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现在只有号召全国军民，坚持独立自主的抗战，用民主和团结的力量，克服我们当前以及将要来到的更大困难，击破敌人的封锁和分化，以准备我们的反攻。拿我们这样自信的和坚决的抗战方针，来争取外援，适当的运用外援，使日寇动摇于灭华与南进之间永远得不到出路，最后葬送于帝国主义大战火焰之中。这些，便是我们对于目前战局应有的认识和态度。
〖注释〗
〔1〕法国降德，参见本书《国际形势与中国抗战》一文注〔1〕。
〔2〕三国同盟，参见本书《国际形势与中国抗战》一文注〔3〕。
〔3〕太平洋战争爆发初期，缅甸是东南亚唯一未被占领的国家。从仰光到昆明的滇缅公路是美国向中国国民党政府运输战争物资的唯一陆上通道。滇缅公路在我国境内从昆明经楚雄、下关、保山、潞西到畹町，长九百五十八公里，一九三八年全线通车。
〔4〕一九四一年四月十三日，苏日双方代表在莫斯科签订《苏日中立条约》。一九四五年四月五日，苏联政府发表声明废除这一条约。
〔5〕印度尼西亚在独立前于十六世纪末遭荷兰殖民者侵入，一八○○年正式设立殖民政府，称荷属东印度，简称荷印。一九四二年荷印被日军占领。日本投降后，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七日印度尼西亚宣布独立。一九五○年印度尼西亚取消联邦制，成立统一的印度尼西亚共和国。
〔6〕希特勒（一八八九——一九四五），德国法西斯头子。一九一三年参加德意志工人党（次年改为国社党），其后成为该党党魁。一九三三年在德国垄断资产阶级支持下出任总理，次年总统兴登堡死后自称国家元首，实行法西斯统治，积极扩军备战。一九三九年入侵波兰，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一九四一年六月大举进攻苏联。一九四五年苏军解放柏林时自杀。
关于中央社发表谈话的事实真相的声明（一九四一年六月一日）
〖题解〗
一九四一年五月三十日，中央社发表关于十八集团军“尚未据报与敌军正式接触”的谈话。周恩来针对此项谈话发表事实真相的声明。声明中引用的《中央日报》和《大公报》所发表消息的例证六则从略。本文原载一九四一年六月一日重庆《新华日报》。
〖正文〗
中央社所发表之谈话，共有三点。前两点皆证明我在五月二十一日夜致大公报函中所举之事实确有根据。惟第三点，即“截至今日止，尚未据报与敌军正式接触”一点，则与事实不符。盖在中条山战事〔1〕发生以后，中枢以作战相同，我即表示抗战到底为我们素志，十八集团军必能协同作战无疑。嗣得十八集团军朱彭总副司令先后电告协同作战决心及配合作战计划，我均呈报最高统帅部，并定由朱彭总副司令向战区长官部直接电陈作战意图及经过。自是以后前方战况紧张，且又远在敌后，其首要之联络为前线，次之则为长官部，我处辗转收得战报如白晋公路之战况，不仅业已呈报统帅部，且已公诸报端（见五月二十三日本报）。根据此点，决不能谓为“尚未据报”。至战报少，更不能谓为“尚未……与敌军正式接触”，因最近一周，单就中央社之洛阳专电，便有六次提及晋东我军或十八集团军作战地区之战况的，而大公报两次西安专电，更证明太行山及晋北我军均在与敌作战。大家均知道太行山晋东晋北无其他部队，同蒲路白晋路正太路平绥路平汉路大部均为十八集团军作战地区，通讯社限于规定不得以作战部队之番号标出，但不能以此便谓无十八集团军在内。再此等电讯发自前方，见闻自更翔实，既经前方军事机关检查于先，又经后方军事机关复审于后，揭诸报端，已历多日，岂能谓为非战报？！且四年来，所有各部队战报，皆赖中央社为之报导，何以独苛求于十八集团军？
大公报说得好：“我们愿声明，只要有此事实，就满意了，且并不苛求或奢望一定有大的战果。”但我们当然并不以此等战果为满足，我们愿意接受国人善意的督责和更多的希望。我们期待着更大的战果的来临。我敢负责声明：十八集团军是敢于接受敌人回头扫荡的挑战，以求得阻止敌人之冒险渡河的。但同时我却企求国人注意，在我上次致大公报公函发表以后，敌人挑拨的谰言，已停止了，但最近两日却又广播起来了。我们应勉励勿为敌人流言所动，更勿为敌人挑拨所中。我们全中国军民应团结成一个铁拳一样，好击碎敌人的进攻，也击碎敌人的挑拨流言！
〖注释〗
〔1〕中条山战事，即晋南战役。一九四一年五月，日本侵略军以约十万人的兵力进犯黄河以北位于晋南、豫北的中条山地区。集结在这个地区的国民党军队约十五六万人。这些国民党军队，本来以反共为主要任务，对日军缺乏作战准备，在日军进犯时，大部分采取避战方针。因此，虽然华北各地的八路军主动出击，截断了同蒲路、正太路、平汉路、白晋路等日军的交通线，给国民党军队以积极配合，国民党军仍然全部溃败，在三周之内损失兵力约七万余人，丧失了中条山及附近地区的大片国土。
论时局中的暗流（一九四一年六月一日）
〖题解〗
原载一九四一年六月一日重庆《新华日报》。
〖正文〗
目前帝国主义战争正走向扩大和持久，英德走向决战，美国一步一步的进入实际参战，日寇则伺机南进，这是世界战争中的主流。
在中国，日寇正展开以封锁中国为中心的军事进攻，我全国军民正坚持团结抗战的国策，准备用自己的力量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这是中日战争中的主流。
但在战争主流前进之中，并不是没有暗流或逆流的，暗流不仅是自然界难免的现象，而且是人类政治活动中必不可免的现象。暗流不一定每次都成为巨流，更不一定每次都冲破了或淹没了主流，然而人们必须认识和提防暗流，在中国更须反对暗流，才能使我抗战主流更加汹涌澎湃的前进。
什么是目前战局中的暗流呢？
在西方，英德妥协共同反苏，是世界战争中一股暗流，而赫斯奔英〔1〕，正是这股暗流中的契机。我曾说过，纳粹德国如果不改变他的对英政策，便很难在今天发生对苏战争，然而存着这种希望的人，在英德两方在全世界都还不少。有人说，德国可以采取对英又对苏的两面战争，甚至有人说，纳粹德国可以在两个月之内打到莫斯科，并且有人证明，连统治莫斯科的人选都已内定了。其实这都是烟幕，内心是在希望以德苏战争代替英德战争。不错，赫斯奔英正是揭露了这股暗流，他的行动曾否得到希特勒的默许，这是次要问题，重要的在证明西方和英共同反苏的意见，在纳粹德国已渐渐的增长起来，并且得到了英国一部分人的支持。为什么这种企图和活动在战争扩大的进程中增长起来，很明显的是由于战争愈扩大愈持久，将愈给帝国主义的世界统治带来可怕的后果（这里包含着这些国家的政治经济危机和革命酝酿，被压迫民族国家的独立解放运动以及超然于战争之外的苏联力量的增强）。于是在赫斯奔英后，纳粹德国宣布了他神经失常之后，便无下文，丘吉尔〔2〕曾准备在国会宣布此事经过，以后也杳无消息，甚至罗斯福的炉边闲话〔3〕也曾为他延期。同时苏联由于处在世界资本主义包围之中，而纳粹德国也正在着着东进，影响到苏联的国防利益，所以在最近一两个月，更着重其提防“种种惊人巨变”的动员，由此看来这股暗流的增长与提防这股暗流的动员，是很显然的，然而却不能说这股暗流已经成为巨流。因为摆在德国面前的，地中海的封锁、苏伊士的切断和大西洋的反封锁，已一天天的增加其可能，而对苏战争的把握还在未可知之数，并且苏联的严紧国防更使他无懈可击。两面战争既不可能，希特勒总是向着较易的方面发展。而摆在英国面前的，地中海的危急，近东问题的紧张，大西洋上的运输，都是最现实的问题，稍一不慎便会失利，而且稍一松懈，便会延缓美国直接参战的过程。忽视目前的危急，憧憬未来的幻想，这是现实主义的英国政府所不敢冒险尝试的。因之，在赫斯奔英，英德甚至美国都经过一度摆动之后，克里特岛的争夺战〔4〕，大西洋上的海战都更激烈化起来，胡特号和俾斯麦号都彼此击沉了，李德〔5〕的声明，罗斯福炉边闲话，也终于发表了。
战争仍然循着最直接的战争轨道前进，暗流总是暗流。但必须了解美国是这个问题中的枢纽。如果美国失利更多，美国直接对德开火，日寇又在东方趁火打劫，则帝国主义战争必然更加循着世界的范围扩大和持久下去，如果地中海大西洋的战局照现状僵持下去，日寇对武力南进踌躇，美国仍留有游刃的余地，则暗流的继长增高，也会更加可能。况且资本主义世界总不会忘怀苏联。所以终世界战争之局，暗流总不会停止的，不过战争越扩大持久，苏联的力量越增强，这种暗流的增长，也越发会增加它的困难。
在东方，中日直接妥协的暗流久成过去，而新的一股暗流却在日美的少数人中渐渐的生长起来。他们企图或承认以美国为中介来调解中日战事，这在日本是有它的基础的。中国的坚持抗战，在客观上久已证明日寇很难于独力解决所谓“中日事件”。过去的近卫〔6〕，现在的本多〔7〕及一部分侵华军人，都曾经或仍在想加强对汪逆的扶持，以便从中国得到解决“中日事件”的内应，其实这种前途是会失败的。另一部分日本人包含近卫松冈〔8〕及一部分军阀在内，他们却想配合着军事进攻放出与国民政府直接谈判的和平空气，及分化中国内部的挑拨流言，企图以此来结束“中国事件”；这又必然要遭受中国军民的坚决反对，而得不到任何结果。因此，日本维持现状派中的保守分子即所谓实业界老外交界人士，鉴于上述两种企图都会归于失败，于是便想经过美国来调解中日战事，为着达此目的，更须先和缓日美关系。我们看，在罗斯福炉边闲话发表之后，日本报纸“除少数外，一般均认为罗总统演说内并未提到远东战事，甚有意义”（二十九日同盟电）。中外商业新报竟公开说：“苟美国重新考虑实际情势，则日美关系之改进并非不可能”（三十日同盟电）。而前任首届近卫内阁外次之松本忠雄〔9〕更公开说：“日美冲突之危机，并非如所想象之紧迫。美国甚有见地不肯向日本挑战，日本也不至向美挑衅……。”（三十日合众电）。且在罗斯福发表谈话以前，所谓日本请美国出面调停中日战争之说，已甚嚣尘上，据十九日合众电也承认：“此讯之来源为东京，后在纽约报纸上发表，恐系日本之半官方故意发出，以测验中美两国之态度。”这派人在今天近卫内阁中虽未占若何势力。但他们已渐渐抬头活动，已渐渐成为近卫松冈外交政策运用中之一面，这与运用军部乃至海军系少壮军人向美挑衅的为另一面的，正起着一拉一打的作用。单单日寇这种态度尚不值得我们重视，所可重视的是这种意见在美国的反映，首先反映这种意见的是美国的少数人士，然而却是重要的人士。据十九日合众电：“拥护政府最力之参议员多马斯对合众社记者谈称，不论和平条件是否如真理报所载，调解之本身是为有价值之努力。彼又谓，彼素即主张以逐渐之方法调解中日战事……。”合众社并且更进一步说：“其他方面……咸认为目前为一九三八年以来调停最有利之机会。”而“芝加哥论坛报华盛顿记者韩宁关于罗斯福炉边闲话之意见，认为罗斯福演说中未提及日本，系对日修好新政策之结果”（卅日同盟电）。这句话牵涉到罗斯福总统了。大公报说得好：“本报昨论罗斯福总统的广播演说，以其未提及太平洋情势，也未曾特别提及日本，是在精神上留了罅隙。兹据华盛顿路透社讯，国会某负责人士谓：罗总统演说未提及太平洋问题，系政府根据情报推断，认为日本实业界渐得势，或将压倒军部势力，而减弱依附轴心之程度云云，可见美政府一时似为日本的烟幕所迷。”有了罅隙，日美两国人士中的暗流，便会流了进来。我们很懂得，罗斯福所以留此罅隙，美国所以没有全面对日禁运，全是为的以太平洋舰队一部调往大西洋，以便先对德后对日。然而罅隙愈大，时间愈长，大西洋的战争愈陷于僵局，日美暂时妥协和经过美国调解中日战事的念头便不会不被人想了出来。在中国，也不能说无一响应之人。到那时，东西两暗流便会桴鼓相应。
因此，我们在东方，指出这种暗流，反对这种暗流，是绝对必需的。在实际上，只要德国切断苏伊士封锁地中海的可能一天天的增加，日寇武力南进的准备也会一天天的积极，对美暂时和缓，将成为他最后发动武力南进的烟幕。所以在今天，日寇对中国的进攻，也以封锁中国和摧毁中国军事力量经济基础为中心，而不一定过于深入，这便是他要兼顾南进的准备所致。配合着军事进攻，特别加紧散布挑拨流言和平空气，这又是他动摇中国抗战决心和英美援华信念的另一阴谋。这也就是日寇今天在侵华和南进中所运用的复杂矛盾而又狡猾的两面政策。
敌寇的这种两面政策，东方的这股暗流，我们将它指出，不仅不会动摇我们坚持团结抗战的决心，而且会因为认识他的危险更加坚定我们独立自主的民族解放战争的立场，来揭破敌人的烟幕和阴谋，来争取和稳定友邦对我们援助的信念，以便毫不动摇的走向三民主义新中国的胜利大道。
〖注释〗
〔1〕赫斯是希特勒最亲近的心腹、纳粹党的副领袖、仅次于戈林的第二号接班人。他在一九四一年五月十日晚乘一架战斗机独自飞往苏格兰。他的这一行动在战争进行的整个期间一直是一个谜。一九四五年十月十日英国人把他作为战俘释放，以便他能在纽伦堡受审。他被国际法庭判处无期徒刑，主要由于他神经失常而免受死刑。
〔2〕丘吉尔（一八七四——一九六五），英国首相，保守党领袖。一九三三年希特勒在德国执政后，提出联苏抗德的主张，反对张伯伦推行的绥靖政策，反对签订《慕尼黑协定》。一九四一年六月德军入侵苏联后，立即发表声明援助苏联，后与苏联缔结盟约。一九四六年三月五日在美国发表演说，主张美英联盟对抗苏联，揭开战后“冷战”序幕。一九五一年重任首相后，对苏采取强硬政策。
〔3〕罗斯福的炉边谈话，指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总统发表的几次广播演说。一九四○年十二月间，美国尚未参战，罗斯福在其白宫屋内的火炉旁，用谈家常的口吻向全国发表了几次广播演说。表示美国愿意成为“民主国家的伟大兵工厂”，向英法等国提供大量军火，这样既支持英法的反法西斯战争，又促进美国经济发展。号召美国人民支持其对外政策。以后被新闻界称为“炉边谈话”。
〔4〕德军入侵克里特岛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巴尔干战局的最后一个战役。一九四一年四月二十五日，希特勒下达了在克里特岛实施空降的命令。克里特岛的守军共约四万四千人，其中英联邦军队三万人，希军一万四千人。德军攻打克里岛历时十二天，虽夺占了该岛，但损失惨重。希特勒对此大为震惊，错误地认为伞兵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与此相反，盟军却从这次失败中总结了教训，大力加强空降兵的建设。
〔5〕李德（一八八七——一九二○〕，美国记者，社会主义者。一九一七年作为随军记者赴俄，目睹十月革命，撰写了《震撼世界的十天》。回国后参加美国社会党，编辑《纽约共产党人》，成为党内著名左派。一九一九年八月，同一部分左派组成美国共产主义劳工党，担任党机关报《工人之声》主笔。同年十月被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再访苏俄，不久病死于莫斯科。
〔6〕近卫，参见本书《二期抗战的重心》一文注〔1〕。
〔7〕本多，即本多熊太郎（一八七四——一九四八），日本外交官。一九四○年十一月三十日代表日本与汪伪政权签订《日华基本条约》后至盟年十月任所谓“驻华大使”。
〔8〕松冈，即松冈洋右（一八八○——一九四六），日本外务大臣（一九四○——一九四一）。一九三三年任全权代表出席日内瓦国际联盟会议，当国联通过不承认“满洲国”议案时，宣布日本退出国联。一九三五年任满铁总裁，配合军部推行侵华政策。一九四○年任第二届近卫内阁外务大臣，九月负责缔结《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翌年三月出访德意，四月在莫斯科与苏联签订《日苏中立条约》，但六月德国进攻苏联时，主张对苏作战，并反对日美谈判，迫使近卫内阁于七月总辞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甲级战犯被捕，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期间病死。
〔9〕松本忠雄（一八八七一？），日本外交官和国会议员。一九三七年任第一届近卫内阁的外务政务次官。七次当选国会众议院议员。
论敌寇两面政策（一九四一年六月八日）
〖题解〗
原载一九四一年六月八日重庆《新华日报》。
〖正文〗
孙子说：“知彼知己，百战不殆。”我们对于敌寇知之者固然很多，但欲求真能不带感情不偏主观，具有真知灼见的人也并不易。大概在敌人的国际环境较好而又能集中力量进攻我们的时候，我们便常易发生悲观的论调或情绪；在敌人的国际环境较坏而又在其休整兵力的时候，我们便常易过分乐观，且常喜夸大敌人的困难，好像敌人已时时的处在崩溃之中。其实这种悲观与过分乐观，都是长期抗战中所不应有和不必要的。尤其是轻敌观念更易松懈自己的战斗意志和对敌人的警惕，反而使对内重于对外，抗战更受损失了。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们回想一下去年，从法国失败一直到三国同盟缔约之前，敌人的国际环境是较有利的（德意与英美双方都在争取日本，英国不惜封闭滇缅路，美国不惜承认东亚门罗主义以迁就日本），敌人亦正在集中力量攻我宜昌，于是我们国内的悲观情绪，彷徨心理，一时大盛。但我们当时曾一再指出，新的国际变化就要到来，敌人的困难很大，我们的办法还多，我们不应悲观，而应检讨错误，克服困难。中共中央更于七七纪念三周年宣言中，就指出世界帝国主义已走向两个集团，德意日站在一边，英美站在另一边。果然不多几天，近卫第二次登台，日本加入轴心〔1〕以与英美对立的倾向便最后确定了，而中日战事，也并不如一般人所想象的那样悲观，重庆依然是抗战的陪都，敌人并没有敢来窥探。接着，从三国同盟到日苏协定为止，敌人的国际环境转坏了（英美对日的对立，意大利在欧非战争的失利，滇缅路的重开，美国的对华借款等等）。敌人的兵力亦正在休整与补调之中，对我侵战没有大的进展，甚至在开始还采取从龙州南宁撤退以节约兵力便于南进之步骤。于是我们国内过分乐观的情绪便大大增长，甚至一时忘其所以，竟以为天下莫敢予毒。但我们当三国同盟一开始，便警告国人，切勿因一时国际形势好转过分乐观。而应发扬蹈厉，加紧团结，加强力量，以利反攻力量的准备。哪知短视的人，却在此时作了一些亲痛仇快之事，反而使天下惶惑，敌人乘机，沿南海沿长江之战，便从敌人在信阳的出击开始了。而国人的情绪，也又为之一变。
其实这种变化，敌人是根据其国内外情势的变化而产生的。敌人国际环境的好转，固然不会好到举世强国皆为敌助，但敌人国际环境的坏转，也还没有坏到一无与国，就是真正孤立了，也会逼得敌人的政策在这方面改变。敌人的内部困难，诚然因为长期的侵华战争，愈打愈多，但敌人也还没有进入崩溃之中，就是真正进入或接近于崩溃，也会逼得敌人的政策在这方面力图挽救的。
因此，敌人的侵华战争，其产生固然根据其灭亡中国的国策，其发展固然是愈陷愈深，愈久愈难结束，但敌人决不会听任自己在战争中淹没，他必然要采取其他方法，以企图达到其战争的目的的。所以，敌人于军事进攻之外，还使用政治进攻的法宝，企图以诱降和分化，来动摇我们抗战的意志，瓦解我们抗战的力量，以便利其征服中国，这就是敌人侵华的两面政策。这种两面政策，从战争开始就出来了，有时先后运用，有时同时配合，战争愈久，尤其是敌人需要南进，就愈使敌人急于要解决“中国事件”，于是两面政策的行使，也就配合得愈加密切了。
同时，敌人的南进政策，其产生固然根据其独霸东亚的国策，其发展固然会走向武力发动与英美造成不可避免的冲突，但敌人也决不会在不利于武力南进的条件之下，不去采取其他方法，以企图达到其南进的目的的。所以敌人在实施南进政策的开始，便采取政治军事双管齐下的办法，一方面是武力的威胁和占领，另一方面又是外交的谈判和妥协。这就是敌人南进的两面政策。这不仅对于安南〔2〕泰国如此，对于荷印对于英美也莫不如此，尤其在英德战争变化甚多的发展中，在现在在将来都要如此。
要了解敌人这种两面政策的根源，当然是由其国内外复杂而矛盾的条件所产生。也正因为敌人所处的国际环境，特别是太平洋上的环境极端复杂，也正因为敌人国内情况的复杂和矛盾，也更因为中国抗战已经坚持了四年，这就使敌人的政策更带矛盾性和摇摆性，也就是敌人的政策困难所在。但是敌人这种两面政策，既不是对立政策，而是一个政策的两面，也不是平均政策，而是在实施的时候有主从，也有重心。譬如不论军事进攻或政治进攻，其目的总在侵华和南进。譬如侵华战争已经打了四年，军事进攻便是主，政治进攻便是从，但重心有时放在军事，有时也可放在政治。而南进对于荷印及英美属地，既尚未发动军事进攻，其政治进攻自然是属于目前南进政策的主体了。
要击破敌人这种两面政策，不仅要了解敌人这种政策的目的、主从和重心，并且还要了解敌人所处的国内国外环境的复杂和变化，以及敌人在侵华和南进两政策中的相互联系和影响，尤其要采取针锋相对的政策。
什么是针锋相对的政策？就是敌人以军事的进攻和扫荡来，我们以各线出击和破击战回答他。敌人以政治的诱降和分化来，我们以反对投降和巩固团结回答他。敌人以军事政治双管齐下来进攻我们，我们便以团结抗战来回答他，敌人要抽身南进，我们便坚持抗战发展力量，求得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敌人想通过美国调解中日战争，我们便坚持独立自主抗战到底的立场，来击破敌人这一阴谋。简单一句话，便是：敌人所欲者我不为，敌人所不欲者我为之。
目前的敌人两面政策又怎样呢？
联系起来看，敌人最圆满的想头是侵华与南进的利益都要得到。但其客观的环境和主观的力量，是否能容许呢？自从松冈访欧与缔结苏日中立条约以来，一方面说明日寇要从复杂而变化的西方战争中解放出来，发挥其对于轴心同盟之半独立的作用，另一方面说明日寇要暂时撇开苏联，以便先用全力解决太平洋上的问题。但是如果单纯依靠武力，即使抽调国内及关东之兵，也不过增加若干师团，既不能单凭他解决中国战事，而且如作深入的进攻，必归旷日持久，坐失南进良机（当利于敌人武力南进的时候）。尤其是在中国消耗兵力愈大，对南进的威力也就会愈益减弱。如果先解决“中国事件”，然后抽身南进，则扶汪既成画饼，而直接妥协又为全中国军民所坚决反对，必致徒延时日，得不到任何结果。如果放着中国事件暂不解决而先行南进（日本统治阶级中，有一部分人曾作此想），这在敌人既难以放下，而且会有可能使中国抗战力量更加发展，使敌人难于两面应付，因此，目前敌人最狡猾的两面政策，就是一方面在军事上，增加一小部兵力，配合和集中在华相当大的兵力，发动对华军事进攻，将中心放在封锁我们交通运输和摧毁我们有生力量与经济基础上面，其步骤则由东南而华北，而沿黄河沿长江，如果可能更会封锁到西南西北。为此便可控制一部兵力，尤其可节约大部海军作为准备南进的姿态。另一方面，在政治上却企图以“远东慕尼黑”〔3〕的引诱来和缓美国，并经过美国调解中日战事，同时又放出挑拨流言，企图以此分化中国内部团结，便于实施其诱降的诡计。这是一箭双雕的两面政策，在军事上先求困住中国，然而又决不放松对于武力南进的积极准备，在政治上却转到以美国为中心对象来解决中国和太平洋上的问题。后者较前更为毒辣，虽然在目前还是暗流，但在日寇方面，这种暗流已在增长，已非完全烟幕作用，而是有其政治基础的。
有人说，日本统治阶级中尽管有人作此想，然而实际妥协很难找到中美日的共同点。尤其是日本的少壮派，更是好大喜功，决不肯放弃其征服中国和武力南进的企图。不错，日本少壮派中，诚多鲁莽之徒。但今天日寇内阁中掌舵的，却并非这流人物。我们只要看自从平沼〔4〕加入近卫内阁后，内阁的革新色彩，已有褪色的印象（日本《国民新闻》语），继着来的，大政翼赞会〔5〕改组了，小仓〔6〕入阁了，中野正刚〔7〕等退出翼赞会，嚷出“昭和维新”“放逐金融资本”之类的口号了。这就说明近卫内阁虽然建立在国内革新派及国外轴心同盟的基础上，但近来这种基础却已随着国外国内的变动而动摇起来，于是也就反映出日本政局正处在一个彷徨不定的趋势上。彷徨不定，最后总会有新的归宿。果使西方英德战争大有利于日本武力南进，日本政局的摇摆，便会更多的倾向于革新派。就是这样，也不能说日美没有暂时和缓的可能。而现在日本政局彷徨不定的趋势，正好给美国方面某些人士制造日美妥协空气的机会。最近一周来，不仅寇使野村〔8〕在美大放厥词，不仅美国某些报纸记者公开讨论日美无战争而有友好之必要，并且还有人甚至讨论到调解中日战争的条件问题；这就是要在中美日中间找到妥协的共同点。日美愿意避免战争，而且愿意友好，这是他人的自由，但是如果以调解中日战争换取日美的妥协，那便是侵犯了中国的自由。因为在今天，中日战争的解决，只有凭中华民族自己的抗战力量，打出日本帝国主义去，美国如出头调解，在缓和日美冲突的条件下，必然会牺牲中华民族独立解放的利益的。就连美国的外交界也认为“……此种解决办法，等于牺牲中国，欲造成远东慕尼黑，故美国乃拒绝此议”（华盛顿三日国际电）。我们很欢迎美国外交界这种消息，但我们更希望美国政府公开的拒绝这种提议，我们尤希望我国政府公开的申斥这种阴谋，那末，远东慕尼黑的暗流，也才会受到有力的打击。
总之，敌寇的两面政策，不论在侵华或南进上，他不遭遇到最后的失败，他是会一直发展下去的。我们认清他目前两面政策的重心所在，我们便应一方面加强我们军事力量，协同我们军事动作，以粉碎敌人的进攻和封锁。另一方面，坚持我们独立自主的抗战立场，加紧我们全国的团结，以粉碎敌人的诱降分化和远东慕尼黑的阴谋。
只有这样针锋相对的政策，才能彻底的粉碎敌人的两面政策，一直到最后胜利！
〖注释〗
〔1〕轴心，指轴心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和在大战期间结成同盟的法西斯德、意、日三国。
〔2〕一八○二年，安南改国号为越南。在新中国成立以前，中国民间仍沿称其为安南。
〔3〕慕尼黑是德国东南部拜恩州首府。一九三八年九月二十九日至三十日，英国首相张伯伦、法国总理达拉第同德国的希特勒、意大利的莫索里尼在慕尼黑举行会议，签订了《关于捷克斯洛伐克割让苏台德领土给德国的协定》，英法企图以出卖捷克斯洛伐克为代价，促使法西斯德国侵略苏联。在英法绥靖政策的纵容下，一九三九年三月德国出兵占领捷克斯洛伐克全部领土，并在九月进攻波兰，挑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把为了自私目的而牺牲其他国家利益，纵容侵略的行为称为慕尼黑。东方慕尼黑或远东慕尼黑指在日本侵华战争时期，英美帝国主义妄图牺牲中国，与日本达成妥协的阴谋。
〔4〕平沼，即平沼骐太郎（一八六七——一九五二），日本著名的法西斯官僚。一九三九年一月组阁，任首相。因诺门坎事件日军惨败，加以受纳粹德国背着日本与苏联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的冲击，不足八个月便下台。一九四○——一九四一年任第二届近卫内阁的内务大臣和国务大臣。日本投降后以甲级战犯被捕，一九四八年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无期徒刑，一九五二年病死狱中。
〔5〕大政翼赞会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日本近卫内阁为推进“新体制运动”而建立的法西斯政治组织。一九四○年十月成立。总裁由首相担任，支部长由道、府、县地方长官兼任，并在中央和地方，仿照意大利法西斯的职业代表协议会建立“大政翼赞协议会”，议会由总裁、支部长任命。它积极协助政府实行国民精神总动员，强化军国主义体制。一九四五年六月解散。
〔6〕小仓，即小仓正恒（一八七五——一九六一），日本财阀兼官僚。一九四一年四月任第二届近卫文内阁国务大臣和第三届近卫内阁大藏大臣。此外，还担任战时重要金融机关“金融金库”总裁和国会贵族院议员。
〔7〕中野正刚（一八八六——一九四三），日本法西斯政客。一九三六年组织法西斯政治团体东方会，任总裁，大力推进法西斯主义运动。一九三七年访问德、意，崇拜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对内鼓吹“昭和维新”，对外叫嚷完成“大东亚战争”。一九四○年任“大政翼赞会”常任总务，翌年辞去。自一九四二年因与东条英机矛盾不断加深，一九四三年十月以反东条首相和策略倒阁活动遭宪兵队逮捕，被释放后在家中自杀身亡。
〔8〕野村，即野村吉三郎（一八七七——一九六四），日本海军将领和外交家。一九三二年任海军中将、第三舰队司令官，率舰队参加，一二八事变，进犯上海。四月二十九日在上海发生的天长节（天皇诞辰）爆炸事件中被炸瞎一只眼。翌年晋升海军大将。一九三九年任阿部信行内阁（一九三九年八月三十日——一九四○年一月四日）外务大臣。一九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受命担任驻美特命全权大使，主持日美会谈，直到日本偷袭珍珠港发动太平洋战争。
民族至上与国家至上（一九四一年六月十五日上篇，二十二日下篇）
〖题解〗
原载一九四一年六月十五日和二十二日重庆《新华日报》。
〖正文〗
民族至上，国家至上的口号，在抗战四年中已为全中国人民所接受所实行了，我们只要一想到前线军民浴血抗战，敌区民众忍辱苦斗，后方人民出力出钱，就可认识出“民族至上”“国家至上”的意义的伟大。然而“民族至上”“国家至上”的口号虽其单纯，但其真正的含义却常被人曲解或误解，作为攻击别人或批评别人的口头禅。我们于此，愿对“民族至上”“国家至上”的含义有所阐明和声明。
一个口号的提出和被大众所接受所实行，必其口号的本身合乎此时此地的具体环境和大众具体要求。“民族至上”“国家至上”虽其所含义已不仅限于单纯的口号，但如果这种口号用之于纳粹德国或大英帝国，其所含义将完全不同于中国，其所动员的能力也就大有差异了。
什么是“民族至上”在中国的含义呢？
我们认为首先应该认清中华民族是处在被压迫民族的地位，他要从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下自求解放，尤其在今天，他要从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下，自力更生，从抗战中达到解放之路。所以“民族至上”的口号就等于民族利益高于一切，他是被用来动员全中国被压迫民族向着主要的民族敌人——日寇，作生死存亡的决斗的。在这个意义上，一切个人利益，阶级利益，党派利益，都应该服从总的民族利益。为民族利益而奋斗而牺牲，是中华儿女今天最光荣最主要的任务。
次之，应该认清：中华民族解放的任务是什么？依照国父孙中山先生对民族主义的解释，“国民党之民族主义有两方面之意义：一则中国民族自求解放，二则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这两方面的意义，应该成为我们民族解放的任务和目的。
在第一方面，孙先生又解释“国民党之民族主义，其目的在使中国民族得自由独立于世界”。从这些解释上，中国的民族主义在对外方面可得出三个解释：一是中华民族依靠自力更生，求得独立解放；二是反对别人侵略，也不侵略别人；三是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第一，正因为我们要自求解放，所以对于日寇侵入中国，我们主张抗战到底，决不在敌人威力之下屈服，决不在敌人挑拨之下分裂，决不在敌人利诱之下妥协投降。只有这样，我们才算是不出卖民族利益。也正因为我们要自求解放，所以我们民族独立解放的命运，决不能依附于别的国家。我们在独立自主的民族解放立场上，并不拒绝外援，而且争取外援，但我们决不能因为需要外援，便放弃我们进行民族解放战争的立场，而介入或附属于世界帝国主义的争夺战争中去。同时，我们也并不拒绝运用帝国主义中间的矛盾，尤其是英美与日寇的对立和可能冲突，甚至在某种可能和必要时，一定战场上的军事配合行动，都是许可的，但这种运用，这种配合，必须求得有利于我们民族解放战争的进行。这，不仅不能损害我们民族独立的利益，而且要在这个运用和配合上，取得和奠定中华民族从一切侵略和压迫下完全解放出来的始基。如果有些国家完全站在日寇方面帮凶，我们反对。如果有些国家想牺牲中国利益而与日寇妥协，我们也反对；如果有些国家更想引诱中国为他们火中取栗，如过去日寇及德意劝我们加入三国反共同盟一样，我们更反对。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不牺牲民族利益。抗战四年，说明我们民族是能够自力更生独立自主以坚持长期抗战的，也只有在这个意义上，在这个经验中，才能懂得什么是不出卖民族利益，什么是不让人家牺牲中国民族利益。第二，正因为我们反对别人侵略，所以我们也反对侵略别人；这一方面说明中华民族在自求解放的抗战中，并无侵略别人（连日本在内）野心，另一方面又说明中国民族也反对别的帝国主义侵略其他国家，压迫其他民族之非正义的行动。也正因为我们反对别人侵略，所以我们必须同情于其他民族国家的独立解放运动；这不仅朝鲜、台湾的反日运动，巴尔干非洲民族国家的反德意侵略，我们应该赞助，便连印度、南洋等地的民族解放运动，我们也应同情。固然我们应该集中和争取一切反日的力量，反对我们主要的敌人，同时我们也应警惕南洋印度等地被压迫民族不要中日寇之计，为他利用的工具，但我们决不能站在这些被压迫民族的宗主国方面，要他们牺牲民族解放的利益，一味的为帝国主义利益服务，这，不仅不近人情，而且置我们民族利益于何地？！第三，正因为我们要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所以必须弄清什么民族能以平等待我，并须弄清我们怎样以平等待人。以平等待我的民族，必须他自己不是侵略别人依靠殖民地为生的国家，必须他自己有鲜明的反对侵略别人同情被压迫民族的国策，必须他与中国有着传统的平等友谊，而且证明给中国人民看，他曾经是现在也是将来必是赞助中国革命最力的友人。合乎这种条件的，当然是苏联。我们以平等待人，决不能照别有用心的人所解释，牺牲自己利益，服从人家利益，因为这根本是不平等。何况苏联的国家利益，决没有建立在侵略中国的利益之上，而中国的民族利益，也决不会从反苏中求得，并且双方站在反帝国主义侵略的立场上，更有他们共同的利害，所以中国联苏是绝对平等的。只要我们彼此尊重各自立国的立场，不时而赞成，时而反对，不公开称道，暗中怀疑，不一面联合一面仇视，而一贯的坚守孙先生的遗嘱，则平等的结合，革命的友谊，必能大大的有助于我们民族解放的成功。总起来说，不出卖民族利益，不让人家牺牲中国民族利益，不侵犯别的民族利益，也同情别的民族自求解放，更平等的尊重民族间的彼此利益，这便是国际间真正的民族平等，也就是孙先生民族主义在对外方面的精华。
在第二方面，孙先生又解释“国民党敢郑重宣言，承认中国以内各民族之自决权，在反对帝国主义及军阀之革命获得胜利以后，当组织自由统一的（各民族自由联合的）中华民国”。从这个解释及孙先生其他著作上，中国的民族主义，在对内方面，可得出四个解释：一是中国境内各民族应一律平等；二是中国各阶级应合作对外；三是中华民族是能自立能奋斗的民族；四是中国的民族道德，民族气节，应该发扬光大。第一，正因为中国境内各民族应一律平等，所以我们主张尊重各民族间的风俗习惯，语言文字，历史宗教，并尊重他们自己的领袖干部和一切人材，尤其要反对我们汉族中的藩属观念和自大主义，然后才能更有力的动员他们联合一起。共同抗战；同时我们更主张承认各民族的自治权和自决权，而不是简单的称少数民族为边民，然后才能更有力的取得他们同意，共同努力于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以建立自由联合的中华民国。第二，正因为中国各阶级应合作对外，所以我们主张除汉奸外，全中国人民都应团结起来，共同抗日。就连汉奸除绝对坚决不愿悔悟者外，都应争取之，宽恕之。我们认为在中国，阶级利益并不与民族利益矛盾。除掉极端自私自利大发国难财的极少数分子外，任何阶级欲维持其整个阶级利益，只有从民族解放的利益中取得。日寇不打走，民族解放达不到。尤其是对于中国工农劳苦大众，民族解放达不到，阶级解放也无出路。但这并不是说，在为民族解放奋斗的过程中，便不能相当的解决阶级利益和相当的改善工农生活，其实这不仅是可能的，而且在增强民族解放战争的力量上，也是有利的。譬如，许多民族工业家迁厂内地，如果政府给以应有的资助和保护，他们一方面可更多的生产出国防上及人民中的急需品，另一方面也可得到他们合理的利润。譬如沦陷区域的地主，因为政府和军队广大的组织了民众的游击战争，使这些地主的土地不致落于敌手，或荒芜起来，于是他们便觉悟到只有捐出一些游击军费或者减低一些租息，方能使劳苦农民得以参加那些游击队，保卫乡土。同时，从另一方面看，为得适合目前物价高涨，增加工资，以增强工人的劳动力，为得适应目前粮食需要，减低农民租息，实行农村借贷，以增加农民的生产量，这都是与抗战有利，与其他阶级并无损害的。这里有一个共同的最高原则，就是一切阶级利益都不能超过民族利益，都应该服从民族利益。因此，我们反对那些少数极端谋私利的分子借口国难期中，加紧剥削工农劳苦大众。我们也反对那些不从改善劳动生活中求增加生产出路，而一贯以强迫虐待为能事的干法，我们更反对那些拥有特权的人，利用国家企业，大分红利，而不肯增加工资，甚至减少生产，以便高抬市价，而不顾社会需要。第三，正因为中华民族在历史上，是能自立能奋斗的民族，所以我们主张只要发动抗战，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必空前的增涨，中国人民的抗战意志，必前仆后继，至死不屈，中国人民的胜利信心，必愈因敌人的失道寡助而积久弥坚，中国人民的奋斗苦干，必愈因不断的困难需要克服而愈显其坚韧不拔。抗战四年，证明这一估计完全合乎实际的发展，这是汪逆精卫之流的投降妥协分子所不能认识的，而应成为我们民族革命精神之所寄；并应在这上边建立起我们自力更生的精神基础。第四，正因为中国的民族道德民族气节应该发扬光大，所以我们主张民族传统的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便应该大大发扬，尤其是礼义廉耻，更是民族气节之所系，必须不折不扣的实行。忠孝施于国家民族，仁爱施于同胞，信义施于友邦，和平施于人类，这都是最高的道德标准，但我们并不能因此不分清敌我友恶。对敌人，要集中火力去攻击；对自己，要紧严抗战的阵线；对朋友，要明辨，要争取；对怙恶不悛的人，要戒备。我们要重气节，才能挽颓风、清贪污、建革命的秩序、止投降的倾向。尤其要尊老敬贤，重视他们的经验学问，爱护青年，要提拔教导他们，不要摧残他们，更不要特务化他们，而对于寡廉鲜耻的人，却不应该使他们篡据高位，阻塞贤路。这都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在目前抗战中，特别需要。总起来说，民族平等、阶级合作，自立奋斗、守道德、重气节，这便是孙先生民族主义在对内方面的精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