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邓锡侯（一八八八——一九六四），四川营山人。四川军阀刘存厚的部属。一九二五年，吴佩孚任邓为川黔讨贼联军副司令兼四川联军第二路总司令。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后，曾参与蒋介石的反共活动。一九三七年任第一十二集团军总司令，率部出川抗日。抗日战争胜利后，任国民党政府四川省主席，西南公署副长官。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日在四川彭县起义。起义后任西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兼水利部部长，四川省副省长，国防委员会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36〕马联甲，安徽军阀，曾任安徽军务督办。
〔37〕熊炳琦，山东人。曾任禁卫军参谋、直隶都督署参谋、江苏都督署军务课长、直鲁豫巡阅使署参谋长、山东省长等职。
〔38〕臧致平，安徽太和人。一九二四年江浙战争时，任浙沪联军第一路副司令。一九二五年一月任江苏宣抚使署参谋长。
〔39〕阎锡山，参见本书《军阀统治下的中国》一文注〔17〕。
〔40〕刘镇华（一八八二——一九五五），河南巩县人。一九二四年直奉战争时，任陕西后方筹备总司令。一九二五年任陕西军务督办。
〔41〕赵恒惕，参见本书《军阀统治下的中国》一文注〔11〕
〔42〕唐氏兄弟指唐继尧和唐继虞。唐氏兄弟为云南会泽人。唐继尧（一八八二——一九二七），一九一七年参加护法运动，借护法自保，排挤孙中山，暗通北洋军阀。为了称霸西南，多次出兵川黔，并召开联省军会议，自称“联帅”。一九二七年被胡若愚、龙云威迫去职。唐继虞（一八九○——一九二四），一九一八年先后任滇黔靖国联军总参谋长、昆明卫戍总司令，权重一时。后历任东南巡阅使、贵州督军等职。
〔43〕刘显世（一八七一——一九二七），贵州兴义人。一九二○年追随滇系军阀唐继尧任滇黔靖国军副司令，参与川滇黔三省军队混战。战败后为部属驱赶下台。
〔44〕陆荣廷（一八五九——一九二八），广西武陵人。原系桂系军阀，一九二○年直皖战争爆发，投靠吴佩孚。是年孙中山重回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他企图依靠直系支持，进行反对，因桂系溃败，所部倒戈，逃上海。一九二二年陈炯明发动叛乱时，又潜回龙州，北洋政府任之为“广西军务督理”。
〔45〕沈鸿英，参见本书《军阀统治下的中国》一文注〔16〕。
〔46〕陈炯明，参见本书《军阀统治下的中国》一文注〔15〕。
共管中国江河的新形势（一九二四年六月一日）
〖题解〗
这是在旅欧期间写的。原载一九二四年六月一日出版的《赤光》第九期。
〖正文〗
自外国的军舰商船可以自由行驶于中国内地的江河后，中国的港湾河流，久已置在帝国主义列强的统治下了。及长江外舰联防，外国商船可以武装的事件发生，中国的江河更进一层变为列强的共管物，沿江沿海的中国被压迫民众遂永远在列强的炮口下讨生活了。但即此，列强尚以为未足，最近北京东交民巷太上政府更借口保护外侨安宁的名义决定：（一）由各国在华军舰组合三个舰队，以第一舰队任辽东直鲁沿海之警备，第二舰队任长江一带之警备，第三舰队任浙闽粤三省之警备，分任巡弋，以资保护；（二）凡西南各省及长江一带并奉吉黑三省各大商埠地方由各国之领事团征集精壮外侨组织商团以资防卫，……同时齐燮元〔1〕的导淮督办令下，一方代表美国帝国主义者利益的广益银公司立刻派人往宁与齐接洽一千万大借款，一方藏在华洋义赈会后边的美国帝国主义者立刻可以由代浚苏州河的诡计进而包揽导淮。这样一来，不仅长江外舰联防成事实，全国的外舰都联防了；不仅已通行的中国江河成列强的内海，待浚的江河也断定他的被统治的运命了；不仅江河共管完全实现，且进一步又要做到各大商埠的共管了。
号称“爱国”的旅法华人啊！你们为一个“进兵赤塔”的谣言，而能表示那样“磨砺以须”的勇气，现在列强共管中国的事实都迫到燃眉，你们难道反一声不响么？
至我们，我们以“国民革命”为号召的人，却永远一心不乱地反抗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的列强——日英美法意等——到底。
〖注释〗
〔1〕齐燮元，参见本书《军阀统治下的中国》一文注〔21〕。
美国帝国主义者的对华政策（一九二四年六月十五日）
〖题解〗
这是在旅欧期间写的。原载一九二四年六月十五日出版的《赤光》第十期。
〖正文〗
美政府自华府会议成功，得了列强在中国共同行动的保证后，对华政策即一变其向来阳示亲善的面孔，大踏步地赶上英日帝国主义政府在中国实行侵略的故道。两年多的经历，已使我们饱尝美国帝国主义者的在华一切设施，殆无不备有钱臭和血腥的混合滋味。尤其露骨的，便是美国工商业的资本家，张家口的克门案〔1〕，临城案〔2〕，宜昌的大来案，浙江纸烟捐案，长江舰队联防案，上海美国侨商会议案，无不与他们息息相关。最近沪报载美国在华商务总会的报告有云：“……去年本会与美国协会曾致电国务卿，要求增加美国在华利益之保障，所幸本国政府，尚未认为极端主张，已由海军部准添长江巡舰六艘，且已先由檀香山派鱼雷两艘来华。此各国已暂停关税会议，并闻对华债务将有所措置。凡此，未始非吾人要求所生之结果。至国务卿休士亦认定中国时局之严重，并有具体对华政策之决定云。”但什么是“具体对华政策”？请看四月中美国众议院海军委员会所通过的议案：许造一万吨之快巡舰八艘，每艘需费一千一百万元，军装经费在外，并造炮舰六艘，每艘需费七十万元，此炮舰乃供中国海面之用。这个议案审查至六月五日美国上下议院完全通过。美国国务卿的“具体对华政策”实现了，美国工商业资本家的“要求”得到“结果”了，被压迫的中国人从此将更增受了六艘炮舰的射击。
然而聪明点的美国人究竟知道这不是个万全的侵略政策。有个美记者李查得哈顿竟在报上公开说道：“溯自一八四一年中国在英国枪尖之下被迫割让香港于英之不幸之日起，以迄华盛顿举行所谓裁军及远东问题会议之日止，中国人民对于西方任何强国始终无可爱可敬之理由。而美政府于兹会中辜负中国人民可靠之友谊，殆为此不幸关系之最后大结束，亦为一号称友邦者对其友之最重打击，且此可谓为中国历史上之转捩点。盖当美国因欲取悦英日两强而出卖中国之前，中国颇有步武西方诸大共和国所取途径之势。今自被卖于美国之后，彼乃觉悟中国必须自立不赖外助，且必须抵抗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之反对。盖此等国家之唯一目的类为掠夺中国之富饶天产也……。美国最近联合他国，在广州为海军示威运动而以保护条约权利之脆薄理由为根据。此项疯狂举动，可谓铸造中国对西方各国及其蕞尔东邻一串怨恨锁链之最后一环。欲迫中国群众投身于布尔塞维克主义而试行苏维埃制度，美国此举，殆已有充分之效力矣……。西方诸共和国果欲挽回中国，使仍为彼等之姊妹国急超直追或由未晚。但为时已甚迫促，受苦已久之中国人民正在力图自救，无暇久待。若彼等竟断然效法俄罗斯者，则西方世界之烦闷将从此开始矣。”这位美国记者的议论，毕竟有超越美国普通工商业资本家的卓识。设无最后一段话，至少我们会疑心他是个社会主义者。但从“西方诸共和国……使仍为彼等之姊妹国……”数语看来，便知道这是一位不着侵略痕迹的巧妙的新闻记者，会这样说话的人，美国向中国做文化宣传的教育家、传教师、新闻记者、旅行家都惯为之。我们，尤其是从事国民革命独立运动的我们应将他们看成和主持武力侵略的美国帝国主义者是一流人物，严防受他们甜言蜜语的诱惑。
又，美国总统将于本年年底改选了，代表大工商业资本家、大地主的共和党若胜，则柯立芝〔3〕联任，军事的对华政策自然具体的继续施行。否则代表小资产阶级的民主党胜，他们或要采取旧日阳示亲善的对华政策以缓和国人对美恶感。这个，在外表虽有缓急之分实则同一样子有帝国主义从中作祟，我们切须紧紧记牢，一律反对。
〖注释〗
〔1〕张家口克门案发生于一九二二年十二月十一日。美商人乘自用汽车四辆，搭载外人三名，华人十一名自张家口驶出，未遵守当他规则出验护照，拒绝检查，强行开车，并向岗兵连发六枪。岗兵出于自卫还击两枪，伤及美商人克门。一九二三年一月，美使舒尔曼为克门案向外交总长王正廷面致抗议，提出道歉，惩处，赔偿六项要求。一九二三年五月，察哈尔都统张锡元来到美使馆谢罪，克门案全部照美要求解决。
〔2〕临城案参见本书《军阀统治下的中国》一文注〔9〕。
〔3〕柯立芝（一八七二——一九三三），一九二三至一九二九年任美国总统，共和党人。任内反对“侵犯”私有财产，两次否决麦克纳里-霍根农场救济法案；对外推行“新孤立主义”，不愿与外国签订政治协定、参加国联和承担国际义务，但鼓励大企业对外贷款和投资。利用道威斯计划加强美国势力对欧洲的渗入。
勿忘党仇！（一九二五年八月）
〖题解〗
原载《革命军》杂志第八期。
〖正文〗
总理去世不到半年，中央党部门前竟演出空前的惨剧！我们的党代表廖仲恺〔1〕先生被刺死了。
廖先生是我们国民党中历史上仅存的有数领袖之一，总理的革命志愿之承继者，孙文主义之最真实的信徒。总理在时，廖先生已担起党中大部分的工作，总理死后，廖先生更成为党中的重心。而今党之重心竟遭惨死，我们岂仅哭我们的党代表，我们更哀痛全党之失却重心！
廖先生一生苦斗，革命为党，牺牲为国，数十年来自种了不少政敌。但是此次死廖先生的决不是普通的政敌，至少我们可以断定这个暗杀案的后边藏有极大的黑幕阴谋。
党代表惨死了，我们最痛心的是党代表不死于他数十年之革命奔走中，不死于东江讨逆〔2〕之棉湖视师中，不死于杨刘作乱〔3〕之恶险空气中，而竟死于国民政府改组后正在秉承总理遗志努力图谋统一广东军政财政以便发展国民革命之进行中，是党代表之惨死，简直为承继总理遗志而牺牲！
廖先生是总理熏陶下一个最有担当者。十余年的革命历史中，他是一个最服从党律而热心作事者，英士执信〔4〕两先生外，我们找不出第三人可以较他再勇往直前凌厉无比。廖先生惨死，使我们同时联想到英士执信两先生之惨死，足以证明死廖先生的敌人竟不容国民党中有最能负责最能工作之领袖存在。
且我党自改组后，最显著的革命势力便是革命军之组织和工农群众之参加革命，这两种伟大事业的做成，多部分的功绩要属之于廖先生。廖先生亦因此而愈加见忌见恨于反革命反工农群众的分子。而且最近几次反帝国主义运动，廖先生更是唯一的急先锋。招帝国主义者——尤其是香港政府之忌，最烈的也莫过于廖先生。廖先生既为反革命反工农群众分子及帝国主义者所忌视，于是廖先生遂为反帝国主义运动、革命运动工农运动而牺牲。
一句话，在总理死后，我们国民党是绝对须要一个承继总理遗志为党最能负责最能工作而又勇于革命运动、工农运动及反帝国主义运动的积极领袖。而今廖先生竟因适当其选之故惨遭那卑鄙狠毒万恶的仇人暗算，在廖先生为党牺牲，求仁得仁，在我们却痛失其领袖。
为党牺牲的领袖死了，我们要认定这是党仇，不是私仇，仇人是来毁党的，不仅仅毁廖先生个人而已。
黄埔党军党校的同志啊！我们为爱党而敬党代表，我们更要为爱党而痛党代表，杀党代表者必是毁党之人。我们要勿忘党仇，誓报党仇！
〖注释〗
〔1〕廖仲恺（一八七七——一九二五），广东惠阳人。国民党左派。出身于美国华侨家庭，一八九三年回国。一九○五年参加同盟会，为最早的会员之一。辛亥革命后，任广东都督府总参议。一九二二年后，积极协助孙中山确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一九二四年国民党改组后，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并先后担任工人部部长、农民部部长、黄埔军官学校党代表、广东省省长、财政部长、军需总监等职。孙中山逝世后，他坚决执行革命的三大政策。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日在广州被国民党右派暗杀。
〔2〕一九二二年六月陈炯明勾结英帝国主义和直系军阀背叛孙中山。一九二三年陈炯明被粤军许崇智击败，率部退守广东东江（惠州、潮汕一带）。一九二五年十月第二次东征之役，“陈家军”全部被广东革命军消灭。
〔3〕刘杨作乱指杨希闵、刘震寰叛乱事件。杨刘是最早投入孙中山旗帜之下的滇桂军将领，他们对革命事业并不抱有热情，而是在广东称雄道霸，并准备借口反对廖仲恺等发动武装叛乱，以实现其推翻广州政府的阴谋。由于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在与反革命军阀的斗争中显示了无比巨大的威力，一九二五年六月，杨刘作乱被平定。
〔4〕陈其美（一八七八——一九一六），字英士，浙江吴兴人。一九○六年入日本东京警监学校，同年加入同盟会。一九○八年回国。武昌起义爆发，率部光复上海，被推为沪军都督。一九一五年被推为上海讨袁军总司令。同年十二月，陈和杨虎城等发动肇和兵舰起义，失败。一九一六年曾计划在上海发动陆军起事，未成。同年五月十八日被袁世凯暗杀于上海萨坡宝路寓所。
朱执信（一八八五——一九二○），广东番禺人，原籍浙江萧山。一九四○年留学日本攻读法政。次年加入同盟会，被选为评议部议员兼书记。积极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反袁（世凯）斗争，并加入中华革命党。五四运动后，在上海协助孙中山撰写《革命方略》，任《建设》杂志和《民国日报》编辑，坚持革命，参加新文化运动，提倡白话文，思想激进。一九二○年为驱逐桂系军阀赴广东联络民军，被桂系军阀杀害于虎门。
国民革命及国民革命势力的团结（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十日）
〖题解〗
原载中共广东区委机关刊物《人民周刊》第三十四期。
〖正文〗
近来有人颇怀疑目前许多民众运动违反了国民革命的方式，颇误会许多革命分子在做非国民革命的工作；这个问题极其严重。我们为国民革命利益与其前途计，有以下的话要说。
不错，某个时代的革命方式必须“应时代的需要合环境的要求”。否则，便是“反革命”。
所以我们很久就肯定国民革命是目前中国唯一的革命。在这革命运动中，任何被压迫阶级的要求都超不出打倒他们共同的敌人国际帝国主义和国内半封建势力以图政治上经济上的民主解放。质言之，就是要求一个民主政纲的实现。
理论上既无冲突了，我们且看实际上目前民众运动有无超过国民革命的要求，违反了国民革命的方式。
首先说到工人。现时工人运动最易引起非难的，大半是工会擅自捕人，封闭工厂商店，工人持械游行，强取商店什物。这几件事，我们须研究事实真相。广东职工运动要没有行东厂主工贼流氓做分裂工会运动，实际上早已团结坚固，很坦平的向前发展了。怎奈工人要求工会统一，行东厂主却设立了行东工会从事破坏商议，工人因生活痛苦举行罢工，行东厂主却收买工贼从事捣乱。等到破坏捣乱还不足，便雇用流氓殴杀工人，威迫利诱，拆散群众。工人受着这种客观的痛苦于无可如何之中乃不得不组织纠察队自卫队以图自卫，逮捕流氓免遭毒打，防守工厂商店门口以免工贼破坏罢工。这些问题久已成为劳资间工人间的纠纷，国民政府只要设法处理，使工人得到生活保障，他们本无须取这种形式。强取商店什物，果使属诸事实，可以窃盗论罪。罢工事件，原是工人受经济压迫过甚出于不得已之举，条件太高，行动太骤，都有磋商改善的余地；最好就事论事，不必牵动工人运动全体。至于因梧州潮州惨案而引起的工人同情运动，其实在原在几个不法军人，工人的要求仍不出生命保障。
在乡村，土匪劣绅贪官污吏实是应该肃清的。只要看到近来农民运动人员被害事件之多，便知乡村反动势力之大。实际上农民目前的要求，不过是减租以维持生活，剿匪以保护生命而已。
总之，工农运动并未超过国民革命的要求，而只是国民革命的初步要求：工农的集会自由，工人罢工权，工农生活改善，生命保障等等。至其行动，外间流言说工人要打倒国民政府，打倒某某，实行劳工专政，完全为反动派离间工农与政府之休戚关系。革命的工农知识虽低，但他们需要国民革命之成功，比任何人都感觉急切，决不至如此荒谬以违反国民革命的方式。且工农群众对于国民政府自始即竭诚拥护，在去岁风雨飘摇之中，更会出其死力，他们岂有不要这种给民众以政治自由的政府，而要压迫民众的陈炯明或张作霖的政府么？不过这类流言，自有工农运动以来便有。但因政府与工农群众的团结一致，故流言亦无伤于我们的毫末。
学生运动原也有些纠纷，但始终未出国民革命范围。拿一年来的现象比较，现在总算进步了。若还有不完善处，可从教育机关方面图整顿，从青年运动方面谋改善，这种整顿改善，应从革命的利益方面着想。
商人方面如除暴安良保护河道等要求，更显而易见乃是民主政治的初步利益。
讲到整个民众运动，不管依据孙中山先生的训政方案，或是依据最近政纲关于人民团体的解释，目前广东的民众组织，大家都承认有集议和建议权了。在党政府方面，须指导这些民众团体的集议和建议，在民众方面，亦因晓得国民党的最近政纲为各阶级民众目前最急迫的需要，故决不会有什么超出国民革命的要求。民众团体除掉接受这个政纲，护拥执行这个政纲的国民政府，并无第二条出路。故民众团体应帮助党政府积极宣传这个政纲及次第施行这个政纲。
第一点说过了，我们再进而问实际上有无许多革命分子在做非国民革命的工作。
在解释国民革命的性质上，人人都承认国民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因为如此，关闭的国家主义派所以为反革命，国际性的中国共产派所以加入国民党实行国民革命而成为革命分子。目前的中国政治状况，不但帝国主义的锁链——不平等条约在中国丝毫没有动摇，军阀尚占有全国三分之二的领土，便是在国民政府领域中半封建势力——贪官污吏买办大地主土豪劣绅土匪等还遍地皆是。这时候除掉团结各派民主势力——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工农阶级以集中于国民党领导之下向共同的敌人进攻，再没有其他的争斗。在这争斗中，我们可以公然说共产党人不管在反帝国主义的上海省港罢工中，在东征北伐抗军阀的血战中，在北中各部为办国民党遭遇的囚杀中，在工农运动的牺牲中，他们总是最忠实地站在前线。他们所流的血，总是洒向国民革命，无一点迟疑，无一点吝惜。一切工作上他们尚找不出非国民革命的证据。我们更很坚确地认定现时方式国民革命的起首，离成功的途程还很辽远。所以这时我们希望民主政纲之实现比任人都感觉急切。或正因望之急而肯之切，遂引起许多人的误会，也是意中之事。惟当此北向军阀，外向帝国主义，内向半封建势力作决死战的时候，所有革命分子都应团结起来，何况站在革命前线的共产分子，自应与国民党密切的合作才有打倒我们共同敌人的可能，才能引导工农上解放之路。否则，除帝国主义及国民革命的敌人得到利益外，一切革命分子以至国民革命只有归于失败。
我们高呼：
一切革命势力团结起来！
现时政治斗争中之我们（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十一日）
〖题解〗
一九二六年冬，随着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和工农群众运动的迅猛发展，国民党右派势力加紧进行反革命活动，掀起一股反对国共合作和工农运动的逆流。中国共产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者被这股反动潮流所吓倒，不敢坚持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对国民党右派迁就退让。这篇文章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写的，发表于中共广东区委机关刊物《人民周刊》第三十七期。本文原载《周恩来选集》上卷。
〖正文〗
一
我们既肯定而且坚信目前的政治争斗是应为打倒半封建势力〔1〕而争斗，为实现民主政治而争斗，于是就有人怀疑到目前的革命工作既无差别，何以于国民党〔2〕之外还有共产党的存在和活动；既有了共产党的存在和活动，便定会与国民党发生冲突和分裂。
本来关于这个问题的解释，三年来已经写得说得很多了。只是我们为目前政治争斗做得更有意义，革命分子愈加团结和互相了解起见，仍须有以下的回答：
（一）国民革命原是中国各被压迫阶级共同的出路。不过在这革命过程中，各阶级却有他们各自的出发点，尤其是在民主政治的实施期中，他们更有各自所欲获得的利益。阶级的利益既不同，被压迫最苦的工农阶级自然需要有专门为他们阶级谋利益的共产党为之奋斗，为其前驱。共产党为工农阶级奋斗并引导其参加国民革命，决无碍于国民党领导各阶级努力国民革命，转而在实际工作上更可收相成相助之益。
（二）各被压迫阶级的共同目的虽在国民革命，但在革命的长期争斗中，民族资产阶级总是富于妥协性，小资产阶级也常摇摆不定，只有无产阶级是最不妥协的革命阶级。要靠他携同农民、手工业工人督促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不妥协地与敌人争斗，才能达到国民革命的真正目的——民族解放和民主政治的实现。所以为工农阶级奋斗的共产党的活动，当然不外领导工农群众的革命力量推进国民革命，以防止其他阶级的妥协性在革命中发生不良影响。这种活动，只有于领导国民革命的国民党有利，使他革命成份更加实，决无与他有冲突和分裂的危险。因为要有冲突，必是革命的工农群众与和帝国主义敌人妥协的资产阶级冲突；要有分裂，必是革命的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分子与不革命的右派分子分裂。国民党是革命的，是站在国民革命的领导地位的，自无须怕这种冲突和分裂。而且证之事实：五卅运动〔3〕以来，革命的工农群众，尤其是无产阶级，坚持其反帝精神，罢工策略，时时与想和英帝国主义妥协的资产阶级冲突；廖案〔4〕发生以后，国民党左派和共产派，曾联合一致地与廖案有关的以至反共、反俄、反农工运动的分子争斗，更分裂出许多不革命分子。结果不但于国民革命以至国民党无损，而革命势力转因是而愈加团结，国民革命才得有今日的发展。
二
我们的解释既完，而我们的态度亦更有较具体地表明之必要。
（一）我们共产党领导工农群众参加国民革命，其目的是在打倒国外帝国主义和国内半封建势力，其要求不能超过民主政治的范围。但当着资本家压迫工人谋生活改善的正当要求，或是地主联合一切旧势力摧残农民谋解放的运动时，共产党必须站在工农群众方面，为解除他们的痛苦奋斗到底。为实现民主政治，共产党站在工农方面，其争斗、其要求亦自较他人为急迫。这并非超过国民革命，而实是推进国民革命。
（二）我们知道，国民革命的唯一目的是解放目前的中国，同时中国国民革命又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所以我们承认革命的中国国民党是中国国民革命的领导者，中国共产分子必须加入国民党共同奋斗。但这不是说中国共产党便失其独立性质而不应再有何种独立主张。国民党的联共政策和共产分子加入国民党，事实上是表示了两党的密切关系和国民党的领导地位。在这个原则之下，共产党除赞助国民党和国民政府之外，他还应为工农阶级在民主政治范围内提出政治上、经济上的要求，并督促国民党政府次第实施。
（三）我们很希望国民党能成为一个无左右之分的革命的中国国民党，但事实上不能尽如我们所想。国民革命是各阶级联合的革命，不同的阶级性反映到国民党内自也形成了各派。过去，右派很显然地做了许多反共、反俄、反工农以及勾结旧势力的工作，而左派很坚决地努力于国民革命和民主政治之实现，实行联俄、联共和拥护工农利益的三大革命政策。在这种不同的倾向上，共产派是时时刻刻帮助左派同右派作理论上和事实上的争斗，从中山先生改组国民党直到现在。同时共产派还希望右派能彻底了解民主政治，日趋左倾，忠实的国飞党党员都成左派。我们态度如此，既不是要分裂国民党，更不是不愿造成整个的革命的国民党。
（四）我们为了上述三种原故——为工农阶级的利益，为共产党在政治争斗中的主张，为对于国民党的希望，均不能不有公开的意见发表。马克思说，“共产党最鄙薄隐蔽自己的主义和政见”〔5〕，所以我们除宣传主义外，还时时有将政见宣布的必要。不过在现在国民党政府的统治下，我们的政见和批评是属于善意的，希望党政府能予以容纳，这与帝国主义、军阀以及一切半封建势力的敌意攻击和破坏宣传根本相反。若国民党同志竟以此善意的批评和帝国主义反动派的造谣离间等量齐观，或竟以批评一些不法官吏军人的谬误设施和批评国民党政府中有些不合宜的处置，便将事实置之不论，而硬说这是污蔑整个国民党，破坏国民政府，均未免近于武断，故陷人罪。譬如近几月来有几件压迫工人摧残农民运动的案件，工农群众的要求，我们的批评，都是希望党政府能惩办这些不法官吏军人，以拥护国民党农工政策。就是左派同志的《国民周刊》上从前亦曾说过：“在党政府下，是不应该有这种不助进农工运动，不能利用政治力量去运动的官吏，在本党内是绝对不容那些摧残农工运动或轻视农工运动的党员。党政府应要有铁的纪律去受理。”“我们日夕希望民众接近本党，拥护本党，不料这种党员执政权者的一切设施，已使民众退避三舍，这是何等痛恨的事！”“……我们正为着本党民众基础着想，我们更是为一般所谓护党派日夕忧虑亡党的着想，在已逐渐觉悟的民众不是能够以革命帽子戴了去盲目的冲动，在已有组织的民众，我们更不能用什么口惠而实不至的假面具去蒙骗他，何况我们在有组织的民众，我们现在急须民众认识的本党，发生这种摧残，不特民众不为我有，那时如你们所认为该死的程庚，一定不绝起来收拾民众，我们党只有损失，你们杀也杀不尽，杀也杀不来。那是事实，那是十分可虑的。”〔6〕这些严厉的批评持与我们的批评较，我们的岂得谓过？至若摭拾市上的流言，莫须有的事实，以至绝无关系的各种风潮，都硬指为共产党在挑拨，在捣乱，则三年来我们已受尽如此之骂，左派同志亦曾为此受了许多冤枉，我们又何必置辩！只要国民党革命的同志能了解我们批评的立场，继续努力，国民革命将终归胜利。
我们最后高呼：
一切革命分子团结起来！
一切被压迫阶级团结起来！
〖注释〗
〔1〕当时党中央的一些文件，把军阀、官僚、洋行买办、地主土豪等统称为半封建势力。这里沿用了这一提法。
〔2〕国民党，参见本书《军阀统治下的中国》一文注〔25〕。
〔3〕“五卅”运动，指一九二五年上海“五卅惨案”激起的全国人民的反帝爱国运动。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上海群众近万人到“公共租界”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的游行示威遭到英帝国主义的血腥屠杀。这次惨案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公愤，广大的工人、学生、商人和农民在各地举行游行示威和罢工、罢市、罢课，形成了全国规模的反帝爱国运动。
〔4〕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日，国民党右派在帝国主义指使下，在广州暗杀了坚持国共合作的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为了调查这一重大暗杀事件的真相，由有关方面人士组成了“廖案检查委员会”。周恩来是这一委员会的委员。
〔5〕见《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85页。新的译文是：“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
〔6〕见《国民周刊》第3期（一九二六年十月二十三日出版）所载范谔写的《从海康案说到农运问题》一文。这篇文章揭露和谴责了广东海康县军政当局勾结地方上豪劣绅枪杀农民运动工作人员程庚的罪行。
迅速出师讨伐蒋介石（一九二七年四月）
〖题解〗
这是写给中共中央的意见书，署名的还有赵世炎、罗亦农、陈延年、李立三同志等。原载《周恩来选集》上卷。
〖正文〗
郭沫若〔1〕来，道及九江、安庆捣毁党部、工会，屠杀民众〔2〕，纯由蒋氏直接指挥。近日宁波、杭州、南京及上海之大屠杀与捕杀共产党〔3〕，死伤者近四百人；封闭党部、工会，解散市政府，强缴工人武装，勾结帝国主义与中国银行界，借款一千万，组织租界包探、流氓专司暗杀，成立工贼工会，压迫工人，引诱资产阶级，巩固政权，控制财源，更得以动摇左倾而穷苦之军队。蒋氏之叛迹如此，苟再犹豫，图谋和缓或预备长期争斗，则蒋之东南政权将益固，与帝国主义关系将益深。广东屠杀现又开始〔4〕。粤沪每月一千五百万之收入将源源不绝。蒋氏现已赶走薛岳〔5〕、严重〔6〕及所有左派军官，撤销、拘捕一切政治工作人员，左倾军队日益惶惧。即使武汉北伐，能直捣京津，而蒋之政权已固，继蒋而起者亦将大有人在，日帝国主义在北方亦未尝不可与国民政府成直接冲突。反之，政府苟下决心讨伐，迅速出师，直指南京，则安庆有三军二师与芜湖七军隔江相持，二、六军之一部闻已退至安徽，可任侧面攻击。七军不过万人。陈调元〔7〕仅四团，且在前敌不易调回。芜湖如下，南京必震动。蒋能直接使用之军队仅五个师，但一师、二十一师薛、严走后，战斗力已失泰半，现改驻镇江、苏州；二师久败之师，现驻昆山；在南京者仅为三师、十四师，如何能抗东下之兵四十军已一半渡江，余者未必尽为蒋助。十七军为蒋牺牲于扬州，大隤。二十六军、十军都有反蒋愿望。南京一失，苏、沪可不战自定。故为全局计，政治不宜再缓和妥协。上海于暴动后，已曾铸此大错。再不前进，则彼进我退，我方亦将为所动摇，政权领导尽将归之右派，是不仅使左派灰心，整个革命必根本失败无疑。又，东南军事工作必须有计划、有名义、有负责人、有密函，方能使左派军官相信中央政府〔8〕也。如何，望与左派同志切实商复为要。
〖注释〗
〔1〕郭沫若（一八九二——一九七八），北伐战争时期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一九二七年三月下旬，奉武汉国民政府之命从九江去上海组织总政治部分部，四月十四日到达上海。他目睹了蒋介石一手制造的九江、安庆的反革命事件。三月三十一日在南昌撰写了《请看今日之蒋介石》，声讨蒋介石背叛革命的罪行。
〔2〕一九二七年三月十七日，蒋介石嗾使暴徒在九江捣毁并派兵强占左派领导的国民党市党部和市总工会；同年三月二十三日，又在安庆捣毁左派领导的安徽省、安庆市国民党党部和全省总工会、省农民协会等筹备处，打伤多人。
〔3〕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日，蒋介石反动派在宁波捣毁了市总工会和店员工会；四月九日捣毁了左派领导的国民党市党部和《民国日报》社，逮捕了市党部常委杨眉山（共产党员）、市总工会委员长王鲲（共产党员）和《民国日报》社长庄禹梅。三月二十日蒋介石反动派在杭州袭击了市总工会，三十一日又开枪杀伤参加抗议游行的工人八十多人。四月九日蒋介石反动派在南京捣毁了左派领导的江苏省和南京市国民党党部；四月十日逮捕、殴打游行的革命群众，杀害省党部常委侯绍裘（共产党员）。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反动派在上游血腥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从此，蒋介石和他的追随者完全背叛革命，公开投降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
〔4〕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五日，国民党反动派在广州发动反革命政变，解除黄埔军校和省港罢工委员会纠察队的武装，包围中华全国总工会广州办事处、省港罢工委员会，逮捕、屠杀共产党员和工人积极分子两千多人。
〔5〕薛岳，当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师长。后来追随蒋介石积极反共。
〔6〕严重（一八九二——一九四四），曾任黄埔军校教官、总教官，北伐战争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一师师长。“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拒绝蒋介石任命的职务。抗日战争期间被国民党反动派谋害。
〔7〕陈调元（一八八六——一九四三），当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一集团军第三军团（北路）总指挥兼三十七军军长。
〔8〕中央政府，指当时由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领导的武汉国民政府。
彭杨颜邢四同志〔1〕被敌人捕杀经过（一九二九年九月十四日）
〖题解〗
本文发表于一九三○年八月三十日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日报》。原载《周恩来选集》上卷。
〖正文〗
帝国主义、国民党是时时合作以压迫工农群众，以屠杀革命领袖的。尤其是上海的十里洋场，自“四一二”〔2〕以来，在帝国主义强盗与国民党军阀铁蹄之下牺牲的已经有几万人；现时关闭在西牢，在漕河泾，在公安局与警备司令部的，还有成千以上的工农群众、革命战士，过着那无期徒刑的岁月。
近来因世界大战危机日益紧迫，军阀战争还在继续，而群众斗争又在日益开展，于是帝国主义与国民党乃更加紧地合作，向着革命群众与革命的先锋队伍——中国共产党施行更残酷的进攻。彭、杨诸同志便是在他们这种密切的合作、残酷的进攻之下的牺牲者，便是在他们共同的阴谋计算之下遭了暗杀！
彭湃、杨殷、颜昌颐、邢士贞四同志之被捕，日期在一九二九年八月二十四日下午四时许。那时，帝国主义的武装巡捕与公安局的中国包探，驾着几辆红皮钢甲车，如临大敌地到沪西叛徒白鑫夫妇的住家。彼等于弄堂内外布置妥帖后，登楼捕人如像预知的一样，按名拘捕共五人（除彭、杨、颜、邢外，还有张际春〔3〕同志），而对白鑫夫妇则置诸不问。人捕齐后，于白鑫床下搜出一些革命刊物，如《布尔塞维克》、《红旗》〔4〕及共产党的中央通告等。被捕五同志当即为警探拥上汽车，直驶向新闸捕房。此事发生后，各报均禁止登载，因此广大的群众直不知其领袖有此被捕的事件。
二十五日为星期日，临时法院不办公。二十六日法院开审，合作的帝国主义走狗法官与公安局代表故意做作一番，然后判交公安局引渡带去。在审问时，只被捕五同志到案，照片已于被捕当日弄好，按名询问，显然叛徒白鑫已在暗中作证指明。引渡时，公安局亦以铁甲汽车武装解入城内公安局。审问与引渡情形，曾载在当日晚报，但未将其真姓名宣布。这是统治阶级故意如此，为的是避免广大群众严厉的直接反抗。
彭、杨五同志至公安局，当晚即开审，问官一无所得。而彭、杨五同志在看守所中即开始宣传，许多保安队员为之感动。二十七日下午复开审，审问历四五小时。问至彭湃同志，有人出为证明，彭湃同志公开承认。问官询其经过历史，彭同志慷慨而谈，历时一点多钟，从未入党以前在海陆丰做农民运动起，直谈至在海陆丰建立苏维埃的经过。当谈至在海陆丰惩办反革命时，彭同志向审问官抗声说道：似你们这班反革命党，我们在海陆丰不知杀了好多，你现在不必再问了，将我枪毙好了。问官亦为之动容。问至杨殷同志，杨殷同志亦公开承认自己的经过。审问毕，回至看守所，五同志齐唱国际歌，以赋同仇，直影响了全所。
第二审过后，公安局深惧有意外，至二十八日清晨即转解警备司令部。适当晚发生了蒋介石被刺事，一切嫌疑卫兵统押至司令部。上至熊式辉〔5〕，下至司法科，统忙得屁滚尿流。被押卫兵，经严刑拷打，血肉横飞，骨折肢断，无一肯供出刺蒋来源。于是五同志在押的三天中（二十八-三十日）未经一审，只是手铐脚镣，铁链钉铛，被严重地看管在司令部看守所中。在这三天中，五同志没放过一刻机会，不断向在狱群众与司令部内的士兵宣传。当彭、杨诸同志与士兵谈至痛切处，士兵中竟有捶胸落泪，痛骂国民党军阀非杀尽不可的。当他们说至激昂处，便齐唱国际歌与少年先锋歌〔6〕，士兵与狱中群众亦高呼口号和之，于是愁苦惨淡的狱中，一变而为激昂慷慨的沙场。有些因贫穷而走入抢劫的盗犯，他们都感动而觉悟道：只有跟共产党走，才是我们穷人的正当出路！有些因革命嫌疑而下狱的群众乃更加坚决说：我们今后只有革命的一条路了！有些被难的同志则说道：到底是我们的中央领袖，能做我们的表率！有些久闻彭湃大名的人，闻得彭湃在此，均争相来看；还有几个识得彭湃的人，均以旧时相识为荣。
他们入警备司令部后，已知必死，故他们传出书信多是遗嘱之辞。他们嘱咐党中同志不要因他们被捕而伤痛，要继续努力谋得革命的发展。他们嘱咐党中重要负责同志要为党惜身。他们望党内对于反对派〔7〕的斗争要多从教育上做功夫，以教育全党。他们相聚谈话时，亦曾谈及许多政治问题，可惜未曾传出他们所谈的内容。他们都是谈笑自如，杨殷同志曾笑说：“朝闻道，夕死可矣。”他们对于自己爱人的遗嘱，都是勉其为党努力。
在三十日这天，临时法院忽又故意票传五人复审。司令部遂亦于当天午后，在形式上将五人严密地解送至法院。到法院时有步兵一排，公安局包探多人，司令部副官几个，并有捕房巡捕携手提机关枪两架跟着警戒。法院在特别法庭开审，不许人旁听，问辞与供辞如上次。法官与陪审之帝国主义领事及捕房律师都含糊其辞地说了一些，并未将彭、杨等同志罪状究是些什么公开宣布。被告律师虽说了一些，法官等并不注意，最后判决文亦无人能听见法官究竟读了些什么。直至彭、杨等四同志已经枪毙了，上海英文报上忽皇皇地登着法院判决文是处彭、杨等同志以八年的有期徒刑。这一复审，简直是帝国主义强盗与国民党军阀合作的一出滑稽的杀人剧。他们想以法律的手续来欺骗群众，但又深恐怕群众晓得。其实，广大的革命群众老早就不相信你们这种鸟法律了！从一九二七年的“四一二”到现在，帝国主义者与国民党不知暗杀了冤杀了几多群众。屠杀成河的血，早已染红了工农劳苦群众的心，他们只知道以群众的斗争力量来回答你们的白色恐怖，谁还管你们的鸟法律！
在临时法院审后，即刻又武装紧严地解回警备司令部。当由法庭回至囚车时，颜昌颐同志举手呼共产党万岁，五人相视而笑。至司令部，先回看守所，当即送进一桌酒饭，五同志都知是死期已届，谁还肯吃这一桌劳什子“赏饭”！约一小时，便提彭湃、杨殷、颜昌颐、邢士贞四同志行刑。他们四人慷慨地向士兵及在狱群众说了最后的赠言，唱着国际歌，呼着口号出了狱门，引得一般士兵及狱犯都痛哭失声，甚至看守所员都为之掩面。行刑是秘密的，枪毙地点并未出司令部，开熊式辉任内之先例，其严重与畏惧之情可想而知。四同志死时的枪声，狱中群众隐约闻见。有一狱犯特杀鸡一只望空致祭，可见其感动之诚！四同志死时特留下内衣三件作为纪念，成为最后的遗物！死后，司令部又秘密地派人掩埋，以图灭迹。但是，广大的革命群众虽看不见他们领袖的英勇遗体，然他们领袖之英勇的战绩，却永远光明地纪念在每一个人的心中，永远不会湮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