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着彭、杨五同志初被捕时，南京国民党中央便得到上海国民党市党部的夸功报告。他们的回电是命令熊式辉着即枪毙，加以刺蒋案件忙得这班走狗们寝食不安，所以枪毙的执行乃更加迅速。
阶级斗争剧烈的今日中国，革命的群众、革命的领袖死在敌人的明枪暗箭中的不知几多！这原是革命成功前所难免的事变，而且是革命成功之血的基础，没有前仆后继的革命战士，筑不起伟大的革命的胜利之途！每一个革命战士牺牲，不管是在前线，是在后方，都有他伟大的代价。尤其是革命领袖的牺牲，更有他不可磨灭的战绩，照耀在千万群众的心中，熔成伟大革命的推动之力，燃烧着每一个被压迫群众的革命热情，一齐奔向革命的火原！所以我们在死难的烈士前面，不需要流泪的悲哀，而需要更痛切更坚决地继续着死难烈士的遗志，踏看死难烈士的血迹，一直向前努力，一直向前斗争！
的确，彭、杨、颜、邢四烈士的牺牲是中国革命、中国党之很大的损失！革命的领袖是积了无数次的斗争与战绩，从广大的群众中涌现而锻炼出来的。敌人可以在几分钟内毁灭了我们革命的领袖，我们却不能在几分钟内锻炼出我们新的领袖。故敌人消灭我们肉体的办法，是压迫革命之最残酷最恶毒的办法。我们只有努力于群众的斗争，加紧群众的斗争，使群众的斗争力量足以消灭白色恐怖，消灭敌人的屠杀，则革命的胜利便将临近，敌人的统治便届末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偿赎今日的损失！只有这样，我们才尽了彭、杨四烈士的遗志！才报了我们被压迫阶级的大恨深仇！
国民党、帝国主义一班强盗用鬼蜮的伎俩、卑鄙的手段来谋害革命，来暗杀革命领袖，我们革命群众对他们的回答，却永远是赤裸裸的公开的阶级斗争！仅只这一点差别，便是我们战胜敌人的利器。因为只有公开斗争才能争取广大群众，只有群众力量才能消灭敌人！惯于阴谋暗杀的国民党、帝国主义一班强盗，便要在这公开的阶级斗争中一齐消灭，一齐死绝！
工农兵士劳苦群众们！革命先锋战士们！烈士的革命精神不死！我们的奋斗不绝！踏着烈士的血迹前进！前进！努力地前进！直进到革命的最后胜利！
〖注释〗
〔1〕彭，即彭湃；杨，即杨殷；颜，即颜昌颐；邢，即邢士贞。他们是一九二七年八月三十日在上海龙华被敌人杀害的烈士。
彭湃（一八九六——一九二九），我党最早的农民运动领袖。一九二二年七月在海丰县赤山创建了全国第一个农会。一九二三年一月当选为海丰总农会会长。一九二四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同年创办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并任中共两广区委委员。一九二五年五月当选为广东省农民协会副委员长。一九二七年参加南昌起义，任中共前敌委员会委员。南昌起义失败后，领导了海陆丰第三次武装起义，创立海陆丰苏维埃，任委员长和东江特委书记。一九二八年任中共中央农委书记兼江苏省委军委书记。在党的第五、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在“八七”会议上被选为政治局委员，在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
杨殷（一八九三——一九二九），早年参加同盟会。一九二三年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担任中共两广区委委员，是省港罢工的领导者之一。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一日广州起义时任广州苏维埃政府人民委员会代理主席和肃清反革命委员会主席。一九二八年在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常委，并任中央军事部长。
颜昌颐（一八九八——一九二九），一九二一年参加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五年在中共中央军委、湖南省委军委工作。一九二六年十月到一九二七年三月参加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一九二七年参加南昌起义，任二十四师党代表。南昌起义失败后，和澎湃一起发动海陆丰第三次起义，创建海陆丰苏维埃，任红军党代表。一九二八年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兼江苏省委军委委员。
邢士贞（？——一九二九），一九二七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当时是中共江苏省委军委干部、士兵运动负责人。
〔2〕“四一二”，指蒋介石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在上海发动的反革命政变。参见本书《迅速出师讨伐蒋介石》一文注〔3〕。
〔3〕张际春（？——一九三三），共产党员。一九二九年任上海总工会纠察队副总指挥，同年领导上海五月三十日和八月一日两次反帝大示威，八月二十四日被捕，一九三一年冬出狱。
〔4〕《布尔塞维克》杂志，中共中央机关刊物。一九二七年十月二十四日创刊，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前为周刊，后改为半月刊。现在查到的最后一期是一九三二年七月出版的第五卷第一期。
《红旗》，中共中央机关报。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二十日创刊。共出一二六期，前二十三期是周报，后一○三期是三日报。一九三○年八月二日停刊，同月十五日和《上海报》合并为《红旗日报》。一九三一年二月十四日《红旗日报》改为中共中央和中共江苏省委机关报。同年三月九日改名《红旗周报》，为中共中央机关报。现在查到的最后一期是一九三四年三月一日出版的第六十四期。
〔5〕熊式辉（一八九三——一九七四），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五师师长兼淞沪警备司令。
〔6〕《少年先锋队歌》，苏联诗人别塞勉斯基填词的革命歌曲，原名《青年近卫军》，一九二二年定为苏联共产主义青年团团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传入中国，改称《少年先锋队歌》。
〔7〕反对派，指当时中国共产党内出现的由一小批托洛茨基分子组成的反党小集团。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中国的托洛茨基分子以“左”的面目出现，不承认当时中国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主张立即没收资本家的工厂企业，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他们在组织上进行分裂党的派别活动。一九二八年八月，党中央决定开展反对托派的斗争，号召全党在思想理论上驳斥托派的谬论，对托派骨干分子一律清除出党，对一般分子，主要采取教育方法，争取他们放弃托派观点，回到马克思主义立场上来。
托洛茨基反对派〔1〕在中国发生的原因及其前途（一九二九年十月）
〖题解〗
这是在中共中央直属支部干事会上所做的报告。原载《周恩来选集》上卷。
〖正文〗
中央第四十四号通告〔2〕上说：固然我们不必夸大反对派〔3〕在中国党内之政治上组织上的作用，但是他们的活动情形与反党现象的发展，实不容许党丝毫忽视。
反对派在中国发生的主要原因，是中国大革命之失败与新的革命浪潮之复兴，存留在党内落后的小资产阶级“同路者”形成了反对派发展的基础。有人说，反对派在中国的发生是因为有了“莫斯科回来的学生”。这是错误的，他们只是起了反对派的介绍作用。现在，我们指出反对派发生的几种主要的客观的原因。
第一，南京政府在初成立时，很注意如何引俄国反对派到中国来，以分裂中国共产党。托洛茨基反对派这个“宝贝”不但为欧洲的资产阶级所利用，即中国的统治阶级也一样地看上了。在联共的反对派坚决地固执他们的路线时，欧洲资产阶级即非常之注意，想利用他们分裂联共的组织，破坏联共的正确路线。在中国，胡汉民〔4〕、戴季陶〔5〕、周佛海〔6〕，都企图借着宣传反对派以分裂中国党。中国的统治阶级恨不得抓住中国党内的这一工具，以达到消灭中国革命领导者的目的。中国的政治环境的确容许反对派在中国活动。这是反对派在中国发生的第一个客观原因。
第二，在革命失败之后，必然有许多失败的情绪，引起许多争论的问题。俄国在一九○五年以后，德国在革命失败后，都有过这样的情形。中国大革命失败后，亦是如此。中国党自“八七”会议〔7〕以后，对于机会主义的纠正，在组织上有相当成功，但在理论上思想上的斗争，并未完成，直到六次大会〔8〕，才有相当成功；然党内种种不良的倾向，以及大革命失败以来的不同的政治倾向，尤其是机会主义的倾向，还都是待机而动。这是中国发生反对派的第二个原因，也就是所以形成中国党内机会主义——反对派结合之思想上组织上的根本原因。
第三，中国党的党内生活，到现在还不能说是完全健全。虽然在组织上肃清机会主义，引进工人分子入党，但尚未把支部生活坚固地建立起来。因此，党的生活上，常发生动摇的现象。党的正确路线还未得到有些支部全体热烈的讨论，因之，党的政治路线在组织上遂尚未得到完全巩固。有些支部对某一问题，常不能在正确路线下予以回答，常因某一问题不能回答而表现动摇。在上海，有些中心的产业支部并不巩固，有些产业支部非常缺乏政治生活，因此，斗争胜利了，支部就活跃；斗争失败了，支部就消沉，甚至有瓦解的。这表明政治路线还没有得到组织上的完全巩固，不但反对派可以借此活动，即机会主义者亦容易去活动。这是第三个客观原因。
第四，大革命失败以后，许多国共合作时代的动摇分子，有脱离工作的，有坚持地方观念的，有固执自己错误的，这些在组织上并未克服。他们专以个人的小问题闹无原则的纠纷，而反对派就抓住了这些不满意党的路线的分子，利用这种无原则的斗争，以进行其反党的活动。这是第四个客观原因。
尽管过去没有发生过反对派的活动，然而有了这四个原因，就必不可免地使中国有反对派暂时活动的可能。自然直接的原因，还是回国的学生与机会主义的复活。
至于托洛茨基反对派活动的策略路线，我们可以看出有下列四点：
第一，必然不可免地要与统治阶级勾结。《新生命》〔9〕已经登过关于反对派的文章。将来反对派更要利用统治阶级的宣传机关，以进行其帮助统治阶级反党的活动。如果在党内斗争中失败，他们必然会整个卖给统治阶级。这是必不可免的前途。
第二，在一切当前实际问题上表现他们的反党路线的宣传与活动。他们在“五卅”〔10〕纪念时，宣言号召同志向党斗争，要比反帝国主义斗争更重要，客观上毫无疑义地是帮助敌人。“八一”示威〔11〕，他们又认为是盲动主义，反映出许多失败的情绪。有论调上表现出极右的悲观的取消主义。
第三，利用某些不健全的支部生活，以实行其停留在支部内活动的策略。他们借着停留在支部内，以动摇下层群众，并专门找斗争失败的支部，专利用失败的事实，以攻击党的路线。当斗争困难时，反对派在宣传上可以说出极左的口号，如“没收工厂”，以使工人阶级孤立，并引导工人群众幻想未来的天国而忽略了目前斗争的实际意义；反之，在实际问题上却又提出极右的策略，使工人支部走到无出路的消沉状态。
第四，与中国的机会主义者结合。这些机会主义分子因为固执自己的路线，现在既不能深入群众，又不能不找一新的政纲，以掩饰自己的错误。这样，反对派的政纲，正好在掩饰自己过去的错误上，在口头上“左”的革命口号而实际上右的革命形势的估计与策略上，恰恰脾胃相合，于是就被他们利用了。而反对派的策略，也正是要利用这些分子帮助他们进行反党的活动。机会主义者与反对派在“惺惺惜惺惺”〔12〕的情形之下，便结合起来了。
此外，托洛茨基反对派抛开原则，专门利用些小的问题小的纠纷，进行非事实的毁谤与有意的造谣诬蔑，企图用这些卑劣无耻的手段以破坏同志对党的指导机关的信仰。这除了帮助敌人破坏革命的指导者以外，简直没有任何意义。
在上海、香港、北方，都发现有反对派的活动。他们在组织上对党是秘密的。惟其如此，就更应该将这一问题提到下层去，指导同志们讨论与坚决地肃清一切机会主义——反对派的活动。反对派有些并不公开表示自己的意见，有些我们已知道他们有反对派的倾向，有些尚不知道。因此，这一问题必须提到支部中，运用这一机会教育同志，树立党的正确路线的基础。务使每个同志认识以正确的路线同不正确的路线斗争之必要，使党的正确路线得到组织上的巩固。所以，除了组织上的制裁之外，思想上理论上的斗争是绝对必要的，这是目前巩固党的很重要的武器！
〖注释〗
〔1〕托洛茨基反对派，参见本书《无产阶级革命的俄罗斯》一文注〔4〕。
〔2〕中央第四十四号通告，指一九二九年八月十二日中共中央发布的《关于中国党内反对派问题》的通告。
〔3〕反对派，指当时中国共产党内出现的由一小批托洛茨基分子组成的反党小集团。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中国的托洛茨基分子以“左”的面目出现，不承认当时中国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主张立即没收资本家的工厂企业，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他们在组织上进行分裂党的派别活动。一九二八年八月，党中央决定开展反对托派的斗争，号召全党在思想理论上驳斥托派的谬论，对托派骨干分子一律清除出党，对一般分子，主要采取教育方法，争取他们放弃托派观点，回到马克思主义立场上来。
〔4〕胡汉民（一八七九——一九三六），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曾任代理广州大元帅府大元帅兼广东省长等职，著名的右派首领，是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同盟者。后来同蒋介石集团争权夺利，长期对立。
〔5〕戴季陶（一八九○——一九四九），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歪曲孙中山学说的革命内容，散布反对共产党、反对工农运动的谬论，为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进行思想上的准备。“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继续忠实追随蒋介石。
〔6〕周佛海（一八九七——一九四八），一九二一年曾参加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一九二四年叛党。蒋介石叛变后曾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等职。抗日战争开始后随汪精卫叛国投降日本侵略者，任汪伪政府行政院长等职。
〔7〕“八七”会议，即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在汉口召开的中国共产党中央紧急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有党的中央委员、监察委员等二十一人。瞿秋白在会上作了《将来工作方针》的报告。会议通过了《告全党党员书》和农运、工运及组织问题等决议案，改选了中央领导机构。这次会议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坚决地纠正和结束了陈独秀的投降主义，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总方针，号召党和人民群众坚持革命斗争，这些都是正确的，是它的主要方面。但是，在反对右倾投降主义的时候，不认识当时应当根据各地不同情况，组织恰当的反攻或必要的策略上的退却，在组织上开始了宗派主义的过火的党内斗争，因而为后来的“左”倾错误开辟了道路。
〔8〕“六大”指一九二八年六月十八日至七月十日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会上，瞿秋白作了《中国革命与共产党》的报告，周恩来作了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的报告，刘伯承作了军事问题的补充报告。会议通过了政治、军事、组织等问题的决议案。这次大会肯定了中国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当时的革命依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指出了当时的政治形势是在两个革命高潮之间和革命发展的不平衡，党在当时的总任务不是进攻，不是组织起义，而是争取群众。会议在批判右倾机会主义的同时，特别指出了当时党内最主要的危险倾向是脱离群众的盲动主义、军事冒险主义和命令主义。这次大会的主要方面是正确的，但也有缺点和错误。它对于中间阶级的两面性和反动势力的内部矛盾缺乏正确的估计和适当的政策；对于大革命失败后党所需要的策略上的有秩序的退却，对于农村根据地的重要性和民主革命的长期性，也缺乏必要的认识。
〔9〕《新生命》是周佛海主编的反动月刊，一九二八年在上海创刊。
〔10〕“五卅”，参见本书《现时政治斗争中之我们》一文注〔3〕。
〔11〕一九一九年七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支持帝国主义战争的第二国际，议决八月一日在瑞士卢赛恩召开代表大会。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号召全世界工人在这一天举行游行，向第二国际示威。一九二九年七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次全会决定八月一日为国际反对帝国主义战争日。这一天，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组织了反帝示威。
〔12〕惺惺惜惺惺，原意是聪慧的人爱惜聪慧的人。这里借用这句成语，形容机会主义者和反对派同类相聚。
决心扫此两军间合作之障碍——致张学良〔1〕（一九三六年四月二十二日）
〖题解〗
原载《周恩来书信选集》。
〖正文〗
汉卿先生：
坐谈竟夜，快慰平生。归语诸同志并电前方，咸服先生肝胆照人，诚抗日大幸。惟别后事变益亟，所得情报，蒋氏〔2〕出兵山西原为接受广田三原则〔3〕之具体步骤，而日帝更进一步要求中、日、“满”实行军事协定，同时复以分裂中国与倒蒋为要挟。蒋氏受此挟持，屈服难免，其两次抗议蒙苏协定〔4〕尤见端倪。为抗日固足惜蒋氏，但不能以抗日殉蒋氏。为抗日战线计，为东北军前途计，先生当有以准备之也。
敝军在晋，日有进展，眷念河西，颇以与贵军互消抗日实力为憾。及告以是乃受日帝与蒋氏之目前压迫所致，则又益增其敌忾，决心扫此两军间合作之障碍。先生闻之得毋具有同感？兹如约遣刘鼎〔5〕同志趋前就教，随留左右，并委其面白一切，商行前订各事。寇深祸急，浑忘畛域，率直之处，诸维鉴察。并颂
勋祺！
周恩来拜
四月二十二日晨
以哲〔6〕军长处恕不另笺。
〖注释〗
〔1〕张学良，一九○一年生，字汉卿，辽宁海城人。东北军爱国将领。一九三五年十月起任国民党政府军西北“剿总”副司令。一九三六年四月九日邀周恩来到肤施（今延安），就停止内战、联合抗日以及双方通商和互派代表等问题进行谈判。同年十二月十二日和杨虎城一起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以忘我的大无畏精神，毅然发动了西安事变，支持中国共产党关于“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主张，促成了挽救国家民族危亡的统一战线，推动了国共第二次合作，奠定了全民抗战的基础。周恩来盛赞张杨两将军为“千古功臣”。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张学良被蒋介石长期关押。
〔2〕蒋氏，指蒋介石。一九三六年二月，中国共产党为了以实际行动促成全国抗日的实现，由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以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的名义东渡黄河抗日。这一行动遭到阎锡山、蒋介石的武力阻拦。蒋介石先后派遣约十个师进入山西，协助阎锡山进攻抗日先锋军，并命令西北军、东北军等部进攻陕北根据地。
〔3〕一九三五年十月，日本外相广田弘毅对中国驻日大使提出所谓“对华三原则”，作为日本政府同国民党政府进行谈判的基础。其主要内容是：一、中国取缔一切抗日运动，放弃依赖英美的政策；二、中国承认伪“满洲国”，树立中日“满”经济合作；三、中日共同防共。
〔4〕在日本帝国主义屡次侵犯蒙古人民共和国边境的形势下，一九三六年三月十二日苏联政府和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签订互助议定书，即蒙苏协定。协定规定如苏联或蒙古人民共和国遭受任何第三国攻击时互相支持。国民党政府外交部对此曾以“侵害中国主权”为由，于同年四月七日和十一日两次提出抗议。
〔5〕刘鼎（一九○三——一九八六），四川南溪人。当时受中国共产党委派，在红军与东北军之间做联络工作，后任中共驻东北军代表。
〔6〕以哲，即王以哲（一八九六——一九三七），吉林宾县（今属黑龙江）人。东北军爱国将领。西安事变时任东北军第六十七军军长。由于张学良被蒋介石扣留，东北军内部在如何营救张的问题上发生分歧。部分少壮军官主张用武力解决，王以哲等主张和平解决。在反动势力的挑动下，一九三七年二月二日王以哲被少壮派刺杀。
请一言为天下先——致张伯苓〔1〕（一九三六年五月十五日）
〖题解〗
原载《周恩来书信选集》。
〖正文〗
不亲先生教益，垂念载矣。曾闻师言，中国不患有共产党，而患假共产党。自幸革命十余年，所成就者，尚足为共产党之证，未曾以假共产党之行败师训也。
去岁末，复闻先生于一二八事变后，曾拟挺身入江西苏区，主停内战，一致对外。惜当时未得见先生，而先生亦未得见苏维埃与红军历次抗日宣言。向使当时果来苏区，红军北上抗日之路，或可早开，又何致直至去岁始得迂回曲折，以先锋军转入陕甘！经二万五千里历十一省之长征，在事为难能，在红军抗日之意更可大白于天下。而战胜声威，为抗日保存活力，或亦先生所乐闻欤？
今国难日亟，华北垂危。红军不能忍华北五省拱手让人，已于十一月出师东向，力争对日作战，并一再宣言，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红军愿为先驱，集中河北。不图山西阎氏〔2〕阻挡于前，蒋〔3〕复出兵于后，反使中国军队，同室操戈，为暴日清扫道路，是实现广田三原则〔4〕中日“满”共同防共之要旨，而非中国民族之利也。
目前华北局势，非战无以止日帝之迈进。华北沦亡，全国继之。救华北即所以救全国。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今日如能集合全国之武力与人力财力智力，共谋抗日，则暴日虽强，不难战胜。而民族战争之开展，端赖有一致之政府与军队。居今日中国，应不分党派，不分信仰，联合各地政府、各种军队，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以统一对外，并开抗日人民代表会议，以促其成。先生负华北重望，如蒙赞同，请一言为天下先。想见从者如云，先生昔日之志，将得现于今日也。
事急矣！东进匪遥，率直进言，幸赐明教，并颂
教祺！
周恩来
一九三六·五·十五于瓦窑堡
〖注释〗
〔1〕张伯苓（一八七六——一九五一），天津人，教育家。一九○四年在天津创办敬业中学堂（后改名南开学校）。一九一九年任南开大学校长。一九四五年后曾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国民党政府考试院院长等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致电周恩来总理表示祝贺。
〔2〕阎氏，指阎锡山。参见本书《军阀统治下的中国》一文注〔17〕。
〔3〕蒋，指蒋介石，参见本书《决心扫此两军间合作之障碍》一文注〔2〕。
〔4〕广田三原则，参见本书《决心扫此两军间合作之障碍》一文注〔3〕。
大敌在前亟应团结御侮——致蒋介石（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二日）
〖题解〗
原载《周恩来书信选集》。
〖正文〗
介石先生：
自先生揭橥反共以来，为正义与先生抗争者倏已十年。先生亦以清党“剿共”劳瘁有加，然劳瘁之代价所付几何？日本大盗已攫去我半壁山河，今且升堂入室，民族浩劫高压于四万万人之身矣！近者，先生解决西南事变〔1〕，渐取停止内战方针。国人对此，稍具好感。惟对进攻红军犹不肯立即停止，岂苏维埃红军之屡次宣言、全国舆论之迫切呼吁，先生犹可作为未闻耶？
先生须知，共产党今日所求者，唯在停止内战、建立抗日统一战线与真正发动抗日战争。内战果能停止，抗战果能实行，抗日自由果能实现，则苏维埃与红军誓将实践其自己宣言，统一于全国抗日政府指挥之下，为驱逐日寇而奋斗到底。先生素以继承孙中山先生革命传统为职志者，十年秉政，已示国人对外妥协对内征服之失策。现大难当前，国人抗日之心甚于“五卅”，渴望各党合作之忱甚于民十三年改组〔2〕，先生其亦有志于回到孙先生革命的三大政策之传统而重谋国共合作乎？当先生实行孙先生革命政策时，全国群众闻风景从，先生以之创黄埔，练党军，统一两广，出师北伐，直抵武汉。及先生背弃孙先生遗教，分裂两党统一战线后，则众叛亲离，内乱不已，继之以“九一八”，五年外患，国几不国。先生抚今追昔，其亦有感于内战之不可再长而抗日之不容再缓乎？苏维埃与红军为此呼吁，至再至三，但仍不得先生之坚决同意。前者东向抗日被阻于晋，今者全国主力红军集中西北，目的更全在抗日，乃先生又复增兵相逼。先生岂竟忘日寇已陈兵绥东，跃跃欲动，即欲变西北为殖民地耶？来敢正告先生：红军非不能与先生周旋者，十年战绩，早已昭示国人。特以大敌在前，亟应团结御侮。自相砍伐，非但胜之不武，抑且遗祸无穷。若先生以十年仇隙，不易言欢，停战议和，未可骤信，则先生不妨商定停战地区，邀请国内救国团体各界代表监视停战，必知红军力守信誓，只愿在抗日战争中担任一定防线，以其全力献之于民族解放，他则一无所求也。先生其亦有意于一新此民族壁垒而首先在西北实现乎？天下汹汹，为先生一人。先生如决心变更自己政策，则苏维埃与红军准备随时派遣负责代表与先生协定抗日大计。此共产党、红军确定之政策，将千回百折以赴，不达目的不止者也。
先生为国民党及南京政府最高领袖，统率全国最多之军队。使抗日无先生，将令日寇之侵略易于实现，此汉奸及亲日派分子所企祷者。先生与国民党之大多数，决不应堕其术中。全国人民及各界抗日团体尝数数以抗日要求先生。先生统率之军队及党政中之抗日分子，亦尝以抗日领袖期诸先生。共产党与红军则亟望先生从过去之误国政策抽身而出，进入于重新合作共同抗日之域，愿先生变为民族英雄，而不愿先生为民族罪人。先生如尚徘徊歧路，依违于抗日亲日两个矛盾政策之间，则日寇益进，先生之声望益损，攘臂而起者大有人在。局部抗战，必将影响全国。先生纵以重兵临之，亦难止其不为抗战怒潮所卷入，而先生又将何以自处耶？
奉上八月二十五日敝党中央与贵党中央书，至祈审察。迫切陈词，伫候明教。顺祝
起居佳胜！不一。
周恩来
九月二十二日
〖注释〗
〔1〕一九三六年六月，广东地方势力陈济棠和广西地方势力李宗仁、白崇禧发出通电，宣布“北上抗日”，接着组织西南联军，出兵湖南，同蒋介石的军队发生激战。这一事件被称为两广事变，又称西南事变。同年七月，陈济棠因部下为蒋介石收买而被迫下台；九月，李宗仁、白崇禧同蒋介石妥协。
〔2〕民十三改组，参见本书《军阀统治下的中国》一文注〔25〕。
请撤兵释张实践诺言——致蒋介石（一九三七年一月十一日）
〖题解〗
原载《周恩来书信选集》。
〖正文〗
蒋先生：
自汉卿〔1〕先生陪送先生回都后，此间一切安然，静候先生实践诺言，完成和平统一大计。及撤兵令下，特赦呈文发表，愈使大家认识先生顾全大局之心，钦佩无所。乃事未及周，先生请假归里，中央军竟重复开入陕境，特赦令转为扣留，致群情愤激不可终日。尤以处置西北善后之部令〔2〕与先生意图完全相违，虎城〔3〕先生虽力持慎重，但一般将士实已愤慨万分。来居此仍本共产党红军历来主张之对内和平、对外抗战之一贯方针，尽力调处。来敢保证，只要中央军不向此间部队进攻，红军决不参加内战。但默察现状，中央军进入潼关者已达十二师，正向西安迈进，窥敬之〔4〕部长意图似有非逼成内战不止之势。现先生虽假中，但战机危迫，先生以一系全国安危，待先生力排众议，坚持前令，尽撤入陕甘之兵，立释汉卿先生回西北主持，则内战可弭，和平可坚，一切人事组织、政府主张、抗战筹备均将循先生预定之方针前进，统一御侮之大业必可速就。虽然者，一部分主战之士将不顾大局，挑起内战，不仅西北糜烂，全国亦将波及无疑，而垂成之统一局面又复归于破碎。此事之痛，除日寇及少数亲日分子称快外，不特为全国同胞所反对，想亦为先生所不忍见不愿为也。
来承召谈，只以大兵未撤，汉卿先生未返，暂难抽身。一俟大局定，当即入都应约。如先生认为事宜速决，请先生以手书见示，保证撤兵释张，则来为促进和平、赞助统一，赴汤蹈火亦所不辞。至一切西北赤化谎言，先生及汉卿先生均知之审，必能辨其诬。凡来为先生及夫人与张、宋〔5〕诸先生言者，我方均绝对保证实践。且为外交计，来及党人在此遵先生约，均守秘密，更无向外广播之可能。盖凡能为对内和平、对外抗战尽力者，我方愿举全力为先生助也！专此奉达，伫候回教，并颂
起居佳胜！不一。
蒋夫人均此不另。
周恩来
一月十一日午
〖注释〗
〔1〕汉卿即张学良，参见本书《决心扫此两军间合作之障碍》一文注〔1〕。
〔2〕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和军政部于一九三七年月五日分别发表陕甘整理办法，主要内容是：派顾祝同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西安行营主任；西安绥靖主任杨虎城撤职留任，调整陕甘地区部队驻地。一月六日，国民党政府又颁令撤销由张学良任副司令的西北“剿匪”总司令部。
〔3〕杨虎城（一八九三——一九四九），陕西蒲城人。西北军爱国将领。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军第十七路军总指挥、西安绥靖公署主任。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和张学良一起发动西安事变，要求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后被蒋介石长期囚禁。一九四九年在重庆被杀害。
〔4〕敬之，即何应钦（一八九○——一九八七），贵州兴义人。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军政部部长。
〔5〕宋，指宋子文，当时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国民党政府经济委员会主席。
释放七君子以一新天下耳目——致蒋介石（一九三七年四月十五日）
〖题解〗
原载《周恩来书信选集》。
〖正文〗
蒋先生赐鉴：
前电计达。
阅报见上海被捕之爱国分子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等七人〔1〕，竟以救国罪名为苏州法院提起公诉，并通缉陶行知等五人〔2〕，此举已引起全国不安。良以三中全会〔3〕后，先生即以释放政治犯、容许言论自由晓谕全国，会今沈、章、邹诸人，政治犯也，其行容或激越，其心纯在救国，其拥护统一尤具真诚，锒铛入狱已极冤，抑乃苏州法院竟违背先生意旨诉以违害民国之罪，不特群情难平，抑大有碍于政府开放民主之旨。先生洞照四方，想能平反此狱，释沈等七人并取消陶等通缉，以一新天下耳目，是则举国民众所引颈仰望者也。谨电陈辞，敬祈鉴察。
周恩来叩
〖注释〗
〔1〕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领导人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王造时、史良和沙千里在上海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当时被称为七君子事件。同年十二月，七君子被移至苏州江苏高等法院看守所内监禁，次年四月江苏高等法院以“危害民国”罪提出公诉。由于七君子坚持斗争和全国人民纷纷声援，七七事变后被释放。
〔2〕一九三六年十一月，沈钧儒等七君子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后，正在国外访问的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领导人陶行知受到通缉。与此案有关受到通缉的还有上海职业界救国会会员张仲勉、陈道弘、陈卓等人。
〔3〕指中国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一九三七年二月十五日至二十二日在南京召开。这次会议主要商讨了对中国共产党和对日本的政策，迫于全国人民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要求，实际上接受了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政策，确定了和平统一、修改选举法、扩大民主、释放政治犯等原则。
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一九三七年七月十五日）
〖题解〗
这是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宣言。此宣言起草于一九三七年七月四日，七月十五日由中共中央交付国民党，至九月二十二日国民党中央社才发表。原载《周恩来选集》上卷。
〖正文〗
亲爱的同胞们：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谨以极大的热忱向我全国父老兄弟诸姑姊妹宣言，当此国难极端严重民族生命存亡绝续之时，我们为着挽救祖国的危亡，在和平统一团结御侮的基础上，已经与中国国民党获得了谅解，而共赴国难了。这对于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前途有着怎样重大的意义啊！因为大家都知道，在民族生命危急万状的现在，只有我们民族内部的团结，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现在民族团结的基础已经定下了，我们民族独立自由解放的前提也已创设了，中共中央特为我们民族的光明灿烂的前途庆贺。
不过我们知道，要把这个民族的光辉前途变为现实的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仍需要全国同胞，每一个热血的黄帝子孙，坚韧不拔地努力奋斗。中国共产党愿当此时机，向全国同胞提出我们奋斗之总的目标，这就是：
（一）争取中华民族之独立自由与解放。首先须切实地迅速地准备与发动民族革命抗战，以收复失地和恢复领土主权之完整。
（二）实现民权政治，召开国民大会，以制定宪法与规定救国方针。
（三）实现中国人民之幸福与愉快的生活。首先须切实救济灾荒，安定民生，发展国防经济，解除人民痛苦与改善人民生活。
凡此诸项，均为中国的急需，以此悬为奋斗之鹄的，我们相信必能获得全国同胞之热烈的赞助。中共愿在这个总纲领的目标下，与全国同胞手携手地一致努力。
中共深切知道，在实现这个崇高目标的前进路上，须要克服许多的障碍和困难，首先将遇到日本帝国主义的阻碍和破坏。为着取消敌人的阴谋之借口，为着解除一切善意的怀疑者之误会，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有披沥自己对于民族解放事业的赤忱之必要。因此，中共中央再郑重向全国宣言：
一、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的实现而奋斗。
二、取消一切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暴动政策及赤化运动，停止以暴力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
三、取消现在的苏维埃政府，实现民权政治，以期全国政权之统一。
四、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统辖，并待命出动，担任抗日前线之职责。
亲爱的同胞们！本党这种光明磊落大公无私与委曲求全的态度，早已向全国同胞在言论行动上明白表示出来，并且已获得同胞们的赞许。现在为求得与国民党的精诚团结，巩固全国的和平统一，实行抗日的民族革命战争，我们准备把这些诺言中在形式上尚未实行的部分，如苏区取消、红军改编等，立即实行，以便用统一团结的全国力量，抵抗外敌的侵略。
寇深矣！祸亟矣！同胞们，起来，一致地团结啊！我们伟大的悠久的中华民族是不可屈服的。起来，为巩固民族的团结而奋斗！为推翻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而奋斗！胜利是属于中华民族的！
抗日战争胜利万岁！
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万岁！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国内问题应迅速解决——致蒋介石（一九三七年七月十五日）
〖题解〗
原载《周恩来书信选集》。
〖正文〗
蒋先生赐鉴：
来庐后所陈宣言〔1〕，已荷阅正，从此露布四方，当能使举国同慰。现在华北炮火正浓，国内问题更应迅速解决，其最急者为苏区改制与红军改编之具体实施。昨蒙面示张淮南〔2〕君转达各节，其中关于同盟会纲领〔3〕，承允讨论，极为欣慰。惟关于军队统率问题，与前次庐山所示又有出入，实使来惶惑，无以自解于党中同志。缘上次在庐，承面告三师以上不能设指挥部时，来即陈说红军在改编后无统率机关以管理人事、经理教育、指挥等事的困难。先生当答以可由政治机关如政治主任来管理联络。来彼时曾反问政治机关如何能指挥军事，先生曾说：“我要你们指挥，你们亦实能指挥，这是没有问题的。”面谒后，来以政治名义管理军队究嫌不妥，曾向子文〔4〕先生及蒋夫人再三陈说三个师以上的统率机关应给军事名义，因先生坚持未允，来乃归陕北磋商，中间并一度来电重申前请，得慕尹〔5〕主任代复亦仍嘱以庐山所谈办法解决。来即据此再三向党中军中诸同志解释，告以只要政治机关能够统辖人事、经理教育、指挥各事，名义如何应勿计较，各同志始不再争。乃昨据张君转告，部队在改编后各师须直隶行营，政治机关只管联络。此与来上次在庐所面聆及归陕向党中诸同志所面告者出入甚大，不仅事难做通，且使来一再失信于党中同志，恐碍此后各事之进行。
林、秦〔6〕两同志若能同时晋谒，更所切盼。专肃。
敬颂
崇祺！
周恩来启
七月十五日
〖注释〗
〔1〕指《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参见本书《宣言》全文。
〔2〕张淮南，即张冲（一九○四——一九四一），字淮南。浙江温州人。曾任国民党执行委员、中央组织部代理副部长等职。抗战期间作为国民党代表参加国共谈判。在抗战中，张冲坚决赞成国共合作，共御外侮，同周恩来建立了良好的合作矢系。一九四一年八月，张冲病逝，周恩来深为哀悼，除在《新华日报》发表《悼张淮南先生》一文，亲自参加追悼会，并致送挽联：“安危谁与具；风雨忆同舟。”对张冲在团结抗战中的作用，给予了充分肯定的评价。
〔3〕为了控制、削弱和溶化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七年六月，蒋介石在国共两党庐山谈判期间，提出由国民党与共产党选派同等数量人员合组国民革命同盟会，作为国共合作的方式。蒋介石为该会主席，有最后决定权；两党一切对外行动及宣传，由同盟会讨论决定，然后执行；该会可代替中国共产党直接与第三国际发生关系。此外，还要制定一个同盟会的纲领。经过几次磋商，中共代表最后拒绝了这一提案。
〔4〕子文，即宋子文。参见本书《请撤兵释张实践诺言——致蒋介石》一文注〔5〕。
〔5〕慕尹，即钱大钧（一八九三——一九八二），江苏吴县人。当时任蒋介石侍从室第一处主任兼侍卫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