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荣桓（一九○二——一九六三），湖南衡山（今衡东）县人。一九二七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军一师一团特务连党代表，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十一师三十一团营党代表，第二纵队党代表，红四军政治委员，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一五师政治部主任、政治委员、山东军政委员会书记，一一五师代师长兼政治委员，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书记。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民主联军副政治委员，东北军区副政治委员，东北野战军政治委员，第四野战军第一政治委员，中共中央华中局第二书记，华中军区、中南军区第一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兼总干部部管理部部长，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元帅军衔。是第一、二届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第一，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早在红军时期周恩来担任苏区中央局书记和红军总政委时，罗荣桓作为红一军团的政治部主任，就在周恩来的指挥下冲锋陷阵。罗荣桓的虑事周详，使他的建议屡屡得到周恩来的大力支持；周恩来的为国操劳，使罗荣桓经常挂念心间，并尽量为其分忧。
一、协助周恩来百万大裁军
新中国建立初期，罗荣桓担任总政治部主任和总干部部部长，工作千头万绪，都围绕着一个中心，这就是军队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
军队建设首先碰到的一个问题是精简整编。一九四九年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已发展到五百五十万人，但是除了少量海、空军和特种兵外，绝大部分是步兵。部队一方面是数量大多，与和平建设时期的形势不相适应；另一方面是单一陆军，现代化程度很低，与现代战争不相适应。因此，部队按中央要求要精简一百五十万人，使总的数量不超过四百万，这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亲自担任复员委员会主任。罗荣桓知道，这是一项十分复杂繁重的工作，周恩来工作头绪多，担子重，自己要多替他分担一些工作。他领导总政治部和总干部部会同总参谋部，从一九五○年下半年开始，就通盘筹划和领导了部队的整编和干部调配工作。为了能顺利而妥善地搞好整编复员，罗荣桓请萧华等首先组织总政机关对部队进行了调查研究。在调查中，了解到有些战士不愿复员，发牢骚说：“打仗的时候用得着我们，和平了就不要我们了。”有些老弱病残的人担心回到农村生活没有保障……但是有一些干部又认为全国解放了，该“刀枪入库，马放南山”了，准备解甲归田，过“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安定生活。
针对这些情况，罗荣桓让总政机关起草了《关于部队整编复员的政治指示》，要求各级领导机关首先要做深入的思想动员，使指战员懂得，紧缩部队编制是为了减轻人民负担，克服当前的财政困难，有利于国民经济的根本好转。同时也是为了从根本上加强军队的建设。《指示》号召广大指战员，留在部队的要做保卫祖国的好战士，转到地方的要做模范公民，在生产建设中起带头作用。
《指示》还要求在加强思想教育的同时，各级领导一定要采取对指战员对国家负责到底的态度，对每一个人都要慎重地做出适当安排，做到留者安心，走的满意，各得其所，决不能推出了事。由于方针正确，工作细致，在几个月内，罗荣桓协助周恩来领导全军顺利完成了近一百万人复员。转业的巨大工作，并为以后几年整编部队的工作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二、罗荣桓坦言建议，周恩来从谏如流
长期的革命斗争生涯，锻炼出了罗荣桓虑事周详，办事沉稳的性格，每次向中央军委提建议，不提则已，提则必是深思熟虑，切实可行。周恩来对罗荣桓也十分尊重，对于罗荣桓的意见，一向从谏如流。
一九四九年一月初，罗荣桓到达西柏坡。见到分别多年的毛泽东、周恩来等人，非常高兴。一月六日，他出席了讨论和部署向全国进军问题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了毛泽东关于形势和任务的报告，并于七日做了发言。
在发言中，罗荣桓分析了战争形势，认为结束平津和淮海战役后，再在西安、平汉路战役取得胜利，就基本上打倒了国民党，但这并不意味着战争结束。因为武汉、西安之敌可能南撤，退至两广和云贵川，需要渡江以后再打，还要做好美军干涉的准备。
他汇报了华北野战军的主要思想倾向，感到要取得全国胜利，将革命进行到底，必须破除在干部中存在的偏安思想和轻敌情绪。在大军南下的时候，要继续反对无政府、无纪律倾向，做到高度的集中统一。
为了南下作战，他建议设立铁道部，迅速修复津浦、平汉、陇海几条铁路干线，同时要修好公路网，搞好粮食运输和加工。为了便于识别，各个野战军服装颜色应该统一。他建议：在南下以后，新解放区的地方军区干部由主力抽调；地方干部则可由较近的解放区抽调，区干部不宜离家太远。
听着罗荣桓的发言，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周恩来觉得其虑细致周详，不住颔首，表示赞同。很快，罗荣桓的这些意见部得到中央的采纳。
中国人民解放军各类院校陆续兴办后，有一些政工干部给总政治部写信，希望能有一个提高政工干部政治理论水平和文化科学知识水平的场所。各大军区也纷纷要求成立政治干部学校，轮训和培养政工干部。
罗荣桓考虑，要在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新形势下，保持和发扬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做好政治工作，就必须有大批能适合军队现代化、正规化建设需要的，具有一定政治理论水平和科学文化知识的政治工作干部。培养这样的干部，像战争年代那样，仅仅依靠实际锻炼已经不够了。必须要有继承“红大”和“抗大”传统的，以培养各级政治干部为宗旨的院校。
为此，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三日，罗荣桓和傅钟、萧华向毛泽东报告说：此次整编部队，可以节余大量政治工作干部，部队中亦深感连、营政工干部质量低。为保存和提高政工干部，各大军区均要求成立一个能收五百至一千学员的政治干部学校，专门培养营、连级政工干部，并要求军委开办一轮训师、团级政工干部的高级政治干部学校。我们感到此事极为需要，待呈请审核批准。
第二天，毛泽东即签署同意。周恩来作为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军委副主席，对罗荣桓这一富有远见、对军队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的建议深表赞同，大力支持，并帮助解决各种困难。于是，在罗荣桓领导下，筹办政治学院的工作很快开始。建立了由罗荣桓任主任、萧华和政治干部部副部长王宗槐等七人参加的筹备委员会。校址定在北京西郊永定路的一片砂石地区，经过规划设计，一九五三年六月四日破土动工，并于一九五五年开学。
三、罗荣桓与苏联顾问意见相左，周恩来坚决支持罗荣桓
解放初期，为了学习苏军经验，从一九五○年开始，总政治部和总干部部都聘请了苏联顾问。
苏联顾问对解放军的政治工作建设和干部工作建设曾提出不少有益的建议。但是由于苏联军队和中国军队的发展历史、传统和特点有很大差别，苏军的政治工作和干部工作经验并不完全适用于中国军队，苏联顾问的意见也并不完全适合中国军队的实际。而他们中有的人又常常认为他们的意见是正确的，非按他们的意见做不可，这样，分歧和矛盾就不可避免了。
罗荣桓很注意处理好同苏联顾问的关系，十分尊重他们。但牵涉到工作中的是非问题，有时又非争不可。一九五○年秋天，罗荣桓便同驻总干部部的顾问在许多问题上产生了不同看法。
如关于干部的任免权限问题，苏联顾问要求实行更大的集中，即：团无任免权，师可任免排级，军任免连级，军区任免营到副团级，正团到副师级由总干部部长任免。各特种兵司令与总干部部长有同样任免权限。
罗荣桓认为，苏联顾问的意见可能是适合苏军情况的，但却并不切合中国军队的实际。中国军队干部大都是从下面生长起来的，总干部部尚不可能掌握全军的干部部情况，因此任免不能过分集中。应以团任排级，师任连级，军任营级，军区任团级为宜。师以上干部仍应由军委主席任免。总干部部长则不需要有任免权。
罗荣桓还认为，从人民军队任免干部的传统和当时的实际状况看，大军区司令员大都是中央委员或政治局委员，级别要高于特种兵司令。因此特种兵司令的任免权限不应高于大军区，而应与大军区相当或再低一级。
罗荣桓就上述问题向苏联顾问说明了中方的理由，希望他们注意中国的特点。但是那位顾问坚持己见。不得已，罗荣桓只好将情况于十月二十七日直陈毛泽东：
“以上不同意见，一时甚难说服顾问同志同意，请予批示。”
这一报告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他收到报告后，立即转给周恩来，并批示：
同意你们的意见，请周考虑在适当时机与新来军事代表一谈。
周恩来看着毛泽东的批示和罗荣桓的报告，他十分赞赏罗荣桓这种实事求是的精神，联想到战争年代罗荣桓在红军时期、山东战场、东北战场坚持实事求是的事例，周恩来不禁自言自语：“罗荣桓真是坚持实事求是的模范。”于是当即批示：
荣桓同志，请将此报告抄我一份，以便在适当时机提出。
十月十日
四、弥留之际，仍然挂念周恩来
一九六三年九月二十八日，罗荣桓因病情严重再次住进北京医院。这次不只血压不稳，心脏不好，肾功能也不行了。他以无比坚强的毅力同疾病进行着顽强的斗争。
肾功能衰竭引起尿毒症，非蛋白氮指数高达一百一十至一百二十（一般超过一百人就要昏迷）。当时医院没有人工肾的设备，只能采取腹膜透析的办法，就是向腹内注射一千毫升生理盐水，停半小时再抽出来。盐水注进去，肚子胀得像鼓一样，看的人都觉得受不了，他却一声不吭，默默地忍受着。由于尿中毒，浑身奇痒，有时把皮肤挠破了也止不住。为了止痒只好做热敷，常常烫出泡来。
在最后的日子里，罗荣桓仍然桂念着国家大事和党的工作，挂念着自己几十年患难与共的战友周恩来。在他逝世的前两天，即十二月十四日，周恩来和陈毅访问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启程后，罗荣桓问身边的同志：
“周总理他们到了没有？”
当别人告诉他已经到达开罗时，他微笑着点点头。在这一刹那，他好像完全忘掉了自己的病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