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全国知识分子名副其实的‘老总’”——周恩来与聂荣臻.3
聂荣臻因为上了年岁，无法像年轻人那样跃出掩蔽壕。但他手握电话，激动地凝视着天空那个人造太阳渐渐演变成的蘑菇云。摄影家孟昭瑞，拍下了聂荣臻的这一珍贵的镜头。
人们面对着这朵比原子弹的蘑菇云要壮观美丽得多的伞状烟云，慢慢上升、扩大，逐渐由红色变成了白色时，欢呼声仍经久不息。
聂荣臻却在焦急地等待着。他要秘书催问有关方面，尽快汇集各种数据，计算出这次核爆炸的当量，够不够得上是氢弹级的？
叶剑英则代表中央军委，向参试的指战员们表示祝贺！
聂荣臻走出临时架设的指挥部帐篷，向守候在外面对他热烈鼓掌的人群挥手致意，并大声转达了周恩来、叶剑英在电话中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向大家的祝贺和慰问。
此时此刻，聂荣臻禁不住回顾起世界有许多国家发展原子弹和氢弹的历程：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到第一颗氢弹爆炸，美国用了七年零四个月；苏联用了四年；英国用了四年零七个月；法国用了八年零六个月；而中国只用了二年零八个月，并且赶在法国之前试验氢弹。这引起了全世界的巨大反响，公认中国已进入世界核技术先进国家的行列。如果从氢弹原理试验成功算起，那时间就更短。
此时此刻，聂荣臻禁不住想起周恩来为实现两弹爆炸所做的巨大的组织工作和贡献。
八、“我同意荣臻的意见，大家都要克服本位主义”
一九五六年，正是中国百业俱兴、大干快上的年代，所以，中国科学院、高教部、国家技术委员会都互相争有关的研究单位和研究人员。
矛盾难以解决，聂荣臻要武衡了解情况，居间调停，但收效甚微。三方争论愈演愈烈，一直闹到毛泽东那里。
有一次，毛泽东在见到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和高等教育部部长杨秀峰时说：
“你们两个有意见，不要吵了，划个‘三八线’嘛！”
聂荣臻听说后感到问题严重，报告了周恩来，建议开会讨论解决。一九五七年六月，周恩来召集聂荣臻、黄敬、张劲夫、黄松龄、范长江、武衡等人开会。会议开始时，会场沉默，谁也不讲话。
周恩来把脸侧向聂荣臻，要他先讲讲。
聂荣臻全局在胸，讲话高屋建瓴：
“中国科学院这个‘火车头’不能削弱，应该加强，我认为苏联组织科学院的经验是可取的，但要再调很多科学家进来，现在看不大可能，只能逐渐加强。工业部门和教育部门也不应该挖科学院的墙脚。大家都不要有本位主义，现在总的说是人才太少，国防科研方面也碰到了人才奇缺的困难，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我们还是应该强调互相协作，充分发挥各方面的积极性为好。”
聂荣臻讲完后，周恩来以欣赏的目光看了聂荣臻一眼。接着要大家发表意见。张劲夫、黄敬、黄松龄发言都表示拥护聂荣臻的意见。
周恩来最后讲话，说：
“我同意荣臻的意见，大家都要克服本位主义，顾全大局，以推动中国科技事业的发展。”
这场郭沫若、杨秀峰之间的激烈争论，经过周恩来、聂荣臻的调解，至此结束。
九、“荣臻同志，你很会发动我呀！”
从一九五六年开始，聂荣臻就受命主管全国的科技工作，而要搞好科技工作，人才是根本。为了提高知识分子的地位，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聂荣臻可说殚精竭虑，想方设法。周恩来对聂荣臻的工作十分支持，并十分满意，多次表扬他：“你是全国知识分子名副其实的‘老总’。”
六十年代初，聂荣臻思考得最多的问题，是知识分子政策问题，因为这是关于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出人才、出成果的重大问题。他在知识分子政策上，的确下了功夫，多次召开会议，或找知识分子个别谈话，想弄清楚到底应该怎样正确贯彻知识分子政策，怎样才能发挥科学技术人员的积极性，使他们能做出更大的贡献。经过几个会议和深入调查，聂荣臻发现在这些重大的政策性问题上，过去是若明若暗的，有的同志甚至连科研工作的根本任务都不明确。科研人员的心情不够舒畅，他们是有意见、有看法的。
为了搞出一个科学工作的条条来，使各级在科学工作和知识分子工作上有章可循，聂荣臻组织国家科委、国防科委和中国科学院，在几个研究所抓了座谈试点工作，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并且组织专门班子，经过半年多的时间，前前后后搞了几十稿，还在杭州讨论了一个多星期，最后搞出了《科学十四条》。《科学十四条》初稿提出来以后，聂荣臻又组织北京、东北两个地区的党员研究所长开会，扩大党内科学家与会，共同进行讨论修改。并在一些部属的研究单位，像钢铁研究院，地质研究院、农业科学研究院、中国医学科学院以及若干国防科研单位进行讨、论和试点。中央科学小组、国家科委、中国科学院党组也进行了多次讨论。这样，经过反复讨论、实践、修改，《科学十四条》也就比较成熟了。最后由聂荣臻签署，上报中央。
一九六一年七月六日，政治局开会讨论了聂荣臻的报告。虽然毛泽东没有参加会议，但政治局的大部分同志都到了。
在会上，聂荣臻先将《科学十四条》产生的过程和内容作了说明。接着张劲夫简要地补充了《科学十四条》在中国科学院试点后的情况和反映。
科学工作有了章法，周恩来十分欣喜，听完汇报，手里掂着文件，以十分满意的口气说：
“这个文件，财经、文教等系统也都可以发。要向我们的干部讲清楚，我们为科学家服务好了，科学家就为社会主义服务得好。总而言之，都是为了社会主义。”
邓小平则称《科学十四条》为“科学宪法”。政治局会议一致通过了这一文件。后来又送经毛泽东批准，于一九六一年七月十九日正式以中央文件下发。
“文化大革命”期间，有些人拼命地攻击《科学十四条》。周恩来则强调说：“《科学十四条》是‘红线’；‘红线’在科研战线占主导地位。”批驳了他们的谬论。
一九六二年二月十六日，聂荣臻在广州主持召开了“全国科学技术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科学家有三百一十人。
那次会议的目的，起初是想借《科学十四条》贯彻以后的东风，搞出一个新的科学规划来。大家集中到广州以后，聂荣臻先找少数科学家谈心，发现知识分子仍然顾虑很大。有人问他，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个提法如何理解？并说，一提起知识分子，就是资产阶级的，叫做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使子女也因此受到歧视，从没听到有人提谁是无产阶级知识分子。
过去在国务院开会，对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就有争论。聂荣臻说：
“革命这么久了，大学为我们培养的都是知识分子，难道都是为资产阶级培养的？这不能理解嘛！”
当时的国务院副秘书长许明，就很同意聂荣臻的意见，她很激动地说：
“办那么多学校，都是培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我们干什么！那是不合乎逻辑的。”
聂荣臻颇有同感，觉得这个问题需要解决。他首先请示当时正在广州的周恩来，因为他知道周恩来在知识分子问题上和他持相同的观点。
周恩来肯定地说：
“知识分子就是知识分子，人民的知识分子。”
得到了周恩来的支持，聂荣臻更加坚定了信心，感到这次会议应该进一步解决这个问题，于是把会议的要点改为两个：一是进一步搞出新的科学规划；二是进一步深入贯彻《科学十四条》，突出地调整一下与知识分子的关系问题，为了解决好这一问题，聂荣臻特地请周恩来作报告。因为他知道，周恩来作为党的副主席、国务院总理，讲话具有很重的分量。
周恩来十分支持聂荣臻的工作，于三月二日特地为会议作了长篇报告。尤其对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问题讲得很清楚，他说：一方面，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过去大多数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的确曾经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要忘记了自己的老根；新培养出来的青年学生，由于种种原因，也容易接受资产阶级思想影响，因此，知识分子要警惕自己，要继续进行自我改造。另一方面，知识分子有了很大进步，就是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经过十二年的锻炼，一般地说，也已经起了根本的变化。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都是积极地为社会主义服务，接受党的领导，并且愿意继续进行自我改造的，他们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不能把他们当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看待。
周恩来的讲话，激起了全场经久不息的掌声。
周恩来接着讲道：当然，知识分子中还有极少数的人，至今仍然保持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想，怀疑或不同意社会主义。但是只要他们服从国家的要求，从事正常的劳动，我们就应该团结他们，给予合适的工作，使他们对祖国有所贡献。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长期的、艰苦的过程，往往要经过自己的科学实践，经过带有一些自己特点的道路；因此，要善于团结他们，争取他们，帮助他们，对他们的改造要求过高过急是不适当的。
聂荣臻也向正在广州的陈毅谈了知识分子的思想顾虑。陈毅历来豪爽健谈，他在讲话中干脆提出了“脱帽加冕”的口号。他说，就是给你们脱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加上劳动人民知识分子之冕。
周恩来和陈毅的讲话，使科学家们激动得热泪盈眶，大大地启发了他们的爱国热情。他们说：
“帽子脱掉了，责任加重了。”
“是脑力劳动者，自己人了，不能再做客人了。”
通过周恩来和陈毅的讲话，科学家们的主人翁感大大提高。聂荣臻目睹这一情景，心情也十分激动。心中对周恩来和陈毅充满了感激、敬佩之情。此后，我党同知识分子的关系空前地改善了。
国家经济三年困难时期，周恩来一直惦记着共渡难关的科学家们。一九六二年元旦前夕，他把国管局的同志们找到他的办公室。说：
“科学家是无名英雄，成天默默无闻地工作，新年到了，应该请大家聚一聚。”
周恩来决定一月五日在人民大会堂同各行各业的科学家们共进晚餐。五日晚上，周恩来及陈毅、聂荣臻、陆定一等出席了这次简朴的晚宴。科学家们全神贯注地聆听周恩来的讲话，心潮翻滚。国家遭受这么大的困难，党和政府并没有忘记他们。虽然宴会上没有特殊的菜肴，但周恩来对科学家及广大知识分子的深厚感情，如甘醇的美酒，把醉人的芬芳长久地留在科学工作者的心里。
在五六十年代，“白专道路”与“红专道路”是知识分子队伍中经常议论的话题，而“白专道路”，是知识分子最害怕被戴在头上的一顶帽子。为了使广大知识分子放下沉重的思想包袱，为了不使“白专道路”一词成为整人的棍子，聂荣臻又想到了周恩来。
一九六二年六月十九日，在一次文艺工作会议上，聂荣臻请周恩来谈谈所谓“白专道路”问题。
周恩来欣然接受，并开玩笑地说：
“荣臻同志，看来你很会发动我呀！”
很快，周恩来到会做了十分重要的、也是令人难忘的讲话，他说：
“一个人只要在社会主义土壤上专心致志为社会主义服务，虽然政治上学习得少，不能算‘白’。只有打起白旗，反对社会主义，才是‘白’。例如有个外科医生，开刀开得很好，治好了很多病人，只是政治上不大开展，因此就说他是‘白专道路’，岂不是荒谬？再如有一个人专心致志为社会主义服务，政治上懂得少一些，但是两年把导弹搞出来了，对国家很有贡献；另外一个人，天天谈政治，搞了五年也没有把导弹搞出来。你投票赞成哪一个？我投票赞成第一个人。第二个人只好请他去当政治教员，他不能在导弹部门工作，他只能在导弹部门‘捣蛋’。”
听着周恩来的讲话，聂荣臻这位全国知识分子的“老总”，和全体人员都情不自禁地鼓起了掌。
十、情到深处始见真
“文革”狂潮骤起，林彪、江青一伙把矛头对准了聂荣臻等老帅，说起其间周恩来对他的保护，有三件事使聂荣臻终生难忘。
第一件事。
事情是这样的：抗日战争时期，在晋察冀根据地，有一次聂荣臻和彭真聊天，聂向彭讲了“胡地涂”的故事。北平市委书记是胡锡奎，是经过莫斯科学习回来的。五一节前，地下党写了个稿子，由胡锡奎带去印，准备五一散发。胡锡奎是个近视眼，又是黄昏，到预定的地方，没想到敲错了门。发现门敲错了，你就赶快走啊，他没有。他这个人穿得很不像样子，又不修边幅，人家以为他是小偷，就抓了起来，送到公安局去了。公安局也把他当成小偷，根本没有审问，第二天早晨揍了他一顿，叫他滚。他的传单稿子还在身上，敌人没有搜身就把他放了。所以，聂荣臻和他开玩笑：“你是糊里糊涂进去，又糊里糊涂出来。”有时就叫他“胡地涂”。
两个人笑了一阵后，彭真接着说：不仅胡锡奎有“胡地涂”的故事，陈伯达也有过。他也是不知道什么原因就糊里糊涂地被抓了进去，后来，被福建军阀张贞花了点钱保了出来，因为他和张贞是同乡，又在张贞那里做过事。可是他出来之后，竟不知道该往哪里去，就又糊里糊涂地回到了监狱。
“文化大革命”中，有一次聂荣臻在西山叶剑英寓所聊天，又向叶聊起陈伯达的这个故事。当时，并没有别的任何意思，只是当做笑话说说而已。不知怎么回事，很可能是那里装了窃听器，因为在场的只有聂、叶俩人，没有第三个人，他们这次谈话的内容，却被陈泊达知道了。而且，陈伯达所说的和聂、叶俩人讲的完全一样。
这件事，当然犯了陈伯达的大忌，一直在伺机报复。机会终于来了，一九六八年十月，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陈伯达和聂荣臻编在一个小组，陈伯达当时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灵手可热，他想整聂，但又不敢正面提出这个问题，因为拿不出什么材料，就责问聂为什么在背后议论他的历史问题。
事情反映到了周恩来那里。周恩来知道陈伯达是个心狠手辣的家伙，大权在握，又得到林彪、江青的青睐和支持，为了既阻止事态的发展，又能给聂荣臻以警示，他专门就这个问题打电话给聂荣臻，问是怎么一回事。
聂荣臻听到周恩来亲自过问此事，知道陈伯达到处告黑状了，就向周恩来汇报说：
“我们是讲过，但不是为了抓他的辫子，为了整他，我们没有这个想法，只是聊天而已。”
周恩来有了底数，也就不怕陈伯达到处乱告和胡乱纠缠了。
陈伯达做贼心虚，他对这于事情很敏感，手段也很毒辣。表面上一套，而暗地却大肆活动。叶剑英也跟聂荣臻讲过，陈伯达这个家伙很坏。他想了许多坏点子，妄图消灭他这一段历史罪证。南汉宸知道他这一段情况，他就把南汉宸逼死了。他还在天津、北京等地，到处查找与他这段历史有关的材料，把许多材料都收去了。粉碎林彪反党集团政变阴谋以后，把他抓了起来，他才交代说，之所以如此敏感，就是在那一次被捕时，他向敌人自首了。但这种情况，过去党组织并不知道，当时聂荣臻对这个人连认识都不认识，只是向彭真讲到胡锡奎的故事时，才听彭真说的。彭真那时也不知道底里，还当做他真是糊里糊涂进去，又糊里糊涂出来的呢！但是叛徒终究难逃被历史惩罚的下场。
第二件事。
一九六八年三月，林彪一伙策划“杨余傅事件”，打倒杨成武等人，并影射聂荣臻是杨成武的黑后台。
当聂荣臻得知这些情况以后，马上预感到林彪的黑手已开始伸向他。果然，从四月一日起，应该发给他的一些文件、电报停发了。
聂荣臻对秘书说：
“不管他，文件他们爱发不发。‘杨余傅事件’究竟是怎么回事，我还弄不清楚，我也不知道谁是‘黑后台！’”
四月六日，聂荣臻给叶群打电话问：
“你们说的黑后台究竟指的是谁？”
叶群在电话里说：
“并没有点名嘛。”
她没有说黑后台就是指聂荣臻，但也没说聂不是黑后台。当时社会上“炮轰聂荣臻”轰得很厉害。叶群的意思是，反正外面在轰，让人家轰嘛，轰到谁就是谁。
四月七日，聂荣臻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说明自己对杨成武的看法和历史上同杨成武在一起工作的情况。信上还要求同毛泽东面谈一次。
毛泽东很快做了批示，并将批件转给了周恩来。周恩来看到批件，真是喜出望外，知道聂荣臻不会受到牵连了，立即让秘书打电话告诉聂荣臻，毛主席在他写的信上批了十六个字：
“荣臻同志，信已收到，安心养病，勿信谣言。”
听了这个批语，聂荣臻已明白，林彪搞的这一套，并不是毛泽东的意思。
第三件事。
一九六九年十月十八日，林彪背着党中央和毛泽东，借口战备，发出所谓的“一号命令”。
接着，他们发出通知，要老同志疏散到外地，而且要马上离开北京。他们通知聂荣臻疏散到郑州。聂荣臻表示，既然是战备嘛，郑州那个地方是铁路枢纽。中原地区我也不熟悉，还是到河北省、晋察冀这些地方我熟，如果打仗，还可以起些作用。后来决定让聂荣臻到了邯郸。
一九六九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一个冷风劲吹、滴水成冰的日子里，聂荣臻来到了邯郸，住在一个招待所里。隔墙就是公园，虽是寒冬，但他几乎每天到公园去散步。那个地方很多同志是他的老部下，对他客气得多。到了一九七○年一月份，聂荣臻得了皮肤病，痒得不能睡觉，从北京搞了些药也不见效。他决定将病情报告周恩来。
周恩来接到报告，很快同意聂荣臻回北京进行治疗。
当年五一节，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见到了聂荣臻，问他身体怎么样。当他告诉毛泽东自己的病情以后，毛泽东说，你不要出去了，就在北京吧，北京好治病，出去干什么。
通过这次治病，聂荣臻一方面感到毛泽东、周恩来对老同志的关怀，同时也发现林彪搞的这一套并不是毛泽东的意图。聂荣臻回北京并没给林彪和“四人帮”打招呼，是直接给周恩来报告的。
聂荣臻对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非常崇敬，多次讲到毛泽东的伟大功绩，谈到周恩来时总是称赞不已。
周总理去世后，有一次聂荣贵去看望聂荣臻，聂荣臻的女儿聂力告诉他：
“你要多谈家乡的情况，最好不要提周总理，因为一讲到周总理他就会伤心。”
聂荣贵事先得到聂力的关照，在和聂荣臻谈话时，一直未讲周恩来的事。
可是在吃饭的时候，他们边吃边看电视，电视上的播音员正以充满感情的语调说道，人民的总理人民爱、人民的总理爱人民。
聂荣臻听到后就掉泪了，禁不住老泪纵横，眼泪顺颊而下，甚至滴落碗中，饭也吃不下去。大家都劝他不要伤心，但他还是泪流不止。他说：
“周总理的一生光明磊落，勤勤恳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值得好好学习。”
说到这里，聂荣臻的思绪又禁不住回到革命战争年代那如火如荼的峥嵘岁月，他说：
“我与周总理长期在一起，同生死共患难，有着深厚的感情。在八一南昌起义失败后，有段时间，只有周恩来、叶挺和我三个人在一起，周恩来又生了病，我们把他抬起走……”
说到这里，他止不住又流泪了，大家只好谈别的事情，以打断他的回忆，免得使他伤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