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谁要拦截陈毅的汽车，我马上挺身而出”——周恩来与陈毅
陈毅（一九○一——一九七二），字仲弘。四川省乐至县人。一九一九年赴法国勤工俭学。一九二一年回国。一九二三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七年在南昌起义部队任第十一军二十五师七十三团政治指导员。参加领导湘南起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四军军委书记、军政治部主任，红六军、红三军政治委员，红二十二军军长，江西军区总指挥，西方面军总指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领导了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抗日战争时期，任新四军第一支队司令员，新四军代军长。解放战争时期，任新四军军长兼山东军区司令员，华东军区司令员，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原军区和中原野战军副司令员，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陈毅与周恩来相识在留法勤工俭学反对北洋政府卖国的斗争中。陈毅率直坦荡，具有诗人气质；周恩来沉着稳重，一派大家风范。这种性格上的差异，并没有妨碍他们成为知心战友。对于陈毅的巨大功绩，周恩来给予高度赞扬；对于陈毅工作中的失误，周恩来也毫不留情地予以批评，表现出共产党人间友谊的真诚。
一、陈毅被困法军军营，周恩来竭力奔走营救
一九一九年十月，陈毅勤工俭学抵达法国。周恩来一九二○年十二月来到法国。俩人略有不同的是陈毅到法国后一直在巴黎施乃德工厂做工，勤工俭学；而周恩来则得到南开学校“校董”严修的资助并依靠为天津《益世报》撰写旅欧通讯的稿费来维持生活和求学费用的。
一九二一年六月，北洋政府派遣专使朱启钤，财政次长吴鼎昌来到巴黎，名义上是代表当时的总统徐世昌来接受名誉博士学位的典礼，实际上是进行秘密借款谈判的，北洋政府已决定以滇渝铁路和两粤铁路的建筑权作为交换条件，以全国五十年有印花税、验契税作为抵押，向法国政府商借三亿法郎的巨款。
当陈毅从一位法国工程师那里得悉这一消息后，极为气愤，立即赶去告诉了蔡和森和向警予，又广泛动员同学们分别奔走相告在巴黎的中国各界人士和华工会。
与此同时，周恩来也听到了这一消息，他愤慨地写道：“是一分赃之借款也，而担保品之重，又关系全国命脉。呜呼国人，尚在睡梦中那？”他连忙告知赵世炎等与各地同学、华工联系。
经过陈毅、周恩来的宣传，秘密借款之事很快在巴黎的华人和勤工俭学学生中风传开来。
六月三十日，周恩来，陈毅等三百多人在巴黎哲人厅举行拒款大会，会上宣读了各地华人团体来函来电一百多封，把拒款斗争的大旗打了出来，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对秘密借款的斗争掀起了高潮。就在这次拒款大会上，周恩来与陈毅相识了，虽然他们未做更多的交谈，但共同的理想和抱负，对北洋政府卖国行为的共同痛恨，将两位年轻人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从此，开始了他们半个多世纪的战斗友谊。
随后，他们都以笔为武器，继续进行着战牛。周恩来以《旅法华人反对借款运动》为题，向国内作了长篇报道。陈毅也写了多篇文章，揭露秘密借款的真相和危害，在巴黎和国内都引起了很大反响。
然而，借款心切的北洋政府并未就此罢休。待风声稍息之后，吴鼎昌又从英国潜到巴黎，于七月二十五日和法国政府草签了借款协定，而且将借款数目从三亿法郎增加到五亿法郎。
消息一经传出，周恩来当即起草了一份拒款通告，大声疾呼：“此项借款，确与中国存亡有关，应知借款成功之日，即国内战祸再起之时，陷吾在水深火热之中者，此借款也。”“事急矣，时迫矣！我胞其速醒、其速起，分途并进”，只要“一息尚存，决不愿亲见此次卖国借款有成功之日。”陈毅则专门跑到巴黎南郊的华工队向华工们进行宣传和鼓动。很快，一场声势更为浩大的拒款斗争掀了起来。
八月十三日下午二时，旅法华人各团体在巴黎哲人厅召开第二次拒款大会。大会由周恩来、陈毅、赵世炎、蔡和森等人主持。
哲人厅的斗争给中、法两国政府以很大的冲击，在法国和国内备界的反对声中，中、法两国政府只好停止了这笔交易。拒款斗争胜利了。
通过反对秘密借款的斗争，周恩来、陈毅、赵世炎、蔡和森、李立三等成为勤工俭学学生中公认的领导人物。作为广大勤工俭学学生的核心力量，他们团结一致，又共同领导了一场争回里昂中法大学的运动，把留法勤工俭学学生的斗争推向高潮。
里昂中法大学是华法教育会创办的，校长是吴稚晖。长期以来，留法勤工俭学学生一直要求进入该校学习。而校方却以“勤工俭学学生程度太低”为借口，不愿意接受留法勤工俭学学生入校。于是，周恩来、陈毅等人又携手领导了一场以争回里昂中法大学为目标的争生存、争求学的运动。在得知吴稚晖带领从国内新招的学生，将于九月二十四日抵达里昂，进驻学校的消息后，周恩来、陈毅等人经过认真商议，决定在国内学生抵达法国前赶到里昂，先把校舍占领起来。并决定由陈毅、赵世炎、蔡和森、李立三等一百多人组成“先发队”先赴里昂。周恩来等五名学生代表留在巴黎，负责同各方面的联系策应。
说干就干，九月二十日晚，陈毅率三十多名同学乘火车离开巴黎向里昂进发。随后，各地学生陆续赶来，一百多名勤工俭学学生在吴稚晖等人之前进入了里昂中法大学的院子。但校方十分狡猾，所有的教室、宿舍都已上锁，无法进入。第二天，法国政府出动大队武装警察，把陈毅和一百多名勤工俭学学生包围起来，强行将他们一个个挟上大卡车，押送到一座兵营内关押起来，与外界失去了联系。
一直关心陈毅等“先发队”情况的周恩来，得悉此情后急忙赶到里昂，和徐特立、王若飞等人一起多方奔走，营救陈毅他们，由于法国政府本来就对反对借款学生怀恨在心，这次正好抓住机会，所以周恩来等人的营救未获任何结果。周恩来又多次提出与同学们见面，却进不去军营。十月十三日，里昂政府派出二百多名武装军警，将陈毅等一百零四人押送到马赛。以所谓宣扬、煽动“赤化”的“布尔什维克罪”将他们驱逐出境，强令他们登船回国。
二、“你叫我当连指导员我也干”
法国一别，数载不见，等到一九二七年周恩来与陈毅再次相聚时，俩人都已是坚定的革命者了。
一九二七年五月，被派往川军中工作的陈毅来到武汉，向党中央汇报顺庆、泸州起义失败情况和请示新的任务。中央军事部长周恩来认真听取了陈毅的汇报，然后对他说：
“蒋介石在上海制造了‘四一二’惨案，中国革命正处在胜败存亡的紧急关头，我们需要集中力量，以准备可能发生的紧急事变。我想派你去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即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做政治工作。那是我们党和国民党左派人士共同领导的，担负着为革命战争培养军政干部的任务。你到那里加强党的领导，为我们党组织新军准备骨干力量。你有什么要求可以提出来。”
望着周恩来期待的目光，陈毅感到了肩上担子的分量，他坚决果断地回答：
“请中央放心，我一定完成任务。”
当时的武汉分校，也处于动荡和分化之中，一些反动军官和学生、动摇投机分子，纷纷逃向南昌、广州、上海。陈毅到校后，马上展开工作，和政治总教官恽代英、政治部主任施存统、工兵大队长徐向前、炮兵大队长郭化若等中共党员组成校党委，并担任党委书记。随即，切实采取有力措施加强党的政治工作，使动荡的局面初步稳定了下来。
七月中旬，在武汉的汪精卫公开叛变革命，形势紧急，陈毅冒雨到所属各支部通知积极应变。不久，武汉分校彼改编为张发奎第二方面军的教导团，调赴广州。中共中央密令教导团乘机赶赴南昌参加起义。但因通知迟到，来不及准备，船到九江后，教导团即被张发奎下令缴械。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变化，陈毅沉着冷静地做出部署：已经暴露身份的同志，迅速离开教导团，追赶南昌起义的部队；能隐蔽的党员一律留下来，将教导团带到广州去。在妥善安排好教导团之后，陈毅不畏艰险，经过两天两夜的颠簸，于八月六日赶到南昌。此时，起义部队已无踪影，张发奎的部队已进了城，好不容易才打听到起义军已去抚州方向。陈毅不顾疲劳，立即决意追赶。
沿途绝少行人，常有反动团练和地痞流氓拦路盘查。途中遇到几个从蔡廷锴部队逃出来的军官，他们说蔡廷锴师本来参加了起义，但在南撤途中脱离了起义军，现在也在“礼送”共产党员。陈毅表示了誓必追上起义军的决心，坚定地向抚州赶去，终于在抚州城里见到了紧张忙碌而秩序井然的起义军，找到了周恩来。
此时，起义军后有朱培德的追兵，抚州附近是军阀杨如轩的部队。赣东一支绿林武装派人来接头，愿意接受叶、贺军的委任和指挥，条件是给他们一部分枪支。周恩来、刘伯承就要陈毅去联系，到这支绿林部队去做改造工作。但当陈毅带人按预定办法和对方的司令联系时，起义军已经开走，追兵已进了抚州。绿林部队联系代表避而下见。陈毅出城时被哨兵抓住，幸亏说动了哨兵，才得以脱险。
八月十日，陈毅在宜黄再次追上起义军，此时，各军师领导人都个缺编，周恩来与刘伯承等人商量后，决定分配陈毅任第二十五师七十三团的团指导员。周恩来有点儿抱歉地说：
“派你做的工作大小了。你不要嫌小！”
这一职务虽与陈毅的身份不大相称，但他已十分高兴，真诚地说：
“什么小不小哩！你叫我当连指导员我也十。只要拿武装我就干！”
“只要拿武装我就干”，说出了陈毅对于中国革命要靠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觉悟。这是他亲历四川保路运动的屠杀、里昂护校斗争被武装押送回国、北京惨案、万县惨案、九江被迫放下武器，并结合当时整个中国革命的现状，所得到的宝贵认识，说明了陈毅此时的思想认识已发生了质的飞跃，这从他坚定不移地追赶周恩来所率领的起义队伍也能看出。
使陈毅特别高兴的是：他要去领导的团正是由叶挺独立团的主力改编而成的“铁军铁团”。他早就听说，这支部队在北伐中是最出色的前锋，战无不胜。这支部队又是党最早创建并由周恩来亲手组织的武装，训练严格，战斗力强。现有二千多人，是起义军一个坚强的主力团！
三、周恩来：解铃还需系铃人，还要由你把毛泽东请回来
陈毅说到做到，没有辜负党的委托和周恩来的希望。一九二七年九月底，当起义部队在广东三河坝受挫后，成建制的武装只剩下二千多人，被迫向赣南山区撤退。敌人追击，长途跋涉，伤病增加，给养断绝，在日益险恶的处境中，有人逃跑，有人叛变，更有整班、整排、整营地脱离部队。当部队到达信丰县时，只剩下八百多人了，在师、团政治干部中，只剩下陈毅一个人。在他和朱德坚强有力的领导下，这支南昌起义留下来的队伍，经过湘南暴动，而后冲破重重艰难险阻，终于在一九二八年四月，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在井冈山胜利会师了。
朱德、陈毅领导的南昌起义队伍和湘南农军与毛泽东领导的队伍会合后，组成了红四军。由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陈毅任政治部主任。党的“六大”后，已经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兼组织部长、并在实际上主持中共中央主要工作的周恩来，对毛泽东、朱德和陈毅率领的红四军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一九二九年六月，红四军党的“七大”上，由于领导内部在建军思想和建军原则上存在着的分歧未能很好地解决，毛泽东离开了红四军主要领导岗位，留在闽西养病并指导地方工作。陈毅出任红四军前委书记。红四军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
八月下旬，根据党中央指示，陈毅代表红四军来到上海，向中央报告工作，在当时白色恐怖之下，上海党中央机关处于十分秘密的情况下，陈毅不断变动着住所，等着中央来人接头。
正在陈毅焦急地渴望尽快与中央领导人会面的时候，一天，在他所住的五马路新蜀旅馆里，一位蓄着胡须、戴着墨镜、身着长衫，一身商人打扮的人悄然而至。当这位商人模样的人摘下墨镜时，陈毅激动得差点跳了起来，周恩来出现在他面前。
几天后，周恩来主持召开了一次中央政治局临时会议，专门听取陈毅的汇报，并决定由周恩来、陈毅、李立三组成一个委员会，由周恩来召集，负责起草对红四军工作的指示文件。周恩来对红四军党的“七人”和处置领导分歧问题的缺点提出了批评，并明确提出：朱、毛俩人仍留前委工作，毛仍应任前委书记，并须使红四军全体同志了解并接受。
经过一段时间的讨论和周恩来的帮助，陈毅认识到了毛泽东建军思想的正确，按照周恩来的谈话精神，代中央起草了一封指示信，这就是著名的《中央九月来信》。信中分析了当时的政治形势，提出了一个对中国革命运动有重大意义的论断：“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信中还对红军的任务做了明确的规定，强调要加强党对红军的领导等问题。这一指示信，经周恩来审定后，交陈毅带回红四军。
陈毅就要回红四军了，临行前，周恩来语重心长地说：
“解铃还需系铃人，你的关键一票（据陈毅自己讲，在选举前委书记、对毛泽东的赞成票和反对票相等时，他投了反对票）使毛泽东的前委书记落选，中央要求你再去把他请回红四军。”
接着，周恩来问他：
“对此你不会介意吧？”
此时的陈毅思想已通，按他自己的话说是一通百通，他坚定地表示：
“请中央放心，我一定把毛泽东请回红四军。”
周恩来还特别叮嘱：
“回去后，要请毛泽东复职，并召开一次党的会议，统一思想，分清是非，做出决议，维护毛泽东和朱德的领导。”
十月二十日，陈毅带着《中央九月来信》回到红四军前委。随即又赶往苏家坡毛泽东住处，传达了中央的指示精神，诚恳地请毛泽东回红四军主持工作。毛泽东为党中央的信任和陈毅的坦诚所感动，很快就与陈毅一起回到上杭县红四军军部。
十二月底，在陈毅等人的积极协助下，毛泽东主持召开了红四军党的”九大”，即著名的“古田会议”，通过了《古田会议决议》，选举产生了以毛泽东为书记，朱德、陈毅等为委员的新的前委。红四军不仅胜利地渡过了危机，并且进一步解决了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军队如何建成无产阶级的新型人民军队这一至关重要的问题，成为人民军队建设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中央九月来信》最具历史意义的精神，是仍由毛泽东任前委书记，这是由周恩来决定、陈毅起草并负责传达的，这可以说是他们二人对中国革命共同做出的一个巨大贡献。
四、病房里，回荡起周、陈高亢的《马赛曲》
一九三四年十月九日，躺在瑞金城西国家医院病床上的陈毅，烦躁不安，忧心忡忡。自八月二十八日在兴国前线老营盘战斗中身负重伤，右胯骨造成粉碎性骨折住进医院后，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休养，虽然烧退了，但大腿仍红肿疼痛，不能伸直，不能下床。特别令陈毅心焦的是，近来的种种迹象表明，主力部队要有大的行动……
陈正人、周以栗来医院看他，告诉他说：中央机关几天前就在清理文件，准备干粮、草鞋；兵工厂、印刷厂、被服厂把机器都拆散了，打成了驮子。仨人一致感到，主力红军和中央机关要突围转移了。当陈正人和周以栗得知陈毅的伤仍不见好，而且由于医院没有电源无法拍调光片做手术时，建议他给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写信，反映情况。但陈毅不愿意为自己的事给周恩来添麻烦。他明白，现在大敌当前，周恩来肩上的担子很重。
当天，护士没有来换药，医生也没有来查房。急促的脚步声、敲打声不时从病房外传来。警卫员告诉他，医院各科室的医疗器械、药品都装箱了。看样子，一两天就要行动了。
陈毅再也躺不住了，他要了解中央的动向，知道对他的安排，希望能做好手术随中央和主力红军一同行动。他急忙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叫警卫员立即送去，警卫员出去后不久，又跑了回来，高兴地说：
“周副主席和贺部长来了。”
八月二十四日，周恩来和陈毅一同赴兴国前线指挥作战，二十八日，陈毅负伤住进医院后，俩人一个多月没见面了。老战友的伤治疗得如何，时刻挂在周恩来的心上，只是因为大忙，一直抽不出身来。现在，他和红军总卫生部部长贺诚一起看望陈毅，同时还要传达中央关于陈毅留下来工作的决定。
周恩来健步走进陈毅的病房。陈毅忙欠起身迎接。
“不，不要起来！”周恩来忙趋前一步，扶陈毅躺好，揭开盖着伤腿的被单，不禁大吃一惊：大腿红肿灼热，敷药的纱布被血水渗透染红，周恩来转身问医生：
“伤口怎么还没有好？”
得知原因后，周恩来立即给军委无线电台打电话，要他们马上把备用的汽油发电机送到医院来，并指示贺诚亲自组织医护人员做好拍片开刀的准备工作。
在布置好这一切之后，周恩来不安的心稍稍平静了一些。但他还负有代表中央政治局传达决定的使命，这使他陷入了左右为难的境地！望着病床上的陈毅，要宣布这样一个决定实在令他难以启齿。但他看到的是陈毅期待、信任和坚定的目光，此时此刻周恩来脑海里浮现出陈毅一次次临危受命的情形，深深感到对这样一位坚强无私的革命战友再遮掩下去是不公平的。他告诉陈毅：“明天下午机关和主力红军就要出发了，方向是去湘西与贺龙、任弼时率领的红二、六军团会合，在那里建立新的根据地。为了中央苏区今后的斗争，鉴于你的腿伤，中央决定你和项英留下来，坚持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主力红军走后，中央根据地设立中共中央分局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项英任分局书记，你任办事处主任，统一领导苏区三百万人民和三万红军坚持斗争。”
周恩来几乎是一口气讲完了这一决定，当他观察陈毅的反应时，只见陈毅的脸上充满了刚毅和自信，并且爽朗地说：
“中央决定我留下是对的。我了解这块红土地，熟悉这里的山山水水、村村寨寨，这对坚持游击战争极为有利。另外，这块土地也了解我，我跟着毛泽东、朱德同志在这里与人民一起奋斗了六个春秋。我留下来，有利于稳定民心，使民众感到红军没有走，革命有希望！”
陈毅这充满激情的话语，充分表现了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以革命利益为重的崇高品格。周恩来紧紧握着陈毅的手，眼里充满了激动的泪花。
这时，贺诚带着担架进来说，汽油发电机运来了，X光机重新装好了，开刀手术的准备工作也做好，请陈毅同志就去拍片、做手术。
周恩来与陈毅互相凝视对方良久，还是陈毅先打破了这沉默，说：
“我这一开刀，也许明天就不能给你们送行了，让我现在唱首歌，提前给你们壮行吧？”
“我祖国之骄子，趋赴戎行！
今日何日，日月重光！
随着陈毅那激越昂扬的歌声，周恩来也放声唱了起来。医护人员虽然听不懂他们用法语唱的《马赛曲》，但都被这真挚的战友之情所感动，被这悲壮昂扬的歌声所激奋。
第二天，周恩来和其他中央领导一起率领中央机关和主力红军踏上了战略转移漫漫征程。陈毅留下来和项英等人领导了艰苦卓绝的三年南方游击战争。
五、共访亚非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就任政务院总理，陈毅被任命为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上海市市长。一九五四年九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陈毅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九月二十九日，周恩来主持国务院常务委员会，决定陈毅为国务院常务副总理。此后，陈毅一直和周恩来工作在一起，协助周恩来主持处理国务院的日常公务、特别是外交工作。从此，两位亲密战友为人民共和国的巩固和发展建设并肩战斗、日夜筹划。
陈毅担任副总理不久，就随周恩来总理出席了第一次亚非会议（即万隆会议），周恩来是中国代表团团长和首席代表，陈毅是团员、代表，是总理最重要的副手。这次会议是由南亚五国总理发起，在中国积极推动、支持下召开的。与会二十九个亚非国家，代表着十四亿四千万人民，第一次在没有西方大国参与操纵的情况下召开国际会议，显示了空前的力量，也引起了帝国主义者及各国反动分子的惊慌和忌恨。参加这次会议使陈毅领略了外交斗争的复杂性和周恩来那高超的外交斗争艺术。
一九五五年四月七日，周恩来总理兼外长率领中国代表团启程离京抵达昆明。而先期启程的中国部分工作人员乘坐的“克什米尔公主”号客机在从香港飞往万隆途中爆炸坠海，八名中国代表团工作人员及新闻记者。三名外国人员及部分印度机组人员遇难！——这就是震惊世界的“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事后查明是美蒋特务机关收买香港机场一职工，在机上安放了定时炸弹所致。人们在愤慨的同时又不能不担心：周恩来。陈毅是否还能按期到会？
公安部长罗瑞卿再三劝周、陈缓行，毛泽东主席在杭州也为代表团的安全极为焦虑不安，然而周恩来总理与陈毅几经商议，仍决定按原计划如期出发。四月十六日，专机经停仰光，次日终于安全飞抵万隆。这一行动不仅表现了中国领导人个人的无畏，更显示了中国人民对于亚非团结反帝事业的重视。
大会发言一开始，就有人对中国发出阵阵指责非难，有人端出了“共产主义就是新殖民主义”的论点……言辞偏激刺耳，会场充满火药味。十九日上午，某国代表在发言中甚至表示怀疑中国在边境成立民族自治州是为了向邻国搞“渗入”、“颠覆”。
会场气氛极度紧张，简直像一桶火药，一触即爆。
下午紧接着要发言的周恩来将做何说？中国若不反驳岂不当众示弱，若据理力争又会一发而不可收拾。面对会议将要产生分裂甚至走上歧路的危险，周恩来与陈毅决定将原来准备的发言稿改用书面散发，在中午短暂的休会时间内，俩人经过深入研究，决定坚持并更加明确地表述求同存异的方针，而后又起草了一个补充发言稿。
下午开会时，只见周恩来与旁边的陈毅交谈了几句，站起身来，走上讲坛，以诚恳、大度的姿态发言说：
“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本来，对于美国一手造成的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我们很可以在这里提出，请求会方加以讨论……中国在联合国所受的不公正待遇，也可以在这里提出批评。但是我们并没有这样做。因为这样一来，就很容易使我们的会议陷入对这些问题的争论而得不到解决……我们的会议应该求同存异。”……
发言一完，会沸腾了，各国代表纷纷拥上前来向中国总理表示祝贺、钦佩、感谢，完全扭转了会议的紧张局面。顾全大局的克制，要求团结的诚意，求周存异的耐性，再加上恰如其分的揭露和反击，这一切为会议排除障碍获得成功打开了道路。也使周恩来受到各国代表的普遍景仰和尊重。周恩来的这一外交艺术，使陈毅大为佩服，自觉获益匪浅，他向人说：
“这是马列主义外交的典范，是最值得我们代表团学习的一点。”
会议上，陈毅爱动感情的性格确实受到了磨炼。在代表团中，他以“学习”和“练习生”自喻，处处突出总理的作用，而实际上他是周恩来不可缺少的副手，尤其在会场内外与各国代表积极接触，广交朋友这一点上，做了出色的贡献。他和印尼外交部长、国防部长多次交流经验，向缅甸工业部长介绍中国自力更生建设工业的计划。尽管意识形态各异，但共同的愿望和目标使彼此了解和接近了。菲律宾代表罗慕洛称赞中国代表团的态度和周恩来的演说是“出色的，和解的，表现了民主精神”。巴基斯坦阿里总理说：“我是带着成见来的，但想不到周恩来总理这样尊重别人的意见。现在成见消除了。只有伟大的中国才能派出这样伟大的代表团！”
正是本着这种精神，会议终于达成了团结反帝的决议和闻名于世的“万隆会议十项原则”——它是在由周恩来与陈毅共同商定，由周恩来提出，并与印、缅总理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扩充发展而成的。经过周恩来、陈毅的共同努力，促进了与会代表的团结，使万隆会议第一次显示了亚非人民争取解放团结的巨大力量，敲响了为自由独立而战的战鼓。
一九六○年，周恩来和陈毅一起访问柬埔寨，但行前突闻其国王逝世，举国行丧，主人担心形不成欢迎中国贵宾的热烈气氛，周恩来、陈毅商讨后决定按期前往，并为代表团全体成员在国内赶制了黑、白两色服装，供访问期间参加国王吊唁用。柬埔寨朋友们为此深受感动。五天访问期间，正遇柬埔寨四十年来最酷热的天气，陈毅顶着烈日在金边“王家田”广场向青年群众演讲，高度评价西哈努克亲王的中立爱国主义政策。讲话一次又一次为欢呼声所打断。巴黎《战斗报》评论：“北京头号外交家在仰光、加德满部和金边取得了完全的胜利。”
周恩来被西哈努克接到王宫中去住。西哈努克安排周恩来参观了柬埔寨的医院和电台，并亲自担任解说。
晚上看过演出后，一同出访的陈毅对周恩来说：
“总理呀，咱们明天可得分开活动了。我去吴哥窟，纯是游玩。你和西哈努克亲王参观白马，可是重头。”
周恩来出自访问，对参观游览性质的活动从不提个人要求，都是客随主便。所以，在柬埔寨活动都是由西哈努克亲王安排的。
第二天，等陈毅走后，西哈努克亲王才来请周恩来动身。
西哈努克带周恩来来到机场。机场上停着两架螺旋桨式的小飞机。
西哈努克亲王兴致勃勃，陪着周恩来上了第一架飞机。这飞机是西哈努克亲王本人的，里面装饰得很漂亮，但机舱很小，装不了几个人。西哈努克亲王带了一个警卫，周恩来只带了一个法文翻译。其他随行人员只好坐第二架飞机。
大家原以为西哈努克亲王要带周恩来去参观白马，因为这是事先商量好的。谁知，西哈努克亲工突然说：
“今天我要亲自给周总理开飞机。”
周恩来的随行人员见状都大吃一惊，谁也没听说过西哈努克亲工会开飞机，而且飞机上还载着我们的总理，万一有个闪失……这后果可真是不堪设想了。
随行人员这时才想到，要是陈毅在就好了。他点子多，一定会巧妙地阻止西哈努克亲王这突发奇想的冒失举动。可陈毅也被西哈努克亲王打发走了。在这种场合，随行人员都没有说话的份，一个个束手无策，只能眼巴巴地看周恩来自己的态度了。
周恩来就像没看到随行人员那祈望、焦虑的样子，他微笑着朝西哈努克亲王点点头。
取得了周恩来的首肯，西哈努克亲王得意地坐上了驾驶位，又说了一句惊人之语：
“总理，今天我们不去白马了。咱们今天去××岛，到那里视察一下。”
说完，他眼睛紧盯着周恩来的脸。
这个岛在南越的边上，本来是属于柬埔寨的。但南越当局在美国支持下搞霸权，非说这个岛应该归南越，经常派武装部队去骚扰。岛上本来就时常发生武装冲突，还出没着一股土匪，更增加了危险性。西哈努克亲王今天就是要亲自驾着飞机带周恩来去闯这个小岛。
西哈努克亲王有他的用意。他这样做的目的是想给南越看：我有中国朋友！现在中国的总理跟我一道来视察这个岛，就说明中国承认并支持柬埔寨对这个岛的主权。
岛子本来就是柬埔寨的，国际主义义务完全压倒了安全方面的考虑，周恩来同意去。飞机起飞了。
尽管距离很近，飞行时间也不长，却让秘书担足了心。一路上，听到人说话，心里都要咯噔一下。他不住地嘀咕，以一国总理之尊，冒这样大的险值得吗？
好容易，飞机着陆了，秘书赶紧出舱，看到周恩来乘坐的那架飞机，才长吁了一口气。
从吴哥窟游览回来的陈毅一到宾馆就去看周恩来，当从秘书那里听说了这件事后，也不禁大吃一惊：今天这样，明天说不定还会再冒什么险呢。他立即找到周恩来大声说：
“不行，我得去找西哈努克亲王说说，这还了得，这么大的事……”
周恩来断然做了一个手势，打断他：
“国王、元首给你开飞机，你能说什么？你再高有人家元首高？”
陈毅不以为然：
“可也得打个招呼哟。”
周恩来平静地说：
“人家国王也去了嘛，我们要支持，那岛子本来就是人家的么。”
陈毅感慨地说：
“西哈努克亲工真是够勇敢够敢闯，又开飞机，又拉了中国总理会岛子上向南越示威。”
听了陈毅这没有顾忌的话，周恩来笑了，他接着说：
“人家元首开飞机，我能拒绝吗？越是小国家，我们越是要尊重，决不能损伤小国的自尊心。我们坚持的就是这么一个原则：大国小国一个样，”穷国富国一个样。生活中人与人交往也不能嫌贫爱富啊，何况是国家之间。”
说完，他和陈毅就转了话题，显然，他并没把这件事看得多重。
陈毅不由得大发感慨：
“总理啊，胸怀祖国，放眼世界，心中唯有国家利益和处理国际关系的原则，就是没有自己。”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周恩来和陈毅开始了访问亚、非的万里行程。
被人你为“黑暗大陆”的非洲，陈毅还从未去过，只在年轻时去法国勤工俭学的路上，沿这块大陆东北的边缘进行过航行，但殖民主义者用种种残忍手段将黑奴像牲畜一样捆绑着卖到美洲去的悲惨故事，曾在他心头留下的痛的烙印。二次大战结束，特别是一九五五年“万隆会议”之后，非洲民族独立解放运动蓬勃发展，仅一九六○年一年，就有十七个国家取得了独立。英国不得不交还了苏伊士运河，法国殖民军不得不退出了阿尔及利亚，非洲大陆政治局面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作为一个已经获得解放的国家，作为非洲独立运动的坚决支持者，在这种情况下首次派自己的领导人对非洲进行大规模正式友好访问，影响之大，不难想十二月五日，陈毅先周恩来总理一步，离开北京，应邀去肯尼亚参加独立庆典。九日，陈毅乘坐的包机穿云破雾，抵达肯尼亚首都内罗毕。
当天，陈毅就拜会了反帝武装斗争“茅茅运动。的著名领导人之一，现任总理乔莫·肯雅塔，对肯尼亚人民长期坚韧不拔的斗争精神，表示由衷的钦佩；对肯尼亚获得独立，表示热烈的祝贺。
十二日零时，在内罗毕市郊的“乌呼鲁”（意为“自由”）体育广场上，陈毅与来自七十多个国家的宾客，包括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丈夫爱丁堡公爵及尼赫鲁的女儿英迪拉·甘地夫人，同二十五万狂欢的人群一起，观看了升旗仪式。时钟敲响十二下之后，在这片国土上挂了六十八年之久的英国国旗黯然降落，继而灯火齐明，黑、红、绿三色的肯尼亚新国旗迎着明媚的阳光冉冉升起。欢呼声。礼炮声在空中回响，人们欢歌狂舞，通宵达旦。天亮后，隆重的庆典仪式开始，肯雅塔总理庄严宣布肯尼亚独立。
陈毅参加肯尼亚独立庆典完毕，顾不上休息，就于十二月十四日晨，乘专机从内罗毕起飞，抵达开罗，迎接周恩来，然后一同进行访问。
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是周恩来一行访非第一站。一九五六年埃及政府收回苏伊士运河的斗争，曾得到中国人民的坚决支持。因此，中国客人抵达那天，尼罗河上轮船齐声鸣笛致意，船员们拥上甲板挥手欢呼：“中国万岁！”
参观了埃及历史博物馆和革命历史馆后，陈毅强烈联想起中国革命历史，他用三句话表达了自己的感想：“中国和埃及都是世界文明古国，都长期受帝国主义的压迫侵略，都经过英勇斗争取得了独立。”
在“阿联”，周恩来提出了中国同阿拉伯国家相互关系的五项原则。接着，他们又来到位于非洲大陆的阿尔及利亚民主共和国。阿尔及利亚人民经历了七十五年顽强斗争，于一九六二年赶走了法国殖民军。中国曾无条件地大力支援阿尔及利亚人民的武装斗争和临时革命政府。为铭记这种友谊，阿尔及尔市一条新修的主要大街被命名为“北京大道”，周恩来、陈毅和阿尔及利亚领导人在那块醒目的路名牌下合了影，并在通车典礼上致词。
在阿尔及利亚，周恩来又提出了中国同非洲国家关系的五项原则。与在“阿联”提出的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关系的五项原则一样，这都是事先和陈毅等人一起做了充分研究并经毛泽东和中央同意的。这两个“五项原则”，概括起来说就是：一、支持阿拉伯和非洲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的斗争。二、支持阿拉伯和非洲各国政府奉行和平中立的不结盟政策。三、支持阿拉伯和非洲各国人民用自己选择的方式实现团结和统一的愿望。四、支持阿拉伯和非洲国家通过和平协商解决彼此之间的争端。五、主张阿拉伯和非洲国家的主权应得到一切其他国家的尊重，反对来自任何方面的侵略和干涉。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周恩来与陈毅访问了地处北非地中海和大西洋沿岸美丽的摩洛哥王国，哈桑二世国王对于中国领导人的来访十分重视，举办了极为丰盛的宴会。宴毕，宾主边喝茶边闲谈，无拘无束，十分融洽。闲谈中，哈桑国王提出一个周、陈都意想不到的问题。他笑着说：
“当今世界像我们这样的国王、皇帝已为数不多了，不知以后会怎么样？”
周恩来和陈毅听了都笑起来，这叫一个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如何回答呢？但是，这难不倒两位处事经验十分丰富的中国领导人。周恩来反应极快，说：
“你们可以组织一个委员会，开个会商量商量嘛！”
这种场合，陈毅一向和周恩来配合得很好，接着说：
“亚洲有个西哈努克亲王，我们是好朋友，可邀他参加开会。”
周恩来又说：
“陛下可以担任这个委员会的会长嘛！”
言罢，三个人一起哈哈大笑起来。
在阿尔巴尼亚度过一九六四年的新年之后，代表团本拟直飞西非对加纳等国访问，不料出发前发生了意外事件，一九六四年一月二日加纳发生了谋刺恩克鲁玛总统的案件，总统受了伤，卫士长被打死，刺客是一名被外国势力收买的卫士。加纳局势一下变得十分紧张，总统不得不搬人一所坚固城堡居住，并停止了一切外出活动。
面对这种情况，是否取消原定的访问？
当晚，陈毅来到周恩来住房中商议，最后决定还是去，他们找来代表团秘书长黄镇，要他明日先飞加纳，与中国驻加纳大使黄华一起去见恩克鲁玛总统。恩克鲁玛当时心情矛盾，既想要周恩来来，又担心自己不便出迎失礼，同时还顾虑中国总理安全。
然而，黄华、黄镇一见他便说：
“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对总统阁下的遇刺表示震惊和慰问。为了两国友谊，访问一定要照常进行，既然你们国内情况有困难，为了总统安全起见，请不必来机场接送，也不要到我们下榻的宾馆来，我们可以到总统的住处来会谈，国宴也可以在城堡里举行。”
恩克鲁玛及整个加纳政府成员，无不深受感动。一个大国领袖能这样细致地照顾对方困难。在最紧张的时刻来表示支持，惟独不提自己的安全，这是世界政治史上罕见的啊！
一月十一日，中国代表团来到了加纳首都阿克拉，当晚便前往总统住地“克思里斯兴堡”拜望主人，并接连几天在城堡内进行会谈。这城堡是十七世纪贩卖黑奴的丹麦商人所建，在那阴森的地牢里，石桩上用铁链拴捆过数以千计的黑奴，等待押解上船运往美洲。看到这一切，陈毅心潮难平，在会谈间隙提笔填词一首：《满江红·黄金海岸》。诗中写道：“惊世问残暴竟如斯，两洲血。”并祝愿：“独立非洲西北始，揭竿而起相踵接。看涤暇荡垢土重光，全无敌。”
在中国领导人下榻的阿克拉国家大厦，曾接待过西方许多国家首脑，但从未有过像中国总理、副总理与工作人员如此平等的事，以至吃饭分不清身份，上菜上错了。陈毅说：
“没有关系，我们在国内都是平等的，只是职务不同。”
临别前，代表团又举行一次特别的宴会，将宾馆服务人员都请来，中国总理和副总理亲自向他们敬酒。他们一个个感动得直流泪，举杯的手发颤，说：“不敢想像周总理、陈元帅这样身份的贵宾，竟向我们‘卑贱的人’敬酒。”有的说：“这证明中国的社会主义是真正的社会主义。”
从几内亚来到马里，与凯塔总统主要是谈经济援助问题。周恩来在马里提出了中国对外援助的八项原则，其基本精神是：平等互利，不看做单方面的恩赐；尊重受援国主权，绝不要求任何特权；尽量减少受援国经济负担；帮助受援国走上自力更生之路；力求投资少，见效快；提供中国最好的设备及物资；帮助受援国人员掌握技术；中国派出的专家不容许有特殊要求和享受。
陈毅全过程地参加了这八项原则的制定。
一月二十七日，在访非途中；中国与法国正式宣布建立了外交关系，这又是中国外交的一大胜利。早在一九六三年十月，陈毅就曾专程从外地赶回北京，与周恩来一起同前法国总理富尔商谈过建交问题，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说：“法国的承认是一个重大的突破。”“这正当共产党中国总理周恩来和外交部长陈毅进行另一次显耀力量的访问。他们有理由对中国外交上的成就感到满意。”
访问埃塞俄比亚时，塞拉西皇帝迫于外来压力，把会谈地点安排在远离首都的阿斯马拉。周恩来、陈毅谅解主人的困难，欣然前往。埃塞俄比亚政府和人民都很友好，代表团车队经过，时常有花束抛来，一位男子为了把鲜花抛在代表团车上竟追车跑了半里路。此次访问后不很久，两国终于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
中国代表团又来到了“非洲之角”索马里，这是非洲之行的最后一站。像以前在各国访问时一样，周恩来全力投入会谈、记者招待会等重大事项，而陈毅则尽力分担其他工作，其中重要的一项，就是看望中国使馆工作人员，报告国内形势、国际动态、中央方针、出访成果等等。在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在即将结束对非洲十国访问之前，陈毅在使馆做了整整六个小时的报告，详细总结了访问非洲的见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