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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大会后，在实际行动上也是孤立了左派。大会完了，鲍罗廷回国去了，苏联军事顾问加伦〔171〕到冯玉祥〔75〕那里去了，执委中的党员大部分都走了，以至汪精卫问我们还帮不帮助他。正在这时，陈独秀因病躺起来，总书记“失踪”，中央无主，陈延年同志又到上海去开紧急会议了。另一方面，右派却纷纷回粤，张静江〔172〕、陈立夫都于一九二六年一二月回到广州，同蒋介石进行勾结，挑拨国共关系。这就是三月二十日中山舰事变的远因，也是三月二十日事变以前的政治形势。

至于三月二十日事变，则完全是蒋介石制造的。二月五日，蒋介石把王懋功赶走，向汪精卫做了第一次示威。他打电报要我回广州。我因为看到他与右派来往密切，并且察觉他的神色不对，报告了张太雷同志〔173〕。当时的苏联顾问不重视这事，把一个大问题当做小问题，儿戏对之。陈延年同志因三月二十日前一二天从上海才回到广州，方针上也掌握得不大稳。

李之龙同志当时是中山舰的舰长。他抓住了虎门要塞司令陈肇英走私的事，报告汪精卫。陈肇英是蒋介石的人，自然向蒋介石报告。于是蒋介石在右派的支持下，乘机发动了三月二十日事变，造谣说中山舰要炮轰黄埔军校，共产党要赶走蒋介石。他逮捕李之龙，下令黄埔戒严，监视各师党代表，包围苏联领事馆，监视苏联顾问，解除省港罢工工人纠察队的武装，把我也软禁了一天。蒋介石与右派勾结，打击汪精卫，向共产党进攻，向革命示威。这时谭延闿、程潜、李济深都对蒋介石不满，朱培德、李福林〔174〕有些动摇，但各军都想同蒋介石干一下。如果这时党中央的政策是给蒋介石以有力的回击，毫无问题，事情是有办法的。但当时却采取了继续退让的政策，不了解蒋介石这时还没有足够的力量，他是不敢分裂的，却以为蒋介石是要分裂，就向蒋介石说这是误会。蒋介石于是乘机立刻放了人，表示误会。这是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第二次向蒋介石的大让步。这是军事上的大让步。

为了解释“误会”，在汪精卫床前开了一个一点钟的政治委员会。汪精卫、谭延闿、苏联顾问都客气地表示了歉意，而蒋介石倒反而一句话都没说，精神上占了优势，政治上得到极大成功。从此以后汪精卫“失踪”了，国民党左派束手无策。蒋介石向革命进攻，我们没有给他有力的回击，蒋介石的地位更加巩固了，于是他回过头来又打击右派，逮捕了欧阳格〔175〕，不用陈肇英，不理古应芬〔176〕、伍朝枢。胡汉民在三月二十日事变后，回到广东想进行活动，这时又不得不再度离粤，恰好与“失踪”的汪精卫同船到港。蒋介石打击左派以取得右派的支持，又打击右派以表示革命，这就是他的流氓手段阴险刻毒的地方。从此以后，蒋介石实际上成了国民党的右派。这个时候，他乘机把广东的青年军人联合会和孙文主义学会解散了，并压迫我们的党员从国民革命军第一军以及黄埔军校撤出。我们已经暴露了的党员退出国民党和第一师的有二百五十多人，其中有蒋介石最得意的学生蒋先云同志〔177〕，他第一个声明退出国民党。只有三十九个人退出共产党，其中第一个就是李默庵〔178〕。从此以后，第一军的元气完全丧失，战斗力一落千丈了。

蒋介石在陈独秀机会主义的让步下，巩固了政治上军事上的地位，接着又从党务上对我们展开进攻，这就是五月十五日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提出整理党务案，目的完全在压共产党。他们定了几条：

一、凡他党党员之加入国民党者，各该党应训令其党员明了国民党的基础为总理所创造之三民主义，对于总理及三民主义，不得加以怀疑及批评。

二、凡他党党员之加入国民党者，各该党应将其加入国民党的党员名册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保存。

三、凡他党党员之加入国民党者，在国民党高级党部（中央党部、省党部、特别市党部）任执行委员时，其额数不得超过各该党部执行委员总数三分之一。

四、凡他党党员之加入国民党者，不得充任国民党中央机关之部长。

五、凡属于国民党籍者，不许在党部许可以外有任何以国民党名义召集之党务集会。

六、凡属于国民党籍者，非得有最高级党部之许可，不得别有有政治关系之组织及行动。

七、对于加入国民党之他党党员，各该党所发之一切训令，应先交国民党、共产党联席会议通过，如有特别紧急事故，不及提出通过时，应将此项训令请联席会议追认。

八、国民党党员未准予脱党前，不得加入其他党籍，如既脱离国民党党籍而加入他党者，不得再入国民党。

九、党员违反以上各项时，应立即取消其国民党籍，或依其所犯之程度，加以惩罚。

在这种情况下，只要我们有正确的政策，蒋介石这个进攻仍然是不难打垮的。当时他的兵力仍占少数，所有民众运动完全在我们和国民党左派的领导下，他在这个时候是不敢决然分裂的。但党中央仍采取机会主义的政策，并且派了彭述之〔179〕、张国焘来指导二中全会的中共党团。在党团会上，讨论了接不接受整理党务案。彭述之引经据典地证明不能接受。问他不接受又怎么办？他一点办法也没有，只说大家讨论好了。但当有人提出意见时，他又引经据典地说这个不行，那个错误。如此讨论了七天，毫无结果。后来张国焘用了非常不正派的办法要大家签字接受。这样，又作了第三次大让步。这是党务上的大让步。

右派的蒋介石占了极大的优势。他把张静江捧出来做中央执委会的主席，实际上这人是陈果夫〔180〕的傀儡。蒋介石亲自做了组织部长，新设军人部长也是由他兼任。组织部实际上由陈立夫代理。原来我们好几个部长（宣传部长、农民部长等）的位置都让出来了。这样，右派在组织上占了极大的优势，我们在党务方面已毫无地位了。陈果夫、陈立夫便利用他们的地位，在各省发展右派。在北方以丁惟汾、王法勤的大同盟〔181〕为基础，收买西山会议派。从此各地方党部左派和右派的斗争也更激烈起来。

蒋介石在政治上军事上党务上接连得到三次大胜利，但形势还不是不可挽回的。只要我们善于反击，蒋介石右派的力量还是可以压下去的。因为到这时为止，蒋介石的直系还只有六个师。总共八个军中，他只占一个军。第二军的党代表是李富春同志〔182〕，第三军的党代表是朱克靖同志〔183〕，第四军的党代表是罗汉〔184〕（那时还是共产党员），第六军的党代表是林伯渠同志〔185〕。但是，陈独秀机会主义的领导，在北伐时继续犯了极大的错误。

北伐〔121〕时，军事上是有绝对把握的。我们有精密的计划，加伦保证在双十节〔186〕前打到武汉。出师以前加伦曾请我转问中央，在北伐中是帮助蒋介石呢，还是削弱蒋介石，这一政治问题如何解决？我到上海请示中央。陈独秀说你们开个会商量商量好了（他这时之所以这样谦虚，是因为在北伐前，他在医院里毫无调查研究，不管政治形势有了什么样的变化，竟写了一篇反对北伐的文章，因此受到同志们的批评，也受到国民党的攻击）。开会时，又是张国焘代理主席，也没有真正讨论，只由他说了两句话，说北伐中我们的方针就是：是反对蒋介石，也是不反对蒋介石。所以在北伐战争中，一直到国民党三中全会前，对蒋介石的方针是不明确的，结果就是客观上帮助了蒋介石，而助成了蒋介石地位的提高。然而他的嫡系力量在战斗中是受挫的，第一军与第十七师首败于牛行，王柏龄率部队进攻南昌时全军覆没，王柏龄、缪斌〔187〕等被俘虏。这时蒋介石是惨败的。但机会主义者的陈独秀，并没有认识这些事实，并没有终止他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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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修养要则（一九四三年三月十八日）

　【题解】

本文是在重庆红岩整风学习时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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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一、加紧学习，抓住中心，宁精勿杂，宁专勿多。

二、努力工作，要有计划，有重点，有条理。

三、习作合一，要注意时间、空间和条件，使之配合适当，要注意检讨和整理，要有发现和创造。

四、要与自己的他人的一切不正确的思想意识作原则上坚决的斗争。

五、适当的发扬自己的长处，具体的纠正自己的短处。

六、永远不与群众隔离，向群众学习，并帮助他们。过集体生活，注意调研，遵守纪律。

七、健全自己身体，保持合理的规律生活，这是自我修养的物质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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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柯棣华大夫〔188〕家属的慰问信（一九四三年三月二十二日）

　【题解】

本文刊载于一九四三年三月二十二日重庆《新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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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亲爱的朋友：

我谨代表第十八集团军和中国共产党，为柯棣华大夫的逝世，向你们致最深挚的悲悼。柯大夫曾予华北敌后五台区最需帮助的军民以无可比拟的贡献。

柯棣华大夫系于一九三八年受印度国民大会之命，参加其所派遣的印度医疗队，去到延安，于一九三九年进入华北游击区。他在华北曾经过许多地方，最后定居于五台区，成为故白求恩大夫事业的承继者，担任国际和平医院院长，直到逝世。他的中国同志都爱他，尊敬他。为了在抗日游击根据地中之最高贵的任务，为了给伤病战士以兄弟般的友爱，他曾救活了许多抵抗日寇侵入自己祖国的战士的生命，还帮助了许多人免于残废。我们受惠于他的极多，使我们永不能忘。

柯大夫曾是中印两大民族友爱的象征，是印度人民积极参加反对日本黩武主义和世界法西斯主义的共同战斗的模范。他的名字将永存于他所服务终生的两大民族之间。

我们在全体爱自由的人类的共同损失中，分担你们的悲痛。

谨致热烈的敬礼！

周恩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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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做一个好的领导者（一九四三年四月二十二日）

　【题解】

这是在中共中央南方局为向干部做报告而写的提纲，原题为《领导与检查报告大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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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一、领导者的定义。

一般干部都有做领导工作可能，而且多半已经做了领导工作。所以讲领导工作，是包含了上中下各级领导干部说的。

两岩〔189〕的工作人员，是以工作为区别，而非以领导者与被领导者来区别，更非以干部与非干部来区别。今天两岩、报馆有些同志虽未直接做领导工作，但实际上仍是领导干部。

二、领导者的立场。

党的立场就是领导干部的立场，但这样说太简单了，分开来具体说说，有下列几点：

（一）要有确定的马列主义的世界观和革命的人生观。

（二）要有坚持原则精神。

（三）要相信群众力量。

（四）要有学习精神。

（五）要有坚韧的奋斗精神。

（六）要有高度的纪律性。

三、领导者与领导机关。

（一）集体领导与按级领导——领导的一元化，集中化与民主生活（讨论与分工）。

（二）个人负责制与个人领导——大后方环境更需要这一方式，但在集体领导下也并不取消这一方式。

（三）直接干涉与直接解决——这不是经常的办法，而是在特殊情况下的办法或是为了示范。

四、什么是正确领导？

我现在按照斯大林说过的三点〔190〕来加以说明：

（一）必须正确地决定问题。首先，要估计环境及其变动，并找出此地此时的特点。次之，要依此与党的总任务联系起来，确定一时期的任务和方针。再次，要依此方针，规定当前适当的口号和策略。又次，然后据此定出合乎实际的计划和指示。这一切，必须经过最实际的调查研究，并使这些实际材料与党的原理原则联系起来。

（二）必须组织正确决定之执行。首先，要经过组织计划和指示的执行之讨论。次之，要慎选人材，负责计划之执行。再次，要组织斗争，来实现党的计划。又次，还要躬行实践，以为倡导。这样，就能从实践中证明党的路线和策略之是否正确和是否需要补充。

（三）必须组织对于执行这种决定的情形之审查。这种审查的方法：（1）不根据允诺，而看工作结果；（2）不根据室内纸上计划，而看实地情形是否做了或是否敷衍；（3）不看形式，而看内容和实际是否正确地执行或被曲解了；（4）不仅由上而下，还要由下而上地审查；（5）要有系统的经常的审查；（6）要有领导者自己参加。

这一切，正如斯大林所说，必须与群众取得联系，必须把领导者与群众两方面的经验综合起来。只有这样，领导才是正确的。

五、领导者的任务。

毛泽东同志说用人行政是领导者的任务，这是真理。分开来看，我以为：

（一）要求领导干部抓紧思想政治的领导。这就是要不断提高自己的思想水平，加强自己的政治锻炼。我们要求同志注意这样几件事：（1）注意大事；（2）提高政治警觉性；（3）提高理论水平；（4）加紧党内外思想斗争；（5）积极宣传党的政策和成绩。

（二）要求领导干部抓紧组织领导。有了政治路线，组织工作就决定一切。我们要求同志注意这样几件事：（1）要使组织领导提到政治领导的水平，这就是说，一切工作要提到原则的高度，要与政治任务联系起来；（2）要使一切组织和实际工作保证党的政治任务和工作计划的实现；（3）要注意日常党的领导，使党的组织接近于下层，工作更具体化；（4）要动员组织和群众，为克服工作中一切困难而斗争；（5）反对一切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如马虎主义，空谈家，妄自尊大者，官僚主义，形式主义，文牍主义，事务主义等）以及蜕化或腐化思想等等。

（三）慎重地挑选干部和分配工作。这也是组织工作之一，不过可以单独来说。挑选干部的标准，政治标准与工作能力，二者是缺一不可的，而政治上可以信任是先决问题。斯大林曾指出用人不依原则的危害于党。他指出这种人到什么地方，都是“随员”一大批，专用所谓“自家人”〔191〕。毛泽东同志在整风报告中，也批评这种人的不老实，而过去“钦差大臣满天飞”就犯有这种毛病。有了政治信任，用得其当（适时适地适合条件）也很重要。

（四）审查工作。审查工作人员和工作计划之执行情形。审查的任务如斯大林所说，第一是认识人材的品质，第二是查明执行机关的优劣点，第三是查明工作计划或指示本身的优劣点〔192〕。有人以为这样审查容易暴露自己弱点，有损领导威信，或动摇自己信心。这是不对的。领导威信不是从掩饰错误中而是从改正错误中提高起来的；不是从自吹自擂中而是从埋头苦干中培养起来的。工作信心，改正错误后只会增强，不会减弱。只有那种要虚荣爱面子的人才会怕揭发错误呢！

（五）面向群众。不仅要教育群众，还要向群众学习。因为领导者本身知识还不完全，经验还不够，领导地位并不能使你得到知识和经验，所以面向群众，汲取群众经验，十分必要。我们要求同志们：（1）与群众接近和联系，在某种程度上要与他们打成一片；（2）倾听群众意见；（3）向群众学习；（4）教育群众，不做群众的尾巴。

六、领导群众，结交朋友。

（一）领导党的方式和领导群众的方式是不同的，领导群众的方式和态度要使他们不感觉我们是在领导。

（二）领导群众的基本方法是说服，决不是命令；只有在多数已经同意而少数尚不同意的情形下，必要时可用多数的意见强制少数执行。

（三）领导群众和结交朋友，领导者自己要起模范作用。

（四）领导者在必要时应忘记他所受的侮辱。

（五）领导者切勿轻视自己的作用和影响，要戒慎恐惧地工作。

七、领导艺术。

列宁、斯大林论领导艺术，不可跑得太前，也不可落在运动后面，而应抓住中心一环，推向前进。

毛泽东同志论领导艺术，要照顾全局，照顾多数，以及和同盟者一道干。

八、工作方法。

（一）在斗争中审查理论原理和原则。

（二）从实际工作中规定和审查政策。

（三）要用革命的精神改造工作。

（四）发扬民主，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五）主要用说服的方法，不用行政的方法，只有在情况紧急时，才用命令的方式。

九、工作作风。

（一）列宁的工作作风是：俄国人的革命胆略；美国人的求实精神。

（二）毛泽东同志的工作作风是：中华民族的谦逊实际；中国农民的朴素勤勉；知识分子的好学深思；革命军人的机动沉着；布尔什维克的坚韧顽强。

（三）反对一切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在目前，特别应反对马虎主义，空谈主义，自大主义，形式主义，事务主义，以及破坏党和军队传统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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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延安欢迎会上的演说（一九四三年八月二日）

　【题解】

本文刊载于一九四三年八月六日延安《解放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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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同志们：感谢大家的欢迎。我这三年在外，做的事实在太少了。可是在这三年中间，国际的国内的变化，我们党内的进步，却特别的多，特别的大，我们在外边也看得格外分明。

在国际方面，我们从法兰西投降〔193〕后欧陆所遭受的法西斯浩劫起，看到希特勒德国对于苏联所进行的背信弃义的疯狂进攻〔194〕，一而再，再而三；看到太平洋上日本强盗对于英美所进行的闪击〔195〕；看到全世界除苏联外都有法西斯第五纵队〔196〕的猖獗活动。同时，我们看到苏联红军和人民在斯大林领导之下奋起抵抗希特勒进攻的英勇战绩和生产热忱；从列宁格勒、莫斯科保卫战到斯大林格勒保卫战〔197〕，从两年的冬季反攻到今年的夏季反攻，获得了举世称赞的辉煌战绩。我们也看到同盟国抵抗法西斯侵略的阵线的形成和进步：从罗斯福、丘吉尔大西洋宪章〔198〕的公布到苏英同盟、苏美协定的缔结〔199〕，到二十六国公约在华盛顿的签字〔200〕；从英美盟军在北非的反攻和胜利直到西西里的登陆。我们又看到全世界反法西斯统治的斗争的兴起和扩大：从欧陆被侵占国中反法西斯游击战争的发展到德意国内反法西斯的罢工示威和游行的兴起；从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的合作〔201〕到“自由德国”民族委员会的建立〔202〕；从美国、印度共产党合法地位的恢复或被承认到日本共产党领袖冈野进〔203〕同志的来延。三年来，同盟国反法西斯的解放战争是由危而安，转败为胜，由被动的作战转为主动的进攻。这种变化主要地倚靠于苏联红军和人民的两年抵抗和三次反攻，同时，也倚靠于英美同盟军在北非的胜利和在南太平洋的积极行动，倚靠于美国的巨大生产和盟国的战争动员，倚靠于中国抗战的坚持，尤其是敌后游击战争的发展。

现在，墨索里尼倒台了〔204〕，意大利法西斯党解散了，世界法西斯统治在其最薄弱的一处开始崩溃了，世界法西斯主义正走向死亡。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曙光已现，曾经猖獗一时的法西斯党徒及其第五纵队的死期是一天一天逼近了。不看见意大利法西斯党员的末路么？不看见德国第五纵队在意大利的抱头鼠窜么？这就是世界法西斯主义信徒的活榜样！这就是中国法西斯主义信徒的活榜样！

在国内方面，这三年来，我们依然是处在抗日战争的相持阶段中。三年来，有人以为苏德战争、太平洋战争既已先后发生，日寇今后不攻印必攻苏，决无余暇余力来打中国，于是便以消极抗战来暗示日寇不打中国，以积极反共来推动日寇移兵攻苏。可惜此计虽巧，日寇并不完全听话。日寇有日寇的国策。他虽赞成你消极抗战，毕竟你还未投降，而且武装也未解除，所以一有间隙，一有必要，他就要打到中国头上来了。他虽更赞成你积极反共，可是你尚未全面“剿共”，而且也无法“灭共”，所以日寇还得以其在华半数以上的兵力在敌后进行“治安强化运动”〔205〕，自己来“扫荡”八路军和新四军。

三年来，又有人以为太平洋战争既起，美英若不是很快地打败日寇，便要以大力来援助中国，如此，中国便可坐享其成。殊不知美英不能很快地战胜日寇，已为事实所证明。而美英援助中国，固为我们大家所切望，但他们生产不易，他们首先要援助那直接参战的部队和作战有效的地方，若作战迟疑、心怀二用的部队，必然会成为他们慎重考虑的对象。而且自从吴开先由宁奔渝〔206〕，两方特务勾勾搭搭，直到昨日日寇广播竟公开地提出条件诱降〔207〕，更不能不使同盟友邦有所顾虑。

三年来，还有人以为抗战只要能拖，就可拖到胜利。殊不知你要拖，敌人却不让你拖。敌人要在希特勒垮台以前，至迟要在太平洋决战以前，解决中国问题，这是很明显的，而这次公开诱降，主要的就是由于墨索里尼倒台所引起。不仅敌人不让你拖，就是国内情形也不会让你拖。许多军队不开到前线，不积极作战，士气能提高么？兵役制度不改善，军队待遇不提高，战斗力能加强么？财政经济政策不改变，官僚资本不打倒，贪污腐化不惩办，囤积居奇不肃清，财政经济的破产能避免么？人民自由不取得，人民生活不改善，劳动生产力不提高，官僚政治不肃清，排除异己的压迫政策不取消，抗战后方能够安定么？这些现象不改变或消灭，中国抗战的局面能拖到胜利么？我们的回答：要胜利，不是拖而是打！要胜利，不是消极的抗战而是积极的抗战！要胜利，不是国内的分裂而是国内的团结！要胜利，不是政治的压迫而是政治的民主！

三年来，更有人以为内政虽坏，只要特务统治加强，便可维持抗战局面到胜利。殊不知抗战是要争取民族解放、民主政治的胜利，决不是为的法西斯化的特务制度的胜利。如果特务统治加强，那只是为日本法西斯军阀的统治开道路，决不是为中国抗战的胜利开道路。

照这样，三年来，国民党当局中这些想法既都错了，那末，要争取中国抗战的胜利，还有没有办法呢？我们回答：有办法！办法就出在陕甘宁边区！办法就出在八路军、新四军和敌后抗日根据地！办法就出在中国人民的身上！办法就出在真正抗日的党派和军队中间！办法就在中国共产党，尤其是我们的毛泽东同志的手中！

谈到抗战，我们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三年来没有外来枪弹的补充，没有外来粮服的供给，没有外来医药器材的接济，全凭人民和自力更生，终年打仗，支持着这抗日的战略根据地，吸引着半数以上的在华敌人。八路军、新四军有了这种抗战成绩，就连敌人也不得不承认这是最坚强最可怕的抗日力量。这种抗日力量，难道还不值得全国其他愿意抗日的军队照样学么？凡是要想进攻和取消这种抗日力量的人，难道还不是亲日的第五纵队么？

谈到民主，三年来，我们党在边区抗日根据地，宣布施政纲领，实行人民普选的“三三制”〔208〕，实行保护人权财权政权的民主法令，实行减租减息、交租交息和合理负担的农村政策，实行十小时工作制，适当地改善工人生活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劳动政策，实行志愿兵制和民兵制度，实行正确的财政经济政策和文化教育政策，并允许任何外人在尊重主权、遵守法令的原则下，得在边区参加抗日工作，进行实业、文化和宗教的活动，由此做到各根据地的自给自足直到丰衣足食的地步。这种边区，这种抗日根据地，难道还不值得全国真正愿意实行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和民主政治的地方照样学么？凡是要想进攻和取消这种边区、这种根据地的人，难道还不是反民主、反三民主义的法西斯么？所以凡是真正抗日的党派和军队，凡是爱国的同胞，必定会不满意于现在国民党当局中对抗战的摇摆政策，对内政的错误政策，尤其是又抗战又反共的两面政策；必定会愿意同八路军、新四军做朋友结同盟，从边区根据地采取民主政治的经验，尤其会愿意同中国共产党结成真正的统一战线。

所以这三年中，在全中国人民面前，在全世界同盟国家面前，我们国中究竟那个是抗战积极的军队？那个是抗战消极的军队？那里是民主政治的区域？那里是反民主政治的区域？大家心里明白。而且不仅在心里，国内外的舆论，也已经表现出来了。

说到这里，我们就必须提到我们党在这三年来的伟大进步。我们党在这三年做了比过去二十年还要伟大、还有更多成就的工作。对全国说，我们党两度制止了内战的危机（皖南事变〔209〕和这次进攻边区的阴谋的揭露〔210〕），坚持了敌后最艰苦的游击战争，坚强了八路军、新四军的领导及各抗日根据地的撑持。因此稳定了沦陷区人民的抗日情绪和意志，维系了大后方对抗战前途的信心和希望。对国际说，我们党不仅预见三年来的国际事变而指出世界法西斯主义必趋死亡民主国家必然胜利的前途，并且也使同盟国家认识了中共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及其抗日根据地，才是真正反攻大陆日寇心脏的力量和基地。对全党全军全边区说，我们党领导的整风运动，收获了从来没有的思想上改造的成绩；精兵简政，收获了力量上巩固的成绩；统一领导，收获了政治上一致的成绩；拥政爱民，收获了党政军民联成一体的成绩；发展生产，树立了真正自力更生的楷模；最后，审查干部，使我们党达到了空前的巩固和团结。这一切成绩，是怎样得到的呢？是全党依靠人民的力量得到的！是全党团结在中央领导之下得到的！尤其有决定意义的，是全党团结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之下得到的！

有了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和指示，在这三年来许多紧急时机、许多重要关键上，保证了我们党丝毫没有迷失了方向，没有走错了道路。

没有比这三年来事变的发展再明白的了。过去一切反对过、怀疑过毛泽东同志领导或其意见的人，现在彻头彻尾地证明其为错误了。

我们党二十二年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贯串着整个党的历史时期，发展成为一条马列主义中国化，也就是中国共产主义的路线！

毛泽东同志的方向，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方向！

毛泽东同志的路线，就是中国的布尔什维克的路线！

同志们，我们有了这样的党，不应该骄傲么？我们有了这样的领袖，不应该骄傲么？但是国内有些反共分子，竟敢无耻高叫取消中国共产党，解散中国共产党，难道他们还不是日寇汉奸的第五纵队么？他们早不提迟不提，偏偏在现在公开提出。他们故意说共产国际解散〔66〕了，共产主义便不适用于中国，中国共产党便失掉靠山，中国共产党内部便要分裂了。他们这种鬼话，有人相信么？

共产主义是不适用于中国么？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可以适用于全人类，可以改造全世界，为什么中国会独独除外？反共分子所以要这样胡说，就是因为他们最怕我们用马列主义的照妖镜，在中国人民面前，照出他们第五纵队的原形。反共分子所以要这样胡说，就是因为他们最怕我们用马列主义的世界观，在中国人民面前，解释中国政治经济社会诸现象，指出中国革命的真正道理。我们敢正告反共分子：共产主义不但适用于中国，而且它经过我们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的运用和发展，已经和中国民族的解放运动、中国人民的实际利益结合起来，而成为在中国土地上生根的共产主义了。谁要想来摇撼它，谁就会自趋死亡。

中国共产党是失掉了靠山么？不错，中国共产党的产生及其发展，是得到了共产国际不少的指导和帮助的，但是中国共产党的靠山却不是共产国际，而是中国的人民。中国共产党是从中国劳动人民中生长起来的，它是存在在中国人民中间。我们党是群众的党，在今天，已有了八十万的党员，五十万的军队，并与近万万的群众在实际的战争的生活中血肉相连起来了。中国民族需要他，中国的人民需要他，谁能取消他、解散他？我们敢正告反共分子：中国共产党不仅不会取消，而且要永久地存在下去！在世界法西斯主义走向死亡的道路上，应该取消、应该解散的倒不是中国共产党，而是那些法西斯化的中国特务组织。

中国共产党的内部是要分裂么？反共分子一年到头日以继夜地梦想我们党会象他们一样，分成许多派系，于是遂制造许多谰言蜚语，想来中伤我们。殊不知我们党的组织是统一的，是基于主义的信仰、阶级的觉悟和革命的锻炼的，并有自觉的纪律来巩固他，决不同于国民党可以派别分歧，毫不统一。不错，我们党内曾经有过不少的错误，有过不少犯错误的分子，但是我们党正是在反对和克服这些错误的斗争中成长起来，党的思想才趋于一致，党的组织才趋于巩固。犯错误而肯改的人，自然会与党的正确路线复归一致。屡犯而不肯改的人，自然会被党所唾弃。陈独秀〔170〕、张国焘〔169〕还不是中共的创始者么？但当他们怙恶不悛，为党所开除的时候，他们何尝能分裂党，反而使党更加巩固了。这三年，我们全党的团结，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经过整风学习到干部审查，已达到空前巩固的程度。我们敢正告反共分子：中国共产党不仅不会因为你们的造谣中伤而分裂，反而会因为你们的阴谋破坏而更加警觉，更加团结，更加巩固起来！我们想，抗战愈艰难，革命愈向前发展，分裂的倒不会是中国共产党，而会别有所在，并且这种例子，历史已不止一次重复了。

共产国际解散，有一事却须要特别说明，即是中国共产党将要更负责地更独立地解决中国革命问题。

我们是坚持抗战到底的。我们认为只有用自己的力量才能将日寇赶出中国去！消极的抗战，两面的政策，必致半途而废，有招致投降妥协的危险。并且只有积极的抗战，才配争取外援，才能协同盟国取得战争的胜利。

我们是坚持国内团结的。我们仍然准备与国民党继续进行协商，共同消灭内战的危机，解决已经存在的问题。但这种协商必须是真诚的平等的互让的，而不应一面谈判一面磨擦，一面信使往还一面调兵遣将，一面讲团结一面又要取消解散我们。若国民党有人将国共合作看作国共合一，以为非逼不能就范，这就是内战的动机，决非团结的道理。

我们是坚持民主进步的。我们仍然希望国民党当局改变内政的错误政策，真正实行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我们也愿意在民主政治的基础上，与其他各抗日党派各抗日力量进行合作，以坚持抗战，以推动进步。

这就是我们党的方针！

同志们！我现在回来了。我要为这个方针，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继续努力，奋斗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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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的法西斯主义——新专制主义（一九四三年八月十六日）

　【题解】

这是一个报告提纲，收入本书时第五部分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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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一问题的提出和回答

自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开始抗战以来，党内党外，国内国外，对于蒋介石国民党亦即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统治的实质，多缺乏深刻的了解。只有毛泽东同志在抗战前就指出他的动摇性与被动性，抗战初期又指出他的妥协性与两面性，到今天更指出他的法西斯性。这些都是历史发展中的重要启示，而且有其时代意义的。因此，我现在便来讲中国的法西斯主义。

在这里，须先回答一些疑问。

有人问：为什么早不说蒋介石国民党是法西斯主义，偏偏现在来说？我们回答：抗战前一段时间里，我们的政策重心在争取他抗战，故强调其可变性与革命性，而只注意其动摇性与被动性就够了。抗战初期，我们的政策重心在争取他长期抗战，全面抗战，故强调持久战，强调团结、进步，反对投降、分裂、倒退，于是就要深刻地认识他的妥协性与两面性。等到现在，他的抗战作用日益减少，反动方面日益扩大，并且著书立说，出了《中国之命运》一书。这样下去，必致抗战失败，内战重起。故我们就要公开地揭穿其法西斯实质了。过去只是因他的发展还没有象现在这样坏，故未强调，并不是没有什么法西斯派。

于是又有人问：蒋介石国民党既是法西斯主义，为什么又能抗战呢？我们回答：毛泽东同志告诉了我们，他是买办的封建的法西斯主义。因为他带买办性，所以当日本帝国主义打进来的时候，他能依靠别的帝国主义去抵抗，并利用民族救亡高潮，起着抗战的革命作用。同时，他又带封建性，所以当同盟国家渐渐重视中国民族抗战的时候，他又回到复古的排外的思想上去，起着反动的作用。并且正因为他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所以对内总是反对人民，惧怕人民，压迫人民的。他的抗战是决不会彻底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必须争取和巩固自己在民族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决不能成为大资产阶级的尾巴。这一点，毛泽东同志在抗战前苏区党的代表大会上就警告了我们的〔211〕。

于是又有人问：法西斯主义是民族侵略主义，蒋介石国民党既还抗战以抵抗日本侵略者，为什么叫他做法西斯主义呢？我们回答：正因为这样，所以毛泽东同志叫他做中国的法西斯主义了。民族侵略主义是法西斯主义的一种特征，不是唯一的特征。季米特洛夫报告中讲的法西斯主义的四种特征〔212〕，除了民族侵略主义这一点外，中国法西斯主义都是具有的。蒋介石国民党在历史上在现在，都是向人民向劳动群众施行最残酷的进攻，以至于进行镇压革命的内战，实行疯狂猖獗的反动和反革命，成为全中国人民的死敌。只是因为中国已处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环境中，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无力对外侵略。至于他对国内各小民族，还不是充满了大汉族主义的民族优越感和传统的理藩政策〔213〕的思想么？即在对外，国民党还不是有人在提倡大中华联邦应该圈入安南、泰国、缅甸、朝鲜甚至南洋群岛么？季米特洛夫曾经说过，因各国历史社会经济条件不同，因各国民族特性及国际地位不同，所以法西斯主义的发展和法西斯专政本身，在各国所采取的形式也是不同的。斯大林也早说过，德国法西斯主义的出现是表明资产阶级的力量已经削弱，资产阶级在内政方面已经不能采用旧的国会制度和资产阶级民主的方法来维持其统治，因此，就只得采用恐怖的手段〔214〕。在一定意义上，我们不也可以用于解释中国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统治么？所以我们也可以说，中国的法西斯主义是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实际上就是蒋介石国民党和官僚资本公开的恐怖的专政，亦即特务统治。

于是又有人问：既是这样，为什么只反对国民党内的反动派，而不反对整个国民党呢？为什么只主张取消法西斯主义，而不提取消法西斯主义的头子呢？我们回答：这就因为以蒋介石国民党为代表的英美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尚存在，尚未走到只有反动性的一面的地步，因为他们的抗战旗帜尚未倒下，国民党尚能影响一部分虽然是日渐减少的人民，尚不敢公开以法西斯主义为号召（不仅因为抗战，而且也由于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软弱性而不能独立，因而也不敢公开承认）。故我们只反对国民党中的反动派，并不反对那些愿意抗战愿意民主的国民党员，并且还希望他们和我们一道去反对那些反动派。故我们只主张取消法西斯主义，并且还希望这些国民党员能自动地起来取消法西斯主义而真正实行孙中山的革命的三民主义。故我们只主张解散法西斯的特务组织，并不主张取消国民党组织。由于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法西斯主义日渐抬头，甚至于写出一本《中国之命运》，提出最反动的取消中共的主张，故我们今天乃必须强调中国法西斯主义的危险及其实质。这不仅对于中国人民是一种警醒和教育，首先对于我们党内也是一种警醒和教育，并且这是最实际的肃清党内对于大资产阶级的投降主义的思想。

于是又有人问：既是这样，蒋介石国民党的法西斯主义是否有它的思想体系、历史根源、纲领策略和组织活动呢？我们回答：有的。下面，我们就分段来回答这些问题。

二中国法西斯主义的思想体系

打着抗战旗帜、戴着三民主义帽子的中国法西斯主义，是有其自己的思想体系的。

蒋介石的哲学思想是极端的唯心论。他最喜欢引这几句古话：“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215〕同时，又强调“心”的作用，将孙中山的“吾心信其可行，则移山填海之难，终有成功之日。吾心信其不可行，则反掌折枝之易，亦无收效之期也”〔216〕的话，完全解释成为极端唯心论。于是他要消灭共产党，便装着“不诚无物”〔217〕的样子，很沉痛地说“不解决中共问题，死了也不瞑目”，其实这正是他“无物不诚”之处。于是他要取消边区，虽经过他在庐山谈话会〔218〕承认，经过行政院三三三次会议通过，他也可一手取消，这又是他“有物不诚”之处。

蒋介石提倡力行哲学〔219〕，其中心是要人民于不识不知之中，盲目地服从他，盲目地去行。蒋介石实行不抵抗主义的时候，要人民盲从他不抗日而安内。抗战初期，要人民盲从他片面抗战。现在，又要人民盲从他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其实，他在内战时，早夸下海口：“剿共失败，必将自杀以谢国人。”可是从来也没见他实行过。失败时要实行连坐法〔220〕，但也没“坐”到他头上。抗战前，他也曾夸下又一海口，说“我可以相信，如果有六十万以上真正革命军，能够绝对的服从我的命令，指挥统一，我一定有高明的策略可以打败这小小的倭寇”。可是，“八一三”上海战争绝对服从他命令的何止六十万，也没看见他有什么高明策略打败日本。而现在绝对服从他命令的嫡系军队更不止六十万，他反而倒要勾搭日本了。可见他的力行哲学，不止是唯心的愚民哲学，也是牛皮哲学，流氓哲学，与希特勒〔221〕如出一辙！

蒋介石在心理建设方面，强调“独立自主”。其实，他的买办性是依赖外力，最不独立的；他的封建性，有时候又发展为排外性，而非正确的民族自主。他强调诚，但他是最不诚的。从第一次国共合作到这次抗战合作，对苏对共对人民，也就是对革命对抗战，他都没有诚意。并且他讲诚，是要别人对他诚心诚意地盲从，他对别人却丝毫也没有诚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