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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今天通过《关于展开各界人士思想改造的学习运动的决定》，并决定首先号召全国社会人士特别是工商界人士参加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这是有历史意义的。我们号召全国工商界人士参加这一斗争，进行检举和坦白运动。这不仅在巩固人民民主政权和树立新的社会风气上将有所贡献，即在工商界人士的自我改造上也将有所收获，并利于他们与全国最大多数人民一道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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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外交方针和任务（一九五二年四月三十日）

　【题解】

这是在一次我国驻外使节会议上的讲话节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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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一、我们的外交方针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一直坚持和平的外交政策。我们坚持这一政策，相信以和平竞赛的方法来胜过帝国主义是完全可能的。当然，为防备帝国主义发动战争，我们应该在和平斗争中巩固国防，加强经济力量。要使帝国主义不敢发动战争，万一它发动战争，就叫它遭到失败。

我们在执行和平政策中的一些外交方针是：

（一）“另起炉灶”。一九四九年春，毛泽东同志就说过，我们的一个重要外交方针是“另起炉灶”，就是不承认国民党政府同各国建立的旧的外交关系，而要在新的基础上同各国另行建立新的外交关系。对于驻在旧中国的各国使节，我们把他们当作普通侨民对待，不当作外交代表对待。历史上，有在革命胜利后把旧的外交关系继承下来的，如辛亥革命后，当时的政府希望很快地得到外国承认而承袭了旧的关系。我们不这样做。毛泽东同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中宣告，我国同外国的外交关系要建立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

这是一百多年来旧中国的政府所没有做到的。毛泽东同志宣告后，我们以外交部长的名义把这一公告送达各国政府，向世界各国表明了我们的态度。为了表示外交上的严肃性，我们又提出建交要经过谈判的手续。我们要看看人家是不是真正愿意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同我们建立外交关系。在和平阵营方面，首先是苏联，然后是各人民民主国家相继承认了我们。

这些国家是真诚地愿意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同我们建立外交关系的。因此，我们同它们很快地建立了外交关系。对资本主义国家和原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则不能不经过谈判的手续，看一看它们是否接受我们的建交原则。我们不仅要听它们的口头表示，而且还要看它们的具体行动。例如，它们如果在联合国中不投新中国的票，而去赞成蒋介石反动政府，那我们就宁愿慢一点同它们建交；反之，如印度、缅甸等，能够真的同国民党反动派断绝关系，那就可以在经过谈判之后同它们建交。

这一“另起炉灶”的方针，使我国改变了半殖民地的地位，在政治上建立了独立自主的外交关系。

（二）“一边倒”。在一九四九年党的建立二十八周年纪念日，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前夕，毛泽东同志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提出了“一边倒”的方针，宣布了我国站在以苏联为首的和平民主阵营之内。之后，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在七月七日发表了联合声明，拥护这一方针。我国在世界上明确地站在和平民主阵线一边，旗帜鲜明，打破了帝国主义的幻想。如果没有这一明确的宣布，帝国主义者就会胡思乱想地望着我们，如司徒雷登〔65〕在南京时还想钻空子。“一边倒”的方针给这种胡思乱想的人浇了一头冷水。

（三）“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帝国主义总想保留一些在中国的特权，想钻进来。有几个国家想同我们谈判建交。我们的方针是宁愿等一等。先把帝国主义在我国的残余势力清除一下，否则就会留下它们活动的余地。帝国主义的军事力量被赶走了，但帝国主义在我国百余年来的经济势力还很大，特别是文化影响还很深。这种情形会使我们的独立受到影响。因此，我们要在建立外交关系以前把“屋子”打扫一下，“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但是打扫要有步骤，不能性急。我们在美帝侵朝的时候，针对美帝对我国采取敌视政策并冻结我国财产的情况，先接管或冻结美帝在华资产，并接管美帝津贴的文化机关，特别是在抗美援朝运动〔26〕中肃清亲美崇美恐美思想，这在平时恐怕要几年几十年才能做到。

（四）“礼尚往来”。资本主义国家，你对我好，我也对你好；你对我不好，我也对你不好。针锋相对，来而不往非礼也。我们总是采取后发制人的办法，你来一手我也来一手。不怕它先动手，实际上它一先动手就马上陷于被动。开国后我们用“另起炉灶”和“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这两手，在整个战略上处于主动地位。至于在具体事情上，是可以后发制人的。

（五）“互通有无”。我们开国以来就根据平等互利的原则同外国做买卖，不能象过去那样把中国作为它们的消费品市场。美帝国主义对我搞禁运，我们就以货易货，不用结汇，这对打破禁运是极有利的。我国出口的主要是农产品，换回来的是工业装备。我国同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的贸易大大增加，对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也增加了，我国的出口贸易额已经超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数字。我们想扭转国民党时期的入超，变为出超，这是好的，但我们当前的目标是出入口平衡。现在我们入口的东西是我们所需要的，出口的东西如鸡蛋、猪肉，是人家所需要的，这种互通有无是互利的。

（六）团结世界人民。我们对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是“一边倒”的，对原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国家的人民也要团结争取，以巩固和发展国际的和平力量，扩大新中国的影响。

以上一系列的方针就体现了我们坚持的和平外交政策。

二、外交阵线

（一）建立什么样的外交阵线。外交是国家和国家间的关系，还是人民和人民间的关系？外交工作是以国家为对象，还是以人民为对象？我们要团结世界各国的人民，不仅兄弟国家的人民，就是原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我们也都要争取。但就外交工作来说，则是以国家和国家的关系为对象的。外交是通过国家和国家的关系这个形式来进行的，但落脚点还是在影响和争取人民，这是辩证的。这一点要搞清楚。

（二）要分清敌我友。在建国开始时，我们就提出过这个问题。我和友是一方面，敌又是一方面。具体地分析一下，朋友方面以国家来分有两种：第一种是基本的朋友，第二种是一时的朋友。这后一种朋友也不完全一样，有的只能在某一时期内成为朋友，有的可以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成为朋友，区别的主要关键是对战争与和平的态度。从国家的性质上来说，它们是属于资本主义世界的，但对战争它们不参加，表示中立，这是可能的。这种情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时有过，那时苏联争取瑞典保持中立〔66〕，这对当时的局势是有利的。假如那时挪威也被争取保持中立，对苏联会更有利，对欧洲的形势会更好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如果在同帝国主义的战争中保持中立，对我们是有利的。所以对这些国家，我们不能采取敌对态度，不要把它们挤到敌人的营垒里去，我们可以和它们做朋友。当然在战争中，问题可以看得更清楚，但在战争爆发前，我们就要有预见，努力做争取工作。

在战争一旦发生时，这些国家守中立的可能性是存在的，站在和平阵营方面反对帝国主义的可能性虽然极少，但也不是绝对不可能的，这要看我们和平阵营力量的增长，要看敌人阵营的分化情形。

对帝国主义阵营也要有分析。追随美帝的国家毕竟是少数。

在朝鲜战场，和美国在一起的虽然有十五个国家，可是万一战争发生在中国，是否也有那么多国家参加对中国作战呢？这是很值得怀疑的。敢于坚决和我们敌对并走上战场的究竟还是少数。资本主义世界并不是铁板一块，我们应该区别对待。

同我们最敌对的国家，应该对它坚决斗争。

同我国未建交、关系又较坏的国家，不能把它们看成同美帝一样。它们同美帝国主义之间有矛盾。我们应该给一些影响，使它们不过分同我敌对。

同我国正在谈判尚未建交的欧洲国家，它们不愿意同我闹翻，就悬在那里。

同我国已经建交的欧洲国家，对他们要分别对待，做好工作。

同我国已建交的东南亚国家，过去是殖民地，现在不仅形式已经改变，有自己的国会与政府，同时人民的觉醒也使得帝国主义不能不改变过去对殖民地的一套办法，而由当地资产阶级来统治。在这种情形下，如果现在还有人说它们是殖民地，那是不切合实际的。即使是现在的日本也不能说是美国的殖民地。日本人民的主要斗争对象有时是美国帝国主义，有时是本国政府。由帝国主义直接统治的才是殖民地。东南亚国家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同帝国主义有矛盾，我们要在战争时争取它们中立，在和平时争取它们同帝国主义保持距离。

伊斯兰教国家，我们同它们关系较少，影响也小。工作可以逐步进行。

我们要依靠进步，争取中间，分化顽固。这样可以使我们的外交工作更灵活一些，不是简单的两大阵营对立，没有什么工作可做。我们要这样来打开我们外交工作的局面。

三、外交工作的思想领导

我们的外交工作要绝对地接受无产阶级思想的领导，不能允许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当然更不能允许这些思想占据领导地位。我们的立场必须十分坚定，思想必须十分明确。

（一）坚持国际主义，反对狭隘民族主义。对这个问题，大家在理论上也懂得，但是在工作中，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就往往容易带着新中国胜利的骄傲，表现出狭隘的民族主义和大国思想。当然我们应该有民族自信心，可是如果有自大、骄傲的情绪，那就是狭隘的民族主义了，即使有时是不自觉的，也不好。每一个民族都有它的优点，值得我们尊重和学习。要肃清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想，确立国际主义思想。

（二）坚持爱国主义，反对世界主义。我们的爱国主义是社会主义和人民民主主义的爱国主义，不是资产阶级的沙文主义〔67〕。我们反对失去民族自信心的、投靠大国的“世界主义”。美国所说的“世界主义”、“大国领导”，其目的是要小国永远跟它走，永远受它奴役剥削。我们的国际主义是要各国都独立平等。

社会主义的爱国主义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而是在国际主义指导下的加强民族自信心的爱国主义。我们有些同志有时表现得失去立场，那是因为我们过去是半殖民地国家，羡慕资本主义国家的文明，不审查其中有无毒素，盲目崇拜。说中国一切都好或一切都不好，都是不对的，应该批判地接受一切中外的文化。《大公报》有一栏叫“中国第一”。中国哪里有那么多第一，这样提就不对，后来这一栏也只好取消了。新中国当然比旧中国好，祖国是可爱的，但我们仍然必须向外国学习。

（三）坚持集体主义，反对个人主义。外交工作是代表国家的，一切必须从集体出发，倘若从个人出发，就一定很危险。任何荣誉都是来自毛泽东思想的胜利和人民群众的努力，都是国家的荣誉。外交工作中不容许有个人打算，不要因为人家一说好就沾沾自喜，应该想这是人民的光荣；如果人家说坏，就要检查一下我们的工作是否做错了，要把个人完全溶化在集体当中。

（四）坚持无产阶级的纪律性，反对自由主义。我们强调高度自觉的、合乎党的利益的纪律性，丝毫不能允许自由主义存在。乱说乱搞就会出乱子。外交是国家与国家的关系，外交工作的一切都必须注意事先请示、事后报告。国家同国家办事，说了就得算数，所以多说不如少说。但是，是不是什么都不说呢？不是。已经宣布的事，已经办成功的事，已经决定了的事都可以说；尚未宣布的，经验还不成熟的不能说。因为这不是在一个党内，而是办国家同国家之间的事。在一定原则下可以有一定限度的机动，也就是临机应变，但对新的问题处理迟缓一些并不是错误。经验不足时，还是慢一些好。

（五）坚持民主集中制，反对官僚主义。我们大家对外交工作的经验都不多，还是要发扬民主。“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多听取大家意见是必要的，但是还要有集中。使馆内的民主一定要做到。光有集中，没有民主，就成为官僚主义了。我们应该提倡民主，才能克服官僚主义。

（六）要求有高度党性，反对政治空气稀薄。政治空气首先要求有高度的党性，锻炼同志们的思想，一切从原则出发。政治化是多方面的。把原则变成教条来背诵不是政治，轻一点说是书呆子，重一点说是教条主义者。要调查研究，分析问题。平时谈生活、谈文艺都要注意从原则出发，这样，庸俗空气就稀薄了，政治空气就浓厚了。当然，并不是说只有张口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才叫做政治空气浓厚。

（七）提倡勤俭朴素的作风，反对资产阶级的铺张浪费思想。我们的外交工作中有不少浪费，这是受了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我们在生活享受方面处处想跟苏联比是不对的。苏联在十月革命后也是十分俭朴的。毛泽东同志主张不要去提倡那些形式的东西，因为不适合我们现时的经济情况。生活上同他们比是不对的，今天我们的生产还没有发展到他们那样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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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问题（一九五二年六月十九日）

　【题解】

这是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全国统战部长会议上的讲话第二部分的节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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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三年来，由于我们进行了抗美援朝〔26〕、土地改革〔10〕、镇压反革命〔68〕三大运动，在国内把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势力基本上肃清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国内的阶级斗争就突出地表现在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内部。现在发生了一个新的问题，就是如何正确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问题。

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有一个特点：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它既是我们的朋友，又是要被消灭的阶级。我们共产党员必须懂得这个辩证关系。毛泽东同志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已经讲得非常清楚，又原则，又策略。他是从共产党说起，说共产党最后要把自己消灭，全世界的共产党都要消灭。今天我们进行新民主主义建设，跟资产阶级合作，最后还是要消灭资产阶级的。有一种舆论，说资产阶级作为阶级可以跟我们一道进入社会主义。这是错误的。前些日子王芸生〔69〕在上海《大公报》上写了一篇文章，全篇写得很好，很动人，就是最后一句话说得不对。他写道：“我们人民民主政权的‘四友’就团结得更为亲密，共同胜利走向社会主义的前途！”毛主席把这句话删掉后要《人民日报》转载了。在党内进行思想教育的时候，要把民族资产阶级既是朋友、又是要被消灭的阶级这两方面都说清楚，只说一方面就容易发生误会，产生“左”的或右的情绪。

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经济上处在这样一个地位，因此它的思想也是这样的。拿资产阶级思想跟无产阶级思想来比，资产阶级思想当然是反动的落后的。但是资产阶级在反对封建势力的时候，尤其是在资本主义初期，它是起了积极的进步的作用的。文艺复兴〔70〕时期的资产阶级思想比起当年欧洲黑暗时期的封建思想来是进步的。美国独立战争〔71〕、法国大革命〔56〕和美国南北战争〔72〕的时候，资产阶级思想比起封建思想来是进步的。旧中国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在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这三个敌人时，资产阶级思想也起过进步的积极的作用。可是资产阶级思想没有把中国革命领导成功，也不可能领导成功，强大的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不允许资产阶级发展。资产阶级可以一个时期参加革命，一个时期中立，一个时期退出，甚至向反动势力妥协。这种曲折的道路走了多次。

中国资产阶级的两面性是长期的。它领导辛亥革命〔73〕的时候，由于跟反动势力妥协，革命失败了，自己也被反动势力挤了下来。辛亥革命以后，它的积极性并没有完结，资本主义经济还是发展了。可是刚有了一点发展，又被买办资本和帝国主义压下去了。后来资产阶级参加了大革命，在大革命的后期，又跟反动势力妥协，最后还是被反动统治阶级挤下来了。以后资产阶级参加了抗日战争，在解放战争中多数人保持中立或者同情革命，少数代表人物还参加了反对美蒋的斗争，建国以后，又参加了建设。所以我们说，中国资产阶级还是有积极作用的，它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中的一员，是我们的朋友。

没收资产阶级的企业，去掉资产阶级，走向社会主义，这是东欧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做法。我们中国有所不同。中国革命的时期很长，从共产党诞生到取得政权，将近三十个年头，中间经过了四个革命阶段。四个革命阶段中，民族资产阶级有时参加，有时中立，有时附和了反动。附和反动的时期很短，中立动摇的时期很长。在不同的时期都有一部分资产阶级分子参加革命或对革命表示同情。

到革命取得胜利的时候，也有一部分资产阶级分子去了台湾，但多数还是参加了新中国的建设。这里，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有很大的封建力量，封建势力跟买办阶级相结合。清朝末年、北洋军阀〔6〕、国民党三个朝代，反动统治者都是依靠帝国主义的。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资产阶级的发展就受到限制、打击和压迫，它对此是不满的。新中国建立以后，资本主义经济得到了发展，比那三个朝代得利还多，多数资产阶级分子觉得在新政权下有利可图。所以他们中间的多数对于新政权还是赞成的，至少不是采取积极反对的态度。他们参加全国和地方的政治协商会议，参加各级人民代表会议〔22〕，成为我们的朋友。这是由历史发展而来的。

尽管中国是这样大，有这样多的人力，可以加快前进的速度，但中国的经济是落后的，要实现工业国有化和农业集体化，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还需要动员各方面的力量。要发挥资产阶级的积极性，让它发展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经济事业，使我们的经济能更快地发展。所以我们和资产阶级的联合，不仅政治上有可能，经济上也有需要。

当然，我们是为了社会主义而奋斗，这是清楚的。如果我们不认识这一点，麻痹起来，就会发生政治性的错误，就会失掉这个前途，就会与资产阶级混同起来。丧失前途，丧失立场，混同思想，那是很危险的。如果共产党人不认识这一点，不是从基本原则上去认识问题，去实现政策和策略，用适合于团结、改造资产阶级分子的方法来跟他们做朋友，把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发展起来，那就很难团结、改造资产阶级分子。只有明确为社会主义而奋斗，我们才能恰当地解决资产阶级问题，这是现在国内生活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把封建制度消灭以后，农村中的主要矛盾就变成广大农民跟农村中的资本主义势力的矛盾。在城市中，国民党被打倒了，反革命被肃清了，帝国主义势力被赶走了，主要矛盾就变成无产阶级跟资产阶级这样一个矛盾了。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当着我们反对三大敌人的时候，说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是中间力量，那是恰当的。但是，现在不能这样说了。

在我们党内，必须把今天存在于城市和乡村的这样两个对立的方面说清楚，只说一面就不完全。如果只说交朋友，“五反”〔74〕斗争就会轻轻过去，将来“五毒”〔75〕又会严重起来，又要进行“五反”。反过来，如果只说阶级矛盾、思想矛盾、对立、限制，现在就要把资产阶级打倒，就会发生“左”倾。因此，应该全面地说。现在反对他们的“五毒”，联合与改造他们，都是为了将来便于和平转变到社会主义，为消灭资产阶级准备条件。这是很辩证的。从事统一战线工作的同志，一定要非常坚决又非常稳当地掌握方针政策。

这是一个思想认识问题。如果不从思想上搞清楚，我们做工作很容易碰到这样两种情况。一种是急躁地把前途当作今天要实行的政策，超越现阶段的政策，这就会发生“左”倾冒险情绪。另一种就是忘掉前途，忘掉坚定的方针，盲目地只顾眼前的利益，同化于人家，在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进攻下，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我们要防止这两种倾向。

在“五反”中，有些同志曾经在资产阶级两面性的问题上发生过摇摆，这是不对的。刚才我从历史根源上讲了它的两面性，现在它仍然有两面性。我在一月五日讲到这些，《人民日报》用纪要的形式发表了〔76〕。讲话中有一段说到资产阶级分子自我改造的问题，就是和两面性的问题有联系的。

要讲资产阶级的两面性，也要讲它的本质。资产阶级的本质就是唯利是图，就是剥削工人榨取剩余价值。从社会主义的观点来看，当然要反对这种本质。尤其在“三反”〔77〕“五反”运动中，必须明确地把它的本质揭露出来。在统一战线工作中，如果不把资产阶级的本质揭露出来，不把资产阶级的两面性指出来，的确会跑到另一方面去。我们是反对资产阶级的腐朽黑暗面的。如果不把“五毒”去掉，腐朽黑暗的一面不但会在资产阶级本身发展，还会侵入国家工作人员中，侵入共产党内部，侵蚀整个社会，毒害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毒害人民民主政权。

关于“五毒”，毛泽东同志在提出“五反”的时候就确定了这样五项，这是具体化而又集中化了的。说得过多就不利。比如对于资产阶级的限制问题就是这样。一方面，在新民主主义的方针下，不是资本主义自由经济，而是节制资本。公私兼顾是在国家领导下的公私兼顾；劳资两利是在中国工人阶级领导下的劳资两利；生产要有计划有领导地进行，反对盲目发展；规定合法利润，反对暴利。这些原则还是必须坚持的。另一方面，什么是合法利润？什么是暴利？还要经过经济改组，经过工商业恰当地发展，才能逐步规定。在这次工商业联合会筹备代表会议上，陈云〔78〕同志可能讲一讲合法利润的大致范围，但不是最后确定，最后确定还要摸索一点经验。合法利润还不能明确规定，暴利的范围也就很难确定。所以这次“五反”就没有提出反对资产阶级的暴利，如果提出就会把经济弄乱。暴利思想要反对，但反对“五毒”没有把暴利问题规定为一条，原因就在这里。否则，我们对资产阶级算帐就会很苛。又比如买房子这件事情。我们公家需要很多房子，鼓动人家卖，人家不愿意，就抬高房价，结果出了很高的价钱，“五反”来了又算人家的暴利，说人家抬高房价。我们不能这样干。现在还是实行自由贸易的原则，不是强迫的方式，何况还是你要求人家卖的。那么高的房价，谁叫你买呀！再如银行利息高，工业利润低的问题，这也说明我们的社会经济还没有改组，还很乱。今后对于利润范围也要有一个规定，使银行利息压低，工业利润逐渐提高。但这需要一个过程。

资产阶级还有积极的进步的一面，我们还要尽量地利用它的积极性进步性。从经济上来说，今天我们的国营经济还不能完全代替它。如果中国工业化了，国营经济能够代替资本主义经济，私人的经营范围就不会这样大。私人的经营范围这样大，就说明国营经济的比重还不够大，还不能代替它。这就一定要发挥它的积极性。发挥积极性一定要符合我们的《共同纲领》〔1〕，遵循新民主主义的发展轨道。但是从资产阶级的本质来说，它是不愿意遵循这个轨道的，它只要得到一定的发展，就会突破这个轨道，要求自由发展，追逐利润。其实，资产阶级分子哪有那么循规蹈矩的，你要他们做什么他们就做什么？损人利己，唯利是图，投机取巧，这三句话概括了资产阶级的本质。他们是要按照这个方向发展的，因此，必须进行长期的斗争。

斗争就是改造，就是要把“五毒”去掉。就是毛泽东同志说的，再犯再去，再犯再去，长期斗争，用改造的方法来解决。

我们现在之所以能够强调改造，是因为今天有人民民主政权，有共产党的领导，有工农联盟的广大基础，资产阶级在数量上不过是一个很小的数目。在城市中，所有工商业者加上他们家庭的人口，也不过两百多万。而资产阶级的家庭已经起了变化，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很多。在全国约五十万工商户中，还有一部分是独立劳动者。我们能够改造地主分子，那么，为什么不能够改造资产阶级分子呢？何况资产阶级还跟我们共同走过一段建设的道路，而封建地主阶级除少数开明绅士外却根本没有跟我们一同走过。

有些外国朋友听说我们改造地主就摇头。“地主还能改造？”这种怀疑是有道理的。他们那里的封建主跟中国的地主不同，多是大贵族、大封建主，人数也很少，可以把他们赶到外国去。中国的地主人数上千万，有一个中等国家的人口那么多，而且分散得很，你把他们赶到哪里去呢？只有改造他们。能不能改造呢？在农村人口中，农民占百分之九十以上。如果说农村人口是四亿的话，农民有三亿六千万以上，占绝对优势，而他们又经过了长期的革命教育。有这样大的一个基础，怎么不能监督和改造地主呢？地主阶级是革命的对象，跟我们有过近三十年的生死斗争，对地主都可以改造，那么，资产阶级在中国革命中一般说来是中立的，有一部分同情革命，有一部分还参加革命，资本主义经济在新中国又是五种经济成分〔64〕之一，他们还有利可图，而我们还有政权，有军队、法庭，有无产阶级强大的领导力量，为什么不能够改造他们呢？当然在改造中会有少数人走向反动，甚至会有个别的分子勾结国外敌人企图造反，但可以肯定地说，这总是少数。如果工作做得好，即使世界大战打起来了，多数还是能够跟着我们走的，或者是观望动摇的。当然也会有少数人没有改造好，这就需要我们加紧做工作。

要把资产阶级分子改造成什么样子呢？就是要使他们按照《共同纲领》的规定办事，以适合于新民主主义经济的要求，适合于新民主主义政治的要求，适合于新民主主义文化的要求。所谓改造，在经济上，就是要使他们的经济发展受到限制，但又要使他们有利可图，有适当的发展；在政治上，要吸收他们的代表参加政府，并使他们在政治上受到影响；在文化上，要对他们加强思想教育，逐步地改造他们的思想，以至改造他们的家庭。改造的结果，就会使他们走上《共同纲领》规定的轨道。

我们要给他们指出广阔的前途，不要向他们隐讳社会主义的前途。《共同纲领》没有写社会主义前途，是因为当时新中国刚刚成立，虽然把这个前途写出来他们也是可以接受的，但是有点强加于他们，所以我们采取等待的政策，没有把社会主义前途写进去。但是这个前途是肯定了的。我们要向他们指出，在这个前途中，他们也是有份的，当然不是指他们那个阶级，而是指资产阶级分子说的。根据刘少奇同志去年讲的一些意见，我在一月五日的讲话里说了，经过改造，他们每一个人都有前途，并且在将来还可以保留他们的消费财产。有人说，这样一来，资本家就不把钱投资到事业上来了，就要全部变成消费财产了。这是片面的说法。如果他们想到在社会主义社会还能够有前途，那么今天也就会好好经营，培养经营的本事和能力，这样的本事和能力到将来的社会主义社会还用得着。所以资产阶级分子是可以改造的。

资产阶级的思想本质是唯利是图、投机取巧、损人利己，当然不好。但就他们取得利润来说，中间还包括国家的利益。这次黄炎培〔79〕先生打算在全国工商联代表会议的致词中传达毛泽东同志的一段话，这是毛泽东同志面告他的。毛泽东同志在党内的会议上说过“四马分肥”，就是把利润分成四份，其中国家一份，就是税收；工人一份，就是福利费；还有一份是公积金，作为再生产之用；第四份就是私人应该得到的纯利。实际上，资本家得到的是一份多一些，因为公积金在将来发展生产中的所得又可分成四份，在四份中他又得到了一份。资本家得的利润如果是在这样一个范围内，就是合法的利润。我们要鼓励他们这样去取得利润。

当然，如果说资产阶级是“为崇高的目的奋斗”，那也是骗人的。资产阶级分子经过改造，许多人是可以走向社会主义的，但是今天还是要唯利是图，否则他们就不是资产阶级了。这个合法利润是应该承认的，并且要鼓励他们取得这个利润。在这一点上，过去没有向他们解释清楚。毛泽东同志给黄炎培讲了这样一个道理之后，他很高兴。所以我们是应该向他们解释的。

我看了一个同志的发言，他好象认为跟资产阶级做统一战线工作就是讲“外交”、应付、说空话。这是不对的。难道毛泽东同志是在那里闲着没事做，把黄炎培找去聊天讲闲话吗？大家晓得，毛泽东同志没有这样的闲工夫。他找一个人去总是有目的的。毛泽东同志向黄炎培讲清道理后，黄炎培就给资产阶级写信，首先是给上海资产阶级写信，用他自己的口气向资产阶级传达毛泽东同志的指示，这有什么不好呢？当然有时候跟他们应酬是免不了的，但是这个应酬一定是要有要求的，有政策的，有思想的。毫无目的，毫无政策，毫无要求，简单地应酬一番，吃饭、跳舞，那是不对的，那就是混同于资产阶级。如果是有目的地应酬，有目的地团结，那是必要的。经过他们把党的政策传达到他们所代表的那一部分人民中去，这是很有效的。

为什么说黄炎培是进步分子呢？有的人还不大懂。我们说他是资产阶级的进步分子，就是因为他跟资产阶级有来往有交情，能够把他们的话说出来，又能够把我们的话经过他说给资产阶级。当然在说的时候可能会有一点说得不完全，这也不奇怪，他又不是共产党员。在政务会议上，常常有一些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反映资产阶级的思想。他们讲出来之后，我们觉得有错的，适当地加以批评，他们能够听取并接受我们的意见，这就是进步分子。为什么政务会议每个星期要开一次呢？难道我也是闲着没事干，高兴每个星期开一次会吗？不是的。这是有好处的。那个会不象我们开会那样，意见都差不多，一个人发言之后，顶多有一点补充。在那样的会议上有的是不同的意见，有资产阶级的话，有开明士绅的话，也有小资产阶级的话；有正确的，也有错误的。我们听到这些话就能够启发思想。毛泽东同志常常讲“兼听则明，偏信则暗”〔80〕，正是这样一个道理。我们管理着这样大的一个国家，就要注意听取各种意见。对我们共产党员来说，就是要分辨出哪些意见是对的，哪些意见是不对的。这对于我们也是一个锻炼、教育和学习。所以说对资产阶级采取敷衍的态度是错误的。

还有一些同志不大愿意见党外人士，象毛泽东同志说的有些羞羞答答。这是不大好的。我们总是跟自己的同志在一起，所说的话都是相同的，有点闭塞。而跟党外人士接触，则可以听到各方面的意见。当然这对你也是一个考验，如果你的立场不稳，思想不清，人家说什么都是对的，那就要受资产阶级的影响，甚至要被糖衣炮弹击中。统一战线工作就是这样，要学习，要考验自己，要发展党的政策，又可以使自己进步。当然不能说在工作中就毫无错误，但是我们不要怕，要在工作中好好学习。我们对于资产阶级的政策是团结改造的政策，所以，在工作中不要采取畏惧的态度，不要采取草率的态度，也不要采取消极敷衍的态度，而是应该采取坚定的、稳健的、谨慎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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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一九五三年九月八日）

　【题解】

这是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四十九次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上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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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我今天谈谈从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问题，题目是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一

这个问题本来不是一个新的问题。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起，我们就认定新民主主义要过渡到社会主义。《共同纲领》〔1〕中虽然没有写社会主义的前途，但这是因为考虑到当时写上去还不成熟。所谓不成熟，不是说在领导分子中间还不了解，而是说还要经过对广大群众的宣传教育。现在提出这个问题，是为了把它更加明确起来，使它具体化。

关于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毛主席近来在中共中央的会议上，以后又在全国财经会议上，都曾讲过。他指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基本上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应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81〕

在过渡时期，对国家工业化，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都还只是基本上实现，而不是完全实现；只要是基本上实现了，过渡时期就算结束了。

所谓相当长的时期，究竟多少年，不可能说得那么准。毛主席说，要经过几个五年计划。过渡时期的长短，决定于是否基本上完成了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要看我们的努力。

离开了总路线，就要犯大错误。我们在工作中犯一些小错误，发生一些偏差，是难免的。但如果犯了大错误，离开了这条总路线，那就很危险，就会走上另外一条道路，即资本主义的道路。犯这种错误不仅不应该，而且是不容许的。

现在谈几个问题：

第一，什么叫做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最基本的就是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就是取消了生产资料的私人资本主义所有制，归国家所有了，就是农业、手工业集体化了。完成这个任务要经过相当长的过渡时期。

在我们的人民民主的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中，不是要等到那么一天，由国家宣布所有的生产资料都归国家所有，而在这一天以前，一切都原封不动毫无变化。这是不可能的。苏联在十月革命以后曾宣布把雇工若干人以上的企业收归国有，东欧人民民主国家在战后几年也曾宣布把几十个工人以上的工厂收归国有。我国根据国际条件尤其是国内各阶级联盟和经济发展的情况，不采取这种激烈的突然变革的办法，而采取温和的逐步过渡的办法。

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虽然是一场革命，但可以采取逐步的和平转变的办法，而不是在一天早晨突然宣布实行社会主义。在过渡时期中，要使社会主义成分的比重一天一天地增加。过去我曾与盛丕华〔82〕先生说过，将来是“阶级消灭，个人愉快”。就是说采取逐步过渡的办法，做到“水到渠成”。

当然，过渡并不是没有困难，但应看到有利条件。首先是肯定了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是领导的经济，其他各种经济都要受国营经济的领导。这是在《共同纲领》中规定了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是国营经济与私人资本合作的经济，其中国营经济部分是处于领导地位的。

在过渡时期要把各种经济纳入国家的总计划中。这在《共同纲领》第三十三条里也早有规定。当然，做到这点是不容易的。把国营经济纳入计划就不容易，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到现在还没有制定出来，我们还只能边计划、边执行、边修正。至于把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个体经济纳入计划就更困难。因此，使各种经济在国营经济领导下逐步纳入国家计划的轨道，是一个相当长时期的过程。

第二，为什么现在提出这个问题？有人说，因为朝鲜停战〔26〕了。这个说法有一部分道理。如果朝鲜战争还在打，我们的军费开支就不能保证没有变动。现在朝鲜问题虽然还没有彻底解决，但战争已经停下来了。毛主席指导工作有一个原则，当一个任务完成了的时候，就要赶快提出新的任务，以免松懈下来。我们现在就应该提出新的任务。从这方面说，强调朝鲜停战这个原因是有一部分道理的。但是这不完全。现在提出这个问题，还有国际国内的各种条件。

从国际方面看，当前世界形势的特点是：新世界诞生了三十六年，世界和平民主阵营更加巩固和扩大了；旧世界尽管叫嚣扩军备战，但困难重重。形式上是两个阵营的对立，但矛盾的焦点是在旧世界的内部。这种矛盾，有和平与战争的矛盾，有民主与反民主的矛盾。

旧世界的矛盾，无论在东方与西方，是一天一天地在增长。中朝人民在朝鲜战争中的胜利把美国企图挑起世界大战的时间推迟了，这就不仅有利于促进资本主义阵营内部矛盾的增长，有利于和平民主阵营的巩固和扩大，有利于资本主义世界各国中民族民主运动力量的增长，有利于世界人民的和平民主运动的发展，同时也有利于我国进行建设工作。

从国内方面看，开国快四年了，人民民主专政更加巩固，国防力量愈益增强，各种社会改革也已基本上完成。尤其是这四年来，财政经济状况已经基本好转，社会主义成分的比重一天一天增加，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一天一天加强，人民的积极性也更加发挥出来了。

工业生产方面，总产值如以一九四九年为一百，一九五二年则为二百四十五。今年生产如能完成或超过计划，就可达三百零四以上。农业生产方面，总产值如以一九四九年为一百，一九五二年则为一百四十八。今年的农业生产，由于去冬受冻，今年又有霜灾和虫灾，加上南旱北涝，按原定计划增产百分之六已不可能，估计可稳定在去年的水平或者略少于去年，也可能略多于去年。

关于我国工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一九四九年，机器工业占百分之十七点四，工场手工业占百分之七，个体手工业占百分之六点八，农业及副业占百分之六十八点八。一九五二年，机器工业占百分之二十七点八，工场手工业占百分之六，个体手工业占百分之六，农业及副业约占百分之六十。这些数字表明，工业比重已经大大增加，今年还会有所增长。

关于工商业中的公私比重。工业方面（包括现代工业与工场手工业，不包括个体手工业）：一九四九年，国营占百分之三十三点九，私营占百分之六十二点七，公私合营占百分之二点四，合作社占百分之一；一九五二年，国营约占百分之五十，私营约占百分之四十二，公私合营约占百分之五，合作社占百分之二点六。从相对数字看，国营的比重上升，私营的比重下降，但从绝对数字看，则国营私营都有增加。商业方面：按商品流转总额计，一九五二年国营已占百分之五十，今年还会增加；按零售计，一九五二年国营与合作社占百分之三十二。

以上情况说明：现在开始五年计划经济建设，国际国内形势都是有利的；提出过渡时期的问题，也是适时的。

但必须承认还有困难。我们的经济遗产落后，发展不平衡，还是一个农业国，工业大多在沿海。我们的文化也是落后的，科学水准、技术水准都很低。例如地质专家很少，自己不能设计大的工厂，文盲相当多。这些落后状况会使经济建设发生困难。我们还有五种经济〔64〕并存，要使其能够均衡发展，并在新情况下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关系非常复杂。不估计到这些困难，就会产生盲目冒进情绪；另一方面，如不估计到有利条件，就会产生保守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