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亲爱的印度朋友们：
我和我的同事们已经结束了在亚洲各国的访问，正在回到中国去的路上；承蒙全印广播电台的邀请，我现在在加尔各答向全印度的朋友们讲几句话。
我首先要乘这个机会，向印度政府和印度人民表示衷心的感谢。我不但要感谢在我们访问印度的时候，你们所给予我们的热烈而盛大的欢迎；我还要感谢在我们访问其他的国家期间四次路过印度的时候，你们所给予我们的亲切而周到的招待。在印度的每一次逗留都使我们感到像到了亲戚家里一样，使我们体会到中印两国人民兄弟般的友谊。
我们是抱着寻求友谊、寻求和平、寻求知识的目的，访问印度和其他亚洲国家的。现在，当我们回去的时候，我们可以满意地说，我们的愿望已经实现了。
无论到哪一个国家，我们都受到令人感动的欢迎。在这种欢迎中，我们看到了一个国家的人民对另一个国家的人民的友谊在发展，也看到了亚洲各国人民的友谊在发展，在所有我们到过的国家中，我们都看到了人民要求和平和友好、要求扩大彼此合作的强烈愿望。同时，我们也看到，虽然亚洲国家一般说来是比较落后的，但是每一个国家，不论是大是小，都有各自突出的优点和长处，值得其他国家学习。殖民主义势力在过去长时期内造成的隔离状态，使我们相互之间缺乏很好的了解，也不能很好地学习。现在我们有了这样做的愿望，也有了这样做的条件。我们亚洲各国如果坚持和平友好，努力相互学习，一定能够对于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作出有价值的贡献，并且一定能够促进我们各自的经济和文化的发展。
在我们的这次访问以后，我相信，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将进一步努力，加强我们同亚洲各国人民的友谊，加强我们同亚洲各国的合作，并且加强我们向亚洲各国的学习。
我们在这次访问中，曾经参观了许多历史遗迹，它们使我们想到亚洲的辉煌的过去。我们在人类历史的黎明时期，就创造了自己伟大的文化。在悠久的岁月中，我们曾经积累了无数宝贵的遗产。这种历史的光辉，即使经过殖民主义的侵略和占领，也不能够被磨灭掉。它是亚洲人民伟大的创造力的证明。它构成了我们所永远珍爱的优良传统，而且鼓舞着我们努力建设一个新的、幸福的亚洲。
我们也看到了亚洲的今天。许多曾经沦为外国殖民地或者处于外国控制下的国家，已经取得了独立。这些国家的人民，都要求巩固自己在政治上的独立，并且正在进行建设，争取经济上的独立。这些国家的人民都要求有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都要求恢复和发展我们的历史联系。
为了实现这种强烈的要求，已经作出了巨大的努力，并且已经取得初步的效果。亚洲今天正在开始一个新的生气勃勃的时期，亚洲各国人民，对自己所从事的和平、独立和自由的事业，正充满着信心在前进。
我们注意到，殖民主义者还在拼命挣扎，企图保持和扩张他们的特殊利益。从他们手里夺回每一点本来属于我们的权利，都必须要进行严重的斗争。但是整个说来，殖民主义已经肯定地趋向衰亡，它的暂时的猖獗并不能改变这种注定的命运。只要我们亚洲各国人民保持警惕，坚持维护独立和自由的斗争，殖民主义的挣扎是注定要失败的。
我们也注意到，在新近取得的独立的亚洲国家之间并不是没有分歧和争端的，特别是因为殖民主义者曾经给我们留下了许多今天使我们痛苦的问题。但是，我们认为这些问题可以用和平谈判的方法求得解决。无论如何，这些分歧和争端不应该妨碍我们之间的团结，更不应该容许殖民主义者从中制造是非，挑起冲突。事实上，已经有若干这样的问题，由有关国家以相互谅解的精神，达成了圆满的解决。我们希望而且相信这种精神将会继续得到发展，我们一定要把殖民主义者曾经在这里制造了无数的争端和冲突的亚洲，变成为一个所有亚洲国家友好相处的大家庭。
在我们的访问中，我们还注意到，由中国和印度首先倡议的五项原则——潘查希拉，已经得到广泛的支持，而且已经开始应用到许多国家的相互关系中去。同时，我还愿再重复一遍我曾经在印度国会中讲过的话：“万隆精神并没有枯萎”，它的影响正在扩大。帝国主义者对埃及的侵略的失败就是一个明证。我们深信，中印两国所首倡的五项原则和万隆会议所宣布的十项原则终将战胜一切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干涉的阴谋。
在我们访问了这么多的亚洲国家以后，我们更加感到中国和印度的友谊的重要。中国和印度在支持民族独立和维护世界和平的事业中的合作，对于稳定亚洲和世界的局势，有着重要的作用。我深信，我们两国人民将会意识到自己对亚洲和世界的责任而作出必要的努力。
亲爱的印度朋友们，再见了，我们将带着你们的善意和友谊，带着我们所访问过的各国人民的善意和友谊回去。我们中国人民将永远坚持中印两国人民的团结和亚洲各国人民的团结。我们相信，这将是我们能够赢得和平、能够进行我们各自国家建设的一个重要保证。
印地秦尼巴依巴依（中印人民是兄弟）！
潘查希拉秦达巴（五项原则万岁）！
香底秦达巴（和平万岁）！
西藏问题与中印关系（一九五九年五月六日）
〖题解〗
这是会见苏联、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匈牙利、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蒙古人民共和国、波兰、罗马尼亚、越南民主共和国等十一个国家的访华代表团和驻华使节的谈话节录。原载《周恩来外交文选》。
〖正文〗
我想讲一讲西藏问题和中印关系的本质是什么。西藏问题的本质是严重的阶级斗争，是一个生气勃勃的、迅速前进的新社会要代替停滞不前的、落后的旧社会。在西藏一百二十万人中，绝大多数人要求以新社会来代替黑暗的旧社会。反对这种变革的统治阶级只是极少数的人，他们害怕自己的统治被推翻。当然，这些人的态度也不一致，有的坚决反对西藏改革，有的不坚决，有的不反对。尼赫鲁〔1〕和印度上层人士很怕西藏改革，反对改革，甚至说改革不可能。这是很奇怪的现象，西藏是中国的领土，但他们却反对西藏的改革，这就发生了他们干涉我国内政和违反和平共处五项原则〔2〕的问题。他们希望西藏长期保持落后状态，成为中印问的“缓冲国”。这是他们的主导思想，也是中印间的争论中心。
我先谈谈西藏的历史。世界人民对西藏历史有神秘之感，尤其是近一百年来，英帝国主义把西藏历史歪曲了，在世界人民当中制造一些虚假的传说和错误的概念。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但在世界上还有一些人不完全懂得，不完全承认，尤其是资产阶级，他们不承认，并制造一种传说，好像西藏一直是独立的。西藏在古时候曾是一个独立王朝，但七百年来，已经成为中国大家庭的一员了。十二世纪时，元朝蒙古族上层统治中国，西藏已经成为中国的一部分。西藏现在盛行的喇嘛教派（黄教），就是在蒙古族上层统治中国时成为主要的教派的。达赖成为西藏的统治者是十六世纪时清朝册封的。“达赖”这个词不是藏语，而是蒙古语，是大海的意思。七百年来，西藏属于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这是一个历史事实。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新疆划给沙俄帝国主义，西藏划给英帝国主义。但俄国革命以后，列宁取消了不平等条约。可是印度一部分上层人士还继承英国过去的政策，把西藏说成是一个“独立国家”，说中国只有“宗主权”，或把西藏说成是“保护国”。
知道了历史背景，我们再来看一看他们用什么借口来说西藏不是中国的一部分。
一是说西藏曾经是独立王朝，因此现在也应该保持独立。这个论据如果能成立，世界上的国家就要四分五裂，天下就要大乱。七百年前，就是英国本土也不是统一的，印度更是四分五裂，有许多土邦。那么，现在是不是应该恢复原状呢？
二是说凡是一个单一的民族，就要保持完全的自治，照英国的解释，就是独立、半独立，也就是保护国。这个论据如果能成立，凡是多民族的国家都要分崩离析。印度、英国、美国也统统要分裂。印度的民族也很复杂，现在还没有统一的语言，没有一种语言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人使用的。那么，印度是否要分裂成许多国家呢？
三是说宗教相同就可以干涉别国内政。印度说西藏和印度都信佛教，而且佛教是从印度去的，因此印度对西藏要干涉。这个论据如果能成立，东南亚许多国家，印度都可以干涉了。那么，天下岂不要大乱了吗？如果说佛教发展不发展，别人都要干涉的话，那么中国也可以过问印度的事情，因为中国信佛教的人比印度信佛教的人多。印度信印度教的人多，但印度教并不是佛教。如果这样，亚洲又要大乱。当然，我们对此毫无兴趣，决不过问。
这些论据都不能成立，都是站不住脚的。印度一部分上层人士，按照尼赫鲁的说法是同情西藏人。实际上是同情农奴主。他们的目的是要使西藏停滞不前，不改革，作为“缓冲国”，置于印度势力之下，成为它的保护国。尼赫鲁说，这是印度人“本能的反应”。这很对，的确是他们阶级本能的反应。
我再谈谈西藏叛乱和我们平息叛乱的问题。西藏叛乱是因为西藏存在着严重的阶级对立，存在着最落后的封建制度和农奴制残余。农奴主包括三部分人，一部分是大官僚，一部分是寺院的管事大喇嘛，一部分是贵族，总共六万人左右，他们拥有全部土地和绝大部分的牲畜。农奴没有土地，世世代代为农奴主耕种，子子孙孙都是农奴。不仅生产的东西要送给农奴主，而且还要服差役和兵役。农奴主可以互相赠送农奴，稍不如意，就对农奴打骂杀戮，割耳朵、割鼻子、剜眼睛，其残酷是骇人听闻的。这是中国土地上一个最反动、最黑暗、最残酷的社会制度。旧中国不可能改变这种制度，不管是蒙古族、满族或汉族的统治，都不能使西藏起变化，只能使黑暗制度继续下去。英帝国主义者侵略西藏，更利用这种落后制度，通过一些农奴主残酷地剥削农奴，把羊毛、皮张和矿产搜刮出去。所以，这些农奴主同时又是大买办。现在跑到印度去的就有一些大农奴主，同时又是大买办。这些农奴主在西藏掌握实权，达赖喇嘛只是他们的工具。自从清朝册封五世达赖掌握政权后，不到三百年，一共十世达赖，其中一个被废掉，四个暴死，这一个被劫持去印度。达赖要到十八岁才能管事，他身边的人往往不等达赖大了，就把他废掉或搞掉，另找一个。这些反动的统治者最怕改革，在中国反动政府统治和帝国主义侵略的时期，西藏的黑暗统治是不会改变的，只有加深。西藏和平解放，人民解放军和中央派去的工作人员进入西藏以后，那里就起了根本变化。党和军队正确执行了民族政策，不能不使停滞不前的社会起某种变化，那里的阶级斗争有了新的变化。农奴敢于起来反抗农奴主，并且要求推翻农奴制度，一个静止的高原变成了一个要爆发的火山。这就使得农奴主中一些最顽固的分于极端反对改革。另一方面，有一部分开明的人看到变革不可避免，也向我们提到要设法改革，但主张用温和的办法，避免严重的斗争。在这种情况下，改革原可采取两种办法，一种办法是发动群众改革，这样快一点，一种是等待上层分子更多地觉悟以后再进行改革，这样慢一点。达赖〔3〕也表示要改革，但要求慢一点。尼赫鲁见了达赖以后也说，达赖表示西藏社会经济落后，需要改革。所以，我们就采取慢一点的方针。这是西藏的内部情况。
外来因素也妨碍西藏改革。印度一部分上层人士希望西藏落后制度不变，保持使西藏成为“缓冲国”的想法，在西藏反动集团中起了很大作用。西藏反动分子纷纷到噶伦堡去，他们同蒋介石、美国、英国的特务来往活动，没有印度的许可是搞不成的。所以我们说，多少年来噶伦堡就成为西藏叛乱分子在外国活动的中心。西藏上层统治阶级要维持剥削，反对改革，这是西藏叛乱的主要原因，但没有外来的鼓励、煽动，也不可能发动这样的叛乱。这些叛乱分子在印度听到和当年从英国听到的相类似的话，因此，他们就把希望寄托于印度。另一方面，他们对我们的等待政策产生了错觉，以为我们不敢搞改革，会继续退让，甚至可能把人民解放军撤出西藏。当他们搞起叛乱后，我们还是责成西藏地方政府平叛。这当然不可能，因为叛乱就是他们搞起来的。但是，这样可以暴露他们，使广大人民知道他们反对改革。所以，从三月十日到三月二十日之间，许多问题暴露出来了，西藏地方政府的大多数人参加了叛乱，达赖被劫持，写了三封信〔4〕。在他们充分暴露并向当地驻军开枪以后，我们才还击。这时西藏人民都清楚了，我们一还击，两三天内拉萨的叛乱平定了，俘虏了四千多人，然后调兵去山南。我们等待了七八年，他们一叛乱，很快就平定了，所以如此快，是因为广大人民支持。全西藏的叛乱分子将很快肃清，因为一共只有两万多人，反动头子只是极少数人，被俘虏的人很快觉悟，现在，一部分人回家生产了，另一部分人跑到印度去了，大约有九千人。
西藏很快掀起一个民主改革的高潮，西藏的改革，前途将走向社会主义，这是西藏人民的大喜事。对于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进步人类，都是一件喜事。当然，对于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则是一个悲剧，他们幻想的“缓冲国”幻灭了。这样，印度的一部分资产阶级首先是大资产阶级就和我们对立起来，在报刊上大肆污蔑煽动，使印度一部分人受到蒙蔽。历史上英帝国主义者的胡说八道，在印度的知识分子中散布得很广，影响还远没有肃清。因此，前一个时候从印度发出的对我们的攻击、挑衅和干涉的消息非常多，帝国主义对此很高兴，到处传播散布，民族主义国家也有一部分人出来说话，似乎乌云蔽日了。但是，分析一下，说这些话的人，主要是帝国主义分子、民族主义国家中的大资产阶级和一部分中等资产阶级以及他们的知识分子。这些人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只占极少数，但宣传机构掌握在他们手里，就可以兴风作浪。他们说同情西藏人，实际上是同情连他们自己国家里也已经不存在的那种最黑暗的农奴制度。这次斗争，在国内是由西藏叛乱集团、在国际上是由印度一部分大资产阶级挑起来的。在国内，我们是行使主权，我们站在西藏广大人民一边，要推翻黑暗制度，用和平改造的方法进行改革。在国际上，我们要利用这个机会把西藏问题向全世界人民说清楚，把反动阴谋揭穿，把印度一部分大资产阶级干涉者的真面目揭露出来，让全世界人民都知道过去所不清楚的事和印度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当然，揭露需要时间，也要有准备。如果干涉者攻击我们一百年，我们也就准备回击一百年。真理越辩越明，印度的借口已经在一天天破产。印度想搞“缓冲国”，要西藏不改革，要解放军撤退等等打算，是不好公开说的，只好在幕后活动。他们公开还得说不干涉我国户政，对西藏没有领土野心，要遵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要巩固中印友好，等等。对这些好话，我们当然欢迎。尼赫鲁最近说，他们对西藏没有做什么事，只是接待了达赖和一些难民。印度当然有权力给予避难，我们并没有说它不能这样做。尼赫鲁一方面说印度报刊上发表的对我国诬蔑、攻击的话是同印度政府无关的，因为印度有言论自由，但另一方面又说他们各方面是一致的。这就自相矛盾了。印度有言论自由，难道中国就没有言论自由吗？对于这类冷战的攻击，我们一定要回答。不仅印度，对于帝国主义特别是英国也要回答，因为英国怂恿印度，坐山观虎斗，供给印度子弹。对于全世界反动报纸的攻击也要根据不同情况来回答，这是政治斗争。尼赫鲁也懂得，他们的做法并不能改变西藏的平叛，改革一定要进行，“缓冲国”也幻灭了。剩下来的就是冷战。他们想用冷战和政治压力搞一个印度、中国、西藏的三角会议，来干涉中国的内政。他们现在已从各方面透露这种消息并且开始进行试探，这是英帝国主义者在一九一三年——一九一四年搞西姆拉会议〔5〕的翻版。当时中国的袁世凯政府对西姆拉条约也是不接受的，怎么能设想现在的新中国会接受呢？就连这种会议的方式也不能接受。班禅〔6〕说得很对，西藏问题只能在中国解决，怎么能到外国去解决呢？印度这种想法不可能实现，但它并未死心，还在试探。我们必须把这条路堵死。剩下来就只是达赖和一群难民，这就是它的资本。达赖如能摆脱劫持，是会回来的，但很困难。
我们同印度广大人民并无冲突，中印两国人民过去友好相处，今后还会友好相处。印度人民要维持中印友好，尼赫鲁不能不反映这种情绪，这也是他每次声明中的矛盾所在。我们对尼赫鲁还是采取留有余地的政策，又争取，又批评，又团结，又斗争，有理有利有节。
〖注释〗
〔1〕尼赫鲁，参见本书《抗美援朝，保卫和平》一文注〔4〕。
〔2〕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参见本书《在亚非会议全体会议上的发言》一文注〔10〕。
〔3〕达赖喇嘛指第十四世达喇嘛，法名丹增嘉措，俗名拉木登珠，一九二五年生，青海湟中人。藏族。一九三九年被选为第十三世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一九四○年二月五日经国民党政府批准为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原西藏地方宗教和政治领袖之一。一九五一年西藏和平解放后，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佛教协会名誉会长。一九五九年三月十日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发动武装叛乱，三月十六日达赖喇嘛出走印度。
〔4〕一九五九年三月十日，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勾结帝国主义，借达赖喇嘛预定这一天到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礼堂看戏一事，大肆散布西藏军区部队要扣留达赖喇嘛的谣言，并以此为借口在拉萨发动武装叛乱，劫持达赖喇嘛，打死打伤藏族爱国人士多人，提出“赶走汉人”、“西藏独立”的反动口号。事件发生后，达赖喇嘛分别在二月十一日、十二日、十六日三次亲笔写信给中央驻西藏代理代表、西藏军区政治委员谭冠三，说明西藏叛乱分子以保护他的安全为名，进行危害他的活动，制造严重离间中央与地方关系的事件。他正在尽一切可能设法处理，并向西藏地方政府的官员进行教育。三月十六日夜间，达赖喇嘛出走印度。三月十九日，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发动了对人民解放军驻拉萨部队的上面进攻，从而撕毁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十六条协议。二月二十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部队为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奉命平叛。
〔5〕西姆拉会议指一九一三年十月在印度北部西姆拉召开、一九一四年七月破裂的所谓“中英藏会议”。参加会议的有英国代表、中国政府（即当时袁世凯政府）的代表和西藏地方当局代表，英国代表一下把待会议，提出一个所谓解决西藏问题的方案和一份所谓《西姆拉条约》草案，无理要求“中国政府承认西藏有完全自治权，不得改为行省”；“中国政府除驻藏代表率卫队外，不派军队驻藏”；“英国人在西藏之商务，享受最惠国待遇”等等，妄图否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中国政府在会前和会议期间反对西藏地方当局代表以平等地位与会，不同意英国代表提出的“草案”。中国代在最后拒绝签字，并十一九一四年六月三日正式发表声明，不承认英国和西藏地方当局签订的条约及文件，指出所谓《西姆拉条约》是非法的、无效的。以后中国历届政府均不承认所谓《西姆拉条约》。
〔6〕班禅指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俗名贡布慈丹（一九三八——一九八九），青海循化人，藏族。中国藏传佛教的杰出领袖、伟大的爱国主义者、著名的国务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忠诚朋友。一九四九年六月三日经国民党政府批准，正式成为第十世班禅喇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第二、五、六、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副委员长，第二、五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佛教协会名誉会长。一九五六首任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第一任主任委员。一九五九年三月任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代理主任委员。一九八九年一月二十八日圆寂于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
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一九六○年七月十四日、十五日）
〖题解〗
这是在中共中央于北戴河召开的省、市、自治区委书记会议上所做报告的节录。原载《周恩来选集》下卷。
〖正文〗
中央常委要我讲一下国际关系，主要是共产国际〔1〕和我们党的关系。
我先概括地讲六点看法：
一、共产国际的成立和解散，都是必要的。共产国际从成立到解散共存在二十四年（一九一九——一九四三）。三个八年。毛泽东同志说它是两头好，中间差。两头好，也有一些问题；中问差，也不是一无是处。共产国际的成立，当然是必要的。它对各国党的建立和成长起了很大的作用。后来各国党成长，成熟了，共产国际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共产国际在建立的初期，阐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理原则，推动了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那时，尽管列宁有那么高的威望，但共产国际是民主集中地决定问题的，各国党的代表可以纷纷议论，各抒所见，非常活跃。共产国际划清了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的界限，也批判了“左”派幼稚病，发扬了国际主义精神，动员了各国革命人民拥护苏联，支持了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和民族革命运动。
共产国际的解散也很适时。一九三五年，共产国际作了一个决议，说对各国党的内部事务不要去干涉，以后也的确放手了一些。但是这时，共产国际的存在还需要，它在反法西斯和建立统一战线的斗争中起了积极的作用。苏德战争爆发之后，到了一九四三年六月，共产国际就解散了。
共产国际的缺点和错误，特别在中期的缺点和错误，概括他说是：一般号召不与各国实践相结合，具体布置代替了原则的指导，变成了干涉各国党的内部事务，使各国党不能独立自主，发挥自己的积极性、创造性。
这是对共产国际的一个粗浅的总评。
二、各国的革命和建设，要靠各国人民自己的实践。只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本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才能使马克思列宁主义得到补充和发展。要在实践中总结自己的正面和反面的经验。中国党的经验很丰富。中国党虽然犯过几次“左”的和右的路线错误，但也有很重要的正面的经验。
三、各国的革命和建设，要靠各国党自己独立思考。只有独立思考，才有可能避免国际的坏的经验在本国重犯，使国际的好的经验在本国得以发展。据我所了解，不独立思考、盲从迷信的人是很多的，破除迷信、独立思考是很不容易的。当然独立思考并不等于狂妄自大，唯心武断，拒绝国际提出的好的意见。陈独秀〔2〕是狂妄自大、唯心武断的。李立三〔3〕同志也是这样，他提出夺取武汉，争取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一省数省的胜利就是全国胜利的开始；打下武汉再和共产国际算帐；中国革命起来了，要苏联出兵；中国革命胜利，英、美、法等国的资产阶级都要濒于末日，世界革命就会起来。现在立三同志看一看这些话，他自己也会发笑的。
四、各国的革命和建设，要靠各国自己独立自主和自力更生。毛泽东同志说，两个大国的革命胜利，即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和中国革命的胜利，都是在没有共产国际的时候取得的。在现在的情况下，成立国际组织，相互间总是不容易做到平等。不仅在政治上，就是在经济上也是如此。
五、研究国际的经验，要全面地看问题。斯大林管事的时间长，缺点错误多一些，但是在斯大林那个时期也并不都是不好的。就是在共产国际中期和斯大林的晚年，他也是支持革命的多，不许革命的少。我们顶一顶，他还是可以接受一点意见，也可以含蓄地承认一点错误。他的怀疑一经实践证明不对，看法也可以改变。例如他怀疑我们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怀疑我们对于帝国主义不斗争，一到抗美援朝〔4〕，他的看法就改变了。斯大林还是讲理的。当然，斯大林在中国革命问题上有错误，但中国革命中的错误主要应该由中国同志负责，犯不犯错误主要还是决定于我们自己。我们过去犯的错误已经认识了，纠正了，革命已经胜利了。
六、团结高于一切，国际主义万岁。这是原则，过去如此，现在也应该如此。所谓团结，是在原则基础上的团结。有分歧，我们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适当的批评或斗争，在新的基础上达到团结。同时批评要注意场合，要心平气和，摆事实，讲道理。如果批评或斗争都不生效，也需要等待，需要时间。中国党在这方面有很丰富的经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八年中犯了三次“左”倾错误〔5〕，从遵义会议〔6〕开始到七大〔7〕经过十年之久才解决了问题。一个党如此，何况国际？我们要举团结的旗帜。这主要是对于苏联千百万党员、两亿人民，各兄弟党的党员，世界上百分之九十以上要革命的人民。
下面分几个时期讲一讲共产国际和我们党的关系。
（一）共产国际的初期（一九一九年三月——一九二七年七月）。
这个时期，共产国际的工作对于中国革命，还是有益的多。当然，也有个别的原则问题的错误。
一九一九年三月共产国际成立后，就派人到各国访贤，做工作。在中国，他们不仅找了陈独秀、李大钊〔8〕，还找过江亢虎〔9〕、黄介民〔10〕和戴季陶〔11〕；在北方找过吴佩孚〔12〕，在南方找了孙中山。中国有五四运动〔13〕的基础，在共产国际的帮助和推动下，很快成立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党很快地走到了群众斗争中去。这时共产国际讨论中国问题的次数也逐渐多起来了。一九二○年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一九二一年的第三次代表大会，都讨论了东方革命问题。一九二二年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认真讨论了中国革命问题，以后就大量吸收中国的知识分子到莫斯科去学习。一九二三年共产国际作了关于国共合作的决议，决定中国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同时共产党保持自己的独立性；还讨论了中国搞土地革命的问题，并发来了指示。一九二三年六月，中共召开三大〔14〕。当时党内有“左”的和右的两种思想：一种以陈独秀为代表，认为中国现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种革命应该由资产阶级领导，无产阶级只是帮忙，民主革命中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问题根本没有提；一种以张国焘〔15〕为代表，认为中国共产党员只能少数人加入国民党，工人不能参加。实际上，这两种思想都是不要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党的四大的决议对这两种思想都批评了，但是并没有解决问题。现在看来，批评也没有重点。当时群众斗争已经轰轰烈烈地开展了，但是在陈独秀机会主义的领导下，在关键问题上掌不好舵。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时，国民党内的右派已经比过去嚣张得多，如西山会议派〔16〕。但在此以前广东打商团〔17〕，东征陈炯明〔18〕等等，左派力量大大发展。当时的政策应该是支持左派，排斥右派，这是有可能实现的。但陈独秀却要让右派回去，并且要保证他们在国民党二大上当选，结果右派的气焰高涨。在军事上，我们也让步。蒋介石进攻，我们党没有警惕，他制造了三月二十日的中山舰事件〔19〕，把我们党在军队中的力量搞掉了一部分。当时我们并不是没有力量，应该反击，但没有反击。结果使我们党在军队中的力量仅仅留下了一个独立团〔20〕，这个团到了武汉发展成两个师。北伐的时候，我们应该争取群众，争取军队。可是，这边北伐，那边上海的《向导》反映陈独秀的主张，反对北伐，说现在是军阀战争，广东不应该北伐，应该防御，应该搞群众斗争。我们党放弃了对北伐战争的领导。土地革命轰轰烈烈起来了，毛泽东同志的文章〔21〕来了，但是党中央不支持。当时，陈独秀的确是有点怕革命，怕群众。当时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也对中国问题作了一些不正确的分析，六、七、八三次会议对我国阶级力量的分析都有错误。特别是一九二七年五月第八次会议，认为资产阶级都叛变了。到了武汉政府叛变〔22〕之后，共产国际又认为，小资产阶级也离开革命了。在领导权问题上，一九二四年国共合作的时候，无产阶级的领导已经有了雏形，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召开，共产党已经起了领导作用。本来我们应该在广东革命政权的时候就抓军队，而且这是完全可能的，但是党中央在那个时候放弃了领导权。这时列宁去世了，斯大林跟他们党内的反对派斗争很激烈，对中国革命的情况不大了解，方针也不大明确。当时我国革命的中心在广东，党的中心也应该在广东才好领导。但是党的中心在上海。请陈独秀到广东去，他也下去。两个中心常常发生矛盾。直到打下武汉很久，党的中心才移到武汉。所以，第一个时期还是中国党的领导人应负更多的责任。那时，毛泽东同志的威信还没有建立，也不可能建立。当时党的领导人员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水平也不高，还有各种派别性，陈独秀的家长制作风更助长了派别性，这就影响了党在政治、思想上的发展。
（二）共产国际的中期（一九二七年七月——一九三五年七月）。
这个时期，共产国际基本上是错误的，对我们中国党影响最大。一九二七年七月，武汉政府叛变革命，陈独秀投降主义路线破产。在这样一个紧要关头，七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中央来信。这封信强调了革命的前途，而对革命的动力和阶级关系分析得不正确，说中国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部叛变了。对革命的任务，提出了七条：
第一，退出武汉政府；第二，发表宣言；第三，不要退出国民党，在国民党内搞左派；第四，工人斗争；第五，武装工农；第六，党可能转入地下；第七，反机会主义。这七条，对搞军队、搞地方政权和深入土地革命没有重视，而当时恰恰应该是搞军队、搞地方政权和深入土地革命。
反对陈独秀的机会主义，联系到组织问题。共产国际派来的鲍罗廷〔23〕直接干涉中国党的内部事务，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组织了一个临时中央常委。这是仓促通过的。七月十三日中央有个声明，只提了退出武汉政府。当时我们党还有一点武装力量，如叶挺的部队〔24〕，所以决定举行南昌起义〔25〕。南昌起义的目的是南进汕头，占领海口，然后到广州。南昌起义本身是正确的，但在领导思想上有错误：单纯军事行动，中心是城市观点，没有跟当地农民结合起来建立根据地的思想。当时，共产国际派了几个人来，在罗米那兹〔26〕的指导下，在汉口召开了八七会议〔27〕。八七会议在反对机会主义这一点上是痛快淋漓的，但在怎样跟土地革命结合起来，深入群众斗争，建立军队、政权、根据地这些重要问题上没有作出正确的总结和指示，没有提出明确的任务。张太雷〔28〕到汕头给我们传达八七会议，只批评了机会主义，没有提出如何做的问题。我自己当时是城市观点，没有从上海起义和南昌起义中取得经验，上山搞农村斗争。
中国革命失败，反对派攻击斯大林更凶。斯大林在一九二七年，连写了儿篇文章〔29〕驳反对派，其中对中国革命的理论的分析，形势的估计，许多是不合实际的。他认为中国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先后都离开革命阵营了，但中国的革命高潮很快就要到来，并且有很快转入社会主义革命的趋势。在共产国际、斯大林的理论分析和形势估计的影响下，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党中央扩大会议就搞了盲动主义，号召到处暴动，认为革命形势还是高潮。在组织上，处分了不少人，最主要的是开除谭平山〔30〕，对毛泽东同志和我们这些人都有处分。十一月中央会议决定组织广州暴动〔31〕，也没有明确的方向。参与指导广州暴动的有一个德国人，还有一个苏联人。广州暴动失败，大雷同志牺牲后，中央把立三同志派到香港去领导广东的工作，这时是盲动主义的最高峰。盲动主义在广东搞得最厉害，广东干部牺牲得最多。当时的路线，根本没有接受上海、南昌、广州暴动的教训，仍然要到处搞暴动，结果使革命力量特别是白区革命力量受到了很大损失。当时在组织上还搞了一条，叫作领导干部工人化，使领导机关更加混乱，宗派性增加了。这个根也是从共产国际的指示来的。
现在讲一下中共六大〔32〕。六大是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九次全会的决议召开的。中共有一个代表团，其中有向忠发〔33〕等人，出席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九次全会。六大的召开，首先去的代表就有问题。当时强调工人化，在七十五个代表中，有四十一个工人，后来叛变的十六个代表中，有十四个工人。当时共产国际指导六大工作的人，一个是布哈林〔34〕，还有一个法国同志，还有陶里亚蒂〔35〕，但做实际工作的是米夫〔36〕。在选举中央委员的时候，只强调工人成份，中央委员二十几个人中，很多是工人，而当时党内真正有威信的同志有些没有被选人。会后，瞿秋白〔37〕、张国焘留莫斯科做共产国际执行委员。六大的决议，对中国革命的性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任务（反帝反封建）等的分析是正确的，但是对于阶级关系等问题则作了不正确的分析，认为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都叛变革命了。在土地问题上，只提了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交农民代表会议处理；对军事问题没有强调指出，六大后，中山大学里以王明〔38〕为首的宗派，集中力量反对驻共产国际的中共代表团。中山大学是一九二五年在莫斯科创办的，米夫做副校长，吸收了大革命时期党的一些干部和青年去学习，其中有王明这么一些人，还吸收了国民党的一些左派。在中山大学内，宗派斗争很厉害。六大后，中山大学的宗派斗争继续发展。王明宗派反对中国代表团，实质是反对党中央，认为中国党的中央不行了，要换人。到了一九二九、一九三○年，再加上联共（布）清党的影响，就搞得更混乱了，对有一点可疑的就开除，还流放了一部分。
六大以后，共产国际派了一个波兰同志和一个德国同志来中国。到了一九二九年，共产国际陆续来了四封信。第一封信的内容是反右倾，第二封信的内容是反对联合富农，第三封信的内容是赤色工会公开，第四封信的内容是反改组派（汪精卫、陈公博）〔39〕和第三种力量。这四封信，对立三路线都有影响。第四封信就号召中国搞政治罢工，准备革命，说直接革命形势快到了，我一九三○年三月动身去共产国际。七月，我见了斯大林，斯大林对在中国进行的军事斗争很重视。当时产生了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秘书处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共产国际的决议还附了东方部的六个决议〔40〕。斯大林说，这么多决议拿到中国大多了，作为草案拿去吧。国内，六月十一日产生了立三路线。立三路线提出，要争取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一省数省的胜利就是全国革命的开始。
同时在全国布置暴动，并提出夺取武汉、南昌、长沙等，大城市的计划。后来打下了长沙，于是在八月一日、三日，在上海连着开了两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立三说，打下武汉再和共产国际算帐。立三路线持续时间只有三四个月，但使很多地方的党组织受到很大损失，所以，九月就开了二中全会。三中全会还有“左”的东西，因为三中全会是传达共产国际上述决议案的。会上，向忠发和我做了报告，秋白做了结论，立三发了言。会上对立三的批评很尖锐，不过后来在会议决议上写的并不那么尖锐。三中全会在组织上也有些错误，例如批评了何孟雄〔41〕，也批评了陈绍禹（王明），这些批评，也有对的，也有锗的。三中全会补了一批中央委员，就是没有补何盂雄，其实那个时候他的意见还是对的居多。向各地派“钦差大臣”，从三中全会就开始了。当时，共产国际说中共中央不重视苏区，所以中央就往苏区派了不少人，使苏区受到了影响。
一九三○年十月共产国际来信，说中央不对，是调和路线。王明他们就闹起来了。米夫一来，更造成了党内的危机。王明写了小册子〔42〕，要求中央召开紧急会议，撤换中央的领导。所以，召开了四中会会。四中全会，我们起草了决议，不被采用，米夫自己起草了决议。三中全会是贯彻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秘书处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的。四中全会也是根据这个决议案的，再加上国际的信，用极左反对立三路线的“左”，作了决议。四中全会后，王明的小册子更加发挥了作用。他站在更“左”的立场来反对立三的“右倾”和三中全会的“调和路线”，形成了更“左”的路线，再加上中央几个负责人叛变，使我们党受到了很大的破坏。
一九三一年八月，米夫回去了。共产国际的八月决议批评了三中全会，说四中全会后，中国党更加健全了。实际上，四中全会后，中国党更加混乱了。四中全会把我保留在政治局，把秋白去掉了。以后，王明到了共产国际，张国焘、陈昌浩〔43〕到了鄂豫皖苏区，我到了中央苏区。当时，中央只留少数人，多数派到各地去，抓各地的权。在上海组织了一个临时中央。这个临时中央，共产国际是批准了的。临时中央有一个关于九一八事变的决议，一九三二年一月又有一个争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当时要求争取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要求攻打中心城市，对于正确的同志，如毛泽东同志，刘少奇同志，指责他们“右倾”。宁都会议〔44〕以后，毛泽东同志对军队的领导被取消了。一九三三年又反对罗明路线〔45〕，反对邓、毛、谢、古〔46〕，正确的同志都受到打击。搞得最凶的是江西，因为临时中央一九三三年初到了江西，执行国际路线，结果使党在白区的力量几乎损失百分之百，苏区的力量损失百分之九十。当时在军事上有个李德〔47〕。他虽然是个顾问，却成了太上皇，他说了算。他和博古〔48〕的军事路线相合，一直搞到遵义会议。当时的军事路线执行的结果是退出江西，被迫长征。现在看来，当时不退出江西是不可能的。到了遵义会议，毛泽东同志才在军事上纠正了错误路线，挽救了中国革命。没有遵义会议，中国革命不知道要推迟多久。有了遵义会议，虽然长征中受了损失，又遇到了张国焘分裂党另立“中央”，但是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战胜了狂风巨浪，克服了党内的危机。
共产国际对中国党的指导在中期是有很大错误的。中国党在这个时期犯了那么多的错误，使中国革命受到了那么大的损失，我们中国人当然要负责，但与共产国际有很大的关系。
（三）共产国际的后期（一九三五年——一九四三年）。
这个时期，中国党与共产国际联系少了。一九三五年七八月，共产国际召开了第七次代表大会。斯大林更多地注意国内问题，共产国际由季米特洛夫〔49〕领导。当时通过了一个决议，说国际执委会要把工作重心转到规定国际工人运动基本政治路线及策略路线方面去，一般不干涉各国党的内部事务。当时，共产国际搞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和中国搞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相合。西安事变〔50〕张学良、杨虎城把蒋介石抓起来，共产国际公开说张是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抓蒋介石是适应日本的要求。这个判断是完全错误的。西安事变，我们处理得还是比较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