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一方面军在朱德、周恩来的正确指挥下，采取大兵团山地伏击战的方法，在黄陂、草台岗两次战斗中，一举歼灭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近三个师，俘师长李明、陈时骥，击伤师长肖乾，俘虏官兵万余人，缴获了大量枪械，子弹、电台等军用物资。蒋介石的嫡系部队遭受如此沉重的打击，这在以往各次战役中是不曾有过的。
朱德巡视战场，看着大批俘虏和缴获的军用物资，十分高兴地对周恩来说：
“陈诚几年间所依靠的部队整个被打垮了。四次‘围剿，也宣告结束了。”
周恩来也十分高兴，谦虚地说：
“全靠朱老总指挥有方啊！”
“哪里，哪里，全仰仗周总政委出谋划策。”朱德笑着说。
红军胜利之际，也正是蒋介石悲哀之时，他在给陈诚的“手谕”中说：
“此次挫败，凄惨异常，实有生以来惟一之隐痛。”
朱德、周恩来指挥红军取得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使中央革命根据地有了新的发展，地跨赣、闽、湘、粤四省，并同闽浙赣苏区连成一片；中央红军和地方红军发展到十余万人，加上闽浙赣、湘赣、湘鄂赣、鄂豫皖、川陕、陕甘等各个革命根据地的红军，共三十万人左右。这是中国共产党自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在极端艰难的革命低潮中坚持土地革命战争取得的巨大成就。
四、共为长征突围打开秘密通道
时值第五次反“围剿”的紧张阶段，不甘于对中央苏区四次“围剿”失败的蒋介石，聘请外国军事顾问，调集百万大军，改变战略战术，变本加厉地对苏区发动进攻。
在这次“围剿”中央苏区中，蒋介石为把发动粤系军阀陈济棠绑架在他的战车上，给了个两路军总司令的头衔。但陈济棠出于自身的利益，并不想在江西替蒋卖命，消耗实力。
陈济棠人称“南天王”，控制着广东大权。他与蒋介石争权夺利，历来矛盾重重，同床异梦，曾经三次通电反蒋。
他深知蒋介石其人好险狡诈，反复无常，对他忽打忽拉，居心叵测。蒋介石令他“围剿”红军，乃是“借刀系人”、“一石两鸟”，想使他与红军两败俱伤，他好坐收渔人之利。
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处理好蒋介石及红军的三角关系，事关他能否独霸广东、永踞“南天王”的宝座。因此，陈济棠“进剿”红军行动缓慢，未完成碉堡封锁线，目的在是防堵红军，同时，也防堵蒋介石中央军入粤，力图偏安广东地盘。
在蒋介石威逼和利诱下，陈深知进攻红军没有好结果，而按兵不动又怕蒋翻脸，于是只好对蒋介石耍起了阳奉阴违的两面手法。他一面派部队向红军进犯，一面又同红军拉关系，做试探性的和谈。
一九三四年四月，敌人攻占了中央苏区的北方门户广昌，向苏区腹地推进，这时，在南方战线，陈济棠不得不同南路军的两个纵队，汁六个师，一个航空大队，一个重炮团的兵力，向苏区寻乌、安远、重石、清溪、笃门岭等地区配合进攻。
在这一带，粤赣军区红二十二师是作战的主力部队，对于敌人的进攻，在澄江、岔口、盘古隘连续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抵抗，给敌以很大的杀伤。
陈济棠为之惊叹，说：“红军勇敢善战，射击技术精良，构筑防御工事的巧妙，是没有想到的。”
但因敌众我寡，筠门岭终被粤军占领。
在占领筠门岭之后，陈济棠就采取了“外打内通”，“明打暗和”的策略：一面虚张声势，谎报向会昌城进攻，摆出打的架式。另一方面又极端秘密地派他的高级参谋杨幼敏赴筠门岭向红军做不再互犯的试探。
蒋介石一贯搞特务政治，遍布密探特务，对陈济棠的活动当然不会一无所知。当他发现陈济棠的秘密活动后，虽然怒斥他“借寇自重”，但因疲于“围剿”红军，也莫奈陈何。
说起红军和粤军陈济棠的统一战线，由来已久。
在何长工、潘汉年去寻乌和他的代表谈判之前，我们党和红军的领导人就同陈方有过接触，陈济棠曾派人找过红军一位高级将领在广州的亲戚，要他向周恩来传话。那时他主要是想同苏区通商做买卖。毛泽东也曾指示要想办法促陈抗日。
一九三四年九月，陈济棠派来了姓李的代表，要求和红军谈判。因何长工是南线红军的负责人之一，对方提议由何长工担任共方军事全权代表。
这时，中央红军正在筹划实行战略转移，转移的突破口尚未选定。得到陈济棠与红军和谈的消息，朱德、周恩来都不禁大喜：这不正是天赐良机，如果与陈济棠谈判成功，红军从陈的防地转移出去，既可少受损失，又可顺利转移。于是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即致信陈济棠，伸张民族大义，指出了建立抗日反蒋统一战线的必要性。
信中指出：
华北大好山河，已沦亡于日本，东南半壁亦岌岌可危。中国人民几有血气者，莫不以抗日救国为当务之急。德等深知为达此日的，应与国内诸武装部队做作战之联合，两年前苏维埃政府即宣告，任何部队，如能停止进攻苏区，给民众以民主权利及武装民众者，红军均愿与之订立反日作战协定。
同时，对协定具体提出了如下几条：
一、双方停止作战行动。而以赣州沿江至信丰而龙南、安远、寻乌、武平分为界线。上列诸城市及其附郭十里处统归贵辖，线外贵军，尚祈令其移师反蒋。
二、立即恢复双方贸易自由。
三、贵军目前及将来所辖境内，实现出版、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反日及一切革命政治犯，切实实行武装民众。
四、即刻开始反蒋贼卖国及法西斯阴谋之政治活动，并切实做反日蒋之各项军事准备。
五、请代购军火、并经门岭迅速运输。
如蒙同意，尚希一面着手实行，一面派负责代表来瑞共同协用战计划。日内德当派员至门岭和就近商谈。
一九三四年十月初，何长工接到通知，要他去瑞金，何长工策马扬鞭，急驰在绵水河畔的崎岖道路上。抵目的地后，周恩来亲切地握着何长工的手说：
“陈济棠电约我们行秘密军事谈判，这很好，我们可以利用陈、蒋之间的矛盾。朱总司令已给他复信。根据目前党的统战思想及政策，我们准备与陈谈判。我们商定，派你和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潘汉年为代表，到陈管区寻乌附近和陈派来的代表第一集团军总部少将参谋杨幼敏及两个师长：一个是第七师师长黄质文，另一个是独一师师长黄任寰，举行密谈。”
接着，周恩来郑重地对何长工说：
“长工同志，这是中央给你的重任，望你勇敢沉着，见机而做。”
最后，周恩来向何长工交代了联络密语等项事宜。
陪同接见的军委副参谋长叶剑英边嘱咐道。
“此去白区谈判，任务重大，谈成了，是很有益处的，要尽力而为；谈不成，也不要紧，关键是沉着灵活。”
然后，周恩来拿起毛笔，饱蘸墨汁，以朱德的名义写了一封致对方的信，交由何长工、潘汉年。信的内容是这样的：黄师长大鉴：
兹应贵总司令电约，特派潘键行（潘汉年）、何长工两君为代表前来寻乌与贵代表幼敏、宗盛两先生协商一切，予接洽照拂为感！专此、顺致
戌祺
朱德
十月五日
何长工、潘汉年扬鞭催马，奔驰在去寻鸟的路上。来到赤白交界处之筠门岭羊角水附近，天色已晚，前来迎接他们的是陈部独一师二旅旅长严应鱼心腹特务连连长严直，率领全连和旅长的四名轿夫。
他们把何、潘俩人抬到旅部所在地罗塘镇一处寂静山村，被安排在一幢崭新的两层小洋楼上。对方谈判代表住在楼下。第二天在楼上一间不大的会议室里，谈判秘密开始。由于双方均有诚意，而且事前有过接触，因而谈判比较顺利，很快达成了以下五项协议：
一、就地停战，取消敌对局面；
二、互通情报，用有线电通报；
三、解除封锁；
四、互相通商，必要时红军可在陈的防区后方，建立医院；
五、必要时可以互相借道，红军有行动事先告诉陈，陈部撤离四十里。红军人员进入陈的防区，用陈部护照。
就在和对方代表谈判期间，何长工、潘汉年接到周恩来事先商定的密语电报：
“长工，你喂的鸽子飞了。”
跟何长工、潘汉年谈判的对方代表很敏感，问何长工：
“是否你们要远走高飞了？”
何长工平静地回答：
“不是，这是说谈判成功了，和平鸽已天了。”
但何长工心里明白，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瞎指挥，使第五次反“围剿”终于遭到失败。红军决定实行战略转移。在应付对方结束谈判后，便立即离开寻乌，返回会昌。当时中央军委机关已从瑞金的白石山转移到干都去了，周恩来特地派人等候何长工、潘汉年，并留下了一封信。信上简略地说：
“长工同志，我在于都等你们。”
何长工、潘汉年立即动身前往于都，见面后即向周恩来汇报了谈判情况，他得知谈判成功，达成了五项协议，异常高兴，说：
“这对于红军、中央机关的突围转移，将起重大作用。”
这是朱德、周恩来根据党的统一战线思想，抓住陈济棠与蒋介石之间的矛盾，为中央红军主力突围打开通道的成功之举。
五、一条毛毯，凝结半个世纪的友谊
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的展品里，有一条缀满了补丁的普通红色毛毯。它凝结着周恩来和朱德之间大海一样深厚的战斗情谊。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四日，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一万七千人在赵博生、董振堂领导下，在江西宁都起义，参加了红军。为庆祝宁都起义的胜利，并表示对红军总司令的尊敬，董振堂把这条毛毯赠给朱德以做纪念。
这条毛毯在当时红军物质十分菲薄的情况下，已是珍贵之物，且它又满含着战友的深情，朱德对它十分珍爱，带着它粉碎国民党的“围剿”；带着它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又带着它来到革命圣地延安，不管环境多么恶劣，斗争多么残酷，在长期征战和行军生活中，朱德忍痛丢掉了很多东西，却一直保存着这条毛毯。
一九三六年冬天，西安事变发生了，周恩来常常顶风冒雪奔波在西安、延安之间。陕北高原凛冽的北风和酷烈的严寒，使朱德为周恩来的身体担心，于是就把这珍贵的纪念品——红毛毯转送给周恩来，让他用来挡风御寒。
一九三七年五月，周恩来从延安到西安，在劳山遇险，遭到国民党政治匪徒的袭击。周恩来亲自指挥大家奋勇作战，脱险后来到我军驻地三十里铺，但毛毯却丢在了劳山。在红军骑兵部队赶到的时候，匪军气急败坏地在装着毛毯的行军囊上乱刺了十几刀，然后仓皇逃走。这条刀痕累累的毛毯经过洗涤、织补，又回到周恩、来手中。
抗日战争爆发了，朱德即将率领八路军奔赶太行山抗日前线。为了给同生死、共患难的老战友增添御寒之物，以抵挡太行山冬季的严寒，周恩来又郑重地把这条毛毯回赠给朱德。
这条历经战火洗礼的红色毛毯，铺在太行山区人民的土炕上。人民热爱朱德，常常把土炕烧得暖暖的，温暖着人民的老英雄朱德。不料有一次火烧得大旺，这条毛毯在土炕上被烤了一个大洞。朱德舍不得丢弃又让人把它细心缝补好。
这条带着刀痕火伤的毛毯，一直陪伴朱德到全国解放以后。
六、“老总，你面见蒋介石，来个借釜酿酒如何？”
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二日，“飞将军从天而降”，周恩来在武汉机场迎来了朱德，他是应蒋介石的召请，刚从华北战场风尘仆仆赶来的。在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两位老战友商议起与蒋介石会谈的对策。周恩来了解此时国民党的底细，告诉朱德：
“目前蒋介石把持国民政府，忙着迁都重庆，不打算放一枪一炮，武汉的陷落是确定无疑的了。在这种情况下，应抓紧两党合作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问题，为了说清问题，你不妨先对他宣传八路军在前方英勇抗敌的事例。”
“对，对，”朱德连连点头，说，“我们不去评论他大撤退命令是否正确，我们单单讲军队与老百姓的抗战热情！”
朱德说着，用劲拍着随身带来的公文皮包说：
“我这里带来好多份将士们用鲜血写成的请战书、决心书，他姓蒋的不怕亡国，老百姓可不愿意当亡国奴，我把这些东西交给他，叫他这位逃跑统帅感到惭愧，感到自己的爱国热情和胆识远不如一个普通老百姓！”
通过商议对策，俩人决定了所应谈及的重点内容，并决定在召见时要在气势上压倒对方，使蒋介石处于被动地位。
这时，周恩来很神秘地对朱德说：
“老总，你面见蒋介石，来个借釜酿酒如何？”
朱德一时不明底里，忙问原由。
原来，周恩来一直在计划创办一个游击战争训练班，训练连以上、师以下的各级指挥人员。考虑国共合作的形势，拟将训练班的机构设置和人员编制问题，由两党共同商议。他想在此时趁蒋介石召见朱德之机，以朱德的名义直接向这位最高统帅报请。
朱德听后，十分兴奋地说：
“好啊，是一个妙着儿，我完全赞成。有你在这里坐镇，有你办事处一帮人‘擂鼓助威’，我这个‘排头兵’士气更高了，等会儿我去冲锋陷阵，定能旗开得胜！”
果然，蒋介石看着那份关于创办游击战争训练班《建议书》，眯了眯眼，摸了摸光头，半个“不”字也没说，就满口答应了。不过，蒋自封为训练班主任，汤恩伯为教育长，叶剑英为副教育长。地点定在南岳。
朱德回来将情况告诉周恩来后，周恩来充满信心对朱德说：
“他姓蒋的只知道抓权。可他完全不晓得自己有多大能耐，他也不知道他手下的骄官宠臣有多大本事，那一班人浮在上面，只会作威作福，什么事也搞不成，只要下面军事教官由我们派，事情就有希望，我们可以用我们党和红军的传统、作风去影响教导学员，把训练班办成一个革命大学校。”
最后，周恩来呵呵笑着对朱德说：
“这训练班由他蒋介石拨钱，为我们培养抗日力量，这种‘借釜酿酒’的好事，何乐而不为？”
七、为朱德祝寿
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一日，是朱德六十寿辰，中共中央决定为朱德祝寿。此时，国民党正在全国向解放区大举进攻。人们在这个严峻的历史时刻为自己的总司令祝寿，有着一种特殊的心情，自然把朱德的名字同中国人民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形成热烈、真挚的感人情景。
祝寿前夕，《解放日报》在十一月二十七日发表了中共中央祝贺朱德六十寿辰的祝词和《朱德将军年谱1886—1946》，从十一月二十九日起，延安全城悬旗三天。党、政、军、农、工、商、学各界，纷纷举行庆祝活动。有的献上刚从前线缴获的胜利品，有的献上自己亲手种植的丰收果实。
十一月三十一日，祝寿晚会由林伯渠主持。当他宣布“请周恩来同志致词”时，一天的祝寿活动进入欢腾的高潮。大家用充满信任和自豪的目光齐望着主席台，双手不停地使劲鼓掌。一阵比一阵热烈的掌声，表达着人们对战斗在敌人心脏里的我们党的代言人——周恩来的尊敬和欢迎。
周恩来健步走向讲台，他把手里的祝词展开来轻轻铺在讲台上，然后侧过身，微倾着头，用真挚的目光望着坐在台下前排的朱德说道：
“亲爱的总司令——朱德同志你的六十大寿，是全党的喜事，是中国人民的光荣！”
刚刚平息的掌声和欢呼声顿时又响彻全场。
周恩来高高举起双手，和大家一起向朱德表示衷心的祝贺。然后，他放下手，充满激情地说道：
“我能回到延安，亲自向你祝寿，使我万分高兴。我愿代表那反动统治区千千万万见不到你的同志、朋友、人民向你祝寿，这对我更是无上荣幸。”
朱德谦逊地欠起身，充满感激地回答说：
“谢谢同志们。谢谢。”
周恩来捧起祝词，望望大家，继续朗读道：
“亲爱的总司令，你的六十年的奋斗，已使举世人民公认，你是中华民族的救星，劳动群众的先驱，人民军队的创造者和领导者。
“亲爱的总司令，你为党为人民，真是忠贞不二。你在革命过程中，经历了艰难曲折，千辛万苦，但你永远高举着革命的火炬，照耀着光明的前途，使千千万万的人民能够跟随着你，充满了信心向前迈进。”
掌声又一次淹没了全场。
周恩来的眼睛没有离开祝词，此时此刻，他沉浸在往事的回忆里。多少年来，他们从大西洋岸边的德国柏林开始，为了民族的解放同甘共苦、浴血奋战，一起经历了无数次艰难困苦的考验。但是，此时他只能把一切感情、评价和尊敬概括在这篇短短的祝词里。他用深情的语调回顾说：
“在我们相识的二十五年当中，你是那样平易近人，但永远坚定不移，这正是你的伟大。对人民，你是那样亲切关怀；对敌人，你是那样憎恶仇恨。这更是你的伟大。”
周恩来的声音越来越激昂，越来越洪亮，以致每讲出一句话，都要引起一阵春雷般的掌声。
“在全党中，你首先和毛泽东同志合作，创造了中国人民的军队，建立了人民革命根据地，为中国革命写下了新的纪录。在毛泽东同志旗帜之下，你不愧为他的亲密战友，你称得起人民领袖之一。
“亲爱的总司令，你的革命历史，已成为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的里程碑。辛亥革命、云南起义、北伐战争、南昌起义、土地革命、抗日战争、生产运动，一直到现在的自卫战争，你是无役不与。你现在六十岁了，仍然这样健壮，相信你会领导中国人民达到民族解放的最后胜利，亲眼看到独裁者的失败，反动力量的灭亡。
“你的强健身体，你的快乐精神，象征着中国人民的必然兴旺。”
最后，周恩来放下祝词，目光炯炯地望着全场，用热情洋溢的声音，一字一顿，铿锵有力地祝愿说：
“人民祝你长寿！全党祝你永康！”
这充满着诚挚感情的祝愿，立刻被全场的人们当做口号欢呼起来。
八、睿智的周恩来，通过毛泽东保护了朱德
一九六七年一月，正是“文化大革命”打倒一切的疯狂岁月，在江青指使下，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当时担任中央办公厅负责人的戚本禹在钓鱼台（“中央文革”办公地点）约集中央办公厅的造反派，鼓动他们在中南海里对刘少奇、邓小平、陶铸、朱德等人进行批斗。于是，这些造反派先后冲进刘少奇等家中对他们进行围攻和批斗，也包围了朱德的家，康克清回忆说：
“一天晚上，我回到家，中南海造反团的造反派们围在楼前，高呼‘打倒’‘炮轰’的口号，把大字报、大标语贴到我们家的墙上、地下，到处都贴。还提出要把我们从中南海轰出去。当时，朱总还在玉泉山。他们一直闹到很晚才散去。”
当朱德从玉泉山回到中南海的家中，就接到造反派的“勒令”，要他必须去看批判他的大字报，交代“反对毛主席的罪行”。
造反派在中南海内贴出了攻击朱老总的大字报后，消息很快传到周恩来那里，他立即驱车赶到朱老总的家，安慰他要保重身体，劝说老总到比较平静的玉泉山休息。在老总身边工作的同志悄悄告诉周恩来的卫士高振普说：“朱老总已去看了那张大字报，边看边用手中的拐杖敲打着地面，说那张大字报只有两个字是对的，那就是‘朱德’，其他内容不知是从什么地方造出来的。”一月底，戚本禹又煽动中国人民大学的造反派，把批判朱德的斗争引向社会。一时间，攻击朱德的大字报、大标语纷纷出现在北京大街上。造反派还贴出海报，准备召开万人大会，公开批斗朱德。
北京大学的造反派头子聂元梓得到这个消息后，以为讨好主子江青的机会来了，立刻召集北大造反派开会。这个女人此时已完全兽性化，她在会上极具煽动性地说：
“清华大学揪出了刘少奇，我们这次也要搞一个大的。”
会后，她又立即给康生打电话，探询“中央文革”的态度。
康生老奸巨猾，回答说：
“你们自己搞就成了。要说是我们让你们搞的就搞不成了。”
于是聂元粹几次召集会议，组织班子撰写批判朱德的文章登在《新北大战报》上，印了五十万份，散发到全国各地。
面对突然袭来的恶浪，朱德泰然自若地向康克清谈了两点看法：第一、历史是公正的；第二、主席和恩来最了解我，有他们在，我担心什么。同时，他还劝慰康克清：
“你不要怕他们批牛，要每天到机关去，群众是通情达理的，和群众在一起，他们就不会天天斗你了。”
造反派要揪斗朱德的消息传到了周恩来那里。睿智的周恩来知道，要想制止这种暴行，只有让毛泽东说话。他立即去征求毛泽东的意见，并谈了自己的看法。在征得毛泽东的同意后，于开会的前一天，他要秘书通知戚本禹，必须立即取消“批判朱德大会”。由于周恩来的干预，批斗大会没有开成。
事后，戚本禹恼羞成怒，责备造反派们：
“你们以为你们很聪明，其实最傻了。要不要搞，你们自己考虑。”
这年五月以后，在“中央文革”小组煽动下，许多地方相继发生大规模武斗，仑检法机关以及军事机关遭到冲击，银行、仓库、机要档案部门遭到抢劫，铁路交通遭到破坏，违法事件不断发生，整个社会处在大动乱中。
朱老总听到有些地方武斗很凶，甚至有的部队也参加了武斗的消息后，十分痛心。他说：“用这种狂轰滥炸的方式解决矛盾怎么行呢？”
这一段时间，朱德一直很沉闷。他想去找主席谈谈，可得到的答复是主席很忙，没有时间。有一次，朱总要秘书陪他去找总理，可到了总理门前，他又犹豫了，他知道总理很忙，不忍心打扰他，最终还是没有进去。
朱德同周恩来有半个多世纪的深厚情谊。他是一九二二年在德国由周恩来和张申府介绍入党的。五十多年来，他们曾经一起度过了多少个生死与共的日日夜夜。周恩来是在发现癌症两年后的一九七四年六月才住院的。朱德同他最后一次相见是一九七五年七月十一日，那天周恩来身体稍好一些，起床后在病房内做“八段锦”运动。
他边运动边对卫士高振普说：
“你去打电话，问一下朱老总的身体怎么样？他现在有没有时间？前些日子他想来看我，因为我当时身体不大好，没能请他来，今天可以了，看朱老总能不能来。”
高振普答应马上去打电话。
周恩来接着说：“现在是四点多钟，如果老总可以来，五点钟可以到这里，大约谈上半个小时，五点半可以离开，六点钟他可以回到家吃饭。按时吃饭是朱老总多年的习惯。他有糖尿病，年岁又大，不要影响他吃饭。如果今天不能来，过几天他要去北戴河了，最好在此之前来一趟。”
周恩来住院后，朱老总几次想来看望，只是怕影响总理的正常治疗。周恩来也不愿让年近九旬的朱老总看到他在病榻上的样子，所以一直没有让来。今天，周恩来约朱老总来，是想到朱老总过几天去北戴河，需两个多月才能回来，担心到那时自己的身体条件不会比现在好，所以，请朱老总在去北戴河之前先来见见。
很快，高振普把朱老总可以来的消息报告了周恩来，同时转达了康大姐的问候。周恩来听到后十分高兴，在病房里来回走了几趟，对高振普说：
“帮我换上衣服，到客厅里去见老总，不要让他看到我穿着病号衣服。”
下午五时五十分，朱德到了，他迈着稳健的步子走向客厅，周恩来此时已穿戴整齐，忙起身迎向朱德，俩人同时伸出双手，朱德用颤抖的声音问周恩来：
“你好吗？”
周恩来回答。
“还好，咱们坐下来谈吧。”
朱德已八十九岁高龄，动作有些迟缓，卫士们扶他坐在沙发上。
周恩来关心地问朱德：
“要不要换一把高一点的椅子？”
朱德很是感激地说：
“这个就可，这个就可。”
周恩来示意关上客厅的门，机灵的卫士都退了出去，客厅里开始了两位老战友的谈话。
下午六时十五分，谈话结束了，周恩来送朱德走出客厅，紧紧地握手告别，警卫员搀扶着朱德上了车，周恩来目送着汽车开走，才转身回到病房。谁能想到，这次相见，竟是两位几十年出生入死的老战友的最后诀别！
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全国人民敬爱的总理不幸逝世，全国人民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周恩来这样快地去世，是朱德怎么样也想不到、也难以相信的。
元旦，朱德的病刚好一些，就出了院。在生病期间，组织上没有告诉他总理病重的消息。一月八日，总理逝世时，一开始也不敢告诉他。那天下午，他正去接见外宾，接受国书。回来后，康克清慢慢地对他说：
“总理病情最近恶化了。”
朱德听了后，连这也不相信，认为有那么多的好大夫给总理治病，病情不会发展得那么快。敬爱的周总理会这么快去世，他没有想到，也不愿想到呀！晚上八时，当他得知总理逝世的消息后，禁不住老泪纵横。女儿朱敏从来没有看到过父亲掉泪。一九七四年，她哥哥因病突然去世，父亲听到这个消息后，都没有掉一滴眼泪。她知道，父亲和总理有着一种常人难以体会到的伟大友谊，同时，父亲也在为国家失去一巨大支柱而痛借，而担忧。
当朱德听到总理临终遗言，要把骨灰撒在祖国的大地和江河里时，带着十分崇敬的心情说：
“过去人们死后要用棺材埋在地里，后来进步了，死后火化，这是一次革命。总理为党、为国家、为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真是一个真正的彻底的革命家。”
他一边说，一边流泪，还问女儿朱敏等人：
“你们知道总理的革命历史吗？”
朱敏忙说：
“知道一点，看了一些别人的回忆。”
朱德嘱咐子女们：
“你们应该了解总理的革命历史！”
说着，他就开始讲总理革命的一生。朱敏怕他过分伤心，身体受不了，没有让他说很多，但他不时自言自语：“你们知道总理的革命历史吗？”不难看出，朱德已陷入深深的回忆之中。
在向周恩来遗体告别时，朱德一路上都在掉泪，在车上他就要脱帽子。在周恩来的遗容前，他庄严地举手致敬！回来后，一句话不说，也不吃东西。治丧委员会的同志征求他的意见，是否只参加一次吊唁仪式，他却坚持要全部参加。开追悼会时，他原来决定是要出席的，但是就在出发之前，九十高龄的朱德，由于哀悼周恩来过分悲痛，两条腿说什么也站不起来了，因而没有去成，成为他的一大遗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