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怀（一八九八——一九七四），原名彭得华。湖南省湘潭县人。一九一六年入湘军，在湘军任营长、团长。参加了北伐战争。一九二八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领导平江起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军长，红三军团总指挥及军团前委书记，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红一方面军司令员，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副总指挥（后改称第十八集团军，任副总司令），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兼总参谋长，解放战争时期，任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元帅军衔。中共第六、七、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彭德怀与周恩来相识于三十年代的中央苏区，彭德怀作为红三军团的军团长，在红军总政委周恩来的麾下冲锋陷阵。其后，在长征途中、抗日前线、解放战争的西北战场、抗美援朝战争中都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彭德怀刚正忠烈，敢于提出不同意见；周恩来不以为忤，大度接受。彭德怀数遭劫难，身陷囹圄；周恩来倾其所能，予以保护。彭德怀遭迫害致死，“四人帮”妄图焚尸扬灰，周恩来以对其身后历史深刻的洞察力，竭力保护下彭德怀的骨灰，终使其得见天日。
一、彭德怀：宁可丢掉装备，也要把周副主席抬出草地
一九三五年六月十八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和中央红军主力到达懋功（今四川小金地区），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
两大红军会师后，总兵力达十多万。毛泽东主张继续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促进抗日民主运动的发展。张国焘反对向北发展，认为川北一带地形、给养不利于大部队行动，主张集中兵力西进青海、新疆或南下。
为决定红军的战略行动，中共中央政治局于六月二十六日在两河口开会，决定一、四方面军会合后，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建立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会议还否定了张国焘提出的向川康发展的主张。张国焘表面上接受了会议的决定。
中共中央为维护一、四方面军的团结，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委。其后，一方面军的一、三、五军团改为一、三、五军，九军团改为三十二军。
八月三日，红军总部制定进军甘南的“夏（河）洮（河）战役”计划，决定一、四方面军混合编成左右两路军北上。左路军（由四方面军的九军、三十一军、三十三军和一方面军三军、三十二军组成）从马塘、卓克基出发，向阿坝地区开进。右路军（由一方面军的一军、三军和四方面军的四军、三十军组成）从毛儿盖地区出发，进入草地，向班佑、巴西前进。
就在这时，与毛泽东、王稼祥一起指挥红军、并有最后决定权的周恩来完全病倒了。但他仍然勇挑重担，随彭德怀率领的红三军团殿后，由于连续发高烧，转为肝脓肿，身体非常虚弱。莫说过草地，就是在平坦的道路上行军也不行了。
在当时，周恩来、毛泽东就是全军的主心骨，周恩来的健康和安全无疑是全军的大事，大家焦急万分，彭德怀也深感责任重大，他苦思一阵，断然说：
“抬！”
当时，中央三人军事领导小组的成员王稼祥也在重病中，也在红三军团，彭德怀深知在那么困难的情况下，“抬”并不是容易的。他把上任不久的红三军团参谋长肖劲光找来，交代说：
“你具体负责，组织担架队，实在不行，宁可把装备丢掉一些，也要把周副主席、稼祥同志抬出草地。”
肖劲光马上从迫击炮连抽出几十人组成担架队，干部团团长陈赓虽然腿有残疾，但自告奋勇来当队长。陈赓把担架队编成几个组，轮流抬着重病中的周恩来、王稼祥向草地进发。
川西北草原，位于青藏高原同四川盆地的连接段，气候恶劣，变化无常。夏秋雨季，草地泥泞滞水，行人忘而却步，许多地区渺无人烟。红军部队进入草地后，几乎天天下雨，连向导都难以寻找旧路的痕迹。谁一下小心陷入淤泥，就会为沼泽所吞噬。彭德怀和战士一样在队伍中行进，遇到危险路段，他还要赶在队伍前头，指挥排除险情。
在这十分艰难的行军中，只要一有空隙，彭德怀就会来到担架队，看望周恩来和王稼祥，嘱咐陈赓他们一定要不惜一切代价，把中央领导安全抬出草地。他十分严肃地对陈赓说：
“周副主席和稼祥同志，我可是交给你了，若有半点差错，我惟你是问。”
陈赓坚决地说。
“老总，请放心，我保证完成任务。”
经过六天六夜草地的艰难行军，周恩来坐着彭德怀为他准备的担架，终于走出了长征中那段最为危险、最为困苦的路程。
二、彭德怀电报作战部署，周恩来拍案叫绝
一九三六年十月，经过长征，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的会宁、静宁地区胜利会师。
蒋介石对红军二大主力会师，惊恐不安，急调十几个师的兵力追击红军，分别由东、南、西三面向静宁、会宁地区疾进。
鉴于敌情变化，毛泽东、周恩来为阻敌南进，遂向中央军委提议，任命彭德怀为前敌总指挥兼政治委员，组织海（原）打（拉池）战役，重点打击胡宗南部。彭德怀就任之后，于十月下旬请示军委和毛泽东、周恩来，提出三个方面军主力协同作战，集中力量，在海（原）打（拉他）消灭胡宗南一至二个师，迟滞毛炳文、王均部的部署意见。这一计划如果实现，可扼制南面敌人进攻的势头，为实现宁夏战役计划创造条件。
接到彭德怀的部署电报，周恩来仔细审阅，不禁拍案叫好，觉得这一部署不但顾及了当前，而且关照到了下一步战局的发展，具有战略眼光。他手持电报，来到毛泽东的住处，以十分赞赏的口吻说：
“主席，彭总来电，提出海打战役部署意见。可以看出，德怀同志是颇具战略眼光的。”
周恩来说着，把电报递给了毛泽东。
毛泽东一边看，一边不住地“嗯嗯”着，待到看完，连声说：“老彭的部署甚好，恩来，我看就这样定了，赶快给老彭复电，照此部署实施。”
十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周恩来就复电彭德怀，完全同意彭德怀的部署。
彭德怀接到毛、周复电，立即实施作战部署。三十日，红一方面军六个师，红四方面军第三十一军，准备从东南两面歼灭胡宗南先头部队两个师；其余部队钳制毛、王二部。当两军临战关头，张国焘命令四军和三十一军后撤，使一方面军完全暴露在胡军面前，破坏了彭德怀的作战部署，战役计划落空。接着，张国焘又贻误了在海原与同心城之间击敌的作战部署，使诱歼胡军一部的目的未能实现，而胡军则得机进下靖远、打拉池等地，打通了增援宁夏的道路。红军夺取宁夏的战略计划被迫中止，不得不放弃预旺以西的大块土地，丧失了控制西兰公路以至甘肃全省的时机。
对于张国焘拥兵自重，不服从军委部署，毛泽东、周恩来十分焦虑，为排除张国焘对作战指挥的干扰，毛泽东。周恩来征得中央军委多数同志同意，以中共中央军委名义，在十一月十五日授权彭德怀，并下令红军“一切具体部署及作战行动，各兵团首长绝对服从前敌总指挥彭德怀同志之命令。军委及总部不直接指挥各兵团，以便适合情况不影响时机地战胜敌人”。同时指出，目前中心是打破敌之进攻，然后才能展开局面。”
这一授权，充分显示了毛泽东、周恩来对彭德怀的高度信任。
为诱敌军东进，寻机歼敌，红军开始由同心城、王家团庄、李旺堡之线东移，经过几日行军，红一方面军进至预旺东北地区待机。红四方面军四军、三十一军分别进至红城水、萌城、甜水堡地区待机，红二方面军进至环县地区。这时，胡宗南第一军在攻占同心城后，错误地认为红军不堪一击，十分骄横，急向东进，将所部分成三路追击红军。
十一月十八日，红军一、二、四三个方面军领导人联合署名发出《关于粉碎蒋介石进攻的决战动员令》，号召一、二、四方面军全体指战员“服从命令，英勇作战，克服困难，并准备连续战斗”，“不怕疲劳，勇敢冲锋，多捉俘虏，多缴枪炮”，粉碎敌人的进攻，开展新局面，作为三个方面军会合于西北后赠给苏区人民的第一份礼物。
当日晚，周恩来由陕北亲赴前线河连湾，代表中共中央热烈欢迎和慰问二、四方面军。周恩来慰问完前方将士，专门来到彭德怀的指挥部，一则致慰问之意，二则了解战况，周恩来的到来，更使彭德怀坚定了必胜的信心。为了更好地统率三个方面军，彭德怀坚决要求周恩来留下，以周恩来的崇高威望，指挥三军共同作战，自己协助之。看到彭总如此真诚恳切，周恩来就决定暂留前方，同彭德怀一起指挥作战。
三、“彭总，这出双簧你演得好啊！”
国共合作之后，一九三七年九月初，朱德总司令在三原北的耀县举行红军抗日誓师大会，彭德怀陪同周恩来于九月五日先抵太原，协助周恩来和国民党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会商红军参战事宜。
在日军即将侵入山西之际，阎锡山把他的旧军（晋绥军）部署于大同一带，准备与日军一战。红军出师，也准备首先开赴大同前线，但当周恩来、彭德怀赶赴晋北时，阳高、天镇相继失陷，山西形势急转直下，阎锡山眼看日军长驱入晋，他战无信心，不战又无以回答山西民众。他知道，挽救晋局，必须借助八路军之力，急请周恩来。彭德怀等与他共商防守之计。
周恩来、彭德怀等人从大同驱车，直抵雁门关下大和岭第二战区前线司令部。阎锡山拿出了他筹划的方案：以晋绥军六个军的兵力在平型关、沙河、繁峙一线布置一个口袋阵，要求八路军与高桂滋军正面防守平型关。阎锡山的如意算盘是：让八路军打正面，与日军硬拼，一则消耗八路军的实力，二则保存他自己的实力。
这一切，又怎能骗过机智的周恩来，他对阎锡山的计划，来了个抽象的肯定，具体的否定，先是原则同意，同时指出，八路军将发挥特长，运用运动战与游击战的结合，配合友军围歼日军。
彭德怀对周恩来的意图心领神会，在周恩来提出原则性意见之后，彭德怀即做了具体阐述，提出：以友军坚守平型关正面，八路军一一五师隐蔽集结于敌前进道路的侧面，从敌侧后夹击进攻平型关之敌；八路军一二○师则位于晋西北地区，待机侧击进攻雁门关之敌。
由于周恩来坚持八路军只能配合友军作战的原则，彭德怀紧密配合周恩来把具体作战方案阐述得具体明了，使阎锡山再不好坚持让八路军打正面的意见，这就奠定了其后八路军一一五师在平型关隐蔽设伏、大败日军的基础。
九月十九日，一一五师劳师远至，即奉总部命令越五台。出长城，于平型关西边的大营镇集结待命。二十一日，朱德、任弼时、左权率总部抵太原，中共中央军委前方军分会立即举行会议。会议讨论山西战局及八路军的作战计划，大家一致同意周恩来、彭德怀关于配合友军侧击进攻平型关之敌，争取打胜仗，鼓舞士气民心的意见。二十三日，总部进抵五台的南茹村。当日，朱德、彭德怀下令一一五师选择地形，进入伏击状态，相机出击。
二十四日，一一五师师长林彪、副师长聂荣臻亲临前线，指挥所部三四三旅之六八五团和六八六团，在平型关外设伏，二十五日晨，部队向正在开进的日军板垣师团二十一联队一部及辎重部队发起突袭。以勇敢顽强的近战肉搏，歼灭日军一千亲人，缴获大批军械物资。八路军也付出重大牺牲，伤亡六百余人。
周恩来对于这一次彭德怀与他互相配合舌战阎锡山非常满意，高兴地对彭德怀说：
“彭总，这出双簧你演得好啊！”
彭德怀谦虚地嘿嘿笑着说：
“哪里，哪里，都是周副主席导演得好啊！”
自抗战以来，国民党军队纷纷败退，一败千里，日军在华北横冲直撞，如入无人之境，至此，遭到八路军的痛击。英国路透社报道说，日军以前没有与中国有名的红军作战，现在碰上了，就不容易占便宜。
其后，彭德怀又陪同周恩来从太原到大同，从雁门关到五台、石家庄、保定各处，与阎锡山、黄绍竑（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程潜（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等人会谈，协助周恩来向友军阐述我军游击战战略方针，说明目前我军数量少，不能正面作战，只能实行游击战，从侧面配合友军作战的理由和重要性，从而使友军理解了我军的战略意图，奠定了日后在华北开展游击战的基础。
四、“我察觉到你们住在城里的人对农村开始有点生疏了”
一九四九年四五月间，彭德怀从西北前线来到了北京，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并研究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
彭德怀来到了周恩来的办公室里，周恩来立即起身迎接。两位老战友相见，分外亲热，望着彭德怀朴素的衣着和疲惫的面容，知道他在辽阔的大西北地区转战和奔波非常辛苦。谈话中，彭德怀向周恩来汇报了西北地区的情况，说：
“西北地区，特别是新疆和青海，幅员广阔，地貌奇异，自然资源丰富，有许许多多奇特而珍贵的动植物，但基本上还是未开发的处女状态。这些地方的形势和问题也都具有一种畸形的复杂性。敌人的武装力量还未完全被消灭，暗藏的反革命势力更是远远未被肃清，人民生活十分艰苦，党政军各方面的工作任务还很重相重。”
讲完这段话后，彭德怀话题一转，对先进入城市的同志提出了意见，指出干部的办公室里一般都摆着沙发，铺着地毯，又是茶几、花盆、盆景、鱼缸等等。
最后，向来直爽的彭德怀毫不隐讳地对周恩来说：
“前方干部的生活情况与工作条件还极其艰苦，我想说的不只是他们可能看不惯这里的这些情况，而主要的是怕进了城的同志会忘记乡下和边远地区的劳动人民，同他们的感情淡薄起来。我察觉到你们住在城里的人对农村开始有点生疏了，可是时间如此短暂，就出现了这种苗头，日子长了，会怎么样呢？”
毫无疑问，意见是十分尖锐的，在当时的情况下，也是深刻的。
周恩来不但不以为忤，而且非常重视彭德怀这段话，并以赞许的口吻说：
“讲得好，意见提得及时，很值得警惕，中央将会注意这些问题。目前，我们既要打仗，消灭敌人，又要搞生产建设；既要接收好并学会做城市工作，又要把农村的事情办好，把城乡两方面的问题都解决好。”
恰好这时又走进来一批同志，他们是从东北一些城市和石家庄等地来的，也是进城较早的一些人，于是也参加了讨论。他们听了彭德怀与周恩来议论的话题，肯定说，进了城市以后，不知是因为工作关系，还是生活条件的变化，总觉得离群众远了，离乡村农民更远了，而且同志间的往来关系也和在延安时期大不一样了，见面的机会，交换意见的机会也都少了。回忆延安时期的工作、学习、生活，相互交往与互助合作的精神，同志间的团结友爱，以及互相关心照顾的真挚感情，大家都很向往。联系到毛泽东向全党全国提出的关于学习延安时期艰苦朴素作风的教导，大家更认识到彭德怀刚才那段话的意义。大家非常佩服彭德怀政治上的敏锐和直言上谏，也非常钦佩作为党中央领导人的周恩来的从谏如流。
五、彭德怀火冒三丈，周恩来冷静处之
一九五○年十月一日，是中国人民的第二个国庆节，人们载歌载舞，欢庆胜利，欢庆丰收，欢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周年。然而善良的人们怎能会想到，就是在这天夜里，美帝国主义悍然支持南朝鲜部队突破了“三八线”。美帝国主义组织的所谓“联合国军”，与南朝鲜军队一起，大力向北推进，战火即将到鸭绿江边。
十月二日下午，中共中央书记处在颐年堂开会。毛泽东认为，出兵援朝已是万分火急。原拟派林彪率军入朝，但林彪不大赞成出兵，称病推辞。中央书记处遂决定改派彭德怀来挂帅。毛泽东要周恩来速派专机去西安接彭德怀来北京，参加准备于四日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不巧，十月三日华北地区细雨檬漾，云层很低，当时国内只有小型飞机，不宜航行。
十月四日上午，天气放晴，周恩来立即命令机场：接彭总的飞机马上起飞。同时交代去接彭德怀的人员：
“飞机一到，立即接来，一刻也不准耽误。”
飞机按时起飞了。周恩来的心稍稍安定了一些，他的思绪又回到出兵抗美援朝上来，作为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军委副主席，他对筹划即将到来的战争负有直接的责任。林彪称病推辞，彭德怀呢？他寄希望于彭大将军，他了解彭德怀的品格，相信他会临危受命，统军出战，并不负重托，战必胜之。
一九五○年十月四日近午时分，彭德怀正在西北军政委员会办公室内埋头审阅西北地区三年经济恢复计划，准备赴京向中央汇报。中央派来的两名干部进来报告说：
“毛主席请您立即乘飞机去北京开会。”
彭德怀一愣，问：
“我已接到北京的电话，是原先通知的汇报会吗？”
来人回答说：
“不清楚。周总理交代说，飞机一到西安，就马上接彭老总来，一刻也不能耽误，还要严格保密。”
彭德怀听到总理交代得这样急，就说：
“那好，我马上去，但我总要给其他同志打个招呼啊！”
于是，他马上把西北局秘书长常黎夫找来，让常分头转告西北局其他负责干部。此时，遇事沉着的彭德怀也感到不解，难道到中央汇报三年经济恢复计划还这么紧张吗？不管开什么会，他还是叫秘书把西北地区各单位报来的经济规划方案。调查报告统统带上。
下午四时，专机呼啸着飞抵北京西郊机场。飞机刚刚停稳，彭德怀就快步走下舷梯，几辆小汽车早在等候着。前来迎候的人传达毛泽东的交代，要彭德怀先到北京饭店休息一下。
彭德怀仍是战争年代那种雷厉风行的作风，说：
“不是说不能耽搁吗？先去中南海！”
车到中南海“丰泽园”，听到车声，周恩来知道是彭德怀到了，忙迎出来与彭德怀握手，解释说：
“会议在下午三点就开始了，来不及等你。”
彭德怀随周恩来进入颐年堂会议厅。毛泽东首先发话：
“你来得正好，美军已开始越过‘三八线’了，现在正在讨论出兵援朝问题，请你准备谈谈你的看法。”
由于初到，彭德怀没有思想准备，所以未发言。
第二天上午，毛泽东约彭德怀在中南海谈话，讲了中央书记处的意见，想让他出兵挂帅。彭德怀沉默片刻，坚定地表示：
“我服从中央的决定。”
十月五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颐年堂对是否出兵援朝问题再次进行讨论。发言中，仍有两种意见，彭德怀讲了自己的观点。
“出兵援朝是必要的，打烂了，最多等于解放战争晚胜利几年。可是，如让美军摆在鸭绿江岸和台湾，它要发动侵略战争，随时都可以找到借口。如让美国占领了朝鲜半岛，将来的问题更复杂，所以迟打不如早打。”
听着彭德怀慷慨陈词，周恩来庄重的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政治局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对彭德怀说：
“给你十天做准备，出兵时间初步预定在十月十五日。”
十月六日上午，中南海，中央军委周恩来副主席主持召开的军委会议，和彭德怀等人一起讨论志愿军入朝方案和更换武器装备、后勤供应及组建指挥所等问题。朱德也参加会议并讲了话。
关于彭德怀指挥所设立的位置，毛泽东的意见，为保证安全，免遭敌机轰炸，可设在鸭绿江北岸一个隐蔽位置。但彭德怀不同意，他主张过江入朝，与金日成在一起，以便直辖中朝两军，统一指挥作战。
一九五一年二月二十四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和彭德怀一起召集军委各总部负责人在总参谋部开会，讨论各大军区部队轮番人朝和如何保障志愿军物资供应的问题。
周恩来宣布会议开始后，首先请彭德怀介绍了志愿军面临的严重困难，要求国内各方面想办法大力支援前线。讨论到具体问题时，有些人强调国内机构刚刚建立，许多问题难以落实。彭德怀本来就为前线的供应问题焦急不满，会前苏联军事顾问表示不能派空军掩护志愿军的交通线，更使彭德怀十分失望。所以，彭德怀听到一些人此时又叫困难，不禁把桌子一拍，厉声说：
“这也困难，那也困难，就是你们爱国，难道志愿军不爱国！你们去前线看看，战士吃的什么，穿的什么！伤亡那么多人，他们为准牺牲？现在既没有飞机，火炮又很少，后方运输根本没保障，粮食服装运不上去，又饿死、冻死了很多战士，难道国内就不能克服困难吗？！”
彭德怀火冒三丈，会场气氛骤然紧张，主持会议的周恩来，虽大度维持，会议还是不欢而散。
彭德怀虽然火气冲天，使会议难以进行，但周恩来却认为彭德怀的意见是正确的。就在这次会后，周恩来连续主持召开中央军委会议，对加强志愿军第一线兵力和后方供应做出了一系列重要决定，即凡国内的部队，都要轮番到朝鲜作战。一则替换第一线部队休整，二则锻炼部队，提高全军现代化作战指挥能力。会议决定，将刚改装的空军和高射炮部队调到朝鲜北部掩护后方交通线，再向苏联购买几十个师的武器装备；调用国内各种物资大力支援前线，由几个大城市为志愿军制作炒面和罐头食品；号召国内各行各业增产节约和捐款购买飞机、大炮。
这些措施对减少志愿军的困难，增强战斗力起了巨大作用。
彭德怀离京后，从三月一日至三日，周恩来又夜以继日地召开一系列会议，将军委会议上确定的各项措施迅速部署完毕。三月三日，即将具体落实方案电告彭德怀和高岗。
彭德怀拿着周恩来发来的电报，对周恩来惊人的工作精神和工作效率大为佩服，许多天来的焦虑和不快一扫而光。
六、北京医院，周恩来送来“农业大学王校长”
彭德怀戎马一生，早就患有肠胃病和痔疮。到朝鲜后，长期在恶劣的条件下生活，住在寒冷、阴暗、潮湿的矿洞里，饮食、睡眠无常，精神极度紧张。他已是五十开外的人，指挥百万大军，叱咤国际战场，雄风犹胜当年，但身体毕竟不饶人了，旧病不断发作，经常大便出血，大家都为他的健康担心。一九五一年八月间，他的前额左眉上方又长了一个小肿瘤。到一九五二年初，肿瘤越来越痛。正在这时，美国违背国际公约用飞机把带有各种细菌的老鼠、苍蝇、跳蚤、蜘蛛、蚊虫等活物，大批撒在中朝军队的阵地和后方，发动灭绝人性的细菌战。彭德怀接到疫情报告后，既震惊又气愤，立即通报全军紧急防疫。中央得报后，很快成立了防疫委员会，由周恩来亲自主持，先后组织了大批医学专家和一百多个防疫大队到朝鲜，及时控制了疫情。
但经过一个多月的紧张劳累，彭德怀的肿瘤病情愈加严重了。医生怀疑是癌，劝他立即回国割除，他总是说：
“没关系，死不了！我要等李德全（政务院卫生部长）的调查团来，把美帝国主义这一滔天罪行弄清楚，好把真相向全世界公布。”
这时，邓华又病倒，不得不回沈阳治疗，彭德怀更无法脱身。几位副司令员、副政委劝说无效，于三月十九日给中央军委和毛泽东连发两次电报，其中说：
经昨日戴正华、吴之理及史书翰等（医学专家）会诊结果为瘤子，估计是挨着骨头生长，大家认为不能轻易地进行手术，但彭说“你们割开一个口子一挤就行了，若是你们害怕，我签字负责”等语。为慎重起见，最好回国治疗。
周恩来接电，连连说：
“彭总啊，彭总，你心中只有祖国、人民，就是没有你自己。”他立即来到毛泽东的住处，向毛泽东建议去入换彭德怀来京割治。毛泽东即派陈赓前去朝鲜代理彭德怀主持志司工作。陈赓在一九五二年三月三十一日的日记中写道：
黄昏时到达志司，与彭谈，告以主席意见及我来意，促其归国休养。但彭未表示意见。
陈赓无可奈何，第二天和副司令员宋时轮、副政委甘泗淇任人给毛泽东并军委急电说：
彭总经周校长、史书翰共同诊查后，认为愈早手术愈好，但这里无X光照相检查，因此大家提议他马上回国治疗，绝不能再拖延，彭总意见认为最近还需去金首相处一淡，我们同意这一意见。但这要推迟到五月份才回国治疗，据医生意见似不甚妥，究应如何，请中央决定。
周恩来接到电报，知道非以组织名义不足以说服彭德怀了，经请示毛泽东，于四月二日以中共中央的名义给彭德怀并陈赓等人回电说：
“德怀同志即应按照大家提议，马上回国治疗，绝对不应推到五月。”
电报同意彭德怀去与金日成一谈，但规定：
“动身时间不要迟过四月上旬。至要。”
陈赓拿着中央的电报去让彭德怀看，笑着说：
“中央来电催你马上回国治病，我看你还敢违抗中央命令吗？”
四月四日，中央再次来电催促。
彭德怀是一个组织纪律观念极强的人，中央有令，怎能不从。一九五二年四月七日，彭德怀离开战斗了一年半的朝鲜前线，在平壤会晤金日成后，乘吉普车北去。沿途所见，到处是一辆辆被烧的汽车和坦克，一座座被炸成秃头的山岗：一处处被毁成废墟的城镇；一群群失去亲人的孤儿寡母。景象凄惨，不忍目睹，彭德怀不禁紧蹙眉头。他已经打了一辈子的仗，渴望着以战争的胜利换取国家的和平和安全。可今天，这个愿望尚未实现……
四月十二日，彭德怀回到北京。周恩来立即安排他化名“农业大学干校长”，住进北京医院。经手术治疗后，于五月五日康复出院。
七、“我建议彭德怀同志接替我主持军委日常工作”
一九五二年五月初彭德怀出院后，按照他自己的想法，是很快返回朝鲜前线，但是中央要他留下休养一段时间，由中央办公厅安排他住进中南海永福堂。
永福堂是个小四合院，前院住着任弼时的亲属，西边不远是刘少奇和朱德的住所，东南边隔着春藕斋是毛泽东住的菊香书屋和举行中央会议的颐年堂，同军委的办公地点居仁堂也只有一墙之隔。不难看出，这种安排是为了方便他与中央领导的接触。彭德怀在这里休养两个来月，中央讨论了他的工作安排。
七月初，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周恩来提议：
“我建议彭德怀同志接替我主持军委日常工作。”
显然，这是一副重担，也是一个重任，周恩来认为非彭德怀莫属。
政治局委员们一致同意。
但彭德怀表示不愿接受这一工作。
根据他在一本笔记中回忆，他是不想再从事军事工作了。而这种念头，并不是在这时才产生的。远在一九三七年红军改编为八路军的时候，他就有过离开军队去做地方工作的想法，并且后来还常常在脑子里反复。那个时候，为行么会有这种想法，他没有谈起过。而这一次不愿意接受这个工作的原因，从他后来的笔记中可以看出，主要是“因为当时总参谋部的工作确实繁重，自己难以胜任。原来的总参谋长徐向前久病不能工作，粟褡（一九五一年十月调来任副总参谋长）也有病，聂荣臻（代理总参谋长）的身体被拖垮了，曾有一次昏倒在地。所以我想推举一个身体强健的人来顶住这个繁重的任务，这样也可以摆脱我自己的军职。”
为此，彭德怀在参加那次政治局会议以后，专门去向毛泽东谈了自己的意见。他提出，自己担任总参谋长确实不合适，可以让高岗来当总参谋长，并且列举了高岗的一些优点。毛泽东没有同意，反而问他，高岗难道就没有缺点吗？于是，彭德怀又推荐邓小平来当总参谋长。毛泽东肯定了邓小平的才能，并认为他同军队有着较多的联系，是合适的人选，可是他从现在的岗位上抽不出来，交谈的结果，彭德怀的这个想法没有实现。
在抗日战争末期和解放战争初期，即从一九四五年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到一九四七年春天，彭德怀曾经以军委副主庸的身份兼任过总参谋长。后来由于国民党军队进攻延安，他临危受命，出任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军委的日常工作和总参谋长的职务，便由周恩来接替下来。新中国成立后，徐向前被任命为总参谋长，因病由聂荣臻代理，军委的日常工作仍由周恩来主持。到一九五一年十月，周恩来实在太忙，中共中央确定林彪主持军委工作，他上班仅三个月，就病倒了，周恩来不得不继续把军委工作管起来，一直兼管到一九五二年七月。
从一九四七年三月算起，周恩来主持军委日常工作这五年多时间，是军事工作极为繁重又卓有成效的时期。但在新中国建立后，周恩来身为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国家的经济建设和国际外交事务，已经够他操劳的了，把军委日常工作交给另一人专来管，确已成急需。
周恩来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名彭德怀接替他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建议被批准后，即于七月九日向军委主席毛泽东和其他几位副主席朱德、刘少奇、彭德怀写了一个报告，作为正式向彭德怀交卸工作。
周恩来在报告中建议：“彭德怀同志自即日起过问军委日常工作，直接向主席和中央负责。以后一切经过我处转呈主席或主席交我阅办的军委文电，均改送彭副主席处理。”
七月十九日，中央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办公厅，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发出通知：
“彭副主席已正式在军委办公，从即日起，凡有下列问题之文件、电报均抄送彭副主席。”
接着在后边具体开列了十八类文电的细目。
从此，在周恩来的提议下，彭德怀又一次进了统帅部，肩负起新的军事使命。这是他军事生涯中的新时期，也是最后一个时期。
八、周恩来智荐彭总，斯大林慨然援助
一九五二年八月十七日，周恩来率政府代表团抵达莫斯科，商谈朝鲜战争及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等问题。八月二十一日和斯大林会谈。周恩来首先说明了中共中央对朝鲜战争和国际形势的看法。
斯大林同意我党的谈判方针，并同意帮助装备中国六十个师，但炮弹消耗与敌人之比一比九是不行的，应是二十比九，必须压倒敌人。
斯大林精辟地分析道：
“朝鲜战争对美国是败血症，实际上北朝鲜和中国都没有损失领土，美国也了解朝鲜战争对他们不利，迫切需要停战。如果宣布苏军继续驻在旅顺口，他将更伤脑筋。美国在朝鲜既没有达到预期目的，在其他地方也就更难以实现自己的想法。停战谈判是一大问题，毛泽东主张忍耐、坚持是对的。我们援助朝鲜是不吝惜的。美国扣留战俘是非法的。”
接着，斯大林提出谈判的三个步骤：
“中、朝方面被俘人员以十一万六千人计算，如果敌人扣留百分之三十，我们可以扣留敌俘百分之十三左右作为交换，说明我们不相信敌人所谓我方被俘人员有不愿回来的事实。故扣留其比例的半数，促使敌人改变态度。如不成，第二步可主张先行全面停战，然后再解决双方战俘问题。再不然，第三步可将所谓不愿遣返的战俘，双方交中立国代管，然后由当事国进行访问，陆续接回。”
当时，有人认为朝鲜战争打下去会引起世界大战。周恩来针对这种看法说：
“朝鲜战争推迟了世界大战。毛主席的估计是五年、十年、十五年不可能爆发世界大战。”
斯大林高兴地说：
“毛主席的估计是对的。但要说明一点，美国没有本领进行大战，他的英、法朋友更不行，人民也不愿打仗。”
斯大林又强调：
“我们对美国应坚持立场，只有硬，才能解决台湾问题、朝鲜问题。公道对美国是不存在的。美国以原子弹恃强凌弱和吓唬人，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决定战争，还是靠陆军。”
斯大林同意援助朝鲜五个高射炮团，以增强防空能力。他认为中国空军不能出击“三八线”以南，出击等于正式参战，因为空军不是志愿军的，而是国家的。不管在战略上还是战役上现在都不要出击，不要破坏谈判局面。
周恩来这次访问，朝鲜战争问题是一个大问题。要谈战争，谈苏联对志愿军的武器装备援助，周恩来认为应该请志愿军司令员、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彭德怀来，他熟悉情况，而且朝鲜战场五个战役下来，打得美帝国主义低下了头来求和，颇受斯大林的赏识，由他直接和斯大林谈朝鲜战争问题，谈装备中国军队的问题，岂不更好！于是，在周恩来建议下，斯大林同意彭德怀、金日成、朴宪永秘密访苏。
九月一日，彭德怀、金日成、朴宪永抵达莫斯科，由苏联军方接待，住在乡下的别墅。
九月四日，斯大林兴致勃勃地约见了彭德怀、金日成、朴宪永，在座的有莫洛托夫、马林科夫、贝利亚、米高扬、布尔加宁、卡冈诺维奇及中国政府代表团全体成员周恩来、陈云、李富春、张闻天、粟裕。
毫无疑问，这是一次高规格的会见。
斯大林询问了朝鲜战局及谈判的情况后说：
“中朝人民是英勇的。中国空军不能出击到‘三八线’以南。因为空军参战就意味着国家参战，而中国公开参战，对和平阵营是不利的。但是，朝鲜人民军的空军应积极行动，苏联可以援助朝鲜三个空军师。可给中国和朝鲜各一个师的喷气式轰炸机，给朝鲜再增加五个高射炮团、二千辆汽车。阵地前沿多布地雷。”
当谈到士气问题时，斯大林说：
“军队没有勋章、没有官阶、没有薪金是不正确的。不要将军、元帅是无政府主义的想法。”
中方就此做了解释：原打算全国胜利后逐渐实行从供给制转到薪金制，后因朝鲜战争而推迟了两年，预计一九五四年完全可以实现薪金制。
关于谈判方案，斯大林这位钢铁巨人，就像他的名字一样（俄语斯大林是钢铁的意思），显出了钢铁般的性格，他坚定地说：
“没有必要同意美国方案，这是立场问题。应采取按比例也扣敌人一定数目的俘虏，比例可以比他们少一半，也可以和他们扣一样大的比例。”
会谈结束后，与会的全体人员被邀请到斯大林别墅会餐。饮宴间，斯大林依次向大家祝酒；当来到彭德怀的跟前，他忽然举起一个大酒杯，要彭德怀也给自己斟满一大杯白酒。
随行的著名俄语专家、中国代表团的翻译师哲，在陕北时和彭总有长期的接触，知道彭德怀有胃病，不宜多饮酒，便要求不要勉强他过饮。
周恩来知道彭德怀有酒量，立即向师哲示意不要干涉。
果然，彭德怀站起身来，以尊重的姿势和表情同斯大林碰杯后，一饮而尽。从表情上看，斯大林当时很高兴，满意地望着彭德怀，端详了好一会儿。师哲不由得想起林彪在斯大林面前的表现。这前后俩人的表现，是鲜明的对照，相形之下，斯大林不能不有所感触。看得出，斯大林是喜欢彭德怀的性格和风度的。
宴会持续了约四个小时。然后，斯大林请大家跳舞、吃点心。
深夜，欢宴结束。大家告辞出门时金日成推周恩来走在前面，彭德怀推金日成走在前面，因此彭德怀走在最后。
宴会上，斯大林一直没有机会和彭德怀单独交谈，这次他认为是个机会，就要师哲把彭德怀请到他的身旁，他们离开大家站在大厅的一角，开始交谈起来。
斯大林十分热情，真诚地请彭德怀转告他对中国人民志愿军的问候和祝贺。斯大林陪着彭德怀在大厅里边走边谈，有说有笑。显然，作为军人出身的他，对彭德怀这位朝鲜战场上的英雄，有着浓厚的兴趣和感情。
彭德怀的到来，使中苏双方关于朝鲜战争及苏联装备中国军队的谈判顺利成功。这，可以说是周恩来谈判艺术和用人艺术的一个杰作。
九、“请以中央和我的名义去电，要绝对保证彭德怀的安全”
一九五九年七八月间的庐山会议，是彭德怀命运的转折点，由于彭德怀激怒了毛泽东，由于中央领导层认识的偏差，彭德怀被定为三反分子，从此赋闲在家。一九六五年九月，毛泽东找彭德怀谈话，说：或许真理在你那边，并点将要彭德怀去西南三线工作。从此彭德怀便沉浸在多年不曾有过的无比愉快和惬意之中。
“毛主席还是了解我的。”——这句话成了他的口头禅。每当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总有一种自豪而又自得的神情，总是像喝了醇香甘甜的酒一样美滋滋的。
美中不足的是他一直没能见到周恩来。他几次要通周恩来办公室的电话，可周恩来总是不在家。他感到遗憾，又不免有点伤感：
“个个都忙，总理更忙。可我彭德怀却闲呆了六年，惭愧呀！”
这天刚吃过午饭，电话铃急促地响起来，工作人员手持电话，一阵惊喜，原来，是周恩来亲自打来电话，请彭德怀马上去中南海周恩来的家。
碰巧，司机赵凤池不在家。他急得火烧火燎地团团转，只好给总理回电话说：
“总理，我的车驮不动了，改日再拜访你吧！”
电话里传来周恩来幽默的话语：
“你的车驮不动，就用我的车去驮你，这叫舍车保帅么！”
很快，周恩来的车开来了，彭德怀立即跨上汽车，风驰电掣般驶向中南海周恩来住处。
汽车到时，周恩来已在门口迎接，两位老战友相见，分外亲热，两双手紧紧地握在一起，半天，彭德怀才说出一句话：
“总理，你好吗？”
周恩来也十分动情，说：
“我很好，老总好吗？”
邓颖超走出来，看到两位老战友这样动情，就说：
“你们不要在外边说了，到屋里来坐呀！”
在周恩来家里，周恩来和邓颖超热情地款待彭德怀，询问了他六年来的生活情况。彭德怀把同毛泽东会见的情景叙述了一番。周恩来听后，很是高兴，感慨地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