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吴佩孚（一八七四——一九三九），山东蓬莱人，北洋军阀直系首领之一。一九一八年反对皖系首领段祺瑞的“武力统一”政策，主张南北议和。五四运动时，曾以“爱国军人”姿态，通电反对在巴黎和约上签字。一九二○年联合奉系推翻段祺瑞政府，随后曾与苏俄政府建立联系。一九二二年将奉系逐出关外后，支持曹锟控制北京政府。一九二三年残酷镇压京汉铁路工人运动。一九二六年所部在湖北被北伐军击溃。
〔3〕段祺瑞（一八六五——一九三六）北洋皖系军阀首领。安徽合肥人。一八九六年协助袁世凯创办北洋军，曾任江北提督等职。一九一二——一九一六年历任北京政府陆军总长、参谋总长和国务总理。袁世凯死后，他在日本帝国主义支持下，以国务总理把持北洋军阀政府。一九二○年被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打败下台。一九二四年直系政权垮台，段被奉系及冯玉祥推为北京临时政府执政。一九二六年屠杀北京爱国群众，造成三一八惨案。同年四月又被冯玉祥驱逐下台。
〔4〕张作霖（一八七五——一九二八），北洋奉系军阀首领。辽宁海城人。一九一六年起任奉天督军、东三省巡阅使等职。一九二四年打败直系军阀后，他的势力伸入关内。一九二六年又联系直系军阀吴佩孚入据北京。后来和日本帝国主义发生利害冲突，一九二八年六月在退回东北的路上，被日本关东军预埋炸弹炸死。
〔5〕黎元洪（一八六四——一九二八），北洋军阀政府总统。湖北黄陂人。北洋水师学堂毕业。随德国教官训练湖北新军，曾任第二十一混成协统领。在新军中多次破坏湖北革命党人的活动。一九一一年武昌起义后，被迫出任军政府鄂军大都督。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时当选为副总统。袁世凯篡政后，又伙同袁镇压革命。一九一四年袁世凯解散国会，篡改约法，设参政院，他被任为院（议）长。袁死后，由副总统继任大总统，与国务总理段祺瑞发生府院之争。段利用张勋将他驱走，由冯国璋代理大总统。一九二二年受直系军阀支使，复任总统。次年被直系军阀驱走。
〔6〕曹锟（一八六二——一九三八），北洋直系军阀首领。直隶天津（今天津市）人，北洋武备学堂毕业。清末为袁世凯北洋第三镇统制。辛亥革命后，历任北洋军第三师师长、直隶督军、直鲁豫三省巡阅使。在英美帝国主义支持下，与吴佩孚同为直系军阀首领。一九二三年第一次直奉战争打败奉系后，曹锟以五千银元一票的价格收买国会议员五百九十人，被选为大总统，世称贿选总统。一九二四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时，被囚禁，后直奉两系联合，获释。
〔7〕袁世凯（一八五九——一九一六），北洋军阀首领，河南项城人。清末曾任山东巡抚、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等职。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时，出任清政府内阁总理大臣。一九一二年在英、美、日等帝国主义国家支持下，窃取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职务，组织了代表大地主，大买办阶级的第一个北洋军阀政府，对内专制独裁，对外投降卖国。一九一五年五月接受日本企图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同年十二月称帝，一九一六年三月在全国人民的反对下被迫取消帝制，仍称大总统。六月六日在全国人民声讨中，忧惧而死。
〔8〕一九二三年曹锟公开贿选总统工作逐步展开，直隶省长王承斌想出一个“捉财神”的办法，派出密查员二十余人，分赴各地逮捕了制造金丹、白丸的制毒犯百余人，把他们解到天津来，组织特别法庭审理。选择其中无力缴款的“小鱼”数人枪决示威，其余则令缴纳数千元至数万元予以释放。
〔9〕临城案指临城劫车案。一九二三年五月五日夜，土匪孙美瑶在山东临城（今枣庄）至沙沟站抢劫由浦口开往天津的客车，将车上行李财物悉数抢去后，把二百余名旅客（内二十六名外国人）虏至峄县（今枣庄）抱犊崮，作为“肉票”。帝国主义乘机对北洋政府进行要挟，扬言出兵干涉和“共管中国”。曹锟政府向帝国主义屈节谢罪，允许外国人干涉中国路政，并将山东第六混成旅长兼兖州镇守使何峰珏革职查办，收编匪兵而“和平”解决。
〔10〕顾维钧是当时的中国驻美公使，也是参加一九一九年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团成员之一。
〔11〕赵恒惕，湖南湘潭人。清举人。曾肄业武备学堂，继入日本陆军仕官学校炮兵科学习。一九一六年任湖南第一师师长，不久任湖南水陆军总司令。一九二一年任湖南省长。一九二三年前后，镇压湖南地区农民运动，破坏农会。
〔12〕王克敏（一八七三——一九四五），浙江杭县人。北洋军阀政府时期历任中法实业银行总经理、中国银行总裁、财政总长等职。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在日本帝国主义指使下，成立伪华北临时政府，任行政委员会委员长，后又两度担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胜利后被捕，畏罪服毒自杀。
〔13〕一九○一年辛丑条约签订，帝国主义向中国勒索四亿五千万两白银的巨额赔款，按当时中国人口计算，平均每人摊派一两白银。欧战后，法国金融混乱，通货膨胀，法郎暴跌，纸币一法郎只值现金三分之一。按一九○五年换文规定的赔款偿付方法，中国用较少的银两，即足偿付法国之庚款。但是，法帝国主义以恢复中法实业银行为诱饵，炮制了所谓金法郎案。法国根本没有金法郎这种货币，如果按照金法郎偿付，中国将损失关银六千二百多万两。紧随着法国之后，美、比、意等国也向中国提出照会，要求各国赔款一律按硬金计算。在帝国主义的联合压力下，一九二三年十一月十二日曹锟任命与金法郎案有密切关系的王克敏为财政总长，打算秘密承认此案，不再提交国会审议。由于全国人民和“反直同盟”再接再厉地发出反直的呼声，曹锟不敢一意孤行。此后，北京当权人物再也没有人敢于出面来主张承认金法郎案了。
〔14〕孙传芳（一八八五——一九三五），山东历城人。北洋直系军阀。一九二四年江浙战争爆后，驱逐了皖系卢永祥，任浙江军务善后督理兼闽浙巡阅使。一九二五年又起兵驱逐了苏皖等地奉系势力，称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总司令，成为直系后期最大的军阀。一九二六年镇压上海工人的武装起义。同年冬其主力在江西的南昌，九江被北伐军打垮，后投奔奉系军阀张作霖，任安国军第一军团长。一九二七年八月率部渡江反扑，在南京龙潭被国民党军打败。一九三五年在天津被刺死。
〔15〕陈炯明（一八七八——一九三三），广东军阀。广东海丰人。一九一一年参加辛亥革命，被推为广东副都督，后任都督。一九一七年任援闽粤军总司令。一九二○年驱逐桂系军阀莫荣新，任广东省长兼粤军总司令。一九二二年六月，勾结英帝国主义和直系军阀，背叛孙中山。一九二三年被粤军许崇智击败，率部退守东江。一九二五年所部被广东革命军消灭。
〔16〕沈鸿英（一八七四——一九三八），桂系主力之一。广西雒容（今鹿寨人）。一九二一年乘孙中山讨伐陆廷荣之机，宣布自治，所部称“救桂军”，欲取陆廷荣而代之。阴谋败露后，退入湖南，投靠吴佩孚。一九二三年逐走陈炯明后，再次背叛孙中山，进攻广州大元帅府，一九二四年二月被击败请降，率残部返桂。
〔17〕阎锡山（一八八三——一九六○），山西五台人。辛亥革命时任山西都督，从此长期盘踞山西，依违于北洋军阀皖、直、奉三系之间，投机自保。九一八事变后，支持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并阻挠中国工农红军开赴抗日前线。抗日战争结束后，积极参加蒋介石的反人民内战。一九六○年死于台湾。
〔18〕孙宝琦（一八六七——一九三一），浙江杭州人。一九一三年——一九一四年三月连任熊希龄、徐世昌内阁的外交总长，一度兼任国务总理。一九二四年一月任国务总理兼外交委员会委员长。
〔19〕唐绍仪（一八六○——一九三八），广东香山（今中山）人。辛亥革命时代表袁世凯参加南北议和。一九一二年三月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他任国务总理，六月辞职。一九一七年参加护法军政府，一九一九年任护法军政府代表，与北洋军阀政府代表朱启钤在上海议和。此后任国民党政府的国府委员、西南政务委员会委员兼中山县长。一九三八年在上海被刺死。
〔20〕一九一七年六月张勋入京解散国会，驱走总统黎元洪，拥清废帝溥仪复辟。七月，段祺瑞借助全国人民反复辟的声势，在日本的支持下，组成“讨逆军”，自任总司令。三日在天津附近的马厂“誓师”，宣布讨伐张勋。十二日讨伐军五万余人沿京津、京汉两路分兵进攻北京，张勋兵败。段以“再造民国”的“功臣”，复任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重掌政权。
〔21〕齐燮元（一八七九——一九四六），直隶宁河（今属天津市）人。直系军阀，曾任江苏督军、苏皖赣巡阅使等职。一九二四年与盘踞浙江的皖系军阀卢永祥混战获胜。同年因直系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失败，被北洋军阀政府免职。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投敌，配合日军“扫荡”，残杀中国人民。抗战胜利后被捕，一九四六年枪决。
〔22〕何丰林，山东平阴人。原为袁世凯新军教练官，一九二三年任浙江宁台镇守使。一九二四年九月江浙战争爆发，任浙沪联军第一军司令。一九三五年左右任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首席参议。
〔23〕卢永祥（一八六七——一九三三），山东济阳人。原系曹锟旧部，后投靠段祺瑞，成为皖系干将之一，曾任北洋军师长和淞沪护军使。一九一九年任浙江督军，一九二二年标榜“废督裁军”，改称浙江军务善后督办。一九二四年因争夺上海地盘与江苏督军齐燮元发生战争（江浙战争），兵败下野。第二次直奉战争后，段祺瑞上台，被任命为苏皖宣抚使，借奉系军力逐走齐燮元，占据江苏，后又被奉系排挤下台。
〔24〕这里指的是西南军阀，即四川的熊克武、但懋辛，云南的唐继尧和贵州的刘显世。
〔25〕中国国民党是孙中山创立的政党。一九○五年，孙中山领导的兴中会与华兴会、光复会联合组成同盟会，由孙中山任总理。同盟会领导了辛亥革命。一九一二年同盟会联合四个小党派改组为国民党，和北洋军阀袁世凯实行妥协，基本上成了官僚政客集团。一九一四年，为了反对袁世凯的统治，孙中山领导一部分国民党员组织中华革命党，一九一九年十月，又改为中国国民党（简称国民党）。一九二四年一月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孙中山改组了中国国民党。改组后的中国国民党接受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主张，重新解释三民主义，确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从而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并依靠这一合作进行了北伐战争。一九二七年四月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国民党变成为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动集团。
革命救国论（一九二四年二月十五日）
〖题解〗
这是在旅欧期间写的，刊于一九二四年二月十五日出版的《赤光》第二期。原载《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
〖正文〗
国的界限，自从各民族间开始商业交通后，各个统治阶级，遂都用它作成对内号召统一、对外兼并他国的武器。及资本主义勃兴，各国的资产阶级更是挟其方兴之势，运用这个武器——国——对内压迫被统治阶级的一切反抗和革命，对外抵御强敌并凌辱那产业未曾发达的各弱小民族。于是，全世界凡经资本主义铁蹄所践踏的地方，概都形成了同样的两大阶级：一是压迫阶级，一便是被压迫阶级。
压迫阶级是以各强国的资产阶级为中心，各产业落后国的封建军阀只不过是他们的爪牙；至被压迫阶级即工业先进国中的无产阶级和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弱小民族，都是站在同一被剥夺被欺凌境地的。且在他们中间，以经济地位论，不说无产阶级，便是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小资产阶级，也都为国际资本帝国主义侵略压迫之故，迟早都要走入无产阶级队伍中来。所以全世界的被压迫阶级，若是看明白了此事，正宜速行运用这个国的利器来攻打敌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弱小民族要群起来做国民运动，推翻国际帝国主义，工业先进国的无产阶级要日夕图谋阶级争斗，以便打倒国内资本主义；同时更应联合起来一齐向压迫阶级进攻，也正如压迫阶级以国际的资本进攻被压迫阶级而不分国界的一样，而且当着他们自己引起不可免的国际战争时，被压迫阶级的解放日子便到了。只要弱小民族的国民力量胜过一时的侵略者，无产阶级的团结力胜过当时的统治者，则一个革命的爆发，也成了自然之势。前者的例子是土耳其〔1〕，后者便是俄罗斯。而俄、土在土耳其国民运动中的相互关系，更足证明全世界被压迫阶级实有联合的必要和可能，且世界革命的伟大工作，也正要在这个联合中期待实现。
至我们中国呢，凡是稍明事理、稍识事实的人，大都能承认中国已夷为列强的半殖民地，非革命不足以图存了。且就世界的情势、国际的地位来说，弱小的民族若不从国民运动企图国民革命入手，而仅右倾于振兴实业图谋救国，或竟“左”倾于毁坏一切自由行动，则结果转不过为在其国内无可发展的列强资本主义延长其遁在尾闾的生命而已。有志气而不甘堕落的中国人，何能忍此！
革命是无疑而且确定了！但我们须看清我们的敌人和我们国民革命的势力究竟何在，且谁又是我们真实的友人。
我们的敌人，帝国主义的列强——特别是英、美、日、法——自是我们最大的仇雠。他们挟其工业先进国的机械力，奴役了我们农业国的散乱民众，掠夺我们的原料，强销他们的货物，以金钱诱惑中国的军阀官僚，于是借款约成，继海关共管、邮政代管后，有盐税共管、铁路共管、江河共管，驯至全部财政共管，乃便要完全实现共管中国了。但不有内贼，外贼何能张牙舞爪地一无忌惮！要不是清廷昏庸，庚子之变〔2〕何致损失如斯之巨！袁世凯〔3〕若不急图帝制，“二十一条”〔4〕何致签成！段祺瑞〔5〕苟非志在卖国，中国人民的肩上何致压上一笔巨大的参战借款！曹锟〔6〕、吴佩孚〔7〕若不是一志在总统，一志在武力统一维持什么北洋正统，又何致开门揖盗，自华盛顿会议〔8〕席上迎来些自家承认的太上政府！陈炯明〔9〕果非志在排斥国民革命领袖，又何致勾结英国香港政府，延长广东内部的战祸至今未熄！有了这一干图私的新旧军阀——封建余孽——再加以专做牵线人的外交系，做掮客的洋行买办和趋炎附势的滥官僚，于是卖国的勾当乃越发做得兴旺，而帝国主义的列强亦遂特加他们以青睐。有时几个帝国主义者吃起醋来，或是几个军阀恃宠而骄，于是军阀相互间的战争，乃遂在列强的嗔笑中一来一往，而中国人民遂匍伏在枪弹底下讨生活了。总之，他们的罪恶祸害是数不尽的，我们只要认清这全是国际帝国主义者从中作祟，我们便能找到我们共同的敌人，而且相信，他们进攻我们——全中国民众——是永远站在同一战线上的。
我们既做国民运动，我们必须先认清国民革命的势力，然后才能有团结之可能。在中国，民主革命的工作已有二十多年的历史了，而且辛亥革命〔10〕又曾将共和招牌挂张起来，但我们如要从中找出一派可靠的革命势力，则我们相信只有海外华侨可足当得起一支革命的主力军。因为只有他们接触国际帝国主义强盗为最早，故他们希望一个必须保护侨民的民治国来做他们海外发展的后援，乃属当然的需要。无论入保皇党〔11〕或同盟会〔12〕，其心理上的希望皆属一样，不过清廷政治的教训使他们倾向革命的心易于胜过改良的错误观念就是了。第二派革命势力直至一九二二年香港海员罢工时起，始渐渐从工人阶级队伍中涌出，一年多的膨胀，至一九二三年“二七”京汉工人大流血后，北方的劳动势力，虽稍受一时挫折，但全中国的劳动阶级——特别是交通机关、矿山、工厂常与列强资本势力接触，备受中国军阀凌辱的中国劳动阶级——终将为国民革命中一派最可靠的主力，这是毫无疑义的。第三派中国的知识界，自从五四运动〔13〕后，顿呈活气，中间虽因受新文化运动中的恶影响消沉了两三年，但近一年来又复现出蓬蓬勃勃的朝气，其中尤以青年学生为最能无所忌惮地反对列强，反对军阀。第四派便是新兴的工商业家，依他们现时的阶级地位论，自然很难单独去号召一种革命，虽说是他们也渐觉悟到军阀不打倒，列强不赶开，他们的工商业是万难独立振兴的，除非他们甘于卖国，甘与外人合办。但他们中间的开明分子也渐能与革命派表同情了，自己也知要起来过问政治，这不能不说是好的现象。而不久的将来终会有一部分人来走入救国的革命队中。第五派革命势力现在方在酝酿期中，这便是庞大的农民阶级。农民的势力果成与否，全视努力之人多寡为断；至农民本身，国际强盗之为害，他们或还感觉较少，但军阀的祸国殃民，他们已是确信无疑了。
上述的五派是中国国民运动中最值得注意的革命势力。若能合此五派的革命分子于一个革命的政党统率之下，则国民革命的成功，必不至太为辽远。在历史的使命上说，中国国民党〔14〕是负有这个革命统率之责的。过去它因为忽略了革命势力真实的存在和各派的经济地位，以致革命十二年，不但新的革命势力未能集中到国民党旗帜之下，便是国民党唯一的后援海外华侨也有动摇之虞，这不能不算是国民党至大的失计。
我们知道国民党近来已起首改组了，我们且深信此次改组后必有可观。但我们所最切望而且不惮重复申说的，便是国民党今后当注意于国民运动中五派可靠的革命势力之发展团结和引导，千万再不要误认新旧军阀的四派势力〔15〕之调和可以得到那骗人的和平统一！
最后，我们要说道，在国民革命运动中我们可引为友之国，自不外与我们立在同一境地下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弱小民族和无产阶级之国的苏联俄罗斯。这些，我们是要与他们以统一前敌的国际联合来企图世界革命而促成我们国民革命成功的。
如此，我们才不致染上旧日列强所运用的国的武器的祸害，而能使我们革命救国的主张发现了新的意义，人类历史上展开了新的记录。
〖注释〗
〔1〕这里是指由穆斯塔法·基马尔领导的土耳其民族解放运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土耳其政府追随德奥帝国主义集团，使土耳其经济遭到严重破坏，社会矛盾加剧。战败后，英、法、意等帝国主义国家瓜分土耳其，更激化了民族矛盾。一九一九年，以穆斯塔法·基马尔为代表的土耳其民族商业资产阶级，领导人民进行反帝民族解放斗争并取得胜利，于一九二三年成立了土耳其共和国。土耳其人民在这一斗争中，得到列宁和苏俄政府的同情和支持。一九二○年苏俄政府承认基马尔建立的安纳托利亚民族政权，次年三月又签定了苏俄土耳其友好条约。
〔2〕庚子之变即八国联军攻陷北京的事变。一九○○（庚子年），英、美、法、德、俄、日、意、奥八个帝国主义国家，为了镇压义和团的反帝爱国运动，瓜分中国，借口清政府“排外”，组成侵华联军，于八月十四日攻陷北京，大肆烧杀抢掠，践踏中国主权。腐败无能的清政府，于同年十二月全盘接受各帝国主义国家提出的《议和大纲》，并于次年九月，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
〔3〕袁世凯，参见本书《军阀统治下的中国》一文注〔7〕。
〔4〕二十一条，参见本书《大西洋上之太平洋问题》一文注〔3〕。
〔5〕段祺瑞，参见本书《军阀统治下的中国》一文注〔3〕。
〔6〕曹锟，参见本书《军阀统治下的中国》一文注〔6〕。
〔7〕吴佩孚，参见本书《军阀统治下的中国》一文注〔2〕。
〔8〕华盛顿会议，参见本书《大西洋上之太平洋问题》一文注〔1〕。
〔9〕陈炯明，参见本书《军阀统治下的中国》一文注〔15〕。
〔10〕辛亥革命是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同盟会所领导的推翻清朝专制王朝的革命。一九一一年（辛亥年）十月十日，革命党人发动新军在湖北武昌举行起义。接着，各省热烈响应，外国帝国主义所支持的清朝反动统治迅速瓦解。一九一二年一月在南京成立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二千多年的中国封建帝制从此结束，民主共和国的观念从此深入人心。但是资产阶级革命派力量很弱，并具有妥协性，没有能力发动广大人民的力量比较彻底地进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辛亥革命的成果迅即被北洋军阀袁世凯篡夺，中国仍然没有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状态。但是，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伟大的里程碑，是在比较完全的意义上开始的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为以后一系列历史发展开辟了道路。
〔11〕保皇党指清末资产阶级改良派在海外的政治团体保救大清皇帝会，简称“保皇会”。一八九八年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梁启超等逃亡海外，次年七月在加拿大创立“保皇会”，并在南洋、美洲、日本等地建立组织，以保救光绪，反对慈禧和抵制革命为宗旨进行活动，拉拢华侨入会。一九○七年为了迎合清政府预备立宪，保皇会改名国民宪政会，不久又改称帝国宪政会，成为推行君主立宪的政治团体。
〔12〕同盟会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的简称。一九○五年八月，兴中会与华兴会等革命团体的成员在日本东京联合组成同盟会，采用了孙中山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资产阶级革命政纲。孙中山被推选为总理。同盟会除了在国内各地建立支部和分会外，还分别在南洋、欧洲和檀香山等地建立支部和分会，积极联络华侨。在孙中山的领导下，同盟会积极进行革命宣传，并联合会党、新军发动多次武装起义。一九一一年（辛亥年）十月武昌起义爆发，很快形成推翻清王朝的辛亥革命运动。
〔13〕五四运动指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发生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英、美、法、日、意等战胜国在巴黎召开对德和会，决定由日本继承德国在中国山东的特权。中国是参加对德宣战的战胜国之一，但北洋军阀却准备接受这个决定。五月四日，北京学生举行游行示威，反对帝国主义的这一无理决定和北洋军阀政府的妥协。这次运动迅速地获得了全国人民的响应，到六月三日以后，发展成为有工人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参加的广大群众性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五四运动也是反对封建文化的新文化运动。以一九一五年《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创刊为起点的新文化运动，竖起“民主”和“科学”的旗帜，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五四运动中的先进分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使新文化运动发展成为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他们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在思想上和干部上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做了准备。
〔14〕中国国民党，参见本书《军阀统治下的中国》一文注〔25〕。
〔15〕指由北洋封建军阀集团在袁世凯死后分裂成的直、皖、奉三派旧军阀，和南方的背叛孙中山投靠帝国主义成为新军阀的陈炯明。这四派新旧军阀势力，得到帝国主义的金钱和武器的支持，扩充实力，互相勾结又互相争夺，妄图以武力消灭南方各省的革命力量。
国际帝国主义乘火打劫的机会又到了（一九二四年三月一日）
〖题解〗
这是在旅欧期间写的。原载一九二四年三月一日出版的《赤光》第三期。
〖正文〗
段祺瑞赶走了张勋，日本的势力随即霸占了北京政府。吴佩孚赶走了张作霖，英美的势力当即继承了日本一向在中国的地位。陈炯明叛卖了孙中山，英国的香港政府乃即成为广东的太上政府。这些过去的事变，都是国际帝国主义者在中国所施行的乘火打劫的惯技；我们本已受够了这些教训。但惯爱做和平梦的中国人——特别是江浙人——却依然昧于此类情势，有时还不免要跪在洋大人面前请他们来解中国之围，至少或也要请洋大人的傀儡来图谋那不可能的和平，如赞助和平会议一类事实。这种“倚仗洋势”的心理说来真是可耻可叹！
但是，眼前又快横着一个事变了。据最近法报电讯：江浙的战机因着苏齐增防和以海军防沪闽军窥浙的举动将逼使浙卢沪何不得不出于一战〔1〕，于是外交团决议三个条件：（一）沪宁铁路不得运兵，上海不得发生战事；（二）各国速行组成联合舰队；（三）警告中央政府及军事当局者不得损害外人生命财产并须负责赔偿战事中外人某种损失。这是三个明明白白乘火打劫的条件：扩大的联合舰队借着这个题目实现了，铁路共管又正可扩张到沪宁路，转瞬便将到沪杭路，而赔偿损失又正好作为将来敲诈一笔大款取得某项权利的张本。惟事变虽如此明白，然而我们不敢说惯爱做和平梦的多数中国人——特别是江浙人——不会像上次直皖战争时天津寓公以天津幸有三十里内不许驻兵的外国条约的同样心理来“欣然承受”此三个要求。国人们！以我言为苛么？请各回省下：“倚仗洋势”的心理在我们中间较鸦片的流毒胜得几何！
〖注释〗
〔1〕江浙战争又称齐卢之战，发生于一九二四年九月，是盘踞江苏的直系军阀齐燮元为争夺盘踞浙江的皖系军阀卢永祥控制的上海而爆发的战争。双方军队在嘉定黄渡、太仓浏河一带相持。其后，盘踞福建的直系军阀孙传芳率兵入浙。奉系军阀张作霖则表示声援何丰林的浙沪联军。
北洋军阀〔1〕的内哄（一九二四年五月十五日）
〖题解〗
这是在旅欧期间写的。原载一九二四年五月十五日出版的《赤光》第八期。
〖正文〗
封建阶级的武人因各谋私利争为雄长演成互相征伐之事，常较资本阶级因自由竞争而引起的国内战争多得无算。此其故：一由于封建武人利在兼并土地，横征暴敛，好广积金钱；而资本阶级则利在图谋其本阶级在政治上的权力分配及经济上的自由竞争或携手合作；二由于封建武人所恃者武力，资本阶级则恃资本。本此，现时中国的封建余孽军阀乃遂兵祸连年，互相残杀，成为不可避免的内哄，非至覆灭不止了。
在中国军阀中，自以北洋军阀为主干，自曾李练兵湘淮〔2〕，满清帝制的金瓯便已生了裂痕，及袁世凯小站练兵〔3〕，更树立了北洋军阀的始基。至帝制倒，袁世凯兴，随袁氏而起的“王龙段虎冯狗子”〔4〕便顿时有各树一帜的异心。惟王士珍〔5〕手无重兵，虽一试国务卿两试总理，终无多大发展，卒让冯国璋〔6〕段祺瑞〔7〕造成了直皖两系以争北洋正统。袁世凯死，冯段互相争霸，结果军师徐世昌〔8〕虽坐收了一时渔人之利，但重要政务仍不得不仰鼻息于皖系军阀。继着吴秀才〔9〕捧着曹锟〔10〕为直系军阀复仇，于是一战胜段，再战胜张，驱徐驱黎，终至浩浩荡荡地将曹锟拥进了三海。这样一气呵成的直系天下，宜可以使北洋正统的招牌在曹锟手中稍延时日了，殊不知四围的军阀还未倒，而直系的内部亦起了正统之争。本来，此次拥曹首功为保津两系的冯玉祥〔11〕、王承斌〔12〕和王毓芝〔13〕、高凌蔚〔14〕、吴景濂、〔15〕、边守靖〔16〕等，洛系吴佩孚、宁系齐燮元〔17〕不过尽赞襄之助，乃论功行赏吴佩孚、萧耀南〔18〕、齐燮元各得一巡阅使，王承斌得副使，而冯玉祥“竟不与焉”。及组阁，高凌蔚又排吴景濂，终至吴景濂连一议长也失掉逃津。孙宝琦〔19〕阁成，知孤立无援可危，乃内联津系外结段卢以张声势，然因此却得罪保系要人，于是内王（王毓芝）外王（王克敏）〔20〕协以排之。但孙宝琦亦自不弱，居然能两使国会提出查办王克敏案，而金佛郎案〔21〕与中俄交涉亦遂成了他们政争的武器。金佛郎案王克敏实主大谋，近日，王更以非金佛郎案解决中国财政将无办法为言，以暗示孙阁非承认不可。至中俄交涉则因东交民巷日、法、美太上政府之反对，法国在道胜银行收头的中东路股票事和苏俄在蒙古撤兵条件与冯玉祥垦边雄图有碍故，顾维钧〔22〕、陆锦〔23〕、王克敏、王敏芝、冯玉祥乃在外院内府大事挑剔，硬行延搁中俄协定不与通过。北京城中的内哄是如此了，至外方呢？吴秀才自拥曹登位以来，隐然以长子将承正统自居，这种态度自然醋起了与他平日比肩事曹的直系军阀，而他所提拔的后辈亦知急起直追模仿昔日吴对曹的态度，渐欲自成一系。好个奸阴狠毒的吴佩孚如何不看懂此剧，于是撤王承斌、张福来〔24〕、郑士琦〔25〕、萧耀南的师长兼任，使他们各自成个光杆督军；留蔡成勋〔26〕督赣赞助，安徽设军务帮办，遣使赴浙联卢，助温树德〔27〕与杜锡圭〔28〕争衡以牵制苏齐新起的势力，尊段所以制奉；联陈降赵所以制粤；重用周荫人〔29〕，驱逐两王（王永泉〔30〕、王永彝）正所以防闲孙传芳〔31〕；用杨森〔32〕、刘湘〔33〕、刘存厚〔34〕、邓锡侯〔35〕协以图川。及成都重庆既下，而又以刘存厚督川，邓锡侯长川，以启刘湘杨森之争，俾北军得以长久留蜀，此与以北军驻扎岳州同一心事。吴秀才的锦囊妙计如此，但一般军阀也非尽是蠢才，吴既以撤师长兼任倡，于是大家也就请君入瓮，吴亦不得不辞兼第三师师长，而各个督军更眼灵手快，师长由旅长升，旅长依旧补了亲信之人；冯玉祥、王承斌、齐燮元更谋保津宁，三系的亲密联合。在长江流域，萧耀南、马联甲〔36〕、齐燮元更有联盟的传说。在豫，张福来为换省长师长事已曾一度负气至京与冯玉祥有所联络。山东郑士琦为换师长熊炳琦〔37〕为换青岛商埠督办与吴佩孚强占胶济路收入事亦对吴极感不快。似此种种，直系的内部未等曹锟“龙归北海”便已破裂得如此之甚，一旦曹真死了，吴有何力能进三海？且就广义的北洋派看，皖派在浙在闽力尚不薄，臧致平〔38〕近已连克漳泉二州了。奉派虽在养稍蓄锐时，但不久必为直系的劲敌。在山西，阎锡山〔39〕虽无四略野心，但直系终不能指挥自如，故今春有京遣刺客的秘案发现。在陕西，刘镇华〔40〕坐镇关西，近已不复为直系所有。四川湖南的军阀虽多降直，但北军如长久留川，吴佩孚如迫令湖南取消省宪，或迫令赵恒惕〔41〕供给军饷，则夔门以内和三湘七泽间的反直风云必仍层出不已。论滇黔，虽唐氏兄弟〔42〕和刘显世〔43〕已为新兴军阀，但必为直祸无疑。广西陆荣廷〔44〕、马济固又已降直，然因此迫得沈鸿英〔45〕、林俊廷近又向孙中山输诚，虽其成否不可知，要亦属于直为不利。至破坏革命最力的陈炯明〔46〕，虽与洛吴早已私通，只是他终不敢揭破他的联省自治假面具，亦适足为将来不能真正助直之证。
由此一段军阀祸国史上看来，北洋军阀的内哄，非但直系无术自解，即反直系亦同样无法解脱。今日的反直军阀，又何一非当年曾一度当权的军阀！总之，时至今日——亦即是生产力发展到这个时代——封建军阀的末运已至。北洋军阀的内哄亦不过证明此混乱之局，军阀自身决无能力整理，尤其是受帝国主义列强煽动勾结的军阀更无能力整理。代之兴的，只有国民革命派。
只是军阀内哄是他们自身的事，一旦国民革命派苟稍抬头，他们必会捐弃前嫌，一致来压迫国民革命势力，正如资本阶级在彼此的竞争期中时刻会转来一致压迫工人阶级一般。因此，我们国民革命派在此北洋军阀内哄的混战中，须要严密我们的战线，严防我们的敌人——军阀和其所勾结的帝国主义的列强——才不致为敌所乘而打散我们的集中势力。
〖注释〗
〔1〕北洋军阀，参见本书《军阀统治下的中国》一文注〔1〕。
〔2〕曾国藩（一八一一——一八七二）为清末湘军首领。一八五三年初为对抗太平天国革命，以吏部侍郎身份在湖南办团练，后扩展为湘军。李鸿章（一八二三——一九○一）为清末淮军军阀。一八六一年编练淮军，次年调至上海、在英法美侵略军的支持下与太平军作战。
〔3〕一八九四年（清光绪二十年）中日甲午战争期间，清政府为试练新式陆军，派胡燏棻在离天津七十里的新农镇即小站地方训练“定武军”。后由袁世凯接办扩编，分步、骑、炮、工、辎重五个兵种，聘德国人任教习。袁世凯掌握这一支新式军队后，支持那拉氏发动戊戌政变，勾结帝国主义镇压义和团，被擢为直隶总督。此后扩充为六镇（相当于师），形成为北洋军阀势力。
〔4〕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是袁世凯在军事方面的重要助手，有“北洋三杰”之称。有人对这种形象化的说法解释道：王士珍在政治舞台上是个时隐时现的人物，喻之为龙；段祺瑞常发虎威喻之为虎；冯国璋狗头狗脑喻之为狗亦无不宜。
〔5〕王士珍（一八六一——一九三○），直隶正定人。一八九六年投靠袁世凯为督操营务处帮办兼讲武堂总教习。辛亥革命后，在袁政府任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坐办和陆军总长。袁死后以北洋派元老身份调停皖系、直系、奉系的冲突。
〔6〕冯国璋（一八五八——一九一九），直隶河间人。袁世凯小站创办新建陆军时，被任为督练营务处总办。一八九九年随袁至山东参与镇压义和团。辛亥革命爆发后，被清政府任为第一军总统，率领北洋军至湖北镇压革命。一九一三年国民党发动讨袁战争时，袁命攻下南京，任江苏都督。袁死后北洋军阀分化，他为直系首领，与湖北督军王占元、江西督军李纯联合对抗控制北洋军阀政府的皖系首领段祺瑞，称“长江三督”。一九一六年当选副总统，一九一七年代理总统，一九一八年被段祺瑞胁迫下台。
〔7〕段祺瑞，参见本书《军阀统治下的中国》一文注〔3〕。
〔8〕徐世昌（一八五五——一九三九），直隶天津人。一八九五年袁世凯在小站练兵时，兼管营务处，成为袁的主要策士。武昌起义时，助袁窃取总统职位。一九一八年十月总统冯国璋下台，由安福国会选为总统。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标榜“偃武修文”，主张南北议和与段祺瑞发生矛盾。一九二○年段下台，企图依靠奉系军阀张作霖的支持。一九二二年奉系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失败，遂被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赶下台。
〔9〕吴佩孚，参见本书《军阀统治下的中国》一文注〔2〕。
〔10〕曹锟，参见本书《军阀统治下的中国》一文注〔6〕。
〔11〕冯玉祥（一八八二——一九四八），安徽巢县人。北洋军阀时期曾任旅长、师长、督军、督办等职。一九二四年十月发动北京政变，并将部队改组为国民军。十一月五日取消清废帝溥仪的皇帝称号，将溥仪逐出皇宫。一九二六年九月宣布脱离北洋军阀参加国民革命。一九二七年四一二政变后曾参加蒋介石、汪精卫反对共产党的活动。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赞成抗日。一九三三年五月同共产党合作，在察哈尔（现在分属山西、河北和内蒙古）组织民众抗日同盟军，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以后，继续采取和共产党合作的立场。一九四八年初参加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任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同年九月一日在由美国回国参加新政协途中遭遇火灾逝世。
〔12〕王承斌，今辽宁兴城人。一九二二年任直隶省长。一九二三年曹锟贿选总统时，总管贿选工作。后任直隶督军，直鲁豫巡阅副使兼直隶督军、省长。
〔13〕王毓芝，以前是军中的老“司书”，随着曹锟的升迁，做到巡阅使署秘书长。
〔14〕高凌蔚（一八七○——一九三九），直隶天津人。一九二一年任内务总长，后助曹锟贿选，代国务总理。一九三七年任伪天津治安维持会委员长、“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议政委员会委员、“天津特别市”市长兼“河北省”省长等职。一九三八年五月因附敌卖国遇刺，次年死于北京。
〔15〕吴景濂，今辽宁兴城人。一九二二年第一次直奉战争后，投靠直系军阀，为众议院议长。帮助曹锟贿选总统，遭到全国抨击。
〔16〕边守靖，曾任直隶省议会议长。
〔17〕齐燮元，参见本书《军阀统治下的中国》一文注〔21〕。
〔18〕萧耀南（一八七七——一九二六），湖北黄冈人。一九一八年追随吴佩孚进攻湖南。一九二三年，参与镇压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制造二七惨案。同年十一月继吴佩孚任两湖巡阅使。
〔19〕孙宝琦，参见本书《军阀统治下的中国》一文注〔18〕。
〔20〕王克敏，参见本书《军阀统治下的中国》一文注〔12〕。
〔21〕金佛郎案，参见本书《军阀统治下的中国》一文注〔13〕。
〔22〕顾维钧，参见本书《军阀统治下的中国》一文注〔10〕。
〔23〕陆锦，直隶天津人。一九二四年任北京政府陆军总长。
〔24〕张福来，直隶交河人。北洋军阀曹锟部第二十四师师长。一九二四年第二次直奉战争时任直军援军司令。
〔25〕郑士琦，安徽定远人。历任北洋第五镇军官，后升任第五师旅长、师长。
〔26〕蔡成勋，直隶天津人。直系骨干。一九二二年被吴佩孚派往江西，任江西督军。
〔27〕〔28〕驻粤海军舰队司令温树德投降北方前，吴佩孚许以不受海军总司令的节制，后又保荐他为渤海舰队司令，直接隶属北京政府。这一事件引起海军总司令杜锡的不满，因此忿而辞职。海军总司令部设在南京，齐燮元的态度完全站在杜的一边，杜、温之争演进而为吴、齐之争。
〔29〕周荫人，直隶武强人。北洋军阀直系将领。历任福建护军使、福建军务督办、五省联军福建总司令。
〔30〕王永泉，直隶天津人。一九二一年与徐树铮合作在福建成立军政制置府，同年十一月任省长。一九二三年三月任福建军务督办。王永泉与孙传芳是结拜弟兄。
〔31〕孙传芳，参见本书《军阀统治下的中国》一文注〔14〕。
〔32〕杨森（一八八四——一九七七），四川广安人。一九二四年任陆军上将，督理四川军务。一九二五年与刘湘、刘文辉、邓锡侯等部发生冲突，杨兵败出川，被昊佩孚委为讨贼联军川军第一路总司令。
〔33〕刘湘（一八八八——一九三八），四川大邑人。一九二一年被推为四川各军总司令。
〔34〕刘存厚，四川简州（今简阳）人。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步兵科，归国任云南武备学堂堂长。依附北洋军阀为争夺四川督军职务，与滇黔军进行长期混战。一九二七年投靠蒋介石，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三军军长。一九三三年在四川堵截红军，兵败被撤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