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辛亥革命，参见本书《革命救国论》一文注〔10〕。
〔8〕一九二六年七月，为了推翻北洋军阀的统治，国民革命军从广州出师北伐。由于有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和广大工农群众的积极支持，国民革命军迅速地占领了长江中下游广大地区，严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发动反革命政变，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遭到失败。
〔9〕抗战建国纲领，参见本书《争取更大的新胜利》一文注〔4〕。
〔10〕国民参政会是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政府被迫成立的最高咨询机关。参政员由国民党政府“聘请”，形式上包容了各抗日党派的代表，但国民党党员占绝大多数。该会对于国民党政府的政策措施，没有任何约束的权力。为了表示团结抗日，中国共产党也派代表出席了参政会。第一届第一次国民参政会于一九三八年七月在武汉召开。以后由于国民党日趋反动，言论更受束缚，该会日益成为国民党政府的御用工具。一九四一年皖南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参政员董必武等为抗议国民党的反动政策，曾进行了坚决斗争并多次拒绝出席参政会。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政府召开国民大会，国民参政会于一九四七年五月举行第四届第三次大会后撤消。
辛亥，北伐与抗战（一九三八年十月十日）
〖题解〗
原载《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史学会编《坚持团结抗战的号角》（1938—1949年代论集）。
〖正文〗
在武汉濒于危急的今天，来纪念中华民国二十七年的双十节——武昌起义〔1〕，我们抚今追昔，比任何一年都应有不同而严重的感想和希望。
第一，武汉是中华民国的诞生地，是大革命北伐〔2〕时代的最高峰，现在又是全中华民族抗战的中心。这个历史的城市，革命的城市，今天正被东亚的狂兽——日本帝国主义强盗进攻着、轰炸着。全武汉的人民，全中国的同胞，将生着如何感想？我们悲哀吗？不！我们怯却吗？不能！我们只有以更大的动员，来保卫武汉到最后！更展开保卫武汉的血战，到全湖北，全中国！武汉三镇的人民，不应该让辛亥革命〔3〕，北伐时代，两次光荣的历史空空过去，而应该发扬光大这个革命传统，来作武汉三镇的卫士！今天是保卫武汉的最后时机了。做工的，我们不能让日本强盗来到武汉屠杀我们，奴役我们，我们要勇敢的投身军队，参加各种战时工作队，去筑工事，去做担架，去任运输！做买卖的，我们不应该设想日本强盗来后可以安居乐业，赚钱发财，我们要更慷慨的实行献金竞赛，捐助寒衣，募集药品，发动慰劳！开工厂的，我们不应该设想可以在日本强盗底下讨生活，不论大的工厂，小的作坊，我们都要有决心的向内地迁移，一方面可便利军事行动，另一方面可便利内地的经济流通！武汉附近种庄稼的，我们决不能幻想在日寇铁蹄下可以当顺民，要避免日寇的摧残烧杀，奸淫掳掠，只有投身军队，武装自卫，要使日本强盗死在我们面前，不让他们压在我们头上！有知识的，念书的，我们不要散乱的往后跑，跑得到的地方，敌人追得到，我们要成群结队的上前线，往敌人的后方走，去战地服务，去救护伤兵，去组训民众，去发展游击战争！今天是武汉三镇人民的最后关头，敌人向着武汉猛攻，武汉人民要站在全国人民的先头，拿我们的力，拿我们的钱，拿我们的知识，做全国人民参战的模范！全国人民将在我们的影响和兴奋之下，共同动员起来，保卫大武汉，保卫全中国！
第二，辛亥起义，是发源于新军〔4〕暴动。北伐战争，也正是十五年双十节前北伐军打到了武昌城。今年双十节，又正当着全国主力部队激烈的进行着保卫武汉的血战！这些军队，多少都经过北伐的洗礼，有着革命战争的光荣传统，而又在当年北伐统帅蒋委员长领导之下，现在黄鹤楼头的国旗，武昌城下的血迹，正被他们光荣的保卫着。中国革命军队，从辛亥，到北伐，到抗战，在武汉不仅有史的联系，而且有血的联系。光荣的任务，落在光荣的革命军队身上，我们正应发挥革命军队的特长，坚决，勇敢，迅速，机动，来击破敌人的进攻，挽救武汉的危急。我们更应发挥革命军队的优点，政治工作，造成上下一心，军民一体，来巩固我们的战斗，扩大我们的部队，发展全民族的抗战，建立起新的中华民国！
第三，辛亥革命，是在中华民族伟大领袖孙中山先生领导之下创造的。十二年前的北伐战争，现时的抗战，又正是蒋委员长所领导的。三民主义是这三次革命的旗帜。同盟会、国民党，是具有这个历史传统的政党。不论辛亥革命后来失败，北伐后又有内战，但三民主义的历史发展，孙先生的遗教，蒋委员长今天的领导，国民党今天在政权中、军队中的领导地位，都成为今天全民族抗战中所决不能少的胜利因素，我们希望国民党同志，在其信仰的主义、领袖和党的领导下，更加发挥其光荣的历史传统，为着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为着抗战建国纲领，领导着全中华民族，向着坚持抗战，巩固团结的胜利之道前进！辛亥革命，是多少革命烈士的头颅筑成的，是多少革命先辈的心血造成的，彭刘杨三烈士的纪念碑〔5〕，至今还矗立在武昌城内，国民党中现在还有不少辛亥革命时代的斗士，应该本着推翻满清，至死不屈的精神，领导我们中华民族后起的儿女，向着民族革命的大道前进！北伐精神，更是今天许多国民党员所能回忆的，当时国民党改组不到三年，便打下了半个中国。现今日寇占领了半个中国，历史的任务要求国民党恢复辛亥及北伐的精神，来完成辛亥革命以来未竟的事业！特别是，国民党历史值得回忆的是：辛亥革命成功，同盟会扩大成为国民党，被官僚分子窜入，革命失败，于是，孙先生有中华革命党的改组。倒袁护法〔6〕，国府〔7〕两广，陈炯明〔8〕僭乱，孙先生离粤，于是，有民十三国民党之改组。北伐到建都南京，中经内战，革命又败，于是，抗战起，而有蒋先生领导召开国民党临时代表大会，发布抗战建国纲领，发起三民主义青年团之举。这一历史的发展，需要国民党在武汉危急，抗战发生新的困难的紧要关头，在孙先生伟大坚强，蒋先生艰苦卓绝的感召之下，将改造国民党，重建中华民国的艰巨任务担负起来！我们共产党人，愿追随国民党之后，号召全国人民帮助国民党，一致的为战胜日寇，建立三民主义的新中国而奋斗到底！
第四，辛亥革命前，孙先生联合了当时革命团体，如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等组成了同盟会，并联络会党，联合当时咨议局立宪派中革命分子，于是，有辛亥革命的成功。这是中国统一战线之最初形式。国民党改组，国共合作，要算是第二次统一战线，于是，造成北伐胜利。现在，全国抗战，在蒋先生领导之下，于是，又有第三次统一战线，包含着新的国共合作，及其它抗日党派的参加。但是，抗战是长期的，我们需要更坚强的，更扩大的民族统一战线，来战胜全副武装的凶恶的日寇！因此，我们不仅要回忆历史的成功，更要回忆历史的教训！辛亥革命的失败，北伐时国共的分裂，不能不使我们承认：当时统一战线的基础还不巩固，还不扩大，特别是北伐时国共两党的政策，还没有取得一致。今天在反对日本强盗的自卫战争面前，我们的统一战线是全民族的，不分任何种族、阶级、党派、信仰、性别，都应该联合起来。我们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是三民主义。我们奋斗的目标，不仅在共同抗战，并更要共同建国。国民党，共产党，及其它各抗日党派，全中国人民，谁也不能在抗战中有异图，闹分裂。谁这样做，谁就是帮助敌人！抗战胜利后，建设艰难，更需要大家合作，共同努力。谁要想独霸，想分立，谁便会再度招致失败！中国抗战，非全中华民族团结起来，不能成功。抗战胜利后，只能是统一的民主共和国，这是客观历史决定的真理。谁违背这个真理，本身的失败事小，中华民族的失败事大！今天在辛亥革命二十七周年，全中华民族之爱国各抗日党派，应该宣誓：使中国不再闹分裂，使统一战线永远的巩固和发展下去，使大中华民族永远地团结起来，一直达到抗战胜利，建国成功！
辛亥、北伐、抗战，这三个历史时期，将造成中华民族复兴的大业。长白山的雪，黄河扬子江的水，南海的波涛，蒙古西藏的高原，西北的风霜，将永远伴着中华民族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徽，雄立于世界，万世无疆，这应该是我们对双十节永远的颂祷！
〖注释〗
〔1〕武昌起义是辛亥革命的导火线。一九一一年（宣统三年）五月，清政府借铁路国有名义，将民办的川汉、粤汉铁路收归国有，并以铁路修筑权为抵押，向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借款，激起川、鄂、湘、粤各省人民的反抗。六月十七日，四川成立保路同志会，举行请愿，遭到镇压。在同盟会的影响下，早已在湖北新军和会党中积蓄了力量的文学社和共进会组成领导机构，决定于十月九日起义。九日上午，共进社领导人孙武在汉口俄租界试制炸弹失慎爆炸，在汉口的机关暴露，文学社领导人蒋翊武闻讯，改定当夜发动。因送信人未传达到炮营，号炮未响，各营未动，而武昌的机关又被破获，十日上午，清湖广总督瑞澄和第八镇统制张彪将按名册捕人，形势紧迫，革命党人暗中联络在当晚起义。晚七时，新军工程第八营的革命党人熊秉坤和金兆龙等首先发难，率队占领楚望台军械局，各营奋起向总督署进攻，瑞澄、张彪等逃走，革命军遂占领武昌。时孙武、蒋翊武均不在场，革命党人强推清协统黎元洪出任军政府都督，发表宣言号召各省起义。湖南、陕西、江西等省相继响应，形成全国规模的辛亥革命。
〔2〕北伐，参见本书《论目前抗战形势》一文注〔8〕。
〔3〕辛亥革命，参见本书《革命救国论》一文注〔10〕。
〔4〕新军，指清朝末年编练的新式陆军。辛亥革命前夕，由于革命党人的积极活动，各省新军中的下级军官和士兵倾向革命的人日益增多，新军就成为武昌和各地起义的重要力量。
〔5〕彭刘杨三烈士纪念碑即彭楚藩、刘复基和杨宏胜遇害纪念碑。一九一一年十月九日是革命党人原定的起义之日。这天晚上十一点，起义领导人彭刘杨等正在武昌小朝街总指挥部楼上部署起义，迎候南湖起义的炮声，突然遭到清宪兵队和巡警的包围和搜查，彭刘等二十多位革命党人被捕。同时，为起义部队传递消息和运送弹药的杨宏胜也遭不幸。彭刘杨三人很快被押到湖广总督署大厅受审。三位革命者大义凛然，不惧酷刑，坚贞不屈，于次日凌晨就义于东辕门。三烈士殉难，激起了革命党人的无比义愤，成了武昌起义的催化剂。如今三烈士纪念碑位于武昌造船厂后院，烈士就义处建立了纪念碑亭。
〔6〕一九一五年，袁世凯伪造民意，准备称帝，改次年为“洪宪”。孙中山和全国人民积极进行反袁运动。同年十二月蔡锷组织护国军，发动护国战争。一九一六年三月二十二日，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要求停战。北洋军将领冯国璋、段祺瑞别有意图，不肯为袁作战。六月六日，袁世凯忧惧病死。
一九一七年七月，孙中山反对北洋军阀解散国会，提出拥护“临时约法”、恢复国会的主张，率驻沪海军到广东，组织护法军政府，发起护法战争，孙中山被选为大元帅。一九一八年五月，桂系军阀分裂护法军政府，排斥孙中山。孙中山辞职，护法战争宣告失败。
〔7〕国府即国民政府，其前身是一九二三年在广州成立的以孙中山为首的大元帅府。一九二五年孙中山逝世后，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于七月一日改组为国民政府，通称“广东革命政府”。一九二七年一月，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发展，国民政府从广东迁至武汉，通称“武汉政府”。同年四月，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十八日在南京另立所谓“国民政府”。从此，“国民政府”便成为代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利益的反动政权。
〔8〕陈炯明，参见本书《军阀统治下的中国》一文注〔15〕。
在鲁迅逝世二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一九三八年十月十九日）
〖题解〗
鲁迅逝世二周年纪念会于一九三八年十月十九日在武汉青年会举行。本文原载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日武汉《新华日报》。
〖正文〗
我想在今天鲁迅先生逝世二周年纪念会上大家都是诚心诚意的来纪念鲁迅先生的。我自己不是文学作家，然而却参加了文艺协会，同时在血统上我也或许是鲁迅先生的本家，因为都是出身浙江绍兴城的周家，所以并不如主席所说以来宾资格讲话。然而我却不愿意如景行严口口声声“吾家太炎先生”似的而也说“吾家树人先生”，我只能如古诗所说：“疾风知劲草，板荡识忠臣”似的来怀念鲁迅先生。
确实是的看到田汉〔1〕先生的文章，想到去年纪念鲁迅先生，正是上海抗战危急，而今年纪念鲁迅先生，又是武汉危急的时候，所以使我们更易想到劲草忠臣的鲁迅先生，因为鲁迅先生不论在政治上，文学上，人格上，都有值得我们纪念的地方，鲁迅先生生时，在国难当头或局势摇荡时，绝未动摇或妥协过，无论在今天明天都本其一贯精神，崛强奋斗，至死不屈，同时，又启示出来的光明，把握住光明的前途。
在文艺上，鲁迅先生一贯地对旧社会给以无情的批判与揭露，不妥协，不苟且，指示我们一个光明的前途。即使在反映中国社会腐朽的阿Q正传上也显示出伟大的奋斗前途，而鼓励着大众反抗腐恶势力，这是在先生早期到后期都是如此的。
在先生为人上，对于社会改革、政治运动，是深切地关心着，而反映在他的文学作品中。他的个人生活、社交来往也是丝毫不苟且不屈服的。他看出未来的光明，然而却没有离开社会、离开现实。特别在晚年对中华民族解放之努力，回答一个托派的信上，不容情地揭露托派之阴谋，赞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指出中华民族解放之大道，是值得我们钦佩他的政治远见的。
到今天，抗战已经一年有余，更走到一个艰苦困难的阶段，纪念鲁迅先生，更应该学习这种倔强奋斗至死不屈的鲁迅，不退让，不妥协。困难愈大，要愈加努力，以克服困难，坚持抗战，特别要紧的是要有最后胜利的信心，伟大前途的认识，为达此目的而努力。非有如此信心，即不能坚持长期抗战，向前奋斗，反而会随时因困难而动摇屈服，妥协投降。只有坚信未来之胜利，同时又努力于克服现实的困难，而艰苦奋斗，这才是中华民族之伟大精神要素，也正是鲁迅精神之所代表。
在文学创作上，也可如此了解。一般常常争论的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的问题，在鲁迅作品中可得到正确的解答。一种写实的作品，没有不受环境的影响和加以主观见解的。只有主观上抓住最现实的生动材料，起了极深刻的反映，能产生出成功的作品。现实离不开环境及物质的支配，而同时又须有主观的选择，包含了理想的见解，并暗示着光明——奋斗目标，这必然是个好作品，正是鲁迅作品的精神。这理想在今天民族抗战的烈火中，便是争求民族解放胜利，一切以此为目标而奋斗着。今天读抗战文学，读现实文学，也便是需要这样的作品，才能动员大众，深入人心，而后在方法上、技巧上，也便能更适合现在，更大众化、更通俗化。这种作风，需要我们今天学习的。
所以，不论在政治上、文学上、或为人道德上，都需要我们学习鲁迅先生的精神和作风，发挥鲁迅先生的精神，有着强烈的现实反映，未来的光明追求，是我们今天在武汉更加危急，抗战遇到困难，同时也是战争更加扩大时，我们应有的抱负。我们应坚苦不拔，克服困难，为实现最后胜利而奋斗到底！
〖注释〗
〔1〕田汉（一八九八-一九六八），湖南长沙人。自“五四”运动起，投身于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抗日战争时期，组织抗敌演剧队，开展抗日宣传活动。建国后，对新中国的戏剧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他是中国现代话剧的开拓者、戏曲改革运动的先驱和中国早期革命音乐、电影事业的领导人。
论今后敌人的动向（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十八日）
〖题解〗
原载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十八日重庆《新华日报》。
〖正文〗
目前战局正处在一期战争已经结束、二期战争将要到来之过渡阶段。从战略的意义看来，一期战争的特点，敌人是在企图速战速决，求得聚歼我军，逼我屈服，我们则在坚持长期抗战，诱敌深入，以图击破敌人的速战速决。这一战略任务，在敌人是失败了，在我们是成功了。因为敌人过去既然没有歼灭我军主力，今后更没有可以聚歼我军的机会。速战速决的可能既已没有，敌人将被逼进行长期战争，这是敌人战略上的失败。在我们则经过这十七个月的战斗，证明给全中国和全世界的人看，中国的长期抗战，不仅是必须，而且是绝对的可能。敌人愈陷愈深，我们愈战愈强，已成为中日战争中的真理，这是我们战略上的成功。
二期战争的特点将是什么呢？在敌人方面，将因深入困难，后方威胁，不得不停止进攻，回攻敌后，在我们方面，则由防御与退却转入正面相持，深入敌后发展，以准备反攻。这种相持局面的来到是可能的，但必须以力量来争取，而目前还没到达这种时机，还没具备这种条件。因为敌人速战速决的企图虽被击破，今后虽没有任何一个城市可以诱致我军主力进行歼灭战斗，深入我方以后的兵力虽然不够分配，士气虽然日渐颓丧，地形交通财政生产等等条件虽然日渐困难，但敌人继续进攻的力量还有，进攻的企图并未中止。而我们虽已树立长期抗战的信念，最高统帅告国民书中所指示的持久抗战，全面战争，争取主动的一贯方针，虽已为全国军民所共守，但敌我力量的对比，究还未达到相持的程度。我们在正面的战斗，还未能完全阻止敌人的前进，在敌后游击战争的发展，更未达到吸引和分散敌人使之难以前进的地步，在我新的力量的补整与训练，也还未达到足以击破敌人进攻的程度。因此，我们必须承认：在一期战争中我们虽获得政略与战略上的成功和胜利，但由于许多政治军事上的错误和缺点所造成，使我们在一期战争已告结束之后，还不能不经过相当时间的过渡阶段。即是说，敌人的困难正在增长，我们的困难须待克服的过渡阶段。
过渡阶段的长短，决定于战斗。敌人的进攻无疑是继续的，它不仅在正面准备继续进攻和深入，并封锁和切断我西南西北的国外交通，并且在敌后也正在分兵进攻我游击区域和我游击部队，企图消灭我在敌后的活动。即在政治上，也正在扩大傀儡政权的组织，加紧汉奸的活动，特别是造谣挑拨，企图分化我国内团结，削弱我国际影响。而我们只有加紧国内团结，提高民族仇恨，扩大战斗意志，反对一切挑拨离间和动摇悲观的观念，特别在政治上，加强政治机构，实施战时动员，集中全民族的生动力量，供献战争，以克服当前困难。在军事上，更应加强正面的战斗，加紧敌后游击战争的发展，加快我后方的力量的补整和训练，以争取相持局面的到来。只有这样，才能胜利的进入二期战争。
敌人新的进攻将向哪一方面发展呢？在广州陷落，武汉撤退之后，敌人的行动，在长江流域是扩张战果，在华南是集结兵力，在华北是企图打击和缩小我国游击力量，这一切都为的准备继续进攻。具体的情形，敌人陆军是在补整与调动，海空军则加强活动，以扰乱我之南海，轰炸我之后方。在敌人准备继续进攻中，可看出一特点，即是敌人今后进攻的方向，有时将不复限于一点，而将同时进攻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方向。因为，战区之广，交通之长，兵力之分散，不仅我们战区被敌人分割，不可能集中主力保卫一点，即敌人也不易集中全力进攻一方。故敌人今后的行动有可能向平汉粤汉同时进攻。为达到这一战略任务，敌人更有可能先攻广西，以破坏我西南局势，先攻陇海西段以切断我平汉联系。同时，敌人有进攻我国西北的可能。但不论怎样，敌人进攻必有重心，在南在北，将决定于敌人兵力转移的动向和战斗的发展。故目前战局虽较沉寂，但决不应以为敌人已停止进攻，而忘记利用敌人这一准备时间，加紧我们的布置，提高我们的注意，使敌人今后的行动再不能有以前的便利，到处要受到我们的打击，以增加敌人的困难，而争取有利于我的时机的到来。这是目前过渡阶段的战略任务。
二期抗战的重心（一九三九年五月三十一日）
〖题解〗
这是在重庆中央广播电台的讲话。原载《群众周刊》第三卷第五期。
〖正文〗
全国同胞们，抗战将近两年，二期抗战也进行了半年多，目前抗战形势究竟怎样？这是大家急于要知道的，但为要了解目前抗战形势，必须先弄清二期抗战的重心究在哪里？依我的见解，二期抗战的重心是在敌后。不论从敌我及国际哪一方面来看，二期作战的重心都在敌后。武汉陷落以后，敌人指出新阶段的战争，是建设战争，这证明重心是在敌后。我们南岳会议，最高统帅的指示，如“政治重于军事”“民众重于士兵”“宣传重于作战”“精神重于物质”“节约重于生产”等等以及决定以几分之几的人力兵力财力深入游击区域，也都是重视敌后的明证。在国际方面，他们认为我们失去这样多的大城市，还能不能继续抗战，尤其是在沦陷的区域中，敌人能不能利用我们的人力物力财力来补偿他的损失，来打我们自己？这种关心，也正是重视敌后。我们看，假使一期作战，敌我争夺的重心是在正面，那末二期作战，敌我争夺的重心便在敌后，因为一期作战，敌人的目的，是在以其强盛的兵力求得速战速决，从正面压倒我们，不图打了十五六个月，敌人消耗兵力六七十万，并不能歼灭我们主力，占领了我们许多城市及交通要道，分散兵力过百万，也并不能控制我们，尤其是我们战斗意志并不因屡屡撤退而丧失，反而愈打愈强，敌人速战速决的方针既归失败，于是进而便以诱降的手段，发表近卫〔1〕声明，企图速和速结。这个声明虽然勾引了卖国贼汪精卫〔2〕的响应，但禁不住蒋委员长驳斥近卫声明的当头一棒，打得近卫下台，精卫显露了卖国投降的原形。速和速结既又失败，敌人知道即使再进占两三个大的城市，也不能歼灭我们主力，更不能解决战争，但敌人的兵力却会更加消耗，更加分散，诱降的企图，反会更加无望。要是决心进行长期战争吧，敌人又决没这个把握，兵力的不够，财力的不济，物力的缺乏，人心的厌战，都使日寇军阀决不能作真正长期战争的打算，因此，这半年来敌人的方针，便转向以战养战，作战重心便转向敌后，所谓以战养战，便是企图拿中国的人力财力物力，补偿他的损失，继续来打中国，以敌人的想法，假使将敌人占领的区域真正为敌人所用，则敌人今日所侵入的十四省区，的确是中国人口最密，物产最丰，财富最多，交通最便的沿海各省，以此资敌，当然敌人困难会减少，而我们困难会加多，敌我相持的条件，也会发生变化。但是敌人是不是能如愿以偿呢？我们的回答是决定于战斗，决定于各方面的斗争。我们现在看敌人是怎样在进行以战养战的企图，首先军事方面，半年来敌人是扫荡重于进攻。敌人在华兵力，约卅六个师团番号，除南昌枣阳两次战役，敌人使用了五六个师团向正面推进外，其他约百分之八十五的兵力都使用在敌人占领区域之防卫与扫荡。所以这半年来，我们在正面只看到南昌枣阳两次较大的战役，而在敌后则敌之扫荡战与我之反扫荡，几于到处都有。从华北到华南，每天都在血战。次之，在经济方面，敌人是开发重于封锁，建设重于破坏。这半年来，敌人自兴亚院〔3〕成立之后，尽力企图经营在华占领地区的经济，如恢复工厂矿山，收买原料粮食，推销仇货，发行伪币，建设交通海港等等，都是想从中国来补偿损失，维持战争。再次，在政治方面，敌人已知南北傀儡政权，全无作用，故极力勾引汪精卫，企图由汪来组织伪党伪政府来分化我国。最近汪逆精卫跑到上海去，组织所谓“世界和平会”即是这种叛国逆谋的具体步骤。另一方面，敌人还企图勾引吴佩孚〔4〕组织伪军，以中国人来杀中国人，但吴佩孚究竟胜过汪精卫，至今不屈。于是日寇不得不利用落伍军人土匪流氓来组织皇协军、绥靖队这些不堪一击的伪军。更次在精神方面，敌人是欺骗怀柔已渐渐重于残暴屠杀。作战近两年，敌人已知其残暴政策只能增强我国人更大的同仇敌忾，决不能压服我国人心，因此，敌人乃不得不提倡对华新认识。但不管怎样，仍然是建设东亚新秩序，东亚意识，东洋思想，共同防共那一类话。以上这一套法宝，便是敌人重视敌后以战养战的具体计划。计划实施的效果怎样呢？我们可以说基本上半年来敌人并还未达到他以战养战的预期效果。扫荡战愈因扫荡而兵力更散，更加无力进攻。经济开发遇到我们抵制封锁，建设遇到我们破坏，收效也就会极微。汪精卫叛迹愈著，他的欺骗作用也就愈小，死期也就愈近。精神欺骗，只要我们随时揭穿，警觉着大家不要上当，则和平便是投降，反共即是灭华的至理名言，将永远为我们抗战的戒条。并且汪精卫叛国的勾当做得愈多，敌人的一切阴谋诡计，也愈易暴露，愈难收效。即使过去敌人有一些收获，也都因为我们自己有些弱点，有些缺点，并非敌人之强所致。我们要知道，一期作战，敌人还凭着他自己的国力来进攻我们，故我们当时在争取主动，现在二期作战，敌人要利用我们的人力物力财力来打我们，其主动已操在我。只要我们努力，不让敌人利用我们人力物力财力，则敌人便无法达到以战养战的目的，而只有继续失败。所以我说，二期作战，争夺的重心在敌后，便是这个道理！
认清这个道理，争夺敌后的方针便是广大发展游击战争，也可说是展开敌后的全面战争。敌后游击战争的任务有二：一个是建立游击根据地，一个是消耗敌人的有生力量。建立游击根据地，不仅是军事任务，而且是政治上经济上精神上的任务。要与敌人展开全面战争和各方面的斗争，必须在敌后有根据地的建立，才能依靠那里的土地人民和生产与敌人进行精神动员，武装斗争，经济封锁抵制和破坏，推翻敌伪政权，瓦解伪军，动摇敌军，恢复自己政权等等工作。没有根据地，便没有一定的土地人民和生产，便无法与敌人进行长期的敌后争夺，而敌人以战养战的危险便会增长。而以变敌后为前方，必须以建立游击根据地为最具体的要求。消耗敌人有生力量，是游击战争的直接任务。游击战不拒绝必要时机袭占敌人占领的大城市，不反对在有利条件下集中力量消灭敌人主力，但经常的任务是在不断的杀伤敌人，破坏敌后，只要我们深入敌后的作战部队，不断的消耗敌人，则积小胜成大胜，便是今天的战略任务。假使我们在敌后创造出一二十个游击根据地，每一个根据地像五台山中条山一样牵制敌人四五万，则二十个根据地，我们可以牵制敌人侵华的全部兵力。假使我们每一游击部队每天平均能消耗敌人十个，则全国里一百个这样游击队，便可以消耗敌人一千，一年便可消耗敌人三四十万。敌人最基本的弱点是兵力不够，怕损失。我们如能牵制敌人向后，而又消耗极大，则变敌后为前方，积小胜成大胜的战略方针，可完全达到成功，争夺敌后的任务，也可完成大事，重心认定。二期抗战，一定可进入有利于我的相持阶段，以争取最后反攻的到来。因此，我们今天的要求是全国最好的兵力，最优秀的人材，都应该深入敌后，争夺敌后，在那里去建立根据地，到那里去消灭敌人，以争取二期抗战的胜利。
〖注释〗
〔1〕近卫，即近卫文麿（一八九一——一九四五），日本首相（一九三七——一九三九；一九四○——一九四一〕。一九三七年六月四日组阁，发动侵略中国的“七七事变”，“八一三事变”，扩大侵华战争。一九三九年一月辞职，任枢密院长。一九四○年七月再度组阁，对内组织大政翼赞会，推进“新体制运动”，对外与德、意缔结军事同盟，并同美国进行谈判。一九四一年七月第三次组阁，因对美谈判陷于僵局，阁内意见不一，十月十六日宣布总辞职。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六日被指名为甲级战犯，十六日服毒自杀。
〔2〕汪精卫（一八八三——一九四四），原籍浙江山阴（今绍兴），生于广东番禺。一九二六年时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广东国民政府主席。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国民党副总裁。一九三八年底公开投降日本帝国主义，后任日本帝国主义扶植的南京傀儡政府主席。
〔3〕兴亚院是日本政治经济侵略的主要机关，成立于一九三八年，举凡所有对华根本方针，都须经兴亚院会议议决才能付诸实施。所谓兴亚院会议，系五相（即首相、财相、外相、陆相、海相）加上总务长官的会议。兴亚院从其性质上看来，属于殖民地化的建设，它所包括的部门为政治、经济、文化、技术等。
〔4〕吴佩孚，参见本书《军阀统治下的中国》一文注〔2〕。
中国抗战的严重时机和目前任务（一九四○年三月）
〖题解〗
原载一九四○年五月三十日出版的延安《解放》杂志第一○八期。
〖正文〗
一
中日战争已经进行快三年了。这是一个持久的战争。中国人民为谋其民族解放的彻底成功，只有将战争进行到底。然而由于长期战争的关系，特别是对于日本的消耗，不能不影响战争的双方，尤其是由于西欧帝国主义战争开始以来，整个的国际形势有了变动，这就给中日战争更带来了新的影响。于是在日寇，英法美帝国主义者及一部分中国地主资产阶级，特别是买办阶级中间，正发展着一种共同的趋势，即是企图从牺牲和出卖中国人民的利益上，从分裂中国民族统一战线及引导中国投降上，找到彼此妥协的出路。但是中国的广大人民和抗战军队，则正增长着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要求，以期达到胜利的出路。
这正是一个严重的危机。中华民族及其英勇的军队，在这个严重的转变的时机中所进行的反对投降、分裂和争取民族解放战争胜利的斗争，正关系于全中国人民的命运，同样对于世界劳动人民尤其是日本人民及东方被压迫民族有着重大的意义。
二
在中日战争的整个过程中，中国抗战营垒中存在着的投降危险，再没有比现在更尖锐化了。这种危险的来源，要从三方面看：
第一，要从帝国主义列强方面来看这种投降危险的来源。
在国际新形势下，世界反和平、反人民利益、反苏联、反弱小民族的先锋，已经是英法反动政府。它们正在企图牺牲全世界劳动人民及被压迫民族的利益，将它们拉入两欧帝国主义的战火中去。美国政府表面上虽讲和平，虽主中立，但实际上是支持英法帝国主义这一倾向的。因此，这就不能不使他们对于中国的立场有了新的变化，这种变化正在重大的影响着中国的抗战营垒。
假使在欧战开始以前，英法帝国主义者利于中日战争延长，双方削弱，以便后来它们好出头仲裁，那末，在现在它们便利于迅速结束中日战争，以便利用中国资源人力到欧战中去，吸引日本加入英法联盟，并诱引中国去反对苏联。显然，目前英法在远东的地位是减弱了，因此，它们更趋向于对日妥协，相当的承认日本在中国的所得，以换取它们在远东利益的保持。美国在远东的比重虽然加强，但它一方面既怕中国民族解放战争走向彻底胜利的道路，另一方面又因为战争谋利者的重要主顾已经转在西欧，所以最近它在远东问题上的积极，正是要寻找妥协的途径，以便好出头调停中日战争。
不管英法美帝国主义者彼此之间在远东问题上有何矛盾，不管它们对日寇的矛盾多么大，它们对中国政府及中国人民所加强的压力，正是一致的趋向于引导中国走向投降，并企图从挑拨中国抗战内部的分裂上开始，以便取消中国人民对于日寇的抵抗。
同时，它们这种取消中国抗战的企图，又正是与它们压制其本国人民的反战运动，压制其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密切联系着的。
三
第二，要从日寇方面来看这种投降危险的来源。
日本帝国主义在近三年侵华战争的消耗中，造成它国内困难的日益增长。日寇在两年半的时间，动员到中国战场作战的人数，已经达到一百五十万人以上，其中伤亡数目便近七十万人。照专家估计，日寇在其保留的壮丁中，只能再组织三十个优秀的师团（包含已组成在后方的十三个师团在内）。这样就使日寇感觉它准备用以应付其他事变的兵力大大的不够了。日寇三年来关于军事性质的用费已达到一百六十万万日元，其中属于战争的追加费用已达一百二十万万日元。本年度的国家预算，已超过一百万万日元，较战前一九三五年度预算增高到百分之四六九。这一切费用的增加，完全依靠于榨压人民的捐税及巨额公债的弥补，而公债推销不出的情形，已一天天严重起来。日本的军火及其军用品原料，大部分是依靠国外输入。单一九三八年便输入十一万万日元。因是，在战争中，日本贸易每年都入超五万万——六万万日元。而为弥补入超，便须输出现金，现存的金子在一九三九年底，不过两万万日元左右了。由于这些空前的战争负担，加以轻工业的衰落，农产品的缺乏，物价的昂贵及战时的一切征发，使得日本人民的生活严重的恶化了，尤其是日本军队士气的低落，日本人民厌战心理的增长，更加使日本帝国主义内在的困难尖锐化了，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人民及其军队的抵抗方面所遇到的困难，也是它完全没有料到的。它在侵华战争中的速战速决计划，是早已失败的了。但战争愈延长，它的消耗愈大，困难愈多，危机愈深，单靠军事力量解决中国问题的企图，它就会愈加无望。当着战争的第一年，日寇用兵达三十七个师团，在中国领土上前进了一千八百多公里，第二年减成三十三个师团，只前进了三百一十公里；第三年的上半年，军队无大增减，亦只前进了二百多公里。显然，日寇单靠军事进攻，是很难大有作为的。因此，它在最后一年中，便着重于政治进攻，企图用“以华制华”的办法，树立傀儡政权的中央，分裂中国内部，引诱中国当局投降，并企图用“以战养战”的办法，开发中国经济，将战争的担负放在中国人民身上，放在其占领地区。然而由于汪精卫的无耻卖国，使中国军民反更增加对于傀儡政权的鄙弃和愤恨。关于敌占区成的经济开发，日寇虽有它的在华北、华中增加工厂企业和吸收中国资源的计划，并企图以中日合股公司来引诱中国资产者做它助手，以便共同榨压中国的劳苦人民，但因为在日寇占领区域之中国游击战争的发展和破坏，除掉几个大城市如上海、天津、青岛等外，这些计划也还难于实施，而中国的资产者也常常因此发生踌躇。两年半中，日寇侵入中国十四个省区，在其所包含的九百多县中，因为无中国正规部队及游击队的活动而能完全实施敌伪政权的只一百多县。最近一年多，日寇也曾用其在华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兵力（约二十七八个师团）担任其占领区的保卫和“扫荡”，但结果，只在某些中国部队不熟练于游击战术或与人民关系还不好的情况下，才收到一些“扫荡”的效果。同样，日货的倾销，伪币的滥发及其对我金融的捣乱，也正因为中国某些地区的封锁不严，抵制不力，尤其因为买办奸商的无耻投机，才给了日本帝国主义以某些收获。
由于上述两方面的原因，日本帝国主义便更加懂得：如果战争继续延长和单靠军事力量解决中国问题，它会有一天在中国完全破产，并促成其国内矛盾的爆发。所以日本帝国主义就更加急于要结束战争。
同样，由于上述的原因，日本帝国主义也更加懂得：如果不从中国抗战营垒内部，布置内奸，制造分裂，则它单凭从外面实施政治进攻，也还难于收效。所以日本帝国主义就更加要用全力来破坏中国人民的抗战力量和引诱中国当局投降。
还有，由于欧战的发生，日本帝国主义希望利用其他帝国主义忙于欧战的机会，加紧巩固其在华掠夺的所得，并希望能从欧战中获取利益，以补偿它在侵华战争中的损失。所以日本帝国主义也很希望能从速诱成中国当局的投降，以便造成其征服中国称霸东亚之更优越的条件。
因此，不管日本统治阶级的内阁更换多少次，他们内部的矛盾多么大，但他们这一引诱中国当局投降迅速结束侵华战争的方针，是确定的了。并且这一方针，又正是与其压制本国人民军队的反战运动密切的联系着的。
四
第三，主要的更要从中国自己方面来看这种投降危险的来源。
在中国内部，抗战的困难不是没有的，然而并非不能克服的困难。一部分人在长期战争中感到疲倦，这也是事实。然而广大人民及前线军队却正前仆后继的奋勇争先走上民族革命的战场。可是正因为这个缘故，中国地主资产阶级的一部分就深怕中国人民之民族解放斗争的高涨，宁愿在困难面前投降，去与日寇勾结，企图从中日合股公司中乞得榨压中国劳动人民的利润残余，并企图从欧战得利中也能分得一些赃物。
这些人，一部分已直接的去向日寇投降，去与汪精卫及其他汉奸勾搭一起，这种公开的出卖，是中国人民所能看见的危险，是汪精卫一流的投降分子。但现在最大的危险尚不仅此，还有更严重的是今天尚暗藏在抗战营垒中的投降妥协分子，他们口头上说要实行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而实际上则准备对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分裂民族统一战线，破坏人民的抗战力量，以放弃中华民族对于日本帝国主义之最坚决的、最一致的斗争。
这种危险主要的是反映在国民党中。投降分子与国民党的抗战领袖及其群众是有严重区别的，与广大人民及抗战军队是对立的。今天的中国人民及抗战军队主张抗战到底，他们却希望对日妥协，或者经过帝国主义列强的仲裁，尤其是希望美帝国主义出头仲裁。今天的中国人民及抗战军队要求政治进步，他们却压制进步的抗战组织、抗战言论、抗战分子，尤其是共产党。今天的中国人民及抗战军队要求全国抗战军队的团结和一致，他们却挑拨抗战军队内讧，阴谋叛变。今天的中国人民及抗战军队欢迎中共领导的陕甘宁边区实行了民主制度，最广大的动员了人民的抗战力量以推动全国的进步，他们却主张取消边区，并给以军事压迫。今天的中国人民及抗战军队欢迎中共领导的八络军、新四军在敌后坚持抗战，创造了许多游击根据地，他们却主张削弱八路军、新四军，取消游击区域，并进行武装冲突。今天的中国人民及抗战军队拥护国共及其他抗日党派合作，拥护统一战线，他们却不承认国共及其他抗日党派合作，并破坏统一战线。
这一切抗战营垒中的投降分子、顽固分子，是在企图以自己的造谣污蔑，陷害全国进步分子，陷害中共及其领导的边区和军队，而展开武装的冲突，以分裂中国抗战的力量。这样，正是铺设投降的道路，正是适应日寇及其他帝国主义列强的要求，而造成目前投降危险的主要根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