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伯承（一八九二——一九八六），四川省开县人。一九一四年加入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一九二六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北伐战争时，任国民革命军四）各路总指挥、暂编第干五军军长。一九二七年参加领导南昌起义，任中共前敌委员会参谋团参谋长。后留学苏联。一九三○年回国。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军委书记，红军学校校长兼政治委员，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长兼中央纵队司令员，中央红军先遣队司令。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九师师长。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中原军区司令员，第二野战军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院长兼政治委员，高等军事学院院长兼政治委员，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军委训练总监部部长，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元帅军衔。是第二、三、四、五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第八、九、十、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刘伯承和周恩来首次相见于一九二六年七月的羊城广州。翌年夏，刘伯承作为周恩来的得力助手，为其襄助戎机、筹划军事，参与领导了震惊中外的八一南昌起义，并担任参谋团参谋长。从此，俩人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刘伯承对周恩来一向十分敬佩；周恩来对刘伯承也非常尊重，解放后，总是亲切地称他“刘老”，喜欢和他交谈，倾听他的见解。
一、“参谋长一定要你来做”
一九二七年七月十一日，刘伯承从四川辗转来到武汉。中共中央军事部部长周恩来得知刘伯承到达武汉的消息后，即召集他和吴玉章、黄慕颜、李嘉仲等人座谈，听取他们对时局的看法和意见，会上，黄慕颜提出，在目前国共两党联合濒干破裂的情况下，可将共产党所掌握的武装西退四川，徐做良图。
周恩来明确表示这种做法不妥。他在深入分析了当前革命正处于转折关头的形势后指出，中国现阶段的革命运动是广大人民群众的事业，目的在于求得中国之自由平等，任务在于推翻国内封建军阀的统治，打倒国际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目前革命势力虽有分化，但革命洪流不可阻挡，终会浩荡前进，共产党人不达此目的，誓不终止。四川的封建军阀力量强大，而且日益反动。重庆“三三一”惨案和泸顺起义的失败就是明证。现在我们一遇挫折，怎能反而退依本欲打倒的对象呢？
周恩来一席话说得大家豁然开朗，刘伯承对周恩来更是肃然起敬。
一九二七年七月下旬，中共中央决定举行南昌起义，并决定周恩来任前敌委员会书记，前往主持。周恩来临危受命，军事上需要一个得力的助手，这个人既要有秘密组织大规模兵暴的经验，又要有丰富的作战指挥经验。他反复考虑，选中了刘伯承。
刘伯承坚决听党的安排，从接到指示坚决执行，并为能担任周恩来的助手而高兴。他立即启程，从武汉乘江轮前往九江，参与筹划南昌起义。为了迷惑国民党右派，特在武汉《国民日报》发表消息如下：“暂编第十五军军长刘伯承、副军长黄慕颜，先后来汉向中央陈述与川中反动军阀奋斗情形，极为中央嘉奖。近刘军长因病，特向军事委员会请假调养，其职务交黄副军长代理，已蒙军委批准。”
刘伯承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到第二十军军部协助贺龙拟制起义计划，他与贺龙曾在四川讨贼战争中并肩战斗，久已相识。这次在南昌城里重逢，而且又都汇人到了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之中，都在周恩来的麾下战斗。俩人格外高兴。
计划很快就写出来了。周恩来指示刘伯承征求叶挺的意见。刘伯承初会叶挺，俩人过去是闻名而未见面。叶挺接过计划，看得很仔细。看完，立即把计划退还给刘伯承，可始终一言不发。
刘伯承感到很奇怪，不知叶挺对计划什么态度，他就去问周恩来。周恩来笑着说：
“噢，你还不熟悉他，他就是这个样子，要是不说话，就是表示赞成。”
刘伯承一听，也不禁笑了。
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南昌起义胜利后，建立了参谋团，这时周恩来提议：
“我建议刘伯承同志担任参谋团参谋长。”
刘伯承谦虚地说：
“我的能力有限，还是另选贤能为好。”
由于时间紧迫，周恩来不容刘伯承再谦让，果断地说：
“参谋长一定要你来做，请你就不要再谦让了。”
就这样，刘伯承临危受命，担负起起义军军事指挥的工作。
关于参谋团的组建，周恩来后来曾这样回忆：“参谋团当时没有人任主任。后来我就指定刘伯承同志来做参谋长，他起初谦虚，不肯答应；后来我说一定要你夹做，他才担任参谋长职务。”参谋团的成员有周恩来、贺龙、叶挺、蔡廷锴等。
二、周恩来劳山遇险，刘伯承命人解救
一九三七年四月二十五日清晨，周恩来又一次离开延安，前往西安同国民党进行谈判。上午八时左右，卡车行驶到距延安六七十里的甘泉县境内的劳山脚下，突然遭到一伙二百多人的政治土匪的袭击。随行的军委副参谋长张云逸和四名战士吸引走了一股敌人，可周恩来这边还有不少敌人。双方展开激烈的战斗。秘书陈友才刚要跳下汽车，便被敌人打伤了腿，下不了车，就在车厢里还击敌人。因他高居车厢内还击敌人，敌人清楚地看到他头戴礼帽，身穿西装，系着领带，脚穿长筒马靴。看到这身装束，敌人误以为他就是周恩来，集中火力向他射击。趁这个空隙，两名警卫员掩护周恩来迅速离开汽车，撤下公路。但没撤出多远，两名警卫员一亡一伤。敌众我寡，情况万分危急。敌人占据有利地势，凭借着山头工事，居高临下猛烈射击，使用的又是步枪和机枪；而红军只能以携带的驳壳枪进行还击，从各方面看均处于劣势，因此伤亡很大。在这种危急情况下，周恩来当机立断，带领剩下的几名红军战士，突然向敌人一阵密集的射击，旋即迅速地边打边向密林深处撤退，逐渐摆脱了敌人的围击。
驻守在山上的红军通信班，一听到枪声就马上给甘泉我驻军打电话报告，可是电话怎么也打不通，知道是电话线被切断了，他们随即通过另一条线路，把情况直接报告了延安总参谋部。
总参谋长刘伯承接到周恩来遇险的报告后，不禁大吃一惊，立即安排人给三十里铺的驻军打电话，命令他们立即派出部队前往劳山；接着又命令中央警卫团的百余名干部战士集中起来，把集中饲养的中央首长的军马统统牵来骑上增援劳山。警卫团团长刚要带队出发，忽然看见毛泽东急匆匆地走来。招呼着，急促而忧虑地说：“什么也不要顾虑，无论如何要把副主席接回来！”说着便挥手示意赶紧出发。
一队人马匆忙上路，直奔劳山而去。
驻在三十里铺的红军部队，接到延安总部刘伯承总参谋长的命令后，当即派出犄兵部队赶往劳山。赶到出事现场时，敌人已经逃跑，地下横七竖八地躺着红军战士的遗体，还有那辆被打毁了的汽车。
这时候，周恩来已经脱险，在几名战士的保卫下，沿着一条小山沟，步行十几里山路，安全抵达三十里铺，这就是周恩来劳山遇险惊心动魄的一幕。
三、“三军总教头，非你莫属啊！”
一九五○年夏，刘伯承得知中央军委准备创办陆军大学的消息后，心里非常高兴。立即给党中央写信，请求辞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二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的职务，去参与筹建陆大。他在信中诚恳地写道：“……战争已经结束了，我年龄这么大了，还是让我去办学校吧！”
党中央很快批准了刘伯承的要求，决定委派这位身经百战、德高望重的著名军事家去办学校，搞教育，把他那丰富的作战、建军经验传授给全军中、高级干部，从教育与训练上更好地完成人民解放军向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的转变。毛泽东和朱德给他写了亲笔信，让他把西南的行政工作移交给邓小平、贺龙，尽快到北京领导筹建“陆大”。
刘伯承一到北京，就立即投入到“陆大”的筹建工作。首先是确定“陆大”的校址。以前，中央军委曾考虑把校址建在东北。后来因为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又决定把校址建在北京或其他省市。刘伯承经过两次勘查地形，考虑到国家财政经济状况还没有根本好转，抗美援朝战争正在进行，百废待举，百业待兴，财力物力都很紧张，要营建这样一个大型的军事学校要花很多的钱，更需要一定的时间。为了早日开学，培养懂得现代战争的干部以支援朝鲜前线，也为了减轻人民的负担，他建议：“陆大”的校舍暂不动工兴建，先找一个可以办学的地方把学校办起来再说。刘伯承的意见既能节约经费，又能早日开学，得到筹委会的一致赞同。
这个地方选在哪里好呢？
刘伯承想起了人民解放军进占南京后，设在南京的华东军区军政大学。
华东军大设在南京紫金山下原国民党“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和“国防部”的院内。占地约三平方公里，房屋面积达四十七万平方米，院内绿树成荫，操场开阔，各方面条件较好。早在一九四九年五月，刘伯承率领第二野战军开进南京的时候，就曾经去过那里，详细查看过那里的房屋、设府情况，并向党中央专门做过汇报。那时，他就考虑过将来在这里办学校培养干部的问题。所以，他建议把“陆大”暂时设在南京。
毛泽东、周恩来对创办“陆大”非常关心。在筹备期间，周恩来在日理万机之中三次会见了刘伯承和“陆大”筹委会的成员，传达了毛泽东对办好“陆大”的指示，提出了“陆大”临时党委的组成办法、干部配备和组织机构等问题，研究了教学方针和教学内容，对如何办好这个学校做了重要指示。
第一次是在一九五一年的十一月初，周恩来特意把刘伯承等人请到中南海去研究。
当刘伯承等人来到中南海西花厅周恩来办公室时，工作到夜间很晚才休息的周恩来刚刚起床，还没有来得及吃早饭。他和大家一一握手问候，并亲切地对刘伯承说：
“刘老，你来了。我起晚了。”
刘伯承知道，周恩来日理万机，经常通宵达旦地工作，办公室的灯光经常从天黑一直亮到黎明。深情地说：
“总理，你多睡一会儿吧。我们昨天睡得太久了，早晨睡不着，就起得早，听说你每天夜以继日地工作到早晨三四点钟才休息，太劳累了！”
周恩来微笑着说：
“不要紧，我习惯了。”
一会儿，服务员端来早饭请周恩来用餐。趁此机会，客人们环顾了主人的住所，古老的庭院，已经破旧。北房五间，是会客室和办公室。房间陈旧，设备简单，里面几乎没有什么装饰物。
靠墙排满了书柜，三张方桌接成一个长会议桌，还有几把椅子。最显眼的是那张又宽又长的写字台，上面放满了摞得很高的文件和书籍。
再看主人的早餐：三块烤馒头片、一盘咸菜、一杯牛奶和一个鸡蛋，这一切都表明，住进北京城中南海的周恩来，仍然保持着战争年代那种艰苦奋斗的作风。
周恩来匆匆吃完早饭，就带着刘伯承等人走进会客室，开始谈工作。
“总理，我接到毛主席的电报就来了。”刘伯承微笑着对周恩来说。
“我知道，刘老组织性纪律性是非常强的，只要中央有命令。你就来。”周恩来用非常满意的口气回答。
“我来是来了，就是怕搞不好。”刘伯承谦逊地说。
“你搞得好，搞得好。你有几个特长：你有学问，又非常严格，严师出高徒嘛！所以，这三军总教头，非你莫属啊！”在笑声中，周恩来既是赞誉又是鼓励他说。
“总理，可不能那么讲，我是能做一点就做一点。我能力实在不足，过去搞‘红大’，那个好搞，两三个月就过去了。现在搞现代化，我是没有经验的。你看能不能给我找几个好助手？”刘伯承诚恳地提出要求。
周恩来代表党中央提出了“陆大”临时党委的组成方案，并和刘伯承一起，详细研究了“陆大”的组织机构和一些领导干部的人选问题。
这次会见，大约进行了一个多小时。因周恩来要接见外宾，谈话就结束了。
四、刘伯承一番建议，苏联顾问改称“专家”
几天以后，周恩来第二次会见了刘伯承等人。传达了毛泽东关于办好“陆大”的指示。毛泽东指示的基本精神是：“陆大”的方针仍然是延安抗大总校的方针。要在人民解放军建军传统的基础上，认真学习外国军队的先进经验。
刘伯承一边听一边在笔记本上记，还不时地点头，像小学生上课一样认真、仔细，惟恐有所遗漏。
最后，周恩来还告诉他们，毛主席想得很细，为了办好“陆大”，特地聘请了一批外国顾问帮助工作。
听到这里，刘伯承不由一愣。一提到外国顾问，刘伯承就想起一九三三年，他担任红军总参谋长时，与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一起工作的情景。李德不懂中国实际，照搬教条却又仗恃其军事顾问的特殊身份而独断专行、飞扬跋扈的霸道作风，曾给中国革命造成了巨大损失，也使刘伯承对顾问的作用产生了疑问。
往事记忆犹新，从刘伯承的内心来讲，是不愿意要这些顾问先生的，谁乐意给自己的头上戴紧箍咒呢？但组织的决定又不好不服从，刘伯承于是向周恩来坦言建议：
“总理，我个人的看法，叫顾问不如叫专家好。顾问，顾问，就是要顾我们的问，叫专家就超脱了。你当你的专家，我们十我们的工作。我请你，你就讲；我不请你，你就不要顾问我嘛！”
周恩来对顾问的历史相当清楚，也吃过不少苦头，所以十分明白刘伯承的苦衷，但在当时外交“一边倒”的形势下，请苏联顾问不但是为了教学需要，更是政治，外交上的一种考虑，实属不得已而为之。听了刘伯承这番话，他连忙说：
“对，对，叫专家好。”
为此，国务院专门发了一个通知，统一对外国专家的称呼。通知指出：除过去按顾问名义聘请来华的外国专家仍称顾问外，以后新聘请来华的和过去非按顾问名义聘请来华的外国专家，一律称呼“专家”。
刘伯承深为周恩来这种从谏如流的精神所感动。
办学校是一件很细致的事，周恩来还和刘伯承等人研究了筹建工作的一些具体事宜。
一是校名问题。鉴于将来要开办海、空军科，刘伯承建议将“陆大”定名为军事学院；
二是校址问题。为了早日开学，减少国家的财政支出，刘伯承提出把校址暂时设在南京华东军大所在地。以后有条件营建新校舍后再行搬迁；
三是干部问题。当时朝鲜前线需要干部，新建立的各军兵种及其领导机关需要干部，地方上各条战线也需要军队干部去支援。所以，从全军调干部很困难。刘伯承请求以华东军大和华北军大的一部分干部作为基础，依托华东军区组织起军事学院的各级机构。
这些意见，从大局出发，既照顾了国家建设和军队建设的全局，又基本满足了建校的需要，周恩来完全赞同。
当谈话结束，刘伯承等人起身准备离开的时候，周恩来再次亲切地问道：“刘老，你看还有什么事情吗？”
这时，刘伯承用试探的口气问：
“总理，我想，校址既然设在南京，能不能让陈老总来兼政委呢？”
周恩来马上看出了刘伯承的心思：要请华东军区陈毅司令员兼学院政委，一为尊重“父母官”，二为取得物力、人力和财力等方面的支持。
“我明白你的意思，陈老总是华东军区司令员，你让他兼政委，找他要人、要钱、要房子就好说了，是这个意思吧！”周恩来坦率地说穿了刘伯承的心思。
“是啊！我是有这个‘坏’主意。”刘伯承一面幽默地回答，一面有点不好意思地笑了。周围的同志也哈哈大笑起来。
“这倒不是什么坏主意。你这个想法是不错的，但晓得他干不干呢？”周恩来没有直接回答可否。
“你叫他干他就会干的。”刘伯承想尽量争取周恩来同意。
周恩来爽朗地笑着说：
“那也不好勉强。你和他商量一下，他愿意干，你说好就是了，中央同意。”
这件事后来虽然没有实现，但是华东军区和陈毅司令员，无论在人力上，还是物力、财力上，都对军事学院给予了巨大的支援，使学院得以顺利地创建和不断发展起来。
其后不久，周恩来又就如何办好军事学院问题，在中南海西花厅和刘伯承等人做了三个多小时的长谈。
他们首先研究了教学方针和教学内容，军事、政治，文化教育部搞些什么，如何搞法。周恩来特别强调要搞好文化教学，指出：我们的干部文化低，这是历史造成的。只有学好文化科学知识，才能掌握现代军事科学技术。
接着，又研究了教员问题。
最后，周恩来勉励刘伯承说：
“搞现代化军队建设，许多东西我们都没有经验。虽然刘老是个老教育家，搞了很久了，但搞现代化的军事学院，也还要不断地学习外国的先进经验，学习现代军事科学，研究现代战争的特点，把丰富的作战、建军经验加以总结提高，传授给全军中、高级干部。”
谈话结束后，周恩来将刘伯承等人送出西花厅，一一握手告别。这时夜已经很深了。中南海显得格外安洋、静滥。但是，一座座庭院仍然放射出明亮的灯光，这些灯光映照在湖面上，投射出一片片闪烁的光影。共和国的领袖们仍然在为人民辛勤操劳。
刘伯承走在中南海湖畔的小道上，回想着周总理的一次次谈话，尽管寒风阵阵吹来，但心里仍然感到热乎乎的。
回到住所，刘伯承顾不上休息，即根据周恩来三次谈话的精神，和筹委会的同志们一起研究起草了《关于刨建军事学院的意见书》。
一九五○年十一月十三日晚，刘伯承带着这个意见书，又一次来到中南海西花厅周恩来办公室，向周恩来和朱德做详细汇报。听取汇报的还有总政治部主任兼总干部管理部（后改为总政干部部）部长罗荣桓、代总长聂荣臻、军训部长萧克、总政副主任萧华和总干部副部长赖传珠等。
汇报会由周恩来主持。他把座椅搬到他那张又宽又长的写字台前面，背对写字台，面对大家坐下来。然后，拿起意见书，他读一条，让大家讨论一条。遇到有修改补充的地方，他就转过身。伏在写字台上，随手记下来。
就在这一天的深夜，在周恩来主持下，产生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的第一份历史性文件，绘出了解放以唇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所高级军队院校建设的蓝图。
这份由刘伯承起草的《关于创办军事学院的意见书》，由周恩来主持修改后，很快上报中央。三天后，毛泽东就亲自批准了这个报告。从此，开始了军事学院筹建工作的新阶段，并于一九五一年一月十五日，正式成立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