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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华侨问题。

这一次参加人大、政协会议的华侨代表，都是在国内工作的。政协只有几位委员在港澳工作，人大只有两位代表在香港工作。联系华侨要通过我们的华侨事务委员会。华侨工作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侨居在国外的；一个方面是他的眷属在国内，或者回国来工作、学习的。党和国家有关这一方面的政策，已经讲过多次。目前也发生了一些问题。例如照顾眷属的问题，华侨干部在城市工作怎样下放的问题。有很多人原来在城市，适合于在城市安置。这些问题，我们的华侨事务委员会应该注意，政协的华侨组也可以研究。

政协所包含的还有其他的方面，我就不一一去说了。

总之，我们政协包含各个党派、各个人民团体，是由这些单位的成员组成的，通过这些单位的成员，联系全国的各个方面，联系全国的人民，以至联系到海外的侨胞。通过这次会议，使得我们的统一战线更扩大、更深入了，工作更加重了。人大所批准的政府工作报告和我们的方针任务，通过我们政协，向国内的广大人民讲清楚，我相信是会收到我们预期的效果的，正如《人民日报》在昨天的社论中所号召的：“团结奋斗争取新胜利”。我们肯定了成绩，批评了缺点错误，也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方针任务，这样就可以增强我们建设的信心，保证我们能够克服面临的困难。我们团结奋斗，争取新的胜利，是有把握的，是有信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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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清形势，掌握主动（一九六二年五月十一日）

　【题解】

这是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第一部分的节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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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刘少奇同志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296〕的报告中分析了全国的形势。他说，我们最困难的时期已经基本度过了，但目前还处在一个严重困难的时期。对于这一点，我在那次会上作了分析。现在看来，总的情况还是那样，但需要作进一步的说明。

为什么说我们的政治形势和经济形势，从总的方面看最困难的时期已经基本度过了呢？

在政治上，全党全国人民的绝大多数，党外人士的绝大部分，高举三面红旗〔297〕，取得了成绩，经历了困难。经过这次考验，大家是团结的，这在和平建设时期，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同时，这几年对各项具体政策，我们也在逐步补充和完备。

在经济方面，我们开始高举三面红旗前进的时候，对于新的事物缺乏经验，在执行中犯了很多错误，有很多缺点，而且有很多是原则性的、很严重的。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从正面反面初步总结了经验，逐步地认识和掌握了新情况下的发展规律，不象过去那样懵里懵懂了。从这一点说，我们比过去也清楚了一些。

现在，农村中连续三年灾荒造成的困难正在克服中，农业生产下降的趋势，除部分地区还在继续外，大多数地方已经停止并开始回升。这四年，工业和基本建设的计划指标本身就没有综合平衡，结果一面是跃进，一面又被迫地大调整，被迫地后退。年终的产量跟年初的计划数字差得很大。工业问题，可以说是在逐渐认清形势，逐步掌握主动。现在，我们主动地调整指标，大家在数字上基本没有争论了。前几年如果提出今年这样的调整指标，是不可设想的。这就说明，现在大家的认识比较一致了。

所以，从总的方面说，不论政治形势或经济形势，最困难的时期的确是度过了。如果现在还是懵里懵懂，后果还要严重。当然，现在影响还没有完全消除，但我们总是能够预见发展趋势了。

为什么说目前情况还很严重呢？因为我们主观上的失误造成的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后果，不是短时期能够消除的，只能逐步解决。经济工作千头万绪，毛泽东同志说要越做越细，而我们在这个时期恰恰是越做越粗，过去几年甚至可以说是越做越乱。工作上造成这样的后果，影响就比较长远，直到现在还没有结束。灾荒的后果也是严重的，虽然我们克服了许多困难，但是受灾面积这样大，影响这样深，也不是一时能够扭转过来的。

有些地区和部门的情况还很严重。部分地区工作中的错误还没有纠正过来，或者灾荒还很严重。工业、基建部门过去工作中的错误所造成的后果还继续存在，并影响到其他部门，现在在调整中就看出来了。当然，这些地区和部门绝大多数也在纠正中，只有个别的还没有纠正。

要做好工作，应该情况明，决心大，办法对。要做到这样是很不容易的。

首先是情况明。这是毛泽东同志提出调查研究的时候特别强调的。目前我们对困难的情况是不是看得够了？我想要有分析。困难的发展趋势我们是看出来了。前年经济调整的时候，觉得很快就可以调整过来了，去年也还是这样想。今年七千人大会之后，在西楼开会〔298〕，陈云〔78〕同志讲了话，少奇同志作了结论，毛泽东同志也同意，就是说，调整时期要成为一个阶段，主要的内容就是恢复。不仅农业要恢复，工业也要恢复。因为不仅农业生产力被破坏了，工业也是这样，有些生产设备被破坏了，部分的生产秩序弄乱了，规章制度也不存在了，都要重新恢复起来。教育方面也有这个问题。现在看，这个调整时期要相当长。一般设想，第三个五年计划时期恐怕就是个调整阶段，甚至于还不够。把这个时期看得长一些，现在大家争论不大了，看法比较一致了。

是不是我们现在对困难的情况都弄清了呢？还不能这样说。趋势是看清了，调整的时期会长一些也看清了，但是具体情况常常是由极复杂的因素形成的，往往是现象发生了我们才看到。这类事情很多。例如三门峡的水利枢纽工程到底利多大，害多大，利害相比究竟如何，现在还不能作结论。原来泥沙多有问题，现在水清了也有问题。水清了，冲刷下游河床，乱改道，堤防都巩固不住了。上游清水灌溉，盐碱就不能统统洗刷掉。洪水出乱子，清水也出乱子。这个事情，本来我们的老祖宗有一套经验，但是我们对祖宗的经验也不注意了。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既要防洪，又要灌溉，又要发电，又要运输，综合利用。修三门峡的方针是对的，但是办法不对，现在不能发电，泥沙又淤塞，还要大调整。类似这样的例子很多。所以，我们不能认为现在对困难的情况都估计够了。每个部门，每个地区，大家都要警惕这一点。

少奇同志说，把困难说多一点有什么坏处呢？领导上把困难指出来，然后找出办法来克服，只有好处，没有坏处。懵里懵懂，怕说困难，一听说困难就泄气，这不是马克思主义者。革命就是要认识困难，摆出困难，提出办法，克服困难。共产党就是在克服困难中取得胜利的。革命战争是这样，社会主义改造是这样，社会主义建设也应该是这样。不管哪一个问题，都是千头万绪。姚依林〔299〕同志讲了物价政策，他是经过一番研究的，但那只是一个设想。情况复杂得很，还会出现购买力超过商品供应量、财政赤字、货币难以回笼等情况。教育、政法方面，都会出现一些新的问题。我们宁可承认对困难估计得还不大够，多看一看，这不仅不会使我们在困难面前低头泄气，反而会使我们团结起来，依靠群众，克服困难。

这两年的调整中，我们觉得，我们总是对困难估计不够，总是希望好一点，好得快一点。我个人经手的事情几乎没有一件不是如此。你说我愿意慢一点呀？总还想快一点的。当年搞钢铁，别的让路，也是我在那里督战的，结果把大家搞垮了，现在回过头来，钢铁只好让路。这还不是自己的错误？当然，有外在的因素，但外在的因素不能成为借口，还是我们不冷静。钢的产量要求达到一千八百万吨，现在退到六百万吨。你总不能说那个一千八百万吨是对的。问题不在于后悔不后悔。不怨天，不尤人，主要是要得到经验教训。我们主观上想快一点，是好心肠，争取快，但是要准备慢。毛泽东同志说，对于社会主义建设，我们的经验还不够，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从必然王国飞跃到自由王国，要有一个过程。

现在我们领导的意见接近一致了，但这还不行，还要把我们的意见传达到广大的干部中去，并且适当地向群众说清楚。当然，领导是起决定作用的，可是要把领导的意见变为群众的行动，说服群众和我们一道去做，那就需要做艰苦的工作，要经过群众的体验。现在省一级同志的意见大概跟我们比较接近了，地委就差一点，县、社、队，厂矿、各种事业单位就更差。这不能怪下面，还是七千人大会上说的，责任首先在中央，因为许多错误的东西是我们发起和创议的。当然，有的是他们做过了头，做走了样子，但这样做也是上面逼的。所以，上下认识的接近，需要一个过程，必须做艰苦的工作，不能希望很快。调整的具体工作要有步骤，要通气。党内的七千干部通了气，通过人大、政协，也跟党外人士初步通了气，但是还没有全部通气。要全部通气，也需要有个过程。

其次是决心大。现在我们决心大不大？我想，基本上是大的。当然，去年已经是下大决心了，一千多万人下乡，八百七十多万职工精简下来，这是一个大决心。但是去年我们还不能设想关这么多厂，拆这么多“庙”，精简这么多人。这件事情，在中国，没有哪个政权能够这样做，只有我们才有这样做的群众基础。去年没有出大乱子，今年会做得更好一些。原来不敢下那么大决心，觉得去年下了那么多人，今年再下那么多人，不大可能。我对这个问题，一方面主张多下人，可是如何下法，要走一步看一步。所以，最初决定下七百万城市人口，其中包括五百万职工。后来许多地方要求一步走，就提出一千三百万城市人口下乡，其中包括九百多万职工。现在经过政治局常委讨论，下了更大的决心，就是下乡职工超过一千万人，下乡城市人口相应地可能争取超过二千万人。这个决心，的确也是逐步酝酿出来的，去年不可能，前年更不可能。现在下这个决心，目的就是要把我们的经济生活来一个大幅度的调整，使它在新的基础上来一个大改组。这是领导的决心，也是全民族的决心，几乎要震动我们全民的生活，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再次是办法对。办法现在只能有那么多，更多的办法还要依靠群众创造。革命战争是如此，建设也是如此。大家来想办法，一定有出路。各地各部门的领导同志不要怕把话说多了，不要怕我们的干部知道。你把问题说清楚了，他们的办法会比我们还多。你不说清楚，他们不晓得你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反而互相猜疑，议论纷纷。我们现在把决心传达到下面去，就可以找出办法来，经过一年到一年半的时间，就能在初步调整的基础上前进。时机紧迫，不应该犹豫了。可是另一方面，今天的情况又是千头万绪，动一根头发就要牵动全身，稍一不慎就会出乱子，我们应该有准备。一方面是力争不出乱子，另一方面也要有准备，万一出了乱子也没有什么可怕。我们只要把情况跟干部、群众讲清楚，大乱子可以克服，可是办事不能急躁，不能草率，必须谨慎从事。

在目前形势下，关键是如何处理好毛泽东同志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的农轻重关系、城乡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现在的农业基础没有办法负担这样规模的工业。工业本身也不平衡，没有办法继续均衡生产，也没有办法支援农业，支援市场，兼顾国防，比例的失调极其严重。城乡比例也失调。现在我们农业生产的各种因素，劳力、畜力、地力、水利、肥料、种子、农具、运输工具等等，都有不同程度的削弱或减少。在这样的情况下，农业的恢复要有一个相当的时间。拿粮食来说，总要三五年，少的三年，多的五年，有一部分地区也许要超过五年。至于农业的全面恢复，包括经济作物，农、林、牧、副、渔，那要超过五年。所以，我们首先就应该抓住农轻重关系、城乡关系这个关键来调整。调整不是今年一年就可以就绪的。工业也存在这个情况，工业和基本建设三年调整，就必然影响以后的三年。因为基本建设三年踏步，重点又放在支援农业上，那么，工业的后备力量，扩大再生产的能力，比如煤炭、木材、有色金属、化工材料的增长都不会很大，这就必然影响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后三年。我们在七千人大会上提出的指标，还是尽量压下来的，但是现在看来，那些指标还高了。一九六七年钢产量一千八百万吨，煤三亿五千万吨，看来都达不到。粮食产量一九六七年能不能达到三千七百亿斤，还要看两年。棉花产量一九六七年显然到不了三千七百万担。现在我们应该更冷静地看问题。我们对新的发展，总的规模，还没有完全摸清楚，要承认自己不行。

我们这样一个人口多、经济落后的国家要在经济上翻身，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我们应该有临事而惧的精神。这不是后退，不是泄气，而是戒慎恐惧。建设时期丝毫骄傲自满不得，丝毫大意不得。

目前的中心工作，还是我在七千人大会上提出的四句话：精兵简政，增产节约，保证市场，整顿秩序。

要增产，首先农业要增产，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如果不把农业这个基础恢复起来，现在这个工业基础也站不住，城市就是减了二千万人口也站不住。这个经济形势，大家看得很清楚。

抓粮食要抓两头，一头是商品粮食基地，一头是灾区。还要认真抓棉花。棉花产量不能再减了，每年总要增产才好。每人每年供应三尺布的情况不能再继续了。棉花生产的恢复比粮食还要慢。除国家注意棉花集中产区以外，地方上还可以提倡在自留地上种点棉花。自留地种的棉花不要收购。返销农村的粮食，首先要照顾棉农。

在这样的农业基础上，工业必须有一个大幅度的调整。现在工业的秩序是乱的，有些产品的指标很高，很不平衡，这种情况是难以为继的。我们的方针是按照短线平衡，不留缺口，并且留有余地。这个方针不可能一步实现，但是必须坚持，要逐步实现。至于缺门，那是任何一个国家都有的，任何国家都有些缺门短线，都要互通有无，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当然，万一世界各国都封锁我们，那我们就要搞一部分代用品，有些就要停止生产。直到现在，合金钢材、橡胶我们还是缺门，靠进口。我们国内能够生产成套设备的，就不要只生产出主机，没有副机，不配套，积压起来。到去年年底，设备积压接近一百亿元，这是一个最大的浪费。

我们现在调整工业的政策是采取关厂、并厂、缩小规模、改变任务、转业这样五个办法。全国六万多个工业企业，可能关掉一半以上。这好象是消极的，实际上，这样就可以把原材料、电力、煤炭集中到消耗少、质量好、品种多、成本低、劳动生产率高的工厂去使用。从全国来看，一个时候产量会低一些，但最后会使工业品的数量多起来，质量好起来，有一部分还可以增加出口。当然，这要经过调整，要有一个过程。

我们调整的目的，就是为了精兵简政，增产节约，保证市场，整顿秩序。缩短工业生产和基本建设的战线，相应地缩短其他方面的战线，精兵简政，减少城市人口，减少职工，达到增加农业生产和工业生产的目的，这是一个积极的方针，是一个经过调整、改组，然后前进的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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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成社会主义强国，关键在于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一九六三年一月二十九日）

【题解】

这是在上海市科学技术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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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我对自然科学是外行。这次来到上海，碰到各位正在讨论制定十年科学规划，借这个机会我谈谈下面几个问题。

首先，我们要正确认识科学技术现代化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大意义。

我国过去的科学基础很差。我们要实现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们祖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关键在于实现科学技术的现代化。

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的主要要求是：实事求是，循序前进，相互促进，迎头赶上。前两点是指要有科学的态度。毛主席在一九四二年整风〔14〕时就提出了实事求是，这同样适用于自然科学。我国是一个人口最多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不仅要实事求是，循序前进，还要有雄心壮志，尽快赶上世界先进水平。我们的四个现代化，要同时并进，相互促进，不能等工业现代化以后再来进行农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我们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但是我们有先进经验可以学习，有最新科学技术成果可以利用，这样可以扩大我们的眼界，所以我们前进的步伐可以加快。当然不会一点弯路不走，但总可以少走弯路。我们应该迎头赶上，也可以赶上。我们不应该跟在别人后面把所有的程序都走一遍，那样，我们将永远落在后面。只有把实事求是、循序前进和相互促进、迎头赶上统一起来，才能使我们科学技术的发展适应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要求，比较快地赶上世界先进水平。

第二，我们要看到我们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的各方面的有利条件。

我们有辩证唯物主义思想作指导。我们不是以主观唯心主义作指导，也不是以机械唯物主义作指导，而是以辩证唯物主义思想作指导。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客观规律，更好地发挥主观能动性。

我们有广大的人力和丰富的资源做基础。我国是多民族的国家，人口众多，物产丰富，天然给我们带来的任务是：对祖国、对人类应该做出较大的贡献。历史上，我们的祖先有过许多发明，为什么到现代就不能有所发明呢？后来居上，我们是应该超过自己的祖先的。

我们有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做保证。在旧社会，某些科学家赤手空拳，单枪匹马，也还能做出一些贡献；在新社会，社会制度有了根本变化，生产力解放了，人们思想解放了，单枪匹马变为群策群力，科学家有充分发挥自己才能的广大的自由天地。当然这要有一个过程。另外，把集体需要与个人自由辩证地结合起来，也需要有一个实践和认识的过程。我们在座的一些同志，经过清末、北洋军阀政府〔6〕、蒋介石反动统治和社会主义四个时期，比较一下四个时期的情况，就可以清楚地看出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

我们已经有了一支比旧中国大许多倍的知识分子队伍和科学技术力量。从清末派出留学生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为止，全国一共只有二十多万大学生。新中国建立后到去年为止，我们有了九十六万大学毕业生，几百万中级知识分子。再过十年，我们又会有一百多万大学毕业生。这是旧时代所不能比拟的。我们现在已经有了一支不小的技术力量和一批科学研究机构，这是国家的宝贝。

我们现在有了工业化的初步基础。一般设备和原材料绝大部分自己能够制造或生产。这就为我们科学技术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只要我们在党的领导下，把这些条件运用好，群策群力，自力更生，就一定能够后来居上，做出超过前人的贡献。

第三，如何多快好省地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的要求，我讲几点具体意见：

一、加强科技界人士的主人翁责任感。就是要做到接受党的领导，为社会主义服务，自愿地坚持自我改造。我们应该做到老、学到老。只有认识到自己需要不断地学习和改造，才会愉快。不自满，有了缺点就改，就会进步；如果自满了，那就要退步。人总是要不断地前进。大家要互相勉励，共同进步。

二、集中和加强科学技术力量。科学研究部门、教育部门和工厂要密切结合，有分工有合作，而不是把力量全部集中在科学研究部门，也不是全部集中在教育部门或工厂。如上海要集中力量突破半导体技术，别的地方如有这方面的力量就可以调来。

三、改进各方面的关系。首先是党群关系、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我这里讲的领导是指集体而言，不是讲党员个人。当然，党员个人的讲话有些时候是根据党的指示，传达党的意见。但是，人总是有个性的，某个人在某一方面兴趣大一些，因此在传达党的意见时，在某一方面多讲一些，发挥一些，这是有可能的。领导者讲话也有不是指示性的，如果一讲话就是指示，那么这日子如何过？所以我总是不大赞成讲“指示”。传达党的意见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党群之间的融洽相处。还有青老关系、师徒关系。应该把老放在前面，是老青关系，不过这样讲不顺口。带路的是老的，但青年人有活力，能够推动事业进步。还要正确处理理论和实践、任务和学科的关系，认真实现领导、专家和群众的三结合，以及科学研究机关、学校和生产部门的紧密协作。安排好这些关系是科委的责任。加强思想工作，组织科技力量，调整各方面的关系，是科委要做的事。

四、适当改善科学技术研究的工作条件和工作环境。国家科委和政府有关部门应该给大家便利。研究和教学要有实验室，生产要有车间。上海有些设备不够，必不可少的要补充，需要进口就进口一些吧，总要相当满足你们的要求。关于原材料，可以相互支援，图书也可以相互支援。订购外国书刊，开始时掌握得松了一些，因此重复的很多，但后来又太紧了。必要的图书资料还是要订。必要的交换刊物要给人家，否则人家也不给你。关于助手、技术工人的问题，上海是能解决的，需要从别处调的，个别的可以支持。总之，条件有利，就能创造出新的成绩来。

关于工作环境问题，真正的科学家在生活方面的要求并不高，但生活问题、居住问题也不能完全不考虑，如有的科学家住得太远，就要给予便利。有些科研项目需要协作完成，所以集体活动是必要的，但不要因此而排除个人钻研。科学家专业外的事情应该少一些，这是科委要安排的，每个单位也要注意。我们过去习惯于搞突击工作，对于经常的工作不是安排得很好，大家可以提意见。

我相信你们一定能够订出很好的十年科学规划。

我们的任务是艰巨的，心情是愉快的；责任是重大的，精神是饱满的。上海，作为我国最大的工业城市和科学技术的重要基地，我们对上海科学技术界寄予深切的期望。希望上海的科学技术界在实现四个现代化中做出应有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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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雷锋（一九六三年三月六日）

　【题解】

这个题词刊载于一九六三年三月六日《解放军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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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向雷锋〔300〕同志学习憎爱分明的阶级立场，言行一致的革命精神，公而忘私的共产主义风格，奋不顾身的无产阶级斗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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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官僚主义（一九六三年五月二十九日）

【题解】

这是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直属机关负责干部会议上的报告中关于反对官僚主义部分的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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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官僚主义是领导机关最容易犯的一种政治病症。

官僚主义是剥削阶级长期统治的遗产。中国长期是封建社会，一百年来又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官僚主义更是有深远的影响。

官僚主义与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命令主义、事务主义、分散主义、本位主义、宗派主义，都是密切相关的。我们反对官僚主义，也就必须联系到反对这些主义。当然，不单单是这七种，但这七种特别突出。

官僚主义有各种表现，我现在把它分开来说。

第一种，高高在上，孤陋寡闻，不了解下情，不调查研究，不抓具体政策，不做政治思想工作，脱离群众，脱离实际，一旦发号施令，必将误国误民。这是脱离领导、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

党的路线、政策再好，如果执行的业务部门给阻塞住了，那就是把党和群众隔开了。所以我把这种官僚主义列为第一种。这种官僚主义是领导者尤其是高级领导者必须时时警惕的。

第二种，狂妄自大，骄傲自满；主观片面，粗枝大叶；不抓业务，空谈政治；不听人言，蛮横专断；不顾实际，胡乱指挥。这是强迫命令式的官僚主义。

一个人站在领导地位，不虚心，不平易近人，自以为了不起、什么都懂，只要有这种思想并且在作风中表现出来，就危险了。这种人大概总是不去抓业务，觉得我是领导政治的，人家的话听不进去，觉得琐碎，也不研究人家讲话的内容，结果就蛮横专断，瞎乱指挥。

第三种，从早到晚，忙忙碌碌，一年到头，辛辛苦苦；对事情没有调查，对人员没有考察；发言无准备，工作无计划；既不研究政策，又不依靠群众，盲目单干，不辨方向。这是无头脑的、迷失方向的、事务主义的官僚主义。

常有人说：“我做个辛辛苦苦的官僚主义。”好象这种官僚主义还能容许似的。我看，这种官僚主义也要批判。如果是个普通干部，忙忙碌碌，有时方向不大清楚，那还可以谅解。如果是个领导干部，怎么能容许他是个事务主义者呢？

第四种，官气熏天，不可向迩；唯我独尊，使人望而生畏；颐指气使，不以平等待人；作风粗暴，动辄破口骂人。这是老爷式的官僚主义。

第五种，不学无术，耻于下问；浮夸谎报，瞒哄中央；弄虚作假，文过饰非；功则归己，过则归人。这是不老实的官僚主义。

第六种，遇事推诿，怕负责任；承担任务，讨价还价；办事拖拉，长期不决；麻木不仁，失掉警惕。这是不负责任的官僚主义。

第七种，遇事敷衍，与人无争；老于世故，巧于应付；上捧下拉，面面俱圆。这是做官混饭吃的官僚主义。

第八种，学政治不成，钻业务不进；语言无味，领导无方；尸位素餐，滥竽充数。这是颟顸无能的官僚主义。

第九种，糊糊涂涂，混混沌沌，人云亦云，得过且过，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一问三不知，一曝十日寒。这是糊涂无用的官僚主义。

第十种，文件要人代读，边听边睡，不看就批，错了怪人；对事情心中无数，又不愿跟人商量，推来推去，不了了之；对上则支支吾吾，唯唯诺诺，对下则不懂装懂，指手划脚，对同级则貌合神离，同床异梦。这是懒汉式的官僚主义。

第十一种，机构庞杂，人浮于事，重床叠屋，团团转转，人多事乱，不务正业，浪费资财，破坏制度。这是机关式的官僚主义。

凡是机关大而人多的地方，必定要出官僚主义，这几乎成为规律了。那里的领导人即使精明强干，也会有官僚主义。因为那个机关本来不需要那么大，机构搞得那么臃肿，一定会有很多人不办事情，吵吵嚷嚷，很多事情在那里兜圈子，办不出去。把机关搞小，有事情一商量就解决了。

第十二种，指示多，不看；报告多，不批；表报多，不用；会议多，不传；来往多，不谈。这是文牍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官僚主义。

第十三种，图享受，怕艰苦；好伸手，走后门；一人做“官”，全家享福，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请客送礼，置装添私；苦乐不均，内外不一。这是特殊化的官僚主义。

我们国家的干部是人民的公仆，应该和群众同甘苦，共命运。如果图享受，怕艰苦，甚至走后门，特殊化，那是会引起群众公愤的。

第十四种，“官”越做越大，脾气越来越坏，生活要求越来越高，房子越大越好，装饰越贵越好，供应越多越好；领导干部这样，必定引起周围的人铺张浪费，左右的人上下其手。这是摆官架子的官僚主义。

第十五种，假公济私，移私作公；监守自盗，执法犯法；多吃多占，不退不还。这是自私自利的官僚主义。

第十六种，伸手向党要名誉，要地位，不给还不满意；对工作挑肥拣瘦，对待遇斤斤计较；对同事拉拉扯扯，对群众漠不关心。这是争名夺利的官僚主义。

第十七种，多头领导，互不团结；政出多门，工作散乱；互相排挤，上下隔阂；既不集中，也无民主。这是闹不团结的官僚主义。

第十八种，目无组织，任用私人，结党营私，互相包庇；封建关系，派别利益；个人超越一切，小公损害大公。这是宗派性的官僚主义。

第十九种，革命意志衰退，政治生活蜕化；靠老资格，摆官架子；大吃大喝，好逸恶劳，游山玩水，走马观花；既不用脑，也不动手；不注意国家利益，不关心群众生活。这是蜕化变质的官僚主义。

官僚主义发展到这个程度，就严重得很了。一个干部、一个共产党员的最基本的要求，就是要有革命的热情，要有朝气、有干劲。革命热情一衰退，政治上就要蜕化了。

第二十种，助长歪风邪气，纵容坏人坏事；打击报复，违法乱纪，压制民主，欺凌群众；直至敌我不分，互相勾结，作奸犯科，害党害国。这是走上非常危险道路的官僚主义。

我举了这么多种官僚主义，分析不一定很科学，也不是说在一个机关中所有各种官僚主义都已经发生。但是，必须看到，官僚主义在我们执政的党内，在我们的国家机关内，的确是十分有害、非常危险的。在我们领导干部中，官僚主义严重的虽然是少数，然而，正如党中央三月一日的指示〔301〕上所说，官僚主义的态度和作风已经给我们的工作造成许多损失，如果听其发展，不坚决加以克服，必将造成更大的危害。我们绝不能容许官僚主义再继续发展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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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好“五关”（一九六三年五月二十九日）

【题解】

这是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直属机关负责干部会议上的报告的一部分。关于过“五关”问题，周恩来同志还对知识分子、民主人士和亲属多次讲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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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我现在讲一讲领导干部过“五关”的问题。过“五关”，就是过思想关、政治关、社会关、亲属关和生活关。

第一，过思想关。过思想关就是我们常说的思想改造，是解决世界观和人生观的问题，也就是要树立马克思列宁主义或者说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学会运用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矛盾论》和最近讲的认识论〔302〕。这是一辈子的事。我们知道，时代是不断前进的，思想改造就是要求我们的思想不落伍，跟得上时代，时时前进。事物的发展是没有止境的，因此我们的思想改造也就没有止境。一万年后，在人们的头脑里，还会有先进和落后的矛盾，新和旧的矛盾，个人和集体的矛盾，还会有思想改造的问题。所以我们现在怎么能说到哪一年哪一月思想改造就完成了？没有这样的事。即使参加革命多年的同志，如果忽视了改造，革命意志衰退了，还是要落伍的。所以，我们要把思想改造看成是长期的无止境的工作。这样认识问题，大家的心胸就开阔了。既然一万年后还有思想上的矛盾，还要改造，为什么现在就觉得自己的思想改造已经完成了，就满足了呢？我们永远不能满足。

过思想关要联系到自身的阶级关系，还要看我们现在工作周围环境的阶级关系怎么样，接触事物中的阶级关系怎么样。比如说，你的家庭出身和本人成份很好，历史上也是革命的，可是现在把你派到香港去工作，你就要想一想周围环境的问题了。不到香港，就在北京做外交工作，跟外国人打交道，或者做外贸工作，跟外国商人打交道，那么你对接触的人和事就要研究研究了。我们跟资本主义国家做的买卖很多，现在又要引进成套设备，有的同志总是跟外国商人打交道。接触的是这些人，你就要研究呀。我也常常接触这些人，我也得想一想呀。总之，阶级关系是要注意的。还是以我为例吧。我出身于一个封建家庭，我个人受过资产阶级教育，不过经过改造现在是个革命知识分子了。历史上我做过统一战线工作，跟蒋介石打过多次交道，跟美国的马歇尔〔303〕也打过交道，在台湾有那么多的国民党同学和朋友，在美国也有很多朋友，我的关系可复杂了。从周围的环境看，我接触党内外的人和事很多，也接触外国人，有时候要出国访问，还到资本主义国家，跟那些国家的领导人打交道。这么一个复杂的情况，我就得注意自己的思想。我今年六十五岁了，是不是已经修养得很好不必改造了？我不敢这样说。廖鲁言〔304〕同志用了我的话，他说，周总理都要思想改造，何况我们？他的这句话是句好话，我很欣赏。我的确常说我也要改造这句话，现在还在改造中。我愿意带头。我希望大家承认思想改造的重要性。要承认各种关系各种事物都会影响个人的思想。要经常反省，与同志们交换意见，经常“洗澡”。要把思想改造看成象空气一样，非有不可。不然，你的思想就会生锈，就会受到腐蚀。每个党员从加入共产党起，就应该有这么一个认识：准备改造思想，一直改造到老。还没有加入党的朋友，凡是参加革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也应该这样。

第二，过政治关。最重要的是立场问题。不要以为我们是干革命的，立场就一定是稳的。立场是抽象的，要在具体斗争中才能看出你的立场站得稳不稳。可能在这个斗争中站得稳，在那个斗争中又站不稳了。所以，立场究竟稳不稳，一定要在长期斗争中才能考验出来。同时还要看我们的工作态度、政策水平、群众关系，看我们的党性，没有入党的看是不是把无产阶级作为先进的阶级，接受它的思想领导。特别是看我们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精神，是不是知过能改。可见，过政治关不是简单的事，不能认为只要参加了革命，打了多少年的仗，过去有过功绩，立场就可以保险了。没有这样的事。为什么陈独秀〔40〕、王明〔194〕的立场不保险，高岗〔305〕的立场也不保险？在陈独秀身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东西就极少，更没有成为他的指导思想。王明直到现在对自己的错误还不认帐。所以，我们要认真对待立场问题，过好政治关。

第三，过社会关。一般总是讲思想、政治两关，我特别提出后三关，是因为中国这个社会极其复杂，我们还有改造社会的任务。在这个社会里，旧的封建的资本主义的习惯势力，很容易影响你，沾染你，侵蚀你，如果失去警惕，这些东西就会乘虚而入。所以改造社会的任务是很艰巨的，处在领导地位的同志担子更重。旧社会的习惯势力不是一下子就会消除的，改造是长期的，哪能一次改造就成功呢？旧社会的习惯势力存在于各个角落里，各种机关团体都有。一个北京城，你只要去看一看，到处可以看到旧的习气。要把北京这个社会改造好，需要几十年或者更长的时间。我看，在座的六十岁以上的人恐怕不容易看到了。所以，过社会关也不是那么简单的事，你能把社会改造好，自己也就得到改造了。不然，是你影响它，还是它影响你？《霓虹灯下的哨兵》中说，是资产阶级改造我们，还是我们改造资产阶级？这段剧词说得好。你改造了它，它又影响了你，互相改造，这是个长期的反复的斗争。而且，你在这个地方过好了社会关，换一个环境，那个地方的旧势力、旧习惯又影响你。你在国内过好了社会关，到了香港或是到外国去又变化了。所以过社会关要有精神准备，要有长期奋斗的决心。

第四，过亲属关。不只是直系亲属，还有本家，还有亲戚。对亲属，到底是你影响他还是他影响你？一个领导干部首先要回答和解决这个问题。如果解决得不好，你不能影响他，他倒可能影响你。我看，解决亲属问题的最好办法主要是依靠社会，由社会去锻炼他，改造他。要相信社会的力量。过亲属关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就不那么容易了。天天跟你生活在一起的总有这么几口子。特别是干部子弟，到底是你影响他，还是他影响你？这个问题十分重要。我呼吁我们的领导干部，首先是我也在内的这四百零七个人〔306〕应该做出一点表率来。不要造出一批少爷。老爷固然要反对，少爷也要反对，不然我们对后代不好交代。我们是社会主义社会，不象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那样，但是历史也可以借鉴。秦始皇能够统一中国，可是他溺爱秦二世，结果秦王朝就亡在秦二世。我们决不能使自己的子弟成为国家和社会的包袱，阻碍我们的事业前进。对于干部子弟，要求高、责备严是应该的，这样有好处，可以督促他们进步。

第五，过生活关。生活关分两种：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物质生活方面，我们领导干部应该知足常乐，要觉得自己的物质待遇够了，甚至于过了，觉得少一点好，人家分给我们的多了就应该居之不安。要使艰苦朴素成为我们的美德。这样，我们就会心情舒畅，才能在个人身上节约，给集体增加福利，为国家增加积累，才能把我们的国家更快地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精神生活方面，我们应该把整个身心放在共产主义事业上，以人民的疾苦为忧，以世界的前途为念。这样，我们的政治责任感就会加强，精神境界就会高尚。当然，我们不是说一天到晚只搞政治斗争，只干工作。人的生活要丰富一点，精神更要舒畅一点。文艺生活总是要有的，但是，我们的文艺生活是为了活跃人的思想，提高人的修养，把教育寓于文化娱乐之中。我们的文艺节目要有教育意义。那种庸俗低级的、野蛮恐怖的、堕落腐化的东西，是资产阶级和封建阶级的产物，我们应该坚决批判，坚决反对，不能用官僚主义态度对待它，容忍它。这些东西不仅对我们不利，对青年一代的成长更为不利。还应该看到，资本主义国家的某些文艺思潮和文艺作品是颓废的没落的，决不能让那些糟粕影响我们的干部，影响我们的青年一代。我们要在这方面加以整顿。上一次我在文联谈过这个问题，要整顿我们的文艺队伍，加强我们文艺界的思想改造。

总之，对个人来说，这“五关”不是一次就能过了的，而是长期的。我们的领导干部要认真对待，严格要求自己，一步一步地过好“五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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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经济技术援助的八项原则（一九六四年一月十五日）

【题解】

这是在访问加纳共和国时答加纳通讯社记者问的节录。同月二十一日发表的中国同马里共和国两国政府的联合公报中正式写入了这八项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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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中国政府在对外提供经济技术援助的时候，严格遵守以下八项原则：

第一，中国政府一贯根据平等互利的原则对外提供援助，从来不把这种援助看作是单方面的赐予，而认为援助是相互的。

第二，中国政府在对外提供援助的时候，严格尊重受援国的主权，绝不附带任何条件，绝不要求任何特权。

第三，中国政府以无息或者低息贷款的方式提供经济援助，在需要的时候延长还款期限，以尽量减少受援国的负担。

第四，中国政府对外提供援助的目的，不是造成受援国对中国的依赖，而是帮助受援国逐步走上自力更生、经济上独立发展的道路。

第五，中国政府帮助受援国建设的项目，力求投资少，收效快，使受援国政府能够增加收入，积累资金。

第六，中国政府提供自己所能生产的、质量最好的设备和物资，并且根据国际市场的价格议价。如果中国政府所提供的设备和物资不合乎商定的规格和质量，中国政府保证退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