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全国知识分子名副其实的‘老总’”——周恩来与聂荣臻.2
那船也实在太小了。聂荣臻他们小心翼翼地将昏迷中的周恩来安顿在带小席棚的舱里以后，就再也没有空隙能够坐人了。聂荣臻、叶挺和杨石魂只好坐在棚子外面狭窄的船板上，船老大一个人在后面摇橹。
小船渐渐离岸，沿着岸边航行。一阵晨风吹起，海浪在晨风的掀动下越来越大，越来越狂。船老大不敢离岸太远，远了海浪太大，容易翻船；但也不敢太近，因为太近了容易被岸上的人发现。
小船在风浪里像一片飘忽不定的轻羽，一会儿被托到浪峰上，一会儿又被抛入浪谷中，船身摇晃得非常厉害，人在船上也随着小船颠来簸去，根本无法坐稳。
周恩来的病情丝毫也没有减轻，高烧、昏迷，而且水米不进，还经常大声地说着胡话。
聂荣臻坐在船板的最前端，风浪中，他的身子一会儿被晃到这边，一会儿又被晃到那边，在清醒时还可以用双臂紧紧地抱住桅杆，有几次因疲劳打吨，差点被掀下海去。
他觉得这样的航行简直太危险了。便问船老大：
“老大，这里离香港有多少里水路？”
“三百多里的样子。”
“我们会不会遇到更大的风浪？”
船老大笑了笑，风趣地说：
“就看我们五个人晦气不晦气喽。”
一天过去了。太阳晒，海风吹，聂荣臻感到脸上火辣辣地疼，像是撒上了辣椒面似的。
进入夜间航行以后，他困乏得直想睡觉，不住地打盹，有几次差点掉进波涛汹涌的大海。
聂荣臻苦思冥想，终于想出一个好办法来。他对船老大说：
“老大，你有没有手指那样粗的绳子？”
“船上别的东西没有，要绳子可多得很。”
聂荣臻要了一条绳子，将自己的身子牢牢靠靠地拴在了桅杆上。叶挺笑道：
“亏你想得出这样的‘好办法’。”
聂荣臻说：
“这办法受点罪，但绝对安全。我可以放心大胆地睡一觉了。”
小船在海上整整搏斗了两天一夜，终于在一个晴朗的早晨驶进了香港的鲤鱼门，在铜锣湾的海面靠了岸。
下船以后，杨石魂说：
“你们在这里照看恩来同志，我去找省委联系。现在广东省委在香港办公。”
没过多久，杨石魂就回来了，他把周恩来接去，安置下来治病，然后就又匆匆国海陆丰去了。
不久，聂荣臻和叶挺也同广东省委联系上了。叶挺将家眷由上海接来，在香港安了家。聂荣臻被分配到广东军委工作。
五、周恩来：“我是吃喜糖来了”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一日至十二日，在张太雷、叶挺、叶剑英、聂荣臻等人的领导下，举行了震惊中外的广州起义。这一起义，与南昌起义、秋收起义一起，共同进入了创建中国革命武装的新时期。一九二八年一月中旬，广东省委在香港召开会议，全面检查广州起义问题。参加会议的人相当多，有张善铭、恽代英、周文雍、陈郁、黄平、吴毅，杨殷、邓发等同志。当时张善铭虽然是省委代理书记，但实际上是李立三主持会议。李立三独断专行，把起义说得一无是处，完全抹杀了起义部队指战员的革命热情和大无畏的英勇献身精神，指责这次起义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省委领导犯了军事投机和盲动主义的错误，在关键时刻动摇，对起义指挥不力等等。
会上，许多同志不同意他的意见，有的还举出“巴黎公社”的例子，要他正确对待这次牺牲了几千名同志的革命起义，但李立三根本听不进去。最后，他采取惩办主义的政策，决定处分大批同志。与会同志坚决反对他这种蛮不讲理的态度，聂荣臻也感到非常愤慨。
会后，李立三自己担任了广东省委书记，并把处分决定上报给中共中央。中央收到李立三的报告后，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认为李立三的做法不妥，于同年三四月问派周恩来到香港，重新处理这件事情。
周恩来到后，召开省委扩大会议，全面分析了广州起义的历史意义，起义失败的主要原因与经验教训，对有错误的同志也提出了批评，并宣布原来的处分决定无效。大家认为周恩来是实事求是，以理服人的。
对于周恩来的决定，聂荣臻作为起义领导人，表示衷心的赞同。
一天，聂荣臻给周恩来看了一张剪报，上面有周文雍、陈铁军在敌人屠刀面前举行“刑场上的婚礼”，然后英勇就义的消息和照片。
周恩来深情地说：
“我跟你有同感，我与两位烈士也熟悉，烈士的事迹确实催人泪下，他们是共产党人为革命视死如旧的典范。”
对烈士的哀思，使周恩来、聂荣臻相对沉默了许久。
一九二八年四月，正是香港的大好时节，春光明媚，和风拂柳。一个花好月圆之夜，聂荣臻和张瑞华结婚了。
为了表示良好的祝愿，周恩来到他们家做客。那是他们结婚几天之后，周恩来主持完省委扩大会议，忙里抽闲到了他们在香港皇后道的家里，向一对新人表示祝贺：
“祝贺你们新婚之喜啊!”
周恩来的一番盛情，深深感动着张瑞华，后来她曾深情地回忆说：“一见到总理。印象就非常深刻，总理对人亲切、可敬、非常有礼貌。我虽然是毛孩子，但总理不是把我当成毛孩子，他是那样温和、亲切，我一下子就记住了。第一次的印象就是这样。以后印象一直是这样。”
六、“荣臻工作勤奋，虑事周详，是我的好参谋长”
一九三○年初，聂荣臻由香港调天津顺直省委任组织部长，途经上海向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受领任务。周恩来告诉聂荣臻：顺直省委书记张慕陶有托派嫌疑，中央决定以调离工作的方式，免除张的职务，所以，你和贺昌去后的主要任务是夺他的权，但要注意不动声色，以免打草惊蛇。聂荣臻遵照周恩来的指示，顺利地完成了任务。
一九三○年五月，聂荣臻调到上海中央待科工作。周恩来当时正在苏联，八月，周恩来回到上海，立即为准备召开六届三中全会而紧张地工作。不久，聂荣臻又调中央军委做周恩来的助手。九月下旬，周恩来与瞿秋白一起，主持了六届三中全会，会议做出决议，批评了李立三要组织全国总起义，以及集中红军主力攻打中心城市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聂荣臻列席了这次会议。周恩来是这次全会的实际主持人，但他很谦虚，总是把瞿秋白推到前台，让他主持会议，作报告，发表结论性意见。因此，三中全会使瞿秋白成为党中央实际上的主要领导人。
一九三一年一月，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会议决定，由周恩来、聂荣臻、陈郁、陈赓等七人组成中央军委，周恩来任书记，聂荣臻任参谋长，以加强对各苏区军事斗争的各项支援工作。
面对各苏区不断取得的胜利，聂荣臻深受鼓舞。在周恩来主持下，他与刘伯承、叶剑英、傅钟、李卓然等一起商量，决定翻译苏军的步兵战斗条令和政治工作条例，作为各苏区军事斗争的参考。于是，刘、叶负责翻译步兵战斗条令，傅、李负责翻译政治工作条例。后来这两本书送到根据地，发挥了积极作用。
一九三一年四月，发生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特科主要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叛变的严重事件。聂荣臻得悉打入敌人内部的钱壮飞报告的消息后，深知问题极端严重。特科是党中央的安全保卫机关，顾顺章几乎知道中央机关和负责人住址的全部情况。他的叛变，使中央领导机关面临遭受毁灭性破坏的威胁。毫无疑问，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负责人、军委书记是顾顺章要加害的首要目标。于是，聂荣臻首先火速奔赴周恩来住处，向他报告和商定对策。周恩来不在，聂荣臻见到了邓颖超，把情况告诉了她，要她带上必须带而又能够带的东西，立即离开住处，越快越好，由聂荣臻到别处继续找周恩来。
当天，周恩来得到了聂荣臻的报告后，即与陈云商定了对策，又找到领导军委特科的陈质、李克农、李强等几位同志，分工负责，在两三天的时间里，把顾顺章知道的所有机关和负责同志的住处都搬了家。结果，顾顺章指引特务来上海搜捕时，一一扑空。
聂荣臻是军委参谋长，陈赓是特科反间谍工作的负责人，他们平时就是周恩来的得力助手，这次在处理顾顺章叛变事件中，做出了突出贡献。通过处理顾顺章事件，聂荣臻再次领略了周恩来沉着镇静、临危不惧的品格和非凡的组织领导才能。
一九三一年春天，聂荣臻逐渐发现中央各苏区程度不同地出现了肃反扩大化的倾向，到处在抓“AB”团、社会民主党、改组派等所谓混入革命队伍内部的阶级敌人。他与大家议论，各地红军在不断打胜仗，如果内部真有那么多反革命分子，这些胜利的取得，就不可想像，也是不合逻辑的。一九三一年夏天，欧阳钦到中央苏区了解情况，回来汇报了那里肃反扩大化的事例，使聂荣臻更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于是，聂荣臻向周恩来作了汇报。
周恩来也正在思考这一问题，听了聂荣臻的汇报，颇有同感，立即向中央写信建议予以纠正。中央接受了周恩来的意见，通知各苏区注意。此后，各地逐步纠正了肃反扩大化的错误。
聂荣臻在任军委参谋长期间，协助军委书记周恩来做了大量工作，受到了周恩来的高度评价。他不止一次称赞聂荣臻说：
“荣臻工作勤奋，虑事周详，是我的好参谋长。”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中共中央的负责人逐渐离开上海，到各个苏区。周恩来、刘伯承、叶剑英等人相继离沪。
革命斗争虽然艰险，但周恩来、聂荣臻等职业革命家仍然充满乐观主义精神。应聂荣臻之约，周恩来临走之前，与邓颖超一起，专程到聂荣臻家里吃饭。张瑞华知道周恩来喜欢吃“狮子头”和饺子，特意准备了三鲜（虾仁、鸡腿、冬笋）馅的饺子。
晚上，周恩来和邓颖超冒着寒风如约而至，聂荣臻提早半小时赶回。张瑞华已经煮了一锅饺子，有的还煮破了。先把好的吃了，然后又吃破的，最后连汤都喝光了。
周恩来一边吃，一边对邓颖超说：
“真好吃！真好吃！等于过了一个年。难忘得很。”
对于这顿称不上便宴的便宴，邓颖超一直不忘，直到八十年代，已经过了半个多世纪，邓颖超每次见到张瑞华时，还常常提起：
“那个饺子怎么那么好吃呢？！”
张瑞华便说：
“那是在艰苦的环境啊！”
一九三四年十月，历史上著名的长征开始了。
长征之前，一军团在福建打了温坊，奉命回到瑞金待命。军团政委聂荣臻和军团长林彪提前一天赶到瑞金。周恩来找他们单独谈话，说明中央决定红军作战略转移，要他们秘密做好准备，但目前又不能向下透露，也没有说明转移方向。转移之前，同时向他们部署战斗任务，要一军团先到兴国抗击和迟滞周浑元纵队的进攻，以便掩护各路红军到预定地域集结。
一九三五年八月，红军长征到班佑的前一天，聂荣臻给后面的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政委李富春打了一个电报，把自己沿路经过的情形和后续部队要注意的事项，特别是把自己的经验教训，告诉了他们，并请他们转报周恩来。其中有一段是：
一军团此次因衣月良太缺和一部分同志身体过弱，以至连日来牺牲者约百余人，经过我们目睹者均负责掩埋，在后面未掩埋的一定还有，你们出动时，请派一部携带工具前行，沿途负责掩埋。
从这封电报，不难看出当时斗争之艰苦。
十天以后，聂荣臻收到周恩来的复电：
据三军团收容及沿途掩埋烈士尸体统计，一军团掉队落伍与牺牲的在四百以上……同时，周恩来嘱咐聂荣臻要“特别注意改善给养，恢复体力”。
长征中，环境十分艰苦，许多同志在作战中那么英勇没有牺牲，却在缺粮少药、饥饿、寒冷、疾病、高原缺氧的艰苦征程中痛苦地倒下了。
周恩来此时也正在病痛之中，一直坐着担架行军和指挥打仗。但他时刻关心着同志，不忘要聂荣臻“注意改善给养，恢复体力”，使聂荣臻深受感动，感受到了周恩来那博大的胸怀和同志式的温暖。
七、共撑“两弹”创辉煌
一九五五年一月和一九五六年五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分别做出了研制原子弹和导弹的决定。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六日，中央决定聂荣臻任国务院副总理，接替陈毅主管全国的科技工作。从此，聂荣臻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与周恩来一起，开始了组织“两弹”研制，实现中国人“两弹”梦想的奋斗历程。
聂荣臻受命之后，周恩来立即委托他召集有关方面负责人，研究确定调集三十多名专家，到即将组建的国防部五院（负责导弹研制）工作。
一九五六年十月，聂荣臻在国防部五院的成立大会上，要求大家把“以自力更生为主，力争外援，利用资本主义国家已有的科研成果”，作为五院的建院方针。这一方针，很快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赞许，并被批准作为我国导弹事业发展的方针。
一九五六年十月以后，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苏联的赫鲁晓夫在对我国的新技术援助方面出现了松动的迹象，聂荣臻觉得这是个很好的机会。立即向周恩来建议说：
“是不是再和他们谈一谈，让他们援助一下，派一点专家，提供一些资料和样品，由我们自己搞。”
周恩来表示赞同，说：
“可以先找苏联顾问谈谈。”
一九五七年七月，聂荣臻遵照周恩来的指示，找当时苏联驻中国负责经济技术的总顾问阿尔希波夫，提出希望苏联在尖端武器的研究制造方面，对我国给予技术援助。阿尔希波夫平时对华很友好。听后热心地说：
“我本人同意，待请求我国政府以后再予答复。”
一九五七年七月二十日，聂荣臻得到阿尔希波夫的答复，苏联政府对中国的要求表示支持，他受权宣布，同意中国派代表团去苏联谈判。聂荣臻随即将这个消息报告了毛泽东。周恩来。
一九五七年九月，经党中央和毛泽东、周恩来批准，聂荣臻与陈赓、未任穷等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同以别尔乌辛为首的苏联代表团进行了认真谈判。历时三十五天，于十月十五日双方达成协议在莫斯科签订了苏联在火箭和航空等新技术方面援助中国的协定（以下简称《十月十五日协定》），胜利地完成了党中央交给的谈判任务。
《十月十五日协定》签订以后，一九五七和一九五八这两年执行得比较顺利。虽然苏联只是向我国提供了几种过时的导弹、飞机和其他军事装备的实物样品，交付了相应的技术资料，派了些技术专家，但这些，都使我国争取了时间，缩短了差距。
一九六○年一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上海举行扩大会议。会上，聂荣臻将中、苏经济援助与科学技术协作方面的变化和趋势，首先报告了毛泽东与周恩来，以后又在会上就此做了发言。聂荣臻在发言中提出，苏联很有可能在不长的时间内终止与中国的协议。他说：
“米格—21飞机和导弹的技术资料，苏联都卡住不给了。看来，靠苏联援助肯定靠不住了。苏联为了保持领先地位，加上对中国不放心，所以在国防新技术方面加紧限制的情况，已经越来越明显。我们已经摸盾了他们的根本意图，就是在尖端武器装备的科学研究上，使中国与他保持相当的距离，只同意我们仿制苏联即将停产甚至已经停产了的装备。总之，他们是想长期使中国停留在仿制阶段，处于依附地位。”
周恩来对聂荣臻的报告十分重视，仔细看了数遍。然后，他又在这份报告上，密密麻麻地写了许多批语，并把报告转给外交部，以引起外交部的警觉。
聂荣臻的报告，为毛泽东、周恩来进行决策提供了重要依据。
到一九六○年八月，苏联从我国撤走了全部技术专家。至此。《十月十五日协定》已经被赫鲁晓夫领导集团彻底撕毁了。
随着中苏关系的这种变化，聂荣臻一直在考虑我国在独上自主地发展科学技术上应该怎么办的问题。同一些同志商量研究以后，他于一九六○年七月三日向党中央写出报告，提出了三点建议，而这些建议，首先得到了周恩来的支持。并在建议书一旁做了许多中肯的眉批，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一、苏联在重要技术关键上卡我们，令人气愤，但气愤并没有用，一定要争口气。事情有可能这么一逼，反而会成为发展我国科学技术的动力，会使我们更加坚决地在科学技术上贯彻自力更生的方针，而不是指望外援。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重要建设的设计。设备和技术大都是成套进口，这一段对我们很有帮助，使我们能迅速掌握技术，但是，另一方面也带来了某忡科学技术上的依赖心理，有些同志总想伸手向人家要，无形中放弃了自力更生的方针。目前国民经济中一般技术问题大体上解决了，还有一些重要的环节尚等解决，只要我们努力是可以解决的，尖端技术方面虽然还差，但也已经从无到有，打下了一些底子。在科学技术上已经找到了我们自己的一些路子。因此，在新的形势面前，我们继续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是可能的。
周恩来阅时在此旁批：“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立足国内。”显然，他是赞同这一方针的。
二、今后科技来往应采取新的做法。凡协议上有的项目，我们到时候就要询问，仍然要，但对方不给，绝不再催，挂上一笔账。协议以外的新要求就不提了。对例行的年度中、苏科技合作，也以少提为好。我方已签字承担的义务，如提供苏方技术资料，接受来华考察等，在一般科学技术范围内，我们仍应按协议如约完成。对苏联专家，要贯彻中央所指示的方针，坚持原则，坚持团结，多做工作。派留学生的方针也要重新考虑，对方限制重重，去了学不到什么新技术，因此，最近应少派，但不中断。三、独立自主，立足国内，绝不意味自己封锁自己。
周恩来在此旁批：“关于科学技术，一要，十分必要的仍然要提，他们不给，不强求。二学，留学生、实习生、研究生已经去的必须学好，不给学就不学。来我国专家，必须派人向他们认真学习，不教就不学。三买，凡可以购买的重要技术资料，应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千方百计地买到。四钻，不管要到、学到、买到与否，或者多少，主要还靠自己钻研，自己不钻，不仅不能有独特的创造发明，而且也不能把要到、学到、买到的用于实际和有所发展。”
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历来对科研工作非常重视，积极支持，他们很快就批准了这个建议。陈毅看了聂荣臻的报告，甚至表示，当掉裤子，也要把我国的尖端武器搞上去。他还多次对聂荣臻风趣地说：我这个外交部长的腰杆现在还不太硬，你们把导弹、原子弹搞出来了，我的腰杆就硬了。毛泽东、周恩来的决心和陈毅的鲜明态度，给了聂荣臻以莫大的鼓舞。
为了进一步加强对研制原子弹、导弹的领导，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专门委员会，由周恩来、贺龙、聂荣臻等十五人参加，周恩来任主任，以领导、协调各有关部门、单位的工作。
当时几乎所有的人，都认识到国防尖端武器对于中国的迫切需要，所有的研究院、所、工业部门、大专院校，都对国防科研开了绿灯。国务院各大部，都有一名副部长专门对五院和二机部（负责核武器的研制）负责，这是周恩来亲自安排的。一是为了迅速解决国防科研问题，二是为了保密。国家计委、经委也都有国防科研的计划，经费和物资专管部门。周恩来怕这些当家理财的人手头太紧，一再交代，”两弹”方面要钱，要多少钱就给多少。在周恩来的安排下，“两弹”攻关经费完全保证使用。聂荣臻却经常提醒大家要节约办一切事情，他深知周恩来是十分节俭的。操持这样一个大国、穷国，拨出每一笔经费，都要反复掂量。聂荣臻的态度是，该花的就花，不该花的，一分钱也不要乱花。在苏联专家撤走之后，“两弹”研制又面临着另一个重大困难：由于党的工作在指导方针上严重失误，加上自然灾害，饥荒迅速在中国大地上蔓延。
酒泉导弹发射基地缺粮的情况反映到周恩来那里。总理一直在思谋着办法。一天，军委正在开会，周恩来突然来到会场，对大家说：
“我这次来，是为火箭部队募集粮食的，聂老总告诉我说，他们正在大西北沙漠深处挨饿，那里连挖野菜也没有条件呀……”
周恩来有些说不下去了。
整个会场都沉默了。
杨成武第一个说话：
“宁可勒紧我们这些人的腰带，也要保证科技人员的需要。我们的导弹、原子弹要上天，不能让它饿死在摇篮里！”
周恩来果断地说：
“我们一定要争取半个月之内，最好一个星期之内给酒泉运去一列车粮食。”
聂荣臻强调说：
“导弹，这是共和国的鲲鹏大鸟，只有让它吃饱，它才能飞得高。”
好几个军区的领导马上表态：
“请总理和军委放心，我们保证按期节省出一列车粮食来！”
周恩来焦虑地说：
“苏联人撤走的时候。我们夸下海口。不出三个月，一定让火箭起飞。这件事西方记者已经放风到全世界了。如果火箭不能按期放，那我们国家和军队的形象可就要受损害了。”
几天之后，果然有一列满载粮食的列车向西北开去。
十一月五日，中国自制的第一枚近程地地导弹发射成功。从苏联八月撤走全部专家算起，果然是不出三个月，我国自制的火箭按时放飞了。
一九六○年十二月，由于过度劳累，聂荣臻又住进了协和医院。在病床上，他仍时刻在惦记着国防科研战线上科技人员的生活困难问题。二十一日，他对秘书说：
“我想了好久，你今天去找张爱萍同志，让国防科委的同志们商量一下，五院的科技人员一定要劳逸结合，决不能让他们搞坏身体。”
接着聂荣臻要通了周恩来的电话：
“总理，可不可以以我个人的名义再向各大军区和海军呼吁一下，请他们支援一些腊肉、黄豆、鱼、海带之类的东西，分发给科技人员？”
周恩来立即表态：
“这个办法好，我支持。”
在周恩来的支持下，病中的聂荣臻一个个给各大军区领导打电话，请他们慷慨支持。过了两天，杨成武和北京军区司令员郑维山到医院看望老首长。聂荣臻对郑维山说：
“我知道你们的家底，你们有生产，有东西，你一定要拿出一些来，你可不能小气呀！”
郑维山对老首长的回答也很干脆：
“东西我一定搞一些，另外还可以打些黄羊。”
“募捐”进行得很顺利，海军、北京、广州、济南、沈阳等军区价拨给国防科研战线一大批腊肉、鱼、海带、黄豆、水果等，有些还是无偿赠送的。
陈毅听到消息，到医院看望聂荣臻时说：
“听说你在为科研单位‘募捐’，也加上我的名字。科学家是我们国家的宝贝，要爱护。我这个外交部长要想腰杆硬，也要靠这些人，我们不吃，也要让他们吃。”
东西运来之后，聂荣臻让有关方面以军委的名义，把它们全部分给专家和科技人员。
经过周恩来、聂荣臻的精心组织，经过广大科研人员的不懈努力，一九六四年十月十六日十五时整，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终于试验成功，蘑菇云升起在红戈壁！
从一九五六年开始组织研制，到一九六四年爆炸成功，整整八年，凝结了周恩来和聂荣臻八年的心血。中国人的梦想实现了，周恩来、聂荣臻的梦想实现了。
这一天，周恩来在中南海西花厅的办公室里，指挥核试验。聂荣臻则在自己的办公室里，聚精会神地紧盯着专线电话。张爱萍通过二机部办公楼刘杰部长的办公室，与周恩来、贺龙、聂荣臻、罗瑞卿保持联系。
当电话里传来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的消息时，聂荣臻高兴极了，立即要通了周恩来的电话。俩人在电话上互相表示热烈的祝贺。打完电话，聂荣臻随即要秘书起草贺电：
爱萍、西尧同志：消息传来，甚为兴奋，特向你们并通过你们向全体参加这一试验工作的同志们，致以热烈的祝贺。
聂荣臻
一九六四年十月十六日五时三十分
核爆炸试验成功后，知情人都在兴奋之余又表现出焦急。这么天大的喜讯，为什么不早点公布，让全国人民也分享这胜利的喜悦？身边的工作人员也不解地问聂荣臻。聂荣臻笑呵呵地说：
“刚才与总理通了电话，总理说，毛主席指示，我们先不忙公布，要等外电报道证实以后再公布。”
由于中国一开始就提出了原子弹试验的高标准要求，所以第一颗原子弹的试验结果，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指挥部根据各种数据计算得出的结果是，这颗原子弹的爆炸威力为二万二千吨TNT当量。
不多久，西方各大通讯社对此纷纷作了报道。美国也侦察到，中国在西部地区爆炸了一颗万吨级原子弹。深夜二十三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才广播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消息。《人民日报》随即散发了套红大字的号外。
原子弹爆炸成功了，下一步，就是怎样用导弹将原子弹输送出去的问题。一九六六年九月五日，聂荣臻召集有关单位负责人会议，听取了原子弹、导弹“两弹”结合试验的准备工作情况汇报。聂荣臻说：
“这个试验一定要搞下去，不能因为‘文化大革命’而停下来，要防止有些人思想不集中，而影响产品质量，导致试验失败。”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了中央专委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大家一致认为，这次试验要冒极大的风险，万一核弹头在发射场爆炸，或发射后中途掉下来，或偏离弹着区，都将造成不堪设想的后果，因此，试验只许成功，不能失败，而且只能进行一次。任务是艰巨的，执行任务时的危险性也是显而易见的。周恩来叫大家提出困难和可能发生的问题，他都一一做了细致周到的安排。然后，语重心长地说：
“要百分之百地保证成功，百分之百是指一切检查结果都没有问题了，二机部、七机部（即原五院）、国防科委，从今天起一心一意抓好这件事，在十天或更多的时间内，要做到‘一心无他’。”
说到这里，周恩来停顿了一下，环顾四周，好像在问，谁去主持这次要求万无一失的试验呢？
聂荣臻当即说：
“我深信我们的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和基地的工作同志，都具有高度的负责精神。听了各方面的汇报，我认为，我们的设计工作做得是扎实的。我们自己研制的中近程地地导弹，已经多次试射，具有良好的可靠性，发射成功率是经得起考验的。再说，为了使我们国家的导弹能够真正成为具有强大作战威力的武器，也必须进行实弹结合试验。为了使同志们增强信心和使各项工作力争做到万无一失，我决心到现场去主持这次试验。”
然后，聂荣臻以恳切的目光紧盯着周恩来。
周恩来满意地点点头，因为，他对这位共事四十多年的战友和部下太熟悉了，确实是位最合适的入选，于是微笑着说：
“聂总如身体好，到现场去也好，亲临现场，鼓舞士气。”
临了，周恩来讲了一句极富哲理的话：
“精神的原子弹转化为物质的原子弹，物质的原子弹证明精神原子弹的威力。”
四天以后，周恩来、聂荣臻、叶剑英就这次重要的试验，又驱车来到钓鱼台国宾馆，向毛泽东作了详细汇报。毛泽东批准了这次试验。任务就这样定下来了。
十月十五日上午九时三十分，聂荣臻带着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嘱托，从西郊机场登上军用专机，经过三个多小时飞行，到达西北综合导弹试验基地的飞机场。下午，又乘专用火车到达基地办公区。稍事休息，即召集钱学森、二机部副部长李觉、国防科委副主任唐延杰和张震寰、基地代司令员李福泽等汇报准备工作情况。
根据周恩来万无一失的要求，聂荣臻着重询问了核导弹飞行中发生意外时完全自毁系统的情况如何？回答是：这一系统已经模拟试验过多次，均获得成功；现用的这套装置，经全面测试，各项参数全部合格，接着，聂荣臻又仔细询问了核导弹飞行经过地区居民的安全情况，得知居民已进行了必要的疏散。有关单位还就近准备了许多汽车和救护分队，万一发生意外，可以紧急将群众转移到安全地区或进行救护。核武器试验基地，就这次核导弹弹着区的安全防护问题，也已经撰写了各种有效的预案。
得到了这些满意的回答，聂荣臻这才宣布结束汇报。
第二天上午，聂荣臻先到地地导弹准备阵地，了解导弹准备状况。后来，又到现场了解核弹头的准备状况。经过向专家们仔细询问，确信准备工作已达到万无一失的要求后，他才下令将地地导弹和核弹头转运至发射阵地。下午，他又赶到发射阵地，鼓励专家和工程技术人员进行“两弹”对接和通电试验。这是一项最危险的工作，人们劝聂荣臻离开。他干脆拿把椅子坐下，并说“你们什么时候对接通电完，我就什么时候离开。”
聂荣臻的言行，令在场的人深为感动，也极大地鼓舞了现场操作的科技人员。对接通电完，应大家的要求，聂荣臻高兴地与在场的专家、工程技术人员、领导干部和其他工作人员一起，在中国第一枚核导弹前合影留念，留下了珍贵的历史镜头。
冉过十几小时，也就是二十七日上午，核导弹就要发射了，大家的心情激动而又紧张。晚饭前后，聂荣臻注意到周围的人员一个个话都很少，表情严肃。于是，他有意在这天晚上把主要专家、工程技术人员。领导干部请到一起，看电影《奠边府战役》。临散场，还嘱咐大家松弛松弛，睡好觉，养精蓄锐，好迎接明天的战斗。
发射时间预定在二十七日上午九时。聂荣臻八时整就赶到指挥所指挥发射，正当各项准备工作紧张进行之际，临发射前十五分钟。突然传来电讯，核导弹预定弹着区高空出现了一股预报之外的强风，怎么办？聂荣臻想起了周恩来“要百分之百保证成功”的要求，立即拿起电话，请示周恩来。
周恩来的回答对聂荣臻充满了信任：
“一切由你在现场决定。”
聂荣臻沉思了一会儿，离预定的发射时间还剩十来分钟，大家的目光都集中到他身上。指挥中心的大厅内静得出奇，没有一点响声，一切似乎已经凝固，只有倒时计数指示针的闪光亮点，在仪器上不停地跳动，催促着聂荣臻早下决心。
聂荣臻是最讲科学的，他与在场的专家紧急磋商了一下，几分钟以后，聂荣臻重又要通了周恩来的电话，陈述了按原计划发射的理由：
“这股意外的高空风约六级左右，风向西南，而且比核弹头预定爆炸点要高得多。弹着点可能有些偏移，但不会超出允许的公算偏差之外。核爆炸的烟尘，不会影响到核试验基地工作和生活区的安全。”
周恩来听过聂荣臻非常细致的分析。当即表示同意。准备发射的指令，从指挥中心传向四面八方。
九时许，核导弹喷射出橙黄色的火焰，伴随着巨大的轰鸣声，飞离发射架，直指苍穹，渐渐地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之外，只有雷达的电波仍在严密地监视，跟踪着它。
时间一秒一分、一分一秒地过去了，显得那样漫长。导弹发射现场所有的人，都在紧张地等待着。终于，若干分钟以后，从弹着区传来了核导弹于九时九分十四秒精确命中目标区，在预定高度实现核爆炸的消息。
聂荣臻长长地吁了一口气，摘下墨镜，眼神和脸上流露出发自内心的喜悦。因为他清楚，这一胜利，在中国国防建设和建军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指挥大厅的人们纷纷走来，他微笑着与大家握手，然后脱下防护服，走出指挥大厅，向欢呼雀跃的人群挥手致意，共庆胜利。
晚上，在基地庆祝大会上，聂荣臻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毛泽东、周恩来，向全体参试人员表示亲切的慰问和热烈的祝贺。他强调指出：
“这次试验，是在过上导弹和核弹头分别试验的基础上进行的一次综合性的更高级的试验，是检验战斗实用性质的试验。试验结果，证明我们的设计是成功的，水平是不低的，质量也很好……还初步摸索了这种战略性武器的综合使用性能，对今后部队的装备、训练、战斗使用，基地建设，都提供了许多有益的经验。”十月二十七日，《人民日报》号外以套红大字标题，发表了中国发射导弹核武器试验成功的消息。消息指出：中国在本国国土上，成功地进行了导弹核武器试验。导弹飞行正常，核弹头在预定的距离，精确地命中目标。实现核爆炸。
消息传出，举国上下，无不欢欣鼓舞。
十月三十一日，为检查这次导弹核武器试验的效应情况，聂荣臻第一次来到西北核试验基地。他让飞机先到弹着区上空转了一圈。从机上往下看，由于这次核试验是在高空爆炸的。地面弹着区的巨大白十字标记仍非常清晰，布置的效应物受破坏的状况，也大至依稀可辨。聂荣臻感到十分自豪，让随行人员也注意观看。十一月三日，他又从核试验基地乘飞机赶到弹着区，检查了这次试验的效应详情，向在这里以大无畏的自我牺牲精神冒着巨大危险参加试验工作的英雄们，表示了亲切的慰问和敬意。
在这里，聂荣臻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首先借用周恩来的话说：我们爆炸的是物质的原子弹，但它产生的巨大威力，却来自不知要大多少倍的精神原子弹。他又说：这次试验，响在罗布泊场区，但却打在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心上。这几天，西方通讯社报道说，中国导弹核武器试验是世界“特等重大事件”，“好像亚洲上空的一声巨雷，震撼了全世界”，“中国已经在世界核技术竞赛中，超过了英国、法国，成为世界第三个原子超级大国”，“中国闪电般的进步，对西方来说，是神话般地不可思议”。
聂荣臻接着激动地说：
“我们已经做出了我们前人所不敢想像的伟大事业，我们一定要做出更加伟大壮丽的事业！”
在研制导弹核武器的同时，氢弹的研制工作也在夜以继日地进行。氢的研制，在理论和制造技术上比原子弹复杂得多。实现聚变爆炸，需要一千万摄氏度的高温，迄今为止，除了原子弹爆炸，人们还无法获得如此高的能量。
中国科学家在研制氢弹的过程中，除了理论原理以外，没有任何实际资料可以借鉴。经过摸索，他们发明了一种新的设计原理。
聂荣臻立即向中共中央专委主任周恩来报告，周恩来十分重视这一新原理方案，即于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一日，主持中央专委会，批准了新原理方案。聂荣臻再次向周恩来要求到现场主持试验。
受周恩来和中共中央专委的委托，聂荣臻再次奔赴核试验基地的途中，他于十二月二十六日到达西北综合导弹试验基地，主持了中程地地导弹首次发射试验，获得成功。
第二天，聂荣臻马不停蹄，乘飞机抵西北核试验基地，于二十八日主持了首次氢弹原理试验。他在试验结束后说：
“这次试验是成功的。试验结果表明，新的原理方案切实可行，而且非常简便。”
于是，聂荣臻向周恩来和中央专委建议，集中力量按新原理方案进行设计，争取直接进行全当量的氢弹试验。周恩来和中央专委很快批准了这个建议。后来，在专家座谈会上，聂荣臻亲自部署了氢弹试验任务，研制工作随即全面展开。
一九六七年五月，第一颗氢弹的加工装配，以及试验准备工作已全部完成。五月九日，聂荣臻参加了周恩来主持的中央专委会议，讨论氢弹试验的准备工作。会议认为，中国第一次全当量的氢弹试验，在政治上有重大意义，在军事上，它将使中国的核武器技术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会议要求六月二十日以前，做好各项准备工作。
六月十二日，聂荣臻出席中央专委会议。在这次会上，周恩来再次委托聂荣臻去核试验基地主持这次氢弹试验。
为了完成周恩来的委托，为了使氢弹试验顺利成功，两天以后，聂荣臻乘飞机又一次抵达核试验基地。这次他正发着烧，是抱病来执行任务的。十五日和十六日两天，他全神贯注地听取了试验准备工作的情况汇报。汇报中，有两个技术上的问题存有疑点。他一再询问检查，直到确信已排除为止。然后，又看了氢弹实物。登上空投飞机检查时，他紧握着机组人员的手说：
“这可不是一个一般的炸弹，一定按操作规程执行好任务，但也不要紧张。”
飞行员信心十足地说：
“请元帅放心，我们保证胜利完成任务。”
聂荣臻使劲地握着飞行员的手：
“好，好，我相信你们。”
六月十六日傍晚，聂荣臻坐汽车来到核试验场区。看到一切都按部就班地进行着，立即与北京的周恩来、叶剑英通电话，报告氢弹试验可随时进行。周恩来的答复仍然是核爆炸时那句话：
“一切由你在现场决定。”
于是，聂荣臻与张蕴钰、张震寰等商定，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试验的零时定为十七日上午八时。
十七日清晨，聂荣臻来到现场指挥部，下达了试验的命令。
八时前，飞机的轰鸣声由远而近，人们都翘首以待。八时整，飞机到了预定空域，没有投弹，拐了个弯飞走了。
“怎么回事？”聂荣臻严肃地问。
空军地面指挥员报告说：
“飞行员操作中少了一个动作，请求再飞一圈。”
聂荣臻是严格要求按科学规则办事的人，觉得飞行员的请求是认真、科学的表现，当即答复：
“可以！”
于是，二十分钟以后，飞机再次飞临预定空域，在预定高度投下了氢弹。飞行员报告，飞机脱离危险区。
氢弹在预定高度爆炸。这时，天空出现了两个太阳同时高挂的壮观场面，一个自然太阳，一个人造太阳。然后，是一声震耳欲聋的轰鸣。氢弹爆炸成功了！人们从指挥部掩蔽壕里跳出来欢呼，一阵强风带着热浪迎面扑来，有的人几乎被吹倒，指挥部有的帐篷被吹倒了，这是氢弹光辐射和冲击波的威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