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向前，一九○一年生，原名徐象谦，字子敬。山西省五台县人，黄埔军校第二期毕业。一九二七年在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任队长，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广州起义中任工人赤卫队第六联队长。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工农革命军第四师第十团党代表、师长，红四军参谋长、军队，红四方面军总指挥，红军右路军总指挥，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九师副师长，八路军第一纵队司令员，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司令员兼参谋长，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代校长。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冀鲁豫军区副司令员，华北军区副司令员兼第一兵团（后改为第十八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元帅军衔，第三、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九、十届中央委员，第十一、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黄埔军校，周恩来领导的朝气蓬勃的政治工作，奠定了徐向前参加革命的思想基础，并使他对周恩来产生了敬仰之情。长征路上，听说周恩来病重，徐向前立即设法搞来牛肉干送去，这在当时可说是十分难得的补品。西路军失败，徐向前单枪匹马返回陕西，周恩来得悉，即从西安赶到云阳远道迎接。其后，他们一起下太原、上五台，共同做阎锡山的统战工作。“文革”狂潮骤起，周恩来又借助毛泽东的巨大威望，巧妙地保护徐向前免遭林彪一伙的毒手。
一、命徐向前任副军长
一九二四年五月，徐向前考取了黄埔军校第一期，从此开始了他的军事生涯。这年十一月，周恩来担任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二十六岁的周恩来一到任，立刻根据中共党组织的指示，大力开展政治工作，宣传共产主义思想和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使黄埔军校的政治工作出现了蓬蓬勃勃的局面。徐向前在回顾这段军校生活时说：
“在周恩来主持下，军校的政治工作相当活跃，革命性、战斗性很强，有力地激发了师生的革命热忱。”
周恩来到任不久，就指导成立了黄埔军校青年军人联合会，成为团结青年军人探讨革命的核心组织。徐向前积极参加，成为该组织的骨干成员。
一九二五年一月十五日，广东革命政府发表《东征宣言》，决定讨伐广东军阀陈炯明。周恩来作为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随军东征。此时徐向前已经毕业，留在入伍生队任排长，参加东征。东征中，军校的政治工作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取得了巨大成功，周恩来由此在国共两党内、特别在黄埔师生中受到广泛的尊敬。
作为排长的徐向前，很少与周恩来直接接触，但他从周恩来的演讲中，在斗争实践中认识了这位中国革命的杰出人物。正是周恩来在黄埔军校传播的共产主义思想，对徐向前的一生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九二五年，徐向前告别黄埔，于一九二七年三月加入中国共产党。这年四五月间，在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任队长的徐向前又见到了周恩来。这一天，徐向前接党内通知、要他到蛇山西面的粮道街开会。到了会场，只见周恩来端坐在主席台上，不由得十分高兴。这天，周恩来在会议上作主报告。
这是徐向前入党后第一次参加党的重要会议，听得特别认真。他又一次听到了周恩来那熟悉的声音，又一次看到了他那讲话时常常挥动的臂膀。蒋介石唆使夏斗寅偷袭武汉，形势十分危急，但周恩来非常沉着坚定，他号召大家行动起来，打垮国民党反动军阀的进攻，保卫武汉。徐向前从周恩来的演说中受到了极大的鼓舞。
会后，武汉军校组成独立师，配合叶挺的二十四师作战。徐向前率领学生军，一边行军一边教练。学生军热情很高，作战勇敢，在武汉以西的桃花镇，将“川老鼠”范绍曾部和杨森第九师打垮。叶挺部也在纸坊将夏斗寅部打垮。革命军胜利返回武汉。
徐向前于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参加广州起义后，随起义部队进军海陆丰，与彭湃会合，坚持了东江的游击战争，成为红四师的师长、游击战争的主要领导人。一九二八年底，徐向前奉命离开东江，一九二九年五月到达上海，不久被派到鄂东北领导军事斗争。
一九三○年三月，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在上海召开会议，为统一鄂豫边、豫东南、皖西三块革命根据地的领导，决定成立鄂豫皖特区，在湖北省委领导下建立鄂豫皖特委，郭述申为特委书记，徐向前为特委委员。上海会议还作出了《中央关于成立红一军及军事工作的指示》。决定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红军统一编为红一军。并决定由黄埔第一期学生许继慎任军长，徐向前往副军长。
徐向前没有辜负周恩来的期望，率部驰骋于大别山区，创建了红四方面军并任总指挥。后来又率部创建了川陕革命根据地。
二、徐向前大难不死归来，周恩来远道百里迎接
一九三六年底至一九三七年春，徐向前奉命率部西征。由于种种原因，西征失败。徐向前经过一个月的艰苦奔波，于四月下旬的一天，在一个叫小屯的地方，遇上了带侦察分队执行任务的红四军参谋长耿飙，被迎到了司令部。
一九三七年四月三十日，刘伯承派人把徐向前接到援西军总部镇原。老战友相见，悲喜交集。任弼时、张浩和杨奇清等也都赶来了，大家就像庆贺打了胜仗一样，欢迎徐向前的归来。当天，刘伯承向中央军委发了电报：“我们的徐向前同志已于今日十九时到达援西军司令部。”同时电告了彭德怀和周恩来。
五月二十日，周恩来从西安专程赶到云阳看望徐向前。这时周恩来已经剃去了长胡须，显得神采飞扬，格外年轻。徐向前和周恩来从一九二四年在黄埔军校相识，十多年来几次相聚又分别。这次见面，分外亲切，周恩来对徐向前嘘寒问暖，照顾得无微不至。接着是互相就形势问题进行长谈。徐向前关心大局，谈话的主题是西安事变后的局势发展，是抗日民族战争的前途与战略。
徐向前急于去延安向毛泽东等中央领导汇报，因牙疾发作，周恩来和彭德怀、任弼时都让他到西安去治疗。于是便随周恩来一起去了西安。
临行前，他把身上带的十多个金戒指交给了彭德怀，说：
“这是从石窝下山时，组织分给我做路费用的，路上只用了两个，剩下这些，我用不着了，全部缴公。”
在西安，徐向前住在红军驻西安联络处。这个联络处，是西安事变发生不久设立的，在北新街七贤庄一号院。林伯渠、谢觉哉都在这里。他们和周恩来一样，也都十分关心徐向前和西路军失散人员的命运，想方设法营救被俘的指战员。在联络处，徐向前还见到了陈赓和宣侠父。
在徐向前到西安之前，他的消息一直没有对外公开，为的是要国民党允许红军派部队到黄河沿岸接回徐向前、陈昌浩和他们率领的部队。徐向前到西安时，国并合作已有了新的进展。五月间，国共双方组织了一个考察团，红军参谋长叶剑英和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顾祝同（又是重庆行营主任兼西安行营主任）为负责人，准备到陕北、陇东红军驻地考察。借这个机会，周恩来安排徐向前参加考察团，成为二十八个成员之一，以便公开露面，并利用黄埔生在国民党军界受重视的条件，做抗日统战工作。
消息一公开，立即震动了国民党各界，顾祝同抢先会见并宴请了徐向前。在黄埔军校时，徐向前是第一期第一队的学员，顾祝同是教官。他讲课不大受欢迎，曾有一次发生过被学生轰下讲台的事。当时徐向前就在场。这次见面，徐向前避而不提黄埔军校的注事，而把话题转到抗日上，问：
“顾主任对抗战有何打算？”
顾祝同抬起头，看看徐向前，说：
“我想先听听徐将军的高见。”
徐向前语调平和地说：
“我没什么高见。当今之大计，莫过于民族独立；实现民族独立，莫过于民族团结；若要民族团结，首先国共两党要真诚合作。”
徐向前停了一下，又说：
“我赞成国共合作，拥护蒋委员长抗战到底。要把民众发动起来，让全国人民都投入到抗战中去，胜利就一定是我们的！”
徐向前有点激动，到后来声音高了一点。可是顾祝同听到“拥护蒋委员长”这几个字时，眼睛里闪出了一道光；当听到“要把民众发动起来”时却神情黯然。徐向前后来说，他们就是对群众不感兴趣，你一讲发动群众，他就听不进去。国民党输给共产党就是因为他们脱离了人民，失掉了群众。
徐向前在西安公开露面之后，没有随考察团去考察，在治好了牙病后，于六月十八日同周恩来一道飞向延安。
行前，周恩来安排了两架国民党军队的教练机。这种飞机，一架只能搭乘一人。周恩来乘坐的一架先起飞；徐向前乘坐的一架后起飞。飞机在巨大的轰鸣声中拔地而起。起飞不久，周恩来坐的前面那架就没了影儿，前后失去了联络。徐向前是第一次坐飞机，舱内发动机的轰鸣声很大，驾驶员问他活，他完全听不清，结果，驾驶员写了个条子问：“我们飞到了什么地方？”这可把徐向前问住了。他没到过陕北，说不清到了什么地方。过了一会儿，看到下面有一条河，他判断可能是洛河，就让驾驶员顺河而上，没多长时间，看到一个飞机场，正是延安。他们于上午十一时三十分从西安起飞，下午三时才到，在空中转了三个半小时。
徐向前一走下飞机，忙问周副主席到了没有，接的入说还没有到，徐向前不禁大吃一惊，说：“这下可糟了！”因为他已经领教过了，驾驶员辨别航向的能力太差。这时接机的人也着急起来，担心周副主席出事。徐向前进到延安城里，立即又打听周恩来的情况，这时才有电报来，说周恩来乘的那架飞机迷失方向，油不够，又转回西安去了。
直到这时，徐向前悬着的心才算放了下来。
三、“咱们一起做阎老西的工作”
一九三七年八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洛川召开扩大会议，徐向前参加了会议，会议一结束，毛泽东就对徐向前说：
“你这个山西人，和阎锡山是老乡，下一步，你跟恩来一块下一趟山西，去太原做做阎老西的工作。”
和周恩来一道去，徐向前当然高兴，愉快地接受了这个使命。徐向前与阎锡山不仅是五台同乡，他还在阎锡山办的国民师范上过学，阎军中有许多军官是他的同学。这对谈判抗日、争取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一些有利条件。
周恩来已先期到达西安。徐向前与朱德由洛川乘卡车出发，冒雨赶路，半路卡车抛了锚，下车推了一段，弄得满身是泥。还是不行，只好弃车步行。先到了贺龙的指挥部，遇到了林彪、聂荣臻，次日同行，过渭河，在渭南乘火车去西安，与周恩来会台。
周恩来看到徐向前到来，十分高兴，说：
“你熟悉山西情况，咱们一块去做阎老西的工作。”
而后，他们一起乘蒋鼎文安排的专车到潼关，过黄河到风陵渡。阎锡山派的上校秘书梁化之带着两节专列火车来迎接。阎锡山搞独立王国，到山西境内必须换乘他的窄轨列车才行。
抵太原后，梁化之根据阎锡山的交代，想安排周恩来一行住绥靖公署的高级官馆，被周恩来谢绝了。周恩来对徐向前等人说：
“这里出出进进都是阎锡山的人，我们谈事情不方便，还是搬到彭雪枫那里住吧！”
彭雪枫是一九三六年中共派到阎锡山处的联络代表。红军改编后，成为八路军驻晋办事处的负责人。
工作稍事安顿，周恩来、彭德怀、徐向前、彭雪枫一起去岭口行营见阎锡山。阎锡山正为日寇逼近太原发愁，对周恩来一行的到来，表现出很高的热情，想借助八路军的兵力为他挡日寇。阎锡山对徐向前这位同乡，这位当年的学生更是刮目相看了，他更想借国共合作之机，把徐向前拉到他这一边去。他对部下说，“徐向前缺粮少弹，蒋介石剿了他几年，都没有剿垮，你们要多加留意。”甚至还谈到，“政治上依靠薄一波，军事上依靠徐向前。”阎锡山有他的如意算盘，他对部下说，“抗日要准备联日，联共要准备剿共。”
周恩来对阎锡山的如意算盘当然不会不知道，但为了推动他抗日，仍对他表面上主张的“联共”态度和“守土抗战”主张，给予积极的评价。同时也对他提出希望：
“希望百川先生不负国人期望，履行诺言，与我们合作抗战到底。我们共产党主张建立各党各派各界人士的共同联盟。要让山西人不当亡国奴，只有联合起来，发动民众共同抗战。”
土，在太原，徐向前配合周恩来，夜以继日地工作，会见各界人士，利用一切机会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太原国民师范是徐向前的母校，他就陪周恩来去做讲演。周恩来讲了两个多小时，强调各界一致团结对外，反对西太后的“宁赠友邦，勿予家奴”的思想，号召有人出人，有钱出钱，有枪出枪。徐向前还利用同乡关系到阎锡山的机关里去做讲演，还到太原教育公会自省堂给平津流亡学生讲话。并抽暇会见一些开明士绅和新闻记者，向他们做抗日统战工作。
由于周恩来、徐向前等人卓有成效的工作，八路军得以顺利开赴山西抗日前线，徐向前则更领略了周恩来高超的谈判艺术。
四、战友情深
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周恩来与徐向前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这种友谊，表现在为共同的理想而奋斗方面，也表现在生活上的互相关心方面。
一九三四年六月，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四川的懋功地区会师。在这里，周恩来和徐向前又相见了。对周恩来，徐向前有一种故人相见之感。周恩来看到这位少言寡语的黄埔生，竟成了使敌人闻风丧胆的红四方面军的总指挥，感到无限欣慰。
不久，中共中央在芦花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徐向前就军事工作发了言。他汇报了红四方面军的特点，分析了敌情，表示坚决听从中央指挥，周恩来在发言中认为红四方面军撤出鄂豫皖是不对的。撤出通南巴是为了迎接中央红军，是正确的。他充分肯定了红四方面军的长处，指出，红四方面军是有胜利信心，执行命令坚决，遵守纪律，又能动员群众的部队，并说，这些长处是红四方面军取得胜利的条件。
周恩来实事求是和中肯的分析，使徐向前十分佩服，并从中受到很大的鼓舞。
不久，周恩来患病，发起高烧。徐向前得知后很是关心，也十分着急。他经常询问周恩来的病情，并设法搞了一点牛肉干送去。在荒无人烟的川西草原，一袋青稞面可以救人一命，牛肉干算是最好的补品了。由此可以看出他对周恩来的深厚感情。
解放后，周恩来日理万机，但仍然关心着徐向前。一九五○年，徐向前生病未愈。有一天，他去中南海参加会议。到后即坐在会议厅的后排，周恩来进来后，扫视了一下会场，指着身边一张空着的沙发说：
“向前同志，你是病人，来，换个座位！”
在场的人都为周恩来无微不至地关怀别人而深深感动。
一九五一年，徐向前身体刚刚恢复，就肩负着毛泽东和周恩来的重托，率兵工代表团访问苏联，商谈抗美援朝急需武器装备的订货和建设我国兵工工业问题。代表团的工作日程徐向前都向周恩来报告，再由周恩来报告毛泽东。徐向前在莫斯科经过四个月的艰苦谈判，圆满完成了中央赋予的任务。
十月，徐向前结束了苏联之行，率代表团由莫斯科回国，十一月六日，进入满洲里，在列车上举行酒会，庆祝“十月革命节”。
由于长时间的疲劳，徐向前身体素质下降，感冒发烧，肋膜炎复发，住进了长春空军医院。周恩来得知后，当即派卫生部副部长、著名医学专家傅连暲率医疗组乘专机到达长春，将徐向前接回北京治疗。
五、周恩来面授对付造反派机宜：“务听少说，多问少答”
一个人在危难的时候，更感到友谊的重要。徐向前忘不了“文化大革命”艰难岁月中周恩来对他的关怀和爱护。一九六七年一月，徐向前由毛泽东提名，出任全军“文革”小组组长。徐向前深感力难胜任，几次推辞不准才接受下来。一月十一日，周恩来在全军“文革”小组名单上批示：“军委通过，中央批准。”徐向前走马上任，面对全国和军队的混乱局面，他忧心如焚，对于造反派无休止的纠缠，常常发火，头疼症也频繁发作。
周恩来得知情况后，十分关心地对他说：
“和他们（指造反派）打交道，你要掌握八个字，就是‘多听少说，多问少答’。”
徐向前上任一个多月，和其他老帅一起，“大闹京西宾馆”和“大闹怀仁堂”，与林彪、江青一伙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结果被林彪、江青一伙恶人先告状，告到了毛泽东那里。
毛泽东虽然批评了徐向前等人，但并不宣布打倒，而且在五一节时还让他们上天安门城楼。这一下就激怒了林彪、江青一伙，加紧了他们迫害老帅们的步伐。他们把怀仁堂事件诬蔑为反党事件，诬蔑为“二月逆流”。徐向前作为打头炮的人，连连受到批判，三次被抄家。
一九六七年武汉发生“七二○”事件后，徐向前又被诬蔑为武汉事件的“黑后台”，陈再道的“黑后台”。七月二十九日，清华大学造反派抄了徐向前的家，强行拿走了文件。书信和照片。
周恩来闻讯后立即批示：（一）所进人员全部撤走；（二）保证徐向前及其家属子女和工作人员的安全；（三）东西一件不准拿走，已抢走的文件柜和材料，责成卫戍区到清华大学全部追回。
由于周恩来这三条指示，徐向前的家属和工作人员才从危难中得到解脱，被抄走的文件、资料和信件，才陆续找了回来。
一九六七年八一建军节，是人民解放军建军四十周年，作为人民解放军的元帅，徐向前希望出席纪念建军节的招待会，借此机会看一看危难中的战友。可是会不会要他这个“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的“二月逆流”的成员到会呢？
也就在此时，周恩来正在为元帅们出席招待会和林彪、江青一伙进行着斗争。七月三十一日，出席招待会的名单，整整讨论了一个下午，争论不休；林彪、江青一伙对老帅们出席持反对态度。周恩来只好去请示毛泽东最后决定。周恩来请叶剑英通知徐向前，做好出席招待会的准备。叶剑英还带着理发员为徐向前理了发。
刚刚理好发，周恩来就打来电话说：“毛主席指示，今天的招待会，朱德要出席，徐向前要出席，韩先楚也要出席。”
为了避免发生意外，周恩来还亲自布置有关部门，选定了徐向前从西山到人民大会堂的行车路线，并对沿线布置了警卫。
徐向前乘车离开住处后，周恩来又亲自打电话问黄杰：
“徐帅走了没有？”
听到周恩来亲切的声音，黄杰竟激动得说不出话来，只报告说：“已经走了……”就再也没有说下去了。
周恩来理解黄杰的心情，安慰她说：
“你和徐帅要保重啊！”接着，周恩来又亲自到大会堂门口迎接徐向前。在困难的时刻，周恩来为徐向前夫妇送来了温暖。这使他们终生难忘。
六、借助主席护徐帅
林彪、江青一伙对老帅们的批判步步升级，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又掀起了高潮。黄永胜在总参谋部布置批判几位老帅，并发动者帅们办公室的工作人员，组织揭发批判，要求和老帅划清界线。徐向前办公室党支部不敢违背黄永胜的旨意，写了报告，请示批判徐向前和他的夫人黄杰。
周恩来看到报告后，不禁皱起了眉头，但他知道黄永胜所作所为的后台是林彪，便在报告上批示：“不要搞得过于紧张。”并当即转呈毛泽东。这正是周恩来的高明之处，因为他知道，毛泽东虽然批评了老帅，但并不主张打倒老帅。只要毛泽东批示予以保护，林彪、黄永胜一伙即使有斗胆也不敢公然违抗。果然，一九六九年一月三日，毛泽东亲笔做了批示：“所有与‘二月逆流’有关的老同志及其家属都不要批判，要和他们搞好关系。”
由于周恩来的保护，由于毛泽东的批示，再一次挽救了徐向前。
林彪自我爆炸后，徐向前从疏散地开封返回北京。从一九七二年到一九七四年他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承担了接待西哈努克亲王的任务。一九七三年十一月二日，徐向前和黄杰专程到广州迎接西哈努克亲王的母亲哥沙曼王后。周恩来在北京车站迎接，远远地看到黄杰，他问身边的人：
“那个妇女是准？”
工作人员说：
“是徐帅的夫人黄杰。”
周恩来听后哈哈大笑，说：
“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啦。”
据周恩来身边的工作人员说，周总理很长时间没有这样笑过了。
一九七三年五月，徐向前受周恩来委托，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恃使，出访斯里兰卡，出席中国援建的班达拉奈克国际会议大厦落成典礼。七月，又根据周恩来指示，率高级军事代表团访问阿尔巴尼亚，表达了加强团结，维护中阿友谊的愿望。同时，徐向前还协助总理接待了一些国家来访的元首。“总理太累了，”徐向前常常这样想，“能为总理分担的，就尽力分担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