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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手工业的合作化和对私营工商业的改造，是一件极大的工作。毛主席说，对私营工商业改造，只要把问题说通了，还是比较容易的，更繁重的还是农业和手工业问题。对于农业、手工业和私营工商业进行改造，需要用不同的形式和速度。农业和手工业是走合作化的道路，私营工商业是经过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我们既然确定走社会主义道路，就要相信自己的力量能够完成这个重要的任务。

二

我们要在总路线的指引下，确定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的基本任务。

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的基本任务是：首先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建立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基础；相应地培养技术人才，发展交通运输业、轻工业、农业和扩大商业；有步骤地促进农业、手工业的合作化和对私营工商业的改造；正确地发挥个体农业、手工业和私营工商业的作用。所有这些，都是为了保证国民经济中社会主义成分的比重稳步增长，保证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水平。

重工业是国家工业化的基础。我们虽然还有一点重工业的底子，但是作为工业化的基础，是很不够的。因此，不能不首先集中主要力量来发展重工业。苏联在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开始时，重工业的基础比我们大，但他们仍然是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我们更需要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因为我们的底子不行。

国防工业是要在重工业的基础上发展的。我们现在还不能制造坦克、飞机、汽车、拖拉机和高级的炮。苏联从一九二八年开始计划建设，当时许多资本主义国家还把机器卖给苏联，国际形势还不象后来那样紧张，希特勒还没有上台，还可以按部就班地做。

我们现在的情况与苏联当时的情况不同，更要加速发展重工业以加强国防。当然，我们说“集中主要力量”，并不等于冒进。

培养技术人才是我们国家建设的关键。我们的技术人才还很不够，培养人才是一个重大的任务。要从各方面培养人才。除各种专门学校外，还要在工厂中培养技术工人，要使干部学习业务，学习技术。

交通运输是建设中一种先行部门，不发展交通运输业，工业也无法有大的发展。当前特别是要把西南、西北和华北之间的铁路线连结起来。

相应地发展轻工业是为了保证需要。现在人民的购买力在逐步提高，人口的增长也很快，一年增加一千万，我们要设法逐步满足人民的需要。发展轻工业也有利于国家积累资金。当然，应该是有计划、有步骤、有重点地来做，首先要注意急需的产品，如棉纱、布匹等。如果我们只看到重工业而不看到轻工业，那就会犯错误。

必须相应地发展农业，否则无法增产粮食。我们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还会感到粮食不足。所谓不足，不是和过去的水平比较，而是从逐步提高人民生活的水平来要求。我们的农业早已恢复到战前的最高水平，但要逐步改善人民的生活，则必须随时注意粮食问题，不能疏忽。国家对粮食的管理应该继续加强。发展农业要稳步前进，不能要求太急，因为耕地面积有一定的限度，开垦荒地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农业发展的速度要与工业发展相适应，首先要在原有基础上提高单位面积产量。我国农业生产的手工技术很高，这是可贵的条件。我们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还不能自制拖拉机。将来对拖拉机的使用，也要考虑到不同地区不同情况，如山地即不便使用。现在还用不着顾虑使用拖拉机以后劳动力过剩的问题。粮食的需要是多方面的，农业人口需要粮食，工矿区和经济作物区的发展也会增加对粮食的需要。此外，还要备荒，还要出口一部分粮食用来平衡对外贸易。

必须相应地扩大商业，否则也要犯错误。

对于农业、手工业的合作化和对私营工商业的改造，要有步骤地进行。

总之，要使各个方面都能全面地有配合地向前发展，才能保证我们计划建设的胜利。

三

关于社会主义改造和国家资本主义的问题。在过渡时期中，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都要实行社会主义改造。这种改造，在当前还不是最后的改造，而是逐步过渡中的改造。最后的改造是取消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把它变成国家所有制或集体所有制；而逐步过渡中的改造，是使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受到限制，成为不完全的私人所有制。这种限制是在《共同纲领》中规定了的。孙中山先生提出过“节制资本”，也就是限制私人资本主义，使它不能无限制地自由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是唯利是图的。在中国，私人资本主义也有黑暗的一面，如搞“五毒”〔75〕。对于这一面，我们必须反对。生产资料的私人资本主义所有制是要受到限制的，但限制私人所有制并不是取消私人所有制，并不是取消利润。利润分配是“四马分肥”〔83〕，资本家还有一份。农业也有同样情况。农业生产合作社〔84〕是土地入股，可以分红，但要提公积金，也是不完全的私人所有制。手工业合作社也是如此。这些都不是最后的改造，而是逐步纳入总路线的轨道，逐步引导到社会主义。这样的逐步改造，要有领导有计划地进行，以达到“水到渠成”的地步。

毛主席说：“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完成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改造。”〔85〕关于国家资本主义，是在《共同纲领》第三十一条中规定了的。三年多来，我们在这方面做了一些工作，但因忙于三大运动〔86〕、“三反”〔77〕“五反”〔74〕和思想改造〔87〕，这方面还用力不多。忙于其他方面的工作也是必要的，不然就不能为社会主义改造打下基础。过去的经验已经可以肯定，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完成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比较健全的方针和办法。现在进入计划建设时期，应该将这个方针和办法进一步明确化并具体化。首先要在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以及各党派、团体的领导人物的头脑中明确起来，承认国家资本主义是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和逐步完成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必经之路。这一点无论在共产党员或民主人士中都还没有明确起来。这次财经会议对这个问题又好好研究了一下，现在要在政协和政府委员会中提出讨论。首先要在领导人物中讲清楚；在共产党内，也是先要在各级领导机构中搞清楚。不要忙于在社会上作广泛的宣传。因为“社会主义改造”、“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这些话，如果不讲清楚，很容易被误会为马上要实行社会主义。我们进行工作时要稳步前进，不能急躁。毛主席说，把社会主义改造看成遥遥无期而停止不进是不许可的，盲目冒进也是不许可的。

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在工业方面，高级的形式是公私合营，即企业中有公股参加，公私共同管理，公方处于领导地位，私人所有制是被承认的，但已经受到限制。中级的形式是加工订货，即原料由国家供给，产品由国家收购，由私人进行生产，私人所有制也受到限制，不能到自由市场去购买原料和销售产品了。低级的形式，一般是原料主要由私人购买，由私人进行生产，国家收购其产品的大部分，私人还能保留一小部分自销。现在已有这三种形式，将来也许还会有别的形式。

商业方面有没有国家资本主义？毛主席说，对私营商业不能简单地以“代替”或“排除”了事。当然，对私营商业中投机倒把、有害于国计民生的部分应该排除。但我们认为，商业方面也有可能实现国家资本主义。如对国计民生确有作用的大的私营商业公司，可以实行公私合营，利用其合理的经营管理，改革其不合理的部分，使其能为国家服务。此外，私营商业可以依照国家规定的价格替国家批发，或代购代销。私营商业的数量很大，从大的公司到小的摊贩有几百万户，我们必须带着它们前进。至于采取什么具体形式，这方面的经验较少，还要研究。

我们要使全国私营工商业走上国家资本主义轨道。毛主席说：“将全国私营工商业基本上引上国家资本主义轨道，至少需要三年至五年的时间”〔85〕。这还不是最后的改造。这样做，在领导人物中应该不会发生震动和不安了。

目前私营工商业的比重还不小，在工业中占百分之四十二，在零售商业中占百分之六十八，在私营工商业（不包括手工业和夫妻商店）中的工人和店员约有三百八十万人（在国营工厂和商业中的工人和店员是四百二十万人）。这是国家的一大财富，对国计民生还有很大的作用。毛主席说：“私营工商业不仅对国家供给产品，而且可以为国家积累资金，可以为国家训练干部。”〔85〕因此，我们应该重视它，加以领导，国家建设工作应该把它计算在内。

我们还应该看到两种现象。第一，有些工商业家对国家还保持着很大的距离，没有改变唯利是图的思想。新民主主义经济是不允许唯利是图的，对此必须限制。第二，在工人群众中，有些人也没有看清楚这个问题，前进得太快了，他们不允许资本家有利可得。这样就不好了。毛主席说：“我们应向这两方面的人们进行教育，使他们逐步地（争取尽可能快些）适合国家的方针政策”〔85〕。要使他们认识到，中国的私人工商业如能按照国家的方针政策办事，就基本上是为国计民生服务，部分地为资本家谋利，这样就走上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了。关于利润分配问题，最近毛主席找在工会工作的同志和在大城市工作的同志进行了研究，如将赢利作为百分之一百，比较合理的分配是：所得税占百分之三十四点五，工人福利占百分之十五，公积金占百分之三十，资本家的所得占百分之二十点五。关于资本家的所得，还可以再多一些，如能达到百分之二十五上下就更合适一些。所谓“四马分肥”，实际上是“三马”，因为公积金是三方面的。如果能这样做，不论是否实行了国家资本主义，也就是基本上为国计民生服务，部分地为资本家谋利。当然如果采取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就能更好地实现这种分配。我们这种国家资本主义，既不同于一般的私人资本主义，更不同于帝国主义国家的国家资本主义，而是中国型的国家资本主义。

要对工人和资本家两方面进行教育。在工会方面，今年五月间开了第七次代表大会〔88〕，刘少奇同志讲了话，会议讨论了国家资本主义的问题，对工人在资本主义工商业中的工作问题也进行了讨论。我们这一次会，邀请了各地的工商业家来参加，目的就是要使工商业家也能了解这个问题。我们要在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中培养核心分子，团结起来为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的改造而奋斗。毛主席说：“需要继续在资本家中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为此需要有计划地培养一部分眼光远大的、愿意和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靠近的资本家，以便经过他们去说服大部分资本家。”〔85〕

大部分资本家会接受社会主义改造，还有一部分会抵抗，对这点必须估计到。毛主席说：“实行国家资本主义，不但要根据需要和可能（共同纲领），而且要出于资本家自愿”〔85〕。要区别强制与自愿，对反动阶级要强制，对民主阶级内部的事情要根据自愿，这是合作的事业，既是合作就不能强迫。当然，也要造成一种有利的形势，要“因势利导”。现在的劳动生产率以国营企业为最高，公私合营的次之，加工订货的又次之，这说明国营工业的优势和优越性；另一方面，还应该使私营企业有利润，使资本家对其私人所得完全可以自由支配。毛主席说：“全国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在过去几年中已有很大的进步，相信再有三年至五年，这种进步将更大，所以三年至五年内基本上完成将私营工商业引上国家资本主义轨道，是有可能的。”〔85〕

有人问，财经会议开了两个月之久，不知道做了什么文章，会不会搞“小五反”？毛主席说，没有所谓“小五反”。现在不需要搞“小五反”。上海偷税漏税的事有十六万件，其中以中小的为多。偷税、漏税性质也有不同，税制上也有毛病，这些都要整顿处理，但并不需要搞“小五反”。现在要大家商量一个办法，政府来做，大家支持。文章就是一篇——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总结起来说，至少要三年到五年，才能基本上纳入国家资本主义轨道。这并不是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完成社会主义改造还要几个五年计划，两者不可混同。一方面，我们反对把社会主义改造看成遥遥无期、停止不前。现在不动将来就要痛，现在向前将来就会愉快。另一方面，急躁冒进，想一步登天，也是错误的。

国营经济是领导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是被领导的，这点必须确定。国营经济不谋私利，只谋公利，合作社经济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而私人资本主义还要谋一部分私利。所以，不能在一切问题上一律对待，要有所不同。另一方面，私人工商业基本上是为国计民生服务的，所以又要一视同仁。这就要说服工人，和国营企业一样，实行增产节约、劳动竞赛、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成本、提高产品的数量质量等等。这样就会使工人感到，不论在国营企业或私营企业中，工作都是光荣的。资本家按照国家的方针政策办事，不投机倒把，不搞“五毒”，其任务也是光荣的。这样两方面就能合作了，就能实行在国营经济领导下的公私兼顾、在工人阶级领导下的劳资两利了。

现在这样做，还不是多数人都懂得的，我们要做很多的教育工作，把这些道理说清楚。共产党当然首先要担负起这个责任，同时还要动员工会、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和工商业家，大家来做这件工作。政府部门也准备设立一个专门的机构来管理私营工商业方面的事情，使这方面的工作更加有领导有计划地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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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题解】

中国政府代表团和印度政府代表团就中印两国在中国西藏地方的关系问题，于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至一九五四年四月二十九日在北京举行了谈判。这是周恩来同志在谈判开始时同印度政府代表团谈话的一部分。这五项原则后来正式写入双方达成的《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的序言中。一九五四年六月下旬，周恩来同志访问了印度、缅甸。在中印和中缅会谈联合声明中，中印、中缅共同倡导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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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中印两国的谈判在今天，十二月的最后一天，开始了。我们说过要在一九五三年开始这一谈判，现在实现了。

我们相信，中印两国的关系会一天一天地好起来。某些成熟的、悬而未决的问题一定会顺利地解决的。新中国成立后就确立了处理中印两国关系的原则，那就是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和平共处的原则。

两个大国之间，特别是象中印这样两个接壤的大国之间，一定会有某些问题。只要根据这些原则，任何业已成熟的悬而未决的问题都可以拿出来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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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党的团结，反对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一九五四年二月十日）

　【题解】

一九五四年二月六日至十日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进行了反对高岗、饶漱石阴谋分裂党、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重大斗争，增强了党的团结。本文是周恩来同志在这次会议上的发言节录。同月二十五日，周恩来同志又在关于高岗问题座谈会上发言，历数了高岗散布“军党论”（“党是军队创造的”、“枪杆子上出党”）的谬论和进行宗派活动，大搞独立王国等罪行，严肃指出：“从高岗的事件中应该吸取的教训是：一切骄傲情绪、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宗派情绪、小团体习气、分散主义、地方主义、本位主义都应受到批判。‘军党论’的荒谬思想必须肃清。个人主义野心家必须防止。党内非法活动必须禁止。派别性的干部政策必须反对。独立王国的思想必须消灭。党的统一领导和集体领导的原则必须坚持。党内民主及批评和自我批评必须发展，党内任何干部必须无例外地受到党的组织和人民群众的监督。共产主义的人生观必须确立。马列主义的教育必须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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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同志们：

我完全同意刘少奇同志的报告〔89〕。我提议四中全会批准这个报告，并通过《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

毛泽东同志和中央政治局向全党敲起警钟，反对任何共产党员由满腔热忱地、勤勤恳恳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贵品质堕落到资产阶级卑鄙的个人主义。刘少奇同志在报告中指出：“只要党内出现了个人主义的骄傲的人们，只要这种人的个人主义情绪不受到党的坚决的制止，他就会一步一步地在党内计较地位，争权夺利，拉拉扯扯，发展小集团活动，直至走上帮助敌人来破坏党分裂党的罪恶道路。”我认为敲起这种警钟是适时的，绝对必要的，哪怕只发现了这种危险状况的萌芽。

为什么把问题提得这样严重呢？这是由于中央政治局考虑到如决议草案和少奇同志报告中所提到的党内党外的各种状况，并从苏联共产党、各国共产党乃至我们党自己的历史中吸取教训而得出的结论。如果不把问题提得这样严重，全党、首先是高级干部便不会认识这种状况的危险性，甚至还会自觉地或者不自觉地听任这种危险的萌芽蔓延滋长，这样，必致贻害全党。

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们的党已是胜利的党、执政的党，因为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领导正确，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的威信又是这样高，所以个人主义的反党活动已不甚可能以公开面目反对党的领导，而会是躲藏在党的正确路线的旗帜下，利用某些领导同志的缺点和个别错误以及党内某些不同的意见，进行暗中挑拨和散布流言，有时更假借名义，进行非法活动，以便达到个人企图。如果我们嗅觉不灵，就大有上当的可能。因此，中央政治局指出这一危险，重申党的纪律，作了六条规定〔90〕，以保证党的团结的增强。

这样做，大家都遵守六条规定，是不是要损害我们党内政治生活的生气勃勃、上下通气的优良传统，而变成死气沉沉、闭塞言路的官僚主义呢？不会的，也不应该的。我们所反对的是那种不利于党的团结和损害中央威信的言论和行动，我们并不反对干部中间进行有关增强党的团结和提高中央威信的意见的酝酿和交换。最近有这样一种意见，认为既然要防止挑拨，防止流言，那就什么话也不敢讲了，也不敢听了。这对不对呢？不对的。因为这样又犯了毛泽东同志在《反对自由主义》中所说的“事不关己，高高挂起”那一条的错误了，变成旁观者了。这不是共产党员应该采取的态度。同时，我们反对的是避开中央和各级党的组织进行个人和小集团的非法活动，我们并不反对全党高级干部直接向中央、毛泽东同志或者经过自己所属的党组织提出个人的政治意见或积极的建议。可以这样说，我们反对个人主义的反党的言论和行动，正是使党内的政治生活更加健康起来，利于党的团结。

这样做，大家都遵守六条规定，是不是要缩小我们党内民主及党内批评和自我批评呢？不会的，也不应该的。我们所反对的是“当面不说，背后乱说；开会不说，会后乱说”的个人攻击，而不是反对“为了团结，为了进步，为了把事情弄好，向不正确的意见斗争和争论”。这是毛泽东同志在《反对自由主义》中指出来的。这一次《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草案）》在省、市委以上的各级党组织中进行了普遍的讨论，反应很迅速，和这次四中全会上各同志发言中充满了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精神，就足以证明我们党内的民主不是缩小，而是发展。今后我们要发扬这种精神，特别是要在高级领导同志中间加强集体生活，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来保证我们党的团结。这样也就可以竭力避免给个人主义野心家以利用和挑拨的机会。

我们反对把自己领导的地区和部门当做独立王国，反对把个人放在组织之上，反对分散主义、地方主义和本位主义等等，反对这些，决不会影响中央政治局过去对六个大行政区的中央局在执行党中央的路线上是正确的、是有很大成绩的这个估计，并不取消这个估计。这次各大区负责同志的发言，一般也说明自我批评的精神是好的，对上述这种倾向是一致反对的。中央党、政、军各部门的分散主义，经过一年多来毛泽东同志在中央会议上的亲自检查和批判，也多有了改正。但所有这些，仍不能丝毫减弱我们反对分散主义、地方主义和本位主义的严重任务，因为这些错误是与党的民主集中制、党的统一领导和集体领导原则完全不相容的。

我们之所以特别着重地反对党内一部分干部中首先是高级干部中滋长着的一种极端危险的骄傲情绪，是因其如不受到严厉的批评和纠正，这样的干部就会一步一步地发展成为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野心家，或者被这种野心家所利用。个人主义可以有各种不同形式和不同程度的表现，但是个人主义总是与集体主义对立的；不管你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或者是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它的思想根源都是从属于资产阶级的。当着我们党正处在过渡时期，与城乡资产阶级分子又联合又斗争并须对他们逐步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紧要关头，这种阶级斗争将不可免地反映到党内思想斗争上来。而小资产阶级还象汪洋大海似地包围着我们，党内有着占大多数的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党员，小资产阶级如不接受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就必然要受资产阶级的思想影响。因此，我们党内目前主要的危险就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而党内干部中首先是高级干部中的骄傲情绪，正好是这种思想滋生的温床。

骄傲的起因，多由于在工作中有了一些成绩就沾沾自喜，忘记了共产党员所必须具有的谦逊态度和自我批评精神。我们高级干部中若有这种骄傲情绪，又不加以制止，其危险性就最大，因为就他的地位、权力、威信、影响来说，最容易生长出个人主义野心，对党、对共产主义的事业也就危害最大。所以毛泽东同志在全国的胜利局势已定、进入城市前夕召开的二中全会〔3〕上，特别提出力戒骄傲，禁止给党的领导者祝寿，禁止用党的领导者的名字作地名街名和企业的名字，保持艰苦奋斗作风，制止歌功颂德现象。这正是一种防微杜渐的警告。毛泽东同志又常常告诫我们：要在捧场、鼓掌、喊万岁的声浪中听出不满意和反对的声音；要常常从反面听一听、想一想，要常常听一些逆耳之言，不要只听顺耳之言。可惜这些告诫常常被一些同志遗忘了。在七大前整风〔14〕时，毛泽东同志特别推荐了郭沫若著的《甲申三百年祭》〔91〕。那个历史教训离现在三百多年了，对我们今天来说也值得重新温习一下。犯有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严重错误的同志，只能听好的，不能听坏的，成绩既冲昏了头脑，利欲就必定会熏心，蒙蔽了共产主义的良知，这是最危险不过的事了。面对着这种危险，在座的同志们都应该引起注意，提高警惕，增强团结，动员全党首先是我们高级干部来不断克服这种最容易蔓延滋长的骄傲情绪，以缩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市场，并要求和帮助犯有这种严重错误的同志迅速彻底改正自己的错误。这是在我们国家实行总路线并进行有计划建设的过渡时期，对党、对人民、对共产主义的事业都具有决定意义的。

总上所述，我们要区别不利于党的团结的言论和行动与有利于党的团结的言论和行动。前一种是错误的，甚至是非法的，应受到批评和斗争；后一种是正确的、必须的和合法的，应受到欢迎和提倡。我们又要区别流言蜚语、个人攻击与党内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前一种，那些话是见不得人的，是拿不到桌面上来的；后一种，应该是言行一致的，表里如一的。这中间的界限就是我上边说的，属于后一种的，不管当面也好，背后也好，会里也好，会外也好，这一个地区也好，那一个地区也好，这一群人也好，那一群人也好，都是可以说的，因为都是有利于党的团结的言论和行动嘛！批评和自我批评嘛！前一种就不同了，那些话不都是可以到处说的，只可以在背后说，在会外说，在一群人中说，在一个地区说，这就有了见不得人、拿不到桌面上来的短处了。这一种当然就是错误的，甚至是非法的。区别就在这里。这显然不是说，同志们以后就不要议论了。不是的，议论的标准应该是有利于党的团结，有利于维护党中央的威信。可以提出意见，也可以提出批评，但是这些议论一定要能提到组织上来，拿到桌面上来，拿到会场上来。如果说有些意见是属于机密性质的，那就直接向中央或主席报告好了，至少你的意见要见得中央或主席嘛！同时，我们要区别破坏团结的非法活动与一般性的自由主义。当然自由主义也不好，从它的思想根源来说，也是从属于资产阶级的，不过它是一般性的。毛泽东同志在《反对自由主义》里头所讲的有许多是属于一般性的。我们也要区别严重的个人主义与一般的骄傲情绪。我刚才说，有了一点点成绩就沾沾自喜，这样的骄傲情绪在我们党里是相当普遍的，那跟严重的个人主义要有区别。当然，一般的自由主义和骄傲情绪可以为个人主义的非法活动所利用，并且可以发展成为严重的个人主义。这中间有没有界限呢？有的，决定的界限就是有没有发展到了个人野心，争夺权位，破坏党的纪律，进行反党活动。认识了和弄清楚了这一点，我们全党首先是高级干部的觉悟、警惕性和战斗力将会大大地提高。所以不仅是个人主义，就是连自由主义和骄傲情绪在内，都应受到全党首先是高级干部的反对和不断纠正。这就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刚才说的是一般性问题，我在底下说一说特殊性问题。

在这次四中全会上，根据毛泽东同志所提议的方针，大家充分开展了自我批评，对报告和决议草案中所提出的破坏党的团结的危险状况已给了严肃的原则批判，并一致要求犯这种严重错误的同志迅速彻底改正，不要错上加错。这是七大〔15〕以来党的领导干部的觉悟水平的极大提高，党的团结首先是高级干部的团结必将因而极大地增强。这是四中全会的最大收获。

我现在先对犯了不利于党的团结的严重错误的同志提一些意见。他们的初步检讨是值得欢迎的，但应该指出：还不完全，还不深刻。我们希望他们能诚恳坦率地继续反省，来满足大家对他们迅速彻底改正错误的要求。为了要达到这个目的，我以为犯这种错误的同志应该端正自己检讨错误的态度。根据我自己的经验，首先，应该依靠党。要相信毛泽东同志领导的党不仅能发觉我们的错误，而且更能指导我们如何认识和改正错误。我们每一个人，不管过去做了多少工作，现在担任什么职务，没有党和人民，就既不会有过去的成绩，也不会有今天的职务。党和人民是伟大的，我们个人是渺小的。想通了这一点，还有什么错误不能在党的面前承认和改悔呢？从遵义会议〔92〕以来，毛泽东同志领导的党，确定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挽救了多少犯错误的同志，我就是其中的一个，难道还不足以相信吗？

其次，应该求教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这次全会印发的《列宁、斯大林论党的团结》，《毛泽东选集》中的整风报告、《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这次《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以及刘少奇同志的《论党》和《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都值得好好重新学习一番，从检查自己的党性来认识自己的错误。

第三，应该努力反省。自己做错的事，自己总是知道的。有些话，有些事，一时想不起来，多回忆几次，重要的总会记起来的，同志们也可以帮助对出来的。自己反省，一定要用党的尺度来衡量，并且要准备经过一个认识、斗争和痛苦的过程。属于思想觉悟方面，可能因为认识的关系，一个时候将“是”当成“非”，或者挖得不深，等到认识进步了，自然允许修正或者改变。这在我们检讨当中是常有的事。例如认为错误路线是对的，批评了正确的同志，一旦认识自己是错了，当然很痛苦，但应该勇敢地承认错误，改正过去的看法。所以思想觉悟会有一个过程，认识上的是与非、深与浅会有改变的。可是，若属于思想本质的问题，则不能容许把有当成无，把黑的当成白的，这是一想一看就知道的啊！因为抵赖和造谣是资产阶级思想本质的反映，不是我们无产阶级的思想本质。所以等待觉悟与实事求是应该结合起来。没有想通的可以等待，但事实俱在，人证俱全，就不应该否认。只有这样，才能一步一步地向党靠拢，向党公开，去掉抵抗和隐瞒的情绪。

第四，应该靠同志们的帮助。共产党人是靠集体生活的，一个人如果平常批评不得，或者不将心事告人，这个人的短处或弱点就很难在平时得到补救。这种人不犯错误则已，一犯就会摔大跤，犯大错误，而他的短处或弱点也正在这个时候才会彻底暴露。这次犯错误的同志恰恰就是这种情况。犯了这样严重的错误，如果欢迎同志们的帮助，就要承受得起同志们的彻底的尖锐的批评，要认识只有这样的同志才是良师益友。推动和鼓励是需要的，掩饰和隐瞒是有害的。经过同志们的帮助，揭露出更多的错误，在政治上会更加健康起来，而不是更加衰弱。应该欢迎同志们开刀治病，不应该仇恨医生。真正的共产党员不能见病不治，更不能讳疾忌医。有些同志有过某些自由主义的毛病，现在认识了就力图改正。在这次全会上有的同志已进行了自我批评，并帮助犯严重错误的同志去改正错误，这是共产党员应具有的品质。发现了错误就自己承认，并帮助犯更严重的不同性质错误的同志去改正错误，这是共产党内需要的朋友。共产党人要这样的朋友，不要那种拉拉扯扯、打掩护、打埋伏的朋友，那是资产阶级的朋友，不是无产阶级的朋友。拿我来说，我过去对于犯这种不利于党的团结的错误的同志也是很尊重的，而且把他们估计高了，一旦发现这样的人犯了这样严重的错误，我站在中央工作岗位上也觉得自己有失察之咎，因此，就要更加努力批判和帮助犯这种严重错误的同志，要求他们改正错误，来补救这个损失。犯这种严重错误的同志，如果想赖掉一些，隐瞒一些，那是不可设想的。在党的面前，怎能这样设想呢？要彻底承认和改正错误，就必须坚决抛弃阻塞自己觉悟的那种资产阶级卑鄙的个人主义的思想。打破了这一关，就会有共产党人的勇气，向党揭露自己也认为是最丑恶的最本质的东西而不气馁。因为丢掉的是错误，留下的是正确，就是说去掉毒疮，留下健康。为革命奋斗的历史，别人是抹煞不了的，除非自己毁掉它。

四中全会本着毛泽东同志的“与人为善”、“治病救人”的方针，等待犯严重错误的同志更进一步地觉悟，以利党的团结。我要求犯严重错误的同志不要辜负这种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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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祖国锻炼身体（一九五四年二月二十一日）

　【题解】

这是在政务院第二百零五次政务会议上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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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体育运动委员会成立一年多来，做了很多工作，全国体育运动的情况起了变化。为了实现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建设社会主义，需要增强人民的体质。我国人民的体质弱，是由于封建制度和帝国主义长期的束缚和压迫造成的。毛泽东同志特别强调要增强人民体质。我们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前进，每个人要在德、智、体、美等方面均衡发展。不均衡地发展，一定会有缺陷，不仅影响个人能力的发挥，对国家也不利。均衡发展是要思想和身体都健康。思想健康和身体健康是相互影响的。

目前的任务是要发展生产、加强国防，这都需要我们有健康的身体。实践表明，工业越发展，越需要高度的技术，而技术越高，速度越快，越需要劳动者既灵巧又有耐力。我国人民灵巧是有的，耐力则不够。同样，要掌握现代化的武器如飞机、坦克等，也必须有健康的身体。所以，开展“劳卫制”〔93〕运动不只是为了个人的身体健康，而且是为了保卫祖国、建设社会主义，这是一个政治任务。

人民体质的增强虽然不容易，但总是可以做到的。只要坚持开展体育运动，五年、十年、十五年，中国人民的体质就会大大改变。我问过专家，他们也说五年至十年左右就可以了。先天体质弱可以锻炼。我自己在未进学校以前，受封建家庭的束缚，身体很弱，进了学校以后就改变了。青年人的体质是可以改变的。我们最大的希望是三十岁以下的青年，他们在国防和生产战线上都是一支重要的力量，掌握高度的科学技术和现代化的武器，主要是依靠他们。要在工厂、学校和农村中提倡和开展体育运动，工作做得好，经过五年时间，人民的体质会起变化。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三好”，把身体好放在前面，只有身体好才能学习好、工作好，才能均衡地发展。我们一定要把体育运动和国家前途连结起来，这是一个伟大的改造。年纪大一点的人也要锻炼，当然比青年要困难一些。身体健康了，能够多活些年，看看社会主义不是更好吗？中国人民的体质增强了，有了健康的身体，能够掌握现代化的武器，有了这样的国防，帝国主义还敢不敢侵略我们？它就得考虑。所以，健康的身体是建设和保卫祖国的一个重要条件。这样看问题，就可以促进体育运动的发展。

当前体育运动的方针是要普及和经常化。在普及的基础上才能提高，经常化了才会出人才。我们的国家大，人口多，要普及比较困难，但如能普及到几千万人，肯定会出很多人才。只要体育运动做到普及和经常化并加以正确的指导，人民的体质一定会大大增强。今后两三年内，我们不可能在国际比赛中得到多少冠军，因为没有经常锻炼的基础。吴传玉〔94〕是个华侨，他是经过长期锻炼才取得成功的，没有长期的锻炼是不会得到冠军的。后年的奥林匹克运动会，我们不要希望参加太多的项目。我们的体育运动如果发展得当，六年以后，到一九六○年，一定会出现许多好选手。我们的体育运动与资本主义国家的不同。我们的体育运动是有群众基础的，是有远大前途的。

实现上面这个方针，关键在于领导，不仅是体委，两个教育部〔95〕、各个行政部门也有责任。政务院可考虑发个通知，提倡早操和工间操，先在北京的中央各机关试行。今天会议的精神，两个教育部、工青妇各团体都要传达。做工作要上下结合，由上而下，由下而上。今天的会议是由上而下。由下而上是群众监督。还要授权体委进行检查，检查出哪个机关妨碍体育运动，就提出来“将他一军”。检查不仅是看他们开展体育工作有无缺点，而且要配合卫生部门检查健康状况，看效果如何。机关干部的身体好坏，部门行政领导起码是办公厅主任要负责任。在体育运动普遍开展的基础上，还可以进行业余比赛。看打球虽好，但主要的是自己参加体育锻炼。宣传也很重要，从政治上到技术上都要广泛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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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我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工业国家（一九五四年九月二十三日）

　【题解】

这是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的国内工作部分的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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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我国伟大的人民革命的根本目的，是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下面，最后也从资本主义的束缚和小生产的限制下面，解放我国的生产力，使我国国民经济能够沿着社会主义的道路得到有计划的迅速的发展，以便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水平，并且巩固我们国家的独立和安全。我国的经济原来是很落后的。如果我们不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我们就不能摆脱落后和贫困，我们的革命就不能达到目的。在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二年间，中央人民政府按照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1〕的规定，先后完成了全国大陆的统一，完成了土地制度的改革〔10〕，进行了广泛的和深入的镇压反革命运动〔68〕和各种民主改革运动，恢复了遭受长期战争破坏的国民经济，着重地发展了社会主义的国营经济和各种类型的合作社经济，初步地调整了公私营工商业之间的关系，这一切都为有计划地进行经济建设和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准备了必要的条件。随后，从一九五三年起，我国就开始了经济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着手有系统地逐步地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经济建设工作在整个国家生活中已经居于首要的地位。

制定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全部工作现在还没有最后完成，对于计划的许多细节还在进行补充和修订。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方针是大家已经知道的，这就是：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建立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基础；相应地发展交通运输业、轻工业、农业和商业；相应地培养建设人才；有步骤地促进农业、手工业的合作化；继续进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保证国民经济中社会主义成分的比重稳步增长，同时正确地发挥个体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作用；保证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水平。第一个五年计划所以要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即冶金工业、燃料工业、动力工业、机械制造工业和化学工业，是因为只有依靠重工业，才能保证整个工业的发展，才能保证现代化农业和现代化交通运输业的发展，才能保证现代化国防力量的发展，并且归根结底，也只有依靠重工业，才能保证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不断提高。当然，重工业需要的资金比较多，建设时间比较长，赢利比较慢，产品大部分不能直接供给人民的消费，因此在国家集中力量发展重工业的期间，虽然轻工业和农业也将有相应的发展，人民还是不能不暂时忍受生活上的某些困难和不便。但是我们究竟是忍受某些暂时的困难和不便，换取长远的繁荣幸福好呢，还是贪图眼前的小利，结果永远不能摆脱落后和贫困好呢？我们相信，大家一定会认为第一个主意好，第二个主意不好。

我国在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二年迅速地完成了工业恢复的任务，在恢复期间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百分之三十六点九。在建设期间，工业发展的速度当然要低些，但是一九五三年工业总产值仍然比一九五二年增加了百分之三十三。一九五四年预计现代工业的总产值将等于一九四九年的四点二倍，如果再加上农业和手工业，那么今年的工农业总产值将等于一九四九年的二点二倍。这样的发展速度，在旧中国是不能够设想的。

在工业的发展中应当指出三个值得特别注意的地方。第一是现代工业的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迅速上升。在一九四九年，这个比重大约是百分之十七，而在一九五四年预计将近百分之三十三。第二是生产资料的产值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迅速上升。一九五四年消费资料的生产预计将等于一九四九年的三点一倍左右，而生产资料的产值却将等于一九四九年的五点七倍左右。生产资料的产值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在一九五四年预计将由一九四九年的百分之二十八点八上升为百分之四十二点三。第三是国营、合作社营和公私合营工业的产值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迅速上升。由于国营工业和合作社营工业一年一年壮大，由于资本主义工业开始成批地转为公私合营工业，这一比重在一九五四年预计将由一九四九年的百分之三十七上升为百分之七十一左右。这就是说，没有转为公私合营的资本主义工业的产值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将只占百分之二十九左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