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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5〕季米特洛夫（一八八二——一九四九），保加利亚人。一九二一年任工会国际中央理事会理事，一九三五年至一九四三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书记。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回国后，任保加利亚共产党总书记和部长会议主席。——第311页。

〔206〕西安事变也称“双十二事变”。在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要把中国变为它的殖民地的危急形势下，以张学良将军为首的国民党东北军和以杨虎城将军为首的国民党第十七路军，在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全国人民抗日运动的影响和推动下，要求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蒋介石拒绝了这个要求，并亲自赶到西安积极部署“剿共”。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张、杨联合行动，在西安附近的临潼扣押了蒋介石，这就是著名的西安事变。事变发生后，国民党内以何应钦为首的亲日派准备乘机发动大规模内战，牺牲蒋介石以便取而代之。中国共产党坚持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并经过中共代表周恩来以及博古（秦邦宪）、叶剑英等的艰苦工作，终于同张学良、杨虎城等一道使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第311页。

〔207〕第二次王明路线指抗日战争初期以王明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从苏联回国不久的王明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了《如何继续全国抗战与争取抗战胜利？》的报告，系统地提出了右倾投降主义的主张。随后，在任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时，又擅自发表一些包含有原则错误的意见、宣言、决议和文章。他相信国民党超过相信共产党，对国民党的反人民政策让步，不敢放手发动群众斗争，不敢放手发展人民军队，不敢在日本占领区扩大抗日根据地，主张“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将抗日战争的领导权送给国民党。由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已经在全党占统治地位，王明的这些错误只在部分地区一度得到推行。一九三八年九月至十一月，中共中央召开了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进一步确立了全党独立自主地领导抗日武装斗争的方针和政策。——第311页。

〔208〕见《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543—548页。——第312页。

〔209〕毛泽东这篇文章原题为《调查工作》，写于一九三○年五月，一九六一年三月曾在中国共产党内印发。一九六四年收入《毛泽东著作选读》时，题目改为《反对本本主义》。——第313页。

〔210〕“五风”指“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发生的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第313页。

〔211〕指毛泽东主席一九六一年五月六日在上海写给李井泉和陈正人的信（见《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80—581页）。信中要求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在半个月内，下苦功去农村认真做调查研究工作。李井泉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陈正人当时任国务院农林办公室副主任、农业机械工业部部长，在四川作农村调查。——第314页。

〔212〕《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规定：对农村中缺乏劳动力、生活没有依靠的鳏寡孤独的社员，生产队在生活上给以适当的照顾，做到保吃、保穿、保烧（燃料）、保教（儿童和少年）、保葬。享受这“五保”的社员户，称为五保户。——第315页。

〔213〕陈总即陈毅（一九○一——一九七二），四川乐至人。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一九六一年出席扩大的日内瓦会议，任中国政府代表团团长。——第315、329、399页。

〔214〕日内瓦会议这里指一九六一年五月十六日至一九六二年七月二十三日举行的扩大的日内瓦会议。一九五四年日内瓦会议后，美国违反日内瓦协议，对老挝进行干涉和侵略，并在一九六○年挑起老挝内战。为了和平解决老挝问题，中、苏、美、英、法、老挝、柬埔寨、越南民主共和国、南越（以上为一九五四年日内瓦会议参加者）、印度、缅甸、加拿大、波兰和泰国举行了这次会议。会议最后签署了《关于老挝中立的宣言》和《关于老挝中立的宣言的议定书》，确认尊重老挝的主权、独立、中立、统一、领土完整和不干涉其内政的原则。——第315页。

〔215〕许明（一九一九——一九六六），河北沧县人。当时任国务院总理办公室副主任。——第315页。

〔216〕嵯峨浩，一九一四年生，原籍日本，溥杰的夫人。——第316页。

〔217〕溥杰即爱新觉罗·溥杰，一九○七年生，清朝末代皇帝溥仪的胞弟。一九三○年至一九四四年先后三次留学日本，曾任伪满宫廷侍从武官等职。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后被苏军俘虏，一九五○年八月被移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一九五九年十二月被特赦释放。后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专员、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第316、357页。

〔218〕溥仪即爱新觉罗·溥仪（一九○六——一九六七），清朝末代皇帝。一九一二年中华民国建立后被迫退位。一九三二年任日本帝国主义一手策划的伪满洲国“执政”，一九三四年改称“满洲帝国皇帝”。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后被苏军俘虏，一九五○年八月被移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一九五九年十二月被特赦释放。一九六四年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第316、345页。

〔219〕嵯峨尚子，日本人，嵯峨浩的母亲。——第316页。

〔220〕宫下明治，日本人。一九四五年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以前，曾是清东陵守备队的守备人员。嵯峨尚子访华时，他是随行人员。——第316页。

〔221〕嫮生是溥杰和嵯峨浩的女儿，已入日本籍。——第316页。

〔222〕载涛（一八八七——一九七○），清末曾任军谘大臣。一九六一年时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第317、357页。

〔223〕西园寺即西园寺公一，一九○六年生，日本政界元老西园寺公望公爵之孙。曾任日本参议员、《日曜新闻》编辑、维也纳世界和平理事会书记处书记。一九五八年至一九七○年任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联络委员会副秘书长，常驻中国。——第317页。

〔224〕干子即町田干子，嵯峨浩的妹妹。——第317页。

〔225〕贝勒是清代皇室的封爵称号。清代的爵位分亲王、郡王、贝勒、贝子、国公、将军六级。——第317页。

〔226〕“满洲国”是一九三一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东北后扶植的傀儡政权。一九三二年三月在长春成立，一九三四年三月改称“满洲帝国”。一九四五年随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而被摧毁。——第317页。

〔227〕齐白石（一八六四——一九五七），湖南湘潭人，画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北京中国画院名誉院长、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第318页。

〔228〕陈半丁（一八七六——一九七○），浙江绍兴人，画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北京中国画院副院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第318页。

〔229〕于非闇（一八八九——一九五九），北京人，画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中国画研究会副会长、北京中国画院副院长。——第318页。

〔230〕贺龙（一八九六——一九六九），湖南桑植人。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第318页。

〔231〕查理一世（一六○○——一六四九），英国斯图亚特王朝国王。一六四○年爆发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一六四二年起他发动内战，两度战败。一六四九年被国会判处死刑。——第318页。

〔232〕路易十六（一七五四——一七九三），法国国王。一七八九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爆发后，他表面上接受立宪政体，暗地勾结外敌，纠集王党，企图镇压革命。一七九二年被废黜，次年一月被处死。——第318页。

〔233〕威廉二世（一八五九——一九四一），德意志帝国皇帝、普鲁士国王。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德国革命爆发后逃亡荷兰。——第319页。

〔234〕埃及的王室指埃及法鲁克王朝。一九五二年七月二十三日埃及爆发了由自由军官组织发动的革命。二十六日国王法鲁克被废黜，当天他逃往国外。——第319页。

〔235〕指溥仪的《我的前半生》一书。这本书溥杰曾帮助整理过。——第319页。

〔236〕这里指一八九四年所发生的中日战争，也称甲午战争。见本书注〔34〕。——第321页。

〔237〕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驻在中国东北境内的关东军进攻沈阳。这次事件被称为九一八事变。随后，日军向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全面进犯。驻守沈阳和东北其他地方的中国军队，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的命令，使日军得以迅速占领了这三个省。——第321页。

〔238〕大谷莹润（一八九○——一九七三），曾任日本众议院议员、参议院议员、法务委员会委员。一九五三年起任中国人在日殉难者慰灵实行委员会委员长，一九六一年五月率领日本“中国殉难烈士名单捧持代表团”访问中国。——第321页。

〔239〕土肥原即土肥原贤二（一八八三——一九四八），日本战犯。早年被派到中国进行特务活动。曾任日本在沈阳的特务机关长，参与策动日本侵占我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和策划建立伪满洲国的阴谋活动。其后任日本航空总监、驻新加坡的第七方面军司令官和日本军事训练总监。日本投降后被捕，一九四八年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绞刑。——第321页。

〔240〕冈村宁次（一八八四——一九六六），一九三二年任日本上海派遣军副参谋长，参加侵犯上海的战争。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五年，历任日军侵华第十一军、华北方面军、第六方面军司令官和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在一九四五年八月延安公布的日本战犯名单中，被列为首要战犯。解放战争期间曾充当蒋介石的秘密军事顾问。一九四九年一月被国民党政府宣判“无罪”，释放回国。——第321页。

〔241〕东条英机（一八八四——一九四八），日本战犯。九一八事变后历任日本关东军宪兵司令官、关东军参谋长。一九四○年至一九四一年任日本陆军大臣，积极主张扩大侵华战争和准备对美英的战争。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四年担任内阁首相期间，发动了太平洋战争，使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范围从中国扩大到太平洋和东南亚地区。日本投降后被捕，一九四八年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绞刑。——第321页。

〔242〕板垣征四郎（一八八五——一九四八），日本战犯。曾参与策动侵略中国的九一八事变，历任日本关东军参谋长、陆军大臣、中国派遣军参谋长、驻朝鲜日军司令官、驻新加坡的日本第七方面军司令官。日本投降后被捕，一九四八年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绞刑。——第321页。

〔243〕华族指除皇族外有爵位的日本贵族。——第322页。

〔244〕远藤三郎，一八九三年生，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任日本关东军副参谋长、陆军航空本部总务部长。自五十年代起，曾多次访华。——第322页。

〔245〕辻政信，一九○二年生，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先后在我国东北、马来亚、菲律宾、缅甸、泰国指挥日本侵略军作战。战后曾当选为众议员和参议员。一九五七年曾来华访问。一九六一年四月由泰国至老挝考察途中失踪。——第322页。

〔246〕高碕达之助（一八八五——一九六四），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任伪满洲国政府经济顾问、满洲重工业开发公司总裁。战后多次当选为众议员和参议员，并先后任国务大臣和通商产业大臣。他积极推进中日两国民间贸易，曾任日中综合贸易联合协议会会长，一九六二年同我国廖承志签订发展日中两国民间贸易的备忘录。——第322页。

〔247〕久原房之助（一八六九——一九六五），曾任日本邮政大臣，政友会总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作为日中邦交调整国民会议代表积极参加恢复中日邦交活动。一九五五年任日本“恢复日中、日苏邦交国民会议”会长，并率代表团访问我国。——第322页。

〔248〕指一九五九年五月三日周恩来邀请文艺界中的部分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以及北京的一部分文艺界人士，在中南海紫光阁座谈时所作的《关于文化艺术工作两条腿走路的问题》的讲话。见周恩来《关于文艺工作的三次讲话》，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5页。——第324页。

〔249〕指一九五七年开展的反对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斗争。一九五七年四月，中共中央决定在全党进行一次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六月，党中央发出指示，决定对右派进攻实行反击。当时对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进攻进行反击是必要的，但在斗争中犯了严重的扩大化的错误。一九七八年，中共中央决定对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人进行复查，把错划的改正过来。——第327、361页。

〔250〕“五子登科”原指五代后周人窦禹钧五个儿子相继都考中进士（参见《宋史·窦仪传》）。这里借用这个词来说明当时在文艺工作中存在的套框子、抓辫子、挖根子、戴帽子、打棍子等错误做法。——第328页。

〔251〕李维汉（一八九六——一九八四），湖南长沙人。当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他在一九六一年第十一期《红旗》杂志上发表了题为《统一战线是中国人民争取胜利的一个法宝》的文章。——第335页。

〔252〕参见本书注〔297〕。——第335页。

〔253〕周扬，一九○八年生，湖南益阳人。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和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第336页。

〔254〕“的笃班”是越剧形成初期的表演形式。它是清末在浙江嵊县一带的山歌小调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演唱时用一个竹节笃鼓、一副檀板伴奏，几个人帮腔伴唱。因角色从“的、笃”声中出场，所以有这个称呼。——第338页。

〔255〕绍兴大班是绍剧的旧称，又称“绍兴乱弹”。明末清初形成于浙江绍兴，后流行于浙江、上海一带。——第338页。

〔256〕陈云在一九五九年十一月至一九六一年六月对评弹和其他曲艺发表过多次谈话（现已收入《陈云同志关于评弹的谈话和通信》一书中），指出当时的曲艺创作和演出存在着强调了政治一面，忽略了文化娱乐一面的偏向。他还指出广大群众在劳动之后喜欢听一些轻松愉快的东西，思想教育的目的要通过艺术手段来达到。——第338页。

〔257〕梅兰芳（一八九四——一九六一），原籍江苏泰州，生于北京，京剧表演艺术家，京剧“梅派”艺术的创立者。当时任中国京剧院院长、中国戏曲学院院长、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一九五九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第341页。

〔258〕聂荣臻，一八九九年生，四川江津人。当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第342页。

〔259〕太平天国时代指一八五一年至一八六四年洪秀全、杨秀清等人领导的反对清朝封建统治的农民革命战争的时代。——第344页。

〔260〕章行老即章士钊（一八八一——一九七三），字行严，湖南长沙人。曾任北京大学教授、北洋政府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等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第345页。

〔261〕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宋太祖开宝八年》。——第345页。

〔262〕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一八六三——一九三八），苏联演员、导演和戏剧理论家。著有《我的艺术生活》和《演员自我修养》等。他的戏剧理论概称为“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第348页。

〔263〕魏征（五八○——六四三），唐初政治家。唐太宗在位时，任谏议大夫和秘书监等职。他敢于直言进谏，说过：“兼听则明，偏信则暗。”——第349页。

〔264〕在一九五八年开始的“大跃进”过程中，由于“左”倾思想的影响，曾把一些坚持实事求是、反对浮夸的人，以及一些所谓具有资产阶级学术观点的人都作为“右倾保守思想”的反面人物，作为“资产阶级白旗”加以批判、斗争甚至处分。当时把这种作法叫做“拔白旗”。一九六二年四月，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要求为在“拔白旗”、“反右倾”等运动中被错误地批判和处分的人进行甄别平反。——第350、400页。

〔265〕郭老即郭沫若（一八九二——一九七八），四川乐山人。当时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国科学院院长等职。——第355、473页。

〔266〕范文澜（一八九三——一九六九），浙江绍兴人。当时任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所长。——第355页。

〔267〕我国封建社会传统教育以“天地君亲师”五者为人类至尊，所以并举表示崇敬的意思。——第356页。

〔268〕无政府主义是十九世纪中叶出现于欧洲的一种小资产阶级思潮。主要代表人物有法国的蒲鲁东、俄国的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等。它否认任何国家和政权，否认任何权力和权威，鼓吹绝对自由、极端民主，主张建立一个“无命令、无权力、无服从、无制裁”的无政府状态的社会。“五四”时期，无政府主义思想在中国青年中曾有过较大的影响。一些地方先后出现了无政府主义的小团体。最初它们也表现过某些反帝反封建的意愿，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一些曾经具有无政府主义思想的青年转而信奉科学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的团体则愈来愈趋于反动。——第356页。

〔269〕觉悟社是一九一九年九月周恩来等在天津组织的进步青年学生团体。成员有邓颖超、郭隆真、马骏、刘清扬等二十余人。主要活动是出版《觉悟》杂志，讨论研究新思潮，抨击孔孟之道，积极领导青年学生的爱国运动，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一九二○年冬，觉悟社社员分散各地，社的活动无形停顿。以后，它的主要成员大部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第356页。

〔270〕邓颖超，一九○四年生，河南光山人。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时，在天津和周恩来等一起组织觉悟社。下面引用邓颖超的一段话，是一九四九年她回答《中国青年》杂志记者提问时说的。参见一九四九年五月《中国青年》第七期上的邓颖超《五四运动的回忆》一文。——第356页。

〔271〕基尔特社会主义也称行会社会主义（基尔特是英文“行会”一词的音译），是二十世纪初英国工人运动中出现的一种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主要代表人物是潘蒂、柯尔等。他们主张一个社会应设立两个平行的组织：一个是由工人、工程师等按行业联合组成的产业基尔特，领导和管理生产，一个是作为消费者的组织的国家，负责产品分配和保证全民消费。他们幻想等到基尔特发展到包括全体人民时，就可以和平地代替资本主义国家，从而实现社会主义。——第357页。

〔272〕费边社会主义是以英国费边社的主张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费边社是英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一八八四年创立的团体，以善于等待时机、实行拖延缓进战术著称的古罗马统帅费边命名。其主要代表人物有维伯夫妇、肖伯纳等。他们以为用温和缓进的办法，通过细小的改良就能使资本主义制度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第357页。

〔273〕刘清扬（一八九四——一九七七），天津人。一九二一年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脱离共产党。一九三一年后从事抗日救亡运动。一九四四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一九四八年进入华北解放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务委员、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副主席、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副会长。一九六一年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第357页。

〔274〕张申府，一八九三年生，河北献县人。一九二○年去法国、德国留学。一九二一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四年任广东大学教授兼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一九二五年脱离共产党。一九四二年加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一九四四年改称中国民主同盟），任常务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北京图书馆研究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第357页。

〔275〕罗素（一八七二——一九七○），英国唯心主义哲学家、逻辑学家。一九二○年至一九二一年曾来中国讲学，在旧中国学术界有相当影响。——第357页。

〔276〕弗洛依德（一八五六——一九三九），奥地利心理学家、精神分析学派创始人。——第357页。

〔277〕爱因斯坦（一八七九——一九五五），犹太人，出生于德国乌尔姆城，是著名的物理学家。他创建的相对论是现代物理学的理论基础之一。——第357页。

〔278〕沈衡老即沈钧儒（一八七五——一九六三），号衡山，浙江嘉兴人。清末曾考中进士。参加过辛亥革命和反对北洋军阀的斗争，后在上海任律师。抗战前组织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和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抗战期间，倡议组织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后改称中国民主同盟）。抗战胜利后，任中国人民救国会主席，积极参加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反对国民党的内战政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中国民主同盟中央主席。——第357页。

〔279〕董老即董必武（一八八六——一九七五），湖北黄安（今红安）人。清末曾考中秀才。他早年是同盟会会员，参加了辛亥革命和反对北洋军阀的斗争。在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五四运动之后，积极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工作，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一九六二年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第357页。

〔280〕李根源（一八七九——一九六五），云南腾越（今腾冲）人。一九○五年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后任云南省军政府军政部总长兼参议院议长，在一九一八年护法战争中被推为驻粤滇军总司令。一九二三年在北洋政府农商总长任内兼署过国务总理。——第358页。

〔281〕胡适（一八九一——一九六二），安徽绩溪人。早年留学美国。一九一七年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宣扬实用主义哲学。五四新文化运动时，主张文学改革，提倡白话文。一九一九年七月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公开反对马克思主义。随后追随蒋介石，反对人民革命运动。一九三八年任国民党政府驻美国大使。一九四六年任北京大学校长。一九四九年去美国，后到台湾。——第358页。

〔282〕见列宁《“关于用自由平等口号欺骗人民”出版序言》（《列宁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43—344页）。——第358页。

〔283〕定股是指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公私合营时，对原来私营企业的资产和负债，根据公平合理、实事求是的原则，进行清理、估价，以核定私股股额。——第360页。

〔284〕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四月三十日和民主党派负责人、无党派民主人士谈话中以及后来的一些场合讲到知识分子问题时，曾引用“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参见《左传·僖公十四年》）和“梁上君子”（参见《后汉书·陈寔传》）作比喻，说明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所依附的经济基础那几张旧“皮”已经不存在了，因此他们不能不依附在公有制这张新“皮”上，即站在无产阶级方面，而不能象“梁上君子”（原意指躲藏在梁上的小偷，这里是借用）那样，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第363页。

〔285〕科学工作十四条即一九六一年六月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党组和中国科学院党组提出、同年七月中共中央批准试行的《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草案）》。中央批准这个草案的批语中指出：“做好知识分子工作，很关紧要。”“近几年来，有不少的同志，在对待知识、对待知识分子的问题上，有一些片面的认识，简单粗暴的现象也有所滋长，必须引起严重的注意，以端正方向，正确地贯彻执行党的政策。”草案就正确理解对自然科学工作者的红与专的要求，正确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和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明确科学研究机构的根本任务（出成果，出人才），保持科学研究工作的相对稳定，保证科学研究工作的时间，改进研究机构中党的领导方法等问题，作出了一系列具体的政策规定。中央认为这个文件的精神对于一切有知识分子工作的部门和单位都是适用的。——第364、375页。

〔286〕高等教育六十条指一九六一年九月中共中央原则批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全文共六十条。条例草案总结了一九五八年后三年多高等教育工作的经验和教训，针对当时学校教学质量降低，忽视知识分子作用以及劳动过多等主要问题，规定了高等学校必须以教学为主，努力提高教学质量；正确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做好总务工作，保证教学和生活的物质条件；以及改进党的领导方法和领导作风，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等。——第364、375页。

〔287〕工矿企业七十条即一九六一年九月中共中央制定的《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全文共有七十条。一九五八年“大跃进”后，由于许多企业没有实行严格的责任制，不讲究经济核算，工资、奖励制度上存在平均主义，以及党委包揽企业的日常行政事务等等，相当普遍地出现了生产秩序混乱，瞎指挥、乱操作，设备损坏严重，经济效果很差等问题。针对这些情况，工业七十条草案明确规定了国营工业企业的性质和基本任务，要求建立和健全必要的责任制和各项规章制度，强调计划管理、按劳分配、企业经济效果和职工物质利益等项原则。这个条例草案的讨论和试行，对于总结国营工业企业管理工作的经验，贯彻执行当时提出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促进我国工业的恢复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第364页。

〔288〕文艺方面也提出了几个初稿，指《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草案）》（简称“文艺八条”）的初稿及《关于剧院（团）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简称“剧院（团）十条”）、《关于加强电影艺术片创作和生产领导的意见（草案）》（简称“电影三十二条”）。从五十年代后期起，在政治、经济领域“左”倾错误的影响下，文艺工作也产生了不少缺点和错误，一些文艺领导部门、文艺工作单位和领导文艺工作的党员干部，没有正确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没有很好地贯彻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对一些文学创作和艺术活动进行了简单粗暴的批评、限制和不适当的干涉。为纠正这些偏向，在党中央以及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部和全国文联作了大量调查研究工作，由中宣部起草了《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的意见（草案）》（简称“文艺十条”），文化部起草了“剧院（团）十条”和“电影三十二条”。“文艺十条”经过充分讨论修改，最后改定为“文艺八条”，于一九六二年四月三十日由中共中央批转，以文化部党组和全国文联党组名义正式下达全国。文艺八条的主要内容是：进一步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努力提高创作质量；批判地继承民族文化遗产和吸收外国文化；正确地开展文艺批评；保证创作时间，注意劳逸结合；培养优秀人才，奖励优秀创作；加强团结，继续改造；改进领导方法和领导作风。“剧院（团）十条”和“电影三十二条”没有形成正式文件，只作为草案，分别于一九六一年八月八日和十一月十三日印发各省、市、自治区文化局及有关艺术单位征求意见并先予试行。这三个文艺文件的贯彻，对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繁荣和健康发展起了积极作用。——第364页。

〔289〕参见本书注〔297〕。——第370页。

〔290〕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六十条指一九六一年三月中共中央制定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全文共六十条。条例草案针对人民公社内部严重存在的队与队、社员与社员之间的平均主义，在纠正社、队规模偏大，公社对下级管得太多太死，民主制度和经营管理制度不健全等方面，作了比较系统的规定。同年五六月间，中共中央又对这个草案作了修改，制定了供讨论和试行用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进一步规定取消分配上的供给制部分，停办公共食堂。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七日，中共八届十中全会正式通过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人民公社六十条的贯彻执行，对恢复农村经济起了重要的作用。——第373、434页。

〔291〕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参见本书注〔287〕。手工业工作条例草案指一九六一年六月中共中央制定的《关于城乡手工业若干政策问题的规定（试行草案）》，全文共三十五条。一九五八年“大跃进”后，由于手工业盲目过渡到国营工业和公社工业，并改变生产方向，造成大批手工业者改行转业，许多日用小商品减产、停产，供应十分紧张。针对这种情况，草案规定我国手工业应有全民、集体和个体三种所有制，以集体所有制为主；手工业者必须归队；生产经营方式要灵活多样；工资制度应贯彻执行“按劳分配，多劳多得”原则，以及供产销要统筹安排等。——第373页。

〔292〕为了加强对物资的管理，做好物资供需的平衡，保证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和市场稳定，国家按各种物资对国计民生的重要程度，分三类管理，即由国家统一分配的物资、中央各主管部门分配的物资和地方管理的物资。根据商品对国计民生的重要程度，国家把商品也分一、二、三类管理。地方管理的物资和第三类商品称三类物资。这类物资品种繁多，生产分散，使用面广，主要是通过市场调节产、供、销之间的关系。——第382页。

〔293〕“六条标准”是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提出的。原文是：“在我国人民的政治生活中，应当怎样来判断我们的言论和行动的是非呢？我们以为，根据我国的宪法的原则，根据我国最大多数人民的意志和我国各党派历次宣布的共同的政治主张，这种标准可以大致规定如下：（一）有利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而不是分裂人民；（二）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而不是不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三）有利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专政；（四）有利于巩固民主集中制，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制度；（五）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而不是摆脱或者削弱这种领导；（六）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国际团结，而不是有损于这些团结。这六条标准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两条。”——第389页。

〔294〕胡先骕（一八九四——一九六八），江西新建人，植物学家。当时是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应邀列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第390页。

〔295〕张际春（一九○○——一九六八），湖南宜章人。当时任国务院文教办公室主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第400页。

〔296〕这里指一九六二年一月十一日至二月七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及地委、县委、重要厂矿企业党委和部队的负责干部共七千多人，所以又称七千人大会。会上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所作的报告，初步总结了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以来工作中的经验和教训，分析了工作中的主要缺点错误，指出全党当时的主要任务是做好调整工作。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着重指出要健全民主集中制，在党内、党外充分发扬民主；要在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的基础上，加深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对前几年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毛泽东承担了责任，作了自我批评。——第403页。

〔297〕三面红旗指“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一九五八年五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通过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但是忽视了客观的经济规律。在总路线提出后，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就轻率地在全国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打乱了正常的经济建设秩序，浪费了巨大的人力和资源，造成了国民经济比例的严重失调。这是我国国民经济在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发生严重困难的主要原因。当时由于党还没有从根本的指导思想上总结经验教训，所以党的文件中都还使用“高举三面红旗”的提法。——第403页。

〔298〕指一九六二年二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三日在北京中南海西楼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刘少奇主持了这次会议。会议讨论了财政、金融、市场以及整个经济形势的问题，认为当时财政经济的困难很严重，估计当年的国家预算有很大的赤字。陈云在会上作了关于目前财政经济情况和克服困难的若干办法的讲话。会议一致同意陈云讲话的精神，认为在国民经济的调整阶段主要是恢复经济，要全党集中力量增加农业生产和日用品生产，保证市场供应，制止通货膨胀，坚决缩短基本建设战线。这次会议对扭转当时财政经济状况的被动局面起了重要作用。——第405页。

〔299〕姚依林，一九一七年生，安徽贵池人。当时任商业部部长、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副主任。——第406页。

〔300〕雷锋（一九四○——一九六二），湖南长沙县简家塘（今属望城）人。一九六○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六一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部队工程兵某部运输连班长。一九六二年因公殉职。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成长起来的卓越的共产主义战士。一九六三年三月五日，毛泽东发出“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号召，随后在全国广泛开展了学习雷锋的群众运动。——第417页。

〔301〕指一九六三年三月一日中共中央发布的《关于厉行增产节约和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运动的指示》。——第422页。

〔302〕指毛泽东一九六三年五月在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前十条）中写的一段话。一九六五年收入《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时，题为《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第423页。

〔303〕马歇尔（一八八○——一九五九），美国民主党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任美国陆军参谋长。一九四五年十二月被美国总统杜鲁门派任驻华特使，一九四六年一月同国民党代表张群（后为张治中）、共产党代表周恩来组成军事三人小组，他以“调处”为名，参与国共谈判，力图维护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地位。一九四六年八月宣布“调处”失败，不久返回美国。——第424页。

〔304〕廖鲁言（一九一三——一九七二），江苏南京人。一九六三年时是农业部部长。——第424页。

〔305〕高岗（一九○五——一九五四），陕西横山人。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一九五三年调中央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后，积极进行反党分裂活动。一九五四年被揭露。一九五五年三月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通过决议，开除他的党籍。——第425页。

〔306〕指当时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及国务院七十三个直属机关的主要领导干部。——第426页。

〔307〕一九六○年黄河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大坝建成蓄水后，发现泥沙淤积严重，威胁上游一些地方及水库本身的安全。为了增加枢纽工程的泄流排沙能力，减轻水库淤积，有关部门提议：在大坝左岸打两条泄流排沙隧洞，把八条发电引水钢管中的四条改成泄流排沙道。这就是后来被批准实施的二洞四管方案。——第436页。

〔308〕从“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起的这一段话是毛泽东在修改周恩来这个报告的草稿时增写的。——第441页。

〔309〕林大夫即林巧稚（一九○一——一九八三），福建厦门人，妇产科专家。当时任中国医学科学院副院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第443页。

〔310〕傅连暲（一八九四——一九六八），福建长汀人。当时任卫生部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卫生部副部长、中华医学会会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第443页。

〔311〕蒲辅周（一八八八——一九七五），四川梓潼人。当时任中医研究院副院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第445页。

〔312〕一九六二年十一月，周恩来在一次会议上谈到林业问题时提出：“林业的经营一定要越伐越多，越多越伐，青山常在，永续作业。”后来，他这一思想发展为以营林为基础，采育结合，实现青山常在，永续利用，越采越多，越采越好的林业建设的指导思想。——第44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