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谁要拦截陈毅的汽车，我马上挺身而出”——周恩来与陈毅.2
一九六四年，毛泽东提出“两个中间地带”的战略思想，将西欧、日、加、澳新划为美苏之间第二中间地带，因而中国采取了积极态度发展同西欧国家的关系。在陈毅外长的客人中，还有英国前帝国总参谋长、陆军元帅蒙哥马利。他退休后两次访问了中国，以了解西方人眼中这个“神秘、落后而又好斗”的国度。除了毛泽东、周恩来与之进行重要谈话之外，其余时间多是由陈毅陪同游览参观。
有一次宴会，陪客阵容令客人大感兴趣。他们之中有中国末代皇帝溥仪，有原中国的大资本家荣毅仁，尤其还有去年秋天获得特赦的前国民党将领。当周恩来依次介绍到杜幸明时，诙谐地笑道：
“他同陈毅作过战。”
蒙哥马利好奇地问：
“你们谁战胜了？”
周恩来指着陈毅：
“他获胜了。”
蒙转向杜聿明：
“那次战役中你有多少军队？”
杜聿明回答：
“一百万。”
“拥有一百万军队的统帅，是不应该被打败的。”
杜聿明幽默地回答：
“可是陈毅元帅有二百万人，因为我手下的人最后都跑到他那边去了！”
一时满座欢笑。
在中国所闻所见的一切，给蒙哥马利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回国后在《三大洲》一书中写道，“从长远来看，世界和平的关键在于中国。中国兴起成为一个大国是不可避免的……西方世界必须现在就同新中国和好，并且平等相待。”
六、“不是要向我检讨，要向毛主席、向党中央检讨！”
一九六五年六月十九日，周恩来和陈毅率中国代表团离京飞往开罗，并准备由开罗飞赴阿尔及利亚，出席在阿尔及尔举行的第二次亚非会议。不料，就在他们飞向开罗的途中，接到导航站转来的电讯，说阿尔及利亚发生了政变，前政府领导人本·贝拉被捕，由布迈丁领导的革命委员会掌握了首都局势。
这一突如其来的事变，使第二次亚非会议能否如期召开成了问题。
陈毅与周恩来在开罗停留三天，反复研讨了阿尔及尔局势，并与“阿联”领导人进行了一系列紧急磋商。为了确保周恩来出席会议时的安全，陈毅于二十二日率代表团部分成员来到枪声未绝的阿尔及尔，实地了解情况。随行的保健医生带着外科手术缝合包和抢救药品以防万一，而陈毅早已将一切危险置之度外，投入了紧张的外交活动。
陈毅走后，周恩来即通过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向毛泽东报告情况，并建议改变原来的计划。本来这次周恩来并没有访问开罗的内容，由于发生了这一突然事变，周恩来建议此行改为访问开罗，并在访问期间观察亚非会议能否在阿尔及尔准时召开。经毛泽东和中央书记处研究，同意了周恩来的建议。周恩来留在了开罗。
与中国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到达阿尔及尔的同时，许多亚非国家的代表也到达了阿尔及尔。面对这样的政局，他们都十分焦急，纷纷来找陈毅，了解中国对是否继续召开这次会议的态度。
因为中国是大国，又一向主持正义，中国的态度举足轻重。
陈毅见到朋友们这么着急，热心劲就上来了。他连想都没多想，就掷地有声地放开了炮：
“这次亚非会议必须开，而且一定要开好！”
结果，由于各种原因，会议无法举行，代表们纷纷回国。本来，许多亚非国家对中国很尊重很信任。陈毅的许诺落空，造成了一些不好的影响。
周恩来回国后知道了这个情况，气得在屋子里不住地打转，不住地连声斥责：
“胡闹！简直胡闹！”
第二次亚非会议没开成，陈毅的表态落了空，他自知捅了娄子，一回北京就赶到西花厅，去向周恩来“负荆请罪”。
到门口，陈毅悄悄地问卫士：
“总理干什么呢？”
卫士跟陈老总很熟，对他既很尊重也很随便，就朝他挤挤眼，小声说：
“等你呢。生气了。”
此时已经后退不得，陈毅一横心，跨进西花厅，正正经经地报告：
“总理，我来了。”
平时，作为总理的助手进西花厅很随便，一般都是“未见其人，先闻其声”，从来不报告，今天例外。
见到陈毅，周恩来扬起浓眉，两眼冒火：
“你无组织无纪律！”
这句话出口，好像还不足以表达愤怒的程度，周恩来背过身去，握住拳头，在桌子上砰砰砰地敲了三下，狠狠地说：
“这是不允许的！”
陈毅低下头，诚恳检讨：
“我负荆请罪，我这一炮没放好……”
周恩来却丝毫没被打动：
“就这一句就完了？”
他转过身来，逼视着陈毅：
“你是中国的外交部长，不请示不报告，你就敢在那里擅自放炮表态，都像你这样还了得？谁给你的权力？这是国际影响问题！”陈毅老老实实地又说了遍：
“我错了，我向总理检讨。”
周恩来激烈地纠正：
“不是向我检讨，要向毛主席、向党中央检讨！”也许是受到了陈毅那始终一致的诚恳态度的打动，也许是激愤已发泄了出来，周恩来的目光和语调都缓和了下来：“外交部不同于其他部门，一言一行都会带来国际影响，一言一行都要慎之又慎。重大问题要向毛主席、党中央汇报请示，你在阿尔及尔就敢不汇报不请示擅自发表意见，革命大半辈子连这点组织纪律性都没有？”
陈毅心服口服地说：
“我向毛主席、党中央做检讨。”
陈毅走后，一位秘书向周恩来提意见：
“总理，你是不是批老总批得太重了？”
周恩来看了看他，严肃地说：
“他们都是各路诸侯。在这里我不严厉批评他，回到他的诸侯国准还敢批评他？”
七、陈毅大叫“离婚”，周恩来借喻调解
周恩来和陈毅这两位无产阶级革命家，共和国的领导人，他们有着共同的理想、信仰、追求，有着为党和国家的事业而忘我献身的精神，有着卓越超群的领导才干。同样，他们也都有着独特的富有魅力的人格和个性。周恩来具有民主、宽容、冷静和求实的个性，在处理问题上不定极端，待人温和、谦逊、平静、忍让。陈毅具有一种诗人气质，爽朗、率直、坦诚，个性意志较强。两个人性格上的差别，并未影响他们之间的真挚友谊。陈毅对年长自己三岁的周恩来十分尊重，视如兄长，对周恩来丰富的政治斗争经验，卓越的领导水平和领导艺术，由衷地钦佩，并努力虚心地学习，周恩来对陈毅也十分欣赏、爱护，从各方面给予陈毅许多关心。
一九四八年五月，中央决定军委后勤部长杨立三帮助整顿华野庞大的后方机构。在河南濮阳，杨立三与陈毅研究过精简方案后，准备出发去朝城，临行前，陈毅托他把缴获的交、直流电两用的收音机一架带去中央送给“恩来、小超”，并附一信说“此美国新出品、许昌战斗缴获品，你们有电灯，利用其开动起来十分好，两夫妇可以在屋内跳舞。”也就是在这信内，却写着：“明日即西去毫无企图留部队之意，并望将来能随军入川。”此信是陈毅五月二十九日亲笔，“临行清理”在华野的“行李”，铝合金桌椅给了朱德，收音机送与恩来，这轻装“西去”的调子颇有某种抒情意味。
新中国成立后，陈毅担任国务院副总理，为了及时当面请示工作方便，他不用国务院给他安排的宽敞的办公室，却搬到周恩来办公室隔壁的耳房办公。有的同志看这间房子太小了，建议他另搬到一间大些的房子，他说什么也不同意。
去迎接外宾的时候，特别是当毛泽东、周恩来出席的时候，陈毅总是提前赶到现场，做好一切安全准备工作。他对周围工作的同志说：
“你们大家是警卫员，我也是警卫员，我们大家共同保卫毛主席和周总理的安全。”
有时，周恩来与陈毅一起外出视察，陈毅总是对医护人员说，我这里没事，快去照顾总理。周恩来却说，我这里很好，你们去照顾陈毅同志吧。虽然随行的医护人员感到很为难，但深为周恩来和陈毅的战友深情所感动。
在出发去万隆参加第一次亚非会议的十几天前，周恩来忽然得了阑尾炎。手术后拆线不久，他就动身出国了。有一天夜里，周恩来、陈毅俩人坐在住地院里谈话。夜深了，陈毅劝周恩来去休息。周恩来说自己的身体很好，然后指着陈毅向随团医生关心地问：
“他的血压高吗？”
同时还问到全团同志的健康情况。当医生告诉他全团同志都好时，周恩来高兴地说：
“希望你没事就好了。”
周恩来对陈毅刚烈而又潇洒、豪侠而又文雅的性格很喜欢。陈毅讲话常常感情激动、热血沸腾，有时难以控制自己，说一些出格话。有人反映说陈毅讲话像放炮。周恩来听后说。
“不要怕放炮么，放炮才能吸引人，震撼人。他比我讲得好，大气势，很符合我们这样一个大国的国威军威。”
那人又说陈毅有些话说走嘴，讲得不恰当，不够准确。周恩来就加重语气说：
“句句准确，句句恰当，就不会有这样的大气势，也不会这么吸引人，震撼人了。要看整体效果。他讲得好，比我有气势，比我讲的效果好。”
有一次，中央首长在某地开会，吃饭时周恩来由于右手不方便，掉了几个饭粒，立即就夹起来吃掉。服务员见了感动得掉了泪。他们想到自己平时大手大脚的浪费行为，很惭愧，决心向周恩来学习。休息时，大家挖野菜，煮了一锅忆苦菜汤。周恩来知道后，高兴地说：
“好啊！让我们也尝尝嘛。”
大家都不愿让周恩来吃野菜，可是周恩来非要吃不可，只好端上一盆来。野菜一上桌，周恩来第一个上去盛了满满一碗。
陈毅怕周恩来吃多了，立即从他碗里拨走一半。周恩来认真地说：
“盆里还有，你怎么要我的？”
陈毅嘿嘿笑两声，说：
“我帮你吃一点嘛！”
周恩来说：“那还行！”说着，又盛了一勺，碗里的野菜又满了。饭后，他高兴地说：
“这顿饭吃得很好哇。”
工作人员看到总理、副总理争吃野菜、互相关心的情景，都为他们之间的互相关心所深深感动。
对陈毅和张茜俩人的家庭生活，周恩来也给予过如同老大哥一样的关心。陈毅心脏不好，张茜为此限制他吃肥肉，不准他多抽烟。为此，夫妻之间有时会出现一些小摩擦，周恩来常常给双方做工作，使他们言归于好。
一次，周恩来在北京饭店请陈毅、贺龙两位元帅和夫人吃狗肉。几杯茅台酒后，陈毅妙语连珠，全然不顾张茜在一旁使眼色制止他再喝。当陈毅乘兴又端起一杯时，张茜用脚狠狠踩了陈毅随着“哎哟”一声，陈毅向张茜抱怨着：
“你不要踩我的脚嘛！总理请我喝酒，我怎么能不开怀畅饮呢！”
一句话逗得满座皆欢，张茜也不好意思地笑了。还是周恩来劝阻住陈毅少喝一些。
又有一次，陈毅出国访问归来，与代表团其他成员在宾馆联欢，吹拉弹唱，跳交谊舞。张茜因担心陈毅的身体，就劝他早些回来睡觉，以养足精神。陈毅也满口答应。但由于联欢晚会散场很晚，陈毅直到凌晨二点方归，张茜生气，一赌气就将陈毅关在了门外。陈毅连连敲门也不开，便真动了肝火，他让卫士找来秘书，见面就嚷道：
“离婚，离婚！”
周恩来知道后，便在第二天饭后，请陈毅夫妇、罗瑞卿夫妇一同散步。
这时，忽有一个风筝在头顶飘过，望着碧蓝的天空中悠悠飘荡的风筝，周恩来微笑着走到张茜身边，指着天空说：
“张茜，我给你提个建议，你管陈老总，也要像放风筝，线头在你手里，你要把线绳拉得不紧不松，如果线绷得太紧，‘嘣’，线绳断了，风筝就会飞了！”
一边的罗瑞卿夫妇不禁笑起来。
张茜呢，马上理解了总理的意思和一番好心，点头称是，心悦诚服。
周恩来非常喜爱陈毅的诗词。有一次，他对陈毅的几个孩子亲切地说：
“你们的父亲是元帅，又会写诗，是位大气魄的马上诗人，你们怎么样？”
接着就鼓励他们向父亲学习，为革命事业要能文能武。
一九五七年四月，报上发表了陈毅在领导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时所写的《赣南游击词》、《赠同志》、《梅岭三章》等诗作，周恩来读后非常高兴，深为赞许。
一九五九年九月中旬，周恩来和陈毅陪同阿富汗贵宾一同泛舟密云水库，望着碧波荡漾的秋水，陈毅即兴赠诗：
“嘉宾莅止，泛舟同欢。和平友谊，举世所瞻。长城在望，绿水连天。密云密云，气象万千。润我京华，福利无边。”
这首四言诗，歌颂了劳动人民的创造力，歌颂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辉煌成就，也歌颂了国际友谊。
周恩来饶有兴味地听着陈毅用川腔抑扬顿挫地朗诵出来，当场就给予了高度的赞扬：
“好诗好诗，有韵有味。李白斗酒诗百篇，陈老总是泛舟吟华章啊。”
一九六一年，陈毅陪同周恩来再次访问缅甸。在一次宴会上，周来到洛阳。参观完龙门石窟后，周恩来因有事回京，就利用专列开车前的一点时间接见洛阳市的负责同志。谈话结束时，人们请周恩来为正在兴建中的龙门伊河大桥命名题字。周恩来微笑着说：
“还是请陈老总写吧，他比我写得好。”
陈毅听罢，连忙摘下墨镜，爽朗地大笑：
“我怎敢‘班门弄斧’？总理的字，遒劲有力，别具一格，还是请总理写吧！”
两位领导人谦虚地互相推让时，专列的开车时间已经到了。周恩来歉意地商量说：
“要不这样吧，现在不写了。回京后，我们商量一下，写好后给你们寄来。行吗？”
洛阳市领导不便强求，只得以此作罢。然而，周恩来始终没有忘记洛阳人民的嘱托。一九六二年春天，题字寄来了，是陈毅的手迹，宣纸上写着斗大的“龙门”二字和“陈毅题”三个较小的字。这真是画龙点睛之笔，既为伊河桥命名，也有地方特色。题字被镌石四方，分别镶嵌在石拱桥东西两端和两侧。
在“文化大革命”横扫“四旧”时，陈毅的题字也难逃厄运。一九七三年十月十四日，重病在身的周恩来又陪外宾来到洛阳，发现伊河桥上没有陈毅的题字，立即查询。听了有关人员的陈述，周恩来满面怒容：
“陈毅是好同志，他的题字要尽快地与洛阳人民见面。”
不久，陈毅的题字重新被郑重地镶嵌在飞架东西的伊河桥上。
八、“谁要拦截陈毅的汽车，我马上挺身而出”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周恩来和陈毅都感到中国革命的航船已偏入危险的航道，但他们已无力加以纠正。但是，他们都坚守在自己的指挥岗位上，尽最大努力在可能的范围尽量减少“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损失。
在运动高潮的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三日，陈毅与叶剑英、贺龙、徐向前在工人体育场接见八万多名军队院校学员，陈毅第一个走上讲台，说：
“我今天在这里讲话，我就不是我字当头，如果我字当头，最好不要来讲。我来讲，讲得不好，惹起麻烦，马上就要跑到外交部来揪你、找你，抓起来，要澄清问题，那怎么得了啊……今天，你们大家给我这个机会，我还是勇敢地来讲……”
接着，陈毅针对学生冲中南海、占领国防部的举动，提出严厉的批评，旗帜鲜明地反对逐步升级、无限上纲、口号越“左”越好的做法。
这是“文化大革命”以来，特别是批判“资反路线”以来，青年学生首次听到的系统的、严厉的、毫不拐弯抹角的批评。给狂热的青年学生当头泼了一盆冷水。台下议论纷纷，掌声阵阵。这一讲话很快在全国传开了，广大干部群众无不拍手称快。
十一月下旬，拥到北京“上访”的工人急剧增多，为说服来京串联的工人迅速返回本地抓革命促生产，周恩来决定召开一次工人大会，海报贴出，入场券发尽，大会讲稿却被陈伯达、江青否定了。已布置的工人大会无人讲话，临时请“救兵”，找陈毅去给工人讲讲国际形势。时间是十一月三十日晚上七时，地点是工人体育馆，陈毅深知周恩来的苦衷，同时他自己也想借机做做工人的工作，欣然前往。
周恩来走上主席台与全场工人见了面，随即宣布由陈毅讲国际形势。
陈毅是天才的演说家，以简洁主动的语言，向听众展示了一张世界形势图，一张中国逐步登上世界舞台，逐渐在国际事务中发挥重大作用的形势图。讲话不时引起全场工人振奋、自豪的欢笑声，抓住了听众之后，陈毅话锋一转，讲国民经济是外交的基础，号召工人们尽快回到原地狠狠抓革命，狠狠促生产。
这一下可捅了马蜂窝，次日，造反派工人到外交部，要找陈毅当面责问。北京街头贴满了打倒陈毅的大字报。
虽说是元帅亲自挥戈上阵了，但是对方的力量更大，在复杂异常的形势下，斗争必须能伸能屈。
为了顾全大局，为了不影响一九六七年的工作，周恩来希望尽早结束国务院各部部长被围困批斗的局面，争取各部部长早些检查，早些过关，协助他抓好国计民生的大事。周恩来找来陈毅，讲明自己的考虑，希望陈毅带头检查。
在阴谋家们的指点、支持下，没过多久，首都北京便掀起了一股反击“十一月黑风”的浪潮，首当其冲的就是外交部部长陈毅。
周恩来立即站出来，挺身挡住一颗颗射向陈毅的“炮弹”竭力保护患难与共的老战友。下面是周恩来两次同北京外国语学院学生组织代表谈话的部分内容。
第一次谈话的时间是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三日晚七时，地点在国务院会议厅。
谈到北京外事系统院校运动不能开展，“左派”学生受压制时——
众学生：陈毅同志对此要负很大责任，他总是“和稀泥”。
周恩来：你们说他“和稀泥”，他是为了团结大家，是一肚子好心肠嘛！就是有时说话“走火”。我们相处几十年，这个老同志的确为党、为革命做了很多工作。
学生：他说反毛主席不算反党，他就反过两次，毛主席上台后还团结他……
周恩来：说反对毛主席不算反革命，如果是指党内路线斗争，也可以这样讲，他没有把当时情况讲清楚。他是把这个问题孤立起来谈了。“走火”就在这个地方。
学生：十一月十三日他向军事院校学生讲话，好多学校转播，同学中对立情绪马上增加，停止了几个月的大辩论又开始了。
周恩来：有这么大作用？
学生：“多数派”同学揭发，陈毅骗了他们，见他们时支持“多数派”，见“少数派”时又另说一套……
周恩来：陈老总没有单独见过“多数派”。
学生：他说工作组检查两三次就行了，还说是毛主席说的……周恩来（点头），有这样的事，是讲李雪峰同志。李雪峰检查相当好，主席讲检查两三次就可以了。
学生：陈毅在外交部红卫兵解散大会上还讲“多数派”守纪律。道歉。
周恩来（肯定地）：我听陈毅同志这样说过。
这时，周恩来提高了声调：
我今天没时间多讲陈毅同志的问题。但我要告诉大家，他是我们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外交部长。你们不能把他一时失言、“走火”，都弄成“黑话”。你们要考虑国际、国内影响。至于对陈毅同志问题的认识，你们不能强加于我。我和他相处几十年，一起管外交，经常一起向主席报告工作，我晓得这个同志，他不会说假话。
学生：他要我们别总揪住工作组不放，说明他对“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
周恩来：这样说他可能承认。我们也说过不理解嘛！
学生：他总强调个人经验。
周恩来：这是一番好意。可能地点、时间不合适，没讲清楚。当然，这也是这个同志的优点，没有隐瞒观点，脱口而出。他以为用现身说法可以帮助你们，而你们需要的又不是那样的话……
最后，周恩来严肃地告诫在场的学生代表：
不能以任何理由冲击外交部。如果你们要冲，我势必出面干预，最后你们还得走开。
十天之后，也就是十二月十三日晚至次日凌晨，周恩来连续五小时再次同北京外国语学院红卫兵代表谈话，在场学生仍抓住陈毅的“问题”不放，实际是逼周恩来在此问题上松口、表态。下面是双方谈话结束时的几段内容：
学生：我们认为，现在外事口问题的关键不在别的，而在于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例如，工作组问题还远远没有解决，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还有，陈毅到现在还没有做检查，仍然坚持他以前的观点。他给军事院校学生的两次讲话，保守派很欢迎。总之，外事口“文化大革命”的阻力来自陈毅，因此必须彻底批判陈毅，否则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打不垮！
周恩来：今天我不准备同你们谈这件事，要谈以后谈。你们不能压我。你们送来一大叠东西（即十二月十三日接见时外院学生代表要总理转交中央的有关陈毅“问题”的材料），我还没有看。总得先让我把材料弄清楚吧
学生：总理，你要理解我们的心情！
周恩来（生气地）：你讲，我一直在听，耐心地听嘛！但你不能总要我马上回答你的问题……你们的心情我可以理解。但你们把一切问题归结于一个人，这不是辩证地看问题。运动发展是波浪式的，不能老是“如火如芬”，天天出大事才痛快。我过去对你们说过，这样大的局面，我做梦也没敢想过；也许你们想到了，算你们有伟大的预见！事物发展常常超过我们的预计，包括各个行动，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问题是犯了错误，认识到了，就要马上承认、改正。我这是对你们讲的老实话。所以，在我理解你们情绪的同时，我们的情绪，也请你们理解。总之，我今天没想回答陈毅同志的问题，还发了这么大脾气，对不住了！
说罢，总理退场。
正当周恩来苦口婆心规劝学生、以身做盾保护陈毅之际，十二月十三日，江青来到中南海西门，向红卫兵发表讲话，宣称：“你们的造反精神非常好，你们是我们的革命战友，你们是我们的革命小将；革命小将要勇敢，要不怕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一小撮人！”她还鼓动说，“你们不要怕，要有硬骨头”，“我们是心连心的，我们一块儿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开火！”
特别是对十一月间陈毅等几位老帅的讲话，江青曾在“中央文革”一次会上“定调”说：“军队这些接见，是镇压群众！”
在后台老板们教唆和怂恿下，北京造反派组织闻风而动，纷纷响应，包括军队中的造反派。
一九六七年一月初，军内造反派背着周恩来和中央军委，擅自决定于一月五日召开“揭发、控诉、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大会“筹备处”指名要求陈毅、叶剑英二人到会“接受教育”。
周恩来得知消息后，即于大会召开的前一天亲自出面加以劝阻，指出：军队造反派把批判矛头指向陈毅、叶剑英两位军委副主席是“搞错了方向”。以陈、叶二人作为全军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是不符合实际的”。他还明确表示“不赞成”开这样的大会，也不准备参加这样的大会，“因为于全军不利，攻击的矛头错
就这样，在周恩来这棵参天大树的挺身保护下，持续了一个月之久的来自外交、军队等系统的批判陈毅、反击“十一月黑风”的势头才减弱下来。
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
一九六七年一月，上海“一月革命”的狂风骤然刮起，外事口的造反派犹如打了一针兴奋剂，从暂时的收敛又转向了活跃，他们再次寻机就批判陈毅问题逼周恩来让步，要求召开整个外事系统“批判以陈毅同志为首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万人大会，并提出“打倒陈毅”的口号。实际上，这是妄图夺取整个外交大权的前奏曲。
在造反派掀起的阵阵狂澜面前，周恩来镇定自若，稳如泰山。他坚持一贯的观点，毫不退让。对召开外事口万人批判大会的事，他指出，这要经中央同意，我即使到会讲话，也不是代表我个人，而是代表中央的。对“打倒陈毅”的口号，他说，我的看法和你们有距离，我坚持反对这个口号，不能接受这个口号，这样简单不行；必要时我可以和你们辩论一番，但我现在不和你们辩论。
几乎于周恩来与“中央文革”在“夺权”问题上产生冲突的同时，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发表了声明，宣布在外交部“夺权”。
对此，周恩来以其娴熟的斗争艺术，教了陈毅一招。一月十八日，周恩来委托陈毅前往召见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代表，由于事先有周恩来的指点，陈毅一改过去直来直去的炮筒子性格，首先代表部党委表示“祝贺”，就外交部“夺权”问题“表态”。在“祝贺”之后，陈毅又明确指出：“联络站”所夺之权是“外交部领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权”，外交部业务工作中的重大问题仍由部党委研究决定，但可由造反派的“业务监督小组”实行“监督”。这样，就使外交部造反派所夺的不过是“虚权”，整个外交业务大权仍然掌握在部党委手里。
一天，陈毅应召来到西花厅周恩来的办公室，但见周恩来双臂抱胸，位立在窗前，遥望远方，面色严峻，心情显然异常沉重。
陈毅一问坐在旁边的廖承志，方才明白了缘由。前些天，周恩来亲自起草了两篇工人要坚持业余闹革命的社论，陆续在报上发表后，进京串联的工人仍然有增无减。为了防止“文革”运动进一步影响工交生产，周恩来今天委托谷牧、余秋里召开了一次工交座谈会，打算制定一些坚持生产的措施。不料，会议刚开始从不过问地方工作的林彪，竟亲自出席听取汇报，并且当场彻底否定了草拟好的会议纪要。林彪叫嚷：工矿企业、工交系统的修正主义倾向比学校还要严重，必须造反、批判。这将意味着工交系统也要步学校的后尘，整个国民经济将无可避免地遭受到严重破坏！作为时刻关注着六亿人民的吃穿住用，关注着中国发展的总理，周恩来怎么能不担忧呢？！
“不搞生产吃什么？！”陈毅圆睁怒目，动起火来，“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嘛！这点基本常识，难道堂堂的副统帅还不懂？！”周恩来回过身来，默默地注视着陈毅，出人意外地说道：“陈老总，你不要讲话了！”
陈毅好不奇怪。
“你写份检讨吧！”周恩来用商量的口吻说，但是很认真，“我想在国务院让你带个头，做个检讨，早日取得群众谅解，早点出来主持外事工作。我的事大多，不能没有几个帮手啊！”
陈毅一向十分敬重周恩来，他曾多次说过，无论从公从私，周总理都是我的兄长。也正因为如此，陈毅在周恩来面前，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从不违心服从。
“我没有错误，为什么要检讨？！大不了一把刀子……”陈毅的嗓门又粗又响。
廖承志一听着急了，他握着陈毅的手，急切地说：
“老总，我们定个君子协定，无论什么境遇，绝不自杀，好吗？”
陈毅知道年龄稍轻些的廖承志把话听拧了，我陈毅怎么会自杀！为了不让廖承志担心，他点了点头。
周恩来了解陈毅：他想不通的事，是不能勉强的。便拍拍陈毅的肩膀，说：
“国务院副总理、部长都不能出来工作，我们国家的工交生产要瘫痪了。要检讨过关啊，你回去再想想，想通了就来找我。”
怀仁堂里，例行的中央碰头会议开始了。周恩来宣布开会后，“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便操着一口难懂的福建腔，喋喋不休地啰嗦起来，一个一个地攻击政府各部门，攻击老干部。
突然，陈毅注意到叶剑英眼含泪光，怔怔地注视着什么，便循着他的眼光望去，顿时惊呆了：周恩来用手撑着前额，眼睑沉重地向下垂去，终于粘在下眼皮上闭拢了！……但这只是一瞬间的事，很快，周恩来便站起身，往杯子里添了点热水，喝了一口，又似乎精力充沛地听发言了。
陈毅的心再也无法平静了，他从不反对打瞌睡，自己也爱打瞌睡。正是因为这个缘由，周恩来特地让陈毅出国访问时戴上了一副墨镜，以便当周恩来主持会谈时，使过分疲劳的陈毅能闭目养养神。可是，陈毅在周恩来身边工作十多年，看到周恩来打瞌睡这还是第一次！总理太累了！即使是铁打铜铸的人，也经不住每天二十小时甚至二十四小时的紧张工作呀！
会散了，叶剑英坐进了陈毅的汽车，沉默了好一会儿，他才沉重地说：
“这种时候，总理可不能累垮啊！”
陈毅若有所悟地点点头。
陈毅的汽车没有回家，而是直驶中南海，一下车，他就快步走向周恩来的办公室，恳切地向刚下车的周恩来说：
“总理，我接受你的指示，从今天起不再讲话了。”
陈毅顿了顿，又说：
“我写检讨！”
陈毅此时已把个人的一切置之度外，不再出席群众大会。对要求接见的造反派，他只说一句：“总理给我的指示，‘陈毅不要讲话’。”
为了保护周恩来这株参天大树，陈毅坐在家中认认真真地写检讨。
一月二十四日下午，周恩来亲赴人民大会堂出席有外事口各单位造反派参加的陈毅“检查”大会。大会以国务院的名义召集，由周恩来亲自主持。李富春、李先念、叶剑英以及陈伯达、江青等均出席大会。
会上，周恩来首先对陈毅“检查”的事一拖再拖承担了全部“责任”，理由是“我的工作很忙”。
接着，陈毅在大会上念“检查”。
会议结束前，周恩来发表讲话，指出：“陈毅同志的检讨是经过了一个痛苦的认识过程，我们在分工方面，他管的事情多，不能再加重陈毅同志的工作”：“他为党工作了四十多年，当然也犯了不少错误，但晚年还是跟着毛主席走的同志，希望大家以同志式的态度、以阶级兄弟的态度来帮助他”：“这样，我才可以比较放心外事口的事，让他多出面，我把力量转到别的口子上去”。为了堵住造反派的口，周恩来强调：关于“文化大革命”前的外交工作，“一切外交重大问题，都是主席亲自过问的，这样十七年来才有了外事方面的辉煌的业绩。”
点出外交工作是“主席亲自过问的”，就为造反派打倒陈毅设置了最大的路障。
整个大会，由于周恩来亲自掌握，精心布置，造反派无空子可钻，江青、陈伯达也只好在一旁静听，不便多插言，因而进行顺利，仅用了一小时三十分钟便告结束。由此，陈毅闯过了万人大会“检查”这一关，成为国务院系统被“解放”的第一位副总理。
陈毅出来工作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于二月六日批送周恩来一份电报，在这份电报中明确指出：内外有别，驻外使领馆一律不准搞“四大”（即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周恩来立即呈送毛泽东。二月七日，毛泽东即签发了这份电报，即外事口的“二七”指示，从而稳住了驻外使领馆。
陈毅如果就此顺势下台阶，以后在一些场合只讲些不痛不痒“应景”话，他的外交部长的座位该是坐得比较稳当的。陈毅自己也明白：“只要我陈毅不吭气，住在中南海是不成问题的。”
然而，陈毅毕竟是陈毅！为了顾全大局和维护党的威信，为了他和周恩来共同开创的新中国外交事业，这位铁骨铮铮与各种邪恶势力拼搏了一生的元帅，决不愿低下自己高贵的头，他还要讲话，还要仗义执言！
这就更加惹怒了江青、康生为首的“中央文革”一伙人，他们对陈毅进一步大兴问罪之师。主子一动，奴才们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外事口的各路造反派们纷纷争先恐后，一起动作，把“炮火”集中到陈毅身上。对此，周恩来不顾自己被攻击、受责难的危险，再次挺身而出，坚决顶住外事口造反派揪斗陈毅的狂潮。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一日晚至十二日凌晨，周恩来连续与外事部门造反派代表谈话，严厉批评他们近来一系列极端行径。
两天之后，周恩来得悉外语学院的一些红卫兵为“揪”斗陈毅已强行冲入外交部，又于十五日凌晨紧急约见外交部造反派及外事系统院校红卫兵代表，向他们发出警告：“你们这是犯了一个大错误，是走向了自己的反面！”并立即宣布，“我要下命令让部队开去，以加强外交部的保卫！今后，谁也不许再去冲，不管哪一派，谁去我就扣留谁！”对仍在陈毅问题上无理纠缠的造反派，他严厉斥责：“你们以为想要‘打倒，陈毅，陈毅同志就倒了？滑稽！”
这一时期，陈毅虽因“二月逆流”问题奉命“请假检讨”，但在周恩来精心安排下，他仍时常出现在一些外交场合，或陪同周恩来赴机场迎送客人，或以外交部长的身份单独接见外宾。
六月下旬，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来华进行国事访问。在一次宴会席间，与外事系统风马牛不相及的北京航空学院红卫兵组织负责人（即北京大专院校红卫兵赫赫有名的“五大领袖”之一）韩爱晶借敬酒机会对陈毅说：
“陈老总，我们喊要打倒你，不是真的要把你打倒，而是要把你‘打’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
韩爱晶算是什么东西，陈毅压根儿就看不起他，对这种讨好中夹着挑衅的语言，陈毅听罢不由得怒火中烧，瞪起了双眼。红卫兵置周恩来多次批评、警告于不顾，组成千人“揪陈大军”，拥至外交部门前“安营扎寨”，声称：不把“三反分子”陈毅交出，决不收兵。外交部周围一连数周充满喧嚣之声，严重妨碍了正常的外事活动。
八月七日，因“武汉事件”受伤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拖着伤腿“召见”外交部“革命造反派联络站”代表，听取他们关于外交部运动情况的“汇报”。对陈毅“问题”一直耿耿于怀的造反派代表，凭着他们的“直觉”，感到同这位“中央文革”成员谈话十分投机，便将其想法和不满和盘托出：我们认为，陈毅是外事口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根据其“三反”言行，属于敌我矛盾；我们的口号是：“誓与陈毅血战到底！”有关对陈毅问题的看法，我们多次与总理谈过，但现在外交部运动阻力很大。要发作之时，猛见周恩来正用眼神暗示外交场合，注意影响。于是，陈毅迅速恢复了平静，未置一词，端起酒杯向别处走去，把这位不可一世的造反派头头尴尬地晾在了一边。
几天之后，周恩来对外交部造反派宣布：
“陈毅同志现在外事工作忙，不能下去（检查）了。你们坚持批判‘错误’，我也同意，但对陈毅同志的‘问题’，我早就说过，你们可以提你们的意见，我也可以来听你们的意见，但中央对此没有做结论，你们不能强加于我。即使批判‘错误’，也必须摆事实，讲道理，不能动不动就宣布‘打倒’。”
当造反派提出要对五月间的事做“检讨”时，周恩来把手一摆，轻松地一笑：
“我不听，我不计较这些。计较这些，我还做这个工作吗？年轻人，许可你们犯错误。”
七月二十五日，就在周恩来离京赴武汉之际，外事口一些院校红卫兵置周恩来多次批评、警告于不顾，组成千人“揪陈大军”，拥至外交部门前“安营扎寨”，声称：不把“三反分子”陈毅交出，决不收兵。外交部周围一连数周充满喧嚣之声，严重妨碍了正常的外事活动。
八月七日，因“武汉事件”受伤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拖着伤腿“召见”外交部“革命造反派联络站”代表，听取他们关于外交部运动情况的“汇报”。对陈毅“问题”一直耿耿于怀的造反派代表，凭着他们的“直觉”，感到同这位“中央文革”成员谈话十分投机，便将其想法和不满和盘托出：我们认为，陈毅是外事口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根据其“三反”言行，属于敌我矛盾；我们的口号是：“誓与陈毅血战到底！”有关对陈毅问题的看法，我们多次与总理谈过，但现在外交部运动阻力很大。
因处理武汉“七二○”事件被称为英雄的王力，此时已经头脑发热，忘乎所以，马上表态：
“陈毅应该到群众中来接受批判。群众呼一呼口号有什么错误？揪陈毅大方向当然对，为什么不可以揪？他犯了错误，又不到群众中来接受批判、接受检查，就是可以揪……方法问题是次要的，不要把人家方法上的问题夸大上纲，说得那么严重！”
有了“中央文革”大员的支持，造反派们开始有恃无恐起来。接连召开“批陈”大会，百忙中的周恩来开始连续出席外事部门的“批陈”会议。他亲自到会，实际上是想以“陪斗”方式来保护自己的老战友，防止发生意外。由于外事口单位多，有时一周内要安排好几场“批判会”，周恩来实在抽不出身来，就委托中央政治局常委、副总理李富春代他出席会议，并派出自己的秘书和卫士长一同前往，以便随时了解。掌握情况。在此之前，周恩来还就会议的具体形式、方法等同造反派订下“约法三章”，即：“批判会”要以小会为主；会上不许喊“打倒”口号、挂“打倒”标语；不许有任何侮辱人格的举动，如搞变相武斗、揪人等……造反派当面都一一答应了。
然而，这些造反派并不把信用当回事，从第一次“批判会”开始，他们就出尔反尔，耍起了两面派手腕，导演了一出出撕毁协议的恶作剧：
八月七日下午一时，周恩来冒着盛夏酷暑，驱车赶到外交部小礼堂，准备出席在这里召开的小范围的“批判会”。他刚走到会场门口，便得到卫士长成元功的报告：会场内挂有一条“打倒三反分子陈毅”的大标语！已经踏上礼堂门前石阶的周恩来立刻止住脚步，当面质问会议主持人：
“昨天说得好好的，已经达成‘协议’了嘛，你们还这样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