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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对“八七”会议〔15〕的总结。指出了“八七”会议的成功与成绩，也指出了有两个缺点：一是对国民党左派还保存了些幻想，一是对土地问题还不大彻底。这两点也不是中心问题。“八七”会议后，南昌起义的部队仍用国民党左派的旗帜，并不是最主要的错误。土地革命当时是决定要干的，但经验证明实行土地革命的初期是不能够彻底的，总要有一个过程。我认为“八七”会议的主要缺点是：一、“八七”会议把机会主义骂得痛快淋漓，指出了要以起义来反对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但到底怎样具体办，没有明确地指出，以作为全党的方向；二、“八七”会议在党内斗争上造成了不良倾向，没有让陈独秀参加会议，而把反对机会主义看成是对机会主义错误的负责者的人身攻击。所以发展到后来，各地反对机会主义都找一两个负责者当做机会主义，斗争一番，工作撤换一下，就认为机会主义没有了，万事大吉了，犯了惩办主义的错误。我认为这是主要的缺点。

第三，对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中央扩大会议也总结了。我看十一月扩大会议的错误方面多于正确方面。正确方面是放弃国民党的旗帜，打出苏维埃的旗帜。事实上在十一月扩大会议以前，海陆丰已经打起苏维埃的旗帜。毛泽东同志领导的秋收起义，也不是用国民党的名义，而是用工农革命委员会的名义。这个问题实际上已经解决了。我认为十一月扩大会议的主要错误：一是认为中国革命是“不断革命”，一直发展下去没有间断地达到社会主义；二是对革命形势的估计认为是一直高涨上去；三是认为革命的方针是全国总暴动。“六大”决议对这些都批评了。“不断革命论”是那时共产国际驻中国的代表罗米那兹提出来的，我们当时并不知道。对革命形势的低潮，“六大”没有严重地指出来。十一月扩大会议还有个错误就是规定了政治纪律，这也是国际代表提出的。我们当时觉得这一条很新鲜。政治纪律是为了处罚领导起义失败的同志，当时认为毛泽东同志领导秋收起义〔275〕是失败的，曾给他处罚，解除他临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务，还处罚了其他同志。事实上毛泽东同志领导的秋收起义是成功的。他把起义的农民武装和武汉的警卫团带出来，到了井冈山，创造了井冈山根据地和以后的中央苏区。南昌起义时，谭平山是共产党员，是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委员长，他也因犯错误被开除出党。他被开除党籍的原因，是张国焘反对南昌起义，谭平山对一位师长说，张国焘若反对起义就把他杀掉。当时我任前委书记，这位师长来征求我的意见，我说党内斗争不能这样做。后来有人把这事告诉了共产国际代表，共产国际代表就决定把谭平山开除了。今天看来，这个处分是不完全妥当的。如果给他别的处分或送他到莫斯科去，是会好些的。当然谭平山是有错误的，但张国焘也是有错误的。张国焘当时也受了处分。我和李立三也受了处分。

第四，“六大”对于南昌起义，总结也不够。南昌起义是反对国民党的一种军事行动的尝试，中央虽指出了南昌起义五点错误，但没有指出它的主要错误。我觉得它的主要错误是没有采取就地革命的方针，起义后不应把军队拉走，即使要走，也不应走得太远。当时如果就地进行土地革命，是可以把武汉被解散的军校学生和两湖起义尚存的一部分农民集合起来的，是可以更大地发展自己的力量的。但南昌起义后不是在当地进行土地革命，而是远走汕头；不是就地慢慢发展，而是单纯的军事进攻和到海港去，希望得到苏联的军火接济。假使就地革命，不一定能保住南昌，但湘、鄂、赣三省的形势就会不同，并且能同毛泽东同志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合。

第五，秋收起义。各地的秋收起义，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农民自动起来把农会变成政权的情况，当时在湘、鄂、赣三省到处都有。后来毛泽东同志到平江、浏阳等地，起义就搞起来了。他把队伍带到井冈山。鄂豫皖、赣东北等地也都受到秋收起义的影响而搞起来了。但也有些地方失败了，如鄂西、鄂北等地，失败的原因是由于当时中央领导上还有盲动主义的错误。主要的盲动主义是在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中央扩大会议以后，但“八七”会议就已有了盲动主义的因素。例如“八七”会议以后普遍提出杀土豪劣绅的口号，甚至有些地方把杀土豪劣绅当作动员的口号，以致发展为烧城市。小资产阶级革命家的狂热性，在秋收起义时，在中央领导机关中就发生了。当时一部分人由于大革命失败而产生了愤慨、报复、拼命的情绪，这也是造成盲动主义发展的因素。

第六，广州起义。这时正是反革命猖獗的时候，全国的城市在反革命手里。广州起义是广州工人与革命军人联合起来的英勇尝试。“六大”指出广州起义是大革命失败后退兵时的一战，这是正确的。当时正是汪精卫继李济深〔143〕之后统治广州，汪精卫要解散罢工委员会。工会还有一部分武装。跟张发奎从武汉回到广州的教导团的一部分，已由叶剑英同志当了团长，叶剑英同志说他们也将要被解散。同时，张发奎的军队正好开去挡黄绍竑〔276〕去了，如再等一个短时期，他们就会调一师兵力回广州解散工会和教导团。我们乘这空子把部队拖出来，并且根据情况估计，要起义是可能的，但坚守不容易。当时在广州的共产国际代表是德国人纽曼，他主张起义后坚守广州，建立苏维埃。起义的总指挥叶挺同志〔369〕是起义的前夜才请去的。叶剑英同志刚入党，搁在一旁没有被用。叶挺在起义的当夜主张把队伍拖出去，纽曼大骂叶挺动摇，说广州起义是进攻的，应该“进攻进攻再进攻”。第二天张太雷同志〔173〕牺牲。第三天大败，仓皇退出。结果张发奎回到广州，来了个大屠杀。那时如果采取退却的方针，实行有计划的退却，或同海陆丰农民运动会合，或同在曲江的朱德同志会合，都不会如此仓皇，可以保持更大的革命力量，可以保存更多的干部。

广州起义失败后，叶挺到了莫斯科，共产国际代表还说他政治动摇。共产国际没有人理他，东方大学〔277〕请他作报告，共产国际也不允许他去。这样，他就离开党跑到德国去了。这件事我们应该给叶挺伸冤。在皖南事变〔209〕时他是非常英勇的，想以个人的牺牲来保存革命的力量，比某些共产党员表现还坚决，而且迄今还未向国民党低头。

“六大”对这些问题的总结有缺点，没有抓住基本的问题，但一般的都总结了。在总结起义的经验时，反映出各地代表的一些地方倾向，即今天的所谓山头倾向。假如说到某地起义搞得不好时，某地的代表就很激动，总希望把自己的起义说得好一点。因此，就不易冷静地去总结这些经验教训。

中国党在策略的运用上所犯的错误是：在革命处于高潮应当进攻的时候，不善于进攻，如在武汉时期；在革命处于低潮应当退却的时候，不善于退却，如在广州起义时期。

四革命形势和党的策略

关于对革命形势的估计问题，当时有过争论。中国代表曾争论到斯大林同志面前。斯大林同志说，现在的形势不是高潮，是低潮。李立三同志则说，现在还是高潮，因为各地还存在工人、农民的斗争。斯大林同志说，在低潮时也有几个浪花。

关于土地问题，当时也争论得很厉害。有人以为蒋介石也可能在中国实行俄国斯托雷平式的土地政策〔278〕。斯大林同志指出，中国不可能实行斯托雷平式的土地政策，因为蒋介石是依靠帝国主义、勾结封建势力的，他不可能实行这种改良的土地政策。

“六大”指出当时中国革命的形势是处在两个高潮之间，因为当时所有能够引起革命的矛盾，没有一个得到解决。农民的武装斗争还部分地存在，是新的革命高潮的微弱的象征，但它并没有说新的革命高潮已经到来。以后事变的发展证明，当时指出农民斗争将成为新的高潮的重要组成部分的预见是对的。一九三○年红军打下了长沙。不管红军打长沙的政策对不对，但它可以说明当时的农民游击战争处在高潮中。“六大”指出民族革命运动又在生长，是指高潮快要到来，这在“九一八”事变后也证明了。所以，我们还不能说“六大”对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的预见是性急或过早。

“六大”的争取群众、准备起义的基本策略方针是对的，同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中央扩大会议的不同。“六大”当时反倾向斗争中的主要锋芒是反对左倾盲动主义与命令主义，因为机会主义已经过去了，陈独秀、彭述之又没有到会，只有张国焘一人到了，而犯盲动主义错误的人到得比较多，受批评最多的是李立三同志。虽然如此，“六大”还有它“左”的错误。

首先，对于革命高潮与低潮，有几个问题一直是模糊的：一、对革命高潮的客观条件与主观力量区分不清楚，不知道主观的群众运动对促成革命高潮到来的作用。所以后来对革命高潮的估计，往往强调有利的客观条件，而不知道主观力量薄弱是不能真正造成革命高潮的。二、没有把革命高潮与直接革命形势区分清楚，不知道革命高潮是说明起义的条件正在甚至已经成熟，但仍不是说全国可以马上到处起义。如一九三○年农村革命形势是高潮，但不能马上到处起义。立三路线的失败就因为要到处起义。三、没有把局部的高潮与全面的高潮区分清楚。所以当时虽然肯定了是低潮，但并没有很清楚地去了解这个问题。正因为没有把这几个问题弄清楚，所以我们一九二八年十月回国后，对革命高潮问题还是空洞地争论浪潮与浪花的问题。

其次，在策略方针问题上，也有几点是模糊的：一、虽然当时决定了我们是退却，争取群众，但是“六大”对于高潮是进攻，低潮是退却，并没有斩钉截铁地分别开来。二、没有弄清在总的退却中，还可以在局部的地方举行进攻与攻势防御。例如当时在井冈山就是局部的进攻，但在全国是退却的。三、没有弄清在进攻中也有退却。如毛泽东同志在井冈山时，在进攻中有时还采取退却的办法。由于对这些问题没有清楚认识，所以不能使策略更具体明确，而当时是有可能去认识这些问题的。这是“六大”的缺点。

我们对革命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没有很好分析，同这个问题相联系的“乡村中心”、“乡村战胜城市”的观点也没有产生。依据当时的实际情况与理论水平，要求“六大”产生一个以无产阶级为领导、以乡村作中心的思想是不可能的。当时虽然有了农民游击战争，但我们这种经验还不够，还在摸索。我也根据历史的经验与当时的情况研究了一下，太平天国是从乡村中发动的，占了南京才有以后的局面。还有一种“流寇”式的农民游击战争，没有占城市，终归失败。这些使我感到要以城市作中心方能长期存在。俄国一九○五——一九○七年革命失败后，农村也没有高潮，而且农村的革命运动比城市的工人运动更快地低落下去。至于其他的小国家更不用说。所以在历史上无论中外都找不到农村包围城市的经验。从我国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正是处在整个农村革命的游击运动非常困难的时期，蒋桂战争〔33〕还未爆发，想在这种情况下肯定以乡村作中心是不可能的。

讲到乡村中心的时候，还必须联系到一个问题，即农民必须由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但当时要党不去用主要的力量与城市无产阶级联系，而把主要力量放在农村，这是史无前例的。共产国际的一切文献，一讲到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就是同工人运动联系在一起的。只有中国党经过长期的实践，证明在脱离城市无产阶级的情况下，也能够锻炼成为一个坚强的布尔什维克党，这才能得出这个结论来。我们研究这个问题，不妨再从反面想一下，如果没有坚强的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即使以“乡村为中心”，也难免要失败，事实上也是有许多地方失败了的。当时海陆丰的力量比井冈山大，各种条件都比井冈山好，但结果还是失败了，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由于那里无产阶级领导的思想没有展开，由于领导上还带有小资产阶级革命家的气味的缘故。

当然，我不是说乡村中心的思想永远不会产生，在“六大”以后，一九二九、一九三○年，应该产生这种观点。但一九四○年我到共产国际去，共产国际的领导同志都还担心我们离开工人阶级太远了。我说我们在农村里经过长期斗争的锻炼，有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完全可以无产阶级化。共产国际的一些同志听了之后大哗，不以为然。

毛泽东同志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也是有其发展过程的。大革命前，有一次恽代英同志〔279〕看到陶行知〔280〕他们搞乡村工作，写信给毛泽东同志。毛泽东同志回信说：我们现在做城市工人工作还忙不过来，那有空去做乡村工作。一九二五年他回家养病，在湖南作了一些农村调查，才开始注意农民问题。在“六大”那时候，关于要重视乡村工作、在农村里搞武装割据的重要与可能等问题，毛泽东同志是认识到了的，而“六大”则没有认识。但是，关于把工作中心放在乡村，共产党代表无产阶级来领导农民游击战争，我认为当时毛泽东同志也还没有这些思想，他也还是认为要以城市工作为中心的。开始他还主张在闽浙赣边创造苏区来影响城市工作，配合城市工作，到给林彪〔88〕的信中才明确指出要创造红色区域，实行武装割据，认为这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也就是要以乡村为中心。所以，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是发展的。斯大林同志的思想也是发展的，例如他把中国红军问题放在中国革命问题的第一位，不是在一九二八年，而是在一九三○年红军打长沙的前夜，这是接受了一九二九年红军发展的经验。

五党的各项政策

“六大”对党的各项政策，大体上有了规定，如关于苏维埃区域的红军问题、工人工作、农民工作、土地政策等，都有单独的决定。但以现在的眼光来看，这些政策是缺乏策略观点的，深入地研究实际情况与群众观点非常不够，最明显的是不重视农村武装割据，搞军队和政权，其次是关于建党问题。毛泽东同志当时已经重视这些问题，这在一九二八年十月湘赣边界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和一九二九年十二月红四军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的决议中，已经明白表现出来。

第一，关于建党问题。大革命失败以前，党的组织都是处在半公开或公开的状态。大革命失败后，在国民党区域的党要转为地下秘密党，在游击区域的党则要公开领导群众进行武装斗争。当时的建党问题，在白区是如何把公开半公开的党转为地下秘密党，在游击区域是如何以武装来建党的问题。“六大”对党的组织问题并未很好地讨论。记得我曾做了关于组织问题的报告，但那时所知道的材料也仅限于白区城市党的问题。“六大”没有认识到白区党应以积蓄力量为总的方针，只注意在组织形式上改变和缩小。但事实上党的组织仍是半公开的，如上下级关系仍是那样密切，领导机关庞大，支部仍以领导斗争为中心，不是象列宁所说的为着积蓄力量保存干部甚至可以不作声息。当时并没有这种思想。如果谁有这种意见，那时一定会说他是机会主义。工作作风是“跑街主义”的，谁跑得最多谁就是好党员，谁要坐下来多研究一些问题，谁就会被当作坏党员看。后来刘少奇同志到北方，曾批评过这种作风，当时许多同志还认为他这种批评是不正确的。关于领导机关工人化的问题，在“八七”会议后，就把与机会主义作斗争看成了简单的人事撤换，这种形式主义影响到后来关于领导机关的工人化，把工人干部当作偶像，对知识分子干部不分别看待。那时李立三同志当广东省委书记，曾说：知识分子的作用完了，今后只有依靠工农干部。所以到广州起义失败后，教导团有几百学生退到海陆丰，就没有把他们当作干部来使用，而把他们编到第四师去当兵，后来绝大多数在作战中牺牲了。关于思想斗争问题，也没有象毛泽东同志给林彪的信中那种循循善诱耐心说服的精神。在“六大”会议上是有“山头”倾向的，不能完全平心静气地讨论问题，特别是与自己有关的问题，把反对机会主义与盲动主义看成人身攻击。那时机会主义的代表是张国焘，盲动主义的代表是瞿秋白同志，两人争论不休。后来布哈林出来讲话，说就是你们这两个大知识分子在吵架，再吵就把工人干部提拔起来代替你们。他这话在当时和以后影响都非常不好，使工人干部与知识分子干部相互对立。

第二，关于工人运动。当时提出争取工人阶级的大多数是对的，并且写在决议上了。可是如何去争取？是组织赤色工会〔60〕去争取工人阶级大多数呢，还是到黄色工会里去工作来争取工人阶级大多数呢？“六大”决议对这个问题没有作明确的规定。后来在关于职工运动的决议上，决定以组织赤色工会为主。这是错误的。大革命时期，我们在上海、武汉、广州等大城市是组织了广大的工人群众的，可是大革命失败后，这些工人组织差不多都被摧垮了，即使有留下来的工会，会员数量与党员差不多，已经很少。当时存在的还有这样几种工会：一种是原来的工会，到国民党部那里去登了记，成为合法的组织；一种是原来的工会，没有到国民党部那里去登记，也还存在；还有一种是国民党派人组织的工会。当时这些工会中有的还是有群众的，再去组织赤色工会的可能性已经很小，应该是到黄色工会里去工作。关于职工运动的决议确定以组织赤色工会为主，这与中国党内对工人运动“左”的倾向和职工国际〔281〕一贯的“左”倾是有关系的，对后来党的职工运动过左起了很大影响。关于工厂委员会的组织，是企图在工人斗争中建立既非赤色工会亦非黄色工会的工人统一组织，今天看来在当时也是不可能的。

第三，关于农民运动。“六大”写了关于农民与土地问题的两个决议。关于如何解决农民土地问题是要经过一个长期摸索过程的，而且要有许多具体的办法，如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抽多补少，抽肥补瘦，这就是很好的办法。如果根据“六大”的原则，没收地主阶级的一切土地，只分给贫苦的农民，那就必然发展到从肉体上消灭地主或驱逐地主出苏区。这样对斗争是不利的。

第四，关于苏维埃问题。从决议中看不出象毛泽东同志那样的在农村中创造苏区长期割据的思想，而是抄袭苏联的经验，看重城市苏维埃，所以仍是教条主义的。

第五，关于反帝反军阀斗争。军阀和帝国主义我们都是要反对的。但“六大”是把他们看成铁板一块，没有矛盾可以利用，不是象毛泽东同志那样特别看重利用敌人之间的矛盾来发展我们的力量。

第六，对其他党派的政策。没有加以区别，把他们一律看成敌人。如改组派当时是反对我们的，但他们同南京的矛盾是可以利用的。再如第三党，对他们在思想上瓦解我们这一点应该反对和批评，但在反蒋问题上仍是可以与他们合作的。再就是毛泽东同志所说的那时应该在城市中间发动广泛的民权主义斗争，“六大”没有着重指出这一点。

第七，关于军事运动。“六大”有一个秘密的关于军事工作的决定，没有宣布，里边有一部分是关于白军工作的。当时对这一工作的重视是非常不够的，而且把白军工作完全放在士兵当中也是一个偏向。不错，在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军队中许多军官是反动的。但中国雇佣式军队的特点，军官在军队中是有很大作用的。“六大”认为在官长中进行工作就是军事投机。后来的事实证明，敌军大部队的哗变和投降红军，都是由于我们在军官中进行了工作。如广西李明瑞的一个师变为红军〔282〕，江西第二十六路军的起义〔283〕，都是由军官领导的。

六“六大”本身及其影响

（一）共产国际对“六大”的影响。“六大”是直接在共产国际领导下召开的，今天对它应有个分析。我上面说的“六大”正确的地方，主要是斯大林同志的影响。这里有两点证明：一是一九二八年二月间共产国际第九次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是经过斯大林同志看过、改过的，它成了“六大”的基本根据。主要的问题都是这个决议上有的，如革命的性质、动力等。二是斯大林同志在“六大”前夜曾和中国党的几个负责人谈话，具体地解释了革命性质与革命形势这两个问题。

当时在“六大”做实际工作和做报告的是布哈林、米夫等人。布哈林是共产国际书记，米夫是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他们对“六大”当然也会有影响。如布哈林在大会上做报告骂张国焘和瞿秋白同志，说他们是大知识分子，要让工人干部来代替他们，这是一。二、布哈林对中国苏维埃、红军运动的估计是悲观的。他认为只能分散存在，如果集中，则会妨害老百姓利益，会把他们最后一只老母鸡吃掉，老百姓是不会满意的。他要高级干部离开红军，比方说，要调朱德、毛泽东同志去学习。所以我们回国后就指示要调朱德、毛泽东同志离开红军。朱德、毛泽东同志不同意。后来蒋桂战争起来了，我们觉得红军有可能发展，就作罢了，但没有认识到这种调动是错误的。三、至于对中国富农的问题，布哈林在苏联对富农问题虽然犯了错误，但是“六大”对农民问题的决议强调了富农的封建性，又说不要故意加紧反对富农，所以没有多大坏的影响。

“六大”决议是瞿秋白同志起草的，米夫、布哈林都修改过，拿回来后秋白同志又改过。米夫的作用在这里还不大。他起的主要作用是：一、散布了一些对中国党负责人轻视、不相信的话，有影响。在“六大”筹备选举时，他在筹备选举的委员会中说过，中国党负责人理论上很弱，现在有些较强的同志如王明〔69〕、沈泽民〔284〕等，暗示可以提拔他们参加中央。当然，当时是没有什么人理他的（后来传出去说，米夫要提他们当中央委员），可是这种说法却起了影响，造成了东方大学等校学生对党的负责人轻视，以致后来发生了反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斗争。二、造成了工学界限。例如他对向忠发〔285〕极力地捧，利用他放炮，要他反“江浙同乡会”等。在“六大”会后，有的代表没有走，还召集了几个报告会，王明还报告了反“江浙同乡会”的斗争。一般地说，代表们对米夫印象不好。三、在组织上起了些作用，但不是主要的。例如，在“六大”工作人员的人选上，东方部的人员多，这是有宗派的意味的。

（二）代表成份。今天看来是不很健全的。代表有七十五人，各地方的都有。到会的代表，连工作人员旁听的，共有一百十二人。不健全的地方在于：一、太重视工人成份。工人代表要占多数，这是可以的。但是，大革命中工人干部牺牲很多，有些做实际工作的领导同志又调不出来，所以很多是从支部中找来的代表。大革命后，支部负责人都是新的，老的都牺牲或离开了，所以许多人是很弱的。七十五个代表中，工人有四十一人，经过大革命锻炼的人不多。二、没有把当时有革命经验的干部集中起来参加“六大”。共产国际三月底来电通知，四月代表就要走。当时要毛泽东同志去是有困难的，但还有许多同志是可以去的，如刘少奇、任弼时〔286〕、恽代英、陈潭秋〔127〕、李富春〔287〕等同志。如果多去一些做实际工作的同志，就可以多反映一些实际问题和意见。但当时觉得国内工作更重要，所以没有去。三、有失败情绪、“山头”倾向和人身攻击等。所以讨论问题不能深入，一讨论到实际问题就闹起来。例如，当检讨到两湖起义的错误时，两湖的代表们便觉得他们的工作中也有些成绩而极力争辩。但必须说明，当时各地代表团中并没有宗派小组织的活动。

这是三个主要的弱点。代表成份不健全，问题就不能深入讨论。加之在领导上又没有少奇、泽东等更正确的同志参加。

在选举中，有多选工人为中央委员的倾向。三十六个中央委员中就有二十一个是工人。过去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工人领袖虽然不少，但党对他们的教育不够，而知识分子干部中有许多是五四运动中涌现出来的，做了许多实际工作，有经验的不少。由于太强调工人成份，很多较好的知识分子干部参加中央工作就受到了限制，如刘少奇同志只被选为审查委员会的书记，没有被选为中央委员。恽代英同志也没有选上，到二中全会才补上。这和后来中央很弱是有关系的。但当时对选举的态度并没有什么宗派主义，如毛泽东同志和关向应同志〔288〕等得票是很多的，而张国焘和瞿秋白同志等犯过错误的，票数最少。

（三）大会时间。大会没有充分时间来研究讨论问题。代表在思想上没有什么准备，代表又不是各地选来的（只有广东来的是开会选出的，其他大多数是中央指定的），对许多决议的讨论也不充分，只是所谓原则通过交委员会在文字上修改。如果时间多一点，可能好些。

总起来说，“六大”关于革命的性质、动力、前途、形势和策略方针等问题的决定基本上是对的，所以说“六大”的路线基本上是对的。但错误的方面也不少，就是说，在具体的实际的问题上犯了许多错误：一、不认识中国革命的特点是农民斗争与武装割据，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农民土地问题。二、不认识中国阶级关系变化的复杂性，没有把策略观点着重放在争取中间阶级上。三、不认识革命形势发展的不平衡性，因而没有重视农村工作与建党工作，虽然当时还不可能产生乡村包围城市的观点。四、没有更认真地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从而认识武装的重要，以武装建党、建政、做群众工作，这些，毛泽东同志当时已经做了。所以说，“六大”是有原则性的错误，对以后发生了坏的影响。毛泽东同志是正确的，但是，“六大”决议在当时的影响更大，因为“六大”是全党性的，毛泽东同志还没有成为全党的领导，这是党的不幸。

我们党的布尔什维克化，是从党一产生就开始的，是逐步发展的，毛泽东同志是一个代表。“六大”正确的东西属于这方面。“六大”也有毛病，犯了一些错误。但这些错误没有形成路线错误，没有形成宗派主义，虽然一些倾向是有的。这些，对以后立三路线、宗派主义的形成是有影响的，但不能负直接责任。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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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大后方文化人整风问题的意见（一九四五年一月十八日）

　【题解】

这是给当时在重庆主持中共中央南方局工作的王若飞同志的电报，与董必武同志联名从延安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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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对大后方文化人整风的问题，我们有以下意见，请考虑：

（一）如文化人整风只限于文委〔289〕及《新华日报》〔290〕社两部门的同志，则可行；如欲扩大到党外文化人，似非其时。因目前民主运动正在开展，正好引导文化界进步分子联合中间分子，向国民党当局作要求学术、言论、出版自由的斗争，向顽固分子作思想斗争，揭露国民党文化统制政策的罪恶，并引导其与青年接近，关心劳动人民生活，以便实际上参加和推动群众性的民主运动。这也就是很好的整风。否则，抽象地争论世界观、人生观，甚至引起不必要的对历史问题的争论，必致松懈对国民党内顽固派的斗争，招致内部的纠纷，这是很要慎重的。至于延安文教大会〔291〕，只能以其群众观点、实事求是、统一战线、民族化、大众化诸方面的影响，教育大后方的文化人，而不是以它的决议和内容来衡量他们的工作。

（二）即便对文委及《新华日报》社同志的整风，历史的反省固需要，但检讨的中心仍应多从目前实际出发，顾及大后方环境，联系到目前工作，以便引导同志们更加团结，更加积极地进行对国民党的斗争，而防止同志们相互埋怨、相互猜疑的情绪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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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统一战线（一九四五年四月三十日）

　【题解】

这是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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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同志们：我想讲两个问题，一个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问题，着重讲国共关系，一个是统一战线的经验教训问题。合起来说，都是关于统一战线的问题。

一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问题

自从我们党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到去年提出联合政府的主张，有了发展，实际上是一个东西。联合政府就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政权上的最高形式。国民党对于我们的主张，不管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好，民主共和国也好，联合政府也好，总是反对的。因为他是站在极少数人的利益的立场上，反对我们代表的极大多数中国人民的利益。毛泽东同志在《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中告诉我们，这是两条路线的斗争。一方面是国民党政府压迫中国人民实行消极抗战的路线，另一方面是中国人民觉醒起来团结起来实行人民战争的路线。我们知道，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酝酿时间很长，差不多“九一八”以后就逐渐向着这个方向发展。从“九一八”到现在，可以分成五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九一八”到西安事变〔232〕；第二个阶段，是从西安事变到“七七”事变；第三个阶段，是从“七七”事变到武汉撤退；第四个阶段，是从一九三九年国民党五中全会到去年国民参政会开会；最后一个阶段，是从我们联合政府口号的提出一直继续到现在。在这五个阶段中，国共两党在全国抗日与民主的问题上，长期地存在着原则的分歧和严重的斗争。

第一个阶段，从“九一八”到西安事变，有五年多时间。国共两方面斗争的中心，是抵抗日本侵略还是不抵抗日本侵略。我们这方面，在全国人民面前所提出的，是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而国民党当局，在全国人民面前所提出、所坚持的，是“攘外必先安内”，实际上就是内战的方针。“九一八”以后，我们向全国国民党的军队提议，在停止进攻、给予人民以自由权利和武装人民三个条件之下，订立停战协定，以便一致抗日。毛泽东同志在报告中已经写了。我们的号召得到了若干国民党军队的响应。例如察北同盟军〔292〕、福建人民政府〔293〕和十九路军，以后的东北军、十七路军，都响应我们，跟我们合作。其他一些地方系的军队虽然不是完全同意我们的口号，也和我们有某些合作。就连国民党中央系的军队，在江西打我们时，也有主张开到华北去抗日的。但是那时国民党蒋介石怎样对付呢？对于我们，是不断的“围剿”，更加猖狂的内战。对于那些和我们合作的友军，是进攻他们，解散他们，消灭他们。对于自己的嫡系军队，他发过这样一个命令，“侈言抗日者，杀无赦”。就是谁敢多说抗日的话，就杀了他。以后，一九三五年华北事变发生了，我们的红军主力北上了，我们就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口号和民主共和国的主张，并且在一九三六年给国民党的信〔294〕中，提议召集国防会议，发动抗战，召集民选的国民大会，实现民主共和国。在行动上，我们东渡黄河抗日〔295〕，响应那时华北的“一二九”运动〔296〕，掀起了全国的救亡运动。这时候国民党当局却调了大兵到山西阻拦我们抗日，目的是想把我们消灭在西北地方。在西安事变时，我曾经问蒋介石：“我们要求停止内战，为什么不停止？”他说：“我等你们到西北来。”我说：“我们已经到西北一年多了。”他就没有话说了。他的意思很清楚，是要在西北消灭我们。所以在西安事变前，还有山城堡的一仗〔297〕。东边也堵，西边也堵，就是要消灭我们。对于全国的救亡运动，他是极力地压迫，最后发生七君子〔95〕入狱的事。所以那时毛泽东同志写的我们党给国民党的信里说：“爱国有罪，冤狱遍于国中；卖国有赏，汉奸弹冠相庆。”虽然这样，但是因为我们不断地要求，全国人民不断地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所以国民党先派了两个代表到瓦窑堡来谈判，以后我们就派了代表潘汉年〔298〕同志去跟他们谈判。国民党蒋介石对谈判的想法是怎样呢？那时他是把我们当投诚看待，想收编我们，直到西安事变以前，还是这样的想法，要把我们的军队顶多编三千人到五千人。至于对国民党军队中很多愿意抗日的军队，特别是东北军，就压迫他们。蒋介石对张学良将军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你的责任就是剿共，不许到绥远抗战。若要不然，就把你换掉。”以后召集西安会议，陈诚〔82〕来了，蒋鼎文〔90〕也来了，是准备以蒋鼎文代替张学良的。这样就逼出来一个西安事变。对西安事变，我们党坚持了和平解决的方针，取得了张学良〔91〕、杨虎城将军〔92〕的同意，把蒋介石放回去。蒋介石本人当时具体的诺言是什么呢？就是“决不打内战了，我一定要抗日”。但是张学良送他到南京以后，他就把张学良扣起来，把杨虎城送出洋。这样一来，就激动了东北军、十七路军，几乎把和平破坏。而且他又拿军队来压迫，派特务挑拨，闹出了杀王以哲〔299〕的事情。从此可见，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后，他的内战思想还没有死，并且一直没有死过。现在还可以说一件事，宋子文〔90〕也是当时谈判的所谓和平使者，那时他答应在蒋介石出去以后，负责改组南京政府。结果这话一直到今天，已经有八年，仍没有兑现。去年我在重庆见他时，说过这样一句讽刺话，我说：“西安事变时你答应的诺言，我还没有给你宣布过。”事实证明他一直没有兑现。所以在这第一个阶段，虽然内战是停止了，和平是取得了，但这是逼出来的。这就是我们党中央、毛泽东同志的方针：逼蒋抗日。但蒋介石内战之心并没有死。

第二个阶段，从西安事变到“七七”抗战，大概有半年多时间。两方面争论的中心，是真正准备抗战，还是空谈准备抗战。当时我们党在给国民党三中全会的电报中，毛泽东同志在党的苏区代表会议的报告〔300〕中，都是这样说：要真正地实行民主自由，真正地准备抗战。要真正准备抗战就要有民主。我们的中心口号是以民主来推动抗战。国民党当时的方针是什么呢？是“根绝赤祸”，拖延抗战。就是要把共产党的活动消灭、根绝，就是在准备抗战的借口下把抗战拖下去。这是当时蒋介石的思想。

我们来看事实。在一九三七年二月，我们给国民党三中全会的电报上，提出了四项诺言、五项要求。四项诺言大意是，答应改编我们的军队，把我们的苏区改为民主的边区，停止武装暴动推翻国民党政权，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五项要求大意是，要求国民党停止内战，给人民自由和释放政治犯，召集各党派会议，真正实行抗战的准备，改善民生。而国民党的回答是什么呢？就是来一个“根绝赤祸”的决议案。那决议有四条：取消红军，取消苏维埃政权，停止赤化宣传，停止阶级斗争。这个东西是双关的，因为红军改了名称，也可以说是取消红军，但红军还存在；苏区改了名称，也可以说是取消苏区，但苏区还存在。所谓停止阶级斗争，停止赤化宣传，就是不许我们在国民党统治区有政治活动。那时候一方面和平了，一方面又埋伏了文章。这个文章一直埋伏到现在，还是要取消我们的军队和政权。那时候国民党内也发生了一部分人跟我们合作的运动。这一部分人，孙科〔94〕、冯玉祥〔75〕等也在内，提出了恢复孙中山先生三大政策的决议案，但是没有被通过。那时我们曾经主张召开民选的国民大会，成立民主的政府。毛泽东同志在五月代表会上做了报告，我奉中央命令也写了一篇文章〔301〕，国内国外的民主分子都很赞成。但是国民党的回答是什么呢？搞包办的国民大会代表选举。现在准备召开的国大的祸根，就是那时候种下的。那时我们主张召开各党派会议，但国民党来了个庐山谈话会〔218〕，不是大家坐下来开圆桌会议，一道商量，而是以国民党作主人，请大家谈话一番。这个谈话会的方式，一直到上次王世杰〔302〕同我谈判时，还想采用，提议组织什么政治咨询会，结果还是谈话会。不过庐山谈话会的时候，共产党没有份，我同林伯渠〔303〕、博古同志〔368〕三个人不露面，是秘密的，现在他们提议的办法，是给个“公开”，我看就是差了这一点。我们同国民党的谈判一次在西安，一次在杭州西湖，两次在庐山进行〔304〕。谈判的对象是顾祝同〔305〕、蒋介石等人。谈判的内容是要他们承认我们的军队，承认我们的边区，承认各党派的合法地位，组织各党派的联盟，就是统一战线。国民党蒋介石的回答是什么呢？他只准我们编三个师（四万五千人），一直到现在还是这样，而且无论如何不给建立统帅部，他要直接指挥。对边区呢？开始承认了，但是抗战以后又推翻了。蒋介石有一次对朱总司令说：“你抗战了还要边区！”他想给个总司令的名义，就可以取消边区。结果平型关打了一个胜仗〔306〕，他又承认了，那是在行政院第三百三十三次会议通过的。到南京撤退，他又把这个决议束之高阁，直到现在还没有承认。对我们的党，就更荒唐了。我们要求各党派的合法地位，建立各党派的联盟，但他在庐山第一次谈话会上居然敢说：“请毛先生、朱先生出洋。”你看，他竟会这样想！我们这样好好地同他谈判，他却以送杨虎城出洋的办法来对付我们。关于发表国共合作的宣言问题，在第二次庐山谈话会上，我们带去起草好的宣言，他要动手改两句，那时候我们还客气，同意他修改了两点。但修改了他也不发表，总想把共产党合法这一点抹杀掉。要不是“八一三”打响了，就不会允许我们建立八路军总指挥部和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的组织。朱总司令和我同叶剑英参谋长到南京，开始蒋介石还没有决定给八路军的名义，但是到上海打响了，他从庐山跑回来，觉得这是全面战争了，才发表了八路军的番号，紧跟着又发表了十八集团军的番号，要我们的军队去打仗。后来宣言也发表了，但蒋介石又发表了一个谈话，一方面是承认我们，可是另一方面，还是说要取消红军，取消苏区。他说我们是一个派，不承认我们是一个党，强调要集中在国民党领导之下，还是以阿Q的精神来对付我们。

这些经历证明，我们的主张把全国人民振奋起来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推动了全国抗战。这样，抗战是逼成了，谈判也算逼成了，统一战线也算逼成了。同时又证明，只有人民有力量才能逼成。而且还证明，蒋介石的反共思想是不变的。

第三个阶段，从“七七”抗战到武汉撤退，大概有一年半时间。这个时期斗争的中心，是全面抗战还是片面抗战。我们党的口号，是持久战争、人民战争，就是全面的抗战、全民族的抗战。而国民党方面呢？他们是要速决战，只许政府抗战，不许人民起来，以此来对抗我们的持久战争、人民战争的方针。首先是“八一三”后发生的对出兵问题的争论。我们党中央、毛泽东同志的方针，是要分批出兵，不要一下子开出去。我们主要是到华北开展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去创造华北战场，作持久战的准备，这样才能取得胜利。而国民党要求我们一次开出去，并只指定五台山东北边的小块地方（如涞源、蔚县）为我们的防区，企图在那个山屹崂里叫日本人把我们包围消灭。

在全国范围内，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方针是坚持持久战。而国民党呢？是幻想速胜。他们觉得，只要打几个胜仗，就可以引起国际的干涉。最大的希望是苏联出兵，次之就是英美在上海干涉。所以他们就打阵地战，把一二百万军队都调到上海，拿去拼，牺牲极大。在南京快丢失之前，蒋介石曾打电报给斯大林说：啊呀！我这个地方已经不能苟安了，请你赶快出兵吧！他还要求同苏联缔结军事协定。事实上，苏联已经帮助了中国的抗战，帮助了军火、飞机，还和中国签订了一个互不侵犯协定〔307〕，在政治上给以帮助。蒋介石实行阵地战的结果，把主力拼掉了很多，所以在南京撤退的时候曾一度动摇过，想议和，不过没有搞成，因为日本的条件很苛刻，主要的还是全国的抗战高潮已经起来了，他不敢投降。由于国共双方采取这样不同的方针和做法，结果我们在华北就创造了游击战场、根据地，而他就失掉了华北和华中的大块土地，一直到武汉撤退，在许多次的阵地战中，损伤了很大的兵力。这是战略方面不同的意见。当然那个时候在武汉，我们自己也有错误。就是说，当时在武汉做领导工作的同志，我也在内，着重在相信国民党的力量可以打胜仗，而轻视发展我们自己的力量；在战争上强调运动战，轻视游击战。所以在武汉时期，我们在长江流域的工作，没有能象华北一样，利用国民党军队撤退的时候，到农村去，发动农民，广泛发展游击战争。在武汉谈判当中，我们还是继续坚持各党派联盟的主张，就是建立统一战线组织，制订共同纲领，改革那时的政治机构。而国民党方面呢？他们提出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口号，想把我们吸收到国民党里头去，加以溶化。他们那时叫“溶共政策”，好象要拿水把我们化了。国民党是水做的林黛玉，但是我们没有做贾宝玉，化不了。另外，他们提议，只要你们加进来就好了。我们说，组织一个联合的同盟是可以的，你们是一份，我们也是一份，各有独立的组织。我们进到国民党里面去，要保持我们共产党的独立的组织，也可以象大革命时期第一次国共合作一样。但蒋介石又不干，他说，党外不能有党。我们说，你那个党内就有派，党外有党有什么关系！他说，你们可以进党来作为共产派，不要在外面。他就是想把我们溶化，当然用这个办法是谈不通的。他组织三青团，我们也主张共同参加，发展青年运动，但蒋介石也不干，他就是要拿三青团把一切青年组织都取消，统一到他那里，不许有别的党派在里面活动。这当然也就谈不通。他对我们在敌后的政策，就是让我们到敌后打敌人，削弱我们。正如朱德同志那天说的，国民党在华北很快地就退走了，不能不让我们去。所以武汉时期，他答应要我们到华北、山东去发展游击战争。徐向前同志〔308〕带一一五师到山东去，还得到了他的同意。但是他看到我们的游击战争有发展，人民力量有发展，建立了根据地，就害怕，所以紧跟着就派鹿钟麟、张荫梧〔309〕带兵同我们磨擦。我们在政治上主张要改革政治，成立民意机关。他那个时候，一方面搞参政会，另方面还是一党专政，参政会只是一个“作客的机关”，并且还解散了一些人民团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