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中美之间的关系，中国人民是不愿意同美国作战的，我们愿意用和平的方法来解决国际争端。如果大家愿意推动中美用和平的方法来解决中美之间的争端，那就会大大有利于和缓远东的紧张局势，大大有利于推迟和阻止世界大战。
关于裁减军备的问题，中国同意许多代表团的意见。关于这个问题和禁止原子武器问题，我们已经组成了一个起草委员会，对于这些问题所最后通过的决议应该放在和平宣言之内，使宣言成为一个完整的宣言。
我们希望中国代表团提出的这个文件能够为我们这次会议的各国代表团所接受，因为它是从各代表团的提案中抽出可以达成协议的东西拟成的，不伤害任何方面的立场。
主席、各位代表，我本来没有准备多讲，只是想首先表明一下我们的态度，但是由于大家都注意共产党领导的国家，所以不能不明确地说明一下我们的立场，这是有利于我们共同保障和平的。
请原谅我占用这么多的时间，谢谢。
〖注释〗
〔1〕北大西洋公约是一九四九年四月四日美国、英国、法国、荷兰、比利时、卢森堡、意大利、葡萄牙、加拿大、丹麦、挪威、冰岛等国在华盛顿签订的军事同盟条约。其主要内容是：缔约国实行“集体防御”；任何缔约国同他国发生战争时，必须给予援助，包括使用武力。一九四九年八月条约生效时，成立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总部先后设在伦敦、巴黎，一九六七年迁至布鲁塞尔。土耳其和希腊于一九五二年，联邦德国于一九五五年，西班牙于一九八二年，先后成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成员国。
〔2〕一九五四年九月八日，在美国策动下，由美、英、法、澳大利亚、新西兰、菲律宾、泰国和巴基斯坦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签订了《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又称《马尼拉条约》。它是一个军事同盟条约，条约声明要用“自助和互助的办法”“抵抗武装进攻”。条约附有美国提出的“谅解”，对“侵略和武装进攻的意义”解释为“只适用于共产党的侵略”。条约还以议定书的形式，把柬埔寨、老挝和南越划为它的“保护地区”。条约于一九五五年二月二十九日生效。同时成立了东南亚条约组织，一九六二年七月日内瓦会议通过的《关于老挝中立的宣言》，不承认它对老挝的所谓保护。一九六七年起法国拒绝派正式代表团参加该组织的部长级理事会。一九七二年十一月八日巴基斯坦宣布退出。一九七七年六月该组织宣布解散。
〔3〕朝鲜战争，参见本书《在日内瓦会议上关于印度支那问题的发言》一文注（3）。
〔4〕罗慕洛（一八九九——一九八五），菲律宾前外交部长。当时任菲律宾总统个人驻美特使，出席亚非会议的菲律宾代表。
〔5〕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即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周恩来总理在同印度政府代表团的谈话中提出的，后正式写入双方达成的《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的序言中。一九五四年六月在中印、中缅两国总理的两个联合声明中正式倡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国际关系的准则。以后，许多国际文件中都采用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法，这个提法已在世界上得到广泛的承认和使用。
〔6〕共产党情报局即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是一九四七年九月在波兰华沙举行的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波兰、苏联、法国、捷克斯洛伐克、意大利、南斯拉夫等九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通过成立的。情报局总部原设在贝尔格莱德，后迁至布加勒斯特。出版机关刊物《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一九五六年四月宣布停止活动。
〔7〕亲王即拍翁昭旺·怀他耶功·瓦拉旺亲王，又名公摩万·那拉底·蓬巴攀（一八九一——一九七六），泰国职业外交家。当时任泰国政府外交部部长，出席亚非会议的泰国代表。
〔8〕吉田茂（一八七八——一九六七），日本自由民主党前顾问。当时任日本自由党总裁、内阁首相。
〔9〕鸠山指鸠山一郎（一八八三——一九五九），日本自由民主党第一任总裁。当时任日本内阁首相。
〔10〕关于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协议指一九五四年七月在日内瓦会议上达成的《关于在越南停止敌对行动的协定》、《关于在老挝停止敌对行动的协定》、《关于在柬埔寨停止敌对行动的协定》和《日内瓦会议最后宣言》等文件。协议的主要内容是：与会国尊重越南、老挝、柬埔寨的主权、独立、统一和领土完整，不干涉它们的内政；上述三国交战双方同时，全面停火，三国不参加任何军事同盟；不容许外国在它们的领土上建立军事基地；法国从印度支那撤军等。但美国没有在《日内瓦会议最后宣言》上签字，只声明美国政府将不使用武力去妨碍日内瓦协议的实施。后来关国背弃了自己的诺言，使这一协议遭到了破坏。
〔11〕科伦坡五日，参见本书《在日内瓦会议上关于印度支那问题的发言》一文注〔9〕。
向一切国家的长处学习（一九五六年五月三日）
〖题解〗
这是在国务院司局长以上干部会议上的报告节录。原载《周恩来外交文选》。
〖正文〗
从社会制度来说，我们是实行社会主义制度。我们走社会主义道路，不走资本主义道路，在这个问题上是没有中间道路的。但讲到国际关系，就不能简单地说，社会主义国家什么都好，非社会主义国家什么都不好。如果两种制度的国家再搞成铁板两块，互不来往，互相攻击，那就不是和平共处了，就会推动战争了。那样就会使国际局势紧张，而不是和缓。这对我们是不利的。我们坚定地站在社会主义阵营方面，这是一回事，但这并不等于说，社会主义阵营一切都好，非社会主义阵营一切都不好。从社会制度来说，两种制度是对立的，社会主义制度一定会在全世界代替资本主义制度，这是世界的前途，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性。但这并不是说，非社会主义制度的各个国家就没有可学的地方。因此，在国际关系上，还要有另一条，那就是要和平共处，要用和平方法竞赛，比谁的制度优越，比谁的制度好，让人民来选择。因为有这第二条，我们就必须把世界上一切好的东西都学来，这样，我们的制度就会更优越，我们就能在和平竞赛中取得更大的胜利。应该承认，一切国家，一切民族，都有长处，也有短处，有优点，也有缺点。有短处才比出长处来，有缺点才比出优点来，有好的才有坏的，有白的才有黑的。任何国家都有值得学习的地方，也有不值得学习的地方。我们应该有批判地学习，不是盲目地学习。有批判地学习，就是要学人家的长处和优点；不盲目地学习，就是不要把人家的短处和缺点也学来。应该说，敢于向一切国家的长处学习，就是最有自信心和自尊心的表现，这样的民族也一定是能够自强的民族。因为它首先是学人家好的东西，不会把自己好的东西丢掉，也不会盲目地学人家坏的东西。敢于提出这个口号，证明是最有自信心的，是自尊的、能自强的。
苏联是最先进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首先要向苏联学习。这一点是肯定的，不容许动摇的。我们并不因为这次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批判了斯大林，就说苏联也有错误，就不学了，那是不对的。我们只要读过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1〕的文章，就会懂得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就会辩证地历史地看问题。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建立起来不犯错误，是不能设想的，犹如说革命可以不犯错误一帆风顺地成功，是不能设想的一样。但是我们首先应该承认，苏联还是把社会主义建立起来了，把法西斯打败了，这些都是最大的胜利。而这些胜利，是在斯大林领导的时期取得的，斯大林是领导者，他也有份。所以我们肯定斯大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我们同时也承认斯大林的确犯了严重错误。所以我们说他又是一个“犯了几个严重错误而不自觉其为错误的马克思主义者”。对于他的错误，我们应该很认真地研究，避免重犯。所以，肯定地说，首先还是要向苏联学习，凡是我们不懂不会的，都要去学。但要有一条：要独立思考，避免盲从，不要迷信。二十年来，我们所坚持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或者说社会实践）相结合的原则。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结合起来，才能创造性地运用它，才能使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实际中有发展。因为情况变了，环境变了，它就会有新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是共同的，基本的就是那么几条，具体化了就会有发展。这样认识才不会犯教条主义的错误，也不会犯经验主义的错误。
我们不仅要向苏联学习，向兄弟国家学习，而且要向世界上一切国家学习，包括向和平中立的国家，如印度、缅甸、印度尼西亚、埃及等国家学习。就是日本、英国和美国，它们也有长处，我们也可以学。除了它们的国家制度我们不学以外，资本主义生产上的好的技术、好的管理方法我们是可以学的。过去，我们在学习中的确有过一些迷信。好象只能学社会主义国家的，不能学其他国家的。比如拿学李森科〔2〕作例子，就可以证明。听说国内外对李森科的学说是有争论的。我们不能因为李森科的学说产生在社会主义国家就认为一定不会有错。前天，我对科学院的同志说过，可以先把科学和政治分开，科学是科学，政治是政治，然后再把二者结合起来。这是怎么讲呢？比如李森科的学说，应该先从科学领域内研究一下，看哪一些是对的，哪一些是不对的；再把李森科否定的那些学说研究一下，看哪些是对的，不应该否定的，哪些是不对的，应该否定的；然后再拿中国的科学家比如胡先骕〔3〕批评李森科的文章看一看，到底批评得对不对，或者是一部分对，一部分不对。这样就把科学和政治分开了。然后再把科学和政治结合起来，不使科学和政治脱节。在科学问题上，共产党应该服从真理。共产党不服从真理，那就不是共产党。如果共产党不服从真理，共产党会被推翻的。要有这个勇气和信心，对于凡是不合真理的，我们就承认是错误，这就解决问题了。如果李森科不对，批评他的人对，我们没有理由为李森科辩护。对一切科学，都要这样。要把我们共产党的“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原则贯彻到底。你的道理站不住，你就要修正它。一定要懂得我们是常常会犯错误的，我们的长处就是能够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敢于承认错误，随时修正错误，不断地改进。
在学习中，我们还要防止自卑，觉得我们什么都不行，那也不应该。我们虽然落后，但也有可以自信的地方。我们的国家是落后的，但我们的人民是勤劳的，是可以创造出智慧的。劳动产生智慧嘛，我们还是可以赶上去的。当然也不要有一点成就就骄傲。我们是一个大国，由于我们的努力，社会主义建设可能发展得更快一些，可以少走苏联的一些弯路，这就可能产生新的骄傲自满。如果现在我们还没骄傲，到三个五年计划以后，我们有几千万吨钢了，骄傲的危险就会来了。我们要时常看得远一些。骄傲自满总是危险的。而且我们国家这么大，容易有大国主义的倾向。我们在有的国家工作的同志，就常常不自觉地表现出大国主义的倾向。所以，不要以为我们不会发生错误，事实上是发生过的。现在，国际活动增加了，人来人往很多，各部门就需要经常地检查这个问题。
〖注释〗
〔1〕《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脸》是《人民日报》编辑部一九五六年四月五日发表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是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的意见写成的。
〔2〕李森科（一八九八——一九七六），苏联农学家。一九三八年起任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院长。他在学术界把学术问题同政治问题联系起来，打击、排斥不同观点的学派，造成了严重后果。一九五二年底开始受到批判，一九五六年去职。
〔3〕胡先骕（一八九四——一九六八），江西新建人。植物学家。当时是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他在一九五五年三月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高等学校教学用书《植物分类学简编》一书中，曾对李森科“关于生物学种的新见解”作了批判性的介绍。
不信教的和信教的要互相尊重（一九五六年五月三十日）
〖题解〗
这是同巴基斯坦伊斯兰教代表团和印度尼西亚伊斯兰教代表团的谈话节录。原载《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
〖正文〗
你们来中国访问很好。每年来一代表团，考察考察，对我们提出批评，可以推动我们的工作。现在埃及已经和我们建交了，叙利亚等国和我们来往也很多。今后，我们和亚非伊斯兰教国家的来往将要更多。
我们的邻居不仅有信仰伊斯兰教的国家，还有很多信仰佛教的国家，他们的代表团来我国访问，对于我们的工作也是一种推动，会推动信仰佛教的少数民族地区的工作发展。
我们不愿意隐瞒自己的缺点，而是告诉大家，让大家批评。在座的都是宗教家。宗教在教义上有某些积极作用，对民族关系也可以起推动作用。
中国的民族很多，其中汉族的人口最多，约占我国人口的百分之九十四，其他民族只占百分之六左右。但是，少数民族居住的地方很大，大概占我国领土的百分之六十。人们都说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其实汉族是“人口众多”，少数民族地区是“地大物博”，各占一条。所以，我们各民族必须互相合作，互相帮助，才能发展。而且，汉族应该更多地帮助少数民族。
要互相帮助，就要互相尊重，汉族要尊重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因为中国的少数民族大多信仰宗教，并且有不少的少数民族是整个民族信仰一种宗教的。回族、维吾尔族、乌孜别克族等都是整个民族信仰伊斯兰教。藏族全都信仰喇嘛教。这一点和你们的情况不同。你们信仰伊斯兰教，但你们民族中也有信仰基督教的，还有信仰印度教的。我国少数民族中信仰宗教的占很大比例。汉族当中也有很多人是信仰宗教的。汉族首先应该尊重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其次是要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第三是要尊重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对于没有文字的少数民族要帮助他们创制文字。但是，这些还不是根本的问题。最根本的问题是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生产，改善生活。如果少数民族在经济上不发展，那就不是真正的平等。所以，要使各民族真正平等，就必须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
诸位是宗教家，可能担心宗教在中国的前途如何。我告诉大家一个事实：中国的宗教徒比共产党员多。中国共产党党员人数在世界上是最多的，现在九百多万；但是，中国的宗教徒有几千万，如果加上在家里信教而不到寺庙去的就更多，差不多有一亿了。所以，怎么能够取消宗教呢？况且，对全民族信仰一个宗教的少数民族来说，宗教对家庭关系、社会关系影响就更大些。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是在实实在在地执行着的。我们要造成这样一种习惯：不信教的尊重信教的，信教的尊重不信教的，和睦相处，团结一致。这个话，我在万隆〔1〕说过，当时那里有很多宗教家。这不是忽然想起来的，而是我国的真实情况。这种政策是在实际行动中表现出来的。
你们都看了中央民族学院，那里有许多不同民族、信仰不同宗教的学生。我们在宗教上、风俗习惯上、饮食上都是尊重他们的。这个学校现在还办得不大好，今后要办得更好些。现在全国一共有八所民族学院，甘肃、广西、新疆等地都有。但是，我们觉得还少了些，和三千多万的少数民族还不相称，今后还要多办。我国的少数民族实行区域自治。自治机关主要应该由少数民族自己的干部组成，靠少数民族自己的干部去办事，不然就搞不好。多办学校，才能提高少数民族干部的水平。
高级的经学院办得也还少了些。为宗教服务的人员还不够，还要扩大。我们已经请了埃及的教师来讲课，埃及是伊斯兰教研究经学的权威地方。今后我们的事业发展了，别的国家愿意和我们交换教师、学生，我们也愿意考虑。
我们对于信仰佛教的民族也要帮助。最重要的地方是西藏，那里是喇嘛教。西藏的交通很不发达。我们去年修通了通往西藏的两条公路，从青海和四川都可以通到拉萨，这是很好的事情。今年飞机也通航了。在七千米以上的高空飞行，在三千米的高地上降落，这是新记录。航线是开始通了，但是还要试飞。明年，印尼和巴基斯坦的朋友们来，就可以乘坐飞机到西藏去看一看了。
我们虽然有很多建设，但是要摆脱落后状态，还需要很多时间。这种痛苦，我们这三个国家是相同的。我们都曾经遭受殖民主义的压迫，经济文化还很不发达。现在要赶上去，需要时间。因此，我们需要有一个长期的和平环境，这样有利于我们的建设。这也就是印尼苏加诺总统在美国所说的，亚非两洲人民不要殖民主义，而要独立；没有战争的要求，只有和平的要求。巴基斯坦总理今年就要到北京来访问了，我们要商谈合作和互相帮助的问题。我们不仅对印尼、巴基斯坦，就是对印度、缅甸、锡兰、泰国以至日本，都要和平共处，友好合作。我们的合作并不排斥任何国家，也不排斥美国。我们反对的只是美国的侵略政策。巴基斯坦和美国关系比较好。我们希望巴基斯坦总理劝劝美国，改变它的政策。世界人民要和平，不要战争。
我们经济上比较落后的国家要互相帮助，进行合作，并且我们也愿意和西方国家合作。但是，正像苏加诺总统所说的，不要有特权。这也就是亚非会议〔2〕的精神。
你们的邻国也是亚洲国家，应该共同团结起来。亚非国家内部的问题要靠自己的力量来解决。你们说中国是“长兄”，这是不妥当的。亚非国家不论大小，大家都是平等的。中国虽是大国，也不能居“长”，好居“长”是不好的。美国就是好居“长”，要领导世界，结果搞得大家都不高兴作为六亿人口的国家，我们对世界的贡献还很小。比起我们的祖先来，我们做得还很差。一千三百多年以前，中国唐朝的首都长安，就是现在西安，曾有十几万外国的居民。现在如果有一万个外国朋友同时来北京旅行，我们的房子就很成问题。所以，我门要做的和应该做的事情是太多了，而我们现在的力量是太小了。
杜勒斯〔3〕说中国要扩张。我们自己的事情还搞不完，哪里还会要扩张呢？我想和杜勒斯在一起谈谈，让他来中国看一看。但是，他不来，他坐在太平洋东岸说我们要扩张，这有什么办法呢？
我们亚非各国人民团结起来是个伟大的力量。这个力量是为人类服务的，而不是为了侵略别人。
我祝贺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两国繁荣。希望伊斯兰教友之间今后多多来往，每年开斋节〔4〕都应该彼此往来。
〖注释〗
〔1〕万隆，印度尼西亚城市。参见本书《在亚非会议全体会议上的发言》一文注〔1〕。
〔2〕亚非会议，同上注。
〔3〕杜勒斯，参见本书《今天国际上的主要矛盾是战争与和平问题》一文注〔7〕。
〔4〕开斋节，伊斯兰教主要节日之一。中国新疆地区称为“肉孜节”。该教规定教徒每年在伊斯兰教历太阴年九月斋戒一个月，叫做“斋月”。斋戒期满，十月一日为开斋节。每逢此日，教徒们沐浴盛装，举行会礼，相互祝贺。
台湾的解放一定能够实现（一九五六年六月二十八日）
〖题解〗
这是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的报告的第三部分。报告全文发表于一九五六年六月二十九日《人民日报》。原载《周恩来选集》下卷。
〖正文〗
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这是我国六万万人不可动摇的共同意志。
我国政府曾经再三指出：中国人民解放台湾有两种可能的方式，即战争的方式和和平的方式；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争取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台湾。毫无疑问，如果台湾能够和平解放，那么，对于我们国家，对于我们全体中国人民，对于亚洲和世界的和平，都将是最为有利的。
现在，和平解放台湾的可能性正在增长。这首先是因为目前国际形势肯定地趋向和缓，美国使用武力侵占台湾和干涉中国内政的行为，遭到了越来越多的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反对。从国内形势说，我们伟大的祖国是更加壮大和巩固了，它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使所有爱国的中国人感到自豪。现在，不但具有革命传统的台湾同胞，已经不愿意继续过那痛苦的奴隶生活，而希望早日回到祖国的怀抱；就是在那些从大陆上跑到台湾去的国民党军政人员当中，也有越来越多的人看到，只有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才是他们的唯一的出路。自从我们发出争取和平解放台湾的号召〔1〕以后，在台湾和海外的国民党军政人员中，已经有不少人表示了他们的爱国愿望。我们相信，愿意促成台湾和平解放和祖国完全统一的人，必然会一天比一天增加，这将是不可抗拒的趋势。
大势非常清楚，台湾当局追随美国苟延残喘的局面是决不能持久的。他们所追随的外国势力，决不是什么可以指靠的力量；相反地，引狼入室的结果，不但会使他们失掉自己所有的一切，并且随时有被人暗算和遗弃的可能。人们可以从中美两国在日内瓦会谈〔2〕的不同态度中，得出重要的教训。中国政府始终坚持，只有中美两国在台湾地区的国际争端，才能由中美两国讨论和解决；至于台湾回到祖国的问题，不论采取什么方式，都只能而且完全可以由我们中国人自己处理，决不容外国干涉。可是，美国在谈判中却完全采取另外一种态度。它把台湾当作自己的殖民地，同中国讨价还价。人们还可以看到，现在美国不但侵占了台湾，把它的势力渗透到台湾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各个方面，并且还在施展它所惯用的分裂阴谋，在台湾内部制造猜疑倾轧，企图加强控制，从中渔利。但是，美国侵略势力的这种愚弄中国人民、干涉中国内政和分裂中国民族团结的行为，已经引起了台湾国民党军政人员愈来愈强烈的不满。他们当中有不少人，已经表示再也不能忍受那种寄人篱下、随人俯仰的生活。他们要求提高民族自尊心，维护民族尊严，摆脱美国控制，并且要以独立自主的精神，处理自己的内部问题。我们欢迎他们的这种爱国主张。
我们是一贯主张全民族团结、一致对外的。为了我们伟大祖国和人民的利益，中国共产党人和国民党人曾经两度并肩作战，反对帝国主义。在抗日战争结束以后，我们也曾经努力争取实现国内的和平。中国人民即使在被迫拿起武器进行国内解放战争期间，甚至在大陆解放以后，也没有放弃和平谈判的努力。尽管这些年来，由于美国的武装干涉，我们和台湾的国民党军政人员走上了不同的道路，但是，只要大家以民族和祖国的利益为重，我们仍然可以重新携手团结起来。我们相信，我们久经忧患的伟大民族一定能够依靠我们自己的努力，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
现在，我代表政府正式表示：我们愿意同台湾当局协商和平解放台湾的具体步骤和条件，并且希望台湾当局在他们认为适当的时机，派遣代表到北京或者其他适当的地点，同我们开始这种商谈。
为了团结一切爱国力量早日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我愿意在这里再一次宣布，我们对于一切爱国的人们，不论他们参加爱国行列的先后，也不论他们过去犯了多大罪过，都本着“爱国一家”的原则，采取既往不咎的态度，欢迎他们力和平解放台湾建立功勋，并且还按照他们立功大小，给以应得的奖励和适当的安置。
台湾的同胞从来就是中国人民不可分离的一部分。我们不但时时刻刻关怀着他们，从各方面支持他们反抗外国统治的斗争，而且随时准备欢迎他们参加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共享我们民族的荣誉。
我们了解一切家在大陆、身在台湾的国民党军政人员的处境，希望他们能够早日实现同家人团聚的愿望。他们可以同大陆上的亲友通讯，他们也可以回到大陆来作短期的省亲会友，我们准备给以各种方便和协助。
我们希望台湾的国民党军政负责人员，在和平解放台湾的事业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只要朝着这个方向努力，他们将来的地位就会得到肯定的保证。如果他们还有疑问的话，他们可以通过大陆上的亲友得到解释，或者派人来大陆考察，我们保证他们来去自由。
我们希望台湾的国民党军队人员积极地促成台湾的和平解放。如果这样做，他们就一定能够得到祖国和人民的信赖和照顾。过去在大陆上和平起义的将士所得到的待遇，可以作为先例。
我们也同样希望一切身在海外其他地方的国民党军政人员，为促进和平解放台湾而努力。只有这样，他们才能使自己免于流落异乡、受人轻视的命运。
我们重视海外广大的爱国侨胞在推动和平解放台湾的事业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我们希望曾经或者还在对祖国采取对立态度的少数海外华侨，认清是非，省察大势，跟广大的爱国侨胞站在一起，为促进和平解放台湾的爱国事业作出贡献。
祖国的大门对于所有的爱国分子都永远是敞开着的。任何一个中国人对于祖国统一的神圣事业都有权利和义务作出自己的贡献。依靠全民族的团结和全国人民的努力，台湾的解放是一定能够实现的。
〖注释〗
〔1〕和平解放台湾的号召指一九五六年一月三十日周恩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中提出的“力争取和平解放台湾，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而奋斗”的号召。他代表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宣布：“凡是愿意回到大陆省亲会友的，都可以回到大陆上来。凡是愿意回到大陆来参观和学习的，也都可以到大陆上来。凡是愿意走和平解放台湾道路的，不管任何人，也不管他们过去犯过多大罪过，中国人民都将宽大对待，不究既往。凡是在和平解放台湾这个行动中立了功的，中国人民都将按照立功大小给以应得的奖励。凡是通过和平途径投向祖国的，中国人民都将在工作上给以适当的安置。”
〔2〕中美两国在日内瓦会谈指中国和美国一九五五年八月开始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的大使级会谈。双方商定会谈包括两项议程：一是双方平民回国问题，二是双方有争执的其他实际问题。前项议程在同年九月十日达成协议，后项议程一直没有达成任何协议。一九五八年九月至一九七○年二月，中美大使级会谈改在波兰首都华沙举行。
专政要继续，民主要扩大（一九五六年七月二十一日）
〖题解〗
这是在中国共产党上海市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节录。原载《周恩来选集》下卷。
〖正文〗
我们的国家政权是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是无产阶级专政。人民民主专政有民主和专政两个方面。对谁民主，对谁专政，毛泽东同志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革命胜利后，专政问题首先是肃清反革命的问题。我们在农村中进行了清匪反霸斗争〔1〕，然后在全国城乡开展了镇压反革命运动〔2〕，清除五种反革命分子。国内形势的变化，使反革命分子的活动余地越来越小了，也就是说专政的威力把反革命打垮了。现在，虽然反革命残余分子还存在，今后也还会新产生一些进行反革命活动的分子，但是比起解放初期的情况来是大不同了。我们必须有这样的估计，必须认识到我们人民民主专政的巩固性。
根据这样的形势。今后处理反革命分子，在政策上会比从前更宽一点，而不是更严一点。我们在解放后第一次镇压反革命时，用杀、关、管、放四种办法处理反革命分子。对那些站在人民头上直接压迫人民，有血债，民愤很大又拒不坦白的，实行严厉镇压。在严厉镇压的同时，又执行了改造的方针，用徒刑、劳动改造等办法处理的人，大大多于处死刑的人。对罪行轻微又已经但白的，从宽释放，对劳动改造中表现好的也提前释放。从去年开始的机关肃反和社会肃反〔3〕，在政策上比上一次镇反运动更宽一些。机关肃反工作，中央与省市两级已基本结束，正向专县、厂矿发展。由于我们有了抗日战争时期延安的机关肃反、审干〔4〕和解放后社会镇反的经验，这次就比以前做得好一点。我们要肯定成绩，同时也要承认还有错误。我们的肃反工作是在党领导下走群众路线的，有了错误可以及时纠正。毛泽东同志提出：提高警惕，肃清一切特务分子；防止偏差，不要冤枉一个好人。就是说，进行肃反运动，先要引起注意，提高警惕；运动开展后，可能出现某些偏差，有了偏差就纠正。我们遵守这样的原则，一个没杀，大部分没有捉，这样就使机关肃反能够比较健康地进行下去。
关于社会肃反，这一次跟上一次镇反不同。上一次是大张旗鼓地镇压五种公开活动的历史上有严重罪行的反革命分子，这一次主要是清查过去没有发现的，隐瞒历史罪行的，或者新钻进来的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从去年到今年的工作来看，情况比上一次好，反革命分子的数目少了，自首但白的多了。这也说明，我们的专政更加巩固了，尤其是在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中，进行社会肃反的有利条件更多了，我们应该更有秩序、更有步骤、更有准备地把它做完做好。在处理反革命分子从严从宽的问题上要解决得更确当。从严从宽是两方面，两方面都要有，但在从宽方面要比较多一些，这样可以使反革命分子中接受改造的人更多，不可救药、无法改造的只是极少数。这对于我们的社会改造是有利的。不仅对于这些反革命分子，就是对于现在关押着的战犯，包括日本战犯、国民党的高级将领以及伪满皇帝溥仪等，我们也准备逐步采取宽大的办法。对他们宽一些，有利于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和祖国的完全统一，有利于争取日本人民走同中国友好的道路。
专政的另一方面是对剥削阶级。这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对地主阶级，我们采用专政的办法，直接没收他们的土地分给农民，这在彻底实行民主革命的步骤中已经实现了。现在，地主分子经过了劳动改造，可以吸收他们加入合作社，或者做个候补社员观察一个时期，或者管制他们进行生产。对另一个剥削阶级即民族资产阶级，情况就不同了，因为在民主革命阶段，特别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民族资产阶级对革命采取同情、中立或合作的态度，这与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不同。解放后，他们又进一步同我们合作。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是经过合作来实现改造，就是通过利用、限制、改造资本主义经济，通过改造资产阶级分子，来达到消灭这个阶级的目的。所以从实行人民民主专政而言，对资产阶级的改造有两方面的意思。一方面，对于阶级的消灭来说是专政；另一方面，对企业有改造、所有权的转移，一直到对个人的改造、个人的安排，都是用民主的形式来进行的。民族资产阶级参加了人民政权，从政协到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府里都有他们的代表。在经济组织、文教组织及其他各种组织中，我们都跟他们合作，这都是民主。对民族资产阶级专政、有民主，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是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一个特点。至于对城乡小资产阶级的改造，那是另外一回事。这种改造是民主的，因为他们不是剥削阶级，而是劳动阶级，我们只能采取民主的改造方式。
现在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应该是：专政要继续，民主要扩大。从国内来说，残余的反革命分子没有完全肃清，从国外来说，帝国主义还敌视着我们，因此，我们的专政应该继续。但是，由于我们的专政更加巩固了，工人阶级的力量更加强大了，所以我们的民主就应该更扩大，而下应该缩小。这一方面是形势许可，另一方面是从整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中得来的经验。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消灭剥削阶级。专政的权力虽然建立在民主的基础上，但这个权力是相当集中相当大的，如果处理不好，就容易忽视民主。苏联的历史经验可以借鉴。所以我们要时常警惕，要经常注意扩大民主，这一点更带有本质的意义。
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在我们的国家制度上想一些办法，使民主扩大。比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我们现在还不是普遍实行直接的、秘密的选举，全国的经济和文化水平还没有发展到具备这样的条件，但是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些方面来扩大民主，例如：
第一，使人大代表经常去接触人民。我们的人大代表，还有政协委员，每年应有两次到人民中去直接视察工作。他们可以从与政府不同的角度去接触广大人民，接触实际，看我们的工作是否做得恰当，做错了没有，有什么缺点，有什么偏差。就是说可以去找岔子。我们不要怕，我们有信心，不仅敢让党员，还敢让非党员、民主人士和资产阶级代表看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偏差。只要不是恶意的，即使看错一点看偏一点也不要紧。这种方式已采用一年半了，要继续坚持下去。
第二，今年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已经开了一个先例，就是把所有代表的发言，包括批评政府工作的发言，不管对的、部分对的甚至错的都发表出来。这就在人民中揭露了政府工作的缺点。我们不怕揭露，即使揭露错了一点也不要紧，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有好处。政府应该让人民代表批评自己的错误，承认应该承认的错误。明年还准备进一步允许辩论，当然现在也允许辩论，小组会上就辩论得很热烈，将来在大会上也可以辩论。就是说，人民代表提出的意见，政府要出来回答。回答对了，人民满意；不对，就可以起来争论。资本主义国家的制度我们不能学，那是剥削阶级专政的制度，但是，西方议会的某些形式和方法还是可以学的，这能够使我们从不同方面来发现问题。换句话说，就是允许唱“对台戏”，当然这是社会主义的“戏”。我们共产党人相信真理越辩越清楚。我们共产党人要有勇气面对真实，面对错误，有错误就不怕揭露，就勇于承认和改正。
第三，我们还要进一步使人大代表参加对政府工作的检查，一直到检查公安、司法工作。应该承认，我们的工作基本上是有利于人民的，是为人民服务的。二十年来，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我们的事业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不过我们也有缺点错误，必须经常检查我们的工作，发现了缺点错误就要改正。在检查工作中，即使有的人看法有偏差，有资产阶级观点，但是从那个观点也许会发现一些我们还没有发现的问题。
不仅这样，中央与地方也要互相影响。中央包括党中央和国务院，处在领导地位，可以比较全面地看到大局的发展，但也比较容易忽视某些实际问题、局部利益和群众的眼前利益，而在这方面地方是处在有利地位的，地方比较容易接触群众，接近实际，能更多地看到实际问题、局部问题和群众的眼前利益，这正好弥补中央的不足。单靠一方面不能够很好地实行领导，必须双方合作，互相影响，才能很好地领导。因此，中央与地方尽管是上下关系，必要时也要唱“对台戏”。比如我们在北京坐久了，政治的语言就是“北京话”，没有地方话，到上海来听一听，也学了一些“上海话”，知道了一些地方上所了解的情况。我来了两天就得到了不少知识，坐在北京就得不到。党中央、毛泽东同志告诉我们要经常出来，坐在北京的入一年总要集中或分散出来一两个月。两方面多接触，对问题就比较容易看得全面一点。如果在中央呆久了，又不接触群众和实际，就会比地方容易犯官僚主义。因此，中央与地方要相互影响，相互监督，不要以为只是上面对下面监督，下面同样要监督上面，起制约的作用。唱“对台戏”就是从两个方面看问题，来完成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央的同志要常到地方来看，有时要邀请地方同志到中央开会，还要摸典型。这样做能够推动我们的工作，减少官僚主义。要使人民民主专政的制度实行得更好，必须同官僚主义作斗争，经常反对官僚主义。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要求在中央工作的同志以及省、地、县、区的各级领导，思想上一定要警惕，要接触实际，接触群众。官僚主义不是能够一下子彻底反掉的，今天反掉了，明天它又来了。你掌握政权，总有这个问题，权力过分集中时就会有偏向。特别是因为我们搞社会主义，为最大多数人民谋最大利益，集中最大权力，做最大的好事，人民比较满意，在这样的情况下做错了一点事情，容易为人民谅解，这就使我们很容易忽视发扬民主而犯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的错误。今天在座的同志，一级一级算下去，都是做领导工作的，区的工作、支部的工作也都是领导工作。大家要经常警惕这一点。
〖注释〗
〔1〕解放战争后期和新中国成立初期，在新解放的地区，为了彻底打垮封建势力，巩固革命秩序，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军民开展了大规模的肃清土匪、特务，反对恶霸地主的斗争。一方面展开军事活动，清剿土匪，掩护群众工作；一方面发动群众，进行反恶霸斗争，摧毁反革命统治势力，建立人民民主政权，动员群众力量支援剿匪的军事行动。清匪反霸斗争为以后农村进行土地改革，作好了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准备。
〔2〕镇压反革命指一九五○年至一九五三年在全国开展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全国各地残存着大量的上匪、恶霸、特务、反动党团骨干和反动会道门头子等反革命分子。他们进行各种破坏活动，危害人民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为了迅速建立和巩固革命秩序，根据中共中央《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和中央人民政府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全国开展了镇压反革命运动。这次运动沉重打击了反革命残余势力，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
〔3〕为了肃清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自一九五五年六月起至一九五六年底，在全国开展了肃反运动。党政机关、团体、工矿企业、部队和学校开展的肃反运动，称作机关肃反或内部肃反；农村、街道和私营企业等方面开展的肃反运动，称作社会肃反。
〔4〕一九四三年四月中共中央决定在整顿党的作风的同时，进行一次普遍的审查干部的运动。在这次审干中，一度掀起了所谓“抢救运动”，发生了反特扩大化的严重错误。这一年八月十五日中共中央通过《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总结了这次审干运动的经验。这个决定提出了首长负责，自己动手，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争取失足者，培养干部，教育群众等九条方针，反对“逼、供、信”的主观主义的错误方针。十月九日，毛泽东指出：“一个不杀，大部不抓，是此次反特务斗争中必须坚持的政策。”这样，就及时纠正了反特扩大化的严重错误。
把亚洲变成一个友好相处的大家庭（一九五七年二月五日）
〖题解〗
这是在访问锡兰（斯里兰卡民主社会主义共和国）回国途中在加尔各答机场上向印度人民发表的广播演说。本文刊载于一九五七年二月八日《人民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