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龙（一八九六——一九六九），原名贺文常，字云卿。湖南省桑植县人。一九一四年加入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曾任县讨袁护国民军总指挥，湘西护国军营长，靖国军团长，四川警各旅旅长，混成旅旅长，建国川军师长。一九二六年参加北伐战争，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一九二七年参加领导南昌起义，任起义军总指挥，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共湘鄂西前敌委员会书记，红二军团总指挥兼红二军军长，红二、六军总指挥兼湘鄂川黔省革命委员会主席和湘鄂川黔军区司令员，红二方面军总指挥。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师师长，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晋绥军区司令员兼晋绥野战军司令员，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西北军区司令员，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西南军区司令员，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三书记，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国防工业委员会主任。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元帅军衔。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随着南昌城头一声炮响，开始了贺龙与周恩来四十年并肩战斗的风雨征程。作为自己走上革命道路的引路人，贺龙对周恩来十分崇敬；作为在革命最困难的关头毅然参加南昌起义的患难战友，周恩来几十年中都对贺龙充满了信任，并给予了无微不至的关心和照顾。
一、周恩来：“任命你担任起义军总指挥”
一九二六年六月，贺龙率领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北代来到河南开封，不久即去郑州参加军事会议。会上他得到消息：汪精卫等人将在郑州开会，准备结束和蒋介石的对立状态，在北伐军队中“清党”，要共产党交出兵权，将共产党员清除出部队。
共产党员、贺龙所部第二十军的政治部主任周逸群听说贺龙从郑州回到开封，即去看他，贺龙将从郑州听来的消息全部告诉了周逸群。
周逸群不无忧虑地说：
“看来都靠不庄了，宁汉（指蒋、汪）即将合流，可能要一起反共了。”
说罢，他走到窗边凝视着开封那矗立空中的古老铁塔，默默地自言自语道：
“我们党将要受到一场严峻的考验了！”
已经把整个一颗心全部交给了共产党的贺龙，此时“霍”地站了起来，走到周逸群身边，诚恳地说：
“逸群，我虽还不是共产党员，但我坚决拥护共产党。不管反共气焰如何嚣张，我贺龙都坚决站在共产党和工农大众一边。请你放心，所有在我部队里工作的共产党员，一个也不要离开，继续安心工作，天塌下来，由我贺龙来顶。”
贺龙讲得那样坦率，那样坚决，在这严峻的时刻，他不但没有随波逐流，反而与共产党团结得更紧密了。
正处在焦虑中的周逸群听了贺龙一番挫常有力的话语，受到莫大的鼓舞，紧紧握着贺龙的双手，十分激动地说：
“军长对共产党一片赤诚之心，逸群万分敬佩！”
一九二七年六月二十六日，贺龙从河南开封班师回到武汉，受到工农商学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中华全国农民协会给贺龙发来贺电，称他们“夙为民众之武力，党国之干城”。希望他率领铁军打倒罪魁祸首蒋介石，铲除其私立的反革命中心——南京政府。
一到武汉，周逸群就向正在武汉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汇报了贺龙保护共产党员的情况，说：
“贺龙光明磊落，心地坦荡，是一个坚强的人，正直的人，诚实的人。他虽然还不是共产党员，但他心向共产党，并时刻想党之所想，急党之所急，随时准备听从党的召唤。”
在反共浊流翻滚的时候，周恩来听到这一消息，十分欣喜，高兴地说：
“那好！有这样一位军长同情党，我们就有了自己的武装力量，你应当好好地关心和帮助他。”
六月三十日至七月一日，中共中央在武汉鲍（罗廷）公馆召开中央扩大会议期间，军委书记周恩来在周逸群的陪同下，专门到贺龙的军部拜会贺龙。
周逸群已向贺龙介绍了周恩来的身份，贺龙对周恩来屈尊来访，十分感动，早已在门口满腔热情地等待着。
周恩来时年二十九岁，英姿勃发，与周逸群一起拾级而上，一见贺龙就满面春风说：
“将军逐鹿中原，劳苦功高，现胜利归来，恩来表示衷心祝贺！”
“谢谢周主任的夸奖，我的工作还搞得不好！”贺龙激动地说，“你的大名，早已传遍北伐军中，我也早就知道了。逸群对你钦佩得很呢！我早就打算去拜望你，不料你屈尊先来了。”
周恩来爽朗地说：
“只要肝胆相照，你来我来不都一样吗！我也早闻将军的大名，两把菜刀起义，愤恨不公，心向人民，威截日轮……我们对你是很钦佩的。”
贺龙谦虚地说：
“钦佩不敢当，我是怀着救国救民的愿望起来闹革命的。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追求了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主张，进行了革命斗争。可孙中山先生逝世后，蒋介石竟背叛革命，勾结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镇压革命人民。看来，汪精卫也靠不住了，我才感到追求的目标仍然是那样渺茫遥远，但有幸认识了共产党，才使我的行动真正有了正确的方向。我认为，共产党的主张好，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说到这里，他像宣誓一样表示：
“我听共产党的！不管形势发生什么变化，我都坚决与共产党、工农群众站在一起进行斗争，决不二心。”
周恩来一边听，一边点头，他深为贺龙的爽直所打动。待贺龙讲完后，他兴致勃勃地说：
“将军对共产党一片赤诚之心，是难能可贵的。我衷心感谢你对党的信任和帮助。一个人，只要能为着一个崇高理想而奋斗，他就会成为一个为工人阶级，为劳苦大众、为全人类自由幸福而做出杰出贡献的人……”
接着，他又讲述了共产党的主张。
听了周恩来一番话，贺龙只觉得一股暖流在心中流淌，更加认清了前进的方向，坚定了自己的信念。
贺龙与周恩来这次见面，深深地印在贺龙的心中，奠定了他们之间以后几十年患难与共的深厚友谊。后来，贺龙在对部下讲述自己的思想转变时说：
“周恩来同志与我的谈话，对提高我的思想觉悟，使我接受共产党领导，参加南昌起义，走上共产主义道路，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与此同时，蒋介石、汪精卫分别派了他们的高级将领来拜会贺龙，用封官许愿那一套进行拉拢，但是，都被贺龙拒绝了。
周恩来与贺龙的直接交谈，使他加深了对贺龙的认识，他深信贺龙的革命态度，坚信他是一个堪当大任的人才。七月十日，周逸群向贺龙转达中共中央军委及军委书记周恩来的意见，意欲将正在遭受严重迫害的鄂城、大冶等地的工人武装纠察队三百多人秘密编入二十军教导团，并征询贺龙的意见。
贺龙高兴地说：
“我带了多少年的兵，从来没有哪个上级给我补充过人员，连军饷都要层层克扣，要么干脆不给。肥了大脑壳，苦了当兵的。现在，共产党给我补充，工农同志愿意编到二十军来，我能不欢迎吗？他们能来，这说明什么呀？逸群，说明我们有一点子进步嘛！”
贺龙说得那样真诚，对共产党员周逸群是那样亲切。
周逸群拉着贺龙的手，不无自豪地说：
“军长，这就是共产党人的品格。”
从这里得到启发，贺龙在武汉三镇广贴《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招收学兵、工兵章程》，宣布招收有文化的知识青年和有技术的工农人员。这种招兵，属军队扩编，在武汉政府备案，手续齐备，合理合法，任何人无法挑剔。贺龙用这种办法，将许多共产党员、进步青年安置在二十军中，免遭敌人的屠杀。在这批人当中，有从张发奎那里逃出来的共产党员黄霖、唐天际；从唐生智那里跑出来的共产党员陈章甫、段德昌。
稍后，武汉工人纠察队队长陈虚、共产党员傅维怔、武汉三镇保安总队长侯镜如、名记者范长江，都先后经周恩来介绍，由贺龙安排在二十军内担负要职。
七月十七日，贺龙在第二十军连以上军官大会上发表了慷慨激昂的讲话。他说：
“十五日，汪精卫叛变革命了，武汉国民政府终于撕掉了戴在脸上的假套套，背叛总理，同共产党公开分裂了。我们本来就是工农大众的队伍，已经闹了多年革命，现在，革命到了危急关头，摆在我们面前的出路有三条：第一条是把队伍解散，大家都回老家去。这条路行不行？不行！第二条是跟着蒋介石、汪精卫去于反革命，屠杀工农兄弟。这条路行不行？不行！第一条路是死路，自杀的路，第二条路是当反革命的路，杀人民的路也是自杀的路，我们绝不能走。我贺龙不管今后如何危险，就是刀架在脖子上，也绝不走这样的路。我要跟着共产党走革命的路，坚决走到底！你们愿意跟我搞的，我欢迎，不愿意的，可以对我说，我送你盘缠钱，回到家乡替我向你娘老子问好。可是有一条讲清楚，不许拉走部队带走枪，有敢拉走军队带走枪者，不要怪我贺龙六亲不认。”
贺龙的这次讲话，无疑是对全军的一次政治动员，提高了部队的士气，奠定了该军日后言行一致参加南昌起义的基础。
汪精卫叛变革命后，立即调动军队对武汉实行包围。张发奎也有要“第二方面军之高级将领中的共产党分子如叶挺等退出军队或脱离共产党”的表示。
中共中央在江西的同志认为：局势已到了千钧一发的关头，再不当机立断而稍有迟疑，仅有的这点革命武装力量，必将完全断送，并向中共中央提出“赶快集中武装力量，实行南昌暴动”的主张。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同意了这一建议，成立了以周恩来为首的前敌委员会，领导南昌起义。
七月二十三日，贺龙率领二十军到达九江，当晚，谭平山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在九江饭店二十军司令部会见了贺龙。
谭平山把共产党准备组织南昌暴动的打算直接告诉贺龙，并向他征求意见。贺龙坦诚地说：
“干！为了挽救革命，我贺龙万死不辞。早就该动手嘛！如果早动手，恐怕局势也不会发展到这样严峻啊！不晓得你们怎么搞的？”
谭平山解释说：
“那时，暴动的条件不成熟呀！工人纠察队被迫交枪，何键策动新的‘马日事件’，党中央企图以让步来缓和局势，与汪精卫合作东征。结果，让来让去，让得我们人头落地，幸亏还有你和叶挺两支军队给我们撑腰壮胆哟！”
带龙谦虚地指着在座的周逸群说：
“主要靠这位好帮手呀！”
贺龙立场坚定，态度鲜明，使在九江的几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感到高兴。他们决定贺龙率第二十军，叶挺率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以及其他部队于二十八日前到南昌集中，二十八日晚在南昌举行暴动，并急电请示在武汉的中共中央。
次日，第四军军长黄淇翔和第五军总指挥兼江西省主席朱培德在三国时周瑜操练水兵的甘棠湖烟水亭拜会贺龙。他们倍献殷勤，拉交情，套友谊，动员贺龙靠拢汪精卫，参加反共。贺龙哈哈大笑说：
“我从十八岁参加中华革命党以来，就听到汪先生的大名。国共合作后，汪先生慷慨激昂地说：‘一定要联俄、联共，一定要平均地权。’孙中山先生逝世后，汪先生发誓继承先总理遗志，维护国共合作。汪先生的话，还在我耳朵边上打转转，如今他却变脸大砍大杀共产党员和工农大众。我在四川看过川戏。川戏里的变脸把戏，也没有汪先生来得那么快哟！奉劝两位老兄，我们这些玩枪杆子的，斗不过那些善于变脸的政客。不然，哪天人头落地，恐怕还不知道怎么落的呢？何不趁手里有枪，为中国人民办些好事，也不在先生在世上一场嘛！”
黄淇翔、朱培德没能说服贺龙，反被贺龙抢白一通，悻悻地走了。
二十五日晚，贺龙率领与他同生死、共患难，主要由湘鄂川黔边境各族人民的优秀儿女所组成，在血与火中壮大成长起来的第二十军，乘大篷列车，迎着战斗的风暴，向江西省会南昌奔驰而去，于二十六日进驻南昌。
七月二十六日，周恩来在陈赓的护送下，抵达南昌。这时，先后到达南昌的有刘伯承、彭湃、聂荣臻、恽代英、吴玉章、林伯渠、廖乾吾、徐特立、李立三、谭平山等。
周恩来一到南昌，立即投入了紧张的工作，缜密地筹划起义的各项准备工作。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组成了由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为核心的中共前敌委员会，周恩来任书记。
七月二十七日，中共前敌委员会在江西大旅社开会，决定成立起义军总指挥部。谁来担任起义军总指挥？毫无疑问，这是一个事关起义成败的大事。
周恩来似是早已成竹在胸，推荐贺龙任起义军总指挥。贺龙的坚定立场、指挥才能及所部二十军的情况，前委委员都已了解，是众望所归的总指挥人选，所以，大家一致赞成周恩来的意见。
鉴于贺、叶两部劳师远征，刚到南昌，敌情不明，决定将起义时间改为七月三十日晚举行。
次日，周恩来在江西大旅社二十军司令部里会见贺龙。贺龙热情接待了周恩来，周恩来紧紧握住贺龙的手说：
“我来拜访你不是礼节性的，开门见山说，我是来找你商量起义的计划。我们立刻就谈好吗？”
贺龙连连点头说：
“好极了，我洗耳恭听！”
周恩来诙谐而真诚地说：
“洗耳恭听是不够的，你是大将军，光动耳朵怎么行呢？还要动手动脚动枪炮呢！”
贺龙也笑了。陪着周恩来进屋的周逸群，听说他们要谈大事，准备离开。贺龙扬手说道：
“逸群，莫走，一起听听嘛！我都听得，你还听不得吗？”
周恩来也摆摆手说：
“好，坐在一起听吧！”
周恩来将南昌起义的计划告诉贺龙后，说：
“贺龙同志，我想听听你的意见。”
贺龙满腔热情地表示拥护，并恳切地说：
“我完全听共产党的命令，党要我怎么干我就怎么干！”
周恩来点点头说：
“共产党对你下达的第一个命令，就是党的前委任命你担任起义军总指挥！”
贺龙听说党把指挥南昌起义的大权交给他，不禁心里一怔，先是似乎有点不太相信，当他看到周恩来正用十分诚恳的目光期待他的回答时，不觉离开椅子，站了起来，缓缓地说：
“我还没有入党……”
周恩来也站起来，紧握着贺龙的双手说道：
“贺龙同志，你虽然在组织上还没有入党，但你在思想上已经入了党，因为你已把自己的一颗心完全交给了党，党完全相信你。”
贺龙激动万分，一向具有大将风度的他，禁不住微颤着嘴唇，说：
“好，我服从！”
“大胆干吧！党相信你。”周恩来说，“南昌敌军有三千多人。朱培德的第五路军总指挥部警卫团很有战斗力。我们决定由叶挺同志任前敌总指挥，刘伯承同志任参谋团团长。请你和伯承同志一起订一个具体的作战计划。我想起义军总指挥部和参谋团就设在你们军部，你看可以吗？”
贺龙听到和叶挺、刘伯承两位名将共同指挥，顿时活跃起来，高兴地说：
“很好，一切服从命令。只是要快。我们这出戏是杨排风上阵，连烧带打呢！”
这句话一说，大家哈哈大笑起来，连刚刚赶来的叶挺也笑了起来。
贺龙肩负党的重托和人民的希望，与周恩来、刘伯承、叶挺一道，夜以继日地投入紧张的工作，审慎、缜密地制定了起义作战计划。
七月三十一日，贺龙列席了前委在二十军军部召开的扩大会议，决定八月一日凌晨四时起义。
当天下午，贺龙在二十军军部召开营以上军官会议，重申起义命令，进行战斗部署。散会后不久，一师师长贺锦斋和一团团长刘达五赶来报告说：
“一团三营副营长赵福生已叛变投敌。”
贺龙听说后非常着急，立即向前委书记周恩来报告，并经周恩来同意，将起义时间提前为凌晨二时进行。
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领导二万余人的革命武装，举行起义。中国武装革命反对武装反革命的第一枪打响了，从此揭开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武装斗争的历史！
战斗胜利结束了！仅花了四个小时，起义军便在八月一日上午六点钟，将南昌之敌三、六、九军的部队全部缴械，歼敌五个整团和一个新兵团，约三千余人。贺龙与周恩来并肩而立，舒展着疲惫的身躯，分享着胜利的喜悦，望着东方太空一轮喷薄而出的朝阳，心神为之一振。
南昌起义胜利了！八月一日，红日东升，捷报频传，鲜艳夺目的红旗，在起义军总指挥部的五层大楼上，迎风招展。
八月一日上午九时，中共中央部分领导人和在南昌的国民党中央委员、江西省党部委员、南昌市党部和海外党部代表，举行了联席会议。会议选举宋庆龄、周恩来、谭平山、贺龙、张国焘、林伯渠、吴玉章、叶挺、何香凝、邓演达等二十五人组成“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由宋庆龄、邓演达、贺龙等七人为主席团委员。接着，宋庆龄很快发表了支持南昌起义的声明。
当天晚上，参谋团在二十军军部召开了会议，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和随第二十军行动的苏联军事顾问纪功等参加会议。会议着重讨论了起义军南下广东的具体计划和政治纲领。
贺龙发表意见说：
“我不主张到广东，我觉得湖南边境农民运动做得好，有群众基础。到那里去不致在盛夏时节千里行军，而且兵员也容易补充。”
但南下广东的方针是在共产国际代表指示下，中共中央在南昌起义前就作出的决定。贺龙这一正确的意见，没有被采纳。
南昌起义的伟大胜利，开创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武装革命反对武装反革命的新纪元，诞生了共产党直接领导和指挥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军队。千百万革命群众，在经历了一系列严重挫折后，又在黑暗中看到了高高举起的红色火炬，看到了共产党人所具有的力量。
八一起义后，起义军根据中共中央预定的计划，于八月三日撤离南昌，挥师南下。沿途突破了国民党一次又一次的围追堵截，歼灭了会昌守敌钱大钧九个团，于八月底占领江西瑞金。
八月底九月初一天，金秋的艳阳照耀着瑞金大地，起义军的红旗插满瑞金城头，贺龙满面春风地从一所学校里走出，叼着烟斗，浑身洋溢着活力，一旁的卫士发现，贺总从没有像今天这样开心、高兴。是的，这是他大喜的一天，是政治生命发生转折的一天。就在刚才，在那所学校里，贺龙经周逸群、谭平山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此时此刻，他正盼望着夜晚的到来，因为到了夜晚，他要参加那激动人心的入党仪式。
夜晚到了，党的前委举行了贺龙入党宣誓仪式。参加者有周恩来、谭平山、张国焘、李立三、廖乾吾、恽代英等人。贺龙面向党旗，凝神肃立，庄严宣誓：
“牺牲个人，努力革命，阶级斗争，服从组织，严守秘密，永不叛党。”
在会上，周恩来发表了真诚恳切的讲话，他说：
“贺龙同志由一个贫苦农民出身，经过斗争，逐步成长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这是很不容易的。多年来，贺龙同志积极追求救国救民的真理，经过严峻的考验，是信得过的……”
接着，李立三、恽代英、谭平山也讲了话。贺龙入党后，编入中央特别小组。同组中有周恩来、张国焘、廖乾吾、刘伯承、周逸群等。
十月三日，起义军转移途经青宁县流沙时，前委召开紧急会议，认为不能按原计划进行，决定革委会成员回各省分散活动，部队一部分撤往海陆丰与农民武装会合，坚持武装斗争；另一部分在朱德、陈毅率领下，经赣南、粤北转入湘南，开展游击战争；高级指挥员因名声太大，要迅速离开部队。周恩来自告奋勇留下处理善后工作。
贺龙再次向前委和周恩来表示：
“我心不甘，我要干到底，就让我回湘西，我要卷土重来。”
根据周恩来的安排，贺龙与谭平山、刘伯承、林伯渠等八人在汕头包了一只木船转往香港。
二、面对人们的担心，周恩来说：贺龙不会变成军阀
贺龙到香港后，想到起义遭到失败，他心急如焚，再也呆不下去了，决心回大陆再大干一场。十一月初，他告别谭平山，蹈海踏浪，冒着危险回到上海。
上海是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发起地，反动军警、青红帮充斥在大上海的每一个角落。此时，印有贺龙照片的悬赏通缉布告和传单，如雪花飞散，贴满了上海等地的大街小巷。上海城里巡警满街，大肆搜捕贺龙，白色恐怖笼罩大地。
贺龙为了躲避敌人的搜捕，一个晚上换了八个住地。周恩来得知贺龙回到上海，立即派人寻找，寻找他的人不认识他，只有跟着线索找，一个晚上也跑了八个地方。贺龙沉着镇定，临危不惊。
一天傍晚，贺龙正在上海一条小街上寻找党组织，却被特务跟踪上了。就在这时，来了一个黄包车夫，他也是党组织派来寻找贺龙的地下共产党员，他见贺龙身后有特务跟踪，立即把他拉上车，七串八拐，甩掉特务，到了另一条街，然后说：
“先生，你在这个旅馆安全些！”
贺龙侧过身子一看，是周逸群、廖乾吾，真是高兴极了，随即跟他们走进屋去。
周恩来听说找到了贺龙，心里非常高兴，马上来看望他。贺龙见到周恩来，见他虽然瘦削但比以前健康，感到十分欣慰，说：
“部队打散了，我一个人来见你，真是不甘心哪！”
周恩来安慰说：
“胜败乃兵家之常事嘛！”
接着，周恩来又诙谐地说：“贺龙同志，现在蒋介石悬赏十万。大洋捉拿你，你的头很值钱哟！”
贺龙笑呵呵地说：
“我这颗头早已交给党喽！就是杀头，我也要跟共产党走！”
在座的廖乾吾说：
“我们贺老兄，是一片丹心，满腔热血。他的革命决心，是火车也拉不动的。”
周恩来亲切地告诉贺龙说：
“你的工作，中共中央已做了考虑，决定派你去苏联学习军事，同去的还有林伯渠、刘伯承。”
“服从党安排！”贺龙高兴地说。
周恩来和贺龙谈完工作后，非常亲切地说：
“你去看看你家里的人吧，他们住在霞飞路。”
听了周恩来的话，贺龙一下愣住了。他做梦也没有想到，周恩来已把他的家眷接来。他刚到上海，就能同妻子女儿见面。这些天来，他一直在牵挂着她们，担心敌人向她们下毒手，这下好了。贺龙深深地感到周恩来对他从政治到生活，真是体贴入微，关怀得无微不至。
当时，由于敌人严密搜查，城内外岗哨林立。党只得把贺龙严密地隐蔽起来。第二天，刘伯承、林伯渠登船走了，贺龙未能成行。贺龙等了十天，仍然走不成，他反复考虑自己今后如何行动的问题。他想，既然去不了苏联，我就回湘鄂西去搞红军。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周逸群，请他转告周恩来。
几天以后，周恩来再次会见贺龙。贺龙向周恩来提出了自己的要求，他说：
“南方几个省我都熟悉，我从民国五年开始，就在那些地方拉队伍，和北洋军阀打了十多年仗。从武汉到湘西沿长江一带的驻军，有些是我过去的部属，一些土匪是被逼上梁山的农民，可以收编。那里我人熟地熟，就让我回湘鄂西去搞红军，搞游击战争，搞革命根据地吧！”
周恩来关切地问道：
“一路上的安全，你有几分把握？”
贺龙诚挚地回答说：
“谢谢恩来同志的关心，这个问题，我考虑过了，问题不大。到了汉口，我就能活动了。沿长江走水路回去，我有把握。我叫贺龙，龙归大海嘛！不过，为了无产阶级革命大业，我对生死荣辱，早已置之度外。”
周恩来十分赞赏贺龙坚定的革命意志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说：
“这个问题，我个人同意，但得请示中央决定。”
一九二八年一月六日，在中共中央的一次会议上，周恩来把贺龙的要求正式提了出来，并发表了个人的意见，说：
“贺龙同志要求回湘西去搞武装斗争，我看这可以充分发挥他的作用。”
周恩来刚一提出，就遭到了共产国际代表的反对，这位外国人担心贺龙“回去要变成军阀”。
周恩来坚持自己的意见：
“如果要变军阀，他早就变了，怎么还在这样严峻的形势下来参加共产党呢？”
但在当时，共产国际代表是太上皇，党的主要领导人惟国际代表之命是从，不敢提不同意见，致使贺龙回湘西一事议而未决。
一月八日，中共中央常委会议研究两湖暴动问题。周恩来再次提出贺龙的要求和自己的看法。认为贺龙是一个值得依赖的同志，回湘西对革命事业有利。由于周恩来据理力争，最后，中共中央常委会议同意了贺龙回湘西搞武装斗争的要求。
临行前，周恩来要人做了几个菜，请贺龙、周逸群吃饭，为他们饯行。他告诉贺龙：
“中共中央常委已经同意了你的要求，决定组成湘西北特委，由郭亮任书记，贺龙、周逸群、徐特立、柳克明为委员。任务是发展工农武装，开展游击战争，建立苏维埃政权。”又说，“你们到了汉口便与湖北省委书记郭亮联系，接头地点是谢弄北里十七号。”
听着这一盼望多时的决定，贺龙激动得热血沸腾。他多么感谢党对他的信赖，他又有了驰骋腾翔的天地。像个纯真的孩子，他用天真纯朴的语言宽慰周恩来说：
“恩来同志，放心吧！我决不辜负党和你对我的期望。”
一九二八年一月中旬，贺龙、周逸群等离开上海去武汉，先到湖北省委，找到郭亮接上关系。以后，他们在党组织的掩护和帮助下，于一九二八年春到了湘鄂边，在桑植一带组织了红四军。贺龙深记周恩来临行前的嘱咐一边打仗，一边做群众工作，表现得非常勇敢、坚强。他不断派人或用书信形式向党中央请示报告他们开展武装斗争、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情况和问题，表现了对党的忠诚和极严格的组织纪律性。
党中央、周恩来对贺龙非常关心，在听了贺龙派来的人的报告和收到一九二八年底贺龙捎来的信件后，于一九二九年三月七日，周恩来代中共中央起草了给贺龙及湘鄂西前委的指示信，既肯定了他们开创湘西革命根据地的成绩，又对湘鄂西苏区的发展做了具体指示。
这些，使贺龙倍加感到党的温暖。他说：
“我在旧军队中工作了那么多年，虽然汪精卫见过我（贺、汪都是同盟会会员），对蒋介石的人，北伐前我也有过接触，但是我就没有见到过像周恩来这样的人。我参加共产党前，天天拖着队伍防备被别人吃掉，参加了革命队伍后，我确实感到党的关心、温暖，我决心要把自己的一切贡献给党。”
在湘鄂西，贺龙和周逸群等人，按照党中央和周恩来的指示，依靠当地党组织遍撒火种，发动群众，开创了湘鄂边革命根据地。他率领的红二军团，英勇顽强，机智善战，不仅多次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围剿”，而且同来自党内的“左”倾机会主义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三、有人向周恩来要官，周恩来调贺龙挡驾
一九四九年十月新中国建立后，党中央对于那些曾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同中国共产党密切合作的民主人士做了适当安排。贵州的李仲公（原是蒋介石手下的说客）找到周恩来，以他是贵州人，熟悉贵州情况为条件，提出他应当省政府主席。周恩来说：
“你想当省主席，意见嘛你可以提，但是我们要统筹考虑、研究。”
周恩来再三向李仲公讲道理，可这位李仲公脸皮甚厚，利用我们党安排、照顾民主人士的政策，在周恩来处就是赖着不肯走，百般纠缠。大有不当贵州省主席不罢休之势。
这时，周恩来忽然想起，贺龙了解李的底细，于是通知贺龙马上到办公室来。李仲公没防备，一见虎虎生风的贺龙来了，顿时如坐针毡，非常不安，表现得很不自然。
周恩来故意问贺龙：
“这位是李仲公，认识吧？”
贺龙亮着嗓门说：
“岂止认识，我们还是‘老朋友’呢！”
周恩来有意告诉贺龙，他们正在谈李的工作问题，李想当省主席。
贺龙马上明白了周恩来是在向他示意，就对李说：
“李仲公，没想到在这儿见到你了！一九二六年，我们北伐准备打河南时，你到我的部队干什么去了（当时李是蒋介石派往贺龙部队搞策反的说客，要贺龙跟着蒋介石走，被贺龙严辞坚拒）？我开始是在刘湘的公馆请你吃饭，以后我们还打了麻将嘛。对不对？”
李赶紧点头答道：
“对，对，确有此事。”
贺龙接着厉声问：
“打麻将以后，你坐什么车走的？“怎么把你送到唐生智司令部的（由于李搞拥蒋反共的策反，被贺龙抓了起来，送往当时武汉政府唐生智的司令部）？你当年可没做好事啊！”
李见老底被揭，顿时吓得直出冷汗，连声说：
“惭愧，惭愧。”
见此情形，周恩来双手交叉抱肩，哈哈大笑，边笑边风趣地说：
“噢，原来你们是‘老朋友’了。‘朋友’相逢，你们还有什么再说的？”
李自知无趣，赶紧告退。但我党对李仲公采取宽大政策，任命他为国务院参事室参事，在“文化大革命”中，李仲公为此衔恨对贺龙进行报复，伪造了所谓贺龙向蒋介石的求降信。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藉此对贺龙进行了十分残酷的迫害。这是后话。
四、周恩来点将：由贺龙担任体育“老总”
一九五二年八月的一天，西南军区司令员贺龙正在成都的办公室处理事务，忽然，桌上的电话“丁零零”地响起来，拿起一听，原来是政务院常务副总理邓小平从北京给他打来电话，告诉他政务院决定组建全国体育运动委员会，并说：
“团中央和全国体育总会建议请你当主任。我和总理商量了，总理也感到由你来当最合适。”
贺龙听说总理已同意，心里有了谱，又问道：
“毛主席的意见呢？”
邓小平回答。
“毛主席也赞成。”
贺龙痛快地答应说：
“好。主席、总理叫我干，中央叫我干，我就干！”
十一月十五日，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讨论关于成立全国体育运动委员会的问题。周恩来正式提议由贺龙担任全国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蔡廷锴任副主任，会议一致通过。
从此，贺龙作为政务院下边一个委的负责人，在政务院总理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担当起体育“老总”的角色，挑起了开创新中国体育事业的重担。
周恩来鼓励贺龙说：
“贺老总啊，你过去是带兵打仗的老总，现在又当体育‘老总’，两者都有对抗性，你只要把过去用兵打仗的深谋远略用在体育上，也一定能行。”
贺龙的表态铿锵有力：
“总理这样看得起我，拼老命也要把新中国的体育事业搞上去。”
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原定的中苏联合攀登珠穆朗玛峰的计划，由于苏方毫无诚意无故拖延而搁置下来。
地球上，共有十四座海拔八千米以上的高峰，其中有九座在中国境内或边界上，可是，中国的登山运动在一九五五年以前，还是空白。
西方人称中国人是东亚病夫，苏联人又持不合作态度，明摆着，那是怀疑中国人登山运动的水平，意思是说，没有我们，你们登不上去。
爱国主义的情怀在激荡着贺龙的心扉，他决心由中国登山队单独攀登。但是，登珠峰既危险，又劳累，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他想听听周恩来的意见。
于是，贺龙将国家体委关于中国单独攀登珠峰的决定向周恩来作了报告。后来他又约邓小平一起去见周恩来，具体陈述了中国登山队近几年的成绩和攀登珠峰成功的有利条件。
邓小平也说：
“要登珠峰的计划国外已经知道，我们现在要是不登，让外国登上去，就会失去创造世界纪录的机会。”
周恩来为贺龙的无畏精神所感动，最后拍板：
“登，成功了，喝庆功酒；失败了，总结经验教训重来。”
有了总理的决心和支持，贺龙乐得孩子似的，脸上绽开了灿烂的笑容。
为在攀登珠峰的同时进行多学科的考察工作，在周恩来、邓小平的支持下，贺龙、李达和黄中在北京组织了力量雄厚的科学考察队伍，制定了详细的科学考察计划。中国科学院、地质部、中央气象局、北京地质学院、北京大学、解放军总参谋部、总后勤部都抽出了年富力强的干部、科研人员，参加了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支珠峰科学考察队。参加这次攀登珠峰的总共有二百一十四人。
贺龙审阅了登山队拟定的登山方案，并报告了周恩来。
周恩来戴上老花镜，对方案进行了认真修改，并亲笔写信给有关部门，让他们帮助购置、调拨登山所需物资。西藏工委组织了有西藏党、政、军和各族各界人士参加的“支援委员会”，全力进行保障。
贺龙对登山队副队长许竞说：
“各方面都下了保证，看来，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登顶就是你们的事了。一定要登上去，无论付出多大的代价，也要把珠峰拿下来。”
此时，国际上正出现一股反华逆流，国内又处在暂时经济困难时期。贺龙深知在这种时候攀登世界最高峰具有重大政治意义。
他对队长史占春说：
“现在中国各界都在勇攀高峰，而你们是真正的攀登高峰。”
史占春向贺龙立下了“军令状”：
“我们中国人凭自己的力量一定可以登上世界最高峰……非成功不可！”
贺龙大加鼓励：
“有这个志气就好！你们要注意‘三气一线’，就是天气、氧气、志气和登山路线。这是确保登山成功的主要条件。要么不爬，要爬就要爬上去。我在北京准备开几万人的大会欢迎你们！”
由于天气恶劣，登山的第三次适应性行军遇到了困难。后来，虽然完成了任务，但也付出了不小的代价。一批在体力和技术上有希望登顶的健将如史占春、王风桐、许竟、陈荣昌、彭淑力等不同程度地冻伤，不能继续攀登。这一严酷的现实，在登山队引起了不安。
正在此时，周恩来访问缅甸后回到昆明，他一下飞机就问：
“我们的登山队登到哪里了？”
当他知道上述情况以后，马上指示说：
“要重新组织力量，争取登上顶峰。”
贺龙知道，总理的指示，就是强劲的东风，会给登山队以巨大的鼓舞和力量，他立即向登山大本营传达了周恩来的指示，为大家鼓劲、加油。并命令负责在前线指挥登山的总参军训部副部长韩复东：
“要不惜一切代价，重新组织攀登。剩下几个人算几个人，哪怕剩下最后一个人，也要登上去！”
登山突击队员王富洲、屈银华、贡布经过艰苦拼搏，终于在五月二十五日黎明四时二十分胜利登上了顶峰！
新华社随队记者郭超人含着喜悦的泪水，立即向北京发出了征服世界最高峰的第一条电讯。贺龙收到了登顶成功的报告，眼里也闪出喜悦的泪花，立即向在外地的毛泽东和周恩来做了报告。
此时此刻，周恩来正在参加一个宴会，接到贺龙的电话，他立即兴奋地回到宴会大厅举起酒杯，建议大家为征服世界最高峰干杯。
然后，周恩来又斟上满满的一杯酒，端端正正地放在桌上，满含深情地说：
“这杯酒留着，等我们的登山英雄回来，请他们喝！”
中国人从珠峰北坡登上珠峰，电讯传出，立刻在国际上引起了巨大震动，香港的一家报纸评论道：“这是一场没有裁判的不言而喻的竞赛。中国以三比○获胜。”国际登山界也盛赞中国登山队的这一胜利，说它将作为登山探险的一个里程碑永远载入史册。
这一里程碑式的胜利，是贺龙在周恩来的大力支持下，指挥登山健儿创造的一个辉煌杰作。
一九六一年，我国乒乓球队在第二十六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中荣获男子团体、男子单打、女子单打和双打冠军，消息传来，举国欢庆，周恩来、陈毅、贺龙、彭真等都非常高兴。球刚打完，彭真就举行了盛大的宴会，宴请各国运动员。休息时，薛明、张茜、张洁清等女同志在场。陈毅的夫人张茜提议，以后每次得了冠军，都应有所表示，在场的人轮流请客。大家均表示同意。
一九六三年四月，第二十七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我国男子队以五比一胜日本队，蝉联世界冠军。
周恩来不忘前约，请大家吃饭，大家都很高兴，应约前往。陈毅、贺龙都会见了运动员，纷纷向他们祝贺。周恩来勉励他们“胜不骄，败不馁”。吃完饭后，运动员们高兴地围在周恩来身边，说开始打球很紧张，一想到为国家争光，就拼死打，终于打胜了。陈毅吃完饭，用餐巾一抹嘴，两手一摊，用浓重的四川话说：
“水果嘞？”
大家告诉他今天没水果时，他双手一摊，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