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全国知识分子名副其实的‘老总’”——周恩来与聂荣臻
聂荣臻（一八九九——一九九二），四川省江津县人。一九一九年赴法国勤工俭学。一九二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四年赴苏联学习。一九二五年回国后，任黄埔军校政治部秘书兼政治教官，中共广东区委军委特派员，中共湖北省委军委书记。一九二七年任中共前敌军委书记，南昌起义军第十一军党代表，同年参与领导广州起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一军团政治委员，中央红军先遣队政治委员，参加了长证。抗日战争时期，任人路军一一五师副师长、政治委员，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书记。解放战争时期。任华北军区司令员，平津卫戍区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北京市市长，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代总参谋长，国务院副总理兼中央科学小组组长，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国防科委主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元帅军衔。是第四、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九、十届中央委员，第十一、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一九二一年，在法国的聂荣臻听到了一个响亮的名字：周恩来。从此，在法国巴黎、黄埔军校、南昌城头、黄浦江边、中央苏区、长征路上、延水河畔、西柏坡村、中南海里，留下了他们共举大事、共谋宏图的坚实脚印和身影，留下了生死与共的战友深情，也留下了他们两个家庭激动人心的友谊佳活。
一、相识在巴黎
本世纪二十年代，在中国青年学生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中，涌现了一批著名的共产党人，周恩来和聂荣臻便是其中杰出的代表人物。
一九二○年一月二十四日，二十一岁的聂荣臻到达法国，开始了留法勤工俭学的历程。一九二○年十二月，周恩来到达法国。他在勤工俭学学生中有很大影响，聂荣臻早闻其名，希望早日结识周恩来。
一九二二年三月以后，周恩来与赵世炎等同志一起，致力于建党建团活动。他是位讲求实际的人，对任何事情决不盲从。在欧洲一年多的时间里，对各种社会思潮做了反复比较。开始，他曾密切注意过无政府主义的思潮动向，对这派学生浪漫主义的革命热情，有过某种同情，以后逐渐认识到，无政府主义想抛弃一切束缚，要求“彻底的自由解放”，这在阶级社会中，纯属空想。经过比较，觉得只有以苏联“十月革命”为榜样，才能解决人类和中国求解放的问题。一九二一年，他确定了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并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二年春天，他在德国与几位同志商量，勤工俭学学生绝大部分是青年人，其中许多人革命热情很高，有建立共产主义青年组织的基础，从团结教育青年方面讲，也有这个必要。于是，他就写信给赵世炎，请他出面筹备。在赵世炎、周恩来等努力下，一九二二年六月，召开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即后来的旅欧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大会。一九二二年八月，聂荣臻加入“少共”组织。不久，刘伯坚告诉聂荣臻，周恩来等倡议，需要筹一笔钱做路费，赶紧派人回国，与团中央取得联系，接受领导，以加强团的活动。虽然大家当时生活上都很困难，经济拮据，还是凑了一笔款子，由李维汉带信回到国内，终于与团中央取得了联系。此时，陈独秀正在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的会议，他去信说，不宜叫“少年共产党”，应改称青年团。聂荣臻等人建议，“少共”改称“共产主义青年团”，附属于国内青年团，获得团中央批准。当周恩夹在一九二三年二月“少共”临时代表大会上宣布与国内取得联系的喜讯时，大家都非常高兴。
在“少共”第一次代表大会上，选举赵世炎为书记，周恩来为宣传委员，李维汉为组织委员。一九二三年二月，由于赵世炎要去莫斯科学习，周恩来接替他任书记。从此，周恩来一直是中国共产党和青年团旅欧组织的主要领导人，聂荣臻在他的领导下，做了大量的工作。旅欧勤工俭学学生和华工中的党团活动，是中国共产党初期建党建团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周恩来和聂荣臻在这方面都做出了重要贡献。
一九二三年二月，在巴黎举行的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临时代表大会上，聂荣臻与周恩来第一次接触。周恩来英姿勃勃，待人亲切，讲活精辟，思路敏捷，充满朝气，给聂荣臻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是年夏天，聂荣臻在德国柏林又见到了周恩来。七月，聂荣臻放弃在比利时沙洛瓦劳动大学的学习，回到巴黎，在周恩来的领导下，担任旅欧共青团训练部副主任、执行委员会委员，以主要精力从事共产主义青年团的训练工作，经常与周恩来接触，互相之间了解就更多了。
周恩来到法国后，主要是考察工人运动和学生运动，以记者身份给天津《益世报》写通讯，靠稿费作为革命活动的经费，可以说是位职业革命家。早在国内，周恩来就参加了五四运动和其他进步学生运动，已经成为有强烈社会革命愿望的青年领袖，周恩来到欧洲后，与一般勤工俭学学生不一样，并没有进工厂做工。是揭露帝国主义的垂死性和共产主义的必然性，肯定只有共产主义才能救中国。用以批驳国家主义派的反动论点。周恩来在上面发表的《共产主义与中国》一文，在旅欧勤工俭学学生和华工中影响很大，也给了聂荣臻以很大的影响和教育。一九二四年一月，国共两党在国内正式合作，为适应高涨的革命形势，进行有效的宣传，旅欧党团组织决定改《少年》为《赤光》。无论是《少年》还是《赤光》，文章都短小精悍，笔锋犀利，具有强烈的战斗性，周恩来在归国前，一直主持《赤光》的工作，他为《赤光》撰写的文章最多，内容也最深刻，最有分量。
《少年》和《赤光》的编辑部，设在巴黎南部第十三区戈德弗鲁瓦街十七号一座三层楼旅馆的一个很小的房间里。这里既是旅欧支部的所在地，也是周恩来旅居巴黎时一直居住的地方。党团组织的事情，都在这里办理。八十年代，法国政府在这里挂了牌子，以纪念周恩来。聂荣臻从电视上看到了这间小屋子，想起过去在那里的睁峰岁月，想起和周恩来的友谊感到特别亲切。
当时无政府主义在青年中影响比较大，因此，大家第一个沦战的目标，就对准了无政府主义派。周恩来在《共产主义与中国》等文章中，都着重批判了无政府主义。他说，离开了阶级斗争，高唱真善美，要求绝对自由，反对一切组织和纪律等，是一种反马克思主义的反动思潮，根本行不通，对青年毒害很大，要革命必要走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除了写文章外，周恩来还经常作为团组织的代表，与无政府主义派进行面对面的辩论。周恩来立场坚定，才思过人，口才雄辩，说理透彻。协助周恩来工作的聂荣臻，每每看到周恩来把对方批驳得哑口无言，甚至有的还为他的演说鼓掌，真为自己遇到这样才华横溢的好领导而高兴。由于周恩来的领导和聂荣臻等人的努力，到一九二三年底，无政府主义派终于瓦解了，其中一部分人还转到了马克思主义方面，像陈延年、陈乔年的转变，就是典型的例子。
瓦解了无政府主义派以后，周恩来紧接着领导聂荣臻他们向以曾倚、李磺为首的国家主义派展开进攻。国家主义派是勤工俭学学生中的主要右派，他们以“爱国主义”为幌子，极力鼓吹反苏反共，反对建立反帝反封建的爱国统一战线和国际统一战线，污蔑周恩来、聂荣臻他们搞统一战线是假，要吞并国民党赤化全中国是真。针对国家主义派的谬论，周恩来在文章中，聂荣臻在说理斗争中，反复举例说明，苏联和共产国际是支持各国的民族、民主革命的，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是为了共同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他说，我们的第一步，是搞革命的三民主义，“打破私有制”、“无产阶级专政”是走完前面第一步以后的问题，像人走路一样，没有走完第一步，是不可能走第二步的。局恩来的上述论点，驳得国家主义派理屈词穷，其中有些人有所觉悟，改变了立场。但曾琦、李璜之流十分顽固，组织了“中国青年党”与之对抗，而且后来把这种论战带到了国内。当然，中国革命的进程，给他们做了历史结论。
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国共合作开始后，旅欧党、团组织也相应做出决定，一九二三年六月，八十余名旅欧团员均以个人身份参加了国民党。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国民党旅欧支部成立时，周恩来当选为执行部总务主任，李富春当选为宣传主任。一九二四年一月，国民党驻巴黎通讯处成立，选举聂荣臻为通讯处处长。
周恩来在法国的生活十分艰苦。他住在巴黎南部戈德弗鲁瓦街十七号一家小旅馆里，真可谓身居斗室，惟一的一间住房不到十平方米。这里既是他的住所、又是党组织办刊物和进行党团活动的中心。人多了，实在坐不下，就只好到附近的一家咖啡馆活动。每当聂荣臻到周恩来那里，总见他不是在找人谈话，就是在伏案奋笔疾书。吃饭常常是几片面包、一碟蔬菜，有时连蔬菜也没有，只有面包就着开水吃。
当大家确定了共产主义信念以后，都更加关心国内的政治形势，日夜思念着在黑暗中痛苦挣扎的祖国人民，向往能尽快回国参加革命斗争。一九二四年六月，周恩来接到国内党组织的通知，要他回国工作，他真是高兴极了。
聂荣臻也为周恩来高兴，他决定在自己的住处为周恩来送行。
这一天，巴黎的阳光十分明媚，聂荣臻兴冲冲地买来了葡萄酒，并邀约了几位朋友作陪，与周恩来一起开怀畅饮。
周恩来端起酒杯一饮而尽，感谢聂荣臻的盛意，嘱咐道：
“我回国后，你们在这里的工作担子更重，要团结同志，好好工作，多学点马克思主义理论，等待国内通知，争取早日回国参加革命斗争。”
别国四载，聂荣臻无时不在关心着国内的斗争情况，也想早日回国，以十分羡慕的眼光看着周恩来，并表达了自己早日回国的愿望：
“希望回国后，还能在恩来的领导下工作。”
周恩来十分高兴，举杯提议：
“为国内相见干杯！”
“为国内相见干杯！”聂荣臻等人同声应道。
由于高兴，颇有点酒量的周恩来以及聂荣臻都微微醉了，大家尽兴而散。
大革命时期，聂荣臻与周恩来先后在广州、上海、武汉等地一起工作。
二、聂荣臻：如果按恩来的意见办，当时的中国革命就可能是另外一种局面
一九二五年九月，聂荣臻由苏联回国，经上海到达广州，在广东区党委见到了周恩来。此时，周恩来担任广东区区党委军事部长、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第一军政治部主任兼一师党代表，佩带少将军衔。阔别一年，战友重逢，倍感亲切。各自倾诉着别离后工作情况和互相思念，周恩来告诉聂荣臻：
“我自今年二月份起进行东征，率部讨伐陈炯明，打了几个月仗，把陈炯明的军队赶出了东江地区。六月，为讨伐军阀刘震寰、杨希闵叛乱，又回师广州。因为黄埔学生军觉悟高，纪律好，所到之处，各界群众热诚欢迎，大力支持，所以东征和镇压刘、杨叛乱的作战，都很顺利。”
但廖仲悄被刺，国民党右派极力阻挠革命，使革命阵线不能同心协力，共同对付帝国主义和军阀势力，周恩来又显得忧心忡忡。说：陈炯明趁东征军回师之机，又卷土重来，霸占东江，因此正忙于组织第二次东征。
十月初，第二次东征开始，周恩来又担任了东征军的领导工作。东征军的主力，仍然是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其中有大批黄埔学生参加，所以，黄埔师生人人都在关心着第二次东征的动向，聂荣臻也一样。由于周恩来组织了强有力的政治工作，使东征军仍然所向披靡。十月中旬的惠州之役，陈炯明以精锐部队凭坚固守，两天未能攻克，蒋介石动摇了，想放弃攻城。由于周恩来坚持，并直接参与指挥，在东征军、特别是黄埔学生前仆后继的浴血奋战下，终于攻克惠州，歼灭了陈炯明主力，为第二次东征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基础。到十一月中旬，第二次东征胜利结束。下旬，周恩来被任命为东江地区行政委员，在那里建立政权，革新政治，组织群众团体等，同样成绩卓著。聂荣臻听了这些喜讯，真为周恩来高兴。
两次东征，周恩来都做出了重大贡献，再次表现了他出类拔萃的组织领导才能。
聂荣臻到黄埔军校，在周恩来的安排下，被任命为政治部秘书兼政治教官。周恩来指示聂荣臻，在工作中要利用一切机会，积极开展党团活动。周恩来说：
“蒋介石要限制我们，我们就要教育党团员，开展各种活动，争取进步青年，以反对他的限制。”
黄埔有党团领导小组，由鲁易（当时是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负责，以后由熊雄负责。聂荣臻去后，周恩来要聂荣臻作为领导小组成员之一配合鲁易在学生中发展党团员，壮大左派力量，削弱右派势力。
周恩来还向聂荣臻介绍了左派“青年军人联合会”与右派“孙文主义学会”的斗争情况，要他们和鲁易等人积极指导“青年军人联合会”。聂荣臻和鲁易、熊雄等人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精神工作，由于指导思想明确，又有周恩来过去在黄埔的工作基础和重要影响，所以工作开展得比较顺利，各方面都取得了成绩。
当时的黄埔军校，为北伐培养了大批军官。这其中，周恩来以及聂荣臻等人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蒋介石是极端看重军权的。在他看来，共产党所进行的工作，是在挖他的墙脚，所以非常仇视。
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蒋介石对中国共产党施展了第一个大阴谋，制造了“中山舰事件”。这一天，聂荣臻和其他一些共产党员，被突然扣留在中山舰上，周恩来被软禁在造市厂。经过我党的交涉，蒋介石自感羽毛未丰，慑于左派势力强大，不得不于当天释放了他们。
聂荣臻获释后，立即来到区党委，陆续等到了陈延年、周恩来。黄锦辉等，当他看到周恩来安然无恙时，心中才松了一口气。大家在一起议论，无不义愤填膺，一致主张给蒋介石以反击。周恩来做了具体分析，他说：
“二月份蒋介石驱逐了一名左派师长，就有反共苗头，他曾向组织报告过，但没有引起重视。现在的情况是，国民革命军六个军中，只有第一军是直属蒋介石指挥的，其他五个军都不会听他的，有的还想乘机搞掉蒋介石。而在第一军的三个师中，有两个师的党代表是共产党员，九个团的党代表，我党占了七个，团长中有金佛庄、郭俊是共产党员，营以下各级军官和部队中的共产党员也不少，至于同情左派的革命力量就更大了，第一军又是黄埔军校教导团的底子，党的传统影响很大，我们是完全有能力反击蒋介石的。”
聂荣臻非常同意周恩来的分析，坚决主张向国民党右派进行反击。
同时，不少人也感到，把蒋介石搞下台，其他几个军长同样是些军阀，只要革命侵犯到他们的利益，他们也是会反共反人民的。
周恩来组织观念极强，说，究竟怎么处理，要由党中央决定。大家在紧张中等待中央的决策。过了几天，周恩来向军委的几个同志传达，说陈独秀决定向蒋介石让步。于是，共产党员退出第一军。
聂荣臻后来回忆说：“中山舰事件”无疑是中国共产党的一次重大挫折。但周恩来在这一事件中的头脑是清醒的，立场是正确的，如果按恩来的意见办，当时的中国革命，就可能是另外一种局面。
“中山舰事件”后，周恩来被蒋介石免去了在第一军的职务，聂荣臻被蒋介石免去了在黄埔军校的职务。这样，聂荣臻就在周恩来领导下，专门从事区党委军委的工作。不久，军委以主要精力为北伐战争做准备。
一九二六年五月，叶挺独立团作为北伐军先遣队途经广州，周恩来要聂荣臻跟他一起去独立团，并召开了连以上党员干部会议。会上，周恩来讲话，分析了形势，指明了任务，他要求共产党员身先士卒，使独立团完成好北伐先锋的光荣使命。并且用“饮马长江”的豪言壮语鼓励大家。叶挺领导的独立团，后来在北伐中做出了特殊贡献，被誉为“铁军”。这期间，周恩来还常召集各部队的共产党员布置北伐任务，并作为区党委军委负责人，协助苏联军事顾问加仑将军制定了北伐蓝图。
七月，震撼整个中国的北伐战争开始了。周恩来通知聂荣臻：区党委决定聂荣臻做军委特派员，到北伐军中从事联络工作，沟通区党委、各地党组织与北伐军中党员之间的关系。
聂荣臻立即进行准备，争取尽早出发。原定聂荣臻由陆路北上，就在将要出发时，周恩来获悉，粤北、湘南霍乱流行，立即决定聂荣臻改道上海、武汉、岳阳经水路秘密赶赴长沙，与北伐军会台，并要聂荣臻经过上海时向中央军委汇报北伐计划。
聂荣臻按照周恩来的指示积极工作，出色地完成了周恩来交给的任务，为北伐做出了贡献。
一九二七年三月，周恩来与赵世炎、罗亦农等一起，成功地领导了著名的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不久，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血腥屠杀了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中共中央命聂荣臻和李立三立即赶到上海，了解情况，帮助处理善后事宜。他们到上海后，很快找到周恩来，在赵世炎家中碰头开了会。会上，周恩来沉着冷静地分析了形势，提出了应变措施。聂荣臻向他转达了中央意图：要聂荣臻帮助他整理工人赤卫队，以减少损失。周恩来表示同意。于是他们共同拟定了计划，将工人赤卫队迅速转入秘密状态，把枪支弹药隐蔽了起来。
针对蒋介石的反革命行为，周恩来起草了致中央的意见书，建议中央推动武汉国民政府令北伐军东征讨蒋。当时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仍然不多，在全国许多地方进行的大屠杀，引起了共产党员、左派人士和全国人民的强烈愤慨，如能按周恩来的意见，缜密组织，采取行动，当能给蒋介石以致命打击。可惜这个意见未被有关各方重视，中国革命再次失去了胜利的机会。
三、“你一个人拉出敌人近一个师，是十分了不起的胜利”
中国共产党的“五大”以后，国共分裂已成定局。共产党怎么办？七月初，中央组成五人临时政治局，排除了陈独秀的错误领导，发布了七月十三日宣言，确定了武装斗争的总方针。在武昌蛇山旁的啸楼巷，中共中央开会，做出了一个大胆而正确的决定：举行南昌起义。
这天晚上，周恩来在啸楼巷开完会，匆匆回到中和里军委办公机关，连夜召集军委工作人员进行传达。
聂荣臻知道中央已经有了重大的决定，心情格外激动，聚精会神地听着周恩来讲话：
“……国共分裂了，我们党没有别的办法，惟一的出路就是武装起义。今天，中央会议上已经做出决定，要在南昌举行起义。为此，决定组织前敌委员会，指定我为书记。”
听到这里，大家情不自禁地露出了欣慰的笑容，聂荣臻不禁轻轻鼓起拿来。
周恩来示意大家静下来，然后说：
“现在，我以前委书记的名义，指定聂荣臻、贺昌、颜昌颐三同志组成前孜军委，聂荣臻同志担任书记。你们的任务，是先到九江去通知我们党内的同志，让他们了解中央的意图，做好起义的准备。至于何时起义，要听中央的统一命令。”
聂荣臻听了，感到中央的决定和周恩来的指示是非常正确的，因为九江是个屯兵之地，有叶挺的二十四师、贺龙的二十军。张发奎的二方面军的其他部队也都驻扎在九江一带，在这些部队中有不少共产党员。提前把中央起义的决定传达给这些同志，对起义的成功具有决定的意义。另外，九江位于长江南岸、素有“江西门户”之称，是由长江直通南昌的必经之路，战略位置也十分重要。
想到这里，聂荣臻站起来，表示了坚决的态度，说：
“我完全拥护中央决定，坚决执行中央交给我的任务。”
周恩来继续交代任务：
“荣臻同志，你们到九江以后，第一个要通知叶挺同志。”
聂荣臻点点头，说：
“我明白你的意思。”
因为叶挺本人是共产党员，所率部队战斗力强，素有铁军之称。
周恩来最后说道：
“会议就开到这里，你们仨人做好准备就赶快出发吧，我处理完这里的工作，随后就去。荣臻同志到九江以后，要设法把这些情况告诉在九江养病的刘少奇同志。”
列车在原野奔驰，聂荣臻衔周恩来之命，即赴九江。
到了九江，聂荣臻首先找到叶挺，就在叶挺的司令部住下了。当时，因为讨蒋在九江调集的部队已达六个团的兵力，党内许多负责人也因武汉形势险恶，纷纷来到九江。而张发奎为了在二方面军中排斥共产党员，开始实行“分共政策”，让他的部队中有名气的共产党员退出中国共产党。在这种形势下，七月二十日，一些中央负责同志开了个碰头会，聂荣臻作为前敌军委书记和叶挺一起参加了会议，在会上，他见到了谭平山、邓中夏、李立三、恽代英等中央委员。
李立三不住地用手绢擦着脸上的汗水，显得非常急躁，他说：
“现在形势异常紧迫，我们应该立即行动，不必等待。”
聂荣臻牢记周恩来何时起义要等中央命令的指示，严肃地反对说：
“这不行，我们没有权力擅自行动，必须等待中央的统一命令。”
李立三仍然坚持说：
“既然已经向部队传达了中央的决定，起义工作已经进行了组织准备，下个命令就行了嘛！”
聂荣臻坚持说：
“事情并不这么简单。我们到九江来的任务是做好组织部队起义的准备，准备工作也是非常重要的嘛！”
这时候，有几个中央委员表示赞成李立三的主张，要马上动中央的！你听不听党中央的命令？”
李立三语噎了。
会场气氛非常紧张，争论得十分激烈，由于聂荣臻坚决执行周恩来的指示，原则面前毫不让步，据理力争，最后大部分同志还是主张按聂荣臻坚持的那样办，等候中央的统一命令。
七月的九江，正是酷暑盛夏，炽热的日头，烤透了江边饱和着水分的大气，使大地变成了一个巨大的蒸笼，只要一出房门，就会大汗淋漓，浑身黏腻，而呆在屋里又闷热得透不过气来。
为了在起义前把中央决定传达到各部队的党员领导干部中去，聂荣臻每天从早晨开始，就穿梭似地往各部队跑，每天回来，他的衣服都被汗水浸透。
聂荣臻他们仨人把通知传达以后，驻在九江的部队开始陆续向南昌方向集结了，聂荣臻亲自送走了叶挺的二十四师。贺龙的二十军、蔡廷锴的第十师也都分头向南昌开进了。
但是，二十五师却仍然在九江马回岭一带驻扎着。
这时候，周恩来从武汉来到了九江，在叶挺原来的司令部里，周恩来听取了聂荣臻、贺昌和颜昌颐的汇报，然后说：
“感谢你们出色地按中央部署完成了传达任务，我很快就要去南昌，你们下一步的任务有两项，第一，是负责接应赶到九江的部队和零星人员，使他们及时赶到南昌参加起义，第二，是设法把二十五师拉到南昌参加起义。”
说到这里，周恩来强调道：
“记住，这第二项任务，既非常重要，也十分艰巨，拉出二十五师参加起义，就能大大增加我们起义的分量。”
接着，周恩来拍了拍聂荣臻的肩膀，说：
“荣臻，能不能拉出二十五师，就看你的啦！”
聂荣臻默默点头，表示已经领受，然后问道：
“起义的时间决定了吗？”
周恩来告诉他：
“还没有确定，待我去南昌以后，根据形势发展再研究确定吧。”
聂荣臻又问：
“起义以后，我们没有电台，民用电报又不保密，如何同南昌方面联系？”
这，确是一个难题。
周恩来很欣赏聂荣臻虑事周到，用赞赏的目光看了他一眼，又沉思一会儿，说道：
“这样吧，南昌一开始行动，我让他们立刻放一列火车到马回岭，你见到火车就说明南昌已经动手了。”
大家一致认为这个办法好，火车来了不但报了信，而且可以运部队和辎重去南昌，于是一致同意了。
形势复杂，情况紧迫，周恩来交代完任务，马上离开九江，直赴南昌。
聂荣臻对颜昌颐说：
“我们的任务很重要，也很紧迫，为了圆满完成恩来同志交给的任务，把工作尽快做好，咱们也来分一下工吧，我的意见是你留在九江做接应工作，我立即到马回岭去拉二十五师。”
颜昌颐坚定地点了点头。
聂荣臻又说：
“恩来同志已经动身去南昌了。起义随时都可能举行。我们就分头行动吧。”
九江到马回岭只有两小站，火车用不了半小时就到了。聂荣臻下了火车，直奔二十五师的驻地。他边走边想：看来在二十五师的传达动员范围应该扩大一些，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央的意图。因为二十五师是预定参加起义的主力部队之一，叶挺曾任过该师的副师长，而且该师的七十三团就是原来叶挺的独立团，我们党的基础比较好，扩大传达范围也不会出什么差错。但是他也清醒地认识到，要想把二十五师从张发奎手里拉出来，及时赶到南昌参加起义，也不是一件易事，必须进行细致的研究和周密的计划。
聂荣臻到二十五师以后，找了许多基层党员干部个别谈话，有的时候他还召集一二十人集体传达，每天都累得汗流浃背，口干舌燥，十分疲劳，白天动员完，晚间还要考虑自己的行动计划。就这样，他在马回岭连续工作了三天，几乎没有睡过一宿完整的觉。人明显地消瘦了。
八月一日这天，突然有人向他报告说：
“从南昌发来的一列火车到了！”
聂荣臻一听，知道是南昌城里起义的枪声打响了，心里不觉一阵亢奋。他见同志们个个摩拳擦掌，跃跃欲试，脸上闪着红光，身上憋足了劲儿，都眼睁睁地等待着他的行动命令。
聂荣臻看到大家政治热情如此饱满，而纪律又这样严明，心里非常高兴。他穿好衣服，带上手枪，立即找到七十三团团长周士第，同他研究了一下，决定立刻将部队的辎重装上火车运走，部队随后按预定计划向马回岭南面二三十里以外的德安集中。
二十五师师长李汉魂是张发奎的亲信，这个师共辖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等三个团，其中七十四团的团长不是共产党员，党在这个团的基础也比较差，把七十四团拉出来参加起义没有把握。七十五团团长叫孙一中，黄埔一期的学生，是一个忠于党的好同志，根据这一情况，聂荣臻和周士第决定先把七十三团拉出来，并且命令七十五团随后跟进。
七十五团出发前，聂荣臻对孙一中团长说：
“你们七十五团和帅部住在一起，行动起来很容易被李汉魂发觉，开始行动时，你们不要带背包，不要带行李，也不要带伙食担子，只把武器弹药带上就行了。”
孙一中点头答应了，但他马上又问：
“我们一旦被李汉魂发觉，应该如何回答？”
“你就说拉出去打野外。”
“是！”
七十三团往德安进发以后，七十五团也跟上来了。但是七十四团只带出一个侦察连，侦察连连长是一位共产党员，琼崖人，他不顾一切危险，勇敢地带领全连跟着聂荣臻出发了。
部队冒着盛暑的酷热，急速地前进着，向德安集结。
七十五团还没有完全走出来。突然从九江方向开来一列火车。
原来，张发奎听到七十三团要去南昌参加起义的消息以后，又听说七十五团也动起来了，心里一阵恐慌，赶忙登上火车朝马回岭赶来。
在这种时候，张发奎的火车在一座大铁桥的北头停下，他仍不忘摆他第二方面军总司令的臭架子，站在车门的台阶上，气势汹汹地高声喊道：
“你们要干什么！马上停止行动。”
这时，聂荣臻正在大桥南头的火车上，他听到喊声，定睛一看，正是张发奎。于是对旁边的一个同志说：
“很显然，张发奎匆匆忙忙上来，一定是想制止七十五团的行动。”
那位同志担心地说：
“张发奎如果制止无效果，会不会狗急跳墙，把七十四团拉过来同我们对抗？”
聂荣臻略一沉吟，说：
“估计他不敢。十师、二十四师都走了，九江一带只剩下十二师和二十五师的七十四团，靠这点兵力，他不会冒险的。但是，如今恩来已经在南昌城里开始行动，我们绝不能把张发奎放过去，这样就会增加恩来的压力。”
说完，聂荣臻马上命令跟在他身旁的李排长：
“李排长，你告诉张发奎的司机，让他马上开车回九江，要是他们不开车，你就开枪。但是只准朝天上打，不能打入。”
“是！”
李排长应着，奔向车门，用手搭成喇叭，朝桥北的火车大声喊着，要他们马上开车。然而，由于车上有张发奎坐镇，司机没敢动。
这时聂荣臻对李排长说：
“开枪！”
李排长和其他的士兵拉开枪栓，“啪……”一连放了一排子弹。这下张发奎吓蒙了。他慌里慌张地跳下火车逃跑了，身后还跟着二十五师师长李汉魂。
张发奎仓皇跳车逃跑，连手枪和望远镜也都没来得及带走。他的卫队落在了车上，结果全部被起义部队俘虏。
阻力排除了。聂荣臻率领着二十五师开始向南进发。火车开到德安，在站台上停留的时候，李排长突然来到聂荣臻的车厢，报告说：
“张发奎派来一个参谋，请求见你。”
“让他上来。”
聂荣臻很奇怪，不知张发奎派人来找他是何用意。
那位参谋上车以后，恭恭敬敬地向聂荣臻行了个军礼，双手捧过一只黄纸红框的大信封。
聂荣臻打开信一看，不由得笑了。原来是张发奎请求归还望远镜。他想。虽然张发奎阻止起义，又搞所谓“分共政策”。但党同他的关系并没有决裂，还是应该做工作，尽量争取的。于是，聂荣臻让李排长将望远镜交给了张发奎的参谋，同时把俘虏的卫队也放了回去。
部队在德安稍事休息以后，聂荣臻命周士第带领七十三团，他亲自带领七十五团继续朝南昌开进。
正要开车的时候，站台上的值勤人员报告说：
“德安以南的铁路不通了。”
聂荣臻斩钉截铁地说：
“铁路不通我们就步行，连夜赶到南昌，和恩来会合！”部队出发不久，天就黑了下来，恰好这天天气晴朗，明月皎洁，正好照着行军的大路。聂荣臻一心想着恩来指挥起义急需大量的部队，所以脚下刻不容缓，带领部队以急行军速度向前、向前……
八月二日拂晓，天刚麻麻亮，一夜急行军的队伍，就踏着晨露，赶到了南昌附近。
聂荣臻率部队进南昌城以后，城里的战斗已经结束。但是大街之上，到处都是战火留下的痕迹，有些墙壁上弹痕累累。
在一所学校里，聂荣臻找到了周恩来，把九江和马回岭的情况和经过报告了一遍。
周恩来有点儿喜出望外，他没有想到聂荣臻拉出这么多部队，高兴地说：
“真是太好了！你们的行动很成功。我原来没有想到会这样顺利的。”
聂荣臻则有点惋惜地说：
“可惜七十四团只拉出一个侦察连。”
周恩来安慰他：
“你一个人拉出敌人近一个师，是十分了不起的胜利，你的任务完成得很好。”
接着，周恩来向聂荣臻介绍了南昌城里的战斗经过：
“这次起义，我们消灭了敌军四五千人之众，缴获武器五千多件，子弹七十多万发，胜利还是很大的。最重要的是，我们党建立起了一支由自己指挥的武装力量。”
聂荣臻听了周恩来的介绍，心情振奋，高兴得把连日来的疲劳全忘掉了。半晌，他又关切地问道：
“取得初步胜利后，下一步我们怎么打算？”
周恩来向他解释了中共中央的事先安排：
“按预定计划，部队要立即南下，攻占广东，取得海口，以求得国际援助，然后再举行北伐。”
四、起义失败，聂荣臻抬着重病的周恩来来到海边
南昌城里的枪声停止以后，起义部队进行了全面整编。共编成九、十一、二十，三个军，沿用日的番号，仍叫第二方面军。任命朱德为九军副军长；贺龙为二十军军长兼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叶挺为十一军军长和前敌总指挥兼二十四师师长，聂荣臻为十一军党代表。
部队整编以后，就开始南下了。
南昌起义部队在南下途中被打散。
聂荣臻和叶挺带领部队到达了普宁县境的流沙。
流沙是一个小小的村落，只有一条不长的街道。他们在道旁的一座小庙里找到了革命委员会的成员们。
聂荣臻先进了庙堂，只见庙堂之内坐满了人，他所熟悉的有李立三、谭平山、恽代英、张国焘等大约二三十人，一个个显得十分疲惫。原来革命委员会正在这里开会。
聂荣臻扫视了一下人群，却没有看到周恩来，就急切地问旁边的人：
“恩来同志为啥子不在？”
那人回答：
“在里面躺着，他病得很重。”
聂荣臻不禁吃了一惊，疾步穿过人群，进到里面，看到在供案旁边一副临时扎成的担架上，周恩来闭目躺在那里，正处于昏迷状态，只见他面色苍白，满脸病容，显得极为痛苦。聂荣臻伸手摸了摸他的额头，简直烫得的人。
这时，李立三对聂荣臻和叶挺说：
“你们来得正好，就坐下来参加会议吧。”
会议讨论了很多问题，改变旗号、政治路线、土地革命、政权等等都研究了，最后又讨论下一步的行动问题。有人主张向海陆丰方向撤退。这时叶挺说：
“我不主张去海陆丰，那地方已经有了敌人，我们到那里以后，又容易受到广州和汤坑两方面敌人的夹击。海陆丰是个不大的地方，又面临大海，到时候我们势必背水一战，是相当危险的。”聂荣臻听了叶挺的话，认为叶挺的意见正确，说：
“二十五师被隔在三河坝，失掉了联系，二十四师伤亡很大，再打下去是很困难的。”
这时候有人进了庙堂，向大家报告说：
“二十军在前边走的两个师被敌人打散了。”
这一消息，无疑使在座的人感到十分震惊，会场上顿时静了下来，有人非常气愤，也有的人显得十分沮丧。争论之中，意见更难统一了。
聂荣臻见有的人信心有些动摇，就说：
“依我看这也不奇怪。通过这件事，我们可以吸取一些教训，旧军队要改变成新的革命军队，不经过彻底改造是不行的。否则，一旦有什么风浪，那是经不起考验的。”
会议还没有开完，庙外就“噼噼啪啪”响起了枪声，有人在大声地喊：
“敌人袭来了！敌人袭来了。”
起义部队二时也乱了起来。二十四师撤下来的部队同革委会的人混在一起，部队已经不成建制了。形势十分危急。
会场人员迅速地撤离了。大家分散突围。
聂荣臻和叶挺始终守护着周恩来的担架。周恩来病情依然很重，他已经两天没有吃饭了，眼下仍然连稀粥也无法下咽，有时神志不清，昏迷之中，还不时地喊着“冲啊！”“前进！”等话语。部队散乱得已经不见踪影了。聂荣臻和叶挺带几个人护着担架前行，道路不熟，当地话又听不懂，几个人中间只有一支小手枪，如果真的遇到敌人，连自卫的能力都没有，情况十分危险！
幸亏早在北伐以前，彭湃在海陆丰地区领导农民运动已取得很大成绩，并且有了相当的工作基础，沿途的农民群众对他们都很好，这才没有发生意外。
这天傍晚，他们一行人来到一个小村子里，聂荣臻同叶挺商量，想找一个当地党的负责同志，请他帮忙解决困难。
天渐渐黑下来了，他们抬着周恩来，在一家老实巴交的农民家里用过了饭。不一会儿，当地的老乡从外面领来一位农民打扮的人。
这人一进门就被聂荣臻认出来了，聂荣臻兴奋地握住来人的手说：
“这不是杨石魂同志吗！”
那人看了看聂荣臻和叶挺，也惊喜地说：
“是啊，是啊！万万没想到是你们几位同志，这不是恩来同志吗？他怎么病成了这个样子？”
聂荣臻、杨石魂相当熟识，因为杨石魂也曾在中央工作过。于是，聂荣臻就把南下以来的情况介绍了一遍，最后说：
“你是当地人，对这里的情况熟悉。恩来同志病很重，你就不要离开恩来同志了，我们很需要你。”
杨石魂问道：
“你们准备到哪里去？”
聂荣臻看了一下重病的周恩来，考虑了各种情况，并且同叶挺商量了一下，说道：
“你设法把我们送到香港去吧，只有在那里，恩来同志才有养病的环境和条件。”
杨石魂知道周恩来是党中央领导人，对周恩来也很崇敬，就果断地说：
“好吧，我一定想办法护送你们去香港。”
第二天，太阳隐入大山以后，聂荣臻和其他同志用担架抬着周恩来，艰难地朝陆丰的甲于港转移。这里是一个海滨小市镇，港湾内停泊着各种渔船，桅杆如林，白帆点点，海滩上到处晾晒着鱼网。
杨石魂领着他们来到海边一家渔民家里，先把周恩来安顿好，然后说道：
“你们在这里等一下，我设法去搞一条船来。”
杨石魂颇有办法，不到一个时辰，就匆匆地回来了。他说：
“船搞到了，不过只是一叶小舟，没有办法，实在搞不到大一点的了。”
窗外已经开始发亮，趁着人们还在休息，聂荣臻他们抬着周恩来悄悄来到海岸边。岸边果然有一条小船在等候他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