坚定的工人阶级立场，那是困难的，一定要有一个过程。

一般的人开始最容易有一个民族观念、民族立场。因为中国是一个百年来受帝国主义侵略的半殖民地国家，所以容易使我们产生爱国的民族观念。例如，我小的时候读章太炎〔41〕先生发表在《国粹学报》〔42〕上的文章，当时虽然读不大懂，却启发了我的爱国的民族思想。中华民国成立以后，袁世凯〔43〕、北洋军阀〔6〕的专横卖国，更使我增加了爱国的思想，因而积极参加了反对“二十一条”〔44〕、反对中日军事协定〔45〕等爱国活动。我想很多人都有这样的过程。这是一个好的起点。知识分子有了爱国的思想、民族的思想，就可以从这个立场上前进。

当然，这里面可能有危险性。假使从民族立场发展到国家主义〔46〕或狭隘的民族主义，对外侵略别的国家，对内压迫小的民族，那就走到邪路上去了。这种危险性虽然有，但是对于中国的知识分子来说，不是主要的方面。其原因在于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中华民族是受外国侵略、欺凌和压迫的，所以人们首先产生的是一种民族的反抗侵略的爱国主义。在这样一个具体的环境中，大多数知识分子的思想可以由民族思想、爱国思想发展到争取民族解放和为人民的思想。所以，知识分子初步有了这样的思想，应该受到欢迎。当然，我们也要防止产生国家主义或狭隘的民族主义的危险思想。

在中国，国家主义是跟共产主义同时出现的。五四运动时的同辈们，今天在座的很多。大家知道，当时的少年中国学会〔47〕分成两派：以李大钊〔48〕、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一派，走向了共产主义；另外，曾琦〔49〕、李璜〔50〕、左舜生〔51〕等人又是一派，他们走向了国家主义，结果做了国民党的尾巴。这个尾巴做得也很可怜，因为在中国这个半殖民地的环境里，不可能出现土耳其式的基马尔主义〔52〕。狭隘的民族主义在中国是行不通的，只有极少数人玩弄那种货色，在大多数的知识分子中是生不了根的。

一百多年来，帝国主义和中国的买办阶级、地主阶级勾结在一起，压在中国人民头上，形成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毛主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说，一百多年来，多少仁人志士想替中国人民找出路，如洪秀全〔53〕和孙中山的革命，严复〔54〕和康有为〔55〕的改良，在当时都是想把中国往前推进，但结果都失败了。中国既没有象法国大革命〔56〕那样把封建势力完全摧毁，也没有象日本那样发生了明治维新〔57〕。为什么？原因很清楚，各位教授先生最近参加土改〔10〕工作时看到了，中国的封建势力太大，地主和富农在中国农村中约占人口的十分之一。这些人散布在中国广大的土地上，压在农民头上，帝国主义就凭借着这些人统治中国。在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中，过去有些人企图走改良主义的道路，走旧的资产阶级革命的道路，但走不通，统统失败了，不能不找新的办法了。

中国人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更加觉醒了。俄国十月革命给了我们新的启示，使我们认识到要“走俄国人的路”。孙中山先生也提过“以俄为师”的口号。这样，中国第一次大革命就组织和发动起来了。许多知识分子从民族的立场进一步认识了人民的立场，觉悟到只有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才能救中国，才最爱民族。因为封建经济束缚着中国广大农村的生产力，买办势力束缚着中国的民族工商业；国民党反动派集中代表了封建和买办势力，成为一种反动政治力量，他们依靠帝国主义，压在中国人民的头上。所以要求得民族解放，一定要有人民的立场，而不是只有笼统的民族观念。

人民的立场，是不是进了共产党以后一下子就站稳了呢？不错，当着对敌斗争很激烈的时候，我们是很清楚的，对地主阶级、买办阶级和国民党反动派是坚决斗争的，这是站在了人民的立场。但是到抗日战争时期，我们要和国民党讲联合，共同对外，这时有一部分共产党员的人民立场就不那么明确了。你们从胡乔木同志著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中可以看到，在抗日战争初期，毛主席坚决主张对国民党有联合有斗争，推动全面抗战，反对国民党不要人民的片面抗战，这是坚定的人民立场。但是有些共产党员，有时只注意联合的一面而忽略了斗争的一面，迁就了国民党，人民立场就不那么清楚了。一九三八年在武汉，曾发生过这样的错误。那时联合的工作是做了，但斗争不够。后来认识了这个错误，纠正了，到重庆、南京工作时就好一点了。这就是说，人民的立场，在共产党的领导人当中也不是一下子就完全站稳了的。大家看过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那时在延安的文艺工作者读了很多书，又住过延安的学校，但还是有不少人没有站在人民的立场，所以毛主席在那篇讲话中就首先提出立场问题。

现在，工人阶级有工人阶级的想法，农民阶级有农民阶级的想法，城市小资产阶级有城市小资产阶级的想法，资产阶级有资产阶级的想法，只要各个阶级存在，他们的不同立场就会存在。我们今天要求大家有一个共同的立场，这就是为绝大多数人民的最高利益着想的人民立场。

由人民的立场再进一步站到工人阶级立场，那是更难的一件事。为什么要知识分子进一步站在工人阶级立场呢？因为工人阶级是最先进的，是为人民的，也是为民族的，将来要实现共产主义，使社会达到无阶级的境地。工人阶级的伟大就在于此。资产阶级不可能把所有的人都变成资本家。如果人人都当资本家，谁去做工人呢？如何积累资本呢？我参加共产党，最先就是这一句话说动了我，我也用这句话写过文章，向别人宣传过。为什么工人阶级是先进的？因为工人阶级可以使全世界的人都变成劳动者，使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统一起来。工人阶级和共产党最本质的东西，是它能使全世界进到没有阶级、谁也不剥削谁的社会，别的阶级和政党都不能担当这个任务。

对阶级立场问题，在知识分子中有几种认识。一种认识是：中国没有那么多的工人，产业工人不过三四百万，并且是从封建社会中生长起来的，或多或少地带有封建的影响，恐怕不会很强，怎么能领导全国呢？另外一种认识是：中国共产党里面，农民、知识分子出身的党员占很大的数目，怎么能代表工人阶级的立场和思想？是不是代表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还有一种认识是：知识分子加入共产党以后，实行党的口号、政策，他的一切就都站在工人阶级立场上了，就体现工人阶级的思想了。这三种想法都是错误的。

我们认为，中国工人阶级尽管人数少，而且其中还有若干人受过封建的影响，但是只要积极工作，发展生产，跟世界上的工人运动的经验和先进理论相结合，这个力量就是无穷的。它是新生的力量，一定会发展壮大。一切新生的力量都是从小到大的。我们每一个人也是由幼年长大的，幼年的生长力是最强的。所以工人阶级在中国是有远大前途的。工人阶级能照顾全局的利益。将来在工人阶级领导下发展工商业，不仅对本阶级有好处，对农民有好处，对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也有好处。为了更好地发展工商业，它要把重要的生产资料掌握在国家手里，逐步走入社会主义社会。也只有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根据它的思想，根据国家的物质条件和不断提高的生产能力，才可以使中国工业化，消灭阶级，实现共产主义。所以不能因为它人数少而忽视这个最可靠、最有希望、最大公无私的阶级。

共产党内有大量的农民、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党员，他们能站稳工人阶级的立场吗？我认为，经过锻炼是可以站稳工人阶级立场的。工人阶级并不把它的立场私有，只要真正愿意接受它的思想，就可以站到它的立场上来。中国工人阶级也是从旧社会来的，不过跟知识分子不同，它经过现代化大生产的锻炼，体现了先进的思想和立场。知识分子的改造也要经过锻炼，经过学习，经过实践。知识分子到工厂去，到农村去，就是要学习工人阶级、劳动人民的思想和立场。这不仅是对党外知识分子说的，也包含党内的知识分子。梁漱溟〔58〕先生在一封信上说，过去认为共产党的领导人都是知识分子，党员很多是农民，大概你们是农民思想、小资产阶级思想吧？他这话有一半道理，就是一些共产党员如果不经过改造，是会有很多农民思想、小资产阶级思想的，但经过改造就会逐渐减少，工人阶级思想就会逐渐加多。毛泽东思想体现了中国工人阶级的伟大思想。即将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就是体现中国工人阶级思想的伟大著作。

做了共产党员，是不是就一切都合乎工人阶级的立场和思想了呢？不是的。也许我们主观上觉得是为工人阶级了，但有时我们的工作犯了错误，实行的政策有了偏差，说明我们还不是真正站稳了工人阶级立场。这种情况是常有的。我们过去发生的右的或“左”的错误，就是离开了工人阶级立场对反动阶级迁就，或者是把自己这个阶级孤立起来。拿我个人来说，就有过多次这样的经验教训。正是因为有过这样的错误，才使自己受到更多的教育。工人阶级立场不是那么容易站稳的，需要长期地摸索、学习、锻炼。毛泽东思想是我们革命的指南针，但是单靠这个指南针还不行，还要有自己的革命实践。毛主席常说，任何一个人不经过自己的实践，碰过钉子，摔过跤，别人的经验对他总是作用甚小。自己实践的经验是最可宝贵的，最有用处的。所以共产党员也需要经过锻炼，而且是长期的锻炼。

从民族立场进一步到人民立场，更进一步到工人阶级立场，大体上会有这么一个发展过程。要促进这个发展过程，推动知识分子的进步，防止这个过程中可能发生的各种偏差，逐步地解决立场问题。

二态度问题

明确地认识了立场的发展过程，态度问题也就容易解决了。一个人生活在社会中，生活在世界上，对遇到的任何一件事情总会有一个态度。立场不同，态度也就不同。

今天的世界上还有阶级存在，还有国家的对立。帝国主义侵略集团要统治全世界，尤其是美帝国主义，要把世界变成美国的世界。中国人民是深受美帝国主义帮助蒋介石大打内战之苦的，现在美帝国主义又侵入朝鲜，侵入我国的台湾。世界人民经过两次世界大战逐步觉醒了，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民主国家先后建立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不断发展，帝国主义国家的人民也在逐步觉醒。全世界人民都不愿意再受帝国主义的剥削和侵略，不愿意再遭受战争的痛苦，要求持久和平。世界分成了两个阵线，这是客观形势发展的必然结果。

对这样的世界形势，我们中国人民怎么能够不表明自己的态度呢？必须要有明确的态度。首先要分清敌我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没有这样一个区分，那你是什么态度呢？难道你站到敌人方面去？当然，在中国还有站在敌人方面的反动分子、反革命残余分子，我们要肃清他们。但是，站在人民立场上的人，站在爱国的民族立场上的人，能不表明态度吗？所以，我们在学习时必须有敌我友的观点。全世界人民包含美国人民、日本人民在内都是我们的朋友，我们要争取他们。现在还被帝国主义欺压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政府，我们应该争取他们反对战争，赞成和平，即使是暂时的朋友，我们也要争取。一切国家，一切可以争取的政府，都应该争取，即使是中立，那怕是暂时的、在一个问题上的中立，对于人民来说也有好处。我们应该分清敌我友的界限。我们的敌人就是美帝国主义和它的同盟国家、帮凶国家的反动政府。我们的朋友遍及全世界，其中包含在某一个问题上一时的朋友。这样，我们人民的力量就壮大起来了。这是在国际上。在国内呢？这个问题已经清楚了。我们站在工人阶级立场上，首先应该巩固工农联盟，还要团结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以及其他一切爱国分子。我们的敌人就是反动阶级，最集中地表现在国民党反动派残余集团上，还有一些反革命残余分子。在态度问题上，是不是还有保持中间的可能呢？应该说，基本上没有可能，尤其在国内更没有可能。因为胜败已经定下来了，人民已经当政了。难道今天还可能又站在蒋介石方面又站在中国人民方面吗？也许可以躲到香港去，但那是临时性的，最后态度总是要判明的。

关于态度问题，我们历来主张靠自己觉悟。我举个例子，大家会清楚的。张伯苓〔59〕先生，晚年做了国民党政府的考试院长，重庆解放以后，开始有了觉悟，后悔了。以后他回到北京，又转到天津。他和我总算是师生关系了，也很接近，但是我丝毫没有勉强他写一个东西。以后他慢慢地认识了新中国，认识了人民中国的好处，开始跟我讲了一些他最赞成、最高兴的事，但是我仍然没有请他写个东西。我觉得一个人的进步要等他自觉地认识以后才最可靠。这样一耽搁，没想到他就年老病故了。临终前他写了一个遗嘱，大家可能在报上看到了。也许这是我的一个缺点，没有及早地帮助他提高觉悟。假使我知道他身体那样差，早一点提醒他一下，他也可能多一点进步表现，使人民对他有更多的谅解。这是我抱歉的地方。我再举一个例子：翁文灏〔60〕，大家也很熟悉，新华社宣布过他是战犯之一。但是他在欧洲表示愿意回到新中国来，无论如何也不愿意到美国去当教授。因为他有这样的表示，我们就欢迎他回来。他回来以后，有些朋友觉得他应该写一个声明，这样好使人民谅解他。但是我们仍然觉得不要太勉强，要他慢慢觉悟，自觉地写。

真正的中间态度，基本上是不存在的，一个时期的动摇、怀疑是有可能的。有一种人他对新生事物要怀疑一下，观察一下，我觉得应该允许。怀疑并不等于对立。对立就是敌视新中国，这不能允许。在学习中，对某一个问题持怀疑的态度是可以的，因为真理并不是一下子就能被人们接受的。真理愈辩愈明，我们不怕怀疑。观察一下也是可以的。梁漱溟先生初到北京的时候跟我说，有些问题他要观察一下。他在这点上很直爽，我们也很尊重他，所以介绍他到各个地方去观察。他每次回来的确都有进步，这一点我们应该欢迎。他观察一个时期就提出一个新的认识，那很好嘛！观察不等于旁观，观察的态度是积极的，旁观的态度是消极的。

还有一种态度是同情但不参加。这种人只是做到对中国革命表示同情，但是参加还要考虑考虑。这也是允许的。我们愿意等待，而且要耐心地等待。香港有许多人跟我们打过招呼，说他很同情新中国，但是他自己暂时还不能回来。我们绝不勉强。因为这里面还有客观的原因和主观的原因，我们应该谅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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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老根据地的工作（一九五一年——一九五二年）

　一下山不忘山，进城不忘乡（一九五一年十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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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解】

这是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举办的来京参加国庆节观礼的战斗英雄代表和老根据地代表联欢会上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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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各位同志：

你们从老远的地方来到了北京。南方老根据地的同志是从广东、四川、江西、湖北、安徽、浙江等省来的。北方老根据地的同志是从陕北、东北、华北等地来的。志愿军战斗英雄的代表是从朝鲜前线来的。解放军的战斗英雄是从各大军区来的。这是很不容易的事。今天借这个机会，中共中央、中央人民政府和各大区的负责同志，都来到这里同大家见见面。

今天看到你们真是高兴。我们离别已经好些年了，有十年的，还有二十年的。中国革命进行了三十年。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毛主席带着队伍到了井冈山，在农村建立根据地，这样才使我们的力量生长起来，依靠这个力量，我们的党、我们的军队都得到发展。革命由南发展到北，军队由红军、八路军和新四军发展到人民解放军，最后打垮了蒋介石，取得了全国性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去年我们的志愿军到了朝鲜，和朝鲜人民军一起打败了美国侵略者。这些胜利是得来不易的。在毛主席的领导下，依靠大家长期的英勇奋斗，才取得今天的胜利。饮水思源，我们应该向你们致敬，向你们代表的各老根据地的人民致敬，致谢。在这三十年当中，不知牺牲了多少人，我提议，大家起立为这些烈士志哀。

同志们，你们来到北京是不容易的。你们不只看到了毛主席，看到了我们的首都，还看到了我们军队的力量，看到了人民对我们党、我们领袖的热爱。希望你们回去以后，把这些告诉广大的人民和军队，进一步增强胜利的信心。

这次中央人民政府派遣访问团到各个老根据地，听到了一些意见。有的同志说，革命胜利了，不要下了山就忘了山，进了城就忘了乡。我们应不应该下山，应不应该进城呢？应该的。假若不下山、不进城，就不能够取得今天全国性的胜利，革命就不会成功，那我们作了那么大的牺牲，付出那么多的代价，就没有意义了。有些代表大概还记得，在我们离开瑞金以后，老根据地的人民遭到白匪的残杀。假若没有今天的胜利，我们能够回去吗？同志们，山是应该下，城也应该进。我们的胜利是依靠了农村的，但今后农民生活的改善，还必须依靠城市。革命就是为了使全国人民不再过苦日子，要过上好的生活。应该下山，应该进城。但是正如老根据地的同志所说的那样，下了山不应该忘了山，进了城不应该忘了乡。如果忘了，就是忘本。中国革命过去是以农村为根据地的，如果忘了这些根据地，就不是毛主席的好学生，就应该受到批评。毛主席这次特别派访问团去，就是为了关心老根据地的人民。访问不只是为了看看，而是想尽力解决一些问题，当然不可能一下子把所有的问题都解决。现在战争尚未结束，志愿军还在朝鲜作战，国家还有困难。在取得全国性胜利后的今天，我们还不能够转过手来大力改善生活，还须进一步克服困难，努力恢复和发展生产，并加强我们军队的力量，使美帝国主义不敢发动大战。我想老根据地的同志们是会理解这一点的。

我们有些干部对改善老根据地的群众生活关心不够，应该承认错误。今后各省的省委和政府要关心老根据地的事，每省应该有一个副主席专门负责老根据地的工作，每年至少要到各地看一两次，帮助老根据地的人民解决一些困难。各级人民代表会议〔22〕要有一定数量的军烈属代表参加。如果下面不这样做，你们可以给政府写信，给我写信，给党中央写信，我们一定予以答复。这样做，也会使我们声息相通，更加了解。

你们提出来的几个具体问题，如贷款、修路、兴修水利、城乡交流等，已交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讨论，帮助你们解决一些问题。

文教方面，要在老根据地增设小学、中学，还要办些工农学校，开展成人教育和干部教育。有的同志说，大干部到了北京，小干部到了省，乡下无干部。这句话是有一定道理的。老根据地为全国培养了干部，这是很大的光荣。现在乡下干部少了，应该很好地培养新干部，并且帮助现有干部提高政治文化水平，以适应工作的需要。

卫生工作也要作为重点。最近我看到一个报告，反映陕北保安县的婴儿死亡率很高，这是多么令人痛心的事！当年我们在瓦窑堡站不住脚退到了保安，保安人民为革命出了力。现在知道那个地方的婴儿死了那么多，于心何安！我们已命令卫生部派医疗队到那个地方去。象这样的事，今后是不应该发生的。

还听说在乡下轻易看不到戏和电影。我们也下了命令，先让北京的剧团十一月份到乡下去，为农民群众演出，争取大家都能看一看。

在优抚方面也要规定更好的办法，不要发生“优新不优老，优生不优死”的现象。

参加人民代表会议的军烈属代表，应该在农村中由大家评选，再报上面批准。

以上这些事我们要发个文件〔61〕，传达到各地。

今天是老根据地代表和战斗英雄代表两部分人联欢。没有老根据地就不会有我们的解放军，解放军是老根据地人民的子弟兵。子弟兵看见老根据地的人就象看见了自己的叔叔、伯伯、兄弟、姐妹。大家可以在一起叙叙知心话，彼此给予安慰和鼓励。

最后，希望你们象毛主席说的那样：“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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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力扶植老根据地的经济和文化建设（一九五二年一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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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解】

这是由政务院总理周恩来署名发布的《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加强老根据地工作的指示》，刊载于一九五二年二月一日《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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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一）中央人民政府派遣访问团访问各老根据地并邀请各老根据地人民代表来京参加国庆节观礼，加强了中央人民政府及各级人民政府与老根据地人民的联系，表扬了老根据地人民伟大的革命功绩，提高了老根据地人民热爱祖国和建设祖国的积极性。这一收获是很大的。

老根据地人民长期对帝国主义、国民党匪帮、封建地主的残酷压迫进行斗争，贡献最大，牺牲和受到的摧残也最大。解放后经过积极生产，部分地区已经恢复，有的地区甚至超过战前水平，但大部分老根据地因遭受战争创伤太重，且地处山区，交通不便，生产恢复很慢；其中若干地区又遭到水旱灾害的侵袭，特别是南方老根据地因重获解放为时较晚，荒芜现象仍多数存在，人民生活极为困难。因此，无论从政治上或经济上都必须十分重视加强老根据地的工作，大力领导与扶植老根据地人民恢复与发展经济建设与文化建设。

（二）加强老根据地的经济建设，是加强老根据地工作的中心环节。老根据地多系山地，生产条件比较困难，应该本着解决群众当前生活困难与长期建设相结合的方针，因地制宜，有计划地有重点地逐步恢复与发展农林畜牧与副业生产。一般地区应以农业为主，不宜耕耘的山岳地带应以林业与畜牧业为主，但均须同时极力注意利用当地一切条件发展当地有可能发展的手工业和副业，以增加群众收入。

1.恢复与发展农业生产：首先要补充农具，增加耕畜，养猪养羊，以克服当前缺乏农具、耕畜和肥料的困难。从长期与全局打算，山地应不再开荒，但凡能修成梯田的坡地，要尽快地逐步修成梯田，并集中力量提高现有耕地的单位面积产量。在有条件的地区，修塘，筑坝，开渠，打井，扩大灌溉面积；治河，防洪，闸山沟，修水库，做好水土保持。在粮食缺乏的地区，应提倡增种多产作物如红薯、马铃薯、南瓜等；在不缺粮食的地区应有计划地提倡栽种经济作物如棉、麻、烟等，以增加群众收入。

2.发展林业：提倡封山育林，禁止烧山燎荒，滥伐林木，挖掘树根，但必须照顾群众当前生产与生活的需要，反对机械的封死，进行合理的砍伐。在有条件地区应积极发展茶、桑、桐、橡、茶油、漆、果树等经济林木及其他用材林、薪炭林，并根据当地条件发展采集药材及竹木编制等副业。

3.发展畜牧：为增加老区人民收入，增加畜力、肥料，并供应毛纺制革原料，应大力增殖牛、羊、马、驴、骆驼、猪、鸡等。提高饲养技术，奖励繁殖。加强畜疫防治，畜种改良。为此，应有计划地建立防疫组织与繁殖场、配种站。

4.发展手工业与副业：许多老根据地农村副业收入占全部收入的百分之三四十以上，有的甚至超过农业生产的收入。农村副业和手工业是多种多样的，必须因地制宜有计划地加以恢复与发展，合作社和国营贸易机关应尽力帮助他们打开销路，以增加老根据地人民的收入。有些地区应特别提倡土特产与农产品的加工，如造纸浆、缫丝、烧酒、打蛋等。在兽害严重地区应组织群众打猎。

5.开采矿产：老根据地多系山地，各种矿产如煤、铁、石灰、钨、锡等蕴藏丰富，在不破坏矿藏、不影响大规模开采的原则下，可以有计划地扶助当地群众按照开矿的规定作小型开采。

（三）正因为老根据地多系偏僻穷困的山区，要求得老根据地经济建设的迅速恢复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就必须首先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1.恢复与开辟交通，这是改善老根据地人民生活的主要关键。必须分级负责，采取发动群众义务劳动为主、国家出资为辅的办法，有计划地修好老区主要的交通干线如公路、大车路、驮骡路、人行路以及河道等，利用当地一切可能利用的交通工具如大车、手推车、船筏等，并扶助群众添置这些交通工具，发展运输业。建立转运货站，把运输工作加以组织，以利推销土产和供应山区人民所需要的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

2.增设国家贸易机构与供销合作社，组织私商上山，建立山区商业网，促进物资交流。合作社应以山区为发展重点之一，指导群众提高产品质量，进行规格教育，使当地土特产得到畅销。贸易公司、合作社应在对老根据地人民不挣钱甚至采取若干贴补办法的精神下，收购山货、土产，并解决油盐等日用必需品。

3.大力组织合作互助。在自愿互利的原则下，采取多种多样的形式，如互助组及养畜、造林、修滩等合作社，逐步把群众组织起来，有条件的地区可适当提倡农业生产合作社。

4.今后一般贷款应将老区列为重点之一。并应依据当地条件举办养牲畜、修水利、修梯田、购买农具等特殊贷款。举办贷款时应注意适当延长期限，简化手续，及时放发。这次拨给老根据地的特别救济费，应结合生产发出，或提出一部作为建设基金。

5.老根据地遭受的战争创伤深重，生产水平较低，人民生活很苦，为帮助老区人民迅速恢复元气，在负担上应以省为单位，适当加以调整。特别困难的老区，可宣布免纳一定时间的公粮。

（四）加强老根据地的文化教育、医疗卫生与优抚工作：

1.老根据地人民的政治水平一般较高，对文化生活的要求尤为迫切，必须提倡文化下乡，电影上山，普及社会教育，并在这些地区增办小学、中学、工农速成中学和各种技术学校，以培养工农出身的知识分子及各种专门人才。为此，应以省为单位适当调剂教育经费与教员。

2.老根据地人民的医药卫生要求也十分迫切。卫生机关应协同有关部门在老根据地大力开展卫生防疫运动，宣传卫生保育知识，设立卫生站与医院，派遣医疗队巡回治疗，开办卫生医疗人员训练班、新法接生训练班，帮助中医学习，设立中药铺，并注意供应海盐、海带等以避免粗脖子、柳拐子等病症，保护群众健康。

3.在优抚工作上，首先是收葬烈士遗骸，收集烈士事迹。老根据地烈军属多，他们缺乏劳动力，生产与生活困难最多，过去有些地方对优抚条例〔63〕的贯彻施行较差，今后必须切实执行优抚条例，加强对缺乏劳力的烈军属的代耕工作，保证他们的生活不低于一般农民。县、区应定期召开烈军属、革命残废军人和优抚模范的代表会议，以便检查优抚工作，交流代耕经验，进行政治教育。各级人民代表会议也应有烈军属及革命残废军人的代表参加。

（五）老根据地的工作是一件光荣的任务，应作为有关省、专署考绩中的一项。凡辖区内有老根据地的各级人民政府要把老根据地的恢复与建设工作作为一九五二年的工作重点之一，并组织专门委员会，指定得力干部经常注意老根据地的工作，及时检查、督促。开好老根据地的代表会，并将加强经济建设作为会议的主要内容。除重获解放的时间较晚、土地改革〔10〕尚未完成或刚刚完成不久者外，一般老根据地的县、区、乡人民代表会议均应代行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未建立区、乡人民代表会议者，应迅速建立区、乡人民代表会议，使富有斗争经验与政治认识的老根据地人民自己起来讨论与执行自己的事，选举自己的行政人员，发扬人民的积极性，“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

必须认识老根据地的恢复工作是长期性的工作。凡辖区内有老根据地的省份，应根据当地具体情况，拟定切实可行的老根据地工作计划，领导群众逐步实现，并予以必要而又可能的经济扶植，争取在三五年内改变老根据地的经济面貌，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之上提高老根据地人民的物质生活与文化生活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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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反”运动与民族资产阶级（一九五二年一月五日）

【题解】

这是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十四次常务委员会上的讲话要点。这个要点刊载于一九五二年一月八日《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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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目前，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运动，正在各级政府机关、企业、学校、团体、军队、党派中紧张地进行，并需要继续深入。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的毒害，在中国的阶级社会中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是有着深厚的社会基础的。要完全地彻底地铲除这一积害，必须全社会都动员起来，特别是与贪污、浪费有密切关系的工商界要动员起来。

今天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有其积极进步的一面，那就是由于他们长期受过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他们中间一部分代表人物，在一定时期、一定程度上参加过或同情过人民解放斗争。解放后，他们逐渐参加了人民中国的建设，并在国家的领导下，发挥着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还有其黑暗腐朽的一面，那就是由于他们与帝国主义的、封建的、官僚买办的经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同时，中国资产阶级本身也同世界各国的资产阶级一样，具有唯利是图、损人利己、投机取巧的本质。因此，解放后，他们中间有很多人，正如天津工商界自己所检举的，常常以行贿、欺诈、谋取暴利、偷税漏税等犯法行为，盗窃国家财产，危害人民利益，腐蚀国家工作人员，以遂其少数人的私利。这种情形如果不加以打击和铲除而任其发展下去，则我们革命党派、人民政府、人民军队、人民团体日益受着资产阶级的侵蚀，其前途将不堪设想。不错，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参加人民民主专政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也是我们国家五种经济成分〔64〕之一，但是，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在人民中国并不是可以不受限制而自由发展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参加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政权，是承认了这个政权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以工人阶级及其政党中国共产党为领导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存在和发展，是要在国家经济领导之下的。

因之他们在国家、社会和经济生活中是有可为的方面，亦有不可为的方面；有被容许发展的方面，亦有被禁止发展的方面的。凡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人经济事业，就容许发展；凡不利或有害于国计民生的私人经济事业，就不容许发展；凡能操纵国计民生的经济事业，就应由国家统一经营。这是《共同纲领》〔1〕规定了的。只有这样，中国经济的发展道路才能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否则，私人经济事业如果不受限制、不受领导而任其自由发展，则中国经济的发展道路将不是新民主主义而是资本主义，将不是走向社会主义而是回复到帝国主义的附属国或殖民地的经济。非如此，即如彼，中间的道路是没有的。

在新民主主义的中国，第一，不能孤立地讲公私兼顾，而一定要在服从国家经济领导的条件下讲公私兼顾，就是说，要在符合全国最大多数人民的最高的和长远的利益的原则下照顾私人利益。第二，不能抽象地讲劳资两利，而一定要在承认工人阶级领导的前提下讲劳资两利，以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第三，不能提倡盲目生产，而一定要逐步实现国家生产总计划的领导。无论公与私，城与乡，中央与地方，大公与小公，都必须逐步纳入计划。否则，工农业的盲目生产，就会发生过剩与不足；商业的盲目经营，就会扰乱市场，波动物价。第四，不能容许谋取暴利，而只能在国家规定的限度或议定的价格内取得合法利润。第五，不能容许行贿、欺诈、偷税漏税、盗窃、引诱等犯法行为继续发生，听其侵蚀人民政权，损害国家财产，腐蚀国家工作人员。凡有犯者必须惩办，坦白自首者则从宽处理。人民政府所保护和欢迎的是那些拥护《共同纲领》、服从政府法令的工商业家，而不是那些不受领导和限制而想自由发展、盲目生产、贪图暴利的工商业家。中国的工商业家如果按《共同纲领》的方向发展，遵守国家政策法令，服从国营经济和国家生产计划的领导，那么，他们的出路是光明的，他们不但在目前时期可以充分地发展他们的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事业，而且在将来全国转入社会主义的时期，也一定可以得到工作的机会，并且可以保留他们的消费财产。相反，如果有人违背《共同纲领》和国家政策法令，抵抗国营经济和国家生产计划的领导，那是与新民主主义的经济背道而驰，无疑必将遭受全国最大多数人民的反对而归于失败。正因为只有工人阶级才能担任领导而资产阶级决不能担任领导，所以在新民主主义的中国，其指导思想只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只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而资产阶级思想却不能不受到批判和改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