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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托洛茨基反对派抛开原则，专门利用些小的问题小的纠纷，进行非事实的毁谤与有意的造谣诬蔑，企图用这些卑劣无耻的手段以破坏同志对党的指导机关的信仰。这除了帮助敌人破坏革命的指导者以外，简直没有任何意义。

在上海、香港、北方，都发现有反对派的活动。他们在组织上对党是秘密的。惟其如此，就更应该将这一问题提到下层去，指导同志们讨论与坚决地肃清一切机会主义——反对派的活动。反对派有些并不公开表示自己的意见，有些我们已知道他们有反对派的倾向，有些尚不知道。因此，这一问题必须提到支部中，运用这一机会教育同志，树立党的正确路线的基础。务使每个同志认识以正确的路线同不正确的路线斗争之必要，使党的正确路线得到组织上的巩固。所以，除了组织上的制裁之外，思想上理论上的斗争是绝对必要的，这是目前巩固党的很重要的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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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武汉工作问题（一九三○年九月四日）

　【题解】

一九三○年六月，党中央政治局在李立三同志领导下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案，要求全国各地都要准备马上起义，从而形成了第二次“左”倾路线。“八一”、“八三”会议上，李立三同志又要求在南京、武汉举行暴动，在上海举行总同盟罢工，并将党、青年团、工会合并为各级“行动委员会”。周恩来同志于一九三○年五月出国，八月下旬回国，九月中、下旬出席并参与主持了六届三中全会，会议停止了立三路线的执行。这篇文章是在三中全会前起草的中共中央给长江局的指示信的第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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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第一，我们要决定武汉的工作计划，不仅要从客观形势上去了解目前工作发展的可能及其趋势（这一点我们已无可怀疑与争辩），更其重要的还是目前我们究在何种主观的可能上去发动工作。依据你们许多来信，都证明在今天的武汉，我们的主观力量的确还是很弱。严重的是，党员团员及赤色工会〔60〕会员总共不出三百人，支部生活多数没有，主要部分的产业工人组织微弱到万分，各级党部的关系非常隔阂。尤其严重的是，下层群众的实际情形还不能反映到指导机关中来。在这样模糊的主观情形之下，要想定出一个切实而具体的计划，是万万不可能的。因此，钧兄〔61〕几次来信都说，不能知道下层群众情形是最苦痛的事。中央因此更加严重指出：如不能知道下层群众实际情形，不仅工作计划定不好，便连你们所说的政治影响的扩大，群众革命情绪的高涨，也还与实际行动离着很远，因为这中间还找不出党的领导作用与组织力量，而没有这些，是不能达到革命的胜利的。所以你们的第一个任务，便是要将武汉工人群众的实际生活与要求弄清（不仅是先进的分子的要求，最重要的是广泛的、落后的群众的一般要求都要计及）。不仅要注意一些先进勇敢分子或是少数干部所说的“现在不是谈工钱的事，而是大干问题”，“现在只有拿武装来干，才有用处”等等，而更加要注意的，还是大多数群众现在还没有人领导他们去作任何的斗争，大多数群众现在还没有造成可以干的组织力量。即使这种只要大干不要小干的情绪是大多数群众的，我们也还不能说，大多数群众有了这种情绪，革命便可达到胜利。相反，我们必须从这样的观点去了解，即群众不愿小干只愿大干的情绪，是对于极端白色恐怖的反感，是对于广大农民战争发展的同情；从这种反感引导到坚决的斗争上，还须我们做极艰苦的工作，从这种同情引导到工人群众领导和参加农民战争的决心上，还须做很多的宣传工作与组织工作。工人阶级只愿大干，而没有可以大干的斗争力量和组织基础，尤其是没有党的坚强领导，大干是绝对不可能实现的。要造成大干的斗争力量和组织基础，不是仅仅以党的政治口号去动员便可以造成的，尤其不是仅仅以大干的口号即是以武装暴动的口号便可以造成的。少数分子的要武装，多数群众“普遍地希望红军来到武汉，一切事情都好了”的观念，这不但不是群众决心要大干的表示，且反而是依赖红军的怯弱表示了。所以斗争力量和组织基础必须从日常斗争、罢工与示威之不断开展中培植起来，以联系到党的政治口号。绝对不是没有这些日常斗争、罢工与示威之不断开展与锻炼，斗争力量与组织基础便会突然存在的；也绝对不是没有这些日常斗争、罢工与示威之不断领导与发动，党的领导便会自然巩固的。这是你们决定一切策略与工作计划的根本观点，望你们对这一点多加注意。

第二，因为你们在主客观上有了上述的缺点与困难（缺点是你们注意力偏向一方，困难是对下层情形还很隔膜），所以你们所定的“目前党在工人中主要的策略”还是偏于原则，还是偏于在“准备武装暴动”本身上做文章，而没有注意于策略运用的实际意义，没有注意于在武汉特殊情形下做一些具体办法的规定。所以你们决定的几条办法，与中央通告无异，可以适用在任何地方。现在，我们指出这几条办法中的缺点与错误。

第一条，你们说：“党只有在政治上去动员，才能迅速夺取广大工人群众去实际组织武装暴动。”这样的解释，显然将日常斗争与准备武装暴动对立起来。这样的解释，显然忘记了发动群众的部分的政治经济要求以联系到党的政治口号，正是积极准备武装暴动中争取广大群众的最基本的方法。

第二条，你们主张由省总制定武汉工人及各业工人的要求的纲领来组织同盟罢工，这是绝对不够的。假使没有各厂各业的工人日常斗争的发动与领导，假使没有不断的各部分工人的罢工与示威，而只注意于总的纲领的号召与鼓动，总同盟罢工是不会突然而至的。尤其重要的是失业工人中的工作。特别在现在武汉形势下，失业工人的数量一天一天增加，在准备武装暴动中，他们更将成为主要的动力之一，故你们必须加重此种工作。

第三条，你们将“参加黄色工会去争取群众”与消灭国民党工会的策略对立起来，这更是不妥的。如果国民党工会有群众，我们还是要参加进去，去争取群众大多数，直做到推翻这个工会为止。如果它是没有群众的，则我们便根本不必去参加了。不能因为现在黄色工会一天天国民党化与法西斯化，就认定对黄色工会的策略已根本改变。这是不实际的，而且会使一般党员机会主义地去了解过去加入黄色工会不是要消灭黄色工会〔62〕的了。

第四条，猛烈地发展赤色先锋队〔63〕是对的，但如果离开群众斗争，离开组织广大群众，专门等待武装暴动，拿枪就干，与群众日常斗争、实际生活一点也不联系，则赤色先锋队就会变成招兵式的武装别动队的组织。这不仅不能成为群众的先锋，而且必将离开群众很远，成为孤立的组织。现在上海就有这种危险现象发生。

你们累次来信提到武器的事，假使以此为中心来团结赤色先锋队，这将失掉赤色先锋队的群众性与夺取敌人武装推翻国民党政权的决心。在这一工作上，你们必须注意到兵工厂工人中的工作。武装要从敌人方面想法子，这是武装工人的根本出路。

第五、第六两条，你们提到党与团的发展，丝毫没有联系到斗争问题。这将埋伏着一种危险倾向，即是在猛烈地为准备武装暴动而发展党与团的组织时，将助长一些机会主义分子接受“左”倾的空谈武装暴动，而不去领导群众实际斗争的危险倾向。上海已有这种倾向发生，武汉必须预先看到。必须知道，在只谈武装暴动只要枪来训练而不去领导群众日常斗争，说只有大干不要小干的动员之下，也同样会聚集一些机会主义分子在“左”倾的形式上表现出来。

第七条，你们提到产业委员会的工作，你们必须注意，产业委员会是一种临时的组织，是要聚集党内一些工运干部去推动与组织产业的赤色工会的。当产业的赤色工会以及各厂的分会已经吸收群众正式成立起来的时候，产业委员会便须立刻取消，退居党团地位，取消其在党内的直接指挥系统，推动各级工会发挥其独立的工会作用。所以产委只是党发展赤色工会的一种动力，赤色工会一成立，即须集全力于工会的独立系统的运用，绝对不容许再以党的产委来代行赤色工会的指挥职权。现时上海在这一组织方式中也正犯着使赤色工会退居无权地位的错误，望能引起你们预先注意。

第八条，你们提出加强反右倾的斗争是对的，同时“左”倾的危险也在党内继续发生。你们应坚决反对这一观念：“左”倾会比右倾好些，在现时只怕右倾不怕“左”倾。要知右倾会障碍革命与断送革命，而“左”倾也同样会障碍革命与断送革命的。自然，在目前右倾还是党内主要的危险〔64〕，尤其是在一般旧的干部分子中。

除了你们决定的八条外，还有行动委员会的组织问题。过去将党与团合并在行委组织之中，不再存在团的独立组织系统，这是错误的。团是非党的组织，必须容许其存在独立的组织系统与工作。团从支部起直到中央，参加党的行委组织是加重其政治责任，而不是与党合并。团本身的组织与工作系统，仍应存在。过去的办法，你们应有所改正。尤其是青年工作，更须督促团加紧注意。团的工作人员要尽可能地不调动。

支部工作的建立，是目前武汉工作中的最中心问题之一。如何建立支部工作，你们已知道很多。中央要特别指出的是，你们对于干部的分配与吸引，要特别注意于下层。许多中央派出的干部可以选择得力分子派他们到支部中去，即使不能立即入厂参加生产，也要他们能脱下长衫到工人群众中去，帮助工人党员建立支部生活。另一方面，你们要迅速地从工人斗争中吸引新的党员，吸引新的干部并引进他们到指导机关中来。所以，你们向中央要得力的干部，中央当然还要派人给你们，但最主要的还是要从下层支部中坚决地吸引新的干部上来。

你们关于示威的意见是正确的。只有少数先进分子的单独示威是失策，应准备发动广大的群众性的示威。从这点上也可推论到：只以准备武装暴动为号召，而不注意群众的日常斗争，不注意群众的部分的政治经济要求，不注意从日常斗争中发展赤色工会与赤色先锋队的组织，不注意从一切部分的要求联系到政治总要求，则组织总罢工示威也是不可能实现的。

总之，你们一切工作计划，最中心的缺点是在布置暴动上做文章，而忘掉积极准备武装暴动是要动员最广泛的群众，从斗争中锻炼自己，从斗争中组织自己，从斗争中认识党的领导与接受党的口号。只有这样，才能造成伟大的群众斗争力量与组织基础，才能造成党的坚强的领导。而所谓斗争又必须从各部分的要求发展到总要求，从各种日常斗争、罢工、示威发展到总罢工。党的领导，尤其是在目前形势中的领导，便在于抓紧这些斗争，联系到总的政治要求，联系到总的行动，以准备最后的决战。

在这一原则下，我们要求你们，对于武汉工作要有最切实的计划与办法，要特别着重于中心工作之建立。在武汉，我们提出，铁路、海员、兵工厂、码头、市政、纱厂、黄包车夫是你们指导武汉工作的中心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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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三〔65〕路线的理论基础（一九三○年十二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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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解】

这是在中共中央机关工作人员会议上所做的批判立三路线的报告节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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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我们要纠正立三路线的错误，不仅是复述国际〔66〕的路线，必须对立三路线有彻底的揭发与批评。立三路线之形成不是偶然的，如果在党内没有形成这一路线的基础，则它不会在党的领导机关起领导作用。因此，我们必须在下面三个条件之下来认识立三路线之形成：1.历史的条件，六次大会后有些根本问题没有得到适当的解释；2.党内无产阶级成份薄弱，小资产阶级成份占了很大的数量，这使党的路线有忽“左”忽右的表现；3.立三的思想，在过去的讨论中没有受到强烈的反对。这三个条件，帮助了它在领导机关中起了领导作用。

同时，我们在这里，必须认识立三路线之理论的基础：

（1）不懂得正确地估计阶级斗争力量的对比。国际来信所指出的，立三路线不懂得正确地分析客观形势及正确地估计阶级斗争力量的对比，这完全是正确的。我们可以从他的文章、报告以及他起草的六月十一日的决议案〔67〕中得到充分的材料来证明。当初立三同志分析敌人的力量时，总是只注意敌人的弱点，或将敌人的某一弱点特别夸大；估计主观的力量时，则只看到强点而掩盖了自己的弱点。所以六月十一日决议案对世界革命及中国革命的进展问题，估量到帝国主义及统治阶级时，把他们看成是无能为力、只有等待崩溃的状态，对于革命力量的估计，不仅夸大了红军的发展，尤其对于城市工人斗争的发展及其觉悟性与组织性夸大了，不合实际。这两方面的会合，对于革命形势的估量自然变成为不正确的了。这是立三同志之非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析问题之观点。

（2）否认革命发展之不平衡的特点与对革命高潮认识的错误。不仅在中国问题上，在世界革命形势的估量上也是如此。中央七十号通告〔68〕中提出中国革命的发展将走向平衡。这一句话，在表面看来是没有问题的，但已经种下了以后错误的根源。在立三同志起草的向国际的报告中说：中国革命之发展，不平衡其表面，平衡其实质。这完全否认了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所以当时中央工作人员会上与陈韶玉〔69〕的争论，对这一点也完全错误了。立三同志的观点，认为中国革命爆发必然地引起世界革命之同时的爆发。对长沙事件〔70〕，党的宣言说，中国革命之爆发必然掀起世界之普遍的武装暴动。立三同志想以世界革命第三时期〔71〕的特点来取消革命发展的不平衡。这是他对于世界革命的观点，同时也就是他对于中国革命的观点。他否认不平衡的观点，是将革命高潮解释成为直接革命形势。六次大会〔16〕的决议案中说，“将来的新的高潮，更加要使党将准备武装暴动以至实行武装暴动，认做当前的实际任务”。这就表明由高潮到直接革命形势，虽然中间没有万里长城隔着，但是有一个过程的。而回国后的第一号通告却说，将来新的高潮的到来，武装暴动的口号将要从宣传的口号变成为行动的口号，这便已经将革命高潮与直接革命形势模糊了。去年中国党接到国际十次大会的决议〔72〕，说中国革命运动已开始了新的高潮。在江苏省的代表大会上我曾说明这一问题，所谓新的高潮与直接革命形势是不同的，现在已经有了新的高潮，但还不是直接革命形势。这个问题当时并未引起政治局热烈的讨论，只是在文件上有一点修正，这也足以证明中国党之理论基础的薄弱，同时也就助长了立三路线的形成。立三同志说，坡的阿姆（подъём）的意义不应译作高潮，革命高潮与直接革命形势是一个东西。如果这样，那末，六次大会的决议案中“在总的新高潮之下，可以使革命先在一省或数省重要省区之内胜利”一句话，便应改作“在总的直接革命形势之下，可以使革命先在一省或数省重要省区之内胜利”了。既是总的直接革命形势之下，那里还有什么革命先在一省或数省重要省区的首先胜利呢！当然，在他这样的认识之下，所谓今天是湘鄂赣之首先胜利，但必须得到武汉，武汉之首先胜利也就是全国革命胜利之开始的理论，是一点不奇怪的。所以他会提出组织西伯利亚的华侨回国，要蒙古出兵参加中国苏维埃联邦，要苏联出兵打日本。当然，这不仅是由于否认革命发展之不平衡一点，一切盲动主义、命令主义都同时爆发。

（3）组织观念不正确。立三同志对于组织的解释，常常以加强主观力量来回答，他完全是站在机会主义的观点上。他在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73〕的报告中，将主观力量放在革命发展的条件以外，而只分析客观的条件。他说革命形势一到，主观力量不成问题，例如“五卅”时期〔3〕与武汉时期。他虽然在“八一”、“八三”的会〔74〕上提出要“加强组织”，但这一“加强组织”，他是认为革命形势已经一般的成熟，只要一组织便起来了。所以他只要用武装暴动的口号来号召，在上海则以四次暴动的口号来号召。这完全将组织力量放在革命形势成熟条件以外，实际上必然走到取消组织的路上去。总行动委员会的组织不仅取消了团，实际也取消了党。

（4）在估量斗争形势与布置工作中含有军事投机与军事冒险的观点。立三同志对于红军及农民斗争之发展与组织，有奇怪的意见。这一方面是由于由农村来的人随便报告一些数目字可以帮助他，但根源还不在于此。在“八一”、“八三”的会上他认为：红军进攻武汉，工人必然会起来暴动。另一个政治局同志在《红旗》上说：单纯用红军进攻武汉，我们是反对的；但如果说红军逼近了武汉，工人斗争还不能起来，这也是错误的，工人一定会起来。立三同志之另一观点是建筑在南京士兵暴动的身上，他以为南京士兵一暴动，一定可以占领南京，响应武汉，引起上海总同盟罢工。因此，他以为红军逼近了武汉，武汉工人暴动，南京占领，上海暴动；同时蒋介石在陇海路的军阀战争中失败，冯玉祥〔75〕在河南也因农民暴动而失败；北方军队南下，北方空虚，则北方农民也可以起来暴动，因此要求蒙古出兵，苏联出兵。用这样的分析来决定与布置举行武装暴动，这完全是军事投机的观点，是想在军阀战争中取巧的观点。

（5）用托洛茨基的理论来补充他革命转变的理论。立三同志在六月十一日的决议案中说：一省数省胜利的开始，也就是革命转变的开始。这实际上是取消了民主革命政纲之中心的任务。所以他影响到苏代会关于土地问题的决议，用过早的办法，企图在现在的苏维埃区域实行社会主义的政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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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粉碎第四次“围剿”〔76〕的电报（一九三三年一月——三月）

　【题解】

一九三三年二月至三月，蒋介石调集四五十万兵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第四次“围剿”。这时，以王明为代表的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已统治中央领导机关。他们不仅提出了一条“左”倾的政治路线，而且提出了一条错误的军事路线。在第四次反“围剿”开始时，毛泽东同志已被排挤离开了红军。周恩来、朱德等同志在前线指挥作战，他们在实践中认识到中央和苏区中央局要求红军先发制人、攻占敌人重兵驻防的坚城南丰和南城的命令是错误的。周恩来同志向中央和苏区中央局提出了集中兵力在运动战中各个歼灭敌人的方针。在周恩来、朱德同志的指挥下，第四次反“围剿”取得了胜利。这次战役先后歼敌五十二师、五十九师和敌主力十一师，缴枪万余枝。这里收入的电报，前八件是周恩来同志给中央和苏区中央局的，第九件是和朱德同志联合署名发布的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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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一一月二十七日的电报

（甲）金溪战役〔77〕后，我军继取备战姿势，调动敌人与征集资材，即三军团开往贵溪亦本此旨。敌此次被我调动，一方企以信江之敌吸引我军，以抚州来敌截击我于金溪之北，一方则又因对我情况不明，深惧前辙，故抚州之敌前进极缓，且向北靠，至今日吴、罗、周三师〔78〕仍在浒湾、琉璃冈、黎墟一线。我方面军集中南移，只一天便达金溪东南部，以备战姿势吸引敌人。但敌今日已侦知我主力不在金溪以北，故又改变计划，以吴、周两师集中浒湾附近，罗师退回抚州，二十三师仍西移乐安，回复其原定进攻部署。

（乙）我军决利用此两日时机，发动战斗员将金溪南之七八百病伤员一律后运至黎川地域，以便后方来运。俟敌二十三师明后日向西移动后（最好罗师也西移），我军即以十一军一部游击浒湾，一部佯攻南城，迷惑并牵制敌人。以十二军牵制邵武之敌，另以全力渡河，直攻南丰城，并准备在抚河西消灭敌人增援队，以突破抚河围攻线。

（丙）本来依现时敌情，即抚河流域敌之两个较强的“进剿”军还未组织完备以前，我军能在抚河东岸会合十一军求得运动战消灭敌人主力，确比围攻南丰暴露我军企图去打敌增援队为好，且抚河东这一地域，幅员并不窄，地形尤好，尤便征集资材，只是后方连络远不便运输，主要还由于南丰、广昌、建宁、黎川的赤化工作差。但我之利即敌之不利。敌几次想在河东岸以一翼吸我一翼截击我之战略求战，但南丰、南城、金溪三次战役〔79〕，都因被我集中力量迅速击破或消灭其一翼而失败。故敌在抚河东岸作战，非俟其强有力之两个“进剿”军组织完备后，才敢猛进。上次礼西赵（南城）胜利后我以备战姿势在黎川待机，这次金溪胜利后我在金溪待机，都因敌不敢冒进坚守城防致不得在运动战中连续战斗而必须转移地区，因此由南丰东而南城东而浒湾东。我军万分谨慎地弄清敌情，以迟迟进逼的战略调动敌人，求得运动战的胜利，决无忽视敌之进攻与截击的观念。上次东出邵武引敌，因我恐敌截击回师过早，致敌吴、周两师已半至硝石又复缩回，这证明一切战略决定都与敌情、地形、任务有关。假使敌之抚河两强有力纵队已成，又如这次三军团逼近贵溪处于不利阵势，则战略便须改变。故十军渡河时，曾、邵、唐〔80〕等主张三军团过河攻贵溪，我们便立电反对。

（丁）现时敌既执行其组织三个“进剿”军与“清剿”军坚守城防的进攻部署，我自须夺取先机，立即转移作战地区，调动敌人以破坏其进攻部署，转移抚河西岸即由此。但须说明，这次宜黄、乐安战役〔81〕以后，敌对城防已更坚守，其虽有主张放弃机械城防的，但必在我进攻与胜利调动敌人和消灭野战敌人条件下。我独立师两次袭击入崇仁，便由于我东岸的胜利和进攻。因此转到抚河西，须攻城才能立即调动敌人，因南丰、南城、宜黄、抚州都在河西岸，不能如东岸一直深入抚州附近去威胁与调动敌人。攻城与消灭增援队一有暴露企图二有易受夹击的不利，故不如在东岸自如。因此在东岸目前如不能求得运动战，决不应轻易过河。这须请你们注意。

二一月三十日的电报

甲、二十七日夜得确报，罗、周、吴三师企图乘我军南移，压迫我军于远距离外，定二十八日开金溪、左坊、琅琚之线，二十九日开珀圩、黄狮渡、琅琚之线，三十日罗师经礼西赵回南城，周、吴两师回浒湾。因此，我方面军乃更集中，准备在其三师分开时，首先消灭罗师。但二十八日敌仅达肖公庙、浒坊、琅琚之线，陈诚〔82〕更以“进剿”尚未准备完毕停止远追，于是二十九日敌复向回缩。今日十一师又开回浒湾、河西之东馆待命，十四师、九十师集中浒湾附近，二十三师已西移乐安，五师到贵溪，八十三师二月半后来赣。蒋介石二十九日已抵南昌，其进攻布置当更加紧加速。

乙、敌不愿在布置完毕前，轻易冒进与分兵损实力，已甚明显。周至柔师现正急图补充，吴奇伟师正在整理，吴本人已往见蒋。在此敌情下，连续的残酷的战斗转眼就到。我如立即转到抚河西，只有攻城才能调动敌人。攻城除前电所述，一暴露企图，二易受夹击之不利外，还有三损伤大，四不能筹款，五耗费时日的不利。在大战前如蒙此不利，而坚城又攻不下，增援军三个师并进又不便打，则不仅未破坏敌人进攻部署，且更便利于敌人的进攻。因此在敌人部署完毕前，如能在抚河东岸连续求得运动战解决敌人，我都不主张立即过河攻城。即使敌暂不出击，仍可筹一笔款（金溪胜利后共得现款二十万），以利大战经费，并可加强十一军的赤化金溪、资溪，以更利于牵制敌五、六两师之编入“进剿”军。如敌因蒋来与我在抚河东岸，立即向苏区深入截击，我军自当迅速移转至苏区边境，背靠苏区决战。

丙、上述意见，朱、王〔83〕等同志大都同意。只中央累电催我们攻破城防，与我两电所陈战略实有出入。但我终觉消灭敌人尤其主力，是取得坚城的先决条件。敌人被消灭，城虽坚，亦无从围我，我可大踏步地直入坚城之背后，否则徒损主力，攻坚不下正中敌人目前要求。中央局诸同志同意此意见否，望于明日简电复，过期因时机不容再缓，我当负责决定，同时仍请中央给以原则指示。

三二月七日的电报

甲、中央局命令攻南丰，我们部署意见：

（一）乘敌第八师有两团欠一营在新丰街，一营在里塔圩之时，我以一部兵力袭击新丰，以主力由南丰下游渡河，断新丰之敌向南丰退路，并直扑南丰城。城内外敌仅四团，有被我强袭入可能，在强袭时，南丰东岸亦配置一部兵力。

（二）以十一军主力逼近浒湾，一部向南城对岸游击，威胁并牵制敌人，其工作团则努力赤化金溪、资溪。二十一军向永丰逼近。独四、五师在宜黄、乐安以南行动。

（三）如强袭不成，而已驱逐城外工事中敌人，则可一面坑道作业，一面准备打击增援队。

（四）如城外工事中敌人尚未驱逐，而敌增援队已至，则只能准备打击增援队。

（五）如我牵制敌人兵力不奏效，敌以增援队三四师由马路并进，迎击则我受夹击，侧击则便于城内外敌人会合，如此则便须转移地区，攻宜黄、乐安调动敌人，于山地运动战中解决。因山地易于牵制一部，消灭一部，而由马路并进，便甚难牵制。

乙、上述部署不是呆板的，敌情地形有变尚须活用。万一南丰下游因雪水下融不便徒涉，而须改由南丰上游渡河，则我之企图易先暴露，新丰两团便无法截断，南丰城防便可增至六团，且敌可以十一、九十两师先向南丰开来策应。如是将更不便我强袭，便须经过苏区改攻宜黄或乐安去调动敌人，求得运动战中解决敌人。

丙、这一部署与中央局命令原旨有出入。我认为攻下南丰最好，但攻下宜黄、乐安，在运动战中消灭增援敌人，仍然可乘胜直胁抚州，且更便运转。你们同意否？或仍坚持唯一是猛攻南丰，虽大损失亦所不惜，虽敌三四师由马路并进亦非与之决战不可？请于今日十八时前立电复，以便明日行动。

丁、不攻南丰或宜黄、乐安，先攻南城，在目前敌情与地形上是不可能的事，请中央注意。

四二月十三日的电报

甲、昨日继续侦察南丰堡垒工事，只西北门外堡垒利用夜色可接近强袭。黄昏后我军开始攻击，与敌激战一夜，夺取敌人大小重要堡垒十数个。但城外仍有二十多个堡垒在敌人手中，且极险要，堡垒后又有开旷地。已夺得工事离城边尚远，城墙上又有炮楼。敌守堡垒多一班一排，最重要的不过一连，我攻堡垒费时久，险要的须围困。整夜激战结果，我缴获不足一营，损失却过三百。三军团为主攻，师长彭鳌〔84〕及两团长均阵亡。攻城激战虽夜雨，士气极旺。

乙、十日，我十一军已牵制敌八师之一团于新丰街，十一日，二十二军又伸出里塔圩断其归路，故南丰敌为五团。今日，南丰敌在河南之一团，因夜中十二军在河东占第一个堡垒，亦撤回城内，并断浮桥，显示其守城待援之决心。敌对增援部署约以三路分进：两师由南城，一师由宜黄，两师由乐安。敌十一师已向宜黄开动。

丙、据此情况，我们遂改强袭南丰为佯攻，决心先消灭增援队。现部队正在南丰西部一带集结，今明两日弄清敌军行进路线后，当求得于预期遭遇的运动战中消灭敌之一翼，以各个消灭之。

五二月十五日的电报

甲、确报，当我军在黎川时，敌大举部署为陈诚领中路军分三个纵队：第一纵队罗卓英，为第十一、五十二、五十九三个师，集中宜黄、棠荫；第二纵队吴奇伟，为第十、第十四、九十三个师，集中抚州、龙骨渡；第三纵队赵观涛〔85〕，为第五、第六、第九、第七十九四个师，集中浒湾、金溪，以一部出资溪。四十三师集中宜黄、乐安间，为预备队。都限二十日前集中完毕。第四、第八十三师为总预备队。

乙、我军围攻南丰既急，敌即提前集中，以十一师十四日开至宜黄、棠荫，以五十二、五十九两师开乐安，准备由东陂、黄陂、新丰市截击我军，现均向乐安前进。以第二纵队向南丰前进，十四日九十师到东馆，十四师亦有开动讯，十师尚未动。第三纵队集中时间与地点未变。四十三师向宜黄开，十四日到公陂，宜黄原有其一团。二十七师已集中永丰、新淦。

丙、我们现改强攻为佯攻与监视南丰之敌，准备消灭其增援队。敌又有改变进击路线可能。敌对我军猛攻坚城，认为可以损伤与疲劳我兵力，并吸引我于坚城之下，便于其增援队之截击与连续战斗，已定十八日开始“进剿”。

丁、现我军集结兵力于南丰城、里塔圩以西地域，背靠苏区，更积极佯攻南丰，引致敌仍依原定路线“进剿”，以便我首先迎击与消灭其右翼。

戊、猛攻南丰我军伤亡全数过四百人。

六三月二日的电报

甲、我军与敌激战三昼夜，第三日本可将敌十一师继续消灭或击溃，只因山地战各军联络与我指挥均不易达到，故在第二日消灭五十二师及五十九师大部后，各军位置不利于出击十一师增援队，致昨日战斗未完全解决，只继续消灭五十九师，但胜利是空前的。本日，因敌二纵队三个师已于昨日西向增援，今日可到新丰市、东陂、黄陂，截我归路，我将陷于被包围中，且战场未清理，伤兵未撤，战利品到处堆积，故于今日在胜利中撤退，开始向小布、南团、东韶、水口地区集中，准备继续战斗。

乙、因此胜利，敌已纷纷调动，除十一师、二十八师已来河口外，第九师由南城今日抵杏坊，二纵队由南丰、里塔圩、新丰移至永兴桥、饶坊之线，明日逼近东陂、黄陂，三纵队一部一日已占领硝石，今日五师又被调龙骨渡，六师、七十九师则改在南城河西集中。

七三月四日的电报

甲、这几天，敌完全处于被动。二纵队三个师原拟由新丰市截击我归路，嗣知五十二、五十九两师消灭，乃改向黄陂开进。及闻我军已离黄陂，敌十四师急由党口、饶坊北开演口，十师、九十师停在崇五都，十一师进黄陂，九师赶到河口，今日均未动。三纵队之第五师被调龙骨渡，今日又令由岳口回南城。三纵队现已改向南丰进，先头明日可到。

乙、闽敌刘和鼎〔45〕昨日率一旅一团进太宁。十九路军以区寿年师及张炎旅三日集中永安为右翼，以沈光汉及张贞师为左翼。右翼定八日进连城。这一部署是黄陂战役前预定的。

丙、陈诚中路军的进攻路线已改变。三纵队改走南丰，一、二纵队（现只五个师）或将更靠近，出东陂、黄陂、新丰市，求我主力决战于东韶、河口，而以三纵队趋广昌，出头陂、东山坝，截我归路。

丁、我军拟俟集中后（一军团带胜利品，经招携路较远）仍选敌一翼，求于运动战中消灭之。

八三月十六日的电报

甲、北面敌两纵队各三个师靠拢并梯次轮番向东南搜索前进。今日其前纵队十四师始达新丰市，九十师达侯坊，十师达草台冈；后纵队九师达东陂，五师达黄陂，十一师达安槎、蛟湖。预备队七十九师在宜黄，有两团在河口，六师在抚州，许克祥全师在南城，刘绍先师在乐安、崇仁，余无变动。

乙、我们已调十一军，十八日可至广昌西北，配合独立师、团及地方武装，牵制并抑留敌进攻广昌之前纵队。我主力决以待机姿势，准备侧击敌之后纵队，并首先消灭其行动中后卫部队，以便连续作战，各个击破敌人。

丙、我方面军昨日已开始移动，因敌两纵队太靠拢，故尚在待机中。但这是四次战役决定胜负的战斗，已下最大决心，准备一切牺牲，部署与敌三个师决战的阵势和动员。

九三月二十日的电报

甲、敌情另电告。

我十一军已于十八日到广昌附近，拟于二十日起领导地方武装牵制向广昌去的敌人前纵队，并以主力阻敌回援，以掩护我军右侧背。

乙、我军拟于二十一日拂晓，采取迅雷手段，干脆消灭草台冈、徐庄附近之十一师，再突击东陂、五里排之敌。

丙、五军团、十二军、宜黄独立团为右翼队，归董、朱〔86〕指挥，应于二十一日拂晓以主力进攻草台冈、徐庄敌左侧背，以一部从摇篮寨方面牵制东陂之敌，其预定动作如次：

（1）第十二军（附宜黄两独立团）应于二十日黄昏时到斜蕃附近，二十一日取捷路到侯坊上游适当地点渡河，占领灵埂山、三角砦一带，侧击侯坊、徐庄、雷公嵊之敌，并以一部领导宜黄老独立团，往石背、摇篮寨游击东陂之敌。新独立团往新丰市西南地带，挖毁由东向西的交通路（防敌回援），并警戒我右侧背。

（2）第五军团应于二十日到端溪附近，并派队伪装逼近侯坊游击。二十一日拂晓沿落马山、霹雳山进攻侯坊、徐庄、雷公嵊之敌。

丁、第三军团、第一军团、二十一军、独立第五师为左翼队，归彭、滕〔87〕指挥，应于二十一日拂晓先迅速消灭草台冈附近之敌，再突击东陂之敌，其预定动作如次：

（1）第三军团应于二十日以掩护队占领界上、雷母山之线，掩护其主力于黄昏时到东边岭、亮溪附近，二十一日拂晓由西南向东北进攻草台冈之敌。

（2）第一军团应于二十日以掩护队占领三溪附近，掩护其主力于黄昏时到大坪、徐坊、沚洲之线，二十一日拂晓即由西向东突击铁石坳附近之敌，以截断东陂与草台冈敌人之联系。

（3）二十一军（直受林〔88〕、聂〔89〕指挥）应于二十日以掩护队占领王都、上堡附近，掩护其主力于黄昏时到达古王坑、邱坪附近，二十一日拂晓即由西向东进攻东陂之敌。

（4）独立第五师（直受林、聂指挥）应于二十一日拂晓由吴城出秀山，由北向南佯攻五里排之敌，并警戒我左翼侧。

戊、两翼队战斗分界线由东边岭到东陂大路之右侧（道路归左翼队）。

己、第二十二军为总预备队，二十日在现地不动，二十一日随第一军团左后方前进，必要时由林、聂直接指挥。

庚、第一军团卫生部准备在长罗开设野战医院。三军团卫生部准备在徐庄、荫水开设兵站医院。后方联络线仍照作战计划规定。

辛、总部拟明（二十一）日到亮溪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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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西安事变的三个电报（一九三六年十二月）

　【题解】

在日本帝国主义要把中国变为它的殖民地的严重形势下，以张学良将军为首的国民党东北军和以杨虎城将军为首的国民党第十七路军，受红军和人民抗日运动的影响，要求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被蒋介石拒绝。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张、杨联合行动，在西安逮捕了蒋介石。以汪精卫、何应钦为首的亲日派，准备乘机发动大规模内战，除掉蒋介石并取而代之。当时，中共中央坚持了反对新的内战、和平解决西安事变、逼蒋抗日的方针，并派周恩来、博古（秦邦宪）、叶剑英同志为代表去西安。经过周恩来等同志艰苦的工作，西安事变终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了时局转换的枢纽，在新形势下的国内合作形成了，不久，全国的抗日战争发动了。这三份电报是在谈判过程中发给中共中央的，其中后两份是和博古同志联合署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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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一与宋子文谈判情况（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甲）宋子文、宋美龄、蒋鼎文〔90〕昨到西安。蒋暗示宋改组政府，三个月后开救国会议，改组国民党，同意联俄联共。

（乙）今日我及张〔91〕、杨〔92〕与宋谈判。

第一部分，我提出中共及红军六项主张：

子、停战，撤兵至潼关外。

丑、改组南京政府，排逐亲日派，加入抗日分子。

寅、释放政治犯，保障民主权利。

卯、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共产党公开活动（红军保存独立组织领导。在召开民主国会前，苏区仍旧，名称可冠抗日或救国）。

辰、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救国会议。

巳、与同情抗日国家合作。

以上六项要蒋接受并保证实行。中共、红军赞助他统一中国，一致对日。宋个人同意，承认转达蒋。

第二部分，宋提办法及讨论情况：

子、宋提议先组织过渡政府，三个月后再改造成抗日政府。目前先将何应钦、张群、张嘉璈、蒋鼎文、吴鼎昌、陈绍宽〔93〕赶走。推荐孔祥熙为院长，宋子文为副院长兼长财政，徐新六或颜惠庆长外交，赵戴文或邵力子（张、杨推荐）长内政，严重〔12〕或胡宗南长军政，陈季良或沈鸿烈长海军，孙科或曾养甫长铁路，朱家骅或俞飞鹏长交通，卢作孚长实业，张伯苓或王世杰长教育。我们推宋庆龄、杜重远、沈钧儒、章乃器〔94〕等入行政院。宋力言此为过渡政府，三个月后抗日面幕揭开后，再彻底改组。我们原则同意，要宋负责；杜、沈、章等可为次长。

丑、宋提议由蒋下令撤兵，蒋即回京，到后再释爱国七领袖〔95〕。我们坚持中央军先撤走，爱国领袖先释放。

寅、我们提议在这过渡政府时期，西北联军先成立，以东北军、十七路军、红军成立联合委员会，受张领导，进行抗日准备，实行训练补充，由南京负责接济。宋答此事可转蒋。

卯、在蒋同意上述办法下，我们与蒋直接讨论各项问题（即前述六项）。宋答可先见宋美龄（子文、学良言她力主和平与抗日）。

（丙）如你们同意这些原则，我即以全权与蒋谈判，但要告我，你们决心在何种条件实现下许蒋回京。请即复。

二与宋子文、宋美龄谈判结果（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甲）与宋子文、宋美龄谈判结果。

子、孔、宋组行政院，宋负绝对责任保证组织满人意政府，肃清亲日派。

丑、撤兵及调胡宗南等中央军离西北，两宋负绝对责任。蒋鼎文已携蒋手令停战撤兵（现前线已退）。

寅、蒋允许归后释放爱国领袖，我们可先发表，宋负责释放。

卯、目前苏维埃、红军仍旧。两宋担保蒋确停止剿共，并可经张手接济（宋担保我与张商定多少即给多少）。三个月后抗战发动，红军再改番号，统一指挥，联合行动。

辰、宋表示不开国民代表大会，先开国民党会，开放政权，然后再召集各党各派救国会议。蒋表示三个月后改组国民党。

巳、宋答应一切政治犯分批释放，与孙夫人商办法。

午、抗战发动，共产党公开。

未、外交政策：联俄，与英、美、法联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