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正运输国民党军队至各战略地点，为他们登陆作先遣，替他们巡逻铁路，扩充物资和财政的援助，甚至直接参加军事行动。中国人民觉得他们的同盟国不应干涉他们的内政。同盟国应让他们依据大西洋宪章〔1〕的精神，民主地决定他们本同的问题。整个中国必须有一个民主的代议性的政府。但是没有和平的前提条件，尤其是不取消在全国扫荡共产党的命令的话，中国就不可能复员和恢复。
〖注释〗
〔1〕大西洋宪章，参见本书《九一八十年》一文注〔1〕。
关于国共会谈的经验教训（一九四六年一月十二日）
〖题解〗
这是在一九四六年一月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第三次会上所做的报告的节录。原载一九四六年一月十三日重庆《新华日报》。
〖正文〗
从这两个时期的商谈〔1〕经验中，可以看出多年来两党的对立，要求得一个协议是怎样的困难。因此我们觉得，从痛苦的经验中能够得到一点教训，来供这次政治协商会议诸位参考，或者比之空论过去较为有益。现就商谈中得到的四点经验教训，特向各位陈说：
第一点，要互相承认，不要互相敌视。既然商谈了，就是要政治解决，也就应该互相承认，不应互相敌视，尤其是商谈的双方代表，更要常常保持这种态度。我想在这里特别提出一位在抗战前半期奔走团结而故去的国民党朋友张淮南〔2〕先生，应该对他表示纪念。彼此承认不可敌视，不但两党当事人应该如此，就是两党党员也应该如此。中共方面有这样一个信念，不管冲突怎样严重，我们对于已经承认了的并不改变，举几个主要的说：（一）我们认为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是今日中国所必需，我们承认，我们拥护，而已在我们自己的工作的区域内努力求其实现，决不因为冲突而抛弃自己已经承认的信念。（二）我们承认蒋先生在全国的领导地位，不仅在过去抗战的八年中，在抗战胜利以后仍然如此，这在民国三十一年中共七七纪念宣言中就提到此点，这句话，相隔四年多，现在证明了。（三）我们承认国民党是第一大党，我们始终尊重国民党在历史奋斗中得来的地位。（四）国民政府虽然是国民党一党统治，且到今天为止还是一党的政府，但是我们既然合作，所以从民国二十五年底以来，就没有不承认国民政府，也没有任何时期想推翻国民政府，而只是要求改组政府。只要看自抗战以来敌后的民主政府是地方性的，始终没有树立另外一个领导的中心政权，就可以证明。就是去年解放区筹备召开的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也只是解放区人民的联合组织。这些承认，我们认为很重要，有此承认，可以证明不是敌视，而且是建立政治解决的基础。因此，我们同样要求国民党方面给我们以应有的承认，如我们过去所常提到的，中共合法地位问题、陕甘宁边区及其他解放区问题、中共领导的武装部队问题，因为承认是一事，承认了并不等于这些部队就不能整编，这些地方政府就不能改选。
第二点，要互相商量，不要独断。既然是政治解决，就是要互相协议，而不是一方面决定了，通知别方面去做，这样是无法求得解决的。此次政治协商会议开会，对于这一点若能处理得更好，一定可以树立起一个协商的楷模。过去许多纠纷，常因不能互相协商，徒然引起更多隔阂，树立更多障碍，朋友间处理一件事尚不能如此，何况两党的事，关系国家人民的事！我们希望，在政治协商会议中，对于国家人民的大事，能在协商的空气中求得解决。
第三点，要互相让步，不要独霸。既然政治解决，总是要于国家人民事业有利，既然于国家人民事业有利，那么两党之间，各方面之间，有什么不可以让步的？不错，立国的原则，像今天中国所需要的三民主义、民主国家制度，这些是不能让的，没有这种准绳与方针，就不能谈到合作。不过在这种大前提下，许多具体问题应该力求互让。如同过去所争执的军队问题、地方自治问题、人民权利问题，都应该在立国方针和制度之下，求得互让解决，不应要求独霸。有人说：你们只向政府要求民主权利，你们中共所领导的地区怎么样呢？我们诚意地回答，凡是我们向政府提出的，保证在我们活动的地区，不仅是同样实行，而且愿首先实行。假如我们实行得不够，愿意接受各方面的批评，谋更好的改革。假如大家不信，我们愿意欢迎任何人去考察、参观、指教。尤其欢迎因抗战而流亡在外的人士全部回乡，因为他们是那些地方的主人。
第四点，要互相竞赛，不要互相抵消。我们觉得既是政治解决，求合作，那么两党也好，各方面也好，总有些意见不同，应该在工作上竞赛，在地方上努力，而不是说你做好了，我不高兴，或者这一方面做好了，那一方面不高兴。因为好的事情都应该欢迎，不管行之何方，出之何党。
只有这样，中国人民的力量，民族的精华，才能不互相抵消，才能有益于建国。
以上四点，是从九年来双方商谈中得来的痛苦经验与教训，虽似泛论，但很希望各位先生和全国人民了解，这是一种由衷之言。我们诚恳希望在这次政治协商会议上，能够认识到这方面。
〖注释〗
〔1〕两个时期的商谈是指国共两党在抗战开始之前和抗战胜利之后两个时期举行的会谈。在抗战开始前的一九三六年至一九三七年，为了停止内战，团结抗日，国共两党代表举行了会谈。通过会谈，实现了国共合作、团结抗日的局面。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一九四五年八月下旬至十月上旬，为了停止内战，和平建国，国共两党的代表再度举行会谈。这次会谈结果，虽然签订了“双十协定”十二条，但墨迹未干，国民党政府便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发动了新的内战。
〔2〕张淮南，参见本书《国内问题应迅速解决——致蒋介石》一文注〔2〕。
关于国民党二中全会的谈话（一九四六年三月十八日）
〖题解〗
这是在重庆中外记者招待会上的谈话。刊载于一九四六年三月十九日重庆《新华日报》。
〖正文〗
诸位先生：在政治协商会议〔1〕之后召开的国民党二中全会，我们曾寄以很大的希望，但二中全会的结果实令人失望，因二中全会的决议动摇了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国民党内为数不少的顽固派利用二中全会通过了很多重要的违反政协决议的议案，这不足为怪，而可怪的是这两个会议的决议既如此相反，却都是在蒋主席主持和领导之下通过的。
一、关于保障人民权利问题。在政协开会时，蒋主席曾作了保障人民权利的四项诺言〔2〕，但在政协开会后，就连续不断地发生了沧白堂打人〔3〕、较场口事件〔4〕，捣毁新华报馆〔5〕、捣乱西安第十八集团军办事处〔6〕，一直到捣乱执行停战决议的北平执行部事件〔7〕。这许多事件至今没有一件得到解决。如言论、出版的自由问题，限制言论自由的法令名义上虽已废止，但实际上仍限制重重，并且采用了极不平等的限制办法。像中共在北平出版的《解放》三日刊受到非法的禁止，而别的新出版的报纸在上海则得到许可。又如释放著名的政治犯，除叶挺〔8〕、廖承志〔9〕外，不论中共或其他党派及无党派被捕的人和青年学生，至今仍毫无消息。现在的政府仍然是国民党一党政府，这些违反保障人权的事件，国民党负有责任，但二中全会对这些问题一字未提，所有决议案中，没有一字谴责这些妨害人权的罪恶行为。
二、关于改组政府问题。改组政府是件大事，究竟是否结束训政〔10〕走向宪政，在此过渡期间成立举国一致的各党派合作的政府，二中全会无明确态度。它不仅避开结束训政不谈，反而要把各党派推选的国府委员拿到国民党中常会去选任，这是完全违反政协决议的。这不能不令人怀疑到二中全会后将要“恢复”的中央政治委员会的性质，很可能“恢复”到从前指导国民政府的政治委员会去〔11〕。果如此，国府委员由国民党中常会选任，中政会又要指导国民政府，这说明政府仍是一党的政府，决不是民主的各党派合作的政府，与政协会议、各党各派、社会贤达、全国人民以及友邦的期望完全背道而驰。
三、更重要的是关于宪草问题。宪法关系中国今后是民主或仍是一党独裁的大问题。政协修改宪草的原则〔12〕是各党派及无党派代表全体起立通过的，对这些原则如有任何变动，一定要经过政协各方代表的一致协议。国民党中有些人特别指责宪草修改原则不合于五权宪法〔13〕。我们且不说这些修改原则是在蒋主席主持下，经政协代表（包括政府代表在内）全体起立赞成通过的。即从五权宪法本身来说，五权宪法，第一是主张五权分立，孙先生是反对中央集权于一人或一院的。第二是地方均权，某些权应归中央，某些权应归地方，故孙先生主张实行省自治并得制定省宪。可见政协的修改原则是与孙先生的五权宪法原则完全符合的。至于根据这些原则如何规定政府组织，那就要因时间与条件而定，过去的办法不一定适合现在。如说孙先生遗教的一个字也不能修改，那么，国民党今天所做的，就违反了建国大纲〔14〕。根据建国大纲的程序先实行县自治，然后实行省自治，在全国有过半数省自治后，才可以召开国大，实行宪政。现在政府并没照这程序做，可见政府的组织程序是可以变动的。虽然如此，我们还是与国民党协商。为了减少国民党内主张民主和平团结统一的人士在其党内所遇到的困难，最近各方又商得了三个协议〔15〕。但这种让步，反而增加了顽固派的嚣张。二中全会对于宪草通过了五点修正原则，所增加之两点半关系至大〔16〕，其目的就是推翻政协修改宪草的原则，不受政协拘束。另外，吴稚晖先生〔17〕又提出了三点反对意见，立即在二中全会上成为决议。他主张“五五宪草”〔18〕，政协协议事项，二中全会决议并提交国大参考，这是与政协决议完全相反的。按政协决定，只能将宪草审议委员会的修正案提交国大，并无其他，国大代表个人虽自由，但各党派要负责约束其自己的党员，使这个民主的宪草得以通过，这样，包括十年前一党包办的旧代表的国大⒆就不是重要的了，重要的还是要保证能通过一个真正民主的宪法，所以在国大问题上，各党派曾向国民党作了极大的让步。但今天，国民党却想利用各党派承认的国大，反转来反对政协决定的宪草修改原则，来动摇民主宪法的产生。这种违反民主的做法，是任何人不能忍受的。
四、国大问题。国大代表中地区代表还未最后确定，国大组织法也还没有修改，根据政协决议，国大的职权只限于制宪，而宪法要有四分之三的多数才能通过，但国大组织法如再迟迟不改或改而不当，就很有可能被利用，只有三分之二的多数就可以通过决议，来做更多其他不利于民主的事情。这样，将来的国民大会就会更便于做一党专政的保镖。
五、整军问题。在政协会议中，军政部次长林蔚氏报告，政府军队现有三百八十万，要减到一百八十万，编为九十个师。但在二中全会中，同一人的报告则说政府军队及机关学校现有四百九十万，将来只减到三百四十七万，仍编九十个师，这和在政协报告中的数目比较，多出了一百六十七万。即去掉机关学校，仍然会多出很多，那就是所谓兵工总队，成为正规军的后备队或补充队。这是违反政协决议和整军方案〔20〕中复员计划的，因这既不能减少国库开支，且将保持额外的一部分队伍，完全与复员精神相反。
六、停战问题。国民党二中全会在宣言上要求中共部队即速停止继续攻袭，但实际上究竟是谁不遵守停战命令〔21〕实行继续攻袭？只要听到方才林、郑两位〔22〕关于广东、湖北情形的报告，就很清楚了。在山西，任何人都可看到，太原、大同的日军到现在还没有被解除武装，因为阎锡山氏〔23〕还在利用他们攻打中共和解放区的军民。在华北、华中其他地方，继续进攻和蚕食中共地区的村镇的事，还在不断发生。
关于东北的情形，马歇尔将军〔24〕在两个月前曾提议派遣执行小组去东北调处军事冲突，当时我们立即赞成，政府却在最近才同意了这个提议，可是又发生了执行小组的任务问题。我们曾提出了两个解决办法：一个是无条件派遣执行小组去，立刻停止一切军事冲突，并调查当地实际情况，把问题带回来提供三人会议〔25〕解决。另一个更好的办法是先在重庆谈判关于军事、政治问题解决方法的一般原则，然后再派遣执行小组根据已经谈好的原则去具体执行。这两个办法，都还没商得结果。我们向来主张东北的内政与外交问题应分开解决：外交问题，过去一直是政府负责的，现在依然如此；但是内政问题，大家都有责任，必须用政治方法和平解决。这不仅仅是中共的意见，这也是其他民主党派和东北人民的意见。
以上所说的绝大部分，都是国民党二中全会所表现的。国民党内顽固派有意识地破坏政协整个决议，并不奇怪。但是，亲自主持政协的蒋主席，竟使顽固派的要求得在国民党二中全会中通过，实使我们奇怪。虽然，国民党二中全会的决议中也有表示要执行政协决议的话，但是容许了上述反政协的决议存在，实际上就等于取消了前一可能。同时，国民党二中全会的决议又着重于反共，说中共如何如何。中共愿坚决实行自己签了字的停战协定、政协决议和整军方案，也愿意朋友们善意地（而不是恶意地）来督促我们。但是我们要反转来问问国民党朋友，你们一方面要求人家来做，另一方面又把违反政协决议的东西写在国民党二中全会的决议上，这不能不说其中包含了欺骗。骗什么呢？就是想模糊过去。要是在这种情况下，各党派参加了政府，国大开成，宪法照国民党二中全会的要求通过，中国不就是“民主”了吗？！然而这是不可能的！我们不受骗，也决不去骗人民。我们要向人民说真话，谈实事，一定要先弄清楚国民党二中全会的决定是想做些什么？这不是一个人或一党的问题，而是要不要欺骗老百姓的问题。我们不能把没有完全和平对人民说成有了完全和平，还没有民主说成有了民主，还没有稳定说成已经稳定。
我们同意马歇尔将军说的：中国在今后几个月内，将是一个极严重的时期。照国民党二中全会决议发展下去，将会更加严重，不能像某些国内外舆论那样的乐观。但情势不是不能更改，这须要全国人民的努力，友邦的帮助，特别是政协各方代表要努力来维护政协决议。
此外，亦如马歇尔将军在华府招待记者席上所说：国民党当权一派，不愿把大部分权力交出来。其实政协决议并未要求国民党交出大部分的权力，只是要求人民能有自由权利，如各党派在政府中能有充分代表性。现在国民党无论在中央政府，在各省乃至在国大中，仍占第一大党地位。可是就是这一点点民主，顽固派还是不愿意让人民享有，只是压迫和打击人民与其他党派的民主运动。而且照杜鲁门总统的声明〔26〕及三国外长会议公报〔27〕中所指的内容来看，也可见政协决议还没有达到那样的民主要求。现在军队整编统编方案是有了，但是组成一个有充分代表性的政府仍未做到，就连政协决定的这样一点点民主，国民党还不愿实行，还要由国民党中常会来选任国府委员。
因此，我觉得政协的一切决议不能动摇或修改，这是由五方面代表〔28〕立通过的，应成为中国的民主契约。谁要破坏，谁就是破坏今天中国的民主和平团结统一。对三人会议关于停止冲突与军事小组关于整军方案的协定，也是一样的。人权若无保障，就无法改组政府成为真正的民主合作的政府。修改宪草，各党派如不受约束，如不照五方通过的修改原则制成修正案，国大一定开不好。军事冲突，若不在全国范围内停止下来，和平也无保障。我们要求的是一个真和平、真民主、真稳定的中国。
我们愿号召全国人民、盟邦朋友、各党派朋友，一致来拥护并监督政协全部协议的实现。特别希望国民党内主张民主团结的朋友，在蒋主席领导之下，来纠正和推翻党内这种反政协的企图。且这种企图现在已成为决议，快要实行了。我们应提醒国民党的朋友，因为国民党对今天的政治是负有最大的责任的。由于这一缘故，在国民党二中全会闭幕之后，来做这一声明，是有必要的。我们不愿蒙蔽舆论，而愿诉诸舆论。
〖注释〗
〔1〕一九四六年一月，蒋介石在全国人民要求和平民主的压力下，被迫同意在重庆召开有国民党、共产党、其他党派和社会贤达代表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会议从一月十日开始，至三十一日结束，通过了关于政府组织问题的协议、和平建国纲领、关于国民大会问题的协议、关于宪法草案问题的协议、关于军事问题的协议等五项决议，合称“政协决议”。
〔2〕蒋介石的四项诺言是：（一）保障人民自由；（二）保障各党派合法地位：（三）实行普选；（四）释放政治犯。
〔3〕一九四六年一月政治协商会议开会期间，重庆各界人民组成政治协商会议协进会，每天在沧白堂集会，邀请政协代表报告会议进展情况。国民党反动派多次派遣特务捣乱会场，殴打会议主持者及与会群众，跟踪、威胁到会讲演的政协代表。
〔4〕一九四六年二月十日，重庆各界二十多个团体的群众在较场口广场举行庆祝政治协商会议成功大会，国民党特务捣乱会场，打伤李公朴、郭沫若及新闻记者六十多人，这就是较场口事件。
〔5〕一九四六年二月二十二日，国民党特务操纵重庆沙磁区部分学生举行反苏游行，并乘机捣毁《新华日报》、《民主报》（民主同盟机关报）的营业部，打伤两报工作人员多人。随后，《新华日报》成都营业分处也被特务捣毁。
〔6〕一九四六年三月一日，国民党特务在西安煽惑部分学生举行反苏游行，并乘机袭扰十八集团军驻西安办事处。
〔7〕一九四六年二月二十日，国民党反动派在北平以“河北难民还乡请愿团”名义，纠集逃亡地主、特务、流氓等于余人，举行反共游行，骚扰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
〔8〕叶挺，参见本书《论统一战线》一文注〔51〕。
〔9〕廖承志（一九○八——一九八三），广东惠阳人，生于日本东京。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2年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宣传部长。1933年3月被国民党逮捕，经营救获释，9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42年参加领导中共南方工委的工作，5月被国民党逮捕，1946年1月经中共中央营救出狱。1945年6月在中共七大上当选为后补中委，在中共八届至十二届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十二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政治局委员。他是第五届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10〕孙中山在所著《建国大纲》中，把建设民国的程序划分为军政、训政、宪政三个时期。按孙中山的设想，训政时期需由政府选派考试合格人员，协助各县筹备自治，即进行县政建设和训练民众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在达到规定的标准后，始能实行县自治。一省全数县已实行自治时，始可结束训政，实行宪政。全国过半数省份开始实行宪政时，才能召开国民大会，颁市宪法。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长期以训政为名，剥夺人民的民主权利和自由，实行法西斯统治。
〔11〕国民党反动派力达到一党专政的目的，在一九二八年十月公布的“训政纲领”中规定，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负责“指导监督国民政府重大国务之施行”，决定国民政府主席及委员、各院院长及各政务官的人选。
〔12〕政治协商会议规定的宪草修改原则的主要内容是：“立法院为国家最高立法机关，由选民直接选举之，其职权相当于各民主国家之议会”。“行政院为国家最高行政机关”，立法院对行政院有同意权与不信任权，“监察院为国家最高监察机关”，行使同意、弹劾和监察权。“省为地方自治之最高单位”，省得制定不与国宪相抵触的省宪。
〔13〕五权宪法是孙中山提出的实行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权分立制度的宪法原则。
〔14〕建国大纲，是孙中山一九二四年提出的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纲领。见《孙中山选集》第569—571页。
〔15〕一九四六年三月十五日在政协综合小组会与宪草审议会协商小组举行的会议上，中共代表团在宪草修改原则问题上作了让步，商得了三个协议：一、无形国大改为有形国大；二、政协商定的宪草修改原则第六项第二条条文取消（这一条文是“如立法院对行政院全体不信任时，行政院或辞职，或提请总统解散立法院，但同一行政院长不得再提请解散立法院”）；三、省得制定省宪改为省得制定省自治法。
〔16〕为了维护蒋介石的法西斯独裁统治，国民党二中全会通过了推翻政协商定的“宪草修改原则”的五项决议：一、“制定宪法应以建国大纲为最根本之依据”；二、“国民大会应为有形之组织，用集中开会之方法，行使建国大纲所规定之职权”；三、“立法院对行政院不应有同意权及信任权；行政院亦不应有提请解散立法院之权”；四、“监察院不应有同意权”；五、“省无须制定省宪”。这里讲的“所增加之两点半”，指上述五项决议中的第一项、第四项和第二项的“用集中开会之方法，行使建国大纲所规定之职权”。
〔17〕吴稚晖（一八六六——一九五三），当时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一贯支持蒋介石的反革命活动，坚决反苏反共。
〔18〕五五宪草，是一九三六年五月五日国民党政府颁布的《宪法草案》的简称。这个“宪草”的主旨是维护国民党一党专政。
〔19〕国大，参见本书《论统一战线》一文注〔62〕。
〔20〕整军方案，即国共双方一九四六年二月二十五日签订的《关于军队整编及统编中共部队为国军之基本方案》。全文共八条，主要内容是规定全国陆军为一百○八个师（每师不超过一万四千人），其中中共部队十八师；双方编余人员应在十二个月内全部复员；此外还对国共双方部队的统帅权、统一编制的时间、地区配置以及地方部队的组织等作了规定，并确定以军事调处执行部作为实施本方案的执行机关。
〔21〕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国共双方签订停战协定，同日下午下达了停战令。停战协定和停战令规定，双方军队应在一月十三日午夜就各自位置停止军事行动。但蒋介石在下达停战令的同时，密令国民党军队“抢占战略要点”，接着又不断地调动军队，向解放区进攻。同年七月蒋介石公开撕毁了停战协定，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
〔22〕林，即林平（现名尹林平），当时任广东东江抗日纵队政治委员。郑，即郑绍文，当时任新四军第五师江汉军区政治委员、八路军新四军中原军区武汉办事处处长。
〔23〕阎锡山，参见本书《军阀统治下的中国》一文注〔17〕。
〔24〕马歇尔（一八八○——一九五九），美国职业军人，政客。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任美国总统杜鲁门的驻中国特使，以“调处”为名，参与国共谈判，支持国民党政府发动反共反人民的内战。一九四六年八月宣布“调处”失败，一九四七年一月八日离华回国。
〔25〕三人会议又称军事三人小组会议，是一九四六年一月由国民党代表张群（后为张治中）、共产党代表周恩来和美国总统杜鲁门特使马歇尔参加组成的停战机构，马歇尔担任主席。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和各地执行小组都受其领导与指挥。由于蒋介石坚持内战独裁政策，蓄意破坏停战协定，美国又执行助蒋内战政策，同年六月以后三人小组会议停止活动。
〔26〕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十五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对华政策声明，宣称：“美国竭力主张中国国内各主要政治党派的代表举行全国会议从而商定办法，使他们在中国国民政府内得享有公平和有效的代表权。美国政府认为此举就需要修改一党训政制度。”
〔27〕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十六日至二十六日苏、美、英三国外长在莫斯科举行会议，二十七日发表会议公报。公报在中国实现民主政治问题上提出：“在国民政府领导下有一团结的与民主的中国之必要，并且必须广泛地吸收国内一切民主分子到国民政府的一切（各级）机构中。”
〔28〕五方面代表，指参加政治协商会议的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中国民主同盟、中国青年党和社会贤达五个方面的代表。
“四八”烈士永垂不朽（一九四六年四月十九日）
〖题解〗
这是在重庆各界举行追悼“四八”烈士的同一天，为重庆《新华日报》写的署名文章。发表于一九四五年六月二日重庆《新华日报》。原载《周恩来选集》上卷。
〖正文〗
若飞〔1〕！博古〔2〕！希夷〔3〕！邓发〔4〕！黄老先生〔5〕以及一切遇难的中美朋友、同志和扬眉〔6〕！你们集体牺牲，你们已成了“四八”烈士。
十天过去了，沉重的十天！沉痛的心，悲愤的泪，残酷的回忆，还有，你们遗留不来的沉重的担子，抑压得我们还只在默默无言中悼念你们。
二十多年来，成千成万的战友和同志，在共同奋斗中牺牲了，但没有一次像你们死得这样突然，这样意外。突然的袭击，意外的牺牲，使我们更加感觉到这真是无可补偿的损失！
二三十年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奋斗生涯，已经把你们锻炼成为人民的英雄，群众的领袖，青年的导师和坚强不屈的革命战士。你们中，像若飞等七位同志，都经过一二十年共产主义党的教育，已成为久经考验永远忠于人民事业的党的优秀领导者和党的骨干。你们是中国人民的瑰宝，你们是中国共产党的光辉。现在竟活生生地把你们从我们中间夺去，从中国人民中间夺去，这是中国共产党的最大不幸！这是中国人民的最大不幸！
抗战胜利后，若飞等同志为中国的和平团结民主统一的事业，努力奋斗，奔走呼号，从未息止，双十国共会谈纪要〔7〕、政协五项决议〔8〕、停战协定〔9〕、整军方案〔10〕，直至三月二十七日的东北停战协定〔11〕，都有着若飞同志的共同筹划以及其他同志的后来参加。尤其近两月来，为保障人权，为保护政协五项决议，为坚持宪草修改原则〔12〕，为反对破坏停战协定，若飞、博古两同志更站在斗争的前线，与一切破坏分子的反动阴谋作最坚强的搏斗。四月八日飞回延安，也正是为保护政协决议、坚持宪草修改原则而向我党中央报告和请示的，不幸竟遭大难。你们是为国奔波、为人民事业奋斗到最后一口气的。你们的功绩，在人民历史中，将永垂不朽！你们的精神，激励着千百万群众、党员向着你们的奋斗目标，补上你们的岗位前进。
如果没有反动派破坏政协决议的阴谋活动，也就没有你们这次冒着恶劣天气飞回延安的必要。但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政协决议、停战协定和整军方案的实施，是决不会顺利的。中国人民为求和平民主的实现，已付了极大代价，没料到还付上这样惨重的代价，并且还未付完；反动派正在改组政府、召开国大和接收主权等表面文章后面，进行着更大的独裁、分裂和屠杀的阴谋活动呢！烈士们！同志们！你们的责任已尽。我敢向你们保证：有中国人民在，有中国共产党在，有中国一切民主党派和力量在，我们决不让反动派破坏政协、破坏停战、破坏整军的阴谋活动成功。你们坚持的方针，是全中国人民的方针。和平、民主终必会在全中国实现。
若飞！你最后一夕话，是为中国人民及其代表所受到统治者的压迫鸣不平的。我记住，我永远记住。我敢向你保证：万万以上的中国人民已经觉醒了，已经起来了，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同志思想领导下永远不会离开他们的。我们要为人民的中国、人民的世纪奋斗到底！
博古！你是为修改宪草而粉身碎骨的。我记住，我永远记住。我敢向你保证：我们要为坚持完成一部民主宪法、建立民主中国而奋斗到底！
希夷！你是人民队伍的创造者，北伐抗战，你为新旧四军立下了解放人民的汗马功劳。十年流亡，五年牢监，虽苍白了你的头发，但更坚强了你的意志。一出狱，你就要求重新入党。一见面，你就提到皖南死难同志，检讨皖南事变〔13〕，要我交涉继续放人。我记住，我永远记住。我敢向你保证：我们要为保护人民队伍和释放一切政治犯而奋斗到底！
邓发！你是工人队伍里培养出来的领袖，最后，你为中国工人阶级联合战线同时也是为世界工人阶级联合战线，建立了光辉的成绩。但是这成就刚刚开始，你竟一去不返。为继续和发扬这一成就，我敢向你保证：我们要为中国和世界的职工联合运动的彻底成功而奋斗！
一切飞延遇难的中美朋友、同志！你们每一个人的优点和成就，都是人民中的希望。我们要向你们学习。我们要继续你们遗留下来的为人民教育服务、为革命工作努力、为培养革命后代而自我牺牲、为努力中美合作而奋不顾身的精神，并把它们永远坚持下去。
我们要将一切悲痛化成团结的力量，向一切反动派搏斗！
和平民主，就是你们的旗帜！
“四八”烈士永垂不朽！
〖注释〗
〔1〕王若飞、博古、叶挺、邓发、黄齐生等都是一九四六年四月八日由重庆飞返延安时因飞机失事在山西兴县黑茶山遇难的烈士。
王若飞（一八九六——一九四六），一九一九年赴法勤工俭学，一九二一年发起组织少年共产党，一九二二年参加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五年以后，历任中共豫陕区党委书记、中共中央秘书长、中共江苏省委常委等职。一九二八年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一九三一年回国，在绥远被国民党政府逮捕，狱中坚持革命斗争。一九三七年夏出狱后历任中共陕甘宁边区党委宣传部长、十八集团军副参谋长、中共华北华中工作委员会秘书长、中共中央秘书长和中央党务研究室主任等职。一九四四年五月任中共代表参加国共谈判。在党的第五、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一九四六年任中共出席政治协商会议的代表。
〔2〕博古，参见本书《论统一战线》一文注〔23〕。
〔3〕希夷，即叶挺，参见本书《论统一战线》一文注〔51〕。
〔4〕邓发（一九○六——一九四六），一九二二年参加香港海员大罢工。一九二五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省港罢工和东征战役。一九二七年参加广州起义。一九二八年后历任中共香港市委书记、广州市委书记、广东省委组织部长、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政治保卫局局长等职。长征时任军委二纵队副司令员。一九三八年起历任中国共产党驻新疆办事处主任、中共中央党校校长、中共中央职工委员会书记、民运委员会书记等职。在党的六届三中全会和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在党的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一九四五年九月代表解放区职工出席在巴黎召开的世界工会代表大会。
〔5〕黄老先生，即黄齐生（一八七九——一九四六），教育家。清末在贵阳创办达德学校，曾参加辛亥革命。一九二一年赴法勤工俭学。回国后主办遵义中学。一九二九年后在晓庄学校任教。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积极为抗日运动奔走。一九四五年赴延安。一九四六年较场口事件发生后，代表延安各界赴渝慰问被殴打的民主人士。
〔6〕一九四六年四月八日与王若飞等同机遇难的还有八路军中校参谋李绍华，副官赵登俊、魏万吉，叶挺夫人李秀文、女儿叶扬眉、儿子阿九，女工高琼，黄齐生先生的孙子、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教员黄晓庄和美军驾驶员兰奇上尉等四人。
〔7〕双十国共会谈纪要，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日，由毛泽东率领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自延安飞抵重庆，与蒋介石进行了四十三天的谈判斗争。蒋介石被迫于十月十日与中国共产党代表团签订《国共双方代表会谈纪要》（双十协定）。《会谈纪要》表明、双方谈判解决了最重要的问题是：一、承认了中共的地位；二、承认了各党派的会议；三、承认了中共领导的人民军队的地位与数目。没有达成协议的是地区问题和政权问题。形式上承认而实质上执行的是受降、遣俘和改编伪军的问题。
〔8〕政协五项决议，参见本书《关于国民党二中全会的谈话》一文注〔1〕。
〔9〕停战协定，参见本书《关于国民党二中全会的谈话》一文注〔21〕。
〔10〕整军方案，参见本书《关于国民党二中全会的谈话》一文注〔20〕。
〔11〕一九四六年一月国共双方签订停战协议时，国民党反动派为了抢占东北，坚持停战协议不包括东北地区。在遭到我军的沉重打击和全国人民的反对后，蒋介石被迫同意于一九四六年三月二十七日在重庆签订东北停战协议。但协议签订才三天，国民党军队就在美国的援助下，向我营口、鞍山，四平街等地发动了新的进攻。
〔12〕宪草修改原则，参见本书《关于国民党二中全会的谈话》一文注〔12〕。
〔13〕皖南事变，参见本书《为皖南事变题词》一文注〔1〕。
以披发撄冠之心为奔走和平之举——致张君劢、黄炎培等（一九四六年五月二十日）
〖题解〗
原载《周恩来书信选集》。
〖正文〗
君劢、任之、漱溟、伯钧、行知〔1〕诸先生：
东北已演成规模空前之大战，大江以北亦烽烟四起。政府当局，决心内战，不惜以全国人民之命运，作孤注之一掷。恩来等来京以后，与马歇尔〔2〕将军不断商谈。奈政府方面始终坚持发动全国内战，三人会议〔3〕迄未举行，政治协商尤属遥遥无期。当前局势严重如此，吾辈惟有以披发撄冠之心，为奔走和平之举。局势业经大明，想诸先生之焦虑，必尤胜于吾人。亟盼民盟方面，速有代表来京，共同努力，俾大局得以扭转，人民免于倒悬。兹特烦华岗、梓年〔4〕二同志，前来趋候，面达一切。如蒙赐允，不胜翘盼欢迎之至。专白。敬候起居！不一。
周恩来
董必武
陆定一
邓颖超 同启
五月二十日
〖注释〗
〔1〕君劢、任之、漱溟、伯钧、行知，即张君劢、黄炎培、梁漱溟、章伯钧、陶行知，当时他们都是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务委员，以第三方面代表的身份，参与国共两党和平谈判。
〔2〕马歇尔，参见本书《关于国民党二中全会的谈话》一文注〔24〕。
〔3〕三人会议，参见本书《关于国民党二中全会的谈话》一文注〔25〕。
〔4〕华岗（一九○三——一九七二），浙江衢县人。当时任中共上海工作委员会书记。
梓年，即潘梓年（一八九三——一九七二），江苏宜兴人。一九三八年一月至一九四七年二月任《新华日报》社社长。
就有关时局各项问题答中外记者（一九四六年六月三十日）
〖题解〗
原载一九四六年七月三日重庆《新华日报》。
〖正文〗
问：今日中宣部公告中，曾称：“整军实施方案与指定驻军地区之协定，限期成立”，不知限期多久？
答：不知道。今天我见马歇尔将军时，他也未提及。
问：你是否认为现在的局势，是休战的延长呢？
答：我从马歇尔将军处得到通知，他说：政府将要发表一个文告，内容是继续停止进攻，继续谈判。但这只是一个文告而已，未见政府下令继续休战。彭氏之声明，说在某种情况下不进攻，在另一种情况下，还是要有军事行动。所以，这不能算是有期限的休战，更不算是长期停战。也许彭先生之妙处就在此。比如在江北，政府现有几个军，武装所谓“难民”还乡，且正准备借保民名义，先向苏北发动进攻。又如在山东胶济路上之政府第八军，借保护交通名义，向我发动进攻，已于三日前，占领益都。诸如此类事件，政府可以随时利用借口来发动战争。并且公告中写着“驱除”两字，这不是进攻是什么？当然，照彭氏的话来看，在国民党军队暂不拟发动进攻的地方，或可暂保和平。总之，这个公告，可作多种不同之解释，看你愿意用哪一个。这就是这个公告的妙处。
问：据各报所载，整军的关键，似为防区问题，不知防区究是如何划分？
答：关于军队驻地问题，整军方案中已作了原则规定，如华北驻多少，华中驻多少。现在则要把它具体化，如各师驻于何处，军部驻于何处。依政协决议，军事部分与整军方案之规定，此问题不应与政治问题分开来谈。政协决议的原则，是军民分治，以政治军、军党分离。因此，只有先改组政府，成立民主统一的国防部，才能处理这些问题。但政府坚持要先谈军队驻地问题，我们为求得和平，又作了让步；答应先谈驻地问题。然而，这决不能改变政协规定的整军原则，即军队的正式整编，必须由改组后的国防部，经军事调处执行部〔1〕来执行。在整编中，军队应与地方行政分开，不应干涉地方行政。整军的另一原则，就是军训、军政、军令分开，这就是马歇尔将军根据美国军事制度的精神提议的。按原则，补给区没有军队指挥权。军队在战争时管作战，在平时管训练。而国府主席则经过国防部，行使统帅权，并须取得国府委员会或国会之同意。因此，目前谈驻地问题，不应该违反这些基本原则。现在政府提案，要把军队驻地和当地民政连在一起，变成以军于政的防区制，或军管区、师管区制。这就是国共两党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政府认为苏北威胁南京，承德、张家口威胁北平，铁路沿线中共部队威胁交通，应一律撤退，实在毫无道理。因为整编统编之后，大家都是国家军队，不能说谁威胁谁。反过来，如果我们也说南京威胁苏北，北平威胁承德、张家口，铁道线上驻军威胁附近各县村庄，那么，问题便无法解决。这样的提法，并不是从国家观点出发的。政府要求虽如此不合理，但我们还是让了步，答应可以在某些地区不驻兵。然而政府还不满足，一定要这些地方的党政军民众团体一律撤出，实在太不合理；而且赶出驻军的范围是我们不能接受，也不能考虑的。
问：马歇尔所提的过渡方案，内容是什么？其中哪几点是中共能够接受的？
答：此方案，政府尚未同意。其内容我也不便宣布。但可奉告诸位：中共对其中绝大部分而且是极其重要的部分，包括驻军原则，军队比例和东北问题的处理等。大都是同意的。但政府坚持要接收其所指定的区域，致使方案未被同意。现在政府的“接收”，已从东北发展到关内来了。照这样逻辑发展下去，最后只有“接收”到延安，才算完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