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时期，中国党由毛泽东同志当家了，但是共产国际对我们中国党还有影响。主要的问题是第二次王明路线〔51〕。一九三七年年底王明从共产国际回来，说他跟斯大林谈过话。他打着共产国际的招牌，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说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是中国优秀青年的总汇。王明回来后，主持了长江局，蒙蔽了一批人，搞了第二次王明路线。第二次王明路线虽然时间不长，但对北方，对新四军，对上海，都有影响。第二次王明路线与共产国际不无关系，斯大林信任王明，季米特洛夫和王明的关系也好。后来我去莫斯科对季米特洛夫谈王明的错误，季米特洛夫听了还表示惊讶。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在我们党内形成了一个新的局面。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批判王明，很多干部逐渐觉悟了，王明就逐步地孤立了。当时蒋介石也不要王明，连个部长都没有给他当。毛泽东同志说，要是给他一个部长当，也许情形更坏。
一九三九年，希特勒德国发动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打起来了，由于苏德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资本主义各国党处境很不利，思想也很混乱。毛泽东同志九月一日有个《关于国际新形势对新华日报记者的谈话》〔52〕，我把它带到共产国际，发给各兄弟党。共产国际很称赞，说中国党领导正确，给了他们很大支持。
在这个时期，共产国际对我们党的内部事务还是有些干涉，甚至在组织上也还有些干涉。但这个时期比共产国际初期对我们党的干涉少，比中期就更少。后来战争打起来，对我们党的干涉就很少了。我们中国党这时已经成熟，和共产国际的来往不多了。到了一九四三年，共产国际就解散了。
〖注释〗
〔1〕共产国际又称第三国际，一九一九年三月在列宁领导下成立。一九二二年中国共产党参加共产国际，成为它的一个支部。一九四三年五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通过决定，提议解散共产国际，同年六月共产国际正式宣布解散。
〔2〕陈独秀，参见本书《在延安欢迎会上的演说》一文注〔20〕。
〔3〕李立三（一八九九——一九六七），湖南醴陵人。一九二一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他在担负中共中央领寻工作期间，于一九三○年六月至九月犯了“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后来他接受了党对他所犯错误的批评，认识和改正了错误，在党的第七次、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继续被选为中央委员。
〔4〕抗美援朝，参见本书《抗美援朝，保卫和平》一文注〔1〕。
〔5〕三次“左”倾错误指一九二七年十一月至一九二八年四月以瞿秋白为代表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一九三○年六月至九月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和一九三一年一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前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
〔6〕遵义会议指一九三五年一月长征途中，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举行的扩大会议。这次会议集中讨论和纠正了军事上的错误，结束了“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
〔7〕七大，参见本书《建设与团结》一文注〔12〕。
〔8〕李大钊（一八八九——一九二七），河北乐亭人。曾任《新青年》杂志编辑，并与陈独秀创办《每周评论》，是最早在我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进分子之一。一九一八年参加筹组少年中国学会。一九二○年在北京组织共产主义小组，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建人之一。
〔9〕江亢虎（一八八三——一九五四），江西弋阳人。早年游历日本和欧洲。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后，他标榜社会主义，在上海创办中国社会党。一九一三年，该党被袁世凯政府解散。一九二一年六月他以社会党人身份列席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一九二四年，他为了投靠北洋军阀，重新组织中国社会党，次年又改组为中国新社会民主党。一九二七年，当北伐战争节节胜利时，他不得不把这个党解散。抗日战争时期，他投身敌伪政府，堕落为汉奸。
〔10〕黄介民（一八八三——一九五六），江西清江人。早年加入同盟会。一九一九年在上海任中华工业协会总干事，参加过反帝爱国活动。一九二七年国民党反动派叛变革命后，他不满蒋介石的独裁统治，辞去国民党江西省党部候补监委等职务，从事司法和教育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团结委员会委员、江西省人民政府监察厅副厅长。
〔11〕戴季陶（一八九一——一九四九），原籍浙江吴兴，生于四川广汉。早年加入同盟会。五四运动期间，在上海主编《星期评论》周刊，对社会主义和劳工问题作过一些研究。一九二四年任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歪曲孙中山学说的革命内容，反对共产党，反对工农运动，为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进行思想上的准备。一九二七年国民党反动派叛变革命后，继续追随蒋介石，历任国民党政府委员、考试院院长等职。
〔12〕吴佩孚，参见本书《军阀统治下的中国》一文注〔2〕。
〔13〕五四运动，参见本书《革命救国论》一文注〔13〕。
〔14〕三大指一九二三年六月十二日至二十日在广州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的中心议题是讨论同孙中心领导的中国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问题。大会正确地估计了孙中山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民主主义的立场，以及使国民党改造成为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革命联盟的可能性，批评了怀疑国共合作的“左”倾观点和主张“一切工作归国民党”的右倾观点，并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同时保持共产党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这次大会为国共合作进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作了必要的准备。
〔15〕张国焘，参见本书《在延安欢迎会上的演说》一文注〔21〕。
〔16〕一九二五年孙中山去世后，国民党右派公开进行反革命分裂活动。十一月二十三日，邹鲁、谢持、林森等十余人，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召开会议，反对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通过反共、反苏、反对国共合作等议案。随后，他们在上海另立“国民党中央党部”，在北京等地设立地方党部，从事反共反人民活动。这批人被称为西山会议派。
〔17〕一九二四年，英帝国主义用大量金钱、军火支持广州大买办陈廉伯所控制的反革命武装组织商团，企图颠覆广东革命政府。八月，广东革命政府扣留了陈廉伯为组织武装叛乱而偷运的军火。陈指使商团向孙中山请愿，并在各省各地煽动罢市。十月十日，广州群众为庆祝辛亥革命举行游行，遭到商团枪击。参加游行的十六个团体成立了“工农兵学革命大同盟”，发表宣言，坚决要求解散商团，严惩凶手。在中国共产党、广大工农群众和国民党左派的影响和支持下，孙中山采取措施，调集黄埔学生军、工农武装及其他军队，在十五日消灭了这一反革命武装。
〔18〕陈炯明，参见本书《军阀统治下的中国》一文注〔15〕。
〔19〕中山舰事件，参见本书《论中国的法西斯主义——新专制主义》一文注〔16〕。
〔20〕独立团指一九二五年冬在广东肇庆成立的以共产党人叶挺为团长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该团以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为骨干，在北伐战争中，英勇善战，战功卓著。
〔21〕指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一九二七年二月，毛泽东曾将这篇文章送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但是陈独秀等右倾领导者不予发表。三月五日，这篇文章的一部分首先发表在中共湖南省委机关刊物《战士》第35、36期合刊上，其余部分在第38、39期上续登。三月十二日，《向导》发表了此文的一部分，当时在党中央主管宣传工作的瞿秋白主张全文刊完，被陈独秀等拒绝。四月，瞿秋白将此文交中共在武汉开办的长江书局以《湖南农民运动》为书名出版单行本，并为此书写了序言。
〔22〕指一九二七年六月十五日汪精卫在武汉发动的反革命政变。这年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后，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政府也日趋反动。六月十日，汪精卫同冯玉祥举行郑州会议，策划反共；十九日，冯又同蒋介石举行徐州会议，密谋蒋汪合作，共同反共。中国共产党在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指导思想的影响下，对国民党的阴谋不加戒备，没有准备应付突然事变。七月十五日，汪精卫公开与共产党决裂，随后封闭工会、农会等革命团体，大批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至此，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遭到失败。
〔23〕鲍罗廷（一八八四——一九五一），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是苏联政府派到广州革命政府的代表和国民党的政治顾问。一九二三年十月到广州。一九二七年七月武汉政府叛变后回国。
〔24〕叶挺、参见本书《论统一战线》一文注〔51〕。叶挺的部队指南昌起义前以独立团为基础组成的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二十四师和由独立团一部分骨干编成的第四军二十五师。叶挺当时任二十四师师长。
〔25〕南昌起义，参见本书《为庆贺朱总司令六十大寿的祝辞》一文注〔4〕。
〔26〕罗米那兹（一八九八——一九三四），苏联人。一九二七年七月下旬作为共产国际代表来中国。此时，武汉政府已经叛变革命，他参加了中共八七会议的领导工作。
〔27〕八七会议，参见本书《托洛茨基反对派在中国发生的原因及其前途》一文注〔6〕。
〔28〕张太雷（一八九八——一九二七），江苏常州人。一九二○年在北京参加共产主义小组。一九二五年在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并任苏联顾问鲍罗廷的翻译、中共广东区委常委和宣传部长。一九二七五月在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同年八月出席党的八七会议，被选为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后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十二月领导广州起义时牺牲。
〔29〕指斯大林一九二七年七月二十八日在苏联《真理报》上发表的《时事问题简评》、七月二十九日至八月九日在联共（市）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上演说以及九月二十七日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和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上的演说等。见《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298—325页，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斯大林全集》第10卷，第3—84页、第132—143页，人民出版社1954年出版。
〔30〕谭平山（一八八六——一九五六），广东高明人。一九二○年组织广州共产主义小组。在中国共产党的第三、第四、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历任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央组织部长、农民部长和武汉国民政府委员等职。一九二七年南昌起义时，是革命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同年十一月，在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被当时的“左”倾领导者开除党籍，后参与组织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即第三党）。抗日战争时期，反对蒋介石的卖国独裁政策。一九四八年参与组织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
〔31〕广州暴动是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在广州发动的反击国民党反革命势力的武装起义。十二月十一日，在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和叶挺、恽代英、叶剑英、杨殷、周文雍、聂荣臻领导下，驻广州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教导团联合广州工人、市郊农民，经过激战，占领了市内绝大部分地区。起义胜利后，成立了广州苏维埃政府。十二日，国民党反动军队在帝国主义战舰炮火的掩护下，向广州反扑。张太雷在战斗中壮烈牺牲。起义部队十三日被迫撤出广州。撤出的起义部队，分别与东江、湖南一带的革命武装结合，继续坚持武装斗争。
〔32〕六大，参见本书《托洛茨基反对派在中国发生的原因及其前途》一文注〔8〕。
〔33〕向忠发（一八七九——一九三一），湖北汉川人。一九二七年七月大革命失败后，任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一九二八年党的六大后，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一九三一年六月二十二日被捕叛变，二十四日被国民党枪杀。
〔34〕布哈林（一八八八——一九二八），一九○六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十月革命后曾任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一九二九年十一月联共（布）中央全会决定撤销其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职务。一九三七年被开除党籍，次年被处死，（一九八八年六月，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作出决定，为布哈林平反，恢复布哈林党籍。）
〔35〕陶里亚蒂（一八九三——一九六四），曾任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一九二八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一九八八年六月、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作出决定，为布哈林平反，恢复布哈林党籍。）
〔36〕米夫（一九○一——一九三八），苏联人。一九二八年任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兼莫斯科大学校长。一九三○年冬到上海任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在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上，由于他的支持，王明掌握了党的最高领导权。
〔37〕瞿秋白（一八八九——一九三五年），江苏常州人。一九二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党的早期领导人之一。在一九二七大革命失败后的紧要关头，主持召开八七会议，会后任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主持中央工作。一九二七年十一月至一九二八年四月犯过“左”倾盲动主义错误。一九三○年九月召开党的六届三中全会，纠正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在一九三一年一月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上，受到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分子的打击，被排斥于党中央领导机关之外。此后，在上海同鲁迅合作从事革命文化运动。一九三四年到中央革命根据地，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教育人民委员。一九三五年二月从江西往福建转移途中被国民党逮捕，六月十八日在福建长汀就义。
〔38〕王明即陈绍禹（一九○四——一九七四），安徽金寨人。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长江局书记。他是一九三一年一月党的六届四中全会至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前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内”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主要代表。抗日战争初期，又犯了右倾投降主义错误。他长期拒绝党的批评和帮助。六十年后堕落成为中国革命的叛徒。
〔39〕改组派是二十年代末期到三十年代初期国民党内部的一个派系。一九二七年七月武汉政府实行反共后，武汉汪精卫的国民党和南京蒋介石的国民党合流。后来，汪精卫、陈公博、顾孟余等不满蒋介石独揽权力，于一九二八年底在上海成立“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形成了国民党中的“改组派”。
〔40〕指一九三○年共产国际东方部作出的《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任务》、《中国共产党在职工运动中的任务（草案）》、《关于中国农民问题》、《关于中国苏维埃问题》、《关于中国苏区土地农民问题（草案）》、《关于中国苏维埃政权的经济政策（草案）》等六项决议案。
〔41〕何孟雄（一八九八——一九三一），湖南酃县人。中国早期北方职工运动的组织言之一，曾创建京绥铁路工会。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曾任中国共产党江苏省委员会委员、省委农民运动委员会秘书，抵制过李立三和王明的“左”倾错误。一九三一年在上海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牺牲于龙华。
〔42〕指一九三○年党的六届三中全会以后王明写的《两条路线》。这是一本宣扬“左”倾教条主义的小册子，一九三一年二月在上海出版，一九三二年在莫斯科再版，书名改作《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
〔43〕陈昌浩（一九○六——一九六七），湖北汉阳人。当时任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委员。
〔44〕宁都会议是中共苏区中央局一九三二年十月在江西宁都召开的会议。这次会议错误地批评了毛泽东提出的向敌人统治力量较弱、党和群众力量较强的赣东北发展的正确主张，而要求红军去夺取中心城市，争取江西首先胜利。会后，调毛泽东做政府工作，接着又撤销了他的红军第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的职务。
〔45〕罗明，一九○一年生，广东大埔人。一九三二年任中国共产党福建省委代理书记时，认为党在闽西上杭、永定等边缘地区的条件比较困难，党的政策应当不同于根据地的巩固地区。当时党内“左”倾错误领导者把这种意见说成是“悲观失望的”、“机会主义的、取消主义的逃跑退却路线”，并开展了所谓“反对罗明路线的斗争”。
〔46〕邓指邓小平，一九○四年生，四川广安人。当时任中共会（昌），寻（乌）、安（远）中心县委书记。毛指毛泽覃（一九○五——一九三五），湖南湘潭人。当时任苏区中央局秘书长。谢指谢唯俊（一九○七——一九三五），湖南丰阳人。当时任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委员，江西省军区政治部主任、中共乐安中心县委书记等职。古指古柏（一九○六——一九三五），江西寻乌人。当时任前委秘书长、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委员等职。他们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执行正确的防御路线，被党内“左”倾错误领导者指斥为“罗明路线在江西的创造者”，受到了错误的打击。
〔47〕李德（一九○○——一九七四），又名华夫，德国人，原名奥托布劳恩。一九三二年，受共产国际派遣来中国。一九三三年十月到中央革命根据地，担任中国共产党的军事顾问，实际上掌握红军的最高指挥权。第五次反“围剿”期间，他同当时党内“左”倾错误领导者在军事指挥上实行了一系列错误的战略战术，使红军受到重大损失。遵义会议前夕，他被取消了红军的最高指挥权。
〔48〕博古参见本书《论统一战线》一文注〔23〕。
〔49〕季米特洛夫（一八八二——一九四九），保加利亚人。一九二一年任工会国际中央理事会理事，一九三五年至一九四三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书记。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回国后，任保加利亚共产党总书记和部长会议主席。
〔50〕西安事变参见本书《悼张淮南先生》一文注〔2〕。
〔51〕第二次王明路线指抗日战争初期以王明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从苏联回国不久的王明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了《如何继续全国抗战与争取抗战胜利》的报告，系统地提出了右倾投降主义的主张。随后，在任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时，又擅自发表一些包含有原则错误的意见、宣言、决议的文章。他相信国民党超过相信共产党，对国民党的反人民政策让步，不敢放手发动群众斗争，不敢放手发展人民军队，不敢在日本占领区扩大抗日根据地，主张“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将抗日战争的领导权送给国民党。由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已经在全党占统治地位，王明的这些错误只在部分地区一度得到推行。一九三八年九月至十一月，中共中央召开了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进一步确立了全党独立自主地领导抗日武装斗争的方针和政策。
〔52〕见《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第2卷，第580—586页，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
当前世界局势的特点（一九六一年九月二十八日）
〖题解〗
这是在中共中央召集的民主人士座谈会上的讲话节录。原载《周恩来外交文选》。
〖正文〗
国际形势的发展，一天天有利于我们，这是可以肯定的。肯尼迪〔1〕上台以来，其所作所为的结果，反而不利于美帝国主义。今年四月三日，我在人大常委会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曾经指出，美帝国主义在世界上面临着五大矛盾，这就是它同本国人民的矛盾，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它同它的同盟国的矛盾，它同民族独立运动的矛盾，以及它同社会主义国家的矛盾。这五大矛盾，它都是无法解决的。
肯尼迪上台之后，想解救美帝国主义的经济危机，但他是始终走不出死胡同的。因为他发展军人生产，扩军备战，企图从战争中找出路，但是现在还不可能打世界大战。最近肯尼迪在联大的演说，尽管有战争威胁的成分，但是也可以看出，敢于打世界大战的可能性还小。军火不能吃，也不能穿，又不能用，生产的军火技术水平提高了，原来的东西就成了废物，这不是最大的浪费吗？现在美国国内五百万失业大军仍在继续增加，人民的购买力仍在继续降低；社会主义阵营和民族独立运动一天天发展壮大，美帝国主义的世界市场越来越狭窄，它是无法逃脱经济恐慌的。美国垄断资本之间，军火垄断资本同和平工业财团，也是互相竞争的。它同它的同盟国的矛盾也在发展。美帝国主义同亚非国家乃至拉美国家的矛盾也在一天一天发展。它同社会主义阵营的矛盾，是两个阵营、两种体系之间的根本矛盾。以上这些矛盾，它都不能解决。
现在矛盾的主导方面是世界各国人民，这是当前国际形势的特点。谁掌握了矛盾的主导方面，矛盾就要由谁来解决。当然，要彻底解决这些矛盾还是长期的事情，斗争还会有起伏，但是可以一个阵地、一个阵地地解决。两个阵营斗争的胜负，决定于社会主义阵营的强大和团结。其他矛盾的解决也决定于人民力量的强大。在今年四月三日人大常委会扩大会议上，我在讲话中曾经指出，四种力量的汇合，就是社会主义力量、民族独立运动力量、人民革命斗争力量和和平运动力量的汇合，决定着世界的命运。这也是去年莫斯科会议声明中所说的。这是现在世界局势的第一个特点，不管有任何起伏和挫折，这个趋势是不会改变的。
当前世界局势的第二个特点，是美帝国主义玩弄反革命的两手。这次肯尼迪在联大暴露得更清楚了，公开表明，美国是假和平、真备战。但是，从肯尼迪的讲话中也可以看出一个问题。毛主席在十年以前就说过，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阵营是防御还是进攻呢？在一定意义上说，是防御不是进攻。当然，如果社会主义阵营分裂了，削弱了，帝国主义觉得有机可乘，它会是进攻的。如果我们的阵营是牢不可破的，是巩固的，强大的，它就会是防御的了。所以，马尼拉条约〔2〕也好，中央条约组织〔3〕也好，北大西洋公约〔4〕也好，都是防御性质的。肯尼迪最近在联大的讲话就是带防御性的。他承认核战争不能打，他说要么核武器结束人类，要么人类结束核武器。他这种讲法，当然有讹诈的一面，但是也不能不产生另外的影响，因为他的讲话，他本国人民首先读到，这就不能不影响美国人民。前些年，美国的国防部长福莱斯特不就是因为害怕核武器战争而跳楼自杀了吗？肯尼迪在联大的演说中，说了一连串骗人的话，他说要停止核武器试验，要全面裁军等等，但同时他又要搞有限战争。西柏林弹丸之地，美国非占不可，对老挝也在争。这是因为它把中间地带看做是自己的防线。毛主席说，美国的这种做法，是想把我们社会主义阵营“钙化”起来。这当然是它的梦想。我们说它对社会主义阵营是防御的，当然，并不排除它可能冒险。帝国主义终归是帝国主义，总有一批冒险分子，想在战争中找出路，尽管世界在变，但是他们却仍然想走老路。美帝国主义有冒险性，也有软弱性，我们必须认清它的两面性。美国的软弱性，是由于人民的力量大于统治阶级的力量，而且在某些技术方面美国落后于苏联。杜勒斯〔5〕搞边缘政策，打到边缘就不敢再打了。肯尼迪比杜勒斯进了一步，要打局部战争，但是世界舆论一反对，国内人民一反对，就停一下，这说明美帝的软弱。
当前世界局势的第三个特点，是禁止核武器的可能性在增长。毛主席早在一九四五年就说过：如果原子弹发展起来，许多国家都有了，原子武器战争就打不起来。这次蒙哥马利〔6〕在中国访问期间，曾向我说：如果核武器不是由少数国家垄断，大家都搞，核战争就打不起来了。他还问我们核武器到底什么时候能搞出来。我说大家都在搞，我们当然也要搞。如果能够禁止核武器，我们很高兴，但是在禁止之前，我们还是要搞的。至于什么时候搞出来，我回答他：日子很难算，你也很清楚，这不是下个命令就能限期搞出来的。但是我们总是要搞的。现在美国要和苏联达成禁止核试验的协议，美国的盟国法国就不听它那一套，跟它闹别扭，因为法国不是核俱乐部的成员。现在日本、西德在搞，印度也要搞。大家都搞，核武器战争的可能性就小了。美国有人说，可以搞一种干净的核武器，将来打起来，只杀伤人，物质仍然存在。这是笑话。人不存在了，垄断资本家剥削谁呢？怎样取得超额利润呢？谁来创造剩余价值呢？垄断资本家也要计算计算。因此，搞核武器的国家越多，禁止核武器的可能性就越大，推迟世界大战的可能性也就越增长。打世界大战无非是两种情况，一种是核武器战争，一种是禁止使用核武器的战争，像第二次世界大战禁止使用毒气一样。现在看起来，禁止核武器的可能性在增长。因此，我们有争取一定时间进行和平建设的可能性。我们应该努力争取。
肯尼迪上台后主张打有限战争，这一点同杜勒斯不同，杜勒斯认为局部战争可能引起世界大战，肯尼迪则宣传局部战争有可能避免世界大战。阿尔及利亚打了几年〔7〕，到现在也没有发展成为世界大战。在台湾、老挝、古巴都试过了，确实没有发展成为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炮声在世界上从未间断过，但是并没有发生世界大战。肯尼迪政府主张打有限战争，是为了增加美国的军火输出，为了刺激军火生产，为了扩大军事条约。不管它找出多少理由来说明有限战争如何对它有利，但是有限战争的结果总是壮大了人民力量，削弱了帝国主义力量。因为局部战争总是在中间地带〔8〕打，将来也可能发生帝国主义与帝国主义间接的局部战争。在刚果、阿尔及利亚、老挝和古巴都发生过或正在打局部战争，这些地方都是中间地带。中间地带受到局部战争的破坏，人民就要起来反抗。因此，局部战争总是要削弱帝国主义力量，增强人民革命斗争力量。老挝的局部战争，结果是谁的力量发展了？还不是爱国战线党的力量发展了？苏发努冯〔9〕逃出来的时候，寮国战斗部队只有一个营，那时如果美国不发动局部战争，美国的影响可能大得多。但是，美国发动了局部战争，结果壮大了爱国战线党的力量。不仅如此，在东南亚还壮大了南越人民革命斗争的力量。肯尼迪现在着急了，这怨谁呢？还不是他自己造成的？
总起来说，当前世界局势的特点是：矛盾的主导方面在世界各国人民，五大矛盾的解决在于四种力量的汇合；
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阵营是防御的：不排除帝国主义可能冒险，同时又要看到它的软弱；禁止核武器的可能性在增长，推迟世界大战的可能性也在增长，但有限战争即局部战争却不可避免。
〖注释〗
〔1〕肯尼迪（一九一七——一九六三），美国民主党人。一九六○年十一月八日当选为美国总统。一九六三年在竞选中遇刺身亡。
〔2〕马尼拉条约，参见本书《坚决反对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一文注〔12〕。
〔3〕中央条约组织，原称巴格达条约，即伊拉克同土耳其于一九五五年二月在伊拉克首都巴格达签订的《伊拉克和土耳其间互助合作公约》。英国、巴基斯坦和伊朗同年相继加入，美国也以观察员身份参加。巴格达条约组织是西亚地区性的军事联盟组织。条约的主要内容是：缔约国为了“安全和防御应进行合作”；阿拉伯国家联盟的任何盟员国或“积极关心本地区的安全和和平”的国家得加入本公约；在有四国成为本公约缔约国时，即成立常设理事会等。一九五九年三月二十四日，伊拉克宣布退出。同年八月改名为中央条约组织。美国又以观察员身份参加该组织的常设委员会。一九七九年三月，伊朗、巴基斯坦、土耳其三国先后宣布退出。根据同年四月美、英、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四国代表的决定，该组织于一九六九年九月二十八日解散。
〔4〕北大西洋公约是一九四九年四月四日美国、英国、荷兰、比利时、卢森堡、意大利、葡萄牙、加拿大、丹麦、挪威、冰岛等国在华盛顿签订的军事同盟条约。其主要内容是：缔约国实行“集体防御”；任何缔约国同他国发生战争时，必须给予援助，包括使用武力。一九四九年八月条约生效时，成立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总部先设在伦敦、巴黎，一九六七年迁至布鲁塞尔。土耳其和希腊于一九五二年，联邦德国于一九五五年，西班牙于一九八二年先后成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成员国。
〔5〕杜勒斯，参见本书《今天国际上的主要矛盾是战争与和平问题》一文注〔7〕。
〔6〕蒙哥马利（一八八七——一九七六），英国前总参谋长，陆军元帅，子爵。一九六○年、一九六一年，曾两次访问中国。
〔7〕这里指阿尔及利亚人民为反对法国殖民主义所进行的民族解放战争。从一九五四年十一月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发动武装起义起，至一九六二年七月三日正式宣布阿尔及利亚独立，先后进行了近八年的民族解放战争。
〔8〕中间地带指二次大战结束后一段时期内，介于美国和苏联之间的极其辽阔的地带。这个地带分为：第一中间地带，包括亚、非、拉国家和地区；第二中间地带，包括欧洲、大洋洲、日本、加拿大等资本主义工业发达国家。
〔9〕苏发努冯，一九○九年生，前老挝副国王汶孔亲王之子。一九五六年任老挝爱国战线主席，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任第一次联合政府公共工程和经济计划大臣。一儿五九年七月被捕，一九六○年越狱回到桑怒解放区。一九七五年十二月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成立后曾任国家主席、最高人民议会主席。
辛亥革命五十周年（一九六一年十月九日）
〖题解〗
这是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三届全国委员会举行的纪念辛亥革命五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节录。全文发表于一九六一年十月十日《人民日报》。
〖正文〗
辛亥革命〔1〕，推翻了清朝统治，结束了我国二千多年来的君主专制制度，使人们在精神上获得了空前的大解放，为以后革命的发展开辟了道路。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在这里，我们向当时为中国革命事业披荆斩棘、抛头颅、洒热血的先行者们表示崇高的敬意！
辛亥革命是在孙中山先生的号召下发生的。孙中山先生是伟大的革命家，是杰出的民主主义者，他在这次革命中起了重大的作用。在这里，我们向孙中山先生表示崇高的敬意！
辛亥革命，是中国资产阶级领导的一次旧式的民主革命。这次革命是不彻底的，它没有完成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封建主义的革命任务。我国民主革命的历史，说明了在帝国主义时代，没有无产阶级的领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不能取得彻底胜利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是行不通的。
孙中山先生的一个重要特色，就是能够通过革命实践，吸收经验教训，使自己的思想不断地向前发展和进步。在伟大的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后，中国发生了五四运动，产生了工人阶级先锋队的组织中国共产党，进入了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孙中山先生不顾反动势力的阻挠，毅然接受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帮助，采取了联俄、联共和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这是一个伟大的不朽的功绩。
孙中山先生逝世以后，蒋介石叛变了孙中山先生，叛变了革命。中国共产党人继续高举革命的大旗，同一切忠于孙中山先生革命事业的人们团结一起，同全国各民族、各阶级、各阶层的一切革命力量团结一起，把中国的革命事业进行到底。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指导下，经过了长期的艰苦的奋斗，终于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打败了美帝国主义支持的国民党反动派，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取得了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建立起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作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从此站了起来，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
我们感到高兴的是，我们不仅完成了辛亥革命的英雄们未完成的事业，实现了一百多年来中国许多仁人志士梦寐以求的伟大理想，而且已经使我们这样一个六亿五千万人口的伟大国家，走上了社会主义发展的康庄大道。
我国人民正在努力建设自己的社会主义新生活。我们已经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胜利，并且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我们的国家正在蓬蓬勃勃地向前发展。
〖注释〗
〔1〕辛亥革命，参见本书《革命救国论》一文注〔10〕。
说真话，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一九六二年二月三日）
〖题解〗
这是在中共中央扩大的工作会议福建组会上讲话的第四个问题：检讨的目的。原载《周恩来选集》下卷。
〖正文〗
我们检讨的目的，是为了增强团结。这里，最重要的是毛泽东同志讲的实事求是，也就是说真话，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
这几年来，党风不纯，产生了浮夸和说假话的现象。我们要提倡说真话。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要大家讲真话，首先要领导上喜欢听真话，反对说假话。如果你乱压任务，结果像同志们所说的，他就会准备两本帐，揣摩一下才讲，看你喜欢听什么再讲什么。这的确是一个党风问题。大家都说假话，看领导的颜色说话，那不就同旧社会的官场习气一样了吗？你们反映的情况我听起来觉得很痛心。你们说假话当然不对，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压你们。从现在起，不要乱压任务、乱戴帽子了。要提倡讲真话，即使是讲过了火的也要听。唐代皇帝李世民，能听魏征〔1〕的反对意见，“兼听则明”，把唐朝搞得兴盛起来。他们是君臣关系，还能做到这样，我们是同志关系，就更应该能听真话了。
鼓真劲。有的劲就不是真劲。像你们所说的两个工厂，一个厂踏踏实实地干，说他“没劲”，“冷冷清清”，一个厂在那里造假，却说他是“轰轰烈烈”。这是庸俗地理解了毛泽东同志讲话的精神。毛泽东同志说，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因为有上游，你才争上游。主观能动性要和客观可能性结合起来。我们提倡鼓干劲，不是鼓假劲，而是鼓真劲。鼓干劲也要实事求是，有的就是鼓假劲。比如有的提倡苦干几天几夜，过年也不休息。你在那里鼓劲，他就苦战，你走了，劲也没有了，他照样休息，照样过年。
做实事。做了实事，就有实效，否则强迫命令，就会搞一些不实在的东西。这几年《人民日报》宣传了许多不恰当的口号，如拔白旗〔2〕等，他们已经做了检讨。我在这几年也开过几次大会，发了不少奖状，如果表扬的事迹是假的，你就把“奖状”摔掉。我们要做实实在在的事，做实事，收实效，才会对人民有利。
说真话，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这四句话归纳起来就是：实事求是。实事求是是一句成语，毛泽东同志做了新的解释，它代表了毛泽东同志的一个根本思想。这四个字，话虽简单，却包含着丰富的内容。如何做到实事求是？首先要通过认真的调查研究。要调查研究得好确实是不容易的，因为现在已经有四年的浮夸风气，不易一下子改变过来。少奇同志去年回湖南家乡，开始群众不敢讲真话，有人封锁了真相。我也曾到一个地方搞调查，去之前，先派了办公室的同志去，后来发现反映的材料与实际情况还是有出入。你要了解真实情况，就要与老百姓平等相待。在战争年代，我们与老百姓住在一起，天天见面，不分彼此，和群众的关系很密切。现在就不一样了。比如我参加你们这个会议，一进会场，你们就站起来鼓掌，我就不舒服，但是又不好阻止你们。昨天下午你们没有鼓掌，我心里就很舒畅。因为有了那么一些形式，就显得不那么亲切，不是平起平坐，而是隔了一层。当然这一层不是一道墙，是一张纸。你们也都是老革命了，参加革命都有十几年、二十几年了，为什么还会产生这个隔阂呢，我想就是因为国家大了，“官”大了，和根据地的情况不一样了。所以你们鼓掌，我心里就不安。现在造成的这种形势，一定要改变，下决心改变。要搞好调查研究，就要真正联系群众。
我们要发扬民主，恢复和加强党内正常的民主生活。在战争年代，军队讲民主，就能打胜仗。规模最大的是解放战争，那时军队也最讲民主，仗怎么打法，作战方案怎么定，允许连队讨论，提出意见。这是毛泽东同志的创造，也是全军的创造。军队能够讲民主，为什么党内不能讲民主呢？我以为要按党章办事。少奇同志在七大做的修改党章报告，小平同志在八大做的修改党章报告，都讲到党内民主生活问题，但这几年有的同志把它搁到一边去了。
当然有些事情是中央带的头。比如开电话会议，是中央先开的，以后一层一层开下去，电话会议又无法讨论，只能层层下压，这是不对的。少奇同志和小平同志的修改党章报告，对党内民主生活都有过说明。乱斗争行吗？不行。
随便撤职，随便开除党籍，随便捕人、打人，都是不行的。
当然有些是属于违法乱纪性质的，这不只是党内问题了。
违犯了国家法律的，要按国法处理。
我们党内正常的民主生活要尽快恢复起来，毛泽东同志的建党思想要恢复起来，现在被搁在一边的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通通都要恢复起来。党内要有正常的民主生活，要实事求是，要按照党章办事。
〖注释〗
〔1〕魏征（五八○——六四三），唐初政治家。唐太宗在位时，任谏议大夫和秘书监等职。他敢于直言进谏，说过：”兼听则明，偏信则暗。”
〔2〕在一九五八年开始的“大跃进”过程中，由于“左”倾思想的影响，曾把一些坚持实事求是，反对浮夸的人，以及一些所谓具有资产阶级学术观点的人都作为“右倾保守思想”的反面人物，作为“资产阶级白旗”加以批判、斗争甚至处分。当时把这种作法叫做“拔白旗”。一九六二年四月，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要求为在“拔白旗”、“反右倾”等运动中被错误地批判和处分的人进行甄别平反。
论知识分子问题（一九六二年三月二日）
〖题解〗
这是对在广州召开的全国科学工作、戏剧创作等会议代表的讲话。同月二十六日、二十八日，周恩来同志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做的《政府工作报告》，进一步阐明了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时期的地位和作用，明确肯定了我国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原载《周恩来选集》下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