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当时周恩来也预想不到“反‘反冒进’”，进而导致的“大跃进”竟会出现原来那样的严重后果，于是他难以有充分的根据和坚定的信心来坚持自己原来的反冒进的观点。他在检讨时第一句话说的就是：主席是从战略上看问题的，而我往往从战术上看问题。这话看来还是发自他内心的，当然，是不是完全想通了，也未必。他也可能在试图想通，或者努力去想通。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毛泽东访苏，同赫鲁晓夫会谈时，曾谈到刘、周、朱、邓等中共领导人的特点。毛泽东当时搬动手指，如数家珍。第一个是刘少奇。他说：刘少奇的长处是原则性很强，政治上坚定，弱点是灵活性不够。“第二个是邓小平”。毛泽东搬下第二个指头。在场的人印象很深，因为按声望和职务，大家都以为该说周恩来了，但毛泽东先说了邓小平。“这个人政治性强，思圆行方；既有原则性，又有高度的灵活性；柔中有刚，绵里藏针。很有发展前途。”当时在场的人对这段话记忆很深，是因为毛泽东对邓小平评价高又唯一没讲缺点。毛泽东继续搬下第三根指头：“第三个是周恩来。这个同志在大的国际活动方面比我强，善于处理各种复杂矛盾。但是周恩来政治上弱点……但他是个好人。”赫鲁晓夫接下来说苏共领导人米高扬的长短处，或许使我们能够明了毛说周的弱点是什么：“米高扬也是政治原则性不够强，但他也是个好人。”毛泽东已经搬下第四个指头：“朱德同志年龄大了。他德高望重，”毛泽东略一停顿，加重语气，“威望很高。但你不能指望他主持工作办大事了，年龄不饶人呢。”
毛泽东这些评论语言，言简意赅应该说是深刻而又实事求是的。周恩来遇事不走极端，在党内分歧中易采取调和的态度(当然，在一般情况下，他始终是旗帜鲜明的)，自然有其民主、宽容、冷静、求实的积极意义，但也应看到，在某些情况下这一态度也有其不积极的效果。主要是自一九五八年以后，随着党内生活越来越不正常，周恩来在一些重大决策上，较少旗帜鲜明地提出和坚持他原来曾经提出过的正确主张，特别是这些正确的主张受到毛泽东的批评和反对的时候。同时，又不像其他人那样盲目地把毛泽东的一些左的思路推向极端。这样，周恩来性格中的积极因素与消极因素也就越来越明显地交合在一起，给人的印象也越来越深，在周恩来的内心世界也越来越表现出深刻的冲突。到“文革”期间几乎达到顶点：他既要在总体上维护并表示支持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又要在实际工作中纠正“文革”的许多极端作法，努力减少“左”的错误给党和国家造成的损失。试想，这需要多么坚忍而痛苦的人格精神才能做到的啊！
个性意志和政治原则较强的毛泽东则与此相反。在革命队伍里，他的主张越是遭到反对和批评，他本人越是受到打击和排挤，只要他认为是正确的，他越是要坚持到底，努力去做，绝不依势随便认错或迁就，不依照别人的在他看来是错误的指令去干违心的事。例如，毛泽东在一九二九年六月的红四军“七大”上未被选为前委书记，表面看，是他自己坚持不干。实际上，毛泽东并不是不愿意干。他不干的原因是因为红四军党内对一些原则问题认识不尽一致，认为前委不好工作。在六月八日白砂前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一份书面意见，列举了红四军党内存在的主要问题，即前委、军委成为分权现象，前委不好放手工作，但责任又要担负，陷于不生不死的状态；根本分歧在前委、军委；一些人认为党管得太多了，反对一切归支部，要求党员有相当自由。这三个最大的组织原则发生动摇，成了根本上的问题——个人自由主义与无产阶级组织性、纪律性斗争问题。显然，毛泽东同一些人的分歧的实质，涉及党对军队的领导，关系红军建设的一系列原则问题，而毛泽东的主张基本上是正确的。最后，毛泽东提出，他不能担负这种不生不死的责任，请求马上更换书记，让他离开前委。在给林彪的信中，他又明确表示，他“请求离开前委，并不是消极，不参加这种斗争”，“我没有离开一天”，仍旧可以随大家共同奋斗。另外，毛泽东对干部要求高，要求严格，对一些营团级干部的缺点错误，他也毫不留情地当面批评、训斥，常常令人难以接受，下不来台，因而有些同志对他是很有意见的。
人们对领袖集团的人格评判，总是在比较中进行的。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影响和魅力都会长存，但侧重点并不是完全一样的。或许，正是这种“不一样”，才构成了在半个多世纪的历史长河中这两位伟人的特殊的互补关系。
一九五六年周恩来从实际出发提出反急躁冒进的意见，虽然后来受到毛泽东的批判而未能坚持，但毕竟成功地避免了一次可能出现的重大失误，这一功绩将永远载入党的历史史册。毛泽东在经过“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等严重失误后，曾多次赞扬周恩来，并开展自我批评。他对工作人员说：“五十八年有些，我有责任。提倡敢想敢干，‘八大’二次会议达到高峰。其中也有些是胡思乱想，唯心主义。因此，不能全怪下面和各个部门。”毛泽东诚恳地笑道，“否则的话，人们就会像蒋干一样抱怨：曹营之事难办得很哪！”
此后，毛泽东和周恩来又领导全党确定八字方针，克服严重困难，胜利完成了国民经济的调整任务。
【注释】
〔1〕薄一波著：《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出版，第547页。
〔2〕《党的文献》1993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