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辛格表示同意，开玩笑说：“我看台湾命运还不会取决于如此微妙的意思上的差别。”
周恩来了解了“乔基会谈”的突破之后，表示可以考虑美方经过修改的论点。周恩来请示了毛泽东，得到了毛泽东的批准。尼克松也同意接受中方经过修改的论点。乔基在当晚尼克松的答谢宴会后，于十点半再次会晤。这次谈判十分顺利，只花了十五分钟就解决台湾问题的措词问题，行文如下：
双方回顾了中美两国之间长期存在的严重争端。中国方面重申自己的立场：台湾问题是阻碍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关键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早已归还祖国；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别国无权干涉；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必须从台湾撤走。中国政府坚决反对任何旨在制造“一台一中”、“一个中国，两个政府”、“两个中国”、“台湾独立”和鼓吹“台湾地位未定”的活动。
美国方面声明：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它重申它对由中国人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心。考虑到这一前景，它确认从台湾撤出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的最终目标。在此期间，它将随着这个地区紧张局势的缓和逐步减少它在台湾的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
——午夜时分，毛泽东批准了关于台湾问题的这一段。尼克松也批准了这一段。
公报文本落实了，大功终于告成。
然而，想不到美国方面又横生波澜，把尼克松都几乎气疯了。
在去杭州的飞机上，美国国务院的专家们拿了公报。他们看后认为不理想。他们的不满是大有原因的。这次罗杰斯国务卿带来中国的，都是一些职业外交家，对于草拟公报的过程他们没有参加，对此本来就有看法。没有参加谈判的人不熟悉谈判所经历的艰难，往往在心中自己立了一个理想的公报文本，并拿它们同手头的打印文本进行对比。那样一来，意见就多了。到杭州后，罗杰斯对尼克松说公报不够圆满而交给总统一份材料，材料中列举了国务院的专家们对公报的大堆意见，并提出进行修改。例如，对“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这句话提出异议。说这话太绝对了，或许有一些中国人不这样认为呢。建议将“所有中国人”改为“中国人”。另一条建议是要去掉“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句中的“立场”二字。诸如此类的重要修改处，竟达十五处之多。
尼克松穿着睡衣，在房间里走来走去，气得脸色都变了。他认识到自己在政治上处于左右为难的境地。他要有所作为而采取了对华主动的行动，但那些保守派支持者对访华的反应已搞得他够紧张了。他害怕这些右派会攻击公报。他预见到，关于国务院对美国所作的让步的不满的传闻，很可能成为导火线。他也知道，在已经通知中国人说他同意公报之后，又要求重新讨论，出尔反尔，说话不算数，中国人将怎么看待他这个总统。他又气愤又痛苦。
离预定发表公报的时间不到二十四小时了，怎么办？
尼克松把基辛格找来商量。基辛格为难地同乔冠华说明了情况。
乔冠华马上去找周恩来总理请示。
周恩来正在给上海方面去电话，询问上海方面接待工作的情况。周恩来放下电话后，乔冠华立即作了汇报。
周恩来太累了，他毕竟是七十二岁的老人了，可以说，此时癌细胞已在他体内扩散，吞噬着他的生命，削弱着他那似乎无止境地为国为民的精力，他还全然不知。就在这一年的夏天，他发现尿中有血，才接受检查，经过化验，诊断为膀胱癌……在尼克松访华期间，最忙的人就是周恩来。尼克松访华的一切活动安排，都是他亲自掌管，所有的会谈讨论都由他亲自过问，还每天安排随时向毛泽东请示、汇报。他几乎没有睡过觉，顶多能够合眼皮休息个把钟头。
周恩来听着乔冠华的汇报。他瘦削的脸在柔和的灯光下棱角显得更为分明，只是眼睛还很灵，很亮。听完汇报后，周恩来开始沉思。
周恩来对美国国情作过研究，对尼克松执政以来白宫与国务院的矛盾是有所了解的。他由此联想到，按职务，罗杰斯该排在基辛格前面，毛泽东会见尼克松时，罗杰斯没能去，难怪人家有意见。他还考虑，明天到了上海，要特地去看望罗杰斯，补一下课。
对于周恩来来说，任何大事都是从注意小事入手这一格言是有一定道理的。他虽然亲自照料每一棵树，但也能够看到森林。
周恩来对乔冠华说：“我们也不能放弃应该坚持的原则，这个事，要请示主席。”
周恩来当即拿起红色的直通电话。
毛泽东听了汇报，想了片刻，口气十分坚决地回答说：“你可以告诉尼克松，除了台湾部分我们不能同意修改外，其它部分可以商量。”
毛泽东停顿了一会，又严厉地加上了一句话：“任何要修改台湾部分的企图都会影响明天发表公报的可能性。”
于是，基辛格与乔冠华在宾馆又开了一次夜车。凌晨二时，另一个“最后”草案终于完成了，当然，吸收了罗杰斯的专家们的一部分意见。草案再次提交双方首脑正式批准。这就是举世闻名的上海公报。
尼克松一行到达上海下榻于著名的锦江饭店。
二月二十七日，到达上海不久，周恩来特地去看望罗杰斯国务卿及其助手们。他走进大厅，走进电梯。电梯迅疾往上升。头顶的电梯标志牌上，“十三”处亮着红灯。
周恩来望着标志灯，恍然大悟似地说：“怎么能安排他们住第十三层？十三呀！西方人最忌讳十三……”
周恩来带着翻译走进罗杰斯的套间，听见谈“十三”的声音戛然而止。罗杰斯手下的官员们正在房间里说话，大约是在发牢骚生气，一个个面有愠色。见周恩来进来，罗杰斯朝他们示意，他们只好客气地装出很不自然的笑脸。
周恩来伸出手来说：“罗杰斯先生，你好！”
周恩来逐一地与国务院的官员握手之后，在罗杰斯身旁的沙发上坐下来，说：“国务卿先生，我受毛泽东主席委托，来看望你和各位先生。这次中美两国打开大门，是得到罗杰斯先生主持的国务院的大力支持的。这几年来，国务院做了大量的工作。我尤其记得，当我们邀请贵国乒乓球队访华时，贵国驻日本使馆就英明地开了绿灯，说明你们的外交官很有见地……”
周恩来的话语缓和了室内的紧张气氛。
“总理先生也是很英明的。我真佩服你想出邀请我国乒乓球队的招，太漂亮了！一下子就将两国疏远的距离拉近了。”罗杰斯笑着说。
“有个很抱歉的事，我们疏忽了，没有想到西方风俗对‘十三’的避讳。”周恩来转而风趣地说：“我们中国有个寓言，一个人怕鬼的时候，越想越可怕；等他心里不怕鬼了，到处上门找鬼，鬼也就不见了……西方的‘十三’就像中国的‘鬼’。”
众人哈哈大笑，周恩来也跟着笑。
周恩来走后，罗杰斯手下的官员们气也消了大半。中国有句俗语，不看僧面看佛面。他们主要是对基辛格有意见，对尼克松的某些做法有意见。如今周恩来代表毛泽东来看望他们，他们不但不便再发作，而且对周恩来十分佩服。
二月二十八日早上，周恩来到上海虹桥机场为尼克松等人送行。
据说毛泽东为尼克松写了一个含义隐晦的条幅，并送给这位美国总统以作为他访问的纪念：
老头坐凳
嫦娥奔月
走马观花
坐在凳子上的“老头”是帝国主义。“嫦娥奔月”是卫星的迷人形象。“走马观花”则是指尼克松本人草草地观看了一下中国。
毛泽东称赞了他的客人。尼克松至少还来到中国看了看，不像一个典型的帝国主义头子只是自鸣得意地坐着。
然而，毛泽东的后两句则会使任何一位愿意同他手挽手并行的西方领袖感到不安。
帝国主义的日子已经过去了。不仅美国和苏联，就连中国如今也能把卫星送上月亮了。
尼克松虽然是个开明的人，但在面上走一圈，也只能得到一些浮光掠影的印象。
毛泽东后来对人说：“尼克松没有弄懂我的意思。”
周恩来送走尼克松之后，也于当天搭乘那架“伊尔一十八”专机离开上海，飞往北京。随行的记者们也搭乘总理的专机回京。
周恩来操劳了一个星期，也没有借飞机飞行机会在前舱休息。他来到后舱看望记者们。
有个记者问：“总理，外电评论，这次是你导演的外交杰作。”
周恩来严肃地说：“不，不能那么说。这是主席的英明，主席的功劳。这次乒乓外交我就没看准，是主席决定的。打开中美关系还是靠主席的英明决策。到底主席是主席，我们是我们。”
尼克松离开上海在飞机上同他夫人帕特说：“周恩来是一个伟人，是本世纪罕见的伟人。我感到惋惜的是……他总是小心谨慎地让舞台的聚光灯照射在毛泽东身上。”
尼克松还不了解周恩来。周恩来对毛泽东的尊敬、钦服、坚信无疑是第一位的，他从来不谈及自己的功绩。
周恩来回到北京后，当即驱车前往中南海，到丰泽园向毛泽东作汇报。
毛泽东穿着睡衣，躺在木板床上。床上里侧摆满了书。毛泽东的头靠在垫得很高的枕头上。
走到床边的周恩来问：“主席，你困么？”
“不困，你说吧。”
“尼克松很高兴地走了，他说这一周改变了世界。”周恩来汇报说。
“哦？！是他改变了世界？哈哈。”毛泽东说完大笑起来。他伸手拿起一支雪茄，秘书给他点上火。他深深地吸了一口，将烟喷出来，说：“我看还是世界改变了他。要不，他隔海骂了我们好多年，为什么又要飞到北京来？”
周恩来又说：“尼克松临走时还一再表示，希望能在美国与我们再次相会。他们国务院提出了一个邀请我们访美的名单。”
毛泽东说：“那青天白日旗不落，我们怎么去？公报是发表了，路还长哪！我和你，怕都看不到那一天啦。”
周恩来默默无语地看着毛泽东。
这两位年已古稀的老人、伟人、战友互相对视着，都已意识到，他们没有多少时间来巩固这个横跨太平洋的新同盟了。
自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八日，中美双方发表上海联合公报，两国关系开始走向正常化。在尼克松离开北京后九个月内，又有二十多个国家承认了毛泽东和周恩来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对“尼克松冲击”的反应，“日本急急忙忙地去拥抱北京，和台北断绝了关系”。日本采取了主动。毛泽东也改变了对日本的政策，他不再谈论“日本军国主义”了。毛泽东为揭开中日永远和平的帷幕作出又一历史性的决断，周恩来又不辞辛劳地为之付诸实施。同年九月二十九日，中日两国政府联合声明在北京签署，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
毛泽东和周恩来这两位同舟共济的战友，在他们的古稀之年，以惊人的胆略携手打开了冰冻二十多年之久的中美、中日关系之门。这一英明之举，当然离不开当时历史的特定条件。但是，这个世纪性的事件，随着岁月的流逝，益发显示出其所包含的意义与价值，已超越了时空，超越了意识形态，超出了当时历史的规定性和功利性的一般含义。就是今天，也很难说清楚它的深远意义。
毛泽东和周恩来，在他们的晚年打开了中国封闭的大门，掀开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史上新的篇章，在他们长期合作的历史上写下了闪光的一页。
【注释】
〔1〕《外国人眼中的中共星群》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第50—5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