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一九○七——一九七一），军事家。原名林育蓉。一九○七年十二月五日生子湖北省黄冈县。一九二三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一九二五年入黄埔军校，在校转入中国共产党。参加南昌起义和湘南起义后到井冈山。任中国工农红军营长、困长、军长、军团长。一九三七年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师长。抗日战争胜利后，先后任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东北军区、东北野战军司令员和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一九五一年任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一九五四年任国务院副总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元帅军衔。一九五八年五月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副主席，一九五九年九月任国防部长，“文革”中组织反革命集团，阴谋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一九七一年九月八日下达武装政变手令，妄图谋害毛主席，另立中央。阴谋败露后，于九月十三日乘飞机仓皇出逃，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地区。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日，中共中央决定开除其党籍。一九八一年一月二十五日，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确认为反革命集团主犯。
林彪作为一员战将，在战争年代也受到周恩来的赏识。抗战中期，蒋介石力邀毛泽东谈判，周恩来举荐林彪代行前往，可见对林彪之信任。“文革”狂潮骤起，林彪欲借机扫除一切自己通往最高权力道路上的障碍，周恩来当然首当其冲。为维护党中央的团结。周恩来忍辱负重，不惜向林彪委曲求全。林彪意欲篡党夺权，周恩来运用高超的斗争艺术，与毛泽东一起，彻底挫败了林彪一伙的罪恶阴谋，并智擒林彪死党，消除了后患。
一、周恩来致信毛泽东：可让林彪代为谈判
一九四二年七月二十一日和八月十四日，蒋介石在重庆先后两次约见周恩来，说他一星期后将去西安，想在那里与毛泽东会面，商量解决国内问题。周恩来迅速将这一动态电告延安。毛泽东很快回电，倾向于与蒋直接会谈。
根据当时蒋介石对中共的态度，以及扣留周恩来在重庆，不让其回延安的情况，周恩来惟恐蒋介石有诈，借机扣留毛泽东，所以建议毛泽东称病，并提出派林彪或其他人代为出面谈判。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经过反复磋商，决定派林彪前往。
周恩来之所以建议林彪前往，这是因为林彪具备一些别人没有的特殊优势，林彪既是毛泽东的爱将，同时也是蒋介石的学生，为双方所信任或熟悉，便于从中交流转话；林彪黄埔军校出身，他的一些同学或教官如今高居国民党军政要位，便于处理和解决具体问题：林彪是抗日名将，刚刚旅苏归来，在苏期间又受到斯大林的高度褒扬，有一定的神秘感和较强的号召力。
国共和谈是当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林彪一时成为国共双方关注的焦点。九月十四日林彪从延安动身，赶往西安，中途因突下大雨，山洪暴发，路面被毁，未能如期抵达。蒋介石快快返渝。十月七日，林彪飞抵重庆，会见蒋介石。
林彪见蒋，互相寒暄之后，很是恭敬地对蒋说：
“毛泽东非常愿意与校长见面，但他这段时间患伤风感冒，身体不适，又怕耽误国事，特地命我前来与校长洽谈。”
蒋介石最喜欢黄埔生尊称他为校长，听到林彪还是像以前一样校长长校长短的，十分高兴，也很有礼貌地问候毛泽东的健康状况，表示关心。
寒暄过后，转入正题。林彪全面陈述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国内形势和对国共关系的看法和建议。蒋介石一听到林彪说现在的国共关系会有触发内战的危险，便不耐烦起来，频频着手表，约林彪另择时间再行会谈。
周恩来对林彪非常关心，于十月二十六日致电毛泽东，认为林彪此来可完成两个任务，一是缓和双方表面关系，二是重开谈判之门。
通过一段时间的谈判和接触，林彪发现周恩来原先的判断十分正确，蒋介石及国民党虽然倾向于以政治方法解决中共问题，来代替全面的军事破裂，但确实并不急于从根本上改善两党关系，相反，他们认为时间越延长，中共的困难就越大，越利于逼中共就范。
周恩来在与林彪研究后，决定改变谈判策略，先从具体问题入手，力求争取打破僵局。
十二月十六日，林彪在张治中陪同下会见蒋介石，提出他和周恩来商定的实行“三停三发两编”的建议。
“什么叫三停三发两编？”蒋介石疑惑地问。
林彪见引起了蒋介石的兴趣，便侃侃而谈：
“三停就是对中共方面停止全国军事进攻，停止全国政治进攻，停止对《新华日报》等中共报刊的舆论进攻；三发就是发放新四军被俘人员，按照统一编制发饷，按照一视同仁的原则发弹；两编就是允许将中共领导下的军队编为两个集团军。”
蒋介石寻思了半晌，含糊地说：
“不要急，慢慢谈。只要我活着，解决问题总会公道，不让你们吃亏。”
会见结束后，蒋介石便急切地命令国民党方面的谈判代表尽快拟制方案，免得被人家追着屁股打。
没等蒋介石喘口气，仅仅八天后，周恩来、林彪就呈上了我方四点谈判方案：（甲）共产党合法化，国民党可到中共区域办党、办报，共同实行三民主义。（乙）扩编四个军十二个师。（丙）边区依现有区域改为行政区，直属中央，改组华北地方政权，实行中央法令。（丁）战后原则上接受开往黄河以北之规定，但目前只能做准备工作，保证战后完全做到。情况许可时，可磋商部队移动事宜。
蒋介石阅完中共方案，对身边的白崇禧、李宗仁、何应钦哀叹道：
“黄埔军校数千名教官和学生，都是灌注了我毕生心血而培养出来的，为什么有才华的都跑到共产党的匪窝里去了呢？你们看周恩来、林彪提出的方案，表面有进有退，实际上是让步少而得利多，狡猾之至。甲条，国民党能到共区办党、办报，他们铁壁一块，谁能钻进去？乙条，不提编为两个集团军，只说四个军十二个师，还不是一样，换汤不换药。丙条，服从中央政府是假，想将华北非法抢占的国军地盘合法化是真。丁条把硬顶变成了软施。他们硬是不想做一点牺牲啦！”
蒋介石一连数天催问国方代表方案准备情况，都说“正在加紧研制”，气得个蒋介石破口大骂：
“娘希匹，一群饭桶，将来党国就会毁在你们这些败家子手里。”
一九四三年六月四日，周恩来约见张治中，敦促加快谈判进程。
“何应钦称前方摩擦继续，情况不明，谈判须搁一搁。”张治中回答时面有难色。
“这是我们意料中的事。”周恩来镇静如常，“在目前情况下，作为谈判代表，林彪在重庆已无事可干，他决定回延安，请通传蒋先生。”
蒋介石同意林彪回延安，还在官邸设家宴为他送行。林彪见气氛融洽，就顺势提出周恩来一年多长期驻渝工作，身心均感疲惫，很希望与自己相伴同行，回延安小休，希望校长允许。
蒋介石没有理由拒绝，也只好同意了。这是他自皖南事变一年多来第一次答应周恩来回延安。
六月二十八日，周恩来、林彪等一百多人乘卡车离开重庆，绕道宝鸡、西安，于七月十六日抵达延安。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领导人亲自赶往城外迎接，欢迎久别的战友。
应该说，在重庆期间，林彪与周恩来配合得还是很好的。他们多次联名致电毛泽东请示机宜，多次一起与蒋方代表谈判并会见各方人士，可以说配合默契，相得益彰。
二、顶庄舞剑，意在沛公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一心要爬上权力顶峰的林彪，开始策划打倒老帅的阴谋，以扫除爬上权力顶峰的障碍。然而，周恩来却尽心竭力地保护老帅，这就犯了林彪之大忌，他开始想方设法找周恩来的茬。他知道，周恩来历来谨慎小心，从其工作上和对毛泽东的态度上很难挑出毛病来，就挖空心思从历史中去找可以为己所用的炮弹。
于是，林彪一伙就利用所谓的“广东地下党”问题，对周恩来进行陷害。
抗日战争开始以后，遵照周恩来的指示，上海党组织将一批党员派进国民党部队工作，成立了中共地下党特别支部，直属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这个地下党支部在动员军民团结抗战，反对投降、分裂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对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起了重要的作用。
一九六七年五月，林彪一伙却提出“要调查广东地下党的问题”，说什么“广东党的组织问题很多，究竟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弄不清楚”。十月十二日，林彪死党黄永胜亲自批准要追查华南地下党的问题。不久，在江青支持下，成立了“审查广东地下党专案组（即一○九专案组）”。一九六八年三月，黄永胜又亲自“挂帅”，诬陷、迫害广东地下党支部成员，造成被非法关押审查和批判斗争者达七千一百人之多。林彪一伙使用极其毒辣凶残的手段，逼那些人承认广东地下党是“特务组织”、“叛徒支部”、“国民党支部”、“美蒋别动队”。还逼迫他们说出“总司令部”，说出地下党的上级领导。
稍懂中国革命史的人都知道，当时整个南方的地下党隶属南方局，而南方局当时是由周恩来直接领导的。林彪一伙有意制造“广东地下党”冤案，其实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其矛头指向周恩来的阴谋和行为昭然若揭。
三、“拍摄到主席和林副主席一起的镜头了吗？”
虽然林彪时刻在盘算着怎样将周恩来打倒，但周恩来为了党中央的团结，为了全国人民的利益，仍然忍辱负重，处处从大局出发，争取团结林彪一道工作，在林彪担任党中央副主席后，处处维护着林彪的威信。
那是一九七一年“五一”之夜，照例，党和国家领导人要走上天安门城楼欢度“五一”。城楼上，毛泽东坐在中间圆桌的东首，紧挨着的是西哈努克亲王，董必武坐在西哈努克右侧……最西侧的位子怎么空着？这是林彪的位子，周恩来的目光在寻找林彪。他不停地看表，显出焦急的神色，派秘书去打听林彪的下落。
终于，林彪慢条斯理地走进大家焦急万分的视线里。
正值春暖花开之际，他披着一件军呢大衣，皱着眉，一脸枯槁的样子。原来，林彪自从一九三八年春被误伤之后，身体一直不太好。那天晚上，林彪情绪极差，不想去城楼。是周恩来电话再三请他出席晚上活动，他不得不来城楼，所以才一副委靡不振的沮丧模样。
他冷僻地落座后，一句话没说。和近在咫尺的毛泽东没有握手，没有说话，甚至没有看一眼，只是一味地耷拉着脸……
每逢此时，都是记者们最忙的时刻，因为正、副统帅在一起联欢的镜头要登报，要上电影、电视。记者拍摄一般要等正、副统帅交谈时才开始。拍电影的人还在对着毛泽东的方向调试镜头。不知怎地，摄影记者杜修贤被眼前的瞬间吸引住了，鬼使神差地立在董必武的侧面，拍了一张主桌的全景。再看看，人物表情特别是林彪的表情没有进入自己所需要的欢乐情绪，只好放下相机，慢慢地踱到旁边。再回首……啊！杜修贤不禁愣住了：林彪不在了！
时间一点点地过去了，林彪还没出现。
这时，人们的目光开始注意主桌上醒目的空座位，大家似乎在猜测，林彪究竟上哪儿啦？他怎么可以当着主席的面不辞而别，他这是什么意思？人们无法想像“一贯紧跟、无限忠于”的林彪怎么会做出今天这令人费解的举动来。
人们中间，最着急的还是周恩来，他目光频频望向那个空座位，喉结上下滚动着，他想说什么，又没有说出来。只是将警卫员叫到跟前，耳语了几句，警卫员飞快地跑向城楼大厅……毛泽东不动声色，和西哈努克亲王继续谈话。
警卫员又一溜小跑回到周恩来跟前，周恩来的浓眉皱得更紧，神色非同寻常地严峻，摄影记者杜修贤一见，心里暗暗叫道：不好。连忙跑去问林彪哪里去了，一问，林彪早就回家了！杜修贤惊恐地倒吸一口冷气：他为什么要先走？为什么不给主席和总理讲一声？
“老杜。”杜修贤又一震，是总理在叫自己，他原地转了个圈，却找不到周恩来。
“老杜，你过来！”
在哪儿？眼前尽是穿梭不停的人影，杜修贤好容易透过人影缝看见周恩来在大殿前的柱子旁叫自己。
周恩来着急地朝杜修贤招手：
“过来过来，快点。”
杜修贤大步地跨了过去。
“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在一起的照片你拍摄了没有？”周恩来劈头就问。
“啊呀，我哪儿知道他坐几分钟就走？来不及…”“我问你照了没有？”
“啊……照了，就照了一张。”
“电影、电视呢？”
杜修贤刚想说没有，见周恩来着急的样子，话到嘴边变成了“不知道！”
周恩来思索片刻，说：
“老杜，你去把分管新闻宣传的负责人叫来，都叫来！”杜修贤见周恩来脸色严肃，不敢多问，拔脚就朝外走。在大平台上东寻西找找到了七个分管新闻宣传的负责人，有几个是军管会的。他们走进休息室，周恩来立即站起身，迎面走了过去。“电影拍摄到主席和林副主席一起的镜头吗？”
“没有……”回答声音很小。
“那么电视呢？”
“没来得及拍，林……”
“没有拍到，对不对？”
周恩来讲话一是一、二是二，开门见山，一针见血。“林副主席身体不好，这，大家是知道的。上午他参加了活动，晚上讲身体不好不能来。我亲自请他参加晚上活动，这样的活动面对人民群众，面对全国的观众。最后他来了。你们是新闻宣传的负责人，你们记者手里拿着摄影机，拍呀，可为什么不拍摄呢？”
不知谁这时小声嘀咕了一句：
“我们想等主席和副主席讲话的镜头。”
周恩来火了：
“林副主席来了没有？他毕竟还坐了一会儿。你们都看见的，你们等什么，等他们讲话？什么时候新闻拍摄规定要等领导人讲话才能开机？你们就是老框框，坐在一起就应当开始拍摄。记者就是要手快眼快，会抢拍。新闻就是时间，新闻等得来吗？”
痛失良机的记者和失职的“头头”们一声不吭。
周恩来沉重地叹了口气。口气也缓了些：
“人民希望党中央团结，国家安定。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在城楼上和首都人民一同欢度节日的夜晚，这是多么重要的宣传主题，这是安定人心的大事情啊！组织指挥新闻宣传的领导要充分重视。如果人民问，城楼上观看焰火，怎么没有林副主席啊！你们回答说林副主席只来几分钟。行吗？党中央在人民心中的形象靠你们宣传，不是靠解释。”
说到这儿，周恩来向记者们挥了挥手，示意记者可以走了。就在记者们转身要走的时候，周恩来突然对杜修贤说：
“老杜，你等一下。你快去冲洗照片，一个小时内送来，西花厅。”周恩来吩咐道。
很快，杜修贤冲洗出了照片。这张照片作为资料照片或许比当做新闻照片用更为合适些：
——毛泽东侧着脸，凝神在听西哈努克亲王的讲话，显而易见，他沉着脸不太愉快。
——林彪裹着呢大衣，像农民那样双手插在袖筒里，弓着背，也侧着脸和董必武交谈，脸上说不清是愁容还是病容。
照片上面人物的情绪痕迹太明显，取景的角度也有点偏……可仅此一张，不用它又用哪张呢？
别无选择！于是，杜修贤驱车来到了周总理的住处。走到后院，周恩来办公室的灯还亮着，杜修贤轻轻推开门走进去，周恩来没有发觉，正埋头在比头顶还高的一叠文件里。杜修贤轻轻喊了一声，周恩来才停下笔，手扬了扬叫他坐下。杜修贤没坐，赶紧把照片交给周恩来，不想多占用他宝贵的时间。周恩来戴着老花镜，逐一审看照片，看到毛泽东和林彪的照片，问：
“就这一张？”
“嗯。”
“就这一张啊，就这一张。”周恩来捏着照片的一角，一手支撑下巴，凝眉审视着。过一会儿，他问杜修贤：
“这张照片能不能在电影、电视上用？”
杜修贤不好回答，因为他并不满意这张照片的人物效果。
最后，周恩来决定说：
“电视、电影就用这张照片，你去办一下。”
这时已是午夜时分。
五月二日，报纸出来了，仅此一张的照片登在头版头条，标题是醒目的黑体字：《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同柬埔寨国家元首、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主席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在天安门城楼上一起观看焰火》。
当晚，这张照片也定格在电视新闻里，谁也没有发现这只是一张瞬间的照片。
林彪从城楼上不辞而别后，有一个多月没有公开露面。
再在镜头里出现时已是六月中旬，天气已渐渐进入夏季，罗马尼亚的客人来到中国，那时毛泽东会见外宾不一定都是在游泳池，有时他也常到人民大会堂会见客人。
这次会见罗马尼亚客人安排在人民大会堂的湖南厅。工作人员一般称湖南厅为一一八房间。
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康生抵达一一八房间不久，罗马尼亚的客人也到了。记者杜修贤忙着拍摄宾主握手的镜头。待宾主落座后，又赶快拍摄会谈的场景。他见会谈的气氛已进入正常轨道，就退到门外的大厅里等会谈结束时再进去拍摄。
晚上，杜修贤将白天拍摄的照片送到人民大会堂。周恩来正在大会堂里宴请罗马尼亚客人。杜修贤找到周恩来，将照片交他审阅，他站着匆匆地看了一遍，果断地选了三张。
杜修贤接过这三张照片，心里有点抱不平，周总理为何老是将自己放在后面？明明可以放在前面他还是放在后面，并扣下自己的单独照片不让发。三张照片依次为：
第一张，毛泽东和林彪会见客人。
第二张，林彪单独会见客人。
第三张，周恩来和康生会见客人。
周恩来亲自审阅新闻照片已有好几年了，每次审阅照片他都很细心，该突出什么，不该突出什么，谁该在前面谁不该在前面等等请多细节都考虑得全面周到。
四、周恩来略施小计，叶群露出马脚
在离北戴河西海滩二公里处的联峰山松树丛中，有一栋两层小楼，这就是林彪、叶群住的中央疗养院六十二号楼。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二日这天，是林彪一生中精神最为紧张的一天。此时，他已得知毛泽东安全回到北京的消息，知道阴谋已经败露，内心充满了深深的恐惧。他自从一九二八年跟随朱德上井冈山起，在毛泽东的培养下，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排长，成长为一名共和国的元帅，现在又成了副统帅。他对毛泽东大了解了，无论是战略战术，还是政治斗争经验，还是在全国的威望，他都不堪与之匹敌。他手底下虽“有几位大将，但这些大将在公开场合也不得不口口声声拥护毛主席，如果谁敢动毛泽东一根毫毛，不要说别人，就是他们的卫士也会把他们抓起来，因为这些卫士都是汪东兴领导的八三四一部队派出的。所以，他们只能搞阴谋活动。
天色渐黑时，林彪、叶群开始在这里调兵遣将。他准备南飞广州，另立中央，搞封建割据。可表面看来，六十二号楼却是十分平静。林彪、叶群在接到林立果马上要飞到北戴河的电话后，还要了一个花招，宣布当天晚上要为他们的女儿林立衡与她的恋爱对象张清霖举行订婚仪式。叶群指示秘书和工作人员说，不请人吃饭，但要准备好烟、糖果、茶等，另外再准备两部电影招待大家。他们这样做，显然是要转移工作人员的注意力，以掩盖他们的阴谋活动。
晚间，叶群还故做姿态地与林立衡一起看电影，电影的名字叫《甜甜蜜蜜》。八点多钟，林立果乘专机飞到山海关机场，九点钟到了林彪住地。林立果送了一柬鲜花给林立衡，表示祝贺。林彪、叶群搞阴谋的事，林立衡当时并不知道。林立衡与叶群平时就有矛盾，叶群有事总是背着她。林立衡是个很聪明的人，她看出林立果到这里后，好像家里有事故意不让她知道。叶群一退场，她也从电影室紧跟出来，到林彪的房间外边去听。她听到林彪、叶群、林立果三个人在一起谈话，隐隐约约地说要去什么地方。林立衡似乎明白了什么，马上去向当时在北戴河保卫林彪的八三四一部队的副团长张宏和二大队的大队长姜作寿做了报告。
晚上九时二十分左右，张宏、姜作寿得到林立衡的报告，姜作寿立即打电话将情况报告给了在北京的中央警卫局副局长张耀词。张耀祠立即赶到汪东兴的办公室，汇报完情况后说：“情况很紧急，怎么办？”
汪东兴马上打电话找周恩来，周恩来当时正在大会堂福建厅开会，主持讨论将在四届全国人大会上做的《政府工作报告》的草稿。
江东兴将林立衡反映的情况向周恩来报告后，周恩来问：“报告可靠吗？”
汪东兴回答说：
“可靠。”
周恩来当机立断：
“你马上打电话通知张宏，密切注视动向，如果有新的情况，立即报告。”
汪东兴和张耀柯当时都守在办公室里。很快，张宏又来电话说：
“林立衡还报告，她听接林立果的汽车司机讲，林立果是乘专机从北京来的，这架专机现在就停在山海关机场。”
汪东兴马上又将这个情况报告了周恩来。
这时，周恩来已经不能继续主持开会了，他来到东大厅的一间小房子里处理北戴河的问题。他打电话给汪东兴，要求他一定不要离开电话机，以便随时保持联系，汪东兴表示：不会离开，就在电话机旁边等着。周恩来随后打电话把正在大会堂参加《政府工作报告》稿讨论会的吴法宪找来，问他知道不知道一架飞机到北戴河去了，吴法宪说不知道，并说他要问一问空军调度室。周恩来要求吴法宪立即去问。吴法宪就到另一个房间打电话去了。
周恩来给吴法宪交代后，又打电话给汪东兴，让他立即转告北戴河的张宏，查一查山海关机场是不是有一架专机？并要求汪东兴，如果有什么新情况，马上向他报告。汪东兴从张宏那里很快就得到答复：已问过山海关机场，确实有一架专机，专机的机组人员正在休息，这个机场归海军管理。汪东兴立刻将这一情况报告了周恩来。
这时已是晚上十一点半钟，机敏的周恩来亲自打电话给叶群，不露声色地问道：
“林副主席好吗？”
电话里传来叶群那若无其事的声音：
“林副主席很好。”
这时，周恩来故意问叶群：
“知道不知道北戴河有架专机？”
叶群虽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但她是靠着林彪这棵大树的庇荫才有此职位的，否则的话，最多不过是个聪明一点的刁悍妇人而已。所以，她根本就不是周恩来的对手，周恩来用话一套，她就入圈了，骗周恩来说，她不知道有无飞机。
这一下，阴谋就彻底暴露了，周恩来心里有底了。
叶群在骗了周恩来之后，开始对周恩来深夜来电话询问飞机的事回过味来，稍微停一下，又说：
“有一架飞机，是我儿子坐着来的。他父亲说，如果明天天气好，要上天转一转。”
周恩来又问叶群：
“是不是要去别的地方？”
叶群此时已有警惕，马上回答周恩来说：
“原来想去大连，这里的天气有些冷了。”
周恩来以关切地声音说：
“晚上飞行不安全。”
叶群也就顺水推舟说：
“我们晚上不飞，等明天早上或上午天气好了，再飞。”
周恩来劝说道：
“别飞了，不安全，一定要把气象情况掌握好。需要的话，我去北戴河看一看林副主席。”
周恩来提出要去北戴河，这一下叶群慌了。周恩来要是一来，林彪南逃广州，另立中央政府的阴谋也就破产了。叶群劝周恩来不要到北戴河来，她说：
“你到北戴河来，林彪就紧张，更不安。总之，总理不要来。”
周恩来放下了电话。
很快，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汪东兴在中南海南楼，开始忙起来。周恩来派李德生到空军司令部作战值班室去协助他临时负责指挥，掌握了空军的指挥权。派杨德中陪吴法宪去了西郊机场，实际上是监视吴法宪的行动。
十三日零时三十二分左右，汪东兴接到张宏从山海关机场打来的电话，说林彪等人强行登上飞机，已经起飞了。
与此同时，林立衡也打电话对汪东兴说：
“听到飞机响了，好像是上天了。”
汪东兴立即打电话给周恩来，建议说：
“毛主席还不知道这件事，您从人民大会堂到毛主席那里，我从中南海南楼到毛主席那里，我们在主席那里碰头。”
周恩来同意后，汪东兴叫上张耀祠一起去，他们和周恩来几乎是同时到了毛泽东那里。
周恩来、汪东兴正向毛泽东汇报时，吴法宪从西郊机场打电话找汪东兴，说林彪的专机已经起飞三十多分钟了，飞机在向北飞行，即将从张家口一带飞出河北、进入内蒙古。吴法宪请示，要不要派歼击机拦截？
汪东兴回答他：
“我立即去请示毛主席，你不要离开。”
当时，毛泽东的房子里没有电话，电话在办公室里，相差几十米远。汪东兴马上跑步回去，报告毛泽东和周恩来。
毛泽东摆摆手，仍然显出非凡的气度，说：“林彪还是我们党中央的副主席呀。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不要阻拦，让他飞吧。”
周恩来同意毛泽东的意见，让汪东兴马上去传达给吴法宪，汪东兴只告诉吴法宪不要派飞机阻拦，没有告诉他其他内容。
这时已是九月十三日凌晨一时十二分。林彪专机从起飞算起，已经飞了四十分钟，快要飞出国境了。把这架专机放过去，这是毛泽东、周恩来的意见。这个意见是对的。要是把这架专机拦截下来，那就会在全国造成不好影响。林彪是党的副主席，当时并不知道他要飞到哪里去，做什么事，拦截专机，怎么向全国人民交代！后来才知道，当时的实际情况是林彪、叶群经过长期策划，认为只要毛泽东健在，无论是威望，还是文的、武的方面，他林彪都不是对手。所以林彪想出三个对策，即：上策是谋害毛泽东，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中策是南逃广州，另立中央政府；下策是北飞叛逃国外，投靠苏联。
九月十三日凌晨三点多，大家还没有离开毛泽东住地，空军司令部又打来电话，说调度室报告，北京沙河机场有一架直升机飞走了，机号是三六八五，机上有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和正副驾驶员共五人，现在正向北飞行。汪东兴马上将这个情况报告给毛泽东和周恩来，毛泽东和周恩来几乎是异口同声地说：
“下命令，要空军派飞机拦截。”
这架飞机后被在京郊怀柔迫降。
九月十四日上午八时三十分，蒙古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打电话通知中国驻蒙古大使馆，说副外长额尔郭比列格约见中国驻蒙古大使，要通报一架中国喷气式飞机在蒙古失事的情况。中午十二时二十分，中国驻蒙古大使将飞机失事的情况报告中国外交部。外交部在代外长姬鹏飞主持下召开了党组会，并将这个情况很快报告给党中央。
周恩来正在主持政治局会议，看到报告后，马上叫汪东兴去报告毛泽东。
这个消息虽然很不具体，但它却使毛泽东、周恩来和参加会议的中央政治局大多数同志心里的石头落了地。
我国驻蒙古大使后来到飞机失事的现场去具体了解了情况，飞机坠毁在蒙古温都尔汗附近肯特省贝尔赫矿区南十公里处，是中国民航二六五号三叉戟飞机，机上八男一女，全部死亡。
后来的情况进一步证实，林彪确实摔死在温都尔汗。此时的周恩来十分高兴，即言道：
“林彪之死，天造地合啊！”
五、智捕林彪死党
林彪叛逃后，就如何处理同林彪有密切关系的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毛泽东仍然胸怀大度，他对周恩来说：
“看他们十天，叫他们坦白交代，争取从宽处理。老同志，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交代好了就行。”
但是，黄永胜这些人，在十天中既不揭发林彪的罪行，又不交代自己的罪行，什么都不坦白。
期限到了第十天，毛泽东把汪东兴找到住处交代说：
“黄永胜他们怎样处理了？你去问一问总理。”
汪东兴马上赶到人民大会堂新疆厅向周恩来汇报，说毛泽东催间对黄水胜等人的处理情况。
周恩来让汪东兴等一下，待他接见完外宾后，俩人一起乘车去见毛泽东。当他们到达中南海毛泽东住所后，周恩来向毛泽东报告说，黄永胜等人在拼命烧材料。
毛泽东有点失望地说：
“是啊，那是在毁灭证据嘛。这些人在活动，看来是要顽抗到底了！”
周恩来立即对毛泽东说：
“我马上办，今天晚上办不成，明天早上一定办成。”
从毛泽东那里出来后，周恩来对汪东兴说：
“你不能离开中南海，要严加保卫毛主席的安全。我们有事时可以找张耀祠、杨德中，必要时再找你。”
周恩来的安排无疑十分正确。在这逮捕林彪死党的前夜，汪东兴一步也没有离开毛泽东，严密保卫着毛泽东的安全。
为了顺利逮捕林彪死党，周恩来做了周密筹划。他找来北京市委书记、卫戍区政委吴德交代任务：
“明天早上李先念要去越南访问，我去送，邱会作也去送，你也去，从机场回来时，对邱会作说有毛主席的指示要传达，这样就可以先抓邱会作。另外再通知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来人民大会堂开会，会议是听毛主席指示的传达，黄永胜等人来后，先跟他们谈话，然后再逮捕。”
交代完毕，周恩来让吴德回去同卫戍区司令员吴忠商量，由卫戍区落实逮捕、押送、关押地点等问题。
对卫戍区是这样布置的：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来后，周恩来和叶剑英、纪登奎先与他们谈话，然后把他们带走。黄、吴、李分别由卫戍区的司令员、副司令员、副政委陪同，关押地点安排在卫戍区的某师。
布置好卫戍区的准备工作后，吴德到人民大会堂，向周恩来、叶剑英汇报。
第二天早上，邱会作等人在飞机场送李先念时，周恩来镇定自若，谈笑风生。当邱会作从机场回来后，周恩来、叶剑英和纪登奎即向他宣布隔离审查的决定，尔后命人把他带走。
通知黄永胜等人到人民大会堂开会后，他们过了半小时的时间仍没到，周恩来、叶剑英、纪登奎和吴德坐在那里焦急地等着。叶剑英频频看表，问卫戊区有没有部队在黄永胜等人住地附近。
吴德打电话问了吴忠，然后向叶剑英报告：有一个团在附近。
叶剑英果断地说：
“如果他们不来，或者抵抗，就用硬办法把他们逮捕。”
又过了一段时间，黄永胜等人来了。周恩来、叶剑英、纪登奎到福建厅去与他们谈话、宣布隔离审查决定，周恩来让吴德和吴忠等候在东大厅，招呼卫戍区的人。
周恩来与他们谈了很久，黄永胜不住地嚷嚷，连说他们冤枉。
周恩来对他们进行严厉地批评和驳斥后，命人将他们带走关押。
周恩来对林彪死党的逮捕，及时清除了隐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