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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颉刚〔150〕先生说他想做些考据，但是政治运动很多，虽然有所得，却把时间都占了，在考据方面的贡献就少了。做考据工作只靠个人不行，要组织起来，也可以带点徒弟。

写东西不一定只限于文化史。在座的有搞军事的，可以写军事史，如从八旗〔151〕、绿营〔152〕、湘军〔153〕、淮军〔154〕、新军〔155〕一直到国民党军队的发展史，都可以写。在座的还有不少工商业者，可以写我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史，也可以写其中的一个行业，如银行、纺织业等。其他如政治史、经济史、外交史也都可以写。

政协是联系各方面的，要注意组织这项工作。全国政协要开常委会，成立工作组，其中有收集历史资料的组。各位委员回去，可以利用地方政协和文史馆两个机构做做这项工作。在具体做法上要从容一点，不要象青年人那样，喜欢放“卫星”〔156〕，也不要规定一个月写多少字，有精力的时候可以多做些。收集史料的工作一定要从容一点。

昨天有两个黄埔军校〔157〕的朋友讲起三二○事变〔158〕和皖南事变〔159〕，听起来很有味，但我因有事只听了一个半小时就告辞了。有些朋友的观点不一定正确，那可以共同研究，但先要把史料记载下来。例如昨天两个朋友讲的三二○事变的情况就可以补充已有史料的不足。他们说，在事变发生前一星期蒋介石想走。乍一听不容易理解，这次事变是蒋介石向共产党的进攻，怎么他又想跑走呢？青年人听了根本不会相信，但根据蒋介石一贯的作风来看，这是可能的。蒋介石在陈炯明〔160〕、孙中山手下时都曾拂袖而去。在黄埔军校时他同苏联顾问闹翻了，也是走了又请回来的。他当权后，这种事又有过三次：一九二七年下野去日本，一九三二年一二八淞沪抗战前躲回奉化，一九四九年和平谈判时退居幕后要李宗仁代总统。他常以退为进。三二○事变前他可能想走，等到摸清我们毫无戒备的时候，就大举进攻。历史是曲折的。我早说过蒋介石是最好的反面教员。蒋介石这一集团是很有些东西可写的，在座的不少人熟悉这方面的情况。

今天梁思成〔161〕先生没有来，康同璧〔162〕先生来了，他们二位如果对维新派〔163〕有兴趣也可以写。去年学术界对戊戌变法作了评价〔164〕，也还可以重新估量。国外有专门研究戊戌变法的，但我国研究这个问题的人很少。

现在先提一提这件事，大家好作安排，具体的组织工作由政协常委会秘书处与各方面联系。

上面这些话可能对六十岁以上的人有些用，所以耽误大家不少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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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一九六○年七月十四日、十五日）

　【题解】

这是在中共中央于北戴河召开的省、市、自治区委书记会议上所做报告的节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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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中央常委要我讲一下国际关系，主要是共产国际〔165〕和我们党的关系。

我先概括地讲六点看法：

一、共产国际的成立和解散，都是必要的。共产国际从成立到解散共存在二十四年（一九一九——一九四三），三个八年。

毛泽东同志说它是两头好，中间差。两头好，也有一些问题；中间差，也不是一无是处。共产国际的成立，当然是必要的。它对各国党的建立和成长起了很大的作用。后来各国党成长了，成熟了，共产国际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共产国际在建立的初期，阐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理原则，推动了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那时，尽管列宁有那么高的威望，但共产国际是民主集中地决定问题的，各国党的代表可以纷纷议论，各抒所见，非常活跃。共产国际划清了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的界限，也批判了“左”派幼稚病，发扬了国际主义精神，动员了各国革命人民拥护苏联，支持了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和民族革命运动。

共产国际的解散也很适时。一九三五年，共产国际作了一个决议，说对各国党的内部事务不要去干涉，以后也的确放手了一些。但是这时，共产国际的存在还需要，它在反法西斯和建立统一战线的斗争中起了积极的作用。苏德战争爆发之后，到了一九四三年六月，共产国际就解散了。

共产国际的缺点和错误，特别在中期的缺点和错误，概括地说是：一般号召不与各国实践相结合，具体布置代替了原则的指导，变成了干涉各国党的内部事务，使各国党不能独立自主，发挥自己的积极性、创造性。

这是对共产国际的一个粗浅的总评。

二、各国的革命和建设，要靠各国人民自己的实践。只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本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才能使马克思列宁主义得到补充和发展。要在实践中总结自己的正面和反面的经验。中国党的经验很丰富。中国党虽然犯过几次“左”的和右的路线错误，但也有很重要的正面的经验。

三、各国的革命和建设，要靠各国党自己独立思考。只有独立思考，才有可能避免国际的坏的经验在本国重犯，使国际的好的经验在本国得以发展。据我所了解，不独立思考、盲从迷信的人是很多的，破除迷信、独立思考是很不容易的。当然独立思考并不等于狂妄自大，唯心武断，拒绝国际提出的好的意见。陈独秀〔40〕是狂妄自大、唯心武断的。李立三〔166〕同志也是这样，他提出夺取武汉，争取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一省数省的胜利就是全国胜利的开始；打下武汉再和共产国际算帐；中国革命起来了，要苏联出兵；中国革命胜利，英、美、法等国的资产阶级都要濒于末日，世界革命就会起来。现在立三同志看一看这些话，他自己也会发笑的。

四、各国的革命和建设，要靠各国自己独立自主和自力更生。毛泽东同志说，两个大国的革命胜利，即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和中国革命的胜利，都是在没有共产国际的时候取得的。在现在的情况下，成立国际组织，相互间总是不容易做到平等。不仅在政治上，就是在经济上也是如此。

五、研究国际的经验，要全面地看问题。斯大林管事的时间长，缺点错误多一些，但是在斯大林那个时期也并不都是不好的。就是在共产国际中期和斯大林的晚年，他也是支持革命的多，不许革命的少。我们顶一顶，他还是可以接受一点意见，也可以含蓄地承认一点错误。他的怀疑一经实践证明不对，看法也可以改变。例如他怀疑我们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怀疑我们对于帝国主义不斗争，一到抗美援朝〔26〕，他的看法就改变了。斯大林还是讲理的。当然，斯大林在中国革命问题上有错误，但中国革命中的错误主要应该由中国同志负责，犯不犯错误主要还是决定于我们自己。我们过去犯的错误已经认识了，纠正了，革命已经胜利了。

六、团结高于一切，国际主义万岁。这是原则，过去如此，现在也应该如此。所谓团结，是在原则基础上的团结。有分歧，我们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适当的批评或斗争，在新的基础上达到团结。同时批评要注意场合，要心平气和，摆事实，讲道理。如果批评或斗争都不生效，也需要等待，需要时间。中国党在这方面有很丰富的经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八年中犯了三次“左”倾错误〔167〕，从遵义会议〔92〕开始到七大〔15〕，经过十年之久才解决了问题。一个党如此，何况国际？我们要举团结的旗帜。这主要是对于苏联千百万党员、两亿人民，各兄弟党的党员，世界上百分之九十以上要革命的人民。

下面分几个时期讲一讲共产国际和我们党的关系。

（一）共产国际的初期（一九一九年三月——一九二七年七月）。

这个时期，共产国际的工作对于中国革命，还是有益的多。当然，也有个别的原则问题的错误。

一九一九年三月共产国际成立后，就派人到各国访贤，做工作。在中国，他们不仅找了陈独秀、李大钊〔48〕，还找过江亢虎〔168〕、黄介民〔169〕和戴季陶〔170〕；在北方找过吴佩孚〔171〕，在南方找了孙中山。中国有五四运动〔39〕的基础，在共产国际的帮助和推动下，很快成立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党很快地走到了群众斗争中去。这时共产国际讨论中国问题的次数也逐渐多起来了。一九二○年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一九二一年的第三次代表大会，都讨论了东方革命问题。一九二二年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认真讨论了中国革命问题，以后就大量吸收中国的知识分子到莫斯科去学习。一九二三年共产国际作了关于国共合作的决议，决定中国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同时共产党保持自己的独立性；还讨论了中国搞土地革命的问题，并发来了指示。一九二三年六月，中共召开三大〔172〕。当时党内有“左”的和右的两种思想：一种以陈独秀为代表，认为中国现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种革命应该由资产阶级领导，无产阶级只是帮忙，民主革命中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问题根本没有提；一种以张国焘〔173〕为代表，认为中国共产党员只能少数人加入国民党，工人不能参加。实际上，这两种思想都是不要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党的四大的决议对这两种思想都批评了，但是并没有解决问题。现在看来，批评也没有重点。当时群众斗争已经轰轰烈烈地开展了，但是在陈独秀机会主义的领导下，在关键问题上掌不好舵。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时，国民党内的右派已经比过去嚣张得多，如西山会议派〔174〕。但在此以前广东打商团〔175〕，东征陈炯明〔160〕等等，左派力量大大发展。当时的政策应该是支持左派，排斥右派，这是有可能实现的。但陈独秀却要让右派回去，并且要保证他们在国民党二大上当选，结果右派的气焰高涨。在军事上，我们也让步。蒋介石进攻，我们党没有警惕，他制造了三月二十日的中山舰事件〔158〕，把我们党在军队中的力量搞掉了一部分。当时我们并不是没有力量，应该反击，但是没有反击。结果使我们党在军队中的力量仅仅留下了一个独立团〔176〕，这个团到了武汉发展成两个师。北伐的时候，我们应该争取群众，争取军队。可是，这边北伐，那边上海的《向导》反映陈独秀的主张，反对北伐，说现在是军阀战争，广东不应该北伐，应该防御，应该搞群众斗争。我们党放弃了对北伐战争的领导。土地革命轰轰烈烈起来了，毛泽东同志的文章〔177〕出来了，但是党中央不支持。当时，陈独秀的确是有点怕革命，怕群众。当时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也对中国问题作了一些不正确的分析，六、七、八三次会议对我国阶级力量的分析都有错误。特别是一九二七年五月第八次会议，认为资产阶级都叛变了。到了武汉政府叛变〔178〕之后，共产国际又认为，小资产阶级也离开革命了。在领导权问题上，一九二四年国共合作的时候，无产阶级的领导已经有了雏形，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召开，共产党已经起了领导作用。本来我们应该在广东革命政权的时候就抓军队，而且这是完全可能的，但是党中央在那个时候放弃了领导权。这时列宁去世了，斯大林跟他们党内的反对派斗争很激烈，对中国革命的情况不大了解，方针也不大明确。当时我国革命的中心在广东，党的中心也应该在广东才好领导。但是党的中心在上海。请陈独秀到广东去，他也不去。两个中心常常发生矛盾。直到打下武汉很久，党的中心才移到武汉。所以，第一个时期还是中国党的领导人应负更多的责任。那时，毛泽东同志的威信还没有建立，也不可能建立。当时党的领导人员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水平也不高，还有各种派别性，陈独秀的家长制作风更助长了派别性，这就影响了党在政治、思想上的发展。

（二）共产国际的中期（一九二七年七月——一九三五年七月）。

这个时期，共产国际基本上是错误的，对我们中国党影响最大。一九二七年七月，武汉

政府叛变革命，陈独秀投降主义路线破产。在这样一个紧要关头，七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中央来信。这封信强调了革命的前途，而对革命的动力和阶级关系分析得不正确，说中国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都叛变了。对革命的任务，提出了七条：第一，退出武汉政府；第二，发表宣言；第三，不要退出国民党，在国民党内搞左派；第四，工人斗争；第五，武装工农；第六，党可能转入地下；第七，反机会主义。这七条，对搞军队、搞地方政权和深入土地革命没有重视，而当时恰恰应该是搞军队、搞地方政权和深入土地革命。

反对陈独秀的机会主义，联系到组织问题。共产国际派来的鲍罗廷〔179〕直接干涉中国党的内部事务，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组织了一个临时中央常委。这是仓促通过的。七月十三日中央有个声明，只提了退出武汉政府。当时我们党还有一点武装力量，如叶挺的部队〔180〕，所以决定举行南昌起义〔181〕。南昌起义的目的是南进汕头，占领海口，然后到广州。南昌起义本身是正确的，但在领导思想上有错误：单纯军事行动，中心是城市观点，没有跟当地农民结合起来建立根据地的思想。当时，共产国际派了几个人来，在罗米那兹〔182〕的指导下，在汉口召开了八七会议〔183〕。八七会议在反对机会主义这一点上是痛快淋漓的，但在怎样跟土地革命结合起来，深入群众斗争，建立军队、政权、根据地这些重要问题上没有作出正确的总结和指示，没有提出明确的任务。张太雷〔184〕到汕头给我们传达八七会议，只批评了机会主义，没有提出如何做的问题。我自己当时是城市观点，没有从上海起义和南昌起义中取得经验，上山搞农村斗争。

中国革命失败，反对派攻击斯大林更凶。斯大林在一九二七年，连写了几篇文章〔185〕驳反对派，其中对中国革命的理论的分析，形势的估计，许多是不合实际的。他认为中国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先后都离开革命阵营了，但是中国的革命高潮很快就要到来，并且有很快转入社会主义革命的趋势。在共产国际、斯大林的理论分析和形势估计的影响下，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党中央扩大会议就搞了盲动主义，号召到处暴动，认为革命形势还是高潮。在组织上，处分了不少人，最主要的是开除谭平山〔186〕，对毛泽东同志和我们这些人都有处分。十一月中央会议决定组织广州暴动〔187〕，也没有明确的方向。参与指导广州暴动的有一个德国人，还有一个苏联人。广州暴动失败，太雷同志牺牲后，中央把立三同志派到香港去领导广东的工作，这时是盲动主义的最高峰。盲动主义在广东搞得最厉害，广东干部牺牲得最多。当时的路线，根本没有接受上海、南昌、广州暴动的教训，仍然要到处搞暴动，结果使革命力量特别是白区革命力量受到了很大损失。当时在组织上还搞了一条，叫作领导干部工人化，使领导机关更加混乱，宗派性增加了。这个根也是从共产国际的指示来的。

现在讲一下中共六大〔188〕。六大是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九次全会的决议召开的。中共有一个代表团，其中有向忠发〔189〕等人，出席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九次全会。六大的召开，首先去的代表就有问题。当时强调工人化，在七十五个代表中，有四十一个工人，后来叛变的十六个代表中，有十四个工人。当时共产国际指导六大工作的人，一个是布哈林〔190〕，还有一个法国同志，还有陶里亚蒂〔191〕，但做实际工作的是米夫〔192〕。在选举中央委员的时候，只强调工人成份，中央委员二十几个人中，很多是工人，而当时党内真正有威信的同志有些没有被选入。会后，瞿秋白〔193〕、张国焘留莫斯科做共产国际执行委员。六大的决议，对中国革命的性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任务（反帝反封建）等的分析是正确的，但是对于阶级关系等问题则作了不正确的分析，认为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都叛变革命了。在土地问题上，只提了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交农民代表会议处理；对军事问题没有强调指出。六大后，中山大学里以王明〔194〕为首的宗派，集中力量反对驻共产国际的中共代表团。中山大学是一九二五年在莫斯科创办的，米夫做副校长，吸收了大革命时期党的一些干部和青年去学习，其中有王明这么一些人，还吸收了国民党的一些左派。在中山大学内，宗派斗争很厉害。六大后，中山大学的宗派斗争继续发展。王明宗派反对中国代表团，实质是反对党中央，认为中国党的中央不行了，要换人。到了一九二九、一九三○年，再加上联共（布）清党的影响，就搞得更混乱了，对有一点可疑的就开除，还流放了一部分。

六大以后，共产国际派了一个波兰同志和一个德国同志来中国。到了一九二九年，共产国际陆续来了四封信。第一封信的内容是反右倾，第二封信的内容是反对联合富农，第三封信的内容是赤色工会公开，第四封信的内容是反改组派（汪精卫、陈公博）〔195〕和第三种力量。这四封信，对立三路线都有影响。第四封信就号召中国搞政治罢工，准备革命，说直接革命形势快到了。

我一九三○年三月动身去共产国际。七月，我见了斯大林，斯大林对在中国进行的军事斗争很重视。当时产生了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秘书处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共产国际的决议还附了东方部的六个决议〔196〕。斯大林说，这么多决议拿到中国太多了，作为草案拿去吧。国内，六月十一日产生了立三路线。立三路线提出，要争取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一省数省的胜利就是全国革命的开始。同时在全国布置暴动，并提出夺取武汉、南昌、长沙等大城市的计划。后来打下了长沙，于是在八月一日、三日，在上海连着开了两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立三说，打下武汉再和共产国际算帐。立三路线持续时间只有三四个月，但使很多地方的党组织受到很大损失，所以，九月就开了三中全会。三中全会还有“左”的东西，因为三中全会是传达共产国际上述决议案的。会上，向忠发和我做了报告，秋白做了结论，立三发了言。会上对立三的批评很尖锐，不过后来在会议决议上写的并不那么尖锐。三中全会在组织上也有些错误，例如批评了何孟雄〔197〕，也批评了陈绍禹（王明），这些批评，也有对的，也有错的。三中全会补了一批中央委员，就是没有补何孟雄，其实那个时候他的意见还是对的居多。向各地派“钦差大臣”，从三中全会就开始了。当时，共产国际说中共中央不重视苏区，所以中央就往苏区派了不少人，使苏区受到了影响。

一九三○年十月共产国际来信，说中央不对，是调和路线。王明他们就闹起来了。米夫一来，更造成了党内的危机。王明写了小册子〔198〕，要求中央召开紧急会议，撤换中央的领导。所以，召开了四中全会。四中全会，我们起草了决议，不被采用，米夫自己起草了决议。三中全会是贯彻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秘书处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的。四中全会也是根据这个决议案的，再加上国际的信，用极左反对立三路线的“左”，作了决议。四中全会后，王明的小册子更加发挥了作用。他站在更“左”的立场来反对立三的“右倾”和三中全会的“调和路线”，形成了更“左”的路线，再加上中央几个负责人叛变，使我们党受到了很大的破坏。

一九三一年八月，米夫回去了。共产国际的八月决议批评了三中全会，说四中全会后，中国党更加健全了。实际上，四中全会后，中国党更加混乱了。四中全会把我保留在政治局，把秋白去掉了。以后，王明到了共产国际，张国焘、陈昌浩〔199〕到了鄂豫皖苏区，我到了中央苏区。当时，中央只留少数人，多数派到各地去，抓各地的权。在上海组织了一个临时中央。这个临时中央，共产国际是批准了的。临时中央有一个关于九一八事变的决议，一九三二年一月又有一个争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当时要求争取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要求攻打中心城市，对于正确的同志，如毛泽东同志，刘少奇同志，指责他们“右倾”。宁都会议〔200〕以后，毛泽东同志对军队的领导被取消了。一九三三年又反对罗明路线〔201〕，反对邓、毛、谢、古〔202〕，正确的同志都受到打击。搞得最凶的是江西，因为临时中央一九三三年初到了江西，执行国际路线。结果使党在白区的力量几乎损失百分之百，苏区的力量损失百分之九十。当时在军事上有个李德〔203〕，他虽然是个顾问，却成了太上皇，他说了算。他和博古〔204〕的军事路线相合，一直搞到遵义会议。当时的军事路线执行的结果是退出江西，被迫长征。现在看来，当时不退出江西是不可能的。到了遵义会议，毛泽东同志才在军事上纠正了错误路线，挽救了中国革命。没有遵义会议，中国革命不知道要推迟多久。有了遵义会议，虽然长征中受了损失，又遇到了张国焘分裂党另立“中央”，但是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战胜了狂风巨浪，克服了党内的危机。

共产国际对中国党的指导在中期是有很大错误的。中国党在这个时期犯了那么多错误，使中国革命受到了那么大的损失，我们中国人当然要负责，但与共产国际有很大的关系。

（三）共产国际的后期（一九三五年——一九四三年）。

这个时期，中国党与共产国际联系少了。一九三五年七八月，共产国际召开了第七次代表大会。斯大林更多地注意国内问题，共产国际由季米特洛夫〔205〕领导。当时通过了一个决议，说国际执委会要把工作重心转到规定国际工人运动基本政治路线及策略路线方面去，一般不干涉各国党的内部事务。当时，共产国际搞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和中国搞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相合。西安事变〔206〕张学良、杨虎城把蒋介石抓起来，共产国际公开说张是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抓蒋介石是适应日本的要求。这个判断是完全错误的。西安事变，我们处理得还是比较好的。

这个时期，中国党由毛泽东同志当家了，但是共产国际对我们中国党还有影响。主要的问题是第二次王明路线〔207〕。一九三七年年底王明从共产国际回来，说他跟斯大林谈过话。他打着共产国际的招牌，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说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是中国优秀青年的总汇。王明回来后，主持了长江局，蒙蔽了一批人，搞了第二次王明路线。第二次王明路线虽然时间不长，但对北方，对新四军，对上海，都有影响。第二次王明路线与共产国际不无关系。斯大林信任王明，季米特洛夫和王明的关系也好。后来我去莫斯科对季米特洛夫谈王明的错误，季米特洛夫听了还表示惊讶。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在我们党内形成了一个新的局面。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批判王明，很多干部逐渐觉悟了，王明就逐步地孤立了。当时蒋介石也不要王明，连个部长都没有给他当。毛泽东同志说，要是给他一个部长当，也许情形更坏。

一九三九年，希特勒德国发动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打起来了，由于苏德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资本主义各国党处境很不利，思想也很混乱。毛泽东同志九月一日有个《关于国际新形势对新华日报记者的谈话》〔208〕，我把它带到共产国际，发给各兄弟党。共产国际很称赞，说中国党领导正确，给了他们很大支持。

在这个时期，共产国际对我们党的内部事务还是有些干涉，甚至在组织上也还有些干涉。但这个时期比共产国际初期对我们党的干涉少，比中期就更少。后来战争打起来，对我们党的干涉就很少了。我们中国党这时已经成熟，和共产国际的来往不多了。到了一九四三年，共产国际就解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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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调查研究（一九六一年三月、五月）

　调查研究，实事求是（一九六一年三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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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解】

这是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中南、华北小组会上的讲话节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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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毛泽东同志这篇关于调查工作的文章〔209〕，讲的是世界观，也是方法论。我们要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读它。这篇文章现在读起来，还是对症下药的。毛泽东同志一向提倡调查研究和实事求是。从延安整风〔14〕到七大〔15〕，到全国解放，我们发扬了这种精神，取得了全国胜利。进城以后，特别是这几年来，我们调查研究较少，实事求是也差，因而“五风”〔210〕刮起来就不容易一下子得到纠正。

毛泽东同志最近几次讲到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讲究实事求是；又说，右要反，“左”也要反，有“左”就反“左”，有右就反右。是好是坏，要从客观存在出发，不能从主观想象出发。进行调查研究，必须实事求是。我们下去调查，必须对事物进行分析、综合和比较。事物总存在内在的矛盾，要分别主次；总有几个侧面，要进行解剖。各人所处的环境总有局限性，要从多方面观察问题；一个人的认识总是有限的，要多听不同的意见，这样才利于综合。事物总是发展的，有进步和落后，有一般和特殊，有真和假，要进行比较，才能看透。下去调查，要敢于正视困难，解决困难。一个困难问题解决了，新的困难问题又来了。共产党人就是为不断克服困难，继续前进而存在的。畏难苟安，不是共产党人的品质。

我们下去调查要坚守毛泽东同志的三条原则：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集中起来，坚持下去；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这就是民主集中，它不但是组织原则，也是工作原则。智慧是从群众中来的，但对群众的意见领导方面还要加工，然后回到群众中去考验，在这基础上再加工。脱离我们的基本阶级群众，就会丧失党的基础。尾巴主义，随着群众跑，就会放弃党的领导。目前的毛病，还是我们发号施令太多，走群众路线太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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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食堂和评工记分等问题的调查（一九六一年五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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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解】

这是在河北省邯郸地区农村调查期间给毛泽东的电话汇报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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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主席给李井泉和陈正人同志的信〔211〕六日早上我就看到了。我到邯郸之后，听了三天汇报，就到武安县伯延公社，现在已经有五天了。五天中，我找了公社、大队、生产队的干部和社员群众谈了话，开了座谈会。现在有下面四个问题简要地向主席汇报一下。

（一）食堂问题。绝大多数甚至于全体社员，包括妇女和单身汉在内，都愿意回家做饭。我正在一个食堂搞试点，解决如何把食堂散好和如何安排好社员回家吃饭的问题。

（二）社员不赞成供给制，只赞成把五保户〔212〕包下来和照顾困难户的办法。现在社员正在展开讨论。

（三）社员群众迫切要求恢复到高级社〔84〕时评工记分的办法，但是已有发展。办法是：包产到生产队，以产定分，包活到组。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多劳多得的原则。因此，这个办法势在必行。只有这样，才能提高群众的生产积极性。

（四）邯郸专区旱灾严重，看来麦子产量很低，甚至有的颗粒不收，棉花和秋季作物还有希望。目前最主要的问题是恢复社员的体力和恢复畜力问题。

我明天还要看一个食堂，八日返回北京，帮助陈总〔213〕解决出席日内瓦会议〔214〕的一些问题。以后再给主席写报告。问题解决了之后，我还要返回邯郸。

我到邯郸之前，已经派许明〔215〕同志带领一个工作组在这里工作了二十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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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见嵯峨浩〔216〕、溥杰〔217〕、溥仪〔218〕等人的谈话（一九六一年六月十日）

【正文】

听说嵯峨尚子〔219〕夫人同宫下明治〔220〕先生后天就要走了，本来想晚一点见你们，这样就不能不提前。

欢迎你们到中国来！你们在日本可能听说中国的生活很困难，其实也没有什么。两年来的灾荒，是带来些困难，粮食少了一些，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商品比以前少一些，但是经过两年来的努力，恢复了不少。

听说嫮生〔221〕来后讲中国人面孔黑。溥仪先生、溥杰先生的面孔的确比过去黑了一些，身体也结实了一些。黑是健康的表现，不管怎么样，我们都是黄种人，被称为有色人种，不会变成白种人。世界上有黑种人、黄种人、白种人和棕种人。不管是哪种人，相互间都应该是平等的。但现在还有差别，还存在着种族歧视。从另一个意义上说，最黑的人最受压迫，最有前途，最有希望。非洲有两亿多人口，是未开发的处女地，资源很丰富，现在经济发展不如欧洲，但后来居上，将来会赶上的。世界上开发较早的地方是欧洲，但很多资源快开发完了。开发最少的地方是非洲，非洲有煤、铁砂、石油和稀有金属等，很丰富。北美的加拿大也开发了不少，美国的石油开发早，浪费也大。亚洲和拉丁美洲则是半开发的地区。这些未开发和半开发的地区，民族独立了，外国不能干涉了，自己管理自己了，是统统要开发的，所以说是后来居上。到那一天，我们的态度仍然是平等待人，有无相通。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肤色，四海之内皆兄弟。到那时帝国主义不存在了，世界大同了，不过这大概要到二十一世纪以后才可以看到。我是看不到了，载涛〔222〕先生你大概也看不到了，老舍〔116〕先生与我同年，大概也看不到了，年轻的人有希望看见。我们共产党的目的就是要把世界搞得美好，使大家都能活下去，而且过得好。

今天在座的有过去的皇帝、皇族，现在都生活在一起，这有一个条件，大家平等。以前日本也有贵族，比如西园寺〔223〕就是公爵的后代，但他不愿意要这个爵位了。尚子夫人、浩夫人、干子〔224〕夫人都是侯爵的后代。载涛是贝勒〔225〕，他是光绪的弟弟，宣统的叔叔。溥仪先生是皇帝，“满洲国”〔226〕我们不承认，但宣统我们是承认的。溥杰是皇帝的弟弟，嫮生是日本贵族的外甥女，又是中国皇族的女儿。溥仪、溥杰的弟弟妹妹过去也都是皇族。现在变化了。溥仪先生研究热带植物，还能劳动，自愿参加劳动，对劳动有兴趣。溥杰先生在景山公园研究园艺，半天工作，你还要照顾一下你的家庭。弟弟妹妹的情况，那是你们都知道的了。三妹是东城区的政协委员，我是全国政协的主席，从这一点说，我们还是同事。五妹曾做过服务员，现在做会计，她完全是自我奋斗，过去我们不知道。六妹是画家，字写得很好，现在是艺术家了。七妹是小学校的教导主任，模范工作者。你们在街上走，谁能认出来是过去的皇族呢？妹夫们也都有了变化。过去这些皇族、官僚、贵族，今天都变化了，当了工人、职员或教员。

现在介绍一下满族的杰出人物老舍先生。他是一位名作家。辛亥革命〔73〕后，若讲自己是满族人就会受欺侮，受歧视，所以他就不愿意讲。他有许多著名作品，如《骆驼祥子》、《龙须沟》等等。老舍夫人是位画家，中年学画，拜齐白石〔227〕为师，现在和陈半丁〔228〕、于非闇〔229〕等画家合作绘巨幅的国画。

再介绍一下，这是程砚秋夫人。程砚秋〔134〕是中国著名的京剧演员，也是满族人。解放后他非常努力，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五七年我和贺龙〔230〕元帅介绍他入了党，可惜第二年他就去世了。浩夫人你有听唱片的爱好吗？（浩：很喜欢。）我可以送几张程砚秋的唱片给你，我很喜欢听他的唱片，睡不好觉时，就听一听。旧社会他们被叫作戏子，受人歧视，我们称他们是艺术家，都是平等的。

我还介绍一位照顾我们夫妻的护士，她也是满族人，自己不说，被我认出来了。在座的汉族同志很多，就不一一介绍了。中国旧社会，等级森严，不平等。清朝时我们这些人要见溥仪非下跪不可，也根本见不到。辛亥革命后就变了，但只变了一点，推翻了清政府的压迫，代之以少数汉人的统治，而且更凶。北洋军阀〔6〕是年年打仗，国民党统治也是战争不断，搞得民不聊生。只有中国革命胜利了，社会才变了，全中国人民都平等了。中国现在的社会制度是中国人民自己选择的，自己奋斗出来的，不是外来力量强加的。我们觉得这样做很心安，很高兴。请大家想想，世界上有哪一个国家在推翻了封建制度、建立了共和国以后，以前的皇帝还能存在，还给以平等地位？例如英国的查理一世〔231〕、法国的路易十六〔232〕、德国的威廉二世〔233〕、埃及的王室〔234〕等等，他们哪里去了呢？可以比较一下。（溥仪：世界有史以来没有过。）这是我们国家的政策，当然也要本人努力争取，大家合作。浩夫人请放心，我们不会歧视你的，尚子夫人和宫下先生回国以后请告诉日本朋友，浩夫人是不会受到歧视的。（尚子：在总理的帮助之下，浩才能到中国来，非常感谢。）这不是我个人的帮助，这是国家的政策。（对嵯峨浩）你的死去的女儿慧生给我写过信，我同意她和她父亲通信。她是一个很勇敢的青年，是否有她的照片，送给我一张作纪念。

现在谈谈满族的问题。满族统治阶级入关统治中国近三百年，奴役各族人民，虽然曾使中国一度强盛，但最终还是衰败了，这应由清朝的皇帝和少数贵族负责，满族人民是不用负责的，他们也同样受到灾难。孙中山先生领导辛亥革命推翻清政府是对的。溥仪先生当时才几岁，他也不能负责。载涛先生当时是大臣，要负一部分责任。至于“满洲国”时代，溥仪、溥杰都应该负责，当然更大的责任应由日本军国主义来负。溥仪、溥杰合作的书〔235〕揭露了这一点。你们的书应该修改一下再出版，书里自我批评太多了。那些事情都过去了。新中国成立十一年啦，中国人民对清朝的残酷统治和压迫，印象已经淡了，记得的人也不多了，但历史还是要按照事实来写。清朝亡了，说明它不好，这一点历史已经做了结论。

现在的问题，是要恢复满族应有的地位。辛亥革命以后，北洋军阀和国民党反动政府歧视满族，满人不敢承认自己是满族，几乎完全和汉人同化了，分不清了。民族将来是要互相同化的，这是自然发展的结果，但不能歧视，不能强制。因此现在还要把满族恢复起来，事实上一九四九年以后已开始这样做了。

清朝是中国最后一个王朝，它做了许多坏事，所以灭亡了。但也做了几件好事：第一件，把中国许多兄弟民族联在一起，把中国的版图确定下来了，九百多万平方公里。第二件，清朝为了要长期统治，减低了田赋，使农民能够休养生息，增加了人口，发展到四万万人，给现在的六亿五千万人口打下了基础。第三件，清朝同时采用满文和汉文，使两种文化逐渐融合接近，促进了中国文化的发展。清朝在确定版图、增加人口、发展文化这三方面做了好事。康熙懂得天文、地理、数学，很有学问。俄国彼得大帝和康熙是同时代的人，因为俄国地处欧洲，手工业比较发达，他汲取了西欧的经验，发展了工商业。中国当时封建经济的统治比较稳固，工商业不发达，康熙只致力于发展封建文化。清朝所做的坏事，历史已经做了结论，用不着多提，做的好事是应该讲一下的。汉族是个大民族，也做了很多好事，这就不用提了。这个思想不是我的，是毛主席多次讲过的。我说这些话的意思，是要说明就是和满族人结婚了也用不着自卑；我称赞了清朝做的好事，也不要骄傲。

浩夫人是日本人，同中国人结了婚，现在已经是中国人了，我欢迎你做中国人，参加中国的社会活动。

我讲的这样多，浩夫人还要再看一看，看一年、三年、五年、十年，看看是不是这么回事。哪一年觉得不适宜了，什么时候都可以回去。如果回到日本，比较一下，觉得中国好，还可以再来。来去自由，我可以保证，我可以签字，我相信你不会要我签字的。嫮生愿意回去，可以让她回去，不要勉强她留下。青年人变化多，以后想来，随时都可以申请护照。如果不来中国，同日本人结婚，又有什么不好？唐太宗把公主嫁给西藏王，汉藏通婚。嵯峨家把女儿嫁给爱新觉罗家。爱新觉罗家的女儿又嫁给日本人，有什么不好呢？

现在再来谈谈日本问题吧。浩夫人想致力于中日友好事业，其实，你和中国人结婚，今天又到中国来，这就是中日友好的象征。日本军国主义从一八九四年至一九四五年，损害了中国人民。日本经过明治维新〔57〕前进了一步，从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搞明治维新的人物是有功劳的。日本比中国前进了一步，但是日本的资产阶级还有封建尾巴，后来逐步发展到军国主义，侵略朝鲜、中国，向外扩张，这是坏事。一八九四年〔236〕、九一八〔237〕、七七〔35〕，再加上“满洲国”，使中国人民受到很大损害。最近以大谷莹润〔238〕为首的代表团把中国在日本殉难的烈士名单送来，我们很感谢。解放十年来，有上万的日本朋友见到毛主席、刘主席和我，表示谢罪。我们说这已经过去了，中日两国有近两千年的来往，发展了经济文化交流，同近两千年比起来，五十年的时间是很短暂的，而且已经成为过去。我们应该往前看，应该努力促进中日两国的友好关系，恢复邦交，发展经济文化交流。我们并不总盯着过去的事情。毛主席说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是一件坏事，但它唤起了中国人民的觉悟。日本军国主义者认为中国人民是蠢才，是可欺侮的。事实并不如此。中国人民觉醒了，掀起了抗日运动，进行了抗日战争，一盘散沙团结起来了，睡狮觉醒了。这就是说，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使中国人民团结组织起来了。土肥原〔239〕、冈村宁次〔240〕、东条英机〔241〕、板垣征四郎〔242〕等都不能破坏中国人民的团结，中国人民从来没有这样团结过。我们对日本人民毫无怨恨，日本人民也同样是军国主义的受害者。皇族、华族〔243〕也好，资产阶级也好，劳动人民也好，只要愿意同中国友好，我们都和他友好。参加过日本侵略政府的成员，只要他们赞成中日友好，我们仍然欢迎他们，如远藤三郎〔244〕先生、辻政信〔245〕先生、高碕达之助〔246〕先生和久原房之助〔247〕先生，我们都欢迎过他们。日本朋友来中国的，左、中、右都有，我们对日本朋友是门户开放的。我们不但欢迎共产党、社会党，就是为日本政府做情报工作的人，我们也让他来。

浩夫人回来了，愿意做个中国人，愿意为促进中日两国友好、恢复邦交而努力，我很欢迎。关于你回来的问题，你的丈夫和溥仪是踌躇的，他们担心中国目前有困难，比日本的生活水平低，但是少数人的生活是可以照顾的。你刚从生活水平高的日本来，还不习惯，需要照顾，将来习惯了，就不用照顾了。西园寺先生是贵族，但他不愿意过贵族生活，愿意到生活水平低的中国来，这还不是为了和平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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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一年六月十九日）

【正文】

引言

现在有一种不好的风气，就是民主作风不够。我们本来要求解放思想，破除迷信，敢想敢说敢做。现在却有好多人不敢想、不敢说、不敢做。想，总还是想的，主要是不敢说不敢做，少了两个“敢”字。为什么会这样呢？毛主席一九五八年在南宁会议上就提出敢想敢说敢做，八大二次会议更正式提出，敢想敢说敢做要同求实精神结合，建立在科学预见之上。但是，事实上不是人人都能做到的。想得、说得、做得偏了一些是难免的，这并不要紧，只要允许批评自由，就可以得到纠正。只许一人言，不许众人言，岂不成了“一言堂”么？“一言堂”从何而来？是和领导有关的，所以，我们要造成一种民主风气。我首先声明，今天我的讲话允许大家思考、讨论、批判、否定、肯定。“一言堂”，说出一句话来就是百分之百正确，天下没有这种事情。人们不仅在犯错误的时候要讲出不正确的话，即使在正确的时候也会有些话讲得不恰当，过火一些，这就要允许批评。一个人不要给自己打保票。奉劝作家同志，你们也不要企图一挥而就。伟大的政治家、艺术家对自己作品的修改工作都是非常严肃的。毛主席经常说，马克思、列宁的著作，都是精心修改的。毛主席自己也是这样，他写的东西很多是几易其稿的。所以，我们要造成一种风气，我们所发表的意见，都允许大家讨论、商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