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小资产阶级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队伍中也是一个基本的力量。有了这个力量，还要跟农民结合，假使不跟农民结合，仅仅依靠工人和城市小资产阶级，也不能使革命取胜。右的观点以为依靠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工人，就可以取胜。这是不对的。“左”的观点就是连城市小资产阶级都不要。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典型代表是知识分子，认为知识分子没有作用。这也是不对的。大革命失败前后，曾经只依靠工人和城市的知识分子。譬如广州起义〔73〕，只把城市工人和以知识分子为主要成份的教导团动员起来，发动起义，没有依靠农民，也没有打算退到农村中去，所以广州起义失败了。上海起义〔74〕也是如此，想依靠城市的工人和一部分城市知识分子，在敌人力量最强的上海硬坚持，结果失败。现在我们又到了要进大城市的时候了，当然我们现在的主力军是在农村。做沦陷区城市工作的同志应该认识，要与农村配合才能进退自如，工农小资产阶级结合起来才能有力量。
新民主主义的统一战线队伍里面，还有一个自由资产阶级，我们叫他中间力量。毛泽东同志告诉我们，这是个软弱的动摇的阶级，无产阶级应该争取他，联合他，至少可以使他中立，但是不能依靠他。右的观点忘记了农民，忘了工农群众，去依靠自由资产阶级，是错误的。“左”的观点否定与自由资产阶级的联合，也是错误的。
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一部分，有时也会参加到统一战线队伍里来，但是他们带着很明显的两面性。资产阶级有他的两面性，小资产阶级也有他的两面性，但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两面性是更明显的，他们的反动性的那一面是根深蒂固的。因此，在与他们合作时，要随时提防他们，反对他们的反动性，绝不能依靠他们。大革命末期，武汉时期，不仅依靠汪精卫，还依靠唐生智，依靠冯玉祥，结果落了空。这是大革命失败的教训之一。当时有两种武装力量。一种是我们党的武装力量，有叶挺〔75〕的二十四师等，这是我们党直接领导的，同时还有广大的工农群众的武装，从广东到武汉，特别是湖南的工农群众有了武装，这是我们的力量。另一种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武装力量。那时候我们党的政策，不是面向自己的力量，而是面向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力量，唐生智的军队，冯玉祥的军队。我记得最明显的是在武汉危急、“马日事变”以后，我们党的中央还仰望所谓农民领袖、基督将军的冯玉祥。那时共产党也好，国民党也好，就连外国的同志也好，大家都仰望他。当冯玉祥从潼关打到郑州的时候，武汉国民政府的头子就坐专车去接他，我党也派张国焘〔76〕接他去了。结果，冯玉祥在徐州和蒋介石会面，来了一个大反动，把所有的武汉的人都出卖了，于是武汉全面落空了。这就是依靠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武装力量不依靠自己武装力量的恶果。当然还有土地革命问题，不过武装是一个中心问题，这在当时是可以看出来的。第二个武汉时期，以为国民党军队不改造也可以同他很好地合作，这同样是机会主义的错误。
从这里可以看到，我们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包括无产阶级、农民、小资产阶级、自由资产阶级和一部分大资产阶级，这样大、这样复杂的队伍，如果不搞清楚，就会发生“左”的右的错误。我们党中央、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分析了这个队伍，把这个队伍里面的人分作三类：一类是进步力量，就是工农小资产阶级；一类是中间力量，就是中间阶层；一类是顽固力量，或者反动力量，就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地方实力派近乎中间，或者是中间和顽固之间，在阶级性上是接近反动派的，在反蒋这一点上又起了中间力量的作用，根据这三种力量的分析，我们订出了发展进步力量，争取中间力量，孤立、分化和打击顽固力量，也就是联合大多数，反对少数，打击最顽固的力量的方针。右的观点就不是这样。大革命末期，陈独秀主张不分左中右，怕人家说我们分化他们。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不喜欢我们分左中右，陈独秀就作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应声虫。不分左中右，结果左派就要跑到中间，最后跟右派跑了。第二个武汉时期重复了这个错误。一九三七年的十二月会议上，又有人主张不要分什么左中右，只要抗日与不抗日之分，抗日与亲日之分，除了亲日派以外，剩下的就是铁板一块，都是坚决抗日的〔77〕。这是受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影响。所以第二个武汉时期，就把国民党蒋介石的军阀性、法西斯性都抹杀了，认为站在一起，一般高、一般美、一般漂亮。左中右是应该分的，分才对，不分不对。“左”的观点是只相信无产阶级，只相信无产阶级先锋队，脱离一切群众，自己队伍里的人不去联合。这也是不对的。所以不管是“左”的错误或右的错误，都是不懂得毛泽东同志关于左中右的分析，不懂得如何发展进步力量，争取中间力量，孤立顽固、反动力量，结果孤立了自己。这是我们对统一战线队伍的分析，我们应有这样的认识，没有这样的认识就会犯错误。
但是队伍光分左中右还不够，还要有进一步的严格的区别。这样大的队伍，在无产阶级以外，有农民、小资产阶级、自由资产阶级，甚至有时候还有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来参加，就应该有一个严格的区别。无产阶级在这个队伍里是带队的，起领导作用的，其余的阶级都同他有区别。不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自由资产阶级，就是小资产阶级和农民，也都同无产阶级有区别。所以毛泽东同志就指出，在统一战线中应该坚持独立自主。独立自主，就是指无产阶级的独立性，他有自己独立的政策、独立的思想。他是去联合人家，而不是同化于人家。有了区别，就有斗争。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的团结，是在坚持独立自主的条件下同人家讲团结，而不要受其他阶级的影响。毛泽东同志常说，我们在统一战线中最容易受别的阶级的影响，所以不主张区别是不对的。右的观点就是不主张区别。抗战的武汉时期，有人主张我们是“求同而非异”，就是说只有同而没有异。这是不知道我们无产阶级和别的阶级不同。有些同志不懂得这个统一性和区别性的道理。假如不区别，那就是和人家混合在一块，一定受人家的影响。“左”的观点是天天讲区别，不去和人家共同行动，急于搞社会主义，土地革命时期就要进行共产主义教育，要使一切人都具有社会主义的思想，不懂得应该进行新民主主义教育，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教育。右的不区别，“左”的强调区别而不去求得今天统一的方法，都是不正确的，都是受了别的阶级的影响，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的思想。有的错误是受了大资产阶级的影响。因为和他合作，就容易受他的影响。他们的态度好一点，请我们作客，吃茶吃饭，就不去区别了，就把大资产阶级大地主的主张当作自己的主张提出来了。毛泽东同志说过，右的错误，一般地说，在与资产阶级联合的时候比较容易发生；“左”的呢？一般地说，在与资产阶级分裂的时候比较容易发生。这在我们党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上也这样指出了。同时，因为我们党内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成份多，在我们困难的时候，在受了大资产阶级压迫的时候，容易受小资产阶级直接的影响，容易有“左”倾情绪。这些都是受了别的阶级的影响而产生的错误。
再说领导权的问题。
无产阶级比别的阶级先进，是应当领导别的阶级的，这就是毛泽东同志说的“司令官”。但无产阶级也不是天然的司令官，不是从农民一直到大资产阶级都公推你、公认你为司令官。大革命时期有一个彭述之〔78〕，他写了一篇文章，说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是天然的，不要争！这和毛泽东同志关于争领导权的思想完全相反。领导权要用力量来争，因为领导权是有人和无产阶级争，和共产党争的，不但大资产阶级争，自由资产阶级也争，小资产阶级也争。他们总要照他们的思想来领导这个队伍。但是和我们争领导权最主要的力量，还是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国民党这个统治集团。所以在统一战线当中，互争领导权的主要是国共两党，大资产阶级就成为我们斗争的主要对象。因为一个队伍有两个司令官，就要打架，两个中间总要下去一个。在大革命初期，国共两党曾经联合成一个队伍。大革命失败以后，就分了家，成了两个队伍。一直到现在还是两个队伍。一个是无产阶级，共产党为代表，所领导的队伍，发展到今天有了解放区，有了人民的武装。另一个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国民党为代表，所领导的队伍，十八年来国民党实行一党专政的统治。这两个队伍在那里斗争，双方争取的对象就是农民、小资产阶级、自由资产阶级。有人说我们只争取农民和小资产阶级，这是不对的。我们还要争取自由资产阶级。双方进行争取和领导的方法是不同的。国民党是采取压迫的方法，不但压迫工农，也压迫小资产阶级、自由资产阶级。我们的方法是同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合作。我们和农民的关系搞得最好，和小资产阶级的关系也很好。至于对自由资产阶级，领导的方法有所不同，就像和友军的关系一样。大革命初期、中期就是这样的方法。这里头有一个问题，就是自由资产阶级并不那样听话，常常闹独立性。所以我们对自由资产阶级的领导，只能是主要问题上的领导，而不可能是完全的领导。当然，在另一种条件下，我们对自由资产阶级，不但实质上可以领导，而且形式上也可以领导。如在解放区，自由资产阶级就可能在形式上也受我们的领导，但他的独立性还是要保持的。
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有时是不是可以受我们领导一下呢？从历史的经验看，一时的或一个问题上的领导也是可能的。一般地说，当他们的力量小的时候可以受我们领导。譬如蒋介石在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以后，就不愿受我们的领导了，但他没有力量北伐，就叫我们帮助他，叫苏联帮助他。这时还受我们领导，但这是靠不注的，因为他表面上受你领导，实际上他准备和你分裂。又如那一天朱德同志报告中讲的，当华北敌人九路围攻的时候，国民党的军队处在很困难的地位，他就要我们未总司令领导。但那是一时的，一旦他和他的后方打通，就要跑掉，反而来打我们。所以我们应该时常警惕。在要不要抗战的问题上，蒋介石受了我们的领导，就是我们推动了他抗战。但是如何抗战，他要按他的办法，不愿意照我们的办法，不受我们的领导。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仅在不得已时、在某一个问题上能受我们领导，他们一旦有了力量，有了外援，就会立刻和我们分裂。所以在领导权的问题上，无产阶级领导农民、小资产阶级，可以搞得很好，很亲密。对自由资产阶级，虽然他闹独立性，但是还可以领导。对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一般地说不能领导，只能在某个问题上、某个时期内领导。
我们党在历史上几个时期的许多成功，都是因为执行了毛泽东同志关于领导权问题的思想和路线。“左”右倾机会主义在领导权问题上翻的跟头最厉害。可以说“左”倾右倾都不懂得领导权问题，不懂得争取这个领导权。
右倾观点是不要领导权。大革命后期的陈独秀，就是不要领导权，认为只要说一句风凉话，所谓天然领导权就够了，实际上他觉得既是资产阶级革命，领导权就是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顶多是抬轿子的，顶多搞一些集会、结社、言论、罢工的自由。在农民问题上，陈独秀连减租减息都不赞成，更谈不到解决土地问题了。那时贴了很多标语，有两个口号，一个是要建立无产阶级的领导权，一个是要争取非资本主义的前途。我们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这样的口号也有很多。但口号是口号，而实际上是放弃领导权，认为领导权是天然的，用不着争。所以在政策上就不发展工农武装，不建立工农领导的政府。虽然那时候湖南、江西、湖北等省，还有一些县政权是归武汉政府的，但是陈独秀压制工农斗争，一切都退让，退让的结果使大革命失败了。这是第一个武汉时期的错误。
第二个武汉时期的错误也是不懂得这个领导权问题。那时有一种解释，说只要抗战就是统一，说蒋介石的政府已经是统一的政府，蒋介石的大资产阶级的政府已经开始民主化，人民已经得到充分自由。这就是说，大资产阶级很好，很民主，很统一，也就是承认大资产阶级的领导权，因而在政策上也就不要民主改革，不要改善民生。但当时党中央是很强调民主改革、改善民生这两点的。武汉时期放弃领导权，还表现在不重视敌后的发展，不主张建立敌后政权，主张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假若这个统一战线是我们领导的，当然很好。但实际上，国民党并不承认我们的领导。他所承认的统一战线，就是把我们领导的队伍统一到他的军令、政令里去。所以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实际上就是一切经过国民党的军令、政令。那时提出了七个统一〔79〕，就是统一指挥，统一编制，统一武装，统一纪律，统一待遇，统一作战计划，统一作战行动。这不是都统一于国民党的军令吗？还不是都统一给他吗？又如提出晋察冀边区也必须经过国民党批准才能成立。这还不是统一于国民党的政令吗？这样退让政策的结果，在武汉被解散了三个群众团体〔80〕，后来在华中弄出来一个皖南事变〔81〕。这就是没有照毛泽东同志说的要时刻提防人家反对我们，不是把国民党的主张提高到我们的主张上来，而是把我们的主张降低到国民党那方面去，也就是争取领导权上犯的右倾错误。
“左”倾机会主义也在领导权问题上翻了很多跟头。简单说来，就是他们不懂中国革命的新民主主义性质，以为已经越过俄国一九○五年到一九○七年的阶段，急于转变，争取非资本主义前途，空喊无产阶级领导。政策“左”了，不仅脱离了小资产阶级群众，而且脱离了工农群众，造成了严重的损失。抗战时期的某些“左”倾观点，也是在这些问题上弄不清楚，只要斗争，不要团结，没有认识毛泽东同志关于在统一战线中有团结有斗争，在斗争中有理、有利、有节的策略原则。
所以领导权的问题，是统一战线中最集中的一个问题。右的是放弃领导权，“左”的是把自己孤立起来，成了“无兵司令”、“空军司令”。可以说右倾是把整个队伍送出去，“左”倾是把整个队伍推出去。
以上是从历史经验检讨中得出来的全面认识。我自己在三个时期特别是后两个时期中，犯了不少的错误。今天我讲统一战线的经验，觉得应该看到错误的严重性。当然这些错误已经改正了。假使今后对敌人、队伍、司令官这三方面不能清楚认识，不管在哪一点上还存在着不自觉或盲目性，哪一点上就会犯错误。我个人是如此，对我们全党同志也是如此。
〖注释〗
〔1〕西安事变，参见本书《悼张淮南先生》一文注〔2〕。
〔2〕察北同盟军，即一九三三年五月冯玉祥和中国共产党合作在察哈尔省组织的民众抗日同盟军。主要领导人还有吉鸿昌（共产党员）、方振武等。同盟军在张北、沽源等地与日本侵略军进行了激烈战斗，把日伪军完全逐出察哈尔省。由于蒋介石和日本侵略军的双重压迫，同盟军的抗战活动于同年十月失败。
〔3〕福建人民政府，是国民党内同蒋介石分裂的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人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在福州成立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这年十月，蒋光鼐、蔡廷锴领导的十九路军同红军签订了抗日反蒋协定。福建人民政府成立后又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和工农红军签订了停战协定。在蒋介石的军事压力下，福建人民政府在一九三四年一月间失败。
〔4〕这封信指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五日《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信中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和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决定的反动方针，作了义正词严的批判，同时申明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准备重新实行国共合作的政策。
〔5〕中国共产党为了以实际行动促成全国抗日的实现，由工农红军第一军团和第十五军团组成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在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日东渡黄河抗日，遭到了蒋介石、阎锡山的武力阻拦。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和中国抗日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鉴于国难当前，应以实现全国伉战为根本，不愿和阻拦我抗日去路的国民党部队进行战斗，五月五日发表回师通电，将抗日东征军撤回黄河西岸。
〔6〕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日。北平学生数干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举行爱国示威游行，提出“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游行的学生遭到国民党政府镇压。次日，北平各校学生宣布总罢课。十六日，学生和市民一万余人，再度举行示威游行。这次爱国运动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响应，形成了中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
〔7〕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在宁夏环县山城堡，红军第一军团和第十五军团一部歼灭国民党军胡宗南部七十八师二三二旅全部和二三四旅两个团，这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最后一战。
〔8〕领袖，指当时在上海领导各界抗日救亡运动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的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王造时等七人，也称“七君子”。
〔9〕潘汉年（一九○六——一九七七），一九二五年参加中国共产党，一九三六年任我党代表与国民党进行谈判。一九四六至一九四八年在上海、香港等地我党情报、统战部门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上海市副市长。一九五五年被错定为“内奸”，受到判刑、关押，在“文革”中又受到迫害，一九七七年四月十四日含冤而死。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由党中央正式作出决定为他彻底平反。
〔10〕陈诚（一八九六——一九六五），一九二二年在粤军任连长。一九三三年第四次“围剿”时任国民党军第二路军总指挥。西安事变时任国民党政府军政部常务次长。解放战争期间任国民党军参谋总长等职。
〔11〕蒋鼎文（一八九六——一九七四），当时任国民党政府福建绥靖公暑主任。西安事变前蒋介石准备调他任西北“剿总”前敌总司令。
〔12〕张学良，参见本书《决心扫此两军间合作之障碍——致张学良》一文注〔1〕。
〔13〕杨虎城，参见本书《请撤兵释张实践诺言》一文注〔3〕。
〔14〕王以哲，参见本书《决心扫此两军间合作之障碍——致张学良》一文注〔6〕。
〔15〕宋子文，参见本书《请撤兵释张实践诺言——致蒋介石》一文注〔5〕。
〔16〕这个报告，指毛泽东一九三九年五月三日所作题为《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报告，见《毛泽东选集》第1卷。本文内所说毛泽东在五月代表会上作的报告，也是指这篇文章。
〔17〕孙科（一八九一——一九七三），当时任国民党政府立法院长。
〔18〕冯玉祥，参见本书《北洋军阀的内哄》一文注〔11〕。
〔19〕这篇文章指《我们对修改国民大会法规的意见》一文。载一九三七年五月一日出版的《解放周刊》第1卷第2期。
〔20〕庐山谈话会，参见本书《论中国的法西斯主义——新专制主义》一文注〔8〕。
〔21〕王世杰，当时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
〔22〕林伯渠，从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八年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抗日战争期间曾作为中国共产党代表与国民党进行谈判。
〔23〕博古，即秦邦宪（一九○七——一九四六），一九二五年参加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一年四月任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书记，同年九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为中共临时中央总负责人，犯过严重的“左”倾路线错误。遵义会议后任中国工农红军野战政治部主任。一九二六年同周忌来、叶剑英等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参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一九三七年任党中央组织部长。抗日战争爆发后任中共驻南京代表，一九三八年起先后任中共民江局、南方局委员兼组织部长。一九四一年起在延安主持《解放日报》和新华通讯社，一九四五年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全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一九四六年任中共出席政治协商会议宪草审议委员会的代表。同年四月因飞机失事遇难。
〔24〕一九三七年二月中旬至三月中旬，中国共产党代表周恩来、叶剑英在西安同国民党代表顾祝同、贺衷寒、张冲谈判。重申了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电中提出的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五项要求是，（一）停止一切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二）保障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三）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材，共同救国；（四）迅速完成对日抗战之一切准备工作；（五）改善人民生活，四项保证是：（一〕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二）苏维埃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改编为一个军四个师，每师一万五千人），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三）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行普选的民主制度；（四）停止没收土地之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在谈判中周恩来还提出恢复张学良的自由，复职授权等问题。因国民党的阻挠，谈判无结果，最后只达成了在西安设中共办事处的协议。一九三七年三月西安谈判后周恩来到杭州同蒋介石谈判，再次重申了我党提出的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蒋介石则提出收编红军等无理要求。周恩来严正予以拒绝，同时仍坚持继续谈判。一九三七年六月周恩来到庐山同蒋介石、宋子文谈判。在设八路军总指挥部和人事任命问题上，双方争论很久来得解决。一九三七年七月十五日中共中央向国民党递送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十七日周恩来、博古、林伯渠同蒋介石、邵力子、张冲在庐山继续谈判。“八一三”以后，蒋介石被迫在九月二十二日公布上述宣言井同意八路军设立总部。
〔25〕顾祝同一八九二年生，一九三七年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重庆行营主任兼西安行营主任。皖亩事变时任第三战区司令长官。
〔26〕一九三七年九十月间，八路军的三个师先后开抵山西抗日前线。九月二十五日，——五师在平型关伏击日军，歼敌板垣师团一部约三千人。这是抗战开始后中国军队所取得的第一个大胜利。
〔27〕这个协定，指一九三七年八月苏联和国民党政府签订的中苏互不侵犯条约。
〔28〕徐向前（一九○二——一九九○），一九三九年被中共中央派往山东，任第一纵队司令、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委员。
〔29〕鹿钟麟（一八八六——一九六六），当时任国民党政府河北省主席，在蒋介石的指令下曾和八路军进行摩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国防委员会委员等职。张荫梧，当时任国民党河北省民军总指挥，不断制造摩擦，进攻八路军。一九三九年六月率部袭击河北深县八路军的后方机关，惨杀八路军干部和战士四百余人。
〔30〕朱怀冰，当时是国民党军第九十九军军长。一九四○年二三月间，蒋介石指令其纠合庞炳勋、张荫梧、侯如墉等部，二路进攻太行区域的八路军，被八路军彻底击败。石友三，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于军团总司令，在河北省南部联合日军进攻八路军，摧残抗日民主政权，屠杀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
〔31〕高树勋（一八九八——一九七二），当时任国民党军新八路军长。曾奉蒋介石命令在河北一带同八路军摩擦。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日率领一个军和一个纵队在邯郸内战前线起义。一九四六年参加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国防委员会委员等职。
〔32〕汤恩伯（一八九八——一九五九），当时任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国民党军豫鲁苏皖边区总司令，驻守河南，积极推行反共反人民政策。
〔33〕一九三九年六月十二日，国民党第二十六集团军奉蒋介石的密令，派兵包围新四军设在湖南平江嘉义镇的通讯处，惨杀新四军参议涂正坤、八路军少校副官罗杆铭等六人，这就是平江惨案。
〔34〕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十一、十二两日，河南确山，信阳、泌阳等县的国民党反动武装一千八百余人，围攻确山县竹沟镇新四军留守处，修杀新四军伤员和他们的家属以及群众共二百余人，这就是竹沟惨案。
〔35〕《新华日报》，是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公开出版的报纸。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一日在汉口创刊，同年十月二十五日迁到重庆继续出版。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八日被国民党反动派强迫停刊。
〔36〕一九三九年十二月，阎锡山在蒋介石的指使下集中六个军的兵力，向驻在山西西部的新军进攻。这次进攻被新军的反击所粉碎。同时，阎军又在山西东南部进攻新军，摧残阳城、晋城、长治、沁水等地抗日民主政府和人民团体，屠杀大批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
〔37〕这次谈判是指一九四○年六月在重庆同国民党进行的谈判。
〔38〕参看《诗经·小雅·巷伯》：“取彼谮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谮，进谗言，说人的坏话；畀，给予；北，指北方寒冷的不毛之地。
〔39〕“皓电”是蒋介石以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副参谋总长何应钦、白崇禧的名义，在一九四○年十月十九日（皓）发给八路军和新四军领导人的电报。“皓电”对坚持敌后抗战的八路军、新四军大肆污蔑，强迫命令黄河以南的抗日部队限期撤到黄河以北。为了顾全大局，中共中央以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和新四军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的名义，在十一月九日（佳）电复何、白，除据实驳斥“皓电”的造谣以外，答应将皖南新四军部队移到长江以北。
〔40〕一九四○年七月十六日国民党提出所谓”中央提示案”，主要内容是：取消陕甘宁边区，代以陕北行政区公署，归陕西省政府领导；缩编八路军、新四军，并限制其防地。十月十九日蒋介石以何应钦、白崇禧的名义，在“皓电”中将所谓“中央提示案”以最后决定的形式向我党提出。
〔41〕两个军，指国民党军苏鲁战区副总司令韩德勤所属苏鲁皖游击总队总指挥李明扬的部队和李守维的八十九军。
〔42〕项英（一八九八——一九四一），化名江钧。一九二二年参加中国共产党。一九二八年在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一九三○年八月任长江局书记。同年十二月到江西革命根据地，历任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苏区军委主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等职。一九三四年十月红军主力长征后，留在原地坚持游击战争。抗日战争爆发后任中共中央东南局书记兼新四军副军长。
〔43〕陈毅，一九三八年至一九四六年先后任新四军第一支队司令员、代理军长。
〔44〕王懋功，一九二五年任广州卫戍总司令，一九二六年二月被蒋介石免职，后投靠蒋介石，任国民党中央委员、江苏省政府主席、第十战区副司令长官等职。
〔45〕顾祝同，参见本文注〔25〕。
〔46〕皖南事变；参见本书《为皖南事变题词》一文注〔1〕。
〔47〕日苏协定，指一九四一年四月十三日苏日双方代表在莫斯科签订的《苏日中立条约》。一九四五年四月五日苏联政府发表声明废除这一条约。
〔48〕德苏战争，参见本书《纳粹德国反苏战争爆发！》一文注〔2〕。
〔49〕太平洋战争，参见本书《太平洋战争与世界战局》一文注〔1〕。
〔50〕新疆问题，指一九四二至一九四三年间，新疆独裁统治者盛世才为了投靠蒋介石，抛弃革命伪装，大肆逮捕和杀害在新疆工作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的反革命事件。
〔51〕叶挺（一八九六——一九四六），字希夷，中国人民解放军创始人之一。一九二四年参加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五年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参谋处长和独立团团长。北伐战争中率部在湖北汀泅桥和贺胜桥两次战斗中获胜，为第四军赢得了“铁军”的称号。一九二六年十月任第十一军二十四师师长兼武汉警备可令。一九二七年参加领导“八一”南昌起义，任前敌总指挥兼第十一军军长。同年十二月又参加领导广州起义，任起义军总司令。广州起义失败后出国。抗日战争爆发后回国。一九三七年底到延安，后任新四军军长。一九四一年一月皖南事变中负伤被俘。一九四六年三月四日出狱，七日由中共中央批准重新入党。
〔52〕张群，从一九四○年起任国民党军成都行辕主任、四川省政府主席。
〔53〕董必武，抗日战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参加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之
〔54〕邓颖超，一九○四年生，抗日战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参加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之一。
〔55〕林彪（一九○七——一九七一），一九三○年一月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第一纵队司令。一九三三年第四次反“围剿”时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囤军团长。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一五师师长。解放战争时期任第四野战军司令员。一九六六年后组织反革命阴谋集团，企图篡党夺权，阴谋败露后，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叛国出逃，机毁丧命。
〔56〕张治中（一八九○——一九六九），抗日战争时期，历任国民党猢南省政府主席、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三民主义青年团书记长等职。一九四五年任国民党军西北行营主任兼新疆省主席，国共谈判的国民党代表。一九四六年代表国民党参加军事三人小组，一九四九年任国民党政府和谈代表团首席代表，同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在北平进行谈判，双方代表拟定的国内和平协定为国民党政府拒绝后，张留住北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士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等职。
〔57〕共产国际解散，参见本书《在延安欢迎会上的演说》一文注〔19〕。
〔58〕一九四四年春，国民党统治区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先后在重庆、成都、昆明、桂林、西安等地组织各种群众团体，利用报刊和集会讨论宪政，抨击国民党的法西斯专政，要求民主自由，主张开放政权，实行宪政，得到全国各界人士的广泛响应。
〔59〕赫尔利，参见本书《对新华日报记者发表的重要谈话》一文注〔1〕。
〔60〕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十一日和一九四五年一月二十四日，周恩来两次由延安赴重庆，同国民党进行谈判。
〔61〕民主同盟，参见本书《对新华日报记者发表的重要谈话》一文注〔2〕。
〔62〕国民党政府曾决定在一九三六年召开“国民大会”。一九三六年五月五日颁布了“宪法草案”（即五五宪草），并规定自七月起选举国大代表，十一月十二日开会。但这次大会没有开成。
〔63〕斯科比，英国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驻希腊盟军司令。一九四四年十月，德军在欧陆败退，斯科比率领英军，带着流亡在伦敦的希腊反动政府进入希腊，指使并协助希腊反动政府向长期英勇抵抗德军的希胯人民解放军进攻，屠杀希腊爱国人民。
〔64〕“宁汉合作”，参见本书《讫中国的法西斯主义——新专制主义》一文注〔17〕。
〔65〕中山舰事件，参见本书《论中国的法西斯主义——新专制主义》一文注〔16〕。
〔66〕汪精卫，参见本书《二期抗战的重心》一文注〔2〕。
〔67〕陈赞贤（一八九四——一九二七），一九二五年参加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七年一月被选为赣州总工会委员长和江西省总工会副委员长。同年三月六日在赣州被蒋介石反动派杀害。
〔68〕陈独秀，参见本书《在延安欢迎会上的演说》一文注〔20〕。
〔69〕瓦窑堡会议，指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中共中央在陕北子长县瓦窑堡举行的政治局会议，二十五日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这个决议全面地分析了当时国内外的形势和阶级关系的变化，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批判了成为当时党内主要危险的关门主义，同时也指出了在新的革命时期预防右倾机会主义复活的必要性。
〔70〕北伐战争，参见本书《论目前抗战形势》一文注〔8〕。
〔71〕唐生智（一八八九——一九七○），当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第四集团军总司令、湖南省主席、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等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等职。
〔72〕冯玉祥，参见本书《北洋军阀的内哄》一文注〔11〕。
〔73〕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一日至十三日，在张太雷、苏兆征、叶挺、恽代英、叶剑英、杨殷等领导下，以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教导团和广州工人赤卫队力主力在广州发动起义，起义部队曾占据市内绝大部分地区，一度成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权——广州苏维埃政府。起义失败后，起义武装中的一部分与彭湃领导的东江农民起义武装会合：一部分转移到广西，以后参加了左、右江的农民武装起义；一部分参加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部队转战了井冈山。
〔74〕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上海工人在一九二六年十月二十二日，一九二七年二月二十一日两次举行武装起义，均遭失败。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一日在周恩来、罗亦农、赵世炎等领导下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推翻了北洋军阀在上海的统治，建立了上海市民代表政府。
〔75〕叶挺，参见本文注〔51〕。
〔76〕张国焘，参见本书《在延安欢迎会上的演说》一文注〔21〕。
〔77〕这是针对王明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九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报告中的错误观点的批评。
〔78〕彭述之，一八九六年生，一九二一参加中国共产党。一九二四年在上海大学任教并任《新青年》、《向导》编缉。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执行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革命失败后，成为取消主义分子：采取了托洛茨基的反动立场，在党内成立小组织，进行反党活动。一九二九年十一月被开除出党，后成为托洛茨基分子。
〔79〕七个统一，是王明在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一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总结中提出的主张。
〔80〕一九三八年八月二十日国民党武汉卫戍司令部政治部宣布解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和进步的群众组织青年救国会、蚁社。
〔81〕皖南事变，参见本书《为皖南事变题词》一文注〔1〕。
周恩来政论选下卷七大开幕演说（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三日）
〖题解〗
原载一九四五年六月二日重庆《新华月报》。
〖正文〗
同志们！在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逼近胜利的今天，我们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地开幕了。我在此，预祝大会的成功！
从我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到现在，已经过了十七个年头。在这两个大会之间的十七年中，我们党经历了国际、国内、党内多次的重大事变，走过了千辛万苦，艰难曲折的道路，终于锻炼成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也是一个很强大的很有能力的共产党了。
我们党现在有了一百二十一万多党员，比起六大时候的党员，已经大了三十多倍。在全国最重要的地区，都有了我们党的组织，有了党的报纸，有了广大群众的联系。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真正群众性的政党啊！
我们党现在领导了中国解放区的九十一万多正规部队，二百二十多万民兵，近千万的人民自卫军，而在六大时候，我们才只有散在各地的数万农民游击队。经过这十七年的战争，现在可以说，我们已经为中国人民锻炼出一支永远打不败的人民的军队了。
我们党现在在敌后建立了十八个解放区，连陕甘宁边区共十九个，解放了九千五百五十多万人口，组织人民选举了自己的民主政府共九百一十五县。而在六大时候，我们才只有极少数几个工农兵代表会议的县区政府。经过这十七年的奋斗，现在可以说，我们已经为中国人民在大块土地上，建立起永远推翻不了的人民的政权了。
这样的党，是怎样锻炼成的呢？
在二十四年的历史中，我们党是从永远不息地反对国内外敌人的革命斗争中锻炼出来的；是从永远保持群众的联系中锻炼出来的；是从永不放下武器以保护人民利益的革命斗争中锻炼出来的；是从不断地反对民族中反动的思想和派别的斗争中锻炼出来的；是从长期地反对党内“左”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中锻炼出来的；是从勇敢地实行自我批评中锻炼出来的。
二十四年来，我们依靠了什么力量锻炼成的呢？
我们依靠了全党同志的努力奋斗。
我们依靠了数十万党内外革命先烈的流血牺牲。
我们依靠了上万万人民大众的共同奋斗。
我们依靠了国内民主党派的合作和国外进步人士的同情。
最主要的，我们还是依靠了我党领袖毛泽东同志的英明领导。他指示了我们以新民主主义的方向，他教育了我们以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和学说，他领寻了我们经过中国革命三个历史时期，创造了伟大的革命力量，经历了无数次革命斗争，克服了无数次艰难困苦，达到了今天的初步胜利。
同志们！这是快要胜利的党啊！我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之下，将保证顺利地引导中国走向新民主主义的伟大胜利。
我们号召全中国人民，全中国民主党派，全中国民主分子，我们愿和他们一道，为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奋斗到底！
我们号召全世界爱好和平的进步的人民，我们愿和他们一道，为消灭世界法西斯主义及其最后残余，重建世界民主和平，奋斗到底！
我们在此警告国内外一切不愿意承认或不重视中国共产党这种代表人民的力量和意见的人们，如果他们仍要继续这种态度下去，他们将不能解决中国任何问题。同志们！我们的面前困难还多，但我们一定要克服困难。革命完全胜利的路程还长，但我们一定要把它走完。
让我们团结起来，高举起毛泽东同志的旗帜，胜利前进！
消灭日本侵略者！
抗日的人民战争胜利万岁！
新民主主义的中国万岁！
中国共产党万岁！
毛泽东同志万岁！
为英国《新闻纪事报》写的文章（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题解〗
据新华社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电。原载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解放日报》。
〖正文〗
中国共产党愿望他们与中央政府间的纠纷和平解决。不幸，共产党遇到严重的困难。甚至谈判处于高峰之际，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即已命令各战区司令长官“剿匪”（国民党称共产党为匪）。政府军队在恢复交通和解除日军武装的掩饰下，深入解放区，实际上是对抗日的军队作战。共产党军队起初忍让以待政府与他们之间的分歧用政治解决，但最后被迫自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