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一八八六——一九七六），字玉阶，四川省仪陇县人。参加了辛亥革命。一九一三年后在滇军任营长、副团长、团长、旅长。一九二二年赴德国留学，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五年到苏联学习军事，次年回国。参加领导八一南昌起义，任起义军第九军副军长。一九二八年参与领导湘南起义，而后率部上井冈山与毛泽东会师。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军长，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团总指挥，红一方面军总司令，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兼红一方面军总司令。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八路军总指挥（后改称第十八集团军，任总司令）。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元帅军衔。是第二、三、四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长，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七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第八届中央副主席，第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
本世纪二十年代初叶，当在国内要求入党而未能如愿的朱德带着苦闷的心情来到欧洲寻找党、寻找革命真理时，他有幸结识了周恩来，并由周恩来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朱德开始了为共产主义奋斗的伟大历程，也开始了与周恩来半个世纪的革命友谊。南昌城头，共举义旗；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文革”狂潮骤起，造反派矛头指向人民爱戴的总司令，睿智的周恩来，通过毛泽东，巧妙地保护了朱德，使他免遭冲击。周恩来逝世，举国悲痛，朱德不顾九十岁之高龄，亲自向遗体告别，表达了无限深情。
一、在德国介绍朱德入党
一九二二年九月的一天，朱德和孙炳文乘法轮“安吉尔斯”号离开上海黄浦江码头，开始了欧洲之旅。他要到德国去，到马克思的故乡去，去寻找共产党，寻找革命的真理。
经过四十多天的漫长航程，穿越波涛汹涌的印度洋和地中海，朱德和孙炳文一起在法国马赛登陆，寄宿在一位华侨商人的家里。不久，他们就听说：六月间有一批中国留学生曾在巴黎西郊的布伦森林里开过一次会，成立了“中国少年共产党”。还听说组织者中有一位旅德中国学生的代表名叫伍豪，他两个月前曾经在柏林发表了一篇《共产主义与中国》的文章，这篇文章在勤工俭学生和华工中很有影响。
听到这个消息，朱德真是喜出望外。他不顾一路奔波劳累，第二天便乘上了开往柏林的火车。去会见伍豪。
一九二二年十月二十二日，朱德在柏林经过四处打听，终于找到了他所敬仰的伍豪——周恩来。周恩来热情地把他引进自己简陋的寝室，搬过椅子请他坐下。朱德顾不得坐下便直挺挺地站在这位比自己小十多岁的青年人面前，望着那张英俊的面孔和那双诚挚的眼睛，开始述说自己的经历和急于找党的迫切心情。
他把自己怎样参加辛亥革命和护国战争，怎样会见孙中山，怎样不满于资产阶级领导的不彻底的民主革命，怎样在上海会见陈独秀而夙愿未了，又怎样为了寻找党，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来到欧洲……滔滔不绝地倾诉给周恩来。最后，他恳切地请求吸收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柏林的党组织。
周恩来尊敬地与朱德面对面站着，习惯地把头稍稍倾向一边，用充满热情的目光望着朱德，聚精会神地听着，直到朱德讲完了，才向他提出问题“朱德对周恩来提出的问题一一做了认真的回答。
亲切而又融洽的交谈，使他们忘却了时间。不知什么时候，夜幕悄悄降临了。窗外，明月皎洁，繁星璀璨。室内，灯光融融，相谈甚欢。周恩来热情地邀朱德住下，并满意地对他说：
“请放心，我一定把你的情况和入党要求如实汇报给‘中国共产党旅欧总支部’——这是今年八月经中央批准成立的党组织。如果你同意，我愿意做你的入党介绍人。不过，在柏林入党，是要经过国内党组织最后批准的。在此之前，只能暂做候补党员。”
朱德听了，激动地握住周恩来的手说：
“今天是我有生以来最有意义的一天，真可谓再生之日。虽然我已经三十六岁了，但好像又获得了新生。”
几个月后，经周恩来、张申府介绍，朱德的入党申请得到了国内党组织的最后批准。党组织还决定，为了工作方便，他的党籍暂时对外保密。
苦苦追求的理想终于实现了，朱德沉浸在长久的兴奋之中，以至后来回忆起此事时，他还十分动情：
“我当时真高兴极了。从此，我抛弃了旧我，开始了最有意义的革命的新生。”
经过周恩来慧眼识英豪，中国无产阶级先锋队中又增添了一名勇敢坚定的优秀战士，共产党员的崇高称号，给朱德带来了数不尽的艰难困苦，同时也带来了革命的青春和无上的光荣。在这以后五十多年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中，他没有辜负这个光荣的称号。他用自己非凡的功绩，为党的旗帜增添了灿烂的光辉！
在这以后，他开始了与周恩来长达半个世纪的伟大而动人的友谊。
二、周恩来交给特殊任务：使敌人失去指挥
一九二六年，朱德返回阔别四年的祖国。一九二七年七月下旬，他在南昌利用自己曾担任南昌市公安局长、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团长的身份，努力地做着南昌起义的各项准备工作。二十七日上午，有位身着灰色中山装、手提黑色皮包的青年人，从容不迫地步入南昌市进贤门内花园角二号院，向在院内纳凉的人打听朱局长是否在家。
这时，左边一间厢房的竹帘撩开了，闻声而出的朱德一见来客，惊喜的神色立刻涌上眉梢。他用那双有力的大手把客人挽进正房，随即吩咐勤务兵安排早餐。
待勤务兵出去后，朱德兴奋地说：
“你好啊，周恩来同志，真没想到你来。一路顺利吧？”
“还好。”周恩来呷了口茶，说，“从武汉乘船到九江，然后坐火车到牛行车站，过了赣江就径直到这儿来了。你怎么样，身体好吧？”
“很好，很好啊。”朱德喜悦地低声说道，“你这一来，我就知道，党一定是最后决定在南昌起义了！”
“是的。”周恩来告诉朱德，“贺龙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和叶挺率领的十一军第二十四师，明天就要从九江开往南昌；四军二十五师已驻在马回岭一带，这你知道；再加上你的军官教育团，我们将有三万多人，另外，卢德明和罗荣桓领导的二方面军警卫团，以及陈毅领导的中央军政学校武汉分校的部分学员也可能赶来，汇集在一起，我们的力量还是很可观的。”
朱德思忖了一下，问道：
“这么多部队集结南昌，不会引起武汉政府的怀疑吗？”
周恩来肯定地说。
“这些问题我都想过，现在看来还不会。武汉政府所谓东征南京、讨伐蒋介石的招牌还没最后扔掉，我们正好可以利用。”
接着，周恩来又交代任务说：
“对了，彭湃、恽代英、刘伯承、聂荣臻、郭沫若，还有许多同志很快也要从武汉赶到南昌。这些同志的住处以及叶、贺部队的驻地，还得请你安排啊。为了让大家休息好，养足精神起义，你这几天恐怕要吃不好睡不好哩。”
“放心吧，这些都包在我身上了。”朱德坚决地回答。
周恩来虑事很细，又询问道：
“这里的情况怎么样？”
朱德没有马上回答，只是笑着说：
“吃过饭，等你休息一下咱们再细谈吧。”
“不，不用休息，我已经在车上睡了一会儿。”
周恩来说完，用那双总是显得炯炯有神的眼睛望着朱德，等待他的回答。
朱德知道周恩来那一切以革命事业为重的性格，只好无可奈何地摇摇头，摊开双手说：
“你呀，还是过去的老脾气，只顾工作，不顾自己。好吧，我这就详细汇报。”
说着，朱德把椅子往前挪了挪，与周恩来靠近些，说道：
“最近，朱培德把师以上军官都召到庐山开会去了，不外乎是研究宁汉合流及如何清共。南昌城里，如今我这挂名的总参议算是老大了。”
周恩来笑着说：
“所以我才来找你这个最高指挥官了解情况。”
朱德也笑了，说：
“我这个指挥官只是个虚衔，而且很不牢靠。前一段朱培德‘礼送共产党’，差点把我这个‘衔’也‘礼送’掉了，幸亏他还不能十分肯定我是共产党。”
说到这儿，朱德的神色严肃起来，把话引上正题：
“目前，敌人的情况是这样的：第三军王均部主力在吉安；第九军金汉鼎部主力在东乡、进贤一带。至于南昌城内的敌人，到目前为止，驻有第五路军指挥部的一个警卫团，第三军的七十三团和七十四团，第九军的一个团，还有临时归朱培德指挥的程潜第六军的一个团，再加上卫戍司令部和王均住宅的警卫队、省政府卫队和一部分宪兵武装，敌人总计不过万人。除此之外，还有两个保安队和一个消防队，因为我当公安局长，对他们进行过一些教育，估计是不会站到敌人一边的。当然，我们宁肯把敌人的力量想得更大一些。”
周恩来赞同地说：
“这样考虑是对的。不但要把来自敌人的阻力估计足，也要把来自党内的阻力估计足。这次关于武装起义的决定，就是党内许多同志经过斗争才取得的。”
朱德深有感触地说：
“蒋介石这个流氓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给我们上的这一课太深刻了。不管怎么说，党要夺取政权，手里没有自己的军队是绝对不行的。”
接着，朱德拿出了由他亲自精心绘制的南昌城防图。周恩来接过图，仔细地看着，真是高兴极了，连连称赞：
“有了这张图，起义后解决敌人就会方便得多，顺利得多。”
这时，勤务兵送来了早餐。他们一边吃饭，一边闲聊了一阵别后的情况。任务紧迫，不允许这两个久别重逢的亲密战友尽情畅谈，饭后，朱德便匆匆外出，按照周恩来的部署，忙着进行起义的各项具体准备工作去了。
中午时分，朱德乘坐黄包车回来。他在经过周恩来休息的耳房时，脚步放得很轻。谁知，当他探头一望，发现周恩来根本没有休息，正不顾一路奔波劳累，伏在桌子上聚精会神地写着什么。
朱德没有进屋，唤来勤务兵，小声叮咛道：
“一定要细心照顾好这位客人，不管什么事，都要按照他的吩咐去办。另外，有人到咱家来，不要提到他。”
下午，周恩来把勤务兵叫到身边，请他在市内租一栋大房子。
工夫不大，勤务兵跑回来向他报告说，房子已经租到了，是系马桩附近的一所学校，学生都在放暑假，房子既宽敞又安静。周恩来高兴地说：
“很好，你办事很快啊！”
就在这一天，叶挺率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贺龙率第二十军先后进入南昌市。
朱德一直到吃晚饭的时候才回家。饭后，他又同周恩来一起去看新租到的江西大旅社。这是一座五层楼房，准备做起义军的总指挥部。
接着，朱德在江西大旅社一楼的喜庆礼堂参加了一次重要会议。会上，周恩来传达了党中央关于在南昌组织武装起义的重要决定，并宣布：领导起义的中国共产党前敌委员会由周恩来、李立三、彭湃、恽代英等四人组成，周恩来任书记。周恩来根据朱德提供的敌情，分析了敌我态势。会议研究了起义的行动计划，作出了相应的任务区分。
散会以后，朱德立刻赶回教育团，部署起义的准备工作。他组织教育团连续打了两次野外，以便熟悉南昌城内外的地形、地物和主要通道。并在夜间进行了几次紧急集合，使部队做到能够迅速集合，准确无误地传递口令，识别记号。
与此同时，参加起义的各部队也都在秘密而紧张地进行着战斗准备，如箭在弦，弯弓待发。
七月三十一日下午，朱德肩负着周恩来交给他的特殊任务，来到南昌市公安局，找到秘书长，吩咐说：
“今晚我要请驻省会的各位团长、副团长在佳宾楼吃饭，请你马上派人去筹办一下。你要亲自通知各位团长，请他们务必光临。”
听说老局长要请驻地团长、副团长吃饭，秘书长一连声应承着去了。
朱德请各位团长吃过饭后，又邀请他们来到大士院三十二号搓起了麻将。
正在朱德哄着几个团长玩得正痛快的时候，只见门外进来一个人，慌里慌张地走到一个络腮胡子团长跟前耳语了几句。络腮胡子立刻推开椅子，立起身道：
“诸位，我刚刚接到报告，据说今天夜里有人想缴我们的枪！”
喧闹的客厅一下子静了下来。
朱德暗吃一惊，但他马上镇定下来，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说道：
“如今蜚短流长的话太多了。我看各位不必介意，请接着玩吧。”
一位年长些的团长说：
“这也许是谣言，不过还是谨慎为好。方才我在来这儿的路上，发现往日街上军人很多，今天却明显减少。为何各部队同在今天控制人员？难道这不异常吗？”
这一说，其他一些人都慌忙起身，推倒桌上的麻将牌，急着要走。
朱德本想把这些团长们一直留到深夜，以便使城内的敌人在起义军发动进攻时失去指挥——这是周恩来亲自交给他的任务。现在看来，难以再拖下去。
正当朱德紧张地思考着下一步的对策时，公安局的秘书长进门对他说：
“局长，有人在外等您，说有要事相见。”
朱德连忙对正在穿衣、挎枪、整理服装的团长们拱拱手，说：
“慢待各位了，我去去就来。”
他到外面一看，原来是起义军总指挥部的人来送文件。他立刻打开文件，见上面只写着四个大字：“山河统一。”朱德知道，这是今晚起义时的口令。他面对文件，略思片刻，毅然转身步入客厅。对正要离席的敌团长们说：
“各位稍候，有件紧急的事情要跟大家说。”
朱德见敌团长们留住步，愕然地望着自己，便将手中的文件扬了扬，说：
“我刚刚接到朱培德总指挥的一封密信，信中说——请大家冷静些——我们五路军在庐山开会的长官们，今天不幸被蒋介石派兵包围起来，情况可能有变。”
这一消息，真如晴天霹雳，把敌团长们个个惊得目瞪口呆。一阵沉默之后，接着是一片骂娘声，朱德扬扬手，叫大家安静，接着说：
“朱总命令，驻南昌的所有部队，临时由朱德总参议统一指挥。”你们回去后，要向所部官兵传达，有事一定要听从我的指挥，不得轻举妄动。如果你们谁在南昌擅户动枪。动刀，给庐山上的朱总带来麻烦，可别怨我朱德言之不预。”
敌团长们悻悻然地陆续告辞离去。朱德忙看看手表，已近午夜，立刻走出大门。
专用黄包车正在台阶下等候，他敏捷地跳上车，急促地对车夫说了声：
“江西大旅社——快！”
车子立刻飞奔起来。
朱德跨进二楼的总指挥部办公室，看见周恩来、贺龙正和英他一些领导围在南昌市的地图前最后检查着起义方案，室内显得异常安静。他立即向周恩来与贺龙报告了起义被叛徒告密的情况。周恩来当机立断，将预定的起义时间提前。
八月一日凌晨二时正，随着“啪——啪——”几声枪响，信号弹拖着红色的尾焰划破沉寂的夜空。顿时，枪声、炮声和手榴弹的爆炸声，就像除夕时刻辞旧迎新的漫大爆竹，响彻全城。红色的火光照耀着一座座高大的建筑物，起义军各部队按预定方案同时向敌人发动了突然进攻”
在起义军的突然猛攻下，敌人措手不及。只好缴械投降。只有攻打敌五路军总指挥部的战斗异常激烈。敌警卫团团长张朝政得到二十军那个姓赵的叛徒告密。提前带着两个营连夜逃跑，留下朱培德的弟弟朱美之指挥一个营负隅顽抗。贺龙和刘伯承冒着枪林弹雨，并肩站在距敌人一街之隔的圣公会楼房的露天台阶上，指挥起义军反复强攻，终于冲进敌总指挥部。经过激烈的白刃战，全歼了敌人。
清晨六时，战斗胜利地结束了。参加起义的士兵们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而起义的领导者——周恩来、朱德等人又投入了更加紧张的工作。
苍穹渐渐露出鱼肚白的光亮，灿烂的曙光终于射出东方天地相接处，一个伟大的黎明降临于南昌。
三、携手大战南天红
南昌起义后，周恩来到上海党中央机关工作，朱德率部上井冈山，与毛泽东一起共同创建了中央革命根据地，一九三一年底，周恩来从上海来到中央革命根据地酋府瑞金，担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
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三次反“围剿”胜利之后，“左”倾机会主义的中央撤了毛泽东的军职，剥夺了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面对五十万之众敌军的第四次“围剿”，朱德、周恩来毅然挑起重担，率领五万红军，与十倍于己之敌展开了殊死搏斗，并取得了空前的胜利。在共同指挥作战中，他们互相领略了对方那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和迷人的风采，其友谊又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由于“左”倾机会主义中央的领导，一九三二年十月前后，湘鄂西和鄂豫皖苏区的第四次反“围剿”相继失败。红三军离开洪湖根据地，先后向大洪山地区和湘鄂边境转移。红四方面军主力也离开鄂豫皖根据地，向平汉路以西转移，后来到达川陕边地区。这样，国民党当局便将主力调往江西，把“围剿”重点转到中央根据地，策划对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围剿”，但大举进攻的部署一时尚未就绪。
十月十四日，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朱德、代总政委周恩来，经过反复分析敌情，制定了破敌方策，在广昌发布作战计划，决定趁国民党军队对中央苏区大举进攻的部署尚未完成之机，出其不意地向国民党军事力量比较薄弱的建宁、泰宁、黎川发起进攻，以策应其他苏区红军的作战，并同赣东北苏区取得联系。
朱德、周恩来指挥部队从广昌出发向东急进，一路所向披靡，势如破竹。在十月十八日至二十二日的五天内，连克建宁、泰宁、黎川、邵武四座县城。十一月八日，攻克光泽县城。十七日，北上攻克资溪县城。十九日，又攻克金溪县城。
连战皆捷，部队一片欢腾，指战员连声称赞朱、周神机妙算，用兵如神。这是朱德、周恩来俩人共同合作的一个杰作。
国民党军进攻中央苏区的高级指挥官陈诚见连失七城，无法向蒋介石交代，禁不住暴跳如雷，急忙命令原驻南城的许克祥部第二十四师和原驻临川的孙连仲部第二十七师，从南、北两个方面夹击金溪。
然而，陈诚怎能是朱、周的对手。十一月二十日，当第二十四师进到南城东北时，朱德、周恩来乘该师正在运动中，指挥红三军团主力于十一月二十一日迅速消灭该师一个团，打破了这次夹击。红一方面军的北线作战暂时告一段落。
为了准备迎击即将到来的对中央苏区的大规模“围剿”，朱德、周恩来、王稼祥于十一月二十四日向全方面军发布紧急训令，明确指出：“我们要认定，敌人大举进攻的战火就在眼前。”“全方面军及各作战地域的指挥员、战斗员，都应认识目前任务的严重。”“集中一切精力于歼灭敌人的当前的伟大任务上。”
朱德、周恩来久经沙场，具有丰富的指挥作战的经验。面对强敌，朱德向周恩来提出。
“要打破几十万装备精良的敌军的大举‘围剿’，只有政治上的动员是不够的，还必须抓紧时间努力做好各方面的准备工作，尤其是加紧军事训练。”
周恩来十分赞同，连连说道：
“老总所言极是，我也正在思考此事。”
英雄所见略同。为此，他们发布了加紧军事训练的训令，指出：现在“特别是军事技能更有落后的现象”，“这在敌人大举进攻中，是不可容有的现象，因此，我们在这战斗间断的瞬间，拟予以迫切的训练。”
对于即将到来的大战，周恩来指出。
“一定要运用前三次反‘围剿，的经验，准备在整个战线上运动作战，以消灭敌人。我们必须估计到这次敌人的兵力比前三次‘围剿’时增多了，在战略与战术上，都有相当的变更和进步。因此，我们应较三次战役时期更有进步、更加努力地来部署一切政治上、军事上的动员。”
于是，朱德立即就上述意见命人草拟出电报，以密令方式发往各作战区指挥部。
在这期间，朱德还命令全方面军利用敌人没有大举进攻的时机，进行战前改编整顿，精简机关人员，充实连队，以加强前线作战能力。在朱德、周恩来领导下，第四次反“围剿”的各项准备工作基本完成。
十二月三十日，以何应钦为总司令的国民党赣闽粤边区“剿匪”总司令部，下达对中央苏区第四次“围剿”的命令。参加这次“围剿”的兵力共二十九个师又二个旅，共五十万人，分左、中、右三路向中央苏区进攻：右路军由余汉谋任总指挥，由粤、赣边界向中央苏区推进；中路军由陈诚任总指挥，指挥蒋介石嫡系的十二个师为“进剿”军，担任主攻任务。
这时，朱德、周恩来指挥的红军只有五万余人，双方兵力为十比一。
一九三三年元旦，红一方面军在黎川城举行北上誓师大会，当天，朱德、周恩来、王稼祥发布训令，强调指出：“这次行动是粉碎敌人大举进攻的主要关键。争取这次行动的全部胜利，消灭当前的敌人，特别是陈（诚）、罗（卓英）、吴（奇伟）、周（浑元）各部，冲破抚州（河）流域的敌人围攻线，破坏敌人大举进攻的前线布置”，“这是开始一九三三年四次战役伟大胜利的中心任务”。
兵不厌诈，兵贵神速。朱德、周恩来为了达成战役的突然性，指挥部队悄悄地向北隐蔽急进。神不知、鬼不觉地接近了敌人。一月五日，歼灭黄狮渡守军一个旅，俘虏一千余人，生擒旅长周士达，北上首战告捷。由于红军的行动迅速而秘密，被俘的周士达供称：“红军包围了黄狮渡后，才知道大部红军到了。”
接着，朱德、周恩来又挥师向金溪秘密运动，很快占领该城。
当然，国民党的高级将领也不是吃素的，许多人毕业于黄埔军校，战役战术上也颇有一套。在红军的进攻面前，驻在临川的国民党三个师经济湾分两路向金溪、黄狮渡增援，在南城的一个师从南面策应，企图南北夹击红军，同红军主力决战于浒湾东南地区。
国民党军队这一作战意图，朱德、周恩来很快就识破了，决定乘敌人尚未会合之际，打敌人一个措手不及。于是，他们一月七日下达攻击浒湾的命令。次日上午九时半，游湾战争打响。由临川增援的国民党军队，得到消息后，立即兔子似地撤逃南城。这次战斗共歼敌二千余人，缴获大批枪支弹药。但红军的伤亡也比较大，红五军团副总指挥赵博生不幸牺牲。
黄狮渡、浒湾战役结束后，红一方面军下一步的行动方针是什么？战场应摆在哪里？前方的周恩来、朱德、王稼祥等同后方的苏区中央局成员之间，又产生了意见分歧。
周、朱、王主张红军主力继续北上贵溪地区，打通同赣东北红十军的联系，在抚河和信江之间开辟新苏区，待北线敌军发动进攻时，将它消灭在运动中。一月十二日，周恩来致电中央局、中央政府并转党中央，报告了前方的这个意见。为了实现这一行动计划，同日，周恩来、朱德、王稼祥又致电中共闽浙赣省委，指示他们“应将作战中心转到信河南岸”，协同红一方面军将闽浙赣苏区同中央苏区打成一片。
一月十六日，对前方情况并不了解的中央局复电周恩来、朱德，不同意前方的意见，提出要“首先打击南城城外敌人，调动敌人，求得战机”。二十一日和二十三日，周恩来、朱德两次致电中央局、中央政府急转中央，提出不同意见。
一月二十四日，中央局复电周恩来、朱德、王稼祥等，命令道：“我们绝对的要你们在将来关于策略上的问题立即告诉我们，不要拖延过迟，我们要你们站在一致的路线上执行以下的指示”，“集中我们所有主力取得南城并巩固和保持它。”最后要求：“立刻将你们和前方的决定，清楚直接电告我们”，“并电告我们执行之结果。”
接到中央局电报，面对这种瞎指挥，周恩来十分愤慨，他对朱德、王稼祥说：
“明摆着的，强攻坚城南城和南丰有五点不利条件：一是暴露我军企图；二是容易受敌人夹击；三是损伤太大，四是不能筹款；五是耗费时日。我们应在敌人部署未完毕前，在抚河东岸连续求得在运动中解决敌人。”
朱德、王稼祥完全同意周恩来的意见，朱德说：
“恩来所见极是，我完全赞同。”
于是，周恩来以其当时在党中央的地位，单独致电中央局陈述前方的意见，特别说明：“上述意见，朱（德）、王（稼样）等同志大都同意。”
这时，国民党当局加快了对中央苏区发动第四次“围剿”的部署。一月三十一日，蒋介石在南昌主持召开军事会议。不久，蒋介石亲自兼任江西省“剿匪”总司令，并设置南昌行营，统一指挥“围剿”中央苏区的军事行动，并采取“固守城防”的新策略。在这种新的情况下，朱德、周恩来等原来设想的先发制人、在抚河以东调动并消灭敌人的计划已不可能实现。他们便在二月二日率领部队转移到黎川附近待机。
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的时间日益逼近，周恩来、朱德、王稼祥对于中央局不切实际的处处掣肘十分伤脑筋，他们于二月三日联名致电中央局：“连续的、残酷的战斗立刻就到，战争与军事布置更应确定统一指挥。提议中央局经常给我们前方以原则上与方针上的指示，具体部署似宜属之前方。”
最后一句话，就是要求远处后方的中央局不要处处干涉前方军事行动的“具体部署”。
但这个意见仍没有被中央局所接受。次日，中央局给周恩来、朱德、王稼祥回电说：“在目前敌人据点而守的形势下，无法避免攻击坚城。”并称根据中央指示电，“在总政治任务之下，应以抚州（临川）为战略区。目前行动，先攻南丰为适宜。”“并乘胜威胁南城、抚州，是我们目前的方针。”“此新计划经中央局全体通过，请立即讨论，并电告执行的具体部署。”
中央局的意思已很清楚：对攻打坚城南丰不容再有争论，必须坚决执行。
周恩来再也克制不任感情，平时一直十分理智、冷静的他，此时怒火中烧，大声说道：
“不行，这样指挥我们不行。这样我们怎样指挥，非打败仗不可。我们还是要再次陈述意见。”
于是，周恩来、朱德、王稼祥于二月七日致电中央局并转中央，再次陈述意见，“请求中央、中央局须给前方的活动以机断余地和应有的职权。否则，命令我们攻击某城，而非以训令指示方针，则我们处在情况变化或不利的条件下，使负责者非常困难处置，因在组织上，尤其在军事上，须绝对服从上级命令，不容丝毫延搁。但在责任上、在环境上，我们又不得不向你们陈述意见。”
由于中央局一再坚持要强攻南丰，朱德、周恩来只得在二月九日率领方面军由黎川附近向南丰地区开进。十二日黄昏后，命令红三军团和红五军团各一部在夜雨中向南丰城西北面的外围阵地发起攻击。但因守军工事险要坚固，经过一夜猛攻，未能突破，歼敌不足一个营，而红军却损失四百余人，师长彭鳌和两名团长阵亡。
面对如此不应有的损失，朱德痛惜不已，周恩来甚至流下了激愤和痛苦的泪水。
陈诚深知南丰地势险要，是以后“进剿”赣南的支撑点，因此，除要求陶峙岳的第八师固守南丰外，还令驻在南城的许克祥部第二十四师驰援南丰。并指挥中路军各纵队由北向南挺进，特别是要求罗卓英率领的主力第一纵队（辖第十一、五十二、五十九师三个师）迅速向宜黄地区集中，准备将红军主力围歼于南丰城下。
朱德、周恩来很快看清了陈诚的这一意图，认为如仍按中央局的意见继续强攻南丰，必将遭受国民党大部队的包围，使红军陷于极端危险的境地。朱德提出：
“我们把强攻南丰改为佯攻。留下一部分兵力佯攻南丰城以迷惑对方，命令方面军主力迅速撤离南丰，秘密转移。这样，一则迷惑了敌人，二则也应付了中央局那些不明事理的人。”
周恩来闻听大喜，认为此着确是妙极，连声称赞：
“还是我们老总高明啊，一步棋，管两步的事。”
这时，陈诚所部由吴奇伟指挥的第二纵队也正向南城前进；罗卓英指挥的第一纵队第五十二、五十九两师已于二月二十一日和二十二日在乐安集中；罗卓英亲自率领的第十一师正向宜黄推进。他们准备在第一纵队主力同第二纵队会合后，将红军主力围歼在南丰、广昌地区。
陈诚渴求决战立功，好在老蒋面前立一功，赎连失七城之罪。
朱德、周恩来很快看准了陈诚这一意图，毅然决定：派红十一军伪装红军主力由新丰东渡抚河，向黎川地区急进，引诱陈诚部主力东向。而红军主力在二月二十三日和二十四日再向南秘密转移到宁都北部的东韶、洛口一带，一边休整，一边隐蔽待机，准备将敌军消灭在运动中。
朱德、周恩来这一正确决策，对于打破国民党军队对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围剿”，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这时，一向自恃高明的陈诚，乖乖地上了朱、周设下的圈套，认为红军主力真的到黎川方面去了，心中大喜，认为立大功的时机到了，立即急令第二和第三两纵队向黎川地区前进，寻找红军主力决战。第一纵队队长罗卓英，为了配合第二和第三纵队的行动，于二月二十四日亲率第十一师，由宜黄南下黄陂；李明的第五十二师和陈时骥的第五十九师由乐安乐南推进，准备到黄陂同第十一师会合。然后，三个师合力奔袭广昌、宁都，截断红军主力的退路。
岂不知，陈诚彻底失算了，因为这样一来，其所部中路军的三个纵队被分隔在两个相距比较远的地区，恰为红军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加以击破造成有利条件。
朱德、周恩来率领红军主力转移到东韶、洛口地区后，在东韶召开军事会议。
周恩来显得容光焕发，侃侃而谈：
“向黄陂推进的敌第五十二、五十九师现已暴露在我们面前，而且同在黎川地区的第二和第三纵队相距较远，处于孤立地位，正是将他们消灭在运动中的大好时机。黄陂一带山高林密，层峦叠嶂，道路崎岖，地形险要，是打伏击战的良好地势。打破敌人的第四次‘围剿’，此战十分重要，大家务必齐心协力，密切配合，战之必胜。”
会议决定，在黄陂地区预先设下埋伏，打一个大兵团伏击战，以歼灭第五十二、五十九师。
会后，朱德、周恩来发出向黄陂地区进军的命令，指出：“乐安敌人两个师，有于本（二十六）日向东陂。黄陂前进，宜黄敌人一个师自神岗、党口前进模样。”“我方面军拟于二十七日，以遭遇战在河口、东陂、黄陂以西，东坑岭、固岗、登仙桥以东地带，侧击并消灭乐安来敌。”命令中还规定，全方面军分为左、右两翼队，平行北上，包抄敌军。
一切部署就绪后，朱德、周恩来立刻率领五万红军迅速向黄陂地区进发。二月二十六日，各部队先于对方一天秘密到达预定的黄陂、蚊湖地区，隐蔽在深山密林之中。由于当地群众帮助严密封锁消息，红军如此大规模运动竟没有走露一点消息。
朱德神采奕奕，对周恩来说：
“走，恩来，咱们到前线看看。”
于是，二人策马扬鞭，亲临前线了解情况。当他们来到设在登仙桥右侧山头上的左翼队指挥部时，朱德向聂荣臻询问：
“情况怎么样啊？”
聂荣臻介绍情况后，朱德强调指出：
“我们的目的是关门打狗。正像周总政委所说的，这就要先让狗进来，再关起门来打。因此，北面的部队要特别注意隐蔽，不能暴露过早。”
周恩来补充说：
“这是这次战斗成败的关键。告诉战士们，敌人进来时，要沉得住气，放手让他们往前走。东面还有我们的部队，放过去的敌人是跑不了的。”
二月二十七日上午，细雨绵绵，群山笼罩在一片雾霭之中。红军战士在寒风细雨中悄悄地埋伏着。
国民党第五十二师和第五十九师还以为红军主力远在黎川地区，有的倒背着枪，有的唱着下流小曲，毫无戒备地向前行进。
朱德、周恩来在总指挥部密切注视着敌军的动向。下午一时许，当第五十二师进入红军左翼队的伏击阵地时，它的前卫部队第一五五旅刚通过，朱德、周恩来立刻命令红军突然发起全线攻击。第五十二师毫无准备，不知所措，顿时丧失抵抗能力。只经过三个小时的战斗，该师师部和一五四旅的一个团被歼，师长李明受重伤被俘后死去。第二天，红三军团将该师前卫部队一五五旅歼灭千桥头，接着，又在红一军团协同下，将一五四旅主力歼灭于蛟湖地区。第五十二师全军覆灭。
与此同时，第五十九师也进入红军右翼队在霍源两边山坡上的伏击圈。在朱德、周恩来指挥下，红五军团、红二十二军、红十二军迅速冲下山来，将该师截成数段，压到谷底展开激战。经过两天鏖战，将第五十九师大部歼灭在黄陂、霍源地区。该师师长陈时骥率领残部向乐安逃跑时，被红军左翼队歼灭，陈时骥被俘。
黄陂战斗，在朱德、周恩来指挥下，共歼敌两个师，俘虏师长二人，官兵万余人，缴枪万余支。
这次战斗，是朱德、周恩来联手，在第四次反“围剿”的战斗舞台上，导演出的威武雄壮的大戏。
朱德后来曾多次忆起此次战斗，他说：那都是国民党最精锐的部队，有最新式的捷克轻机关枪几百挺，还都是一枪未发过的。因为敌人不晓得，来袭击我们，却不料突然遭到我们的袭击。这次的袭击，算是运用最大的部队，取得的最大的成功。
三月一日，中共临时中央致电朱德、周恩来并转全体指战员，祝贺黄陂战斗的胜利。指出：
“这次方面军的空前伟大胜利，是给了国民党的四次‘围剿’以致命的打击，给了帝国主义完全瓜分中国、镇压中国革命的企图以工农红军的铁拳的回答。”
罗卓英指挥下的第五十二师和第五十九师被歼后，朱德、周恩来本想乘胜再歼第十一师，由于山地战各军联络与我军指挥均不易达到，各军位置不利于出击；再加上在南城、南丰地区的国民党军队第二纵队的三个师，正在西援第一纵队，企图从新丰截击红军主力的归路。为了避免被围，朱德、周恩来于三月一日命令部队迅速向南转移到小布、南团、东韶、洛口地区待机，准备迎接新的战斗。
当国民党援军到达黄陂、东陂时，只落得扑一场空。
陈诚幻想立功，却反遭大败，当然于心不甘，还想寻找红军主力再战。但他鉴于黄陂失败的教训，改变了作战方式，将原来三路“分进合击”改变为一路“中间突破”。将中路军原来的两个纵队编为前后两个纵队，以第二纵队为前纵队，第一纵队余部和第三纵队第五、九师为后纵队，共九个师的兵力，梯次轮番地向东南方向的广昌搜索前进，目的是直取广昌，寻找红军主力决战。
红军很快侦悉了敌人的用兵企图，朱德不禁笑了。他向周恩来笑谈着对陈诚这一新计划的看法：
“陈诚是蒋介石的宠将，但看来比蒋介石还蠢。他将前后两纵队重叠，以六个师的纵深配备行军，长径达三日行程以上，这是兵家之大忌呀。看来他完全未顾及到这点，只是企图中间突破我红军阵线，占领广昌，求得政治上的影响，欲使粤、闽左右两路军前进，收得合围的效果。”
“老总分析得对呀，我们正好针对他们这一弱点，将计就计，佯顺敌意，分散敌人，寻找对方的薄弱环节，予以各个击破。”周恩来表示赞同他说。
于是，朱、周发下电令：命红十一军到广昌西北地区积极活动，配合独立师团和地方武装，佯攻吴奇伟指挥的前纵队的先头部队，示形于敌，使他们误认为红军主力就在广昌地区，吸引前纵队向广昌方向急进，拉大同后纵队的距离，为红军主力相机消灭后纵队造成有利战机；同时，命红军主力隐蔽地向北急进，集结于东陂、草台岗一带，准备伏击敌人的后纵队。
陈诚果然被朱、周所调动，再次上钩了。三月二十日，他的前纵队已进至洽村、甘竹一线；后纵队第十一师正向草台岗、徐庄地区前进，第五十九师残部尾随跟进，第九师在东陂、五里排。前后两个纵队相隔很远，形成一条长达一百里的长蛇阵。后纵队态势孤立。
战场上出现了各个击破敌人的良机。
朱德、周恩来当机立断，抓住这一良机，在当天就向全方面军发出命令：“本（二十）日，敌十一师有进到草台岗、徐庄可能，九师当在东陂不动。”“方面军拟二十一日首先消灭草台岗附近之敌，继续消灭东陂之敌，并击破其增援队。”
当敌第十一师在当天午后进到草台岗、徐庄时，朱德、周恩来再次发出命令：“我军拟干二十一日拂晓，采取迅雷手段，干脆消灭草台岗、徐庄附近之师，再突击东陂、五里排之敌。”
红一方面军各路部队得令，立即动作起来。三月二十一日拂晓，部分兵力钳制住了东陂地区的第九师，切断了该师同第二十一师的联系。大部队向草台岗第十一师突然发起猛烈攻击，首先争夺草台岗南侧的黄柏岭制高点。
红军战士英勇无畏，所向无敌，经过几次冲锋和肉搏，终于将占据黄柏岭制高点的第十一师和第五十九师残部歼灭。接着，又向在徐庄的第十一师部发起进攻，很快将该师部和一个团歼灭，师长肖乾被击伤。至下午三时许，陈诚的精锐主力第十一师基本被歼。
接着，朱德、周恩来又迅速指挥部队向东陂追击第九师，很快歼其一部。陈诚所部的前纵队因相隔太远，增援已不可能，眼睁睁地看着后纵队被歼。前纵队害怕再被红军歼灭，不得不经南丰向临川仓皇撤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