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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农业生产方面。一九五三年和一九五四年，我国许多地区受到了较大的自然灾害，这两年的农业生产计划都没有全部完成，但是粮食产量仍比丰收的一九五二年有所增加。一九五五年我国农产品丰收，粮食产量（不包括大豆，下同）达到三千四百九十六亿斤，棉花产量达到三千零三十六万担，其他农产品的产量也都有增加。一九五六年许多地区遭受了洪水、内涝、台风和干旱的严重灾害，某些农作物特别是棉花受了一定的损失。但是由于全国农村正处在合作化的高潮中，没有遭受灾害的地区将会增加生产，一九五六年全国的粮食总产量，仍然有可能达到第一个五年计划规定的一九五七年的水平。只要今后一年多的时间内不发生特大的自然灾害，一九五七年主要的粮食作物和某些经济作物的产量，就有可能超额完成原定的计划。但是大豆、花生、油菜籽、黄麻、洋麻的产量和某些牲畜的数量，有可能完不成原定的计划，我们必须采取有效的措施来加强这些薄弱的环节。

在运输和邮电方面。随着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基本建设规模的扩大，运输量和邮电业务量每年都有增长。预计到一九五七年，主要运输部门的货物运输周转量计划，都有可能超额完成。但是由于某些原有线路和设备的技术改造没有完成计划，某些线路和交通枢纽目前发生了运输紧张甚至堵塞的现象，这种情况正在努力加以改善。

在商业方面。随着社会主义商业的日益发展，一个有计划有组织的市场已经在国内形成，它的领导地位已经日益巩固。一九五六年比一九五二年，国内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将增长百分之六十六点三，对外贸易的进出口总值将增长百分之六十五。预计到一九五七年，国内的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和多数商品销售量的计划，对外贸易的出口和进口的计划，都有可能完成，有的可以超额完成。几年来，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扩大了国内商品的流转额，并且对于最主要的几种生活必需品，实行了统购统销的政策，保证了人民生活必需品的供应，因而基本上保持了物价的稳定，促进了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目前商业工作中的缺点，主要是商品供应的组织工作做得不好和经营管理不善，因而发生商品有时积压有时脱销的现象。

在文化教育、科学研究和保健事业方面。这几年来，这些事业都有相当大的发展。预计到一九五七年，除了个别的以外，高等教育、中等教育、初等教育、科学研究、新闻、出版、广播、文学、艺术、电影、体育和卫生医疗等事业，都有可能超额完成原定的计划。例如，到一九五七年，高等学校在校学生将达到四十七万人左右，超过原定指标约百分之九；中国科学院的研究机构将达到六十八所，比原定指标多十七所。

在农业和手工业的合作化方面。到一九五六年六月底为止，全国已经组织起九十九万二千个农业生产合作社〔84〕，入社农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一点七，其中加入高级社的占全国农户总数的百分之六十二点六。组织起来的手工业者，约占手工业者总数的百分之九十。我们预计，再经过一年多的工作，即到一九五七年底，在全国范围内，除了个别边疆地区以外，可以基本上实现农业和手工业的合作化。

在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方面。到一九五六年六月底为止，在资本主义工业中，已经有占产值百分之九十九和占职工人数百分之九十八的企业实现了公私合营；在私营商业和饮食业中，转变为公私合营商店、合作商店和合作小组的，已经占总户数的百分之六十八，占从业人员总数的百分之七十四。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和定息〔124〕制度，就为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的国有化准备了条件。

这里，我还要简略地叙述一下人民物质生活改善的状况。

这几年里面，从总的情况看，职工工资的增长速度同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基本上是相适应的。但是有一段时间，工资的增长速度过分地低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例如，一九五五年比一九五四年，工业部门（不包括私营工业）的劳动生产率，约提高了百分之十，而职工的平均工资只提高了百分之零点六。其他部门也有类似的情况。这个工作中的错误，我们在一九五五年底发现以后，就着手纠正。从一九五六年四月份起，我们在全国范围内实行了工资制度的改革，并且确定一九五六年职工的平均工资比一九五五年提高百分之十三左右。这样，一九五六年职工的平均工资，就比一九五二年提高了百分之三十三点五，超过了五年计划规定的五年内工资增长百分之三十三的指标。而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也将超过原定的计划，例如，在国营工业部门，一九五六年将比一九五二年提高百分之七十点四，超过五年计划规定的五年内劳动生产率增长百分之六十四的指标。

这几年里面，我们稳定了农民的农业税负担，并且适当地提高了粮食的收购价格，因而使农民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逐步地改善了生活。但是我们也犯过错误，在一九五四年，由于我们没有完全弄清楚全国粮食产量的情况，向农民多购了一些粮食，引起了一部分农民的不满。在一九五五年，我们实行了定产、定购、定销〔125〕的粮食政策，从而安定了农民的情绪和提高了他们的生产积极性。现在预计，五年内农民的全部收入有可能增长百分之三十左右。

由上面列举的情况可以看出，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是一定能够胜利完成的。只要我们加紧努力，并且今后不发生特大的自然灾害和意外事故，大多数指标都可以超额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执行和它的超额完成，已经使并且将继续使我国国民经济发生深刻的变化。这主要表现在：工农业的生产水平有很大的提高。预计到一九五七年，工农业总产值（包括现代工业、手工业和农业的产值在内）将比一九五二年增加百分之六十以上。在工农业总产值中，工业总产值（包括手工业的产值在内）的比重将达到百分之五十左右，而在工业总产值中，生产资料工业产值的比重将达到百分之四十以上，这就加强了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领导作用。由于社会主义改造事业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无论在工业、农业、运输业和商业中，社会主义的经济成分都已经处于绝对统治的地位。目前，我国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都出现了欣欣向荣的景象，文化教育和科学研究的事业，也正在进入一个繁荣时期，因而也就为人民生活水平的继续提高创造了条件。

应该指出，全国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和一切爱国人士，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的团结一致，对社会主义改造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所表现的积极性和热情，是我们取得上述伟大成就的基础和保证。

还应该指出，在我国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过程中，伟大的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给了我们巨大的援助。在这期间，苏联给予我国以优惠的贷款，帮助我国设计二百零五项工业企业和供应大部分设备，派来了大批的优秀专家，并且给了其他方面的许多技术援助。各人民民主国家在设备、材料和技术力量等方面也给了我们很大的援助。在我国工作的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专家，对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我们愿意乘这个机会，对于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这种真诚的兄弟般的援助，表示深切的感谢。

我们在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过程中，取得了不少的经验和教训。吸取这些经验和教训，就使我们有可能把社会主义建设的工作做得更好。现在，我只就近年来我们在领导经济工作中所感到的几个比较突出的问题，提出一些意见。

第一，应该根据需要和可能，合理地规定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把计划放在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基础上，以保证国民经济比较均衡地发展。由于在编制长期计划的时候，难以完全预计到在执行计划过程中可能发生的各种新的情况和问题，因此，应该把长期计划的指标定得比较可靠，而由年度计划加以调整。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所规定的各项指标，基本上是正确的，过去四个年度计划的安排，大体上也是符合于当时的具体情况的，因而有可能保证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超额完成。但是应该指出，一九五五年和一九五六年的计划，部分地发生了偏低或者偏高的缺点，造成了工作上的一些困难。

我们在制定一九五五年计划的时候，由于前两年农业歉收，把基本建设的规模定得比较小了一些，而且在当年的节约运动中，又不适当地削减了某些非生产性的基本建设的投资。同时，还由于基本建设计划变动的次数多，下达迟，因而计划完成得比较差。结果，不但在财政上出现了过多的结余，并且在重要的建筑材料方面，如钢材、水泥、木材等，也出现了一时的虚假的过剩现象。如果我们能够更早地准备一些预备项目，及时地扩大建设规模，或者有计划地增加某些物资的储备，物资一时积压的问题是可以解决的。可是我们对以后发展的情况估计不足，把一时的物资过剩当作一个比较长期的趋势，因而用出口的办法来解决钢材和水泥一时多余的困难。显然，这是不恰当的。

当我们制定一九五六年计划的时候，由于上年度农业丰收，社会主义改造又取得了巨大的胜利，因而有必要也有可能把国民经济发展的速度定得比较高些。但是我们没有很好地对于基本建设规模和物资供应能力进行适当的平衡，因而把基本建设的规模定得大了一些。同时，国民经济的某些部门也出现了齐头并进和急于求成的倾向。结果，不但财政上比较紧张，而且引起了钢材、水泥、木材等各种建筑材料严重不足的现象，从而过多地动用了国家的物资储备，并且造成国民经济各方面相当紧张的局面。

经验证明，我们在编制长期计划的时候，应该按照我们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根本要求和国家物力、财力、人力的可能条件，实事求是地规定各项指标，同时，还应该保留一定的后备力量，使计划比较可靠。而在编制年度计划的时候，就应该根据当年和以后年度的可能的发展条件，积极地发挥潜在力量，以保证长期计划的完成和超额完成。经验还证明，我们在编制年度计划的时候，在有利的情况下，必须注意到当前和以后还存在着某些不利的因素，不要急躁冒进；相反地，在不利的情况下，又必须注意到当前和以后还存在着许多有利的因素，不要裹足不前。这就是说，我们应该对客观情况作全面的分析，同时尽可能地把本年度和下年度的主要指标作统一的安排，以便使每个年度都能够互相衔接和比较均衡地向前发展。

第二，应该使重点建设和全面安排相结合，以便国民经济各部门能够按比例地发展。在过去几年里，我们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同时，采取了加速发展农业合作化的方针来促进农业的增产，并且相应地发展了轻工业的生产，这就使国民经济的几个主要部门在发展中避免了互相脱节的危险。

但是我们在处理重点建设和全面安排这个关系的时候，也曾经部分地犯过错误。例如，在一九五三年，有些部门和有些地方，在建设工作中曾经发生过到处铺开、百废俱兴、不顾条件、盲目冒进的偏向，结果，影响到国家的重点建设，并且造成了财政上的困难和人力、物力的浪费。在一九五六年初，当《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105〕公布以后，又一次发生了这样的偏向。有些部门和有些地方，急于求成，企图把在七年或者十二年内才能够做完的事情，在三年、五年甚至一年、二年内做完。这些偏向，都被党中央及时地发现和纠正了。

在这个时期中间，也曾经出现了另一种偏向，就是某些重要工作过分突出，以致同有关方面脱节。例如，在一九五六年初，我们为着加速发展农业，曾经过高地估计了双轮双铧犁和锅驼机的当年需要量，制定了过高的生产计划，虽然这两种产品的计划经过一再修改，压缩产量，但是计划仍然过高，结果不但消耗了过多的钢材，造成一九五六年钢材供应更加紧张的情况，而且使某些机械工厂发生了一时赶工增产、一时闲工减产的现象。又例如，在我们的建设中，某种工业企业由于前进过快，所需要的原材料无法全部供应，因而发生了生产能力不能充分发挥的困难。当然，在我们开始进行工业建设的时期，这种情况是难以完全避免的，但是预料到这样的困难而更加妥善地进行安排，也并不是不可能的。

这几年来，我们在建设事业中，对中央和地方的关系、近海地区和内地的关系，也作了大体适当的安排，但是我们在这方面还是有缺点的。有一段时间，我们重视了中央建设事业的发展，而对地方建设事业的发展注意得不够；我们重视了内地建设事业的发展，而对近海地区建设事业的发展注意得不够。今后，我们应该经常地注意调整上述的关系，避免发生片面性。

以上说明，我们强调重点建设，并不是说可以孤立地发展重点，而不要全面安排；我们要求全面安排，也不是说可以齐头并进，而不要保证重点建设。我们在制定计划和安排工作的时候，必须把重点和全面很好地结合起来。

第三，应该增加后备力量，健全物资储备制度。在国民经济的发展中，不平衡的现象是经常会出现的，这就必须保持必要的物资、财政、矿产资源、生产能力等的后备力量，特别要增加国家的物资储备，以保证国民经济的均衡发展和年度计划的顺利执行，并且应付可能遇到的意外的困难。今后若干年内，我国农业生产受自然灾害的影响还会是很大的，为了应付歉收，就必须有粮食和主要经济作物的储备；为了满足我国建设和生产的规模日益扩大的需要，就必须有器材和原料的储备。此外，我们计划工作还缺乏经验，计划常常有不全和不准的缺点，即使计划当时订得比较准确，也可能由于难以预料的因素又产生新的不平衡。例如，一九五六年由于采用新技术，提高了平炉和高炉的利用效率，矿石和焦炭便供应不足。为了消除或者减少在执行计划中可能发生的各种不平衡现象，也必须保留必要的后备力量。

这几年来，国家储备的物资虽然还不很多，可是对于保证生产和基本建设的需要曾经起了一定的作用，对于一九五六年的物资供应的紧张状况也曾经起了一定的缓和作用。但是应该指出，我们过去对于物资储备的重要性还认识不够。正象我们在前面说过的那样，当一九五五年某些物资略有多余的时候，就不适当地出口了一部分；到了一九五六年，由于基本建设规模的扩大，又感到这些物资的严重不足。

必须认识，象我们这样一个经济落后人口众多的国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各种物资的缺乏是经常的现象，而物资的多余是暂时的现象。这就需要我们更加注意增加后备力量，建立物资储备制度，由国家储备必要的物资，特别是比较缺乏的重要物资。同时，各个国营企业也应该有适当的储备。当然，不论是国家的或者是国营企业的物资储备，都应该加强计划性，规定合理的定额，逐步增加，不能要求一下子增加很多，以免妨碍当前的生产和建设。并且，我们也要反对把由于盲目生产所造成的产品积压，当做国家的物资储备，因为这种做法，必然会造成国家资金的积压和浪费，也是对生产和建设不利的。

第四，应该正确地处理经济和财政的关系。多年来的经验是：我们的财政收入必须建立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我们的财政支出也必须首先保证经济的发展。因此，应该首先考虑经济、特别是工农业生产的发展计划，然后根据它来制定财政计划，用财政计划保证经济计划的圆满执行。不根据经济发展的情况开辟财政来源，把财政收入计算得过少，或者单从节约财政开支着想，保留过多的后备力量，都将限制经济建设的充分发展，这是不对的。

我们在制定财政收入计划的时候，必须考虑到经济发展的可能性，考虑到积累和消费之间正确的比例关系，避免把收入定得过分紧张。在制定财政支出计划的时候，除了必须根据保证重点建设和国民经济按比例发展的要求、进行正确的分配以外，还必须考虑到建设规模和物资供应之间的平衡，考虑到意外的需要而留出一定数量的预备费，避免把支出定得过分紧张。如果只顾建设的要求，不顾财政的可能，不顾设备、器材和技术力量是否能够供应，而提出过高过大的拨款和投资的计划，显然也是不对的。

同志们常常喜欢争论应该不应该有“财政框框”的问题。我们的意见是，不考虑经济发展的需要，主观地定出一个“财政框框”来限制经济的发展，这当然是错误的，应该反对这样的“财政框框”。但是，如果财政计划符合于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体现着积累和消费之间的正确关系，重点建设和全面安排之间的正确关系，那末这样的财政计划，无疑地应该严格执行，决不能够当作“财政框框”盲目反对。

在这里还要指出，我们在工作中所发生的一些缺点和错误，有许多是同领导上的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分不开的。有些领导同志高高在上，不接近群众，不了解实际情况，主观地处理问题和布置工作，因而所作的决定就很难正确，甚至发生错误。而上级的官僚主义，又助长了下级的命令主义。

现在国务院各部门机构大，层次多，因而公文多，电报多，表格多，弄得下级机关疲于奔命。而有的部门的领导同志，甚至还不知道自己的部门发了些什么指示，作了些什么规定。这样的官僚主义的现象，必须迅速加以纠正。

在我们政府的工作中，虽然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是决不容许我们有丝毫的骄傲自满。应该看到，我国的国民经济正在迅速发展，情况的变化很快也很多，随时随地都有新的问题出现，许多问题又是错综复杂地联系着。因此，我们就必须经常地接近群众，深入实际，加强调查研究工作，掌握情况的变化，对有利的条件和不利的条件进行具体的分析，对顺利的方面和困难的方面都要有足够的估计，以便及时地做出决定，调节国民经济各部门和各方面的活动，避免发生互相脱节或者互相冲突的现象。在我们这样一个地区广阔、情况复杂并且经济上正在剧烈变革的国家里，任何疏忽大意，都可能发生重大的错误，造成重大的损失。因此，克服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对我们有着特殊重要的意义。

二

党中央委员会认为，编制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应该以第一个五年计划可能达到的成就作为出发点，联系到大约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期末我国要完成过渡时期的总任务这个基本要求，实事求是地估计到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国内外的各种条件，进行全面的规划。这样，才有可能使计划既积极而又稳妥可靠。

党中央委员会提出，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应该是：（1）继续进行以重工业为中心的工业建设，推进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建立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巩固基础；（2）继续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巩固和扩大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3）在发展基本建设和继续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上，进一步地发展工业、农业和手工业的生产，相应地发展运输业和商业；（4）努力培养建设人才，加强科学研究工作，以适应社会主义经济文化发展的需要；（5）在工业农业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增强国防力量，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水平。

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主要要求，就是要在大约三个五年计划时期内，基本上建成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这样的工业体系，能够生产各种主要的机器设备和原材料，基本上满足我国扩大再生产和国民经济技术改造的需要。同时，它也能够生产各种消费品，适当地满足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需要。

有人问：既然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各国的经济日益发展，并且在社会主义各国之间出现了经济和技术的广泛合作的可能性，我国是否还有必要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呢？我们认为，我国目前的情况虽然同苏联建国初期在经济上处于孤立无援的情况有很大的不同，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存在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极有利的条件，但是象我们这样一个人口众多、资源较富、需要很大的国家，仍然有必要建立自己的完整的工业体系。这是因为，从国内的要求来说，我们必须迅速改变国民经济长期的落后状态；从国际的要求来说，我国建立起强大的工业，可以促进社会主义各国经济的共同高涨，并且可以增强保卫世界和平的力量。因此，那种以为不必建立我国自己的完整的工业体系而专门靠国际援助的依赖思想，是错误的。

另一种关起门来建设的想法也是错误的。不用说，我国要建立起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在长时期内还需要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援助，同时也需要同其他国家发展和扩大经济、技术、文化的交流。而且即使我们在将来建成了社会主义工业国之后，也不可能设想，我们就可以关起门来万事不求人了。事实表明，不仅社会主义各国之间的经济和技术的协作范围将不断地扩大，而且由于各国人民争取和平、民主、民族独立的力量日益强大，国际局势日益趋于和缓，我国同世界各国在经济上、技术上、文化上的联系，必然会一天比一天发展。因此，在建设社会主义事业中的孤立思想，也是错误的。

为了建立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巩固基础，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必须继续扩大冶金工业的建设，大力推进机器制造工业的建设，加强电力工业、煤炭工业和建筑材料工业的建设，积极进行工业中的落后部门——石油工业、化学工业和无线电工业的建设。同时，还必须推进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首先是进行工业的技术改造，以提高我国工业的技术水平。

经验证明，以重工业为中心的工业建设，是不能够也不应该孤立地进行的，它必须有各个方面的配合，特别是农业的配合。农业是工业发展以至整个国民经济发展必不可少的条件。延缓农业的发展，不仅直接地影响轻工业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而且也将极大地影响重工业以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影响工农联盟的巩固。因此，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我们应该继续努力发展农业，求得农业和工业的发展互相配合。为了使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和各个方面按比例地互相协调地发展，我们又应该妥善地安排重工业和轻工业之间的关系，工农业生产和运输、商品流转之间的关系，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之间的关系，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之间的关系；同时，还应该进一步地安排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关系，近海地区和内地之间的关系，各个民族之间的关系，以便把一切积极的因素和有用的力量都组织到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来。

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我国的基本建设和工农业生产将有可能继续保持比较快的发展速度。党中央委员会认为，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在财政收入增加的基础上，国家的基本建设投资在全部财政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将由第一个五年的百分之三十五左右增加到百分之四十左右，因而第二个五年的基本建设投资额，就将比第一个五年增长一倍左右。在工农业生产方面，初步计算，一九六二年比一九五七年，工业总产值将增长一倍左右，其中，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产值都会有很大的增长，但是生产资料产值增长的速度将会更快一些；农业总产值将增长百分之三十五左右。到一九六二年，我国工农业总产值将比第一个五年计划规定的一九五七年的数字增长百分之七十五左右。

这里应该加以说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中所列举的增长百分数，都是以第一个五年的计划数字作为基数进行比较的，并没有把可能超额完成的因素计算进去，因而增长的百分数就显得高些；等到第一个五年计划结束以后，如果以一九五七年实际达到的数字作为基数，那末现在建议中的增长百分数将有可能相对地下降一些。例如：在建议中提出的我国的钢产量，一九六二年计划达到一千零五十万吨到一千二百万吨，这个数字同第一个五年计划规定的一九五七年的产量四百一十二万吨作比较，将增长一点五倍到一点九倍，但是，如果同现在预计的一九五七年产量五百五十万吨作比较，那么就增长将近一倍到一点二倍。

上述关于基本建设的规模和工农业生产的发展速度，我们认为是适当的，是积极而又稳妥可靠的。应该相信，只要我们善于依靠群众，发挥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我们就能够取得伟大的力量，克服在前进道路上的一切困难，象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那样，胜利地完成第二个五年计划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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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建设的几个方针性问题（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日）

　【题解】

这是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做的关于一九五七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节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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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八大〔126〕以后，对明年的计划数字已经修改多次。明年是很难安排的一年。必须早一点把明年计划的方针定下来，取得全会同意。今天，我想讲一讲几个方针性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根据刚才少奇同志的政治报告，我们从国际事件中所取得的教训，联系到我们的建设，有两点值得注意。

第一点，就是社会主义国家也可能犯而且有的已经犯了沙文主义〔67〕的错误。按照毛泽东同志的分析，这种错误，就是对外的大国主义，对内的大民族主义，对人民的专制主义。这样的错误在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已经产生，那么，在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是不是也可能产生呢？当然可能避免，而且应该尽力避免，但是也有可能产生，并且有些萌芽在过去的工作中已经发现。例如，对周围兄弟国家的大国主义的个别事件，对兄弟民族还有大汉族主义倾向，也产生过领导脱离群众不关心群众利益的事情，我们领导者的生活和工作制度有些特殊化官僚化。这就不能不使我们在建设中时常注意这些问题。

第二点，也就是刚才少奇同志说的，苏联和其他一些社会主义国家都是优先发展重工业，这个原则是对的，但是在发展中忽视了人民的当前利益。直接与人民利益关系最大的是轻工业、农业，轻视这两者就会带来不好的后果，就会发生经济发展上的严重不平衡。毛泽东同志在这几个月常说，我们又要重工业，又要人民。这样结合起来，优先发展重工业才有基础。发展重工业，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是为人民谋长远利益。为了保卫人民的福利和社会主义成果，必须依靠人民。如果不关心人民的当前利益，要求人民过分地束紧裤带，他们的生活不能改善甚至还要降低水平，他们要购买的物品不能供应，那么，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就不能很好地发挥，资金也不能积累，即使重工业发展起来也还得停下来。所以，这一条经验也值得我们在建设中经常想到。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发生的事件值得我们引为教训。

此外，在中国还有中国的特点，那就是封建性很大。我们尽管打倒了封建主义，但封建官僚的习俗在社会上还存在着。脱离群众，高高在上，生活特殊，讲究排场，中国的统治阶级过去是这样的，我们也很容易这样做。从上到下，凡叫“长”的，就容易被人家看得特殊一点。所以，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土壤上实现以后，如果不有意识地经常地排除某些旧的社会习俗，它就会经常来侵蚀我们。

要重工业，又要人民。人民的问题对我们来说是人口众多，这有它的好处；但是人口众多也有一个困难，人多消费需要的量就大。衣食住行，首先是食。我国人口现在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二左右，每年增加一千多万人，这是一个可观的数目，而我们的粮食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三左右，增长量并不大。农业合作化可以使我们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增加复种面积。今年这么大的灾荒，我们的收成还是比去年增加了，这就是合作化的优越性，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可是我们也要看到，耕地面积、粮食产量总是增加得慢。不能把这方面的工作看得那么容易。昨天我在政治局会议上说了，要提倡节育。这个问题的发明权本来是邓小平同志的，后来邵力子〔127〕先生在人民代表大会上讲了。我们的党和青年团要用一定的力量宣传这个问题。这实际上是广大人民所需要的，首先是城市人民所需要的。现在看得很清楚，我们在短时期内还不可能使大家都就业，工资的增长也不可能使职工养活很多的家庭人口。我觉得甚至提倡晚婚也是有好处的。

第二个问题，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十大关系〔128〕是党的八大的指导方针。在三大改造〔129〕高潮出现以后，全国人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空前高涨，各部门、各省市向中央提出了各种报告和要求。毛泽东同志到各地同各省市的同志接触，少奇同志在北京跟各部的同志接触，以后毛泽东同志又跟各部的同志谈话，觉得需要正确地解决这十大关系问题，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才能够安排得更恰当。这些关系的许多方面在八大报告中都提到了。但是我们要认识，这十大关系问题并不是一提出来就能解决得了的，具体的解决还需要今后在实践中、在采取具体措施中、在反对错误的倾向中不断努力。前五种关系直接联系到建设。比如农、轻、重的比例究竟如何才恰当？现在还不可能回答得很完满，必须经过多次反复摸索，才能使这三者的比例安排得比较恰当。一个时候恰当了，过一个时候还要修改。

第三个问题，八大规定的建设方针是，“为了把我国由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社会主义工业国，我们必须在三个五年计划或者再多一点的时间内，建成一个基本上完整的工业体系”。这个方针，把过去的为社会主义工业化而奋斗的提法具体化了，提出了建设一个基本上完整的工业体系的要求。我们的工业化，就是要使自己有一个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任何一个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总要有一点独立的能力，更不用说象我们这样一个大国。太小的国家，原料很缺，不可能不靠旁的国家。而我们这样的大国，就必须建立自己的完整的工业体系，不然一旦风吹草动，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支援我们完全解决问题。我们所说的在我国建立一个基本上完整的工业体系，主要是说：自己能够生产足够的主要的原材料；能够独立地制造机器，不仅能够制造一般的机器，还要能够制造重型机器和精密机器，能够制造新式的保卫自己的武器，象国防方面的原子弹、导弹、远程飞机；还要有相应的化学工业、动力工业、运输业、轻工业、农业等等。但是，应该指出，基本上完整并不是说一切都完全自足。就是大国也不可能什么都有。美国算是一个有完整工业体系的大国吧，但是有的东西它也没有，橡胶就没有。苏联也有它没有的东西。另外，所谓完整的工业体系，是不是一定要有很高的产量呢？当然，产量是要高一点，但是不一定很高，这个任务的实现是决定于东西的有无，不决定于是否有很高的产量。从这样的要求来看，我们觉得八大的决议上写三个五年计划或者再多一点的时间是恰当的。现在看，时间可能要长一点。

过去设想的远景规划，发展速度是不是可以放慢一点？经过八大前后的研究，我们觉得可以放慢一点。比如，原来设想钢产量在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最后一年要达到年产三千万吨，肯定地说，照现在这个速度是不可能实现的。八大的建议已经把这个要求改变了。我们设想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指标定在二千万到二千五百万吨上，将来如果执行得好，有可能超过，但是现在不能定到三千万吨。因为定到三千万吨，其他就都要跟上去。那就会象我们常说的，把两脚悬空了，底下都乱了，不好布局，农业、轻工业也会受影响，结果还得退下来。要达到原来远景规划设想的生产指标，肯定时间要更长一些，有可能要四个五年计划，或者在第四个五年计划期间。陈云〔78〕同志曾经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既然达不到，就应该允许在三个五年计划以外再加两年。我说，甚至可以设想加两年不够再增加一两年。这样一个大国，数量上的增长稍微慢一点，并不妨碍我们实现工业化和建立基本上完整的工业体系。这样，我们的计划就好安排了。不然，讨论起来，远景规划的几个数字就把自己框住了。

此外，还有两点也想提出来请大家考虑：

第一是关于八大建议的数字。这只是个建议，有某些达不到的指标是不是可以修改？我觉得是可以的。过去说计划就是法律，这实际上行不通。当然，计划成为废纸也不对。计划不合实际就得修改，实际超过了计划也得承认，计划不能一成不变。建议中有些数字当时觉得是恰当的，现在发现还有矛盾需要解决，那就应该解决，我想这是许可的。

第二是关于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这也是一个建议，是一个草案。在草案提出的时候毛泽东同志说，有些东西在实际执行中还要修改。实际上，某些数字已经勾掉了。草案现在执行快一年了，事实证明有些是需要重新研究的，这些并不是不可以修改的。比如扩大耕地面积，要求十二年内开垦一亿四千万亩显然是有困难的。如果每年开垦一千万亩，就要投资五亿元。这五亿元的投资，明年度无论如何也挤不出来，今后也不是每年都可以挤出来的。至于其他的组织工作、动员工作、各种条件的配合，还不去说它。

八大的建议和农业四十条，是规定了每年进度指标的。这两个文件经过我们研究以后觉得可以修改。上不去，就不能勉强，否则把别的都破坏了，钱也浪费了，最后还得退下来。凡是不合实际的都可以修改，这样就把我们的思想解脱了，不然自己圈住了自己。

第四个问题，对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估计。八大已经作了简单的估计，在制定明年计划的时候，大家又很容易联想到究竟应该怎样估计第一个五年计划。经过国务院常务会议多次讨论，大家认为，第一个五年计划基本上是正确的，成绩很大，但是错误不少。这好象也是老套子了，但从实际中摸索到最后，觉得还是这样说好。

第一，从生产指标方面看，今年的多数指标都接近了五年计划的指标。到明年，四十六种工业指标中有三十九种一定会超额完成预定的计划，估计只有七种完不成，实际上，真正完不成的就是石油。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生产指标，这不就是一个成绩吗？当然，农业比工业差一点，值得我们重视。但是，尽管有两年特大的灾害，粮食和棉花还是可以完成计划的。八种农产品中主要是麻、大豆、油料作物不能完成，这是我们没有安排好。同工业相比，我们对农业的重视和安排不够，农业量大面广，有时也不容易考虑得很恰当。

第二，从基本建设方面看，投资超过了计划数字。设计项目中，苏联设计的主要项目多数是完成了，我们自己设计的主要项目多数也都完成了。苏联设计的有一部分没有完成，主要是国防工业，我们推迟了，当然也有其他的项目。至于自己设计的项目，有些是不应该设计那么多的，这是我们工作上有错误。但总起来说，在这方面基本上也是有成绩的。

第三，从预算上看，我们打得比较更稳当一点。财政支出超过得不多。

所以，整个看起来，第一个五年计划大体上是正确的，成绩很大，这方面不多说了。

另一方面应该承认，错误也不少。这一点，我想多说几句。第一次制定五年计划，不可能一下子制定得很恰当。一九五二年提出的五年计划是粗线条的，然后一九五三年、一九五四年、一九五五年不断地修改，而且每年的年度计划还要修改。计划不那么准确是很自然的，因为我们缺乏经验和知识，是在不断地发现错误、修正错误的过程中前进的。一九五三年小冒了一下，今年就大冒了一下。去年的基本建设搞得少了一点，还有一点余力，结果是多余的器材减价出卖，钢材出口，水泥减产，木料也减价出卖了。这当然是不恰当的，是比较大的错误。至于小错误，各个部门都会有的。计划问题是值得我们研究的，就是到现在提出明年年度计划的时候，也不能说我们的缺点就都发现了。希望在全会分组讨论的时候，大家能揭发出更多的错误缺点，这对明年度的计划和今后的建设工作有好处。明年的计划到执行的时候，还会发现有些订得不恰当，还要在摸索中不断地改正。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以后做全面总结的时候，就可以得出更多的经验教训，就会比八大时的认识更完全更深入。

现在看来，第一个五年计划中的一些变化，有的是由于形势的变化而需要修改，有的是由于经验和知识不足而犯了错误。我觉得这两点值得谈一谈。

首先是形势的变化。当我们开始订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时候，朝鲜战争〔26〕还在进行，那时候设想，应该加紧发展的不仅是重工业，国防工业也要平行发展。一九五三年停战以后，一九五四年、一九五五年又出现台湾海峡局势的紧张，整个世界局势怎样还要看一看。直到日内瓦会议〔97〕、万隆会议〔96〕以后，到去年年终和今年年初，才慢慢感到国际局势是缓和下来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才设想今年、明年把国防工业步子放慢，有些生产规模可以缩小。这也是很自然的。毛泽东同志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现在把国防工业步子放慢，重点加强冶金工业、机械工业和化学工业，把底子打好；另一方面，把原子弹、导弹、遥控装置、远程飞机搞起来，其他的可以少搞，比如炮，有一个厂也行，现在先打底子，将来再发展数量。设想可能有一个和平时期，容许我们把完整的工业体系建设起来，这是最好的，我们把方针摆在这上面。但是我们还要准备另外一种可能，即发生战争，这决定于敌人是否要冒险。如果今后十二年内发生了战争，那怎么样呢？那不是我们犯了错误吗？到时候打起来军火少了，后备力量动员起来又没有军火，大家就哇哇叫了。可以设想一下，战争就是来了，敌人也不能马上解决问题。敌人打来了我们会先受一点损失，但他们爬上大陆以后，还是要打长期战争的。我们顶多犯那样的错误。毛泽东同志把这个问题提到政治局，我根据毛泽东同志的说法，把它提到中央全会，大家也想一想这个问题。如果算错误，我们大家一道犯，到那时候将功折罪，戴罪图功。只有这个办法，不然就徘徊歧路，东边走几步又回到西边走。把器材、资金统统集中搞国防工业，别的生产少了，人民的生活也不能改善，各方面紧张，而武器制造出来，仗又不打，炮不能吃，枪也不能吃，子弹生产多了还不利。所以非下决心不可。中央政治局谈到明年计划和第二个五年计划时就下了这个决心。这是由于形势的变化，我们有的步子加快了，有的步子放慢了。

第二是由于我们的经验和知识不够，在有些项目上犯了错误。现在看起来有些错误犯得有点可笑，但是当时的确没有弄清楚。比如说，请苏联设计的项目，以为能够提早给我们设备、提早一两年完成总是好的，而没有分清哪几种快对我们有好处，哪几种快会给我们背上包袱，凡是各部提出要加快的，报到国务院，报到中央，总觉得应该批准。象汽车厂就加快了，明年度可以生产一万八千辆到两万辆，可是这就要有很多的器材进口，同时要供应很多的汽油，这就要花外汇。现在汽油没有那么多，就得减少汽车产量。减少生产，劳动力就要闲置。外国朋友参观长春汽车厂时说，你们生产能力多了，一定要闲置。内行人一看就懂。原来还打算建设第二个汽车厂，现在要推迟了。再比如铝加工厂和机械厂，军工部门有的，民用工业部门可以不搞，可以结合起来共用，现在和平时期可以用作普通的民用的机械生产。过去没有很好地考虑，这样就闲置了一些资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