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再不要讲他‘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他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力），关（锋）、戚（本禹）。那个王、关，戚和‘五一六’，要打倒一切，包括总理、老帅。老帅们就有气嘛，发点牢骚。他们是在党的会议上，公开的，大闹怀仁堂嘛！”
一九七二年一月初，毛泽东又对周恩来、叶剑英说：
“‘二月逆流’经过时间的考验，根本没有这个事，不要再讲‘二月逆流’了。现在我有事，请你们去向陈毅同志传达一下。”
为了慎重起见，周、叶当场核对了记录。一月六日十六时二十分，叶剑英匆匆赶到医院向重病的陈毅做传达。
一九六八年底，毛泽东亲自抓北京的“六厂二校”作为指导“斗、批。改”的试点单位。一九六九年春节，毛泽东找几位元帅谈话，要他们到工厂去蹲点，做点调查。叶剑英被指定去新华印刷厂。
叶剑英冒着凛冽的寒风来到二里沟车公庄的新华印刷厂，同陈云、谭启龙一起学习、劳动。他在装订车间，一面参加学习、劳动，一面接触工人搞调查研究。在车间里，他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在工人群众中间，和工人同吃同劳动，尽自己最大努力干些体力活，同时参加学习班的批判会、讨论会，虚心向工人学习。为了学到更多的东西，他还在厂里的安排下，到别的车间去参观访问，详细了解生产的每道工序，并同工人们座谈劳动的经验体会，支持革新创造，关心群众疾苦。厂里的干部和工人知道他是军队元帅和中央领导人，七十多岁了，身体又不好，就主动照顾他，劝他多休息，单独开伙吃饭。但他一再表示，自己是来学习的，都婉言谢绝了，始终遵守工厂的规章制度和劳动纪律，坚持同工人们一起作息，一起到大饭堂就餐。工人们很是感动，都亲切地叫他“老叶”，愿意同他说心里话。工人普遍反映，“老叶”平易近人，艰苦朴素，和咱们心连心。这期间，叶剑英常给在自己身边的子女和侄儿选钩等谈自己在新华印刷厂劳动的情况和收获，说自己“每天向工人学习，受到教育根深”。
对于叶剑英在新华印刷厂劳动，周恩来十分关心，特意派杨德中几次去看望他，并带话嘱咐千万注意身体。
叶剑英专门给周恩来写报告，谈自己在工厂锻炼学习的体会。报告中赞扬工人的革命品质，谦虚地表示自己“落后了，要赶上去”。
一九六九年三月，苏联军队悍然入侵中国黑龙江省虎林县珍宝岛。
这时叶剑英虽然被迫离开军委领导工作岗位，但对“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这一重大事件极为关注。三月初，毛泽东、周恩来指示叶剑英，同其他几位在北京“六厂二校”蹲点的元帅一起讨论国际形势，三月十八日，他们即向中共中央、毛泽东写出报告，提出了七条具体建议。三月下旬，叶剑英又同其他几位元帅一起多次研究了珍室岛反击作战问题，并根据研讨的意见，由叶剑英负责整理了一份《从世界森林看一棵珍宝岛树》的报告，呈报毛泽东主席。报告站在世界全局高度分析了苏联军队突然入侵珍宝岛的原因、目的及其发展趋势，进而揭示了美、苏称霸全球的战略企图、与各国之间的矛盾斗争。报告最后对民兵建设、军事训练、军工生产等一系列问题提出了具体建议。
一九六九年四月，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国际国内形势极其紧张的情况下召开。在这次大会上，由林彪作的政治报告中再次批判“二月逆流”。叶剑英在会上根据当时的国际形势，特别是珍宝岛事件，在发言中强调要保持军队的稳定，争取时间加强训练，提高部队战斗力，准备打败敢于来犯的任何敌人。而林彪、江青一伙则鼓吹国际“中心转移论”，强调军队要“突出政治”，对叶剑英继续进行围攻。
但是，毛泽东、周恩来仍然没有忘记叶剑英，亲自提议他进中央政治局。由于有毛泽东、周恩来的亲自提议，加之德高望重的叶剑英受到大会绝大多数代表的拥护和爱戴，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他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九大”以后，叶剑英和陈毅、徐向前、聂荣臻等几位元帅，接受周恩来总理交代的任务，从六月七日开始，多次在中南海武成殿聚会，在陈毅主持下，全面深入讨论国际形势和战略问题。
叶剑英不负周恩来重托，经过认真思考，对国际形势和战略问题逐渐理出了明确的思路，提出了自己的真知灼见。在会上，他做了几次很有见地的发言。在发言中根据国际形势的发展，他强调要利用美国、苏联和欧洲各国之间的矛盾，尽快打开中、美之间的僵持局面，恢复中、美会谈。他说：
“现在美国不得不从南越逐步撤军，苏联在大力推动建立‘亚洲安全体系’，尼克松访问亚洲五国，是怕苏联接管‘真空’。美国国务院宣布‘两个放宽’，步子虽然不大，但表明尼克松想拉中国的新动向。”
后来，由参加会议做记录的熊向晖等人根据元帅们讨论的情况，整理成一份书面报告《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于七月十一日由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签署，上送周恩来总理转呈毛泽东主席。在这份报告中，四位元帅对中、美、苏“三大角”的战略关系进行了深入的研讨，全面地分析了“中、美、苏三大力量之间的斗争”，着重地对苏美矛盾进行了深层次的分析，并判定：
中、苏矛盾大于中、美矛盾，美、苏矛盾大于中、苏矛盾，反华大战不致轻易发生。报告全面地勾画了国际战略新格局，为打开中、美关系，为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制定了重大战略决策提供了依据。
周恩来看到这份报告，深为里面的精辟分析所高兴，立即转呈给毛泽东主席。
但是，林彪一伙并没有放弃对叶剑英等人的迫害。一九六九年十月，他们借口所谓“紧急战备”需要，迫使叶剑英等许多老同志离开北京奔赴外地，年过六旬的叶剑英被“下放”到长沙，以后又辗转流徙千岳阳、湘潭、广州等地，含冤受屈，受尽林彪及其追随者们的冷遏、刁难和折磨。同时也受到许多领导人和基层工作人员及群众的关怀和爱戴。
周恩来身在北京，心中却仍在时时关怀着叶剑英，多次打电话给他，表示慰问。
一九七○年七月六日，叶剑英突然被告知，由长沙乘机返回北京，为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做准备。叶剑英刚到住地二号楼，电话铃声就响起来了，原来是周恩来专门打来电话，表示欢迎和慰问。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身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军委副主席的林彪，在妄图谋害毛泽东、另立中央的阴谋败露后，从山海关机场仓皇爬上二五六号三叉戟飞机，叛逃国外，折戟沉沙。周恩来得知这一意外事件，很快向叶剑英做了通报，并让他转移到北京西郊玉泉山九号楼待命应变。叶剑英密切注视国内外局势，随时准备应付可能出现的突然事变。
八、“我来给你们参谋参谋，一定要请总理讲话”
一九七二年九月，我国的两枚运载火箭已经开始组装，并可望于月底测试完毕，在国务院六机部担任领导工作，分管军工科研生产的杨国字将这一进展情况写成报告，呈报给了周恩来。
九月十日上午，国防科委的刘西尧召集人员开会。他兴奋地告诉杨国字，周总理看了杨国字的报告特别高兴。因为科研部门终于冲破重重干扰，东方“巨龙”即将腾空起舞。
刘西尧还传达了周恩来的指示：
“叶帅很关心国防尖端科研，准备到装配运载火箭的车间视察。政治局、国务院业务组、军委办公会议的同志，能去的都去看看。”
周恩来布置工作总是非常周密细致，他把来车间视察的人数、日期，甚至从几点钟开始，到几点钟结束，都交代得清清楚楚，并且做了“六不”规定：“不准搞群众欢迎场面”，”不要鼓掌”，“不要事先发预告”，“不许照相、拍电影和电视”，”不要摆糖果招待”，“不要搞欢送”。
当夜，杨国字等就把各项准备工作布置就绪。
九月十二日下午，装配运载火箭的车间里，东方“巨龙”威风凛凛，横卧在轨道上；几种型号的导弹排成一列；人造卫星小巧玲珑，银光闪闪。七机部的几位负责人和有关部门的干部、科研人员、工人，怀着激动的心情，静候党、国家和军队的领导人到来。
不多时，朱德来了，叶剑英来了，人们的那个高兴劲就甭提了，领导人参观完车间，给了大家许多鼓励。
朱德走后，杨国字扭头一看，但见叶剑英一个人还站在那里。部里的领导同志此时提不起勇气见叶剑英。“文化大革命”中七斗八斗，把大家都斗得抬不起头来，尤其是七机部的头儿被整得心情沉重。杨国字也在部里的“批判会”里被捅了几下，但毕竟不像有的同志那样被“触及”得厉害，所以精神稍好一些。于是，杨国字又被部里几个领导推举去见叶剑英。
杨国宇走近叶剑英，问：
“叶帅，对我们有什么指示吗？”
叶剑英过去就认识杨国宇，就说：
“是你呀！在这里负责？”
杨国宇回答：
“我不是主帅，只管生产。”
叶剑英叹道：
“可惜呀！你们今天没请朱老总讲几句话，哪怕是一句也好。”杨国宇不知该如何回答是好。
叶剑英若有所思地说：
“明天总理来……”
一说到周恩来，杨国宇就心情激动。他到国务院七机部工作以来，经常直接听取周恩来的指示。周恩来那宽广的胸怀，乐观的情绪，无时无刻不在感染着大家。那时候，杨国宇经常遇到不顺心的事，重重干扰弄得难以开展工作，但周恩来许多指示的话外音杨国宇听懂了；他因此受到了鼓舞，工作起来也有了劲头。所以，当叶剑英说明天周恩来要来，并问杨国字做好准备没有，他高兴得连声说：
“准备好了！准备好了！”
叶剑英又问：
“总理为什么选在明天来，你知道么？”
杨国宇摇了摇头。
叶剑英告诉他：
“明天是‘九一三’，是林彪叛逃摔死一周年的日子。巧么？无巧不成书嘛。总理选这个日子，就是针对林彪来的呀！总理来了不讲话不好！这样大的事，这么多的党和国家领导人，这么隆重的视察，没有一个人讲话，这不好！讲讲也是对你们的鼓励嘛！”
杨国宇说出了他们的难处：
“总理怕下面为难，有言在先，一切从简。怕不好办呀！”
叶剑英笑了：
“我来给你们参谋参谋，明天一定要想法请总理讲话。”
说着，叶剑英把杨国宇引到车间的一条道轨旁，用手指着说：
“视察不是从运载火箭开始的么！这样吧，当视察快要结束时，你迅速把车间里所有穿白工作服的同志集合在这里坐下，等总理过来，你们就鼓掌，请他讲。他会讲的。”
杨国宇一阵高兴，心想道是叶帅主意多，扭过头即把叶剑英的这个主意和部里其他领导讲了，大家都说是条妙计：大家在车间里鼓掌，又不是到大门外欢送，算不上违反总理的“六不”规定。
这时，叶剑英又对杨国宇说：
“这事就由你来办，一定要完成！”
杨国宇又问：
“叶帅是不是对我们讲几句？”
“我就不讲了。”叶剑英一向谦虚，但对运载火箭的关注又使他不得不提出严格的要求，说，“就只给你们丢下一句——这个东西要早点儿搞出来，国家需要它早一点去放哨！”
叶剑英说罢即上车离去，此时已过下午六时。
九月十三日，天气还是那样晴朗。下午四时，第二批视察的同志坐着小汽车准时抵达。首先来的是王震，接着万毅、王观澜、李先念、粟裕、周恩来、姬鹏飞、余秋里等人都来了。
看上去，周恩来又比几个月前瘦削了，但眉宇间仍透着那种为人们所熟悉的刚毅神采。他两眼布满了血丝，显然这些天又熬夜了。
周恩来兴致勃勃地视察着，看得很仔细。他能叫出许多仪器、装备的名称，不时地向其他领导介绍着，还讲了一些技术难关是怎么攻克的。在场的专家向周恩来汇报，周恩来有的地方不懂，就寻根究底地问，甚至连装配时什么人在场都问到了。
参观快要结束了，杨国宇按叶剑英的妙计，赶快集合人员。因为事先都讲好了，所以一招手，大家都过来了，席地而坐，一片雪白。待周恩来一走过来，同志们就开始热烈鼓掌。杨国宇趁势说：
“请总理讲话！”
掌声一停，周恩来推让其他领导讲，其他领导推周恩来讲。周恩来推卸不开，就开始给大家讲话。他首先赞扬了在座的同志为研制国防尖端武器做出了贡献，最后说：
“大家要团结起来，反对派性，把精力全部集中到科研生产上，争取这两枚运载火箭比上次打得更好，为党为国争光！”
一晃，时间已经过去两个多小时。
夕阳西下，周恩来身披晚霞上了小汽车……
由叶剑英亲自导演的周恩来的讲话，大大鼓舞了七机部那些被批斗的领导，鼓舞了那些戴着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帽子的科技人员。他们日夜奋战，精益求精，终于按预定的时间，使东方“巨龙”成功地腾空而起。因为当时通讯社、报刊没有发表新闻消息，所以全国人民都不知道这件大事，只有周恩来等党、国家和军队的领导人，深知战斗在国防尖端科研第一线的专家、知识分子——这些无名英雄，在国家遭到如此浩劫的年代里，默默无闻地干着惊天动地的大事业。
九、周恩来：“由你负责，到总参谋部指挥作战”
年龄稍大的人都会记得，一九七四年一月，我国在西沙群岛进行一次自卫还击作战，此战决策正确、指挥有方，守岛民兵和海军战士打得英勇机智，严惩了南越军队，捍卫了国家主权，保卫了祖国领土完整。而这一胜利，正是周恩来、叶剑英共同指挥的杰作。
一九七四年的一月十一日上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联播节目播出重大新闻：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发表的声明，重申我国对南沙、西沙、中沙和东沙群岛的领土主权，严厉警告南越反动当局妄图吞并我国西沙、南沙群岛的非法行为。
在这样的严重时刻，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叶剑英，正在反复思考着一个问题：如果南越反动当局不顾我国的声明和警告，继续入侵我领海和岛屿，向我发动武装进攻，我军应该如何进行自卫还击？
一月十九日凌晨，敌人突然派出兵力，强行登上我深航、广金两岛，并首先向我开炮射击，我守岛民兵英勇地进行自卫还击。这一情况，无线电波迅速传到了北京。
叶剑英得到报告，立即给广州军区指挥员打电话，了解详情，然后向周恩来总理做了详细报告。
周恩来当机立断，在电话中指令叶剑英：
“立即组织领导小组，由你负责，到总参谋部指挥作战！”
接着，周恩来指示，由邓小平、陈锡联、苏振华等人组成领导小组。
根据周恩来的命令，早上七点多钟，叶剑英第一个到达作战指挥室，有关人员立即向他报告情况。不一会儿，邓小平、陈锡联、苏振华等人陆续到达。叶剑英立即同大家一起研究情况，调配兵力，向前线发出了一道道命令。
我守岛民兵在自卫还击作战中，打得十分英勇，迫使上岛敌人狼狈逃回。到了上午十点多，敌人的舰艇突然向我军舰艇开火。我舰艇立即坚决还击。这一情况传到北京，作战指挥室的空气立刻紧张起来。
“情况怎么样？后续部队到达什么位置？”叶剑英不断地向参谋人员询问情况，同时，命令参战舰队：“狠狠地打，坚决消灭敌人！”
时间在一分一秒地过去，作战室内几乎没有什么声响。叶剑英在室内不停地来回踱着步，等待着战斗消息，此时此刻，其心理压力，没有亲自指挥过战争的人是很难理解和体会到的。
一个多小时以后，捷报传来了：我军在作战中取得了胜利。敌舰一艘被击沉，其余各舰被击伤后狼狈溃逃。
叶剑英同邓小平等人商议后，立即发出命令：我军舰艇立即疏散，防止敌舰报复袭击。一有情况，立即集中，打击敌人。接着，他又命令在我民兵守卫的岛屿上构筑防御工事。若敌人再来侵犯，坚决回击。
中午，值班参谋得到一份情报，急需向叶剑英报告。他走到叶剑英休息的门边，又犹豫起来，想到首长刚休息，不忍心打扰。但军情紧急，还是敲门走了进去，参谋一看，叶剑英根本没有休息，正在打电话呢。叶剑英立即招手向他示意：就在房子里等一会儿。参谋只好站住了。只听叶剑英对着话筒说：
“那好，您给主席报了，再告诉我，我在此等您的电话。”
参谋这才明白，叶剑英在给周恩来打电话。
接着，叶剑英又接过参谋手中电话记录的情报草稿，认真看过，再次用电话报告给了周恩来。
当天下午和晚上，叶剑英一直守候在指挥室。前线虽然未再发生战斗，但情况却很紧张。特别令人担心的是，当时支持南越反动当局的一个大国，派出一支舰艇编队，从菲律宾向我南海方向驶来。
叶剑英立即向周恩来报告敌情，经周恩来同意，很快派出了一支舰队南下，以应付可能发生的意外情况。
叶剑英同邓小平等人经过研究，决心乘胜收复被南越反动当局侵占的甘泉、珊瑚、金银三岛。为此，叶剑英专门给毛泽东写了报告，得到批准。一月二十日，叶剑英签署并向前线部队发出了坚决收复甘泉、珊瑚、金银三岛的命令。前线部队立即出动，向侵占我岛的敌人发起攻击。经过激烈战斗，我逐次收复了三岛。至此，西沙群岛的永乐群岛全部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然而，江青却贪天之功为己功，将周恩来、叶剑英共同指挥的西沙之战，通过文艺作品的方式，暗示是她指挥的，真是无耻之至。
十、共斗“四人帮”
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怀有不可告人目的的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等人，在林彪自我爆炸之后，竭力掩盖他们同林彪勾结的真相，把自己打扮成“反林英雄”，他们利用批林整风之机，网罗党羽，进一步发展帮派势力。
林彪摔死以后，林彪反党集团彻底失败，叶剑英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得到重用，周恩来自然而然成了党内第二号人物，叶剑英被毛泽东委托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意欲趁“文革”之机乱中夺权的江青一伙，又把矛头对准了周恩来和叶剑英。为了保护叶剑英，让大家知道叶剑英是毛主席信得过的人，是有大功的人，周恩来煞费苦心。在一九七二年六月的批林整风汇报会议上，周恩来就氏征路上党中央、毛泽东与张国焘作斗争时，叶剑英截获张国焘的密电，立即报告毛泽东这一史实讲了很长一段话。他说：
“……叶剑英同志先得到张国焘的命令，一得到，马上就报告毛主席。毛主席得到这个消息，决心北上……剑英同志先将密电报告了毛主席，因而脱险，立了大功。这件事情，是毛主席经常讲的，在座的不少同志听到过。不是主席总是拿这个古人的事来比喻吗？宋朝不是有位吕端嘛。古人有两句话：‘诸葛一生惟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主席拿这个例子多次说这个事。当时军队就行动了……。后来陈昌浩看到电报，知道了这件事，要追。据这一次徐向前同志在小组会上说，他制止了。他反对这件事情，不让追。他说，哪有红军打红军的。我们相信徐向前同志的话，因为总有顾全大局的同志嘛。所以那一次是一个很险恶的环境。就是说，没有剑英同志立这个功，要不是毛主席出来制止……那个局势就很坏了。所以就是主席说的，人心，党心，党员之心，都是要团结的，不要分裂的。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来，要分裂是极少数，那是一个惊险场面，在关键时刻才显出是同志嘛。古话说，‘疾风知劲草，板荡识忠臣’嘛。”
一九七二年九月，从上海调到中央工作，很快成为江青集团的主要成员。江、张、玉、姚结成“四人帮”，密谋策划，制造混乱，一心要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毛泽东对江青这帮人虽然予以重用，但并不完全放心。他坚持让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工作，让叶剑英主持中央军委的工作。这样一来，“四人帮”便把攻击的主要矛头对准周恩来，同时也指向叶剑英，他们大造舆论，反党乱军，处处与周恩来和叶剑英为难作对，妄图削弱他们对党、国家和军队的领导权和指挥权。周恩来、叶剑英在湍急的漩涡中，力挽狂澜，辛勤工作，既坚持原则的坚定性，又讲究策略的灵活性，与“四人帮”一伙苦苦周旋，极力维护稳定的局面，艰难地把各项工作推向前进。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下旬，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一开始，江青就突然发难，她阴阳怪气地说：
“周恩来、叶剑英在中、美会谈问题上有错误，要做检查。”
在江青一伙的鼓噪下，政治局的扩大会议连续开了几个下午和晚上，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人在会上疯狂攻击周恩来和叶剑英“丧权辱国”，搞“投降主义”。这当然完全是对历史事实的颠倒。事实是，打开中、美关系的大门是毛泽东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江青一伙之所以如此，只是为了扫除他们篡党夺权的障碍而已。从一九六九年尼克松就任美国总统以后，美国方面就通过多种方式同中国方面进行接触。
一九七一年七月，尼克松派他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秘密来北京，叶剑英奉命以中央军委副主席的身份协助周恩来同他会谈。七月十六日，中、美双方同时发表公告，宣布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国政府“邀请尼克松总统于一九七二年五月以前的适当时间访问中国”，“中美两国领导人的会晤，是为了谋求两国关系正常化，并就双方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
一九七二年二月，叶剑英又协助周恩来与公开访华的美国总统尼克松举行会谈。以后，叶剑英又协助周恩来多次与基辛格会谈。双方经过多次会谈，于二月二十八日在上海签订了《中美联合公报》，从此两国结束了长期的敌对状态，两国关系开始走向正常化。叶剑英还协助周恩来，开展了其他许多外事活动，如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五日参加接待访华的日本首相田中角荣等。通过这些工作，打开了中美、中日关系的大门，是中国外交事业的重大突蔽，大大提高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威望，也有利于缓和国际紧张局势。
这是值得大书特书的光辉业绩，哪里是什么“丧权辱国”、“投降主义”呢！江青一伙故意变功为罪，纯属造谣诽谤，栽赃陷害！
在周恩来遭到围攻的日子里，叶剑英时刻关心着国家的安危，仍在忙碌于军委的日常工作。江青一伙有意不让叶剑英参加政治局的会议，以削弱周恩来的力量。他们以为打倒了周恩来，叶剑英也将随之被打倒。叶剑英非常关心和理解周恩来的处境，知道自己也是被攻击的对象，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他既不申辩，也不去做违心的检查，而是冷眼观察，泰然处之。
然而，江青批判“中美会谈”的调子越来越高，继续“上纲上线”，提到“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高度，诬蔑周恩来是“错误路线的头子”，妄图将其打倒。同时提出要将她自己和姚文元、汪东兴增补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他们满怀希望地将此事上报毛泽东。江青还让把他们围攻周恩来的会议记录抄成大字本，一并报送。
谁知大字本还未报上去，毛泽东的指示就已经下来了：“不要提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增补常委，不要。”
这样，江青一伙企图抓住中、美会谈问题打倒周恩来、叶剑英的阴谋，才未得逞。
围绕着筹备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酝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国务院的人事安排，周恩来、叶剑英同“四入帮”的斗争更为惊心动魄。
早在一九七三年八月党的“十大”开过之后，党中央即开始酝酿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四人帮”在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和四届人大召开之前，加紧活动，阴谋组阁夺权。他们狼狈为奸，私下密议，拟定名单，在政治局会议上互相唱和，妄图窃取全国人大和国务院的领导职位。
对“四人帮”这种宗派活动，毛泽东有所察觉，并在政治局会议和其他场合对江青多次提出严厉批评，警告她不要”动不动就给人扣帽子”，“不要搞四人小宗派”。
叶剑英也打电话给，要他站稳立场，和江青划清界限，不要同她搞在一起。不仅不接受叶剑英的忠告，反而把叶剑英的话看成是挑拨他与江青的关系，与江、张、姚拉得更紧了。
一九七四年十月中旬，“四人帮”背着政治局和周恩来，派王洪文飞往长沙，向在那里休息的毛泽东告周恩来的黑状。对毛泽东说：“北京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周总理虽然有病，但昼夜忙着找人谈话，经常去总理家的有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同志。”“他们这些人在这时来往得这样频繁和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有关。”
接下来，在毛泽东面前极力吹捧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企图让毛泽东表态，由他们这些人出来组阁。
毛泽东听了的一番话后，严厉地指出。
“有意见当面谈，这么搞不好。你要注意不要跟江青搞在一起。你回去后找总理、剑英同志谈谈。”
受到毛泽东批评后，垂头丧气地返回了北京。
虽然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但“四人帮”的阴谋活动仍然有增无减，面对江青一伙的嚣张气焰，重病中的周恩来不顾病痛的折磨，找来叶剑英商量，他要去长沙面见毛泽东。
这期间，医务人员发现周恩来有便血现象，需要立即检查治疗，请示叶剑英是否同意周恩来去长沙？叶剑英为此颇费思量，周恩来的身体确实非常虚弱，需要很好地休息、治疗。但是此时正值筹备召开四届人大的关键时刻，如果总理能够亲自出马向毛泽东建议，对击败“四人帮”“组阁”的阴谋将十分有利。为了国家民族的利益，他立即与医疗专家、教授商量，制定了一个保护治疗方案，坚持总理依期南行。
临行前，叶剑英向随行医疗小组的同志干叮咛万嘱咐说：
“你们要采取一切措施，保证总理的安全，这是政治任务。”
于是，周恩来在十二月下旬冒着严冬的风雪，驱车机场，以重病之躯远行千里，到达长沙。他向毛泽东报告了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说到叶剑英以军委副主席兼国防部长、邓小平以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时，毛泽东立即表示同意，并提议邓小平也任军委副主席。
从十二月二十三日至二十七日，周恩来在长沙，经过与毛泽东四次交谈，确定了四届人大和国务院的人事安排，完成了历史使命。他在毛泽东的支持下，以坚定而有策略的斗争，挫败了“四人帮”企图通过“组阁”，进一步夺取党和国家领导权的阴谋。
一九七五年一月中旬，酝酿已久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终于在北京召开。周恩来抱病作了“政府工作报告”，重申了要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给全国人民以极大的鼓舞。德高望重的朱德继续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周恩来任政府总理，邓小平等人任副总理，叶剑英被任命为国防部长，“四人帮”的“组阁”阴谋至此彻底破产。
十一、接见外宾后，叶剑英掏出周恩来的血尿标本给毛泽东
一九七五年下半年，周恩来病情越来越严重了。叶剑英的心情十分沉重。他对周恩来疾病的治疗，倾注了大量精力。早在一九七二年，周恩来被确诊是膀胱癌以后，江青、张春桥二伙便幸灾乐祸，以保密为名，封锁周恩来的病情，不止毛泽东知道详情，也不积极组织治疗。一向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奉为座右铭的周恩来，只知拼命为党和人民工作，很少顾及自己的重病。
周恩来的保隆医生心急如焚，他想到了一向敬重周恩来的叶剑英，便找到叶剑英想办法。叶剑英十分焦急，他知道，只有让毛泽东知道病情，才能得到充分的治疗。于是，在一次陪同毛泽东接见外宾后，他拿出了周恩来的一瓶血尿标本给毛泽东看。毛泽东这才了解到周恩来病情的严重，不禁吃了一惊，当即指示要抓紧治疗。
很快，中央成立了周恩来医疗领导小组，由叶剑英牵头，汪东兴等人参加，负责领导周恩来疾病的治疗工作。一九七三年三月九日，周恩来在政治局会议上说明了自己大量便血的情况，并说已经毛主席同意，请假两周，到玉泉山检查身体。这期间政治局会议和报告由叶剑英主持和签署，军委事情由叶剑英处理。
一九七四年周恩来住进医院以后，叶剑英和其他一些老同志亲自领导医疗小组，制定方案，为周恩来治病。为此，他想了许多办法，耗费了大量心血。他到处打听、搜集治疗膀肤癌的秘方、验方，一旦发现，即指示解放军总医院检验采用。他还亲自到医院通过仪器直接观察治疗效果。
每当周恩来做重要手术时，叶剑英总是守候在手术室门外，直到手术结束，问清情况后才离开。即使出差在外地，他也经常打电话到医院，详细询问病情。每当同身边工作人员和医院的医护人员谈起周恩来的病情时，常常禁不住热泪盈眶，有时竟痛哭失声。
叶剑英眼见癌细胞在一天天地吞噬着周恩来的生命，心中焦虑万分。在这中国的万事之秋，他非常明白。周恩来是一棵屹立于中华大地上的参天大树，这棵大树一旦倒下，对党、国家和人民将是巨大的损失。而“四人帮”一伙则认为，一旦周恩来倒下，将给他们造成天赐的夺权良机。对于这一点，叶剑英十分清楚明白，所以，每次到医院看望周恩来，只要见他精神稍好的时候，总是要向他汇报党、国家和军队的大事。他们共同关心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同“四人帮”的斗争。
一九七五年八月，周恩来又做了一次电的治疗，取得了较好的疗效。叶剑英为此感到十分欣慰。八月十三日，叶剑英准备离京到外地视察工作前，特意亲笔致信周恩来，在信中他满含深情地说：
“此次电灼，又取得一场大家庆祝的胜利，至为欣慰！惟对多发的顽疾，必须乘胜进剿，加以歼灭，否则任其循环往复，对体质消耗太大。”
信中接着写道：
“继续革命，国步艰难，千万为党珍重，为国珍重。敬祝早日康复！”
最后，叶剑英又在信后附言：
“今天得到三○一医院送来的药方一份，请参阅。听说吴阶平同志正在研究。”
一封短信，寥寥数语，包含了叶剑英对周恩来的无限深情！
周恩来对于“国步艰难”的情况，感受比谁都深刻。这难，来自诸多方面，但最大的难是来自“四人帮”的篡党夺权阴谋。因此，周恩来在医院同叶剑英的谈话中，曾语重心长地告诉他：要注意斗争方法，无论如何，大权不能落在他们手里。
这一嘱告，使叶剑英在同“四人帮”的斗争中，不但增加了勇气和信心，也更注意了斗争的策略和方法。
到了一九七五年十一月，情况又起了变化。在“四人帮”的策划、煽动下，一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又开始在全国掀起，邓小平正在着手进行的全面整顿的工作，被迫陷入停顿状态。在这关键时刻，能与“四人帮”相抗衡的就只有周恩来了。叶剑英基本上天天都来看他。在处理重大问题时，他更是必来请示汇报。他一再指示医生：
“要想办法，能延长一天就延天一天，哪怕是多延长一小时一分钟，只要可能，就要尽到医疗方面的一切努力和责任。”
周恩来也明白自己活着的意义，他顽强地与死神搏斗。他常常是数着数，一口一口地强迫自己咽下食物。
十二月十三日，周恩来咽下最后了两口食物，从此再也无法进食十二月以后，周恩来不断发高烧，说话越来越艰难。二十日，他约罗青长来谈对台工作，没谈多久就昏迷过去。
叶剑英仍然天天来，两个人的谈话时间越来越短，终于，周恩来难以出声了。叶剑英就贴近周恩来，紧紧握着他的手坐下。两个人泪光闪烁，默默无语地互相望着。
在他们最后一次交谈后，叶剑英走出病房，严肃地吩咐守护周恩来的工作人员：
“你们准备好纸和笔，二十四小时在总理身边，一刻也不能没有人。总理原则性很强，很多事、很多想法和委屈闷在心里不讲，特别是对中央里的某些人，在最后时刻有什么话要说，你们一定要记下来……”
工作人员每时每刻都守在周恩来身边，时刻准备拿笔记录，但周恩来始终没有说一句这样的话。
周恩来逝世后，工作人员把空白的记录纸交给叶剑英，看着这无字的纸，叶剑英流出了眼泪：
“他一生都是顾全大局……”
一月八日上午九时五十七分，中国人民敬爱的周恩来总理与世长辞了。九日清晨，在凛冽的寒风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放了周恩来总理逝世的噩耗和哀乐，巨星陨落，江河呜咽，大地哀号，整个中国在寒风和哀乐中震颤！
此时此刻，八十高龄的叶剑英也为总理佩戴了黑纱，陷入无限悲痛之中。
一月十日，叶剑英在北京医院向周恩来遗体告别。从大革命时代就与周恩来密切交往的一件件往事又涌上心头，仿佛就在眼前。那是令人神往的友谊，令人刻骨铭心的交往，整整持续了半个多世纪呀。热泪禁不住一行行滚落下来，模糊了他的双眼。此时，他的耳旁仿佛又听到一个微弱而熟悉的声音：
“要注意斗争方法，无论如何，大权不能落在他们手里……”
这是周恩来在病榻上对前来看望的叶剑英等老战友的最后嘱咐。叶剑英深深懂得这句话的分量。他没有辜负周恩来的殷切希望，在这年十月，和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一起，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对安邦定国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后记
怀着对周恩来及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无限深厚的感情，写完了《周恩来与共和国元帅》、《周恩来与共和国将军》两书。在写作过程中，曾参考了数千万字的有关文献、回忆录、传记、年谱及党史、军史、国史资料，如果没有这些书籍、文章及资料，两书都是难以完成的。由于书目繁多，恕不一一列出。这里，谨向有关书籍、文章及资料的作者、编者、出版者致以诚挚的谢忱。两书的写作，得到了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第二图书编辑部刘增新主任的悉心指导，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的张光彩研究员在百忙中审阅了书稿，并作了认真勘正，在此，一并致以深深的感谢。参加本书写作和提供资料的，还有阎霞、白尘、盖小华、隋建军、支敏、刘惠、刘大伟、李晓严、刘奇、张颖等人。由于作者水平有限，错讹之处在所难免，还请专家学者及广大读者不吝赐教。
作者
一九九六年十一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