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剑英（一八九七——一九八六），原名叶宜伟，字沧白。广东省梅县人一九一七年入云南讲武堂。参与筹建黄埔军校，任教授部副主任：一九二六年任国民革命军新编第二师师长、第四军参谋长。一九二七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领导广州起义。一九二八年赴莫斯科学习。一九三○年回国后，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长，红军学校校长，瑞金卫戍司令员，红一方面军参谋长，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参谋长，中央军委参谋长。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共中央后方委员会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参谋长，北平市市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广东省人民政府主席兼广州市市长，广东军区司令员，中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南军区代司令员，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装力量监察部部长，训练总监部代部长，军事科学院院长，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秘书长，国防部部长。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元帅军衔。是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第四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第八届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政治局委员，第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十、十一届中共中央副主席，第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
在中国现代军事人才的摇篮黄埔军校，有两位威望很高的领导人：一个是政治部主任周恩来，一个是教授部副主任叶剑英，他们互相倾慕、配合默契，共同为大革命培养人才，相得益彰。正是周恩来的磊落胸怀和远大抱负，使叶剑英看到了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产生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后来经过周恩来的批准，其愿望得以实现，从此，开始了他们共同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光辉历程。在抗日战争最为艰难困苦的时期，他们身入虎穴五年整，在重庆与国民党进行了曲折复杂的谈判和斗争；“文革”十年，他们通力合作，力挽狂澜，与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进行殊死的较量，构成了中国现代史上最为惊心动魄的一幕。
一、蒋介石、叶剑英激烈争论，周恩来：我支持叶剑英
叶剑英同周恩来的革命友谊，开始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一九二四年初，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喜讯，就像和煦的春风，很快吹遍了中国的大地。一九二四年九月初，周恩来奉中共中央指示，从欧洲返回大革命策源地广州，担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长兼区委宣传部部长，后改任区委常委兼军事部长。
周恩来回到广州，第一件大事就是坚决维护孙中山主持的革命政府的权威，参与指挥平息商团的反革命叛乱。叶剑英奉命率建国粤军第二师部分官兵，同其他革命军一起，也参加了平叛作战。在这次平定商团的叛乱中，叶剑英第一次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参加战斗。
平定商团叛乱不久，周恩来调至黄埔军校任政治部主任。叶剑英在周恩来到黄埔军校之前，已经担任军校的教授部副主任，并亲自执教，成为当时学校很有威望的教官之一。周恩来到军校后，立即投入政治部的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向教职员和学生灌输革命精神，教育他们不贪财，不怕死，精诚团结，救国救民，实现孙中山提出的武力与民众相结合的建军宗旨，使军校的政治工作日趋活跃，卓有成效。
在办校与教学的过程中，叶剑英通过与周恩来等共产党人直接和间接的交往，从周恩来的举止言谈中，具体感受到了共产党人的革命精神和工作作风，看到了共产党人的磊落胸怀和远大抱负，从而产生了由衷的敬佩之情。他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第一次提出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但是，由于中共党内少数同志认为他是国民党的高级将领，不能轻易接收入党，使其愿望未能实现。
一九二四年底，盘踞在东江流域的广东军阀陈炯明，乘孙中山北上之机，进犯广州，企图推翻广东革命政权。在中共广东区委的推动和支持下，广州留守政府决定东征，讨伐陈炯明。
周恩来作为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参加东征军的领导，负责政治工作。粤军第二师编在东征部队的右路军，充当先头部队参加作战。叶剑英作为第二师参谋长同师长率部于一九二五年二月底从广州沿广九路向淡水进发。出发前，他根据周恩来提出的要求，向部队官兵讲明此次作战的目的和意义，鼓励部队奋勇进击，很快到达淡水城郊。
叶剑英制定作战方案后，赶到右路军司令部，向蒋介石、周恩来和苏联顾问报告，拟定与黄埔校军联合进攻淡水的作战计划。周恩来与叶剑英一起进行了详细的讨论，周恩来谦逊亲切的态度，机敏周密的思考，使叶剑英受到了启示和教育。特别是在作战中，周恩来与各级党代表率先垂范，鼓励黄埔校军英勇杀敌的精神，更使叶剑英敬佩不已。淡水一战，革命军大获全胜，淡水转危为安。
淡水之战后，就下一步的作战计划发生了激烈争论。蒋介石和他的追随者力求先打惠州，令部队掉头西进；叶剑英和二师师长张民达，则主张对惠州围而不打，而以主力东进，直捣叛军老巢潮汕。双方坚持己见，互不相让，谁也说服不了谁。
周恩来冷静地听取了双方的理由，认为暂时放弃重镇惠州，集中兵力歼灭当面敌军力量，夺取最后胜利，是正确的作战方针。虽然蒋介石是黄埔军校的校长，周恩来是军校的政治部主任，但周恩来以共产党人的特殊身份，果断地支持张民达、叶剑英的意见；加之，总司令许崇智和苏联顾问加伦也支持张、叶的主张，于是，右路军乘胜追击，取得全胜。战争的结局表明，周恩来在争论的关键时刻，所作出的判断是正确的。
看着眼前的胜利，回想周恩来对自己的支持及所作的判断，叶剑英十分佩服周恩来的胆略和智慧。同时，共产党的纲领、政策，马克思、列宁的著作，周恩来等著名共产党人的革命言行和奋斗精神，使叶剑英的思想受到极大熏陶和影响。
正是由于有了上述思想基础，因而在大革命失败以后，叶剑英毅然决定与蒋介石和国民党右派彻底决裂，迎着白色恐怖的逆流，再一次提出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
二、“叶剑英的底子我知道，应当欢迎他入党”
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发动反革命的“四一·二”政变以后，已担任新编第二师师长的叶剑英通电反蒋后，来到了武汉。
当时，叶剑英在武汉还有两位老相识，一个是邓演达，一个是张发奎。邓演达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主持武汉三十多万人的群众大会，声讨蒋介石，积极开展反蒋斗争。蒋介石派人拉拢不成，就通电解散邓演达为主任的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邓演达毫不理睬，继续坚持反蒋斗争。
张发奎在参加北伐后，困战绩卓著，升任被称为“铁军”的第四军军长。此刻他正踌躇满志，到处网罗人才。他听说叶剑英来到武汉，就邀请叶剑英来四军军部，留在自己的身边工作。
不久，叶剑英被正式任命为第四军参谋长。
叶剑英在第四军军部这一段时间，进一步受到进步的思想影响。四军里的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比较多，政治工作比较活跃。在这种环境下，叶剑英对时局有了新的认识。他看到了汪精卫这些人已经越来越走向反动，国民党官僚只谋一己私利，腐化堕落。只有共产党人大公无私，真心实意地为工农大众谋福利，能够救中国，把革命进行到底。因此，他更加坚定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决心。然而，此时此刻，在一片白色恐怖中加入共产党，显然要冒很大风险。“道路艰险何所惧，只身偏向虎山行。”尽管前进道路上布满荆棘，这条救国救民的道路，叶剑英是决心走定了。
此时此刻，黑云压城，到处是腥风血雨，全国和武汉的形势，错综复杂，到哪里去找共产党呢，有些公开的共产党人并不熟悉，又多隐蔽起来，一时找不到；即使找得到党，党又能够吸收曾是蒋介石嫡系的高级军官吗？自己过去申请入党就是因为这个原因被搁置起来，现在再要求入党会不会如愿呢？叶剑英困惑着，思索着。
当时，武汉有股出国留学风。不少革命者都想留学苏联，或到其他国家去。叶剑英也想到列宁的故乡去探求共产主义。听说邓演达同苏联大使馆有联系，便去找他帮忙。
邓演达对叶剑英虽然抱有好感，表示赞成叶出洋。但他考虑到形势复杂，要自己出面介绍，比较为难。因此，邓演达没有答应介绍叶剑英去苏联。
叶剑英又找到他们熟识的共产党员李世安。他把自己渴望入党的要求和几年来在找党、入党问题上遇到的波折和苦恼都告诉了李世安，希望李世安能想办法介绍他加入中国共产党。李世安此时在武汉市公安局当秘书主任，以这个公开身份做掩护，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他了解叶剑英的过去，也了解叶剑英的现在。他从在第四军的中共党员、广东同乡柯麟、李文一等人那里早已听说过叶剑英的政治表现和革命志向，知道他曾多次表示过要跟随共产党革命到底的愿望。
李世安紧握着叶剑英的双手，动情地说：
“现在，革命正处于低潮。有些意志薄弱的共产党人，畏缩了，甚至叛变了。而你却在这样的时候要求加入共产党，同党共患难，这表明你是一位对党的理想具有坚定信仰的真正革命者，我个人非常欢迎你入党，我一定把你的要求报告给党组织。”
当然，李世安心里也明白，像叶剑英这样的国民党高级军官，即或是已经通电反蒋，但要在基层党组织讨论他的入党问题，还可能发生波折。于是，他想到了与叶剑英早已熟识的周恩来。周恩来是中共中央领导人，水平高，办事讲求实际，此时正在武汉，他便带着叶剑英的热忱希望，秘密找到周恩来向他汇报了这件事。
周恩来一听说叶剑英在党十分困难的时候要求加入党，当然十分高兴，回忆起自己同叶剑英这位年轻将领的交往，回忆起叶剑英的进步思想和英勇善战，当即肯定地说：
“叶剑英的底子我知道，应当欢迎他入党。”
就这样，又过了一段时间，一九二七年七月上旬，经周恩来同意，中共中央批准，叶剑英为中共正式党员。为了保密和特殊工作的需要，党组织暂时不要他和其他党员进行联系，只让他与李世安等少数党员保持接触。
当李世安向叶剑英传达了经周恩来同意、中共中央批准，他已经成为中共正式党员的决定后，叶剑英激动地握着李世安的手，坚定地点了点头。
他感谢李世安对自己的信任，为他入党的事直接向中共领导汇报；更感谢周恩来，能够知人识人，接纳他这位国民党的高级将领加入中国共产党。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叶剑英从追随孙中山参加革命的时候起，就在漫长的道路上不断地追求和探索。现在，他终于光荣地加入了共产党，实现了从一位民主主义者到共产主义者的转变。他眼前展开了一条既艰难曲折又充满希望和光明的大道，他决心沿着这条大道为人民大众的解放事业和国家富强英勇拼搏，奋斗终生。
三、周恩来电示：由叶剑英任军委参谋部负责人
叶剑英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根据党组织的指示，率部南下广州，于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与张太雷、聂荣臻等人一起发动了举世震惊的广州起义。一九二八年秋，中共党组织决定，叶剑英等人去苏联学习，周恩来指定叶剑英为学习组组长。十二月，叶剑英带领大家到达苏联莫斯科，入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
一九三○年，叶剑英结束在苏联的学习生活，回到上海，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军委书记周恩来汇报了在苏联学习的情况。周恩来十分热情地接待了他，并留他暂时在上海军委工作，与刘伯承一起翻译苏军步兵战斗条令。经过一段努力，条令译好成书，送往各个根据地，对我军建军作战起到了参考作用。
一九三一年初，周恩来找叶剑英谈话，征求他对今后工作的意见。叶剑英说：
“我过去一直在军队工作，现在回国来，还是想搞军事工作，希望组织派我到苏区去。”
周恩来根据叶剑英参加东征、北伐、广州起义的经历，认为他是一位很有军事才干的指挥员，决定派他到中央苏区去工作，并特意发报给苏区中央局，让叶剑英担任中央军委参谋部负责人。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中央军事委员会成立，正式任命叶剑英为中央军委委员兼总参谋部部长，后改为工农红军总参谋长。
不久，周恩来从上海到达中央苏区担任苏区中央局书记、红军总政治委员。在反“围剿”作战中，叶剑英第一次作为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的助手，在军事指挥中表现出了突出的才干。
一九三二年五月，蒋介石自任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调集大批军队向鄂豫皖苏区发动第四次“围剿”。与此同时，他下令组成以何应钦为首的赣粤闽边区“剿匪”总司令部，指挥江西、广东、福建、湖南的国民党军牵制中央根据地红军的主力，并为大举进攻中央根据地做准备。
叶剑英积极协助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组织指挥苏区军民，昼夜反击敌人第四次“围剿”。六月三日，毛泽东签署电报至朱德、王稼祥，要求东路军各军在“三天内整理完毕，准备九号出动”：“八号下午二时在官庄总司令部开军事会议，军长、军政委、军团总指挥、军团总政委、军团参谋长均到会。”叶剑英于六日上午赴上杭县官庄。七月初，红军发起南雄、水口战役，打击了向江西“进剿”的国民党军粤军部队的气焰，基本稳定了中央根据地的南翼。叶剑英亲自到前线视察，了解敌情，并作战役部署。
八月上旬，苏区中央局在兴国举行会议，确定红军向北行动。叶剑英根据会议的决定，领导参谋人员制定了详细的作战计划。为周恩来等人指挥作战提供了依据。按照这个计划，第一步先攻打乐安，得手后，再攻取宜黄。中革军委据此向部队下达了发起乐安、宜黄战役的军事训令。在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的直接指挥下，红一方面军于八月十七日攻克乐安，二十日攻取宜黄。此役共歼敌约三个旅，俘敌五千余人，取得了重大胜利。
叶剑英制订的切合实际而周详的作战方案，深得周恩来的嘉许，他在八月二十八日给中央局的信中说：
“本来过去军事行动向无方案的，所谓专于机动而不果决，这次我们力矫此弊，本着这个方案去做，实现和完成了第一步作战计划，获得伟大成功。”
在这里，周恩来高度赞扬了叶剑英领导的参谋部的工作。
攻下乐安、宜黄后，红一方面军按原定计划向东袭取南城，但在南城近郊受阻，与敌形成对峙局面。
在这种情况下，叶剑英认真分析了战场的敌我情况，向中革军委领导人提出分一部兵力牵制南城之敌。而以主力直取距南城较远的崇仁县县城的建议。他具体分析说：
“崇仁守敌仅一个骑兵师的兵力，我军可以长途奔袭，出其不意地先攻下崇仁。届时，敌军必定来援。我军则可以逸待劳，聚歼敌增援部队。”
然而，叶剑英的这个积极建议未被采用，以致坐失战机。这使颇具军事才华和眼光的周恩来十分痛心，他在给中央局的信中说：
“这一计划，原是根据敌情变动而提出的，我们因为坚守原定计划，企图先消灭朱绍良一路。故未采用，这确实是不善于机动的错误。”
在异常残酷紧张的反“围剿”作战期间，叶剑英始终精力充沛，工作极富成效，受到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的高度赞扬。红军的高级将领都尊敬地称他为“叶参座”。
周恩来不仅在军事工作方面十分重视叶剑英的意见，在其他工作方面也注意发挥他的才能。这年十月，周恩来代表苏维埃政府和工农红军，与福建政府和十九路军派来瑞金的代表吴明等人进行谈判时，就常偕同叶剑英一起参加，听取他的意见。
一九三三年五月，蒋介石又调集五十万兵力，策划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五次大规模“围剿”。
为了反击这次“围剿”，根据中共中央局提议，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时府下令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前方移至瑞金。增加博古、项英为委员，由项英代理主席。同时，在前方另组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部兼红一方面军司令部。五月八日，任命朱德为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兼第一方面军司令员，周恩来为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委员兼第一方面军政治委员，叶剑英为中国工农红军总参谋长兼第一方面军参谋长。
叶剑英受命以后，先是在沙洲坝的乌石垄村组建起一个精干的司令部机关。不久，又奉命调往前方协助朱德、周恩来指挥红一方面军作战。
其后，即使叶剑英遭到“左”倾领导者的排斥，由福建军区前线调回军委任第四局局长时，周恩来仍然一如既往，照样器重他，信任他，并赞扬他是能上能下的好干部。
长征开始前，”左”倾机会主义在党内的统治达到高潮，他们极力打击排挤与他们观点不同的入，并力图将这些人留在即将被敌人占领的苏区，不带他们长征。这时，中央决定将军委总司令部、总政治部及其直属队组成野战第一纵队，任命叶剑英为纵队司令员。叶剑英利用职务之便，向周恩来提出保护被“左”倾领导者排斥打击的党的骨干，有些可以安排到一纵队的建议。这一建议，正是周恩来想要向中央提的建议，叶剑英提出使得他有了更加充足的理由，他以自己中共中央常委委员的身份，尽最大努力，保护和安排一批干部，参加了长征，其中，毛泽东就是在“左”倾领导者妄图将其甩在苏区的情况下，由周恩来以他是红一方面军创始人的名义，提出让其参加长征的。
长征开始后，叶剑英协助周恩来、朱德处理繁忙的军务，及时传达并贯彻执行军委的各种命令、指示，随时处理部队行军作战遇到的各种问题。他经常找负责人碰头，研究如何应付遭遇战和防止敌人空袭问题，组织部队克服各种艰难险阻，通过一道道封锁线。许多小事，他也非常细心。路过湘西少数民族地区时，住在老百姓的木板房里。这种木板房容易起火，他特意制定防火措施，防止发生火灾。
一路上，为了使周恩来、朱德能更好地指挥作战，叶剑英非常关心掌握敌军的部署和动态。。那时中共中央和地方党组织已经失去了联系，有关敌人的情报来源主要靠两条：一是地面侦察，二是通过无线电台侦听，破译敌台情报。叶剑英精心组织电台的同志分几个梯队交替行军，昼夜坚持工作，保证通信联络畅通无阻，及时地为周，朱提供准确的敌我情况动态。电台的人员少，工作很辛苦，叶剑英在艰苦的行军中，常去看他们，称他们是无名英雄，时时处处为他们着想，帮助解决各种困难。
红军渡过湘江，一战人员减半，继续艰难前进。下了山，涉过一条小河，前面是一片开阔地。叶剑英带领队伍迅速通过开阔地，向对面的小山上走去。这时，周恩来走过来，告诉叶剑英：
“命令部队切勿休息，立即前进，防止敌人空袭。”
叶剑英马上具体布置各单位注意防空。就在这时，敌机飞来了。叶剑英命令部队在路边隐蔽。敌机越飞越低。突然向着叶剑英及部队隐蔽的山腰处俯冲投弹。叶剑英见势不好，赶快跑开。刚跑了几步，一颗炸弹正好落在附近，“轰”地一声爆炸了，叶剑英摔倒在地。
“参谋长，你受伤没有？”警卫员范希贤见状，马上奔过来扶他。叶剑英自己爬了起来，踉踉跄跄地继续往前走去。这时，他才感到右大腿靠臀部的地方，一阵阵疼痛。用手一摸，鲜血已经渗透了裤子，不断地往下流。范希贤将他扶到一处平坦的地方，让他躺下，然后叫马夫立即去报告卫生部。
周恩来听说叶剑英受伤，立即派总卫生部部长贺诚赶来，贺诚当即把叶剑英扶上担架。当抬到总卫生部临时所在地时，伤口还在流血。同志们都关切地围上来询问他的伤势，他虽然感到疼得厉害，但却坚强地忍住，平静地回答说：
“没关系，不要紧。”
医生检查，发现了一块弹片打进了靠近臀部的地方，有好几厘米深。由于环境和技术条件的限制。弹片无法取出，只好留在体内了。医生对伤口做了简单的包扎，叶剑英便坐着担架，继续上路了。警卫员把棉大衣给他盖在身上。才发现大衣被炸穿了许多窟窿。原来炸弹爆炸时，叶剑英正用右手拎着大衣。如果不是这件棉大衣护着，说不定还会有生命危险呢！叶剑英每当谈起这次负伤留在身上的弹片，就风趣地说：
“留着它做纪念，可以使自己不忘过去。”
长征途中，尤其是在遵义会议期间，叶剑英在军委总部协助周恩来，朱德指挥作战，得到了极大信任。特别是在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叶剑英将张国焘的密电及时送给毛泽东和党中央，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的高度重视。党中央连夜召开紧急会议，率领红一方面军主力北上，避免了红军内部可能发生的武装冲突，维护了团结，事后，周恩来多次表扬叶剑英在关键时刻，为党立了大功。
四、西安，纵横捭阖助周公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党中央召开瓦窑堡会议，决定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会后，周恩来担任中央东北军工作委员会书记，领导进一步开展对东北军、西北军的统战工作。接着，周恩来同东北军总司令张学良进行了直接会谈。张学良接受了我党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其后，叶剑英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
l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叶剑英、聂荣臻、刘志丹等红军将领名义发出《红军为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提出：中华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愿意与任何抗日的武装队伍联合起来，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同日本帝国主义直接作战，收复失地。并表示，我们愿意首先同东北军来共同实现这一主张，为全中国人民抗日的先锋。接着，李克农与中共中央北方局代表王世英分别到洛川、西安，与东北军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十七路军总指挥杨虎城谈判，达成初步协议。四月九日晚，周恩来亲赴延安城一座教堂内，与张学良就抗日救国问题举行会谈，双方达成了联合抗日的协议。
六月中旬，叶剑英同李克农等奉命去蟠龙、琉璃坡、石家砭等地，了解中央军、东北军的兵力部署、进军动态，及时向毛泽东、周恩来报告敌情。并尽一切可能，利用各种关系，向东北军一○七师、一一七师官兵进行政治宣传，积极开展统战工作，对如何防止敌军进攻瓦窑堡提出许多建议。并根据毛、周指示，进行了大量救护伤员、保障供给、修补道路等方面的工作。
从六月十五日至二十二日，一周之内，叶剑英亲笔给毛泽东、周恩来写信十四封，并派卢伟良等专人送去。这些信真实地记录了当时叶剑英辛勤工作的情形，内容涉及敌、我、友等各个方面，不仅反映了当时抗战与统战形势任务的复杂与艰巨，也反映了红军内部机构、人事和教育以及协助延安地区干部开展工作等诸多问题。对毛、周制定正确的政策起到了很好的参谋作用。
一九三六年七月下旬，为了进一步解决我党与东北军、十七路军团结抗战问题，中央委派叶剑英、朱理治等在安塞领导开展东线东北军工作。
叶剑英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很快到达安塞，并主持召开了安塞，延安两县工委负责人会议，进一步健全机构，明确任务，然后组织力量，分头调查研究，结交工作对象，积极开展各种活动。
在此期间，叶剑英给周恩来写过许多信，请示汇报工作。从七月二十八日至八月二十九日，一个月时间内，就亲笔写了十封信，派人送去。信中对东北军驻防、移防等活动情况，官佐与士兵关系，军队与百姓的关系，部队思乡抗日情绪，以及红军与东北军之间友好往来、交换枪支弹药、开展联欢活动等等，都作了详细的汇报。
周恩来见信后，总是立即答复，能解决的问题，及时给予帮助解决。如根据叶剑英的请求，周恩来派出人民剧社到安塞演出抗日剧目，发放书籍传单，对于激发东北军官兵的抗日热情起了很大作用：
叶剑英在开展东北军统战工作的同时，还积极做十七路军的统战工作，并向周恩来提出做好工作的建议。他在给周恩来的信中说：
“十七路军工作，依我所知，不能完全按照东北军工作指导原则，因该部与东北军有许多差异。”
在周恩来的具体领导下，经过叶剑英和东线工委的共同努力，延安地区的东北军、十七路军与红军不仅停止了敌对行动，而且和睦相处，互派代表，互通情报，互相帮助，变成了真正的友军。
一九三六年九月，中共中央根据张学良的要求，派叶剑英作为我党代表，秘密到达西安，同张学良进行合作抗日的谈判和联络工作。每遇重大问题，叶剑英都及时用电台向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汇报情况，并得到他们的指示。
在西安，叶剑英果然不负毛泽东、周恩来之重托，通过张学良向蒋介石转达了我党提出的《国共两党抗日救亡协定》。经过谈判，张学良帮助红军解决了部分棉衣、经费等问题，一次就借给红军十万块银元。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西安事变发生，周恩来率叶剑英等人作为我党代表，在西安同张学良、杨虎城一道，与蒋介石、宋子文、宋美龄等谈判，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蒋介石回到南京以后，背信弃义，采取政治欺骗、军事压迫的办法，妄图搞垮红军和东北军、十七路军联合抗日的统一战线。内战又面临一触即发之势。周恩来、叶剑英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坚持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同东北军、十七路军高级将领协商，发表通电，抗议南京政府扣押张学良和企图重新挑起内战的阴谋。同时与杨虎城一起制定了有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参加的联合作战方案，以对付国民党中央亲日派“讨逆军”的进攻。接着，周恩来、叶剑英为解决东北军内部的战与和两派的尖锐矛盾，冒着危险，多方奔走，调解矛盾，避免分裂，并主动接受、帮助处境十分困难的杨虎城将军处理各种棘手问题。周恩来离开西安以后，叶剑英留在西安，担任联络任务，继续为使西安和南京达成和解的协议，创造条件，贡献力量。
那是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初，蒋介石带领大批随从，杀气腾腾地来到西安，西安形势顿时紧张，一片黑云压城的气氛。叶剑英根据毛泽东、周恩来的指示精神，携带张学良送给红军的十万块大洋，悄然离开西安，回到中共中央所在地保安。
担任中革军委委员和中国红军副总参谋长的叶剑英回到延安后，毛泽东立即召开有张闻天、周恩来、秦邦宪等中央领导同志参加的会议，听取叶剑英汇报西安情况。会议进行过程中，机要秘书送来张学良发来的电报。电报中说，形势十分危急，请叶先生即来西安，共商大汁。会议没有开完，毛泽东、周恩来决定让叶剑英马上返回西安，并嘱咐他把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带去，通过张学良的关系，送王到新疆转赴苏联治病。
叶剑英一行衔命而动，立即动身去西安。他们走了三天，当到达苏区和东北军防区交界处时，却没有找到接头的人。叶剑英立即发电报向中央问询情况，中央回电说：西安发生了事变，张、杨在临潼扣留了蒋介石。中央决定派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为中共代表赴西安，已请周恩来先去。你们即刻去延安城、张将派飞机来接。
于是，叶剑英一行掉转马头，迎着黄沙朔风，快马加鞭，北返延安，坐上张学良派来的飞机赶往西安。
叶剑英到西安以后，才了解到西安事变的详细情形。
原来，十二月十二日凌晨，张学良、杨虎城将军在多次向蒋介石进谏，最后“哭谏”无效，被逼得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为了使蒋介石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误国政策，抗日救国，毅然实行“兵谏”，在临潼华清池扣留蒋介石，同时在西安拘禁了一批国民党军政大员。
张、杨发动西安事变后，通电全国，提出了抗日救国的八项政治主张，并宣布成立抗日联军临时西安军事委员会，张、杨分别担任正副主任委员，事变当夜，张学良致电毛泽东、周恩来，吾等为中华民族及抗日前途，不顾一切，今已将蒋等扣留，迫其释放爱国分子，改组联合政府，兄等有何高见速复。
西安事变爆发后，中共中央立即紧急商讨对策，经过反复研究，确定采取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基本方针。毛泽东、周恩来等应张学良的请求，即复电张学良，表示对张、杨全力予以支持，拟派周恩来等到张处协商大计，并向张、杨提议调整防务，配合他们粉碎国民党“讨伐派”的武装进攻。随后，中共中央以红军高级将领名义给南京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两次发出通电，表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
西安事变，如同平地一声惊雷。华清池的枪声，不仅震惊了中国，也震惊了世界。
事变发生后，在中国和全世界都激起了不同反响。中国人民大众拍手叫好，国民党南京政府一片混乱。亲日派头子何应钦急于取代蒋介石的地位，极力主张“讨伐”张、杨，炸平西安，欲置蒋介石于死地。日本帝国主义则欲加剧中国的分裂，扩大内战，以便独占中国，极力支持何应钦的行动，与此相反，以宋美龄、宋子文为首的亲英、美派，力主用和平方式营救蒋介石，反对“讨伐”。
错综复杂的形势，使周恩来、叶剑英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十二月十七日，中共代表周恩来等一行乘张学良所派专机抵达西安，当晚立即与张学良会晤，谈到深夜，次日上午又拜会杨虎城，紧张地展开了各方面的工作，很快，叶剑英到达西安，立即协助周恩来进行工作。根据分工，周恩来侧重于政治方面，负责上层统战和群众团体工作；秦邦宪侧重于中共组织内部工作；叶剑英侧重于军事方面工作。
南京方面由于何应钦的操纵，剑拔弩张，随时准备“讨伐”西安，内战一触即发。张学良、杨虎城不但政治上需要共产党的指导，军事上也需要共产党帮助筹划。张学良经过与叶剑英的接触，十分钦佩叶剑英的军事才华，他对周恩来说：
“周副主席，有件事想跟你商量，我想向你借一个人。”
“借一个人？你们、我们，都是一家人，只要能给，我都借给。”周恩来爽朗地答道。张学良正式提出：
“我想请叶剑英出任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的参谋长。”
周恩来先是一惊，继而是喜，这充分说明了张学良联合抗日的诚意，于是马上回答说：
“这件事我个人表示同意，不过我个人不能做主，还要请示中央。”
接着，周恩来为此专电报告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叶剑英以参谋长身份参加西北联军参谋团，与东北军、十七路军将领一起制定了抵抗亲日派“讨逆军”的作战计划和军事部署。同时他还积极参加谈判和其他工作。
这期间，南京方面在弄清了张学良、杨虎城和中国共产党无意加害蒋介石而希望和平解决这次事变的态度后，于二十二日派宋子文、宋美龄到西安谈判。从二十三日起，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全权代表，和张、杨一起参加谈判，并首先提出停战及改组南京政府的六项主张。经过两天的谈判，同宋子文、宋美龄最后达成改组国民党和国民党政府、驱逐亲日派、释放上海爱国领袖和一切政治犯、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等条件。二十四日晚，周恩来会见蒋介石，蒋当面表示同意谈判协定的六项条件，并表示他回南京后，周可去南京直接谈判。
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过程中，叶剑英协助周恩来日夜奔忙。他会见了各方面人士，同他们进行座谈，听取意见。他还采取出席报告会、个别出访等形式，进行统战工作，并将遇到的问题和解决意见及时向周恩来和中央请示报告。
十二月二十三日，叶剑英致电中央，报告说，各方人士对中国共产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有怀疑，主要问题是：共产党能否真正放弃阶级革命，改取“社会民主制”？红军能否取消，归中央改编，听从命令？今后能否割断同莫斯科或第三国际的关系？最近的政治主张是什么？党中央认为，叶剑英反映的问题带有普遍性，中央立即电复叶剑英，要求进一步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叶剑英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广泛向各方人士进行解释，消除误解，扩大了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
就在西安事变即将和平解决的最后关头，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
十二月二十五日，张学良没有同周恩来、叶剑英等商量，就放走蒋介石，并亲自陪同蒋介石乘飞机经洛阳飞回南京。此事在西安立即掀起了轩然大波。叶剑英后来回忆此事，曾这样说道：
“后来张学良出了个岔子。他说抓是我抓的，放我亲自送。张学良亲自乘飞机送蒋介石到洛阳。张学良想当个梁山英雄，他不晓得蒋介石的立场顽固得很。张学良刚一出门，孙铭九就向周恩来和我报告：副司令走了，送蒋先生回洛阳。我们说，不行，你马上坐汽车把他请回来！待他坐汽车到机场，飞机已升空了。结果，蒋介石一到洛阳，就把张学良扣留起来了。”
叶剑英对张学良送蒋之行，十分惋惜，一直关心他的处境，张学良也很珍视与叶剑英的患难之交。若干年后，他在美国见到吕正操，表示很怀念老朋友“叶参座”。
周恩来、叶剑英等人对蒋介石的倒行逆施极为愤慨。他们通宵达旦地分析形势，研究对策。同杨虎城、王以哲等东北军，十七路军高级将领协商，确定由杨虎城领衔，于一九三七年一月五日发表了一份措辞严厉的通电，强烈抗议蒋介石扣押张学良将军的行径，揭露蒋介石重新挑起内战的阴谋。
在此期间，叶剑英尽力协助周恩来奔走于国民党留守西安人员和东北军。西北军之间，艰苦工作，维护团结，稳定局势。
蒋介石的侍从室主任钱大钧在事变时负伤，此时住在西安养伤。叶剑英陪同周恩来特意去看望了钱大钧。接着，周、叶又去邵力子（事变前任陕西省主席，事变时也被张、杨拘留）家里走访，表示慰问。他们向钱、邵俩人转达了中共中央对和平解决事变后的期望。希望钱、邵俩人以大局为重，说服留守西安的国民党大员，坚持团结，抗战救国。同时，又劝说杨虎城派人到南京、奉化与蒋介石会谈。
张学良被蒋介石扣留后，东北军、西北军内部在战与和的问题上产生了尖锐分歧。受命于张学良代理指挥东北军的杨虎城，在外有重兵压境，内有和战之争的情况下，处境越来越困难。这时，叶剑英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主动接近杨虎城，帮助他出谋划策，处理各种棘手问题。
为了防止“战祸起于萧墙之内”，周恩来指示叶剑英，要他多同东北军、十七路军的主战、主和两派交谈，开导他们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认清形势和前途。
但是，坚持同中央军交战的“少壮”派继续闹腾，有人竟扬言：“向叶参谋长来个兵谏！”l月二十七日晚间，张学良的卫队长孙铭九带人找到周恩来、叶剑英，在他们面前长跪不起，哭着要求红军出兵帮助他们打仗，救张学良将军回来。周恩来、叶剑英反复劝说也不听。
面对错综复杂的形势，为防意外，周恩来决定将共产党派到西安工作的大多数人转移到三原红军驻地。叶剑英则留下来，陪同周恩来继续奔走于各方，耐心工作，平息风波。
一九三七年一月三十日，天空乌云密布，雪花纷纷扬扬飘洒着。这时是西北高原最为寒冷的季节。
冒着严寒，叶剑英陪同周恩来乘车到三原云阳镇红军司令部，同张闻天、彭德怀、任弼时、杨尚昆、左权等开紧急会议，反复讨论是否帮助东北军出兵与中央军打仗问题。会后，周、博、彭、任等联名致电毛泽东、朱德、张国焘等，提出两个解决问题的方案。大家认为，这一仗本来是不该打的，但是考虑到东北军和十七路军是我们的朋友，只要他们两方意见一致，红军可以暂时保留自己的意见而支持他们的主张，配合他们一起打。
当晚，周恩来、叶剑英不顾疲劳，又驱车赶回西安，分别将这个决定告知杨虎城，东北军将领和少壮派军官。他们听后都感到高兴。接着，叶剑英同东北军、十七路军的参谋长一起具体地研究了军事部署和作战计划。
然而。东北军中主战的“少壮派”和主和的“元老派”意见仍不一致。在“少壮派”提议下，东北军、十七路军的团以上军官在渭南东源张家堡召开军事会议。叶剑英也接到了邀请。他请示周恩来，周恩来立即指示：
“去，宣传我们的主张，团结他们，也做他们之间团结的工作。”
叶剑英立即赶赴渭南，出席会议并在会上发表讲话，他说：
“我们大家应该团结起来，加强‘三位一体’，巩固统一战线，争取张将军早日返回，共同抗日，收复失地，使我们祖国能够成为一个独立自由、民主、强大的国家。”
杨虎城也在会上讲了话。
在他们讲话之后，和、战两派仍然争论不休。争到最后，形成如下决议：在张学良未回以前，坚决不撤兵；中央军如再进逼，不借决一死战。到会的四十余名军官在决议上签了字。一月三十一日晚上，在西安粉巷王以哲家里又召开三方最高军事会议，经过激烈争论，周恩来、叶剑英再三说服，最后做出宜和不宜战、促进和谈成功的决定，并决定派代表李志刚赴潼关与中央军代表在和谈文件上签字。
然而孙铭九、应德田、苗剑秋等少数人仍然坚持主战意见。二月二日上午，“少壮派”突然下手，闯人工以哲家中，开枪打死了主和派王以哲。“二·二”事件，严重地破坏了东北军的内部团结，破坏了西安与南京谈判和营救张学良的行动。
爱国将领王以哲被害，激起了东北军广大官兵的愤慨。西安城内谣言四起，到处笼罩着恐怖气氛，东北军内部的武力冲突大有一触即发之势。为了平息风波，制止事态扩大，周恩来亲自到王以哲家吊唁，帮助处理善后。同时，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叶剑英立即派刘澜波到渭南，向驻防前线的东北军将领说明“事件”的经过，宣传中共中央反过“二·二”事件的态度，继续维护“三位一体”，坚决贯彻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
接着，周恩来、叶剑英等人经过研究，派刘鼎护送孙铭九、应德田等几个肇事者到三原云阳镇红军驻地，再转往平津，避免，”东北军内部报仇性的互相残杀。
这一段工作，异常紧张和危险，稍有不慎就会使西安事变的成果毁于一旦。西安事变后，叶剑英协助周恩来在军事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因为他过去在国民党中是知名人士，对西安方面也比较熟悉，在军事、情报这方面也很内行。周恩来对叶剑英也非常信任，有关军事方面的问题，一般放手让叶剑英处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