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啊，庐山的事过去六年了，教训会使我们清醒过来。我们要认真地总结总结呀！主席说得对，不能分手分到底，要团结，‘风物长宜放眼量’嘛，我们前面有很多很多的大事业等待我们去完成。”
彭德怀眼睛有点湿润，说：
“这六年来，我日日夜夜都盼着能早点出来工作，我实在是闲不住啊！”
接着，周恩来介绍了“三线”的建设情况和要注意的问题，勉励彭德怀振作精神，为人民做出新的贡献。
彭德怀走了，带着毛泽东和周恩来的鼓励，满怀战斗豪情，奔赴他的新战场——西南“三线”建设的战场。
然而，彭德怀到西南不久，正在他意欲为党、为人民多做一些工作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在这场大动乱中，他被冲击就是必然的了，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在江青、戚本禹的授意下，北京地质学院的红卫兵组织“东方红”战斗队来到成都“揪（意为抓出来批判斗争）彭”，他们向彭德怀提出了几个问题：你对庐山会议持什么态度？对红卫兵有什么看法？对“文化大革命”有什么看法？彭德怀——做答。红卫兵听过彭德怀的回答，对彭德怀产生了好感，说：
“你很直爽，我们回去了。”
红卫兵认为“老头子（彭德怀）是对的”，对要不要“揪”彭德怀拿不定主意，派两个人回京请示。戚本禹听了汇报，对“东方红”的头目很不满意，说：
“你立场动摇，受了彭德怀的欺骗”，要“东方红”赶快再派人去成都“揪”彭德怀。
十二月二十三日晨五时，天还没有亮，数十名经过再次“思想武装”的“东方红”红卫兵，按事先侦察好的路线冲进成都永兴巷七号院，直扑彭德怀住室。顿时，他们怔住了：室内无人，彭德怀不知去向……
原来，彭德怀在两小时前被北京另一个“响当当”的造反组织——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揪”走了。
事情的经过是：这一天凌晨三点，北航“红旗”八九个红卫兵翻越铁门进入永兴巷七号，把住在东屋的秘书綦魁英叫起来，硬推着他向彭德怀屋子走去。彭德怀闻声开门，问什么事，为首的说：
“奉‘中央文革”之命，让你跟我们到北京走一趟。”
“行，什么时候走？”彭德怀很痛快。
红卫兵说：
“现在就走。”
“红旗”红卫兵也是奉戚本禹之命，紧急来成都“揪彭”的。戚本禹伯“东方红”右倾动摇，来了个双管齐下、互不通气的计谋。总之，一定要把彭德怀弄到手。
“东方红”邀功心切，不甘失败，乘“红旗”不备，将被“红旗”拘押在成都地质学院的彭德怀劫走，还派人抄走了彭德怀住处的全部文件资料。
“红旗”知道后当然不干，双方争吵一顿，最后议定，对彭德怀实行共管，要求“三线”建委用飞机送他们押彭德怀去北京。
戚本禹得知“揪彭”成功，十分得意，马上派出一个记者组去成都，准备召开百万人的“斗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彭德怀大会”，还确定在沿途组织若干次斗争大会。
十二月二十六日，戚本禹向江青邀宠：
“彭德怀已经被红卫兵抓住，一二日内即要押送回京。北京学生已经做好了斗争的准备。”
再说建委这边，得知彭德怀被红卫兵抓走，“三线”建委副秘书长杨沛急得额头冒汗，随即给建委副主任钱敏打电话请示，钱敏心急如焚，事关重大，向杨沛答复道：
“我立即电话请示国务院，你们要保护好彭总……”
杨沛打电话时，被一个红卫兵听到了，一伙人又追到钱敏副主任那里，围住他提出了派飞机送彭德怀去北京的要求，遭到了钱敏的拒绝。
建委钱敏副主任打电话到北京周恩来家中，秘书接到电话后火速报告周恩来。
工作了一夜的周恩来刚吃过安眠药睡下，得到秘书的报告，忙问：
“彭德怀同志现在在什么地方？”
“已被红卫兵绑架，去向不明。”
周恩来不禁一惊：
“哪儿的红卫兵？”
“北航‘红旗’。”
“他们串得好快呀！”周恩来沉思片刻，当机立断，“立即告诉西南建委和成都军区，马上寻找彭德怀同志，找到后将他保护起来，尔后迅速报告中央！”
秘书认真记录着总理指示：
请以中央和我的名义去电，要绝对保证彭德怀的安全。通知西南建委、北肮“红旗”的同学们、成都军区、北京卫戍区：
中央同意彭德怀同志回京。
但要严格执行以下三条：
一、由成都军区派出部队和红卫兵一道护送彭德怀同志到京。沿途不许任何人截留，不得对他有任何侮辱性的言行，绝对保证他的安全；
二、不许坐飞机，由成都军区联系火车来京；
三、由北京卫戍区派出部队在北京车站等候，并负责安排彭德怀同志的生活和学习。
以上三条，同时通知成都军区、北京卫戍区的负责同志，也必须通知北航“红旗”的同学。各单位必须严格执行，绝对保证彭德怀同志的安全，对他的生命安全各单位要向中央负责。
周恩来还不放心，又让秘书将几点指示直接用电话通知“东方红”的“揪彭兵团”，特意说：
“我亲自关心这件事。”
秘书特意叫北航“红旗”的人接电话，要他们必须很好地协助西南建委落实周恩来指示。而后，他又急忙回到办公室问周恩来：
“总理，成都军区给哪位负责同志通话？”
周恩来指示：
“给黄新廷司令员打电话。”
“他已经失去自由了。”
“那……就找甘渭汉政委吧！”
“他也失去自由了。”
“噢？那……是韦杰同志在负责吧？”
“是韦杰副司令员在暂时负责。”
“那就赶快通知韦杰同志！”
秘书忙给韦杰打通电话，传达了周恩来的指示。而后，又立刻要通了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的电话，通知他立即赶到周恩来办公室接受任务。傅崇碧因正在主持一个会议，实在离不开身，经请示周恩来，便由卫戍区政治部主任周述清代傅崇碧前去接受任务。
周述清一到，周恩来立即以命令的口吻说道：
“你们卫戍区立即组织力量，近日准备将彭德怀同志接过来，负责他的生活和学习，要专人负责。到火车站去接人，绝对不能让红卫兵将人抢走，加害于他。有问题要及时报告。”
周述清走后，周恩来又叮嘱秘书：
“要时刻注意西南的消息。”
得到上述周恩来关于保护彭德怀的讲话，警卫参谋景希珍追踪到地质局，向彭德怀悄悄传达了周恩来的指示。彭德怀听到周恩来指示中还称他为同志，非常感动。
杨沛与中共中央西南局办公厅管理局副局长何光，来回奔波成都军区、成都铁路局，联系派警卫人员、车皮。经过协商，军区派出一位参谋、五个警卫战士，成都铁路局运输处负责挂了一节车厢，彭德怀与警卫战士被安排在两个软卧室。十二月二十五日，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王大宾一伙将彭德怀带到成都火车站，架上开往北京的火车。彭德怀秘书綦魁英、警卫参谋景希珍不放心，也陪同前往。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晚八时许，彭德怀所乘的列车抵达北京。再说北京卫戍区政治部主任周述清从周恩来处接受任务后，立即向司令员傅崇碧做了汇报。傅崇碧决定由参谋长刘光甫负责安排彭德怀的生活和学习。刘光甫挑选卫戍区司令部警卫处参谋王金岭作为彭德怀生活和学习的直接负责人。周述清、王金岭去车站接彭德怀，与红卫兵发生争执，相持一小时，红卫兵盛气凌人就是不放人。周述清只好同意红卫兵头头打电话请示“中央文革”。
此时，“中央文革”和政治局正在召开“碰头会”。电话要通后，戚本禹接了电话，眉飞色舞地向会议通报：
“彭德怀已由红卫兵押送到北京站，请示如何处理？”
周恩来马上站起来说：
“这件事我已布置卫戍区了，让他们去接，将彭德怀同志的生活和学习管起来。”
“卫戍区没有来电话，是地院‘东方红’的同志打来的。”戚本禹有江青撑腰，此时红得发紫，回答周恩来的问话时不冷不热。
“噢？”周恩来马上问，“卫戍区没去人接吗？”
“……”戚本禹故意把脸转向一边。
周恩来预感事情不妙，马上离开会场，嘱咐秘书快打电话询问傅崇碧。周恩来跟傅崇碧要通电话，才得知是戚本禹从中作梗，假冒中央名义，要卫戍区把彭德怀交给了“红卫兵”。周恩来立即指示傅崇碧：立即派人去，把彭德怀同志要回来。
周恩来回到会场后，立即把戚本禹叫到一间办公室，极为愤慨地指责他：
“戚本禹同志，你知道你这样做会造成怎样的恶果吗？如果你以为你的权力还不够，那就把总理的位置夺走吧！把中央的大权统统夺走吧！”
二十八日清晨，傅崇碧尚未起床接到“中央文革”打来的电话：彭德怀由北京卫戍区和红卫兵共同管理。望卫戍区即派人与红卫兵协商管理办法。当晚十一点，彭德怀上了卫戍区的大轿车。
周恩来虽然做了周密布置，但仍不放心，又于二十九日上午亲自给傅崇碧打电话，询问彭德怀的“监护”情况，再次做出指示：
“彭德怀同志的住处要保密，要绝对安全。不许武斗，不许游街，不许搞逼供信。”
彭德怀被带到北京西郊五棵松卫戍区的一处营房里。这是卫戍区的一个“监护点”。在极度疯狂的岁月里，这确实是既监管也保护其免受造反派的过度摧残的一个办法。
彭德怀被安置在一间建筑队丢弃的简易工房里，屋内有一桌、一椅、一床、一炉。彭德怀拿出日记本，记下了几天来的经历，最后写道：
“为什么揪我来京，一点也不了解。”
第二天，他发现自己真正失去了自由。不是红卫兵而是解放军战士在持枪看守着他，不许他出屋。他问：
“把我弄到北京是‘文化大革命’的问题还是算旧账？”
他着急，成都住屋内有许多绝密文件被红卫兵抄走了；他要求看报纸……没有人答复他。
红卫兵住在他的隔壁，整天找他谈话，谈了几天，彭德怀问：
“你们想干什么呀？”
红卫兵并不正面回答他。
但到了一九六七年元旦，形势急转直下，红卫兵忽然气势汹汹骂了彭德怀一通，说他想翻案，声言要“敲打死你，揍死你”，并说：
“对你这样的人（指彭）就得武斗。”
他们在彭德怀屋里夺烟斗，翻书包，辱骂彭德怀“老混蛋”。彭德怀本着毛泽东要正确对待“革命小将”的教导，始终心平气和。当晚，彭德怀记下这一天的感受：
“今天是一九六七年元旦，我的生活情况处于另一种生活环境，即被革命群众组织揪来北京待审。时间已过七天，还未宣布罪名，这是我六十九年生活中所遇到的第一次。”
写完日记，彭德怀从本子上撕下一页白纸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仔细叠好，放到眼镜盒里，随后悄悄要哨兵替他转交上去。
彭德怀的信由“监护点”层层上送到周恩来处，周恩来在中央碰头会上宣读：
主席：
您命我去“三线”建委，除任第三副主任外，未担任其他任何工作，辜负了您的期望。
十二月二十二日晚在成都被北京航空学院红卫兵抓到该部驻成都分部，二十三日转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红卫兵，于二十七日押解到京。现被关在中央警卫部队与该红卫兵共同看押。向您最后一次敬礼！祝您万寿无疆！
彭德怀
一九六七年一月一日
周恩来可谓用心良苦，宣读彭德怀的信，一则是让中央其他领导知道彭德怀的情况，二则让大家明白彭德怀对毛泽东主席衷心拥护的态度。
一九六七年三月，在中国，“文革”动乱在深入，一大批老干部纷纷被打倒。卫戍区的“监护”任务也繁重起来。彭德怀被转移到五棵松附近的罗道门。周恩来直接指示傅崇碧，所有卫戍区的监护点要严格执行五条规定：一、万人以上的斗争大会不开；二、不搞喷气式，不打，不挂牌子，不游斗，不抓走，不跑掉；三、可以看病、理发、洗澡：四、每天可以放二十到三十分钟的风；五、哨兵放在门外。
彭德怀在这一段时间里，按专案组布置的任务，一方面读书学习，一方面写自传和所谓的“交代材料”，一天到晚关在几平方米的小屋里。
三月十九日，卫戍区的参谋王金岭特地将他的侄女彭梅魁送的水果、滋补品和一台收音机悄悄交给他，他坚决不要。他向王金岭哀求道：
“王参谋，你给我向毛主席打报告，向周总理打报告，权当历史上不曾有我彭德怀，权当不认识我，让我回老家当农民吧！如果我的罪大于功，就干脆把我处决算了！这里我实在呆不下去了！”
王金岭劝道：
“老人家，这可叫我为难了。一个人的历史并不是他自己也不是其他任何人想承认就承认，想否定就能否定的。再说，现在是‘文化大革命’的非常时期，上下都乱。说不定等局面稳定了，毛主席会想到你，会让你出来工作的。”
听到这些，彭德怀仿佛得到了一丝安慰：
“那好，我等着。主席只要让我工作，我一定要求再去西南‘三线’。我连做梦，都是又去了‘三线’！”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八日上午，彭德怀和每天一样，翻阅当天的《人民日报》，忽然，一条消息引起了他的注意。这条消息，讲到国际市场上销售镁的情况。他想到了自己在“三线”了解到的有关镁的情况，向谁汇报呢？他想到了他一向敬重的周恩来，于是，在四月二十日晚，他提起笔，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总理：
前日阅《人民日报》……固而记起去年四月到石棉矿厂（安顺场下游二十公里）考察时，该厂矿渣很好，堆积大渡河两岸，未曾利用，已流失不少。此种矿渣中含大量钙镁，其次是磷，还有其他矿物质。加工后即成钙镁磷肥，用于农作物的底肥是很好的。石棉矿渣（矿余）占百分之九十五，年可产四五十万吨，设备简单，成本当然是很低的……此事可能被搁置。小事情本不应打扰您，但我不知应告何人，希原谅，顺祝您永远健康。
石穿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日晚
信写好后，他委托王金岭转呈。王金岭看了信的内容后，不禁感慨万端：这位年近七十的老人，处于危难之中，一片忧国忧民之心却仍然没有放下。石穿，作为彭德怀的号，是他青年时从“水滴石穿”这一成语得到启示而自取的。但是，在这“斗斗斗”的年月，“生产”二字像病毒一样被人畏忌……
彭德怀身在囚室心系国家，给毛泽东写信，给周恩来写信，奇怪的是，他没有给“副统帅”林彪写过信。
十、“您的手术方案，是总理亲自批准的”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九日晚上，根据江青、戚本禹的授意，北京航空学院的六十多个红卫兵造反骨干，对彭德怀进行批斗。批斗会上，有人带头高呼：
“打倒彭德怀！”
“彭德怀早就被打倒了！”彭德怀挺直身子，在喧闹声中提高了嗓门。
红卫兵头头韩××从桌子上跳过去，指着彭德怀的鼻子吼道：
“你反不反对毛主席？！”
“我不反对毛主席，我只是对毛主席无话不谈。”
韩××为表示自己的“英勇”，一拳出去，打得彭德怀倒退几步，跌坐在地上，一看头头动了手，其他人忽啦围上去了，对彭德怀一阵拳脚相加。彭德怀认得其中一个红卫兵，说：
“小同志，你不要发火，你不懂事……”
话未说完，就有人一拳猛冲着彭德怀胸部打去，年老体迈的彭德怀怎禁得了这一拳，一头撞在课桌上，跌倒时又撞在水泥地面上，发出重重的响声。
彭德怀忍痛喊道：
“你们怎么这样对待一个快七十岁的人！”
会场大乱。有了带头人，原来文明一些的也要表现“革命性”了，胆子小的也“勇敢”起来了。彭德怀被拽起来，打倒；再拽起，再打倒，连续七次！一个穿皮靴的大个子飞起一脚，向躺在地上的彭德怀右胸踢去，彭德怀深哼了一声，昏迷过去。
下午五时五十分，中国现代史上著名的革命英雄和民族英雄彭德怀，在半昏迷中被人架回囚室，勒令起身，连夜写“认罪书”。
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当晚得知彭德怀被斗的情况，十分气愤，当即打电话问韩××，为什么不执行总理的“五不”指示。原来，预审会前卫戍区专人去北航向韩××等人传达周恩来的指示：不准搞喷气式，不准挂牌子，不准游街，不准武斗，不准开万人以上的批斗会。韩××听后，即打电话报告“中央文革”，戚本禹回答：“对彭德怀的武斗不要限制过多。”
于是，在戚本禹的怂恿下，就有了彭德怀的惨遭迫害。
第二天，彭德怀伤重不能起床，被送到二六七医院检查，病志记载：
“胸部正位像×线所见：（一）右第五肋骨中段骨折；（二）右第十肋骨未端可疑不全骨拆；（三）右隔角内小量积液（血）；（四）右肺下叶部分不张。”
诊断结果出来后，傅崇碧怀着不安的心情，即向周恩来报告彭德怀伤势，并附上胸片。
周恩来看到彭德怀遭如此残害，一向不易动怒的他不禁勃然大怒，严厉批评卫戍区有关人员没有尽到责任，并指示：
“马上给彭德怀治病，将结果报我；今后，没有中央的批准，任何人不得私自批斗彭德怀；卫戍区要绝对保证彭德怀的安全。”
然而，风云日紧。彭德怀惨遭毒打的第二天，就发生了震惊全国的武汉“七二○”事件。紧接着，林彪提出了“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这使已成为囚徒的彭德怀，又成了“军内一小撮”的总代表。报纸大造舆论，掀起“批彭高潮”。而此时，周恩来已陷入困境，无力再保护彭德怀了。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林彪折戟沉沙于蒙古温都尔汗，自绝于人民。这样，在各处受“监护”的一大批老干部的待遇也明显好转。一九七一年国庆节前夕，卫戍区根据周恩来的指示，通知各“监护”点：在现有条件下尽量过好节日，改善日常生活条件，绝对保证人身安全，一切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应一律废除。
春节前夕，国务院事务管理局奉周恩来之命，给每一位被“监护”人送了一份礼品：糕点、罐头。彭德怀从哨兵手里接过礼品时，不禁奇怪地问：
“小鬼，这罐头、糕点，是你买的？”
“不，是国务院管理局送来的，每人一份。”
“国务院？”
“对！是周总理让送的。”
“总理？啊……总理没有忘记我们哪！”
彭德怀双手捧着礼品，止不住老泪纵横，他久久地站立着，嘴里不停地念叨：
“总理啊，我有一肚子话要对你说，要对主席说呀！为什么还不让我出去呀！”
他怎能知道，这，并不是周恩来说了就能算数的。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底的一个寒夜，彭德怀被迁移到第四个监护点——北京西城区木樨地政法干校。
这时，彭德怀的侄女彭梅魁鼓起勇气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打听伯伯的下落。因为她知道，周恩来是保护伯伯的。
不久，周恩来派人找到彭梅魁，转达了总理的问候，并告诉她：
“总理对此事非常关心，你伯伯身体尚好，东西可以照常送。”
当彭梅魁把这短短几句话告诉彭钢、彭康白后，兄弟姐妹抱头痛哭，他们哭伯伯的不幸，感谢周恩来的关怀。
以后彭梅魁就继续给伯伯送东西。
一九七三年四月十七日，彭德怀经确诊患晚期直肠癌。当晚，专案组在关于彭德怀的病情向中央的报告中才提出：
“鉴于彭德怀病情严重，准其侄女彭梅魁等家属探视。”
报告附三○一医院对彭德怀病情的诊断书说：
“便血原因可以相当肯定为此癌瘤破溃所致，癌瘤位于直肠左后壁，离肛门缘约六至七厘米。癌约五厘米，中心部有一溃疡，癌瘤较大，已属晚期。”
此时正被癌症折磨的周恩来，仍然在关心着彭德怀，得知彭德怀患直肠癌已到晚期，十分着急，指示中南海门诊部主任卞自强带着他的批示到三○一医院了解彭德怀的病情，并查问：为什么便血一年多没有发现？在一年多的时间中看过多少次病？哪个医生看的？并问：彭德怀同意手术吗？
二十四日，手术前医院开会，决定二十六日手术。晚上，彭德怀拒绝做手术。二十五日，专案组的人匆匆去找彭梅魁，让她去动员彭德怀做手术。彭梅魁一听伯伯病势严重，五内俱焚。进了病房，只见伯伯坐在病床上，紧闭双唇，凝视着墙壁。彭梅魁不禁悲唤一声：
“伯伯！”
彭德怀先是不做声，慢慢扫视一下，才说：
“我不做手术。”
彭梅魁刚要劝说，彭德怀转头对专案组的人大声说：
“手术前我要求去见毛主席！我有事要见毛主席！明天手术，我今天去见毛主席！把我对问题的看法讲清楚……”
彭德怀越说越激动，从床上下来穿鞋就要向门口走去。
医生和言劝道：
“不要生气，咱们慢慢再商量一下吧！”
彭德怀把手一摆：
“我就走，现在就走。问题搞清楚了再手术！背了一身黑锅，莫须有的罪名，死了也不甘心！”
彭德怀提出要见医院领导，三○一医院副院长和副政委一起来了。彭德怀郑重提出：
“一、推迟手术，我有一个材料要写，关于‘三线’建设与战略防御方针问题，趁手术前头脑清醒写出来。二、今天晚上你们打电话联系，让主席、总理接见我。”
医院领导人答应替他反映要求，坚持手术还是得做，然后和专案人员一起故意退场，留下彭梅魁一个人。
彭梅魁搀扶伯伯坐在沙发上。彭德怀问当医生的侄女：
“梅魁，我这病只能手术吗？”
“对，手术是最好的办法了。”
彭梅魁又说出了自己的看法：
“您现在能去见毛主席、周总理吗？您现在得和医生配合，争取多活些年头，以后会有机会见毛主席、周总理的。您的手术方案，是总理亲自批准的。您现在手术，一点坏处也没有，您还是做了吧。”
彭德怀冷静下来，听彭梅魁说下去：
“伯伯，你冷静点，什么事情不是一下子解决的，您的病不能拖了，早做手术有好处：您如果不做，总理晓得了也会不高兴的。”
彭德怀沉默了，总理亲自审定手术方案，可见对他关怀之深，还有什么好说的。过了一会儿，他看着彭梅魁，说：
“那我就做手术吧。”
二十六日七点十五分，手术开始。三○一医院外科主任、著名治癌专家陆维善大夫主刀，切片检查确诊为恶性肿瘤。即进行根除，并做结肠造瘘。
下午一点四十分，手术完毕。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彭大将军含冤走完了他七十六年的人生旅程。身旁没有亲人，没有战友。窗外北风呼啸，大地呜咽。
彭德怀逝世后，专案组在给中央的报告中如是说：
“受审人员彭德怀，因患直肠癌，经治疗无效，于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病死。”
“彭德怀是里通外国、阴谋夺权的反党分子，我们意见，将其化名工川，尸体火化后，骨灰存放成都一般公墓。”
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批示：
“照报告上所提办法办。”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十七日，彭德怀的遗体由三○一医院送北京火葬场火化，申请表上写着：
“申请人：王奎，住址：三○一，与死亡人关系：父女，死亡人姓名：王川，男，七十六岁，印号○○一二六九○。”
专案组的人带着上面贴了一张纸条、写着“王川，男”三个字的骨灰盒和中央专案组的介绍信到成都，指名见四川省委、省革委会和成都军区的三名主要负责人，说明骨灰由来，交代要绝对保密，放在一般公墓即可。同时，传达了周恩来的指示，要精心保管，时常检查，不准换盒，也不准转移地方，以免查找时弄错。
已身患癌症且处境险恶的周恩来，可谓用心良苦！
由此判断，在一九七四年特殊的政治环境下，对彭德怀骨灰的处理方法，显然既包藏着“四人帮”的胆怯与祸心，也蕴含着周恩来及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为保护彭德怀骨灰的策略与苦心。现在看来，周恩来对其身后政局的发展，是有相当准确的预见的，他相信，终有一天彭德怀的骨灰会放到与其贡献、地位相称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