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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伦理建设方面，蒋介石强调四维八德〔222〕的抽象道德。若一按之实际，则在他身上乃至他领导的统治群中，真是亡礼弃义，寡廉鲜耻！他们不给孙夫人居住自由，不给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养病自由，得苏联帮助而反苏，得共产党帮助而反共，得人民的帮助而压迫人民，满朝囤积、遍地贪污而不惩，通敌叛国、走私吃饷而不办。抗战不勇，内战当先，还谈什么忠孝！捆上疆场，官逼民反，还谈什么仁爱！抗战业已六年，还和日寇勾搭，对德既已宣战，还有信使往还，这那能说到信义！挑拨日本攻苏，飞机轰炸民变，这那能说到和平！所以他这套唯心主义的道德观，都是虚伪的。同时，也是以此惑人，要人民对蒋介石国民党实行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好便利他的压迫和进攻。

蒋介石的历史观，是一套复古的封建思想，反映着浓厚的传统的剥削阶级意识。在《中国之命运》中，有所谓“孟子起而以孔子之道定义利王霸之分，……辟杨墨，正人心，由此遂奠定中国三千年来一脉相传的正统思想之基础”的话，故《皇朝经世文编》及陈弘谋《五种遗规》两书〔223〕乃得大用。

蒋介石的民族观，是彻头彻尾的大汉族主义。在名义上，他简直将蒙、回、藏、苗等称为边民，而不承认其为民族。在行动上，也实行民族的歧视和压迫。

蒋介石的国家观，是伪托民族国家或全民政治之名，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一党专政之实，更确切地说，是新专制主义的个人独裁，是法西斯主义的特务统治。他之所以走到这一步，就是因为他愈觉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之软弱无力，他就愈不敢采用资产阶级的民主方法，甚至连一党的专政也不敢采用，而愈要采用恐怖的手段，实行特务的统治和个人的独裁。

蒋介石的战争观，是唯武力主义。它是近代中国传统的军阀思想（曾、胡、左、李的湘、淮军传统思想〔224〕）和拿破仑〔225〕的武力统一思想的结合物，所以又叫做新军阀主义，也就是新专制主义。因为他唯武力是尚，所以他对外认为不能单独抗日，必须依靠外援。他公开说：“（日本）不仅是十天之内，三天之内他就可以把我们中国所有沿江沿海的地方都占领起来，无论那一个地方，西边不仅是到重庆，而且可以到成都；南边不仅是到广东，而且可到梧州、邕宁。”“他（指日本）要发一个号令，真是只要三天之内，就完全可以把我们中国要害之区都占领下来，灭亡我们中国。”“我们有什么东西可以打他？不仅是没有武器可以打他，就是我们的经济，我们的教育，我们的政治，这些作战的条件，有那一项是具备可以同他现代国家作战呢？”因此，他的抗战国策，早就定在日本“现在陆军的目标是苏联，海军的目标是英、美。日本为要吞并我们中国，而须先征服俄罗斯，吃下美国，击破英国”的上头。但现在日本既未征服俄罗斯，又不能吃下美国，反倒压在中国头上，于是他便着急起来，一方面消极抗战，保存实力，以便内战，另方面便要与日本勾勾搭搭了。因为他唯武力是尚，所以他对内坚持武力统一，主张“军主政治”。他统治十八年，从一九二六年“三二○”事变〔226〕直到今天，他几乎无一年不在战争中，而且无一时不在打内战的主意。北伐前有“三二○”，北伐后有宁汉分家，宁汉合作〔227〕。内战中有党内战争，党外战争。抗战中又有削除异己，进攻中共的军事行动。

蒋介石的政党观，是要全国各党各派都统一溶化于蒋记国民党、蒋记三青团之内。他公开说：“中国国民党是国家的动脉，而三民主义青年团是动脉里面的新血轮”；“中国国民党如能存在一天，则中国国家亦必能存在一天，如果今日的中国，没有中国国民党，那就是没有了中国。……简单的说，中国的命运，完全寄托于中国国民党”；故“成年的国民务须加入国民党，青年的国民，只有加入青年团”。这是最露骨的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的思想的自白了！但是他居然还假惺惺地说：“我对于中国的各种思想与组织，只要他不割据地方、反对革命；不组织武力、破坏抗战；只要他对于国家民族和革命建国真有利益；我不但没有加以妨碍的意思，而且希望他亦能发展，亦能成功。”不要说中共及其领导的武力和边区是抗战的，是革命的组织、武力和政权，就连其他党派既没有武力，也没有政权，为什么也是一点自由没有，而且到处受压迫，更不要说“发展和成功”了。甚至国民党内其他派系，尤其是真正奉行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孙夫人，还不也是不自由而受压迫么？所以国民党也好，三青团也好，都是蒋记的，早已不是孙中山改组时的国民党，也不是思想自由或各派共存的国民党了。

蒋介石对人民的看法，完全是以之为牛马的。所以他强调孔子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话，要人民听话守法，任凭剥削，随他统治。所以蒋介石口中的民权主义，实是党权高于一切，早就没有民权。各级参议会、新县制等，都是粉饰门面的欺人摆设。进一步说，连党权也不是，还是军权高于一切，特务高于一切吧！

最后，蒋介石的经济思想，也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地主买办思想。他一方面侈谈工业化的计划经济，另一方面又憧憬于《礼运》大同之篇〔228〕，所以实质上他是在民生主义的幌子下，存在着最落后最反动的封建经济买办经济的思想，也就是农业中国工业外国的思想。他这种经济思想，不仅不能解决民生问题，而且必然地使中国经济更加破产，人民生活更加痛苦，中华民族更难脱离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经济地位。

从蒋介石这一切思想体系中，我们只能看出中国法西斯主义，决看不出孙中山的革命的三民主义。孙中山的思想中的唯心观点、消极因素，被蒋介石拿来发展成为他今天的思想体系；但孙中山的思想中还有某些合理的因素，更多的革命观点，尤其在他晚年接近了共产党，采取了俄国革命的某些办法后，他的三民主义便成为革命的三民主义了。而蒋介石主义，却是另一套东西，只能成其为中国的法西斯主义。

三中国法西斯主义的历史根源

蒋介石及其统治集团的法西斯主义，是有他们的历史来源的。蒋介石常夸称他是孙中山的信徒、学生，其实他早已不走正路，已经背叛过一次，现在又一次要背叛孙中山的革命的三民主义呢！

毛泽东同志指出，中国的法西斯主义是买办的封建的法西斯主义。具体说来，就是官僚资本（资本、土地、工具集中在极少数的官僚财阀手里）与特务制度的结合。在蒋介石身上，便是军阀、交易所老板和流氓头子的结合，他是集古今中外反动之大成的。

我们从蒋介石及其统治集团来看，蒋出身于封建家庭。辛亥革命〔147〕，他一出手便在军阀张宗昌〔229〕之下当排长，奉陈其美〔149〕之命杀了浙江革命党魁陶成章〔230〕，而窃取了浙江光复的革命果实。这时，孙中山是以革命党和新军、会党的结合而成功，而陈其美、蒋介石却以流氓的行径，造成革命党的初期分裂，造成辛亥以后直到现在上海滩上在帝国主义庇护下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与帮会相结合的流氓政治的始基。

一九一七年到一九二○年，蒋介石、戴季陶〔55〕、陈果夫〔180〕结帮卷入交易所的投机浪潮中。后来这种传统，更为孔祥熙、宋子文及其他人物所发展。于是，这一买办集团，遂成为统治后二十年中国的核心。虽然蒋介石在广东也反对广东的英国买办，可是戴、陈留在上海，一开始便反对孙中山的联俄、联共、联工农的三大政策，而蒋介石一到长江流域，便投入江、浙大资产阶级的怀抱，首先揭旗反苏、反共、反工农。所以蒋介石对孙中山的三大政策，从未真正承认，也从未真正实行过。

蒋介石虽曾一度组织黄埔军校，指挥北伐，但他的军阀思想和投机思想却与他“参加”革命相随而来。即在去苏联考察时，他所真正崇拜的，也不是苏俄革命，而是拿破仑征俄。在办黄埔之初，他是反对苏联顾问的，等到得到苏联军火帮助，他又高叫第三国际〔66〕是世界革命的大本营，中国应该服从第三国际的指挥。然而不久，三月二十日围攻苏联顾问在广州的东山住宅的，也就是他。他办黄埔，不是以革命的战略战术思想教育学生，而是以《曾胡治兵语录》〔231〕及《拿破仑传》为之先的。他领兵东征，便与许崇智发生地盘的争执。他赶走汪精卫，更是军阀行为。他率兵北伐，对待各军，更是排除异己，拥兵自私。所以，不待宁汉分裂，他已经发展起新军阀的思想和行为了。不过当他在革命队伍时，他还是挂革命招牌，利用人民以增大自己的力量和影响。等到一旦反革命，他便成为直接屠杀人民的刽子手了。而他所领导的集团，也是亦步亦趋地跟着他走。

十年内战，便是他这个军阀、交易所老板和流氓头子的具体表演。不论是对国民党的党内斗争、党内战争还是“剿共”，他都用了这一套手法，并且从德、意、日那里学到了法西斯主义的新法宝。十年中，他派了不少的黄埔学生去学，并请了德国将军塞克特、柏林警察总监白朗堡和德国特务人员直接来教。

从西安事变〔232〕到抗战六年，他更是精彩地表演了这一套手法。不要忘记蒋介石代表的那部分半殖民地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两面性的革命性一面，但更不要忘记他那反动性的另一面，而且这一面他愈玩愈精。有了十年内战的经验，所以他在这次抗战当中，居然敢演局部的内战，同时又能见风使舵，故作悬崖勒马的惊人之举。不过，我们不要为他迷住，戳穿这套西洋景，也就没有什么奥妙。毛泽东同志的革命的两面政策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原则及针锋相对的办法，便是最好的对策。

四中国法西斯主义的政纲和策略

蒋介石虽标榜三民主义，但他在大革命时，并未诚意地实行过三大政策。在内战时，更将三民主义丢之脑后。抗战初期，又曾标榜过抗战建国纲领〔233〕，实际上只是骗人，并且将其中条文解释和实行成为反全面抗战、反共、反民主的东西，于是就造成法西斯的纲领，而决不是三民主义的抗战建国纲领。

这纲领我们可以为它归纳成为十二项：

一、实行消极抗战，准备对日妥协；

二、背叛孙中山三民主义，接受德意日法西斯主义，反对苏联社会主义，排斥英美自由主义；

三、通敌反共，破坏抗战，利用外援，进行内战；

四、压迫各小党派，欺凌少数民族，不顾华侨痛痒，漠视灾民苦难；

五、凭借武力，削除异己，组织特务，篡夺党权；

六、摧残民权，剥夺自由，利用保甲，实行独裁；

七、依靠官僚资本，实行独占经济，提倡商业投机，破坏工业生产；

八、滥发法币〔234〕，抬高物价，垄断民生，剥削劳动；

九、集中土地，损害民食，捆绑壮丁，损伤民力；

十、放任贪污，强征捐税，纵容走私，任意检查；

十一、焚书坑儒，荼毒青年，威迫利诱，斫丧人格；

十二、紊乱法纪，败坏道德，摧残文化，毁灭民族。

中国法西斯主义的这十二条纲领，当然不是公开宣布的，也永不会公开承认的。不过，在实际上，它是一条一条一项一项在实行，而且只有比这多，不会比这少。这就是中国法西斯主义之软弱处，也正是它的无耻和卑怯处。蒋介石国民党拿着这样纲领在实行，如何能将抗战领导到胜利？无疑地，要将中国领导到分、到烂、到乱、到垮，将抗战领导到失败。

我们共产党是坚持抗战团结和民主进步的，我们决不容许抗战失败。我们必须如毛泽东同志所说，加强领导权的争取，这首先就必须壮大和巩固自身的力量，然后才能有力地领导别人，制止中间分子的动摇，孤立顽固分子，而坚决地实行我们的抗战十大纲领〔115〕和“三三制”〔208〕的施政纲领。

讲到策略，中国法西斯主义的策略是依其纲领的方向，依照蒋介石国民党所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两面性而灵活运用的。

如对日的一打一拉，以冀走向有利的妥协。

如对英美的哄吓兼施，以冀得到外援便其内战。

如对苏的冷冷热热，以冀达到为它牵制日本，便其解决内争的目的。

如对地方势力、各小党派威迫利诱，以图达到离间我们、孤立我们便其各个击破的目的。

如对民族资本家、开明士绅和国民党元老时好时坏，来看他们是否对统治者怀有贰心。

如对进步的文化人、知识分子以及学生明压暗勾，以逼其离开我们，反对我们。

如对工农劳动大众监视侦察，隔断其与我们的一切来往。

最后，对待我们，则一切以消灭我们为中心，而其策略亦时软时硬。不过软的只是敷衍一时，决非真正好转，同时，也是为下一步硬的做准备；在硬的做不通时，也可暂时软一下。论时期，在内战时期，蒋介石对我们是硬打、硬捉、硬杀。但“九一八”前后，他也采取了一些软的辅助办法，那就是自首政策、内线政策等。抗战后，表面上转向团结，但是先暗斗而后明争，这时候，蒋介石国民党的反共便由限共、溶共而转到取消共产党。他的特务政策，也与这三时期相适应。我们如不了解蒋介石国民党反共的一贯性，便不能对他有高度的警觉和适当的斗争。同时，我们如不了解他反共政策的发展与变化，也就不能对他有适当的分析和认识，来分别对待。

五中国法西斯主义的组织和活动

中国法西斯主义是有它的组织的。它的组织寄生在国民党内而篡夺了党，寄生在三青团内而统治了团，寄生在军队中而管制了军队。这就是特务组织。

特务组织有三个系统：

第一个系统是在国民党内，那就是CC〔180〕。他胚胎于一九二六年，创始于大革命失败后，以中央调查统计局为其灵魂和核心。从中央直到地方有调统局、调统室。CC的势力也就是特务的势力，笼罩全党，伸入到全国的民政系统、教育系统，伸入到全国部分的建设机关、交通机关、财政税收机关、银行机关（如交通银行及某些私人银行）和救济、华侨、妇女团体。他掌握着文化宣传机关和出版事业。宣传方针以反共为第一。国民党经费，一九四三年度预算为二万万八千四百万元，大部分是用在特务的党务活动上，而特别费并不在内。

第二个系统是在三青团内。那就是以复兴社为前身而转成今日三青团内的特务组织。复兴社胚胎于孙文主义学会〔140〕和黄埔军校同学会〔235〕，创始于“九一八”后之力行社，后改复兴社，至抗战初并入三青团，而康泽〔236〕所领导之别动队及特训班加入进来，成为三青团的特务灵魂。

第三个系统是在军事系统内，那就是政训处和军委会调查统计局。贺衷寒的政训处有一批军队特务，连军官都厌恨他们。军委会调查统计局是戴笠一手组成的，创始于一九三二年，初期为戴笠复兴社之特务组，现在羽毛丰满自成一系了。军统局的组织最庞大，人、钱均多。军统局本身分处，下分区、站、组、队。他的组织触角最广，军队中有军令部第二厅直属的各级情报参谋，军事机关中有调统专员，边区有军事督导组，保安团队中从保安处长、第三科长直到下层情报人员，全国的整个警宪系统除少数几省外，都在其控制之下。全国整个税收系统，有其缉私队和检查处来管。全国交通机关，有其监察处和检查站来管。国内外外交系统乃至武官情报人员，都归其管辖派遣。全国经济系统有其稽查和特工人员。敌伪沦陷区工作归其管理。破坏我军、我区的军事行动和情报工作，也归其布置。与CC平行进行。

于此可以看出，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已成一特务统治的世界，而且国民党特务还与日特、伪特勾结在一起。从组织和活动上看，他们也是最反动、最野蛮、最黑暗、最残暴的。

但是，今天的世界究竟不同了，世界法西斯主义正走向死亡，中国法西斯主义决难独存。中国的抗战有它胜利的前途，中国人民有他自己的解放道路，尽管蒋介石国民党要将中国引向法西斯道路，但中国人民一定会懂得和愿意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教育，脱离中国法西斯主义的影响和圈套，而走上光明的道路。

中国决不是法西斯主义的！

中国一定是新民主主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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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党的“六大”〔16〕的研究（一九四四年三月三日、四日）

　【题解】

这是在延安中央党校所做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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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同志们：近半年来，大家都在学习两条路线斗争问题。在学习大革命时期的文件中，大家对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看法有很多争论，而且争论得很热烈。这是启发思想的一种争论。党内思想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解放。这是毛泽东同志领导整风学习的结果，是思想上很大的进步。

我参加了“六大”的工作，是当时的主要负责人之一，按理应当比别人认识得更清楚些。我觉得，研究“六大”要有合乎历史实际情况的眼光，要有今天整风的思想方法，两者缺一，就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对“六大”的历史情况，有些我已经记得不很清楚了，有些我已经忘记。现在在延安还有十个同志参加过“六大”，我同有些同志谈了一下，不过没有都找到一起对一对。我分六部分来讲，先说事实，事实是对的，就说对，不对的，就说不对，结论放在后面。

一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和前途

讲到中国革命的性质，今天似乎是老生常谈了，因为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中，已经讲到中国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可是在“六大”时，这却是个很严重的问题。什么叫革命性质？革命性质是以什么来决定的？这些在当时都是问题。后来才知道：应以革命任务来决定革命性质，而不是以革命动力来决定革命性质，这个问题还是一个新的问题。本来，在共产国际第七次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237〕上已经确定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民权革命，更早，在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238〕也提出过。中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可是又要反对资产阶级，这在当时就成为很难理解的问题，虽然俄国一九○五年的革命〔239〕就是这样的，但我们没有很好地研究。当时无论从莫斯科中山大学〔240〕或从西欧回来的同志又都轻视理论，所以对革命的性质问题搞不清。在今天看来是很幼稚的问题，但在当时却是严重问题。共产国际第九次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241〕的精神刚传到中国，我们都去出席“六大”。开会之前，斯大林同志找我们谈话。他主要谈两个问题，一个是中国革命的性质，一个是革命的高潮与低潮。他指出，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是“不断革命”，也不是社会主义革命，并以俄国的二月革命〔242〕为例说明。这样，我们才懂了。“六大”前，中国党是不懂这个问题的。从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到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承认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陈独秀的机会主义的观点，认为资产阶级革命是资产阶级领导的，无产阶级不是领导而是帮助资产阶级，是替资产阶级抬轿子的，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革命中不要争取领导权；认为帮助资产阶级革命成功，无产阶级可以得到自由、八小时工作制，以后再搞自己的无产阶级革命。这种观点实质上是旧民主主义的，是十八、十九世纪的西欧资产阶级革命的观点。用这种观点来看中国革命，领导权问题就很久得不到解决。关于参加国民党〔2〕的问题，当时有争论。有的主张参加，这是对的，但认为参加进去只是帮忙，又是错的。另外，张国焘〔169〕开始是反对参加，后来又主张至少产业工人要留在外面。他不了解广大工农群众参加进去，可以改造国民党，争取领导权。在党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彭述之〔179〕认为领导权是天然地落到了无产阶级身上，是“天然的领导权”，不用无产阶级去争。这就是没有看到资产阶级在争领导权。所以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后，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蒋介石来了个反共〔226〕，我们毫无准备。一九二六年冬的共产国际第七次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的精神传到中国时，资产阶级已经叛变。我们党开了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才承认了领导权要争，批评了天然领导权的说法。但争的方法是到处贴标语，喊口号，说要争领导权。这只是空的，没有实际意义。另外，有一个中国革命非资本主义前途的问题，在共产国际也发生了争论。托派认为在武汉时期就要组织苏维埃，把工会变为政权，推翻武汉政府。这是把俄国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的经验搬到中国来。斯大林同志和共产国际的多数同志则认为我们应在武汉政府中夺取领导权，而不应马上和武汉政府分裂。虽经斯大林同志的反对，托派在共产国际第八次执委会〔243〕上还是提出了他们的意见交大会讨论。当时曾在中国工作过的印度人罗易、法国人多里欧〔244〕都同意托派的意见。陈独秀虽然没有公开同意托派的意见，却认为共产国际的决议是错的，但又没有组织工农与武汉政府破裂。及至武汉政府叛变后，托派主张中国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陈独秀〔170〕则受了这个影响。那时，共产国际派罗米那兹〔245〕来中国。罗米那兹认为中国是“不断革命”，说中国是民主革命，但一直发展下去就是社会主义革命。他说广州时期是四个阶级联合，武汉时期是三个阶级联合，南昌起义〔246〕时只有工农，是两个阶级，中间不经任何停留，不经任何阶段，一直发展下去，就是社会主义革命。这是与托派调和的论调，实质上是托派的观点。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中央扩大会议〔247〕接受了这种观点，认为当时虽不是社会主义革命，但一直发展下去就是社会主义革命。罗米那兹的意见，在我们党员中间是有影响的。

当时之所以搞不清中国革命是民主革命，是因为：第一，对什么叫革命性质，革命性质是以什么来决定的搞不清；第二，中国党历史上没有从理论方面搞清这个问题；第三，国际上托派的影响以及同托派调和的观点的影响。这些问题都须要“六大”解决，“六大”正确地解决了这些问题。为什么在决议中写得这样简单呢？因为当时在党内已经有宣传：中国革命现阶段的性质是资产阶级的民权革命，如认为中国革命目前已转变到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这是错误的；同样，认为中国现在的革命是“不断革命”，也是不对的。

讲到革命任务，就要联系到性质、动力等问题。任务是反帝反封建，建立工农民主专政。这个问题当时讨论过，工农民主专政是包括小资产阶级在内的，并不是将小资产阶级除外。以工农民主专政的政权，实现反帝反封建两个任务，基本的力量是依靠工农。这个政权是反对资产阶级的，但不是消灭资本主义。这个性质和任务的确定，基本上没有错，但不如毛泽东同志后来概括的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明确。这个阶段是很长的。毛泽东同志分析，中国自鸦片战争后就开始旧民主主义的革命，自“五四”以后是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六大”提出中国革命的十大要求〔248〕，就是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党纲。当时详细的党纲还产生不出来。详细的党纲应该有两部分，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恰巧那时通过了共产国际纲领，就作为我党的最高纲领。“六大”的十大要求是我党在民主革命阶段中的纲领，也就是民主革命阶段的战略任务。作为战略任务来看，十大要求没有什么不妥的地方。作为策略任务来看，有些就不妥当。如第一条，反帝，是对的。第二条，没收外国资本的企业和银行，是对的，但策略上不一定采取强力没收的办法。第四条，推翻军阀国民党政府，现在抗战时期当然不提，但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程中，要使革命彻底胜利，必须推翻它，这是不言而喻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就是人民大众的胜利，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权是不能存在的。第五条，关于苏维埃，不管名词是否妥当，但苏维埃是工农代表会议，它与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度是有原则区别的。列宁说苏维埃政权不仅可以用于资本主义国家，而且可以用于殖民地国家〔249〕。毛泽东同志发展了这种思想，把它发展成为中国的代表会议制。这种政权是一元化的，不是两权并立〔250〕的。我们现在实行的“三三制”〔208〕就是各级代表会议制，是真正的民主制度。关于实行八小时工作制，是战略任务，今天在边区还实行十小时工作制，是策略问题。关于发给士兵土地，过去认为是很难实现的，今天在南泥湾就实现了。关于联合世界无产阶级和苏联，没有提到被压迫民族的问题，当然是缺点。十大要求基本上没有多大错误，就是将来到“七大”，也不会有多大的修正，不能只以抗战时期为限，因为抗战时期是民主革命的一个阶段。

关于非资本主义前途的问题，现在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将来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六大”作了原则的决定。至于怎样转变，要看我们将来力量是否占优势和革命发展的程度而定。不能犯急性病。这与后来李立三同志〔65〕的意见完全不同。李立三同志认为只要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就可以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了。关于这个问题，毛泽东同志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讲得很清楚。

但“六大”对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前途的决定中也有缺点，这就是没有把中国的情况搞得很清楚。共产国际第九次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已经指出了中国革命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六大”时本来可以对这点做具体的研究，但做得不够。什么是中国的情况？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上农业占主要地位，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社会是两头小中间大，政治上是军阀战争，国家的不统一，历史上有不断的农民战争如太平天国等。如果分析了这些问题，就可得出中国革命的主要特点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的结论。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都是这种思想，认为殖民地问题就是农民战争问题。在中国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条件下，农民革命战争是可以长期存在的。当时我们不理解这个问题，没有把不平衡的问题同农民战争联系起来，对中国革命的长期性估计不足。

二中国革命的动力和阶级关系

“六大”时阶级阵营有了新的分化，帝国主义、军阀都是反革命，资产阶级分化到反革命方面。大革命时，民族资产阶级是反对北洋军阀的，带有革命性。大革命失败，蒋介石同帝国主义勾结，同买办资产阶级勾结，并同江浙的财阀南四行〔251〕勾结，在上海、广州屠杀革命的工农〔252〕，所以共产国际第九次扩大会议指出当时的反革命是三个：帝国主义，封建势力，资产阶级。在革命的方面也有分化，城市小资产阶级动摇，有的跑到改组派〔39〕与第三党〔253〕方面。反映到党内，党员有的脱党，有的畏缩，有的则拼命、发狂。因此革命的力量主要依靠工农，当然也不是把小资产阶级除外。共产国际第九次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说中国向两个极端急剧分化，中间阶层是动摇的。毛泽东同志在井冈山给中央的报告中也指出主要是依靠工农。当时，在城市主要依靠先进的工人，一般的大多数的工人也有些畏惧；在农村，农民也有畏惧的；城市小资产阶级（小业主、小商人、学生等）也是畏惧的。“六大”把资产阶级算成反革命，但没有主张消灭资本主义。主要依靠工农，这是对的，不能把城市小资产阶级看成是革命的主要力量，否则便会使我们的思想混乱。但“六大”对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认识是不清的，虽然承认城市小资产阶级的革命作用，在动力上又认为只有工农，小资产阶级被除掉了，把当时某些上层小资产阶级分子参加资产阶级反对派，误认为全体小资产阶级背叛革命，因而在策略观点上错误了。

“六大”对反革命方面没有分析，特别是对民族资产阶级的认识与共产国际第九次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不同。共产国际第九次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认为反革命内部有矛盾，可以利用。“六大”则把这一点翻过来，认为他们虽然有矛盾，但反共是共同的，因此他们的矛盾无法利用。这种认识是错的。毛泽东同志说，把敌人看成铁板一块，这是关门主义的分析方法。事实上，南京政府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府。另外还有不满意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对派，这是当时的第三营垒。这个第三营垒不是动摇于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中间力量（这在当时的情况下是不可能的），而是统治阶级营垒中的反对派，是政府的反对派。第三营垒开始是改组派，以后改组派跑进政府，又有史量才、杨杏佛〔254〕等代表人物。蒋介石和汪精卫在一九二八年三四月本来要一起回南京，桂系反对汪精卫，汪精卫被阻在上海反桂系、反胡汉民，那时蒋、汪的矛盾不明显，但他们之间是有矛盾的。毛泽东同志的分析是正确的。

“六大”对农村阶级关系的分析基本上没有错，但不象毛泽东同志说的那样明确。“六大”决议中说对地主是没收一切土地，对富农不要故意加紧反对，在雇农反对富农时，我们要站在雇农方面（这同后来的加紧反对富农是不同的），但对小地主、富农没有进一步分析。

大革命时是四个革命阶级（无产阶级，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中，这四者有区别：无产阶级是领导阶级；工农是基本的革命力量；小资产阶级有动摇性；资产阶级有两重性，有时参加革命，有时反对革命。大革命时，有些带买办性的资产阶级也投机参加了，这是国共合作初期的国民党右派，不能算作革命的动力。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在反北洋军阀时是革命的，但也有软弱性，他们同帝国主义封建势力有联系。

武汉政府当时不是工农小资产阶级的政府，还有谭延闿〔160〕、孙科〔255〕、唐生智〔256〕等代表地主资产阶级的人物坐在政府中，汪精卫则是代表资产阶级的。当时我们应把改变武汉政府为工农小资产阶级联盟当作努力的方向，当时实现这一种方向也是可能的。共产国际〔66〕把国民党看做阶级联盟，内分左、中、右三派，右派是大资产阶级，中派是民族资产阶级，左派是工农和小资产阶级，包括我们党。但是那时我们党内的机会主义者却把我们从左派划出来，叫共产派，没有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在国民党中改造国民党，争取领导权。

现在我举出几个典型人物来研究一下。

（一）胡汉民〔54〕。他是彻头彻尾的右派，是买办阶级的思想。他在广东时反对工农很厉害，反对农民组织武装队伍，站在机器工会〔257〕方面反对工人群众。他下面的大将有吴铁城〔258〕、马超骏〔259〕、古应芬〔176〕。刺廖仲恺〔4〕便是他的弟弟胡毅生〔260〕干的，而他知道。

（二）蒋介石。他在大革命时主要是买办资产阶级的思想，但也不否认他有一点民族资产阶级的思想。在一九二四年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时，蒋介石的民族资产阶级性多些，是中派，但与地主买办资产阶级有关系。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到“四一二”这期间，群众起来，他便反共。一九二六年“三二○”事件时他的立场已转到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方面，变为新右派，其灵魂便是戴季陶〔55〕。“四一二”〔26〕后他便成了反革命，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在表面上却仍以民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进行欺骗。

（三）汪精卫。他在大革命时主要是资产阶级的思想，虽有时很“左”，却不赞成没收地主土地，对工农有戒心。汪精卫在大革命初期并不积极，孙中山曾说：精卫、展堂已不能代表俄国式的革命〔261〕。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宣言，是孙中山先生委托鲍罗廷〔168〕起草，由瞿秋白〔262〕翻译，汪精卫润色的。孙中山先生逝世后，汪精卫乘机积极起来，在广东又被选为国民党和国民政府主席。一九二七年汪精卫由俄国回来，并没有想反蒋。他一到上海，蒋介石就找他开会。这时陈独秀找他写了个“汪陈宣言”〔263〕，此事被蒋介石知道了，汪精卫又想不发表，而报馆已上版来不及抽回。第二天汪精卫又去开会，吴稚晖〔264〕在会上大骂，汪精卫一怒，拔腿就跑到武汉去了。就这样他成了左派的领袖，大叫革命的向左边来，这完全是投机的。抗战期间他投降日本侵略者，成为卖国贼。

（四）廖仲恺。他是民族资产阶级的激进的代表，没有买办性。他是华侨，但不大富有，对帝国主义很仇视，反对封建势力，同情农民减租减息，但对工人反对中国资本家却采取调和的态度，对反对外国资本家则是赞助的。在黄埔军校〔118〕，当我们青年军人联合会〔157〕反孙文主义学会〔140〕时，他采取调和的态度。他是激进的资产阶级革命家。

（五）邓演达〔146〕。他是小资产阶级的激进的代表，赞成土地革命，能与我们长期合作，是国民党中的左派。开始他相信无政府主义。当他从苏联回来，在讨论土地问题时，他和毛泽东同志的意见一致。他积极主张摧毁封建势力。他是农村出身的知识分子，与军队有些关系。在武汉时，若以邓演达为中心，不以汪精卫为中心，会更好些，而当时我们不重视他。大革命失败，他很苦闷，同俄国顾问一起走了，后来回国组织了第三党。虽然他在思想上是反对我们的，应该批评斗争，但在策略上应该同他联合。这人的人格很高尚，对蒋介石始终不低头。在“九一八”以后，蒋介石把他杀了。

在阶级关系的分析上，过去我们的缺点，一是公式化，一是定型化。所谓公式化，是教条地搬用俄国一九○五年反对沙皇和资产阶级立宪民主党的公式到中国来，对中国的资产阶级特别是民族资产阶级不能正确地认识，不能分析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把中国的小资产阶级看成与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的小资产阶级一样。所谓定型化，是把人定死了，不懂得人是会变的。蒋介石代表过民族资产阶级讲话，但不能把蒋介石的叛变看成整个民族资产阶级的叛变。对汪精卫也一样。看不到中国的阶级关系的复杂与变化，这是错误的。第三党是代表小资产阶级的。一九三○年邓演达回国后，曾找我们谈判合作反对蒋介石，可是我们没有理睬他，这是不对的。

至于大革命失败后，是否还可以用国民党和三民主义的旗帜问题，我也讲一下。假如邓演达没有走，仍与他合作，是还可以用国民党旗帜的。但在南昌起义之后，只有共产党是革命的，国民党叛变了，这时再用国民党和三民主义的旗帜，就会使群众的认识发生混乱。对三民主义不革命的方面应该批驳，对三民主义革命的方面应该保留下来，而我们当时却是对它全部否定了，没有给以历史的科学的分析。

三大革命的经验教训

“六大”开会时，革命正处在转变关头，当时对许多问题是有很热烈的争论的，如对过去的主要错误机会主义、盲动主义的认识等。但时间不够，大会总共开了十天，接着就开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没有象现在我们为开党的“七大”做准备这样多的时间。会上没有解决的问题，决定组织专门委员会来解决。当时组织了研究秋收起义〔265〕、南昌起义、广州起义〔266〕三个委员会，由共产国际东方部领导。可是许多代表已经回国，事实上也研究不出什么东西来。“六大”是把一些基本问题提出来了，做了结论，但因为研究不够，不能抓住问题的本质和中心，把问题平列了。

第一，对机会主义的分析。虽然指出了它是大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但没有抓住要点。布哈林〔267〕在大会上的报告，对机会主义的错误曾指出以下三点：一、中共在与国民党合作中没有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二、对同盟者不敢作正面的批评；三、动员群众的力量不够。这三点是机会主义的错误，但当时的情况也并不完全如此。从整个大革命的过程来看，特别是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二六年中，党的两次中央扩大会议都强调了我们组织上的独立性；对国民党的批评是有的，甚至有些批评是不恰当的；群众是动员起来了，在一九二七年初，我们就组织了二百万以上的农民协会会员，以后更多，工人有工会及纠察队的组织，从毛泽东同志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也可看到群众是动员起来了。只有武汉时期，机会主义者才说群众运动过火了。当时是群众革命运动的高潮，是历史上空前的，就是在抗战期间也没有过。所以，虽然这三点是机会主义的错误，但大革命的失败，主要是没有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在国民党、政府、军队中争取领导权，搞土地革命，以武装斗争为中心。共产国际第八次全体执行委员会议对中国问题的决议包括这四点：改造国民党使工农分子大批参加进去，这就是争取党权；把农民协会变成为乡村的政权，这就是争取政权；组织七万军队，其中要包括二万共产党员，这就是争取军权；再就是要没收土地，搞土地革命。共产国际在没有把这个决议送来之前，先用电报把这四点告诉了共产国际驻中国的代表罗易。罗易收到这个电报后，不给我们党中央看，却拿给了汪精卫。汪精卫看了后大怒，骂共产国际有阴谋。罗易这种叛卖阶级的行为是和十月革命前夕加米涅夫的行为〔268〕一样的。后来中央也知道了这个电报的内容。这时离国共分裂还有两个月，如果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努力去做，还不失时机，但当时中央不重视这个指示，反觉得没有办法。身任国民政府农政部长的谭平山〔269〕以“不能纳农运入正轨”而辞职，希望国民党去整顿、改革下层政权，而不把农民协会变为乡村政权。关于军队，我们当时已经有一个军、两个师和武汉的警卫团，以当时的军校作骨干，再加上湖南、湖北的工农武装和武汉的工人纠察队，组织五万到七万军队是有可能的。还有朱德同志在江西有一个军官教育团，他兼南昌市公安局长。有这些条件不去运用，是不对的。后来军校被张发奎解散了〔270〕。对于土地革命问题，当时曾有争论，是扩大还是深入？主张深入的要在湖南、湖北搞土地革命；主张扩大的却不要在湖南、湖北搞土地革命，而要向西北发展，首先打通西北国际路线，将来经过地方自治、减租减息再解决土地问题。讲到西北国际路线，也是有历史的。在广东时鲍罗廷就主张向西北发展，不要过早与帝国主义冲突，与国际打通后，再与帝国主义作战。在当时，这个意见是值得考虑的。可是到武汉之后形势变了，当时有两个敌人，一个是蒋介石，一个是北洋军阀张作霖〔271〕。在中央内部有东下还是北上的争论。多数人的意见不主张东下，理由首先是蒋介石的欺骗在群众中还有影响，他也高喊北伐；其次是东下会与帝国主义过早发生冲突；第三是如果我们东下打蒋介石，张作霖可能从后面来打武汉。所谓北上的中心思想，是想避开湖南、湖北的农民运动，接冯玉祥〔75〕出来，与国际打通。所以四五月间，唐生智带兵继续北伐。那时对冯玉祥的认识比对蒋介石的认识更错误。当打下武汉，以武汉为革命中心来对抗在南昌的蒋介石时，听说驻中央的共产国际代表伍廷康〔272〕还跑到南昌去见蒋介石，想同他妥协。冯玉祥在北平驱逐溥仪出了皇宫以后，跑到苏联大吹自己，说自己是工农合种生出来的。共产国际对他也弄不清，相信他是农民军队的领袖。当时，武汉的环境是困难的，在敌人封锁、内部动摇的情况下，把最后的希望押在冯玉祥身上，所以对“马日事变”〔273〕并不重视。在郑州打下后，什么人都跑到郑州去会冯玉祥了。鲍罗廷、加伦〔171〕也去了。可是这时蒋介石也派吴稚晖到了郑州。冯玉祥一面与武汉来的这些人应付，一面宣布他要去徐州会蒋介石。于是武汉去的这些人一连串地跑回来。这时汪精卫、谭延闿、孙科、顾孟余〔274〕等态度全变了，国民党的人更加动摇了。共产党领导人六月三十日的让步（承认国民党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承认共产党员参加政府是以国民党员资格，共产党员可以请假退出，工农武装应在国民党领导之下，武汉工人纠察队编入军队，取消纠察队）是投降式的让步，企图以此来挽回局面，结果更糟。从整个过程来看，党的领导在大革命初期对的多，错的少；中期有对的，也有错的，有些还是原则的错误，如对中山舰事件及北伐等问题；到大革命的后期，机会主义路线形成。说大革命时期党的领导完全错误是不对的。如果当时坚决执行共产国际的四点指示，局面不是不可以挽救的。“六大”决议对机会主义错误的总结，虽然指出它的最高表现是“不去发展土地革命和群众的阶级斗争，却只做上层勾结功夫，蒙蔽阶级的矛盾，不去夺取军队，不去武装工农，不能利用参加政权机关的机会，去为群众谋利，所以在紧急关头不去打破敌人的包围，而被敌人包围”，但与其他的错误平列，没有指出主要的问题。所以从决议来看，不能给人以深刻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