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简介

《周恩来与艺术家们》

作者：陈荒煤【完结】

内容简介：

本书主要记录了发生在周恩来与艺术家们的故事。

这些文章大都是回忆自己和周恩来会晤中一些亲切的感受和难忘的教诲，不仅反映了周恩来对祖国文艺事业那种无限关怀的热忱；也生动地反映了周恩来平易近人，平等待人，亲切热情的风度，实事求是，事无巨细，一丝不苟的极其可贵的工作作风；特别是对一些被错划“右派分子”同志的关怀，以及在“文革”期间尽力保护文艺工作者的事迹，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这是每一个文艺工作者——无论是各部门的领导人、干部或专业工作者都应该很好学习的生动的教材。这对于推动文艺工作进一步深化改革，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艺事业，是很有现实意义的。

序言

怀念周总理

在一次难忘的舞会上

“愿你在表演民族舞蹈方面多做贡献”

总理和我们一起看展览

不会忘却的美好回忆

难忘的教诲

永不消失的微笑

亲切的怀恋

我的第一份提案

是总理，更是朋友

“汉剧是大有发展前途的”

你是怎么想的

他让我们多为孩子们演出

《东方红》的总导演

“要多培养几个小六龄童呀！”

我们最亲近知心的老师

这一次会见使我永生难忘

在和平与战争的十字路口

春夜

他教我们事事想到将来

只有永久的思念，没有永久的分离

追忆周恩来总理二三事

“三年了，你还外行！”

“跳芭蕾舞可不能发胖啊！”

我那幸福的十二月

遗爱翔寰宇

我调北京工作的前前后后

殷切期望细心关怀

三见周总理

雪之韵

我心中有位伟大的人物

爱心永留人世间

音乐，在他的关注和思考中

“和文艺界的人做朋友，他高兴”

做人的楷模革命者的典范

清风亮节

一场特殊的战斗

把珍贵的艺术品留给后人

一帧定格在心中的合影

周总理引导我学《讲话》

永远铭刻在心间的会晤

巨人的风格

关心文艺事业纠正“左”的错误

犹闻总理击节声

腊八粥

忆周副主席对我的教诲

我没想到

和周总理在一起的时刻

“青艺”，在总理关怀下成长

三件小事

怀念您啊，敬爱的周总理

“千万不要丢掉酥油糌粑味”

一个当年孩子剧团团员的回忆

周总理待一个“毛毛兵”

总理与我的一家

难以忘怀的教诲

周总理对我们一家的关怀

后记

序言

　我所见过的和周恩来总理有过接触的人（不单是文艺界），无不感到总理对他和她，都是特别地关心和爱护。这并不奇怪，因为总理是中国亘古以来付予的“爱”最多而且接受的“爱”也最多的一位人物。

冰心

一九九二年三月十五日

怀念周总理

舒强

我没在周总理身边或直接领导下工作过。只是和总理有过零星的接触。可是，周总理的一颗全心全意为人民、为革命服务的心和他的感情——特别是他对一般普普通通的干部和群众关心和爱护的真挚感情，是我终生难忘的。每一想起，我就要流泪的。

抗战以前，国民党反动派围剿江西苏区的时候，对苏区的情况一律封锁，人们只能从国民党报上看到“朱、毛”如何如何，只知道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是朱德和毛泽东，对周总理则完全不知道。直到抗战开始后，看到斯诺写的《西行漫记》，其中有周总理的事迹，才知道他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之一，是军委的副主席，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过去我曾看见过蒋介石、何应钦等国民党的大人物，他们都是趾高气扬、威风凛凛的，周恩来这个大人物是个什么样的呢？

我第一次见到周总理是在一九三八年七、八月间的武汉。那时国共合作，共同抗日，周总理任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我在政治部第三厅所属十个抗敌演剧队中的第二队工作。那天，周总理给十个演剧队的全体人员做时事报告，讲保卫大武汉问题（那时日军正从安徽向武汉进攻）。报告会由陈诚主持，他身穿一身国民党的上将军服，脚蹬带马刺的长筒马靴，将军气派十足。周总理则是身穿一套褪了色的灰布中山装，脚上穿的是布鞋，一脸络腮胡子，一点领袖和大人物的架子也没有，更不像一个带兵打仗的人。他说话也不像国民党的大人物，既不拿腔拿调，也没有什么引群众注意的手势，真是比普通人还普通。当时报告的内容很丰富，现在已经记不清了，只记得他用粉笔在黑板上画了两个圈圈，小圈在大圈圈里面，表示如何在外线保卫大武汉，又如何在内线保卫大武汉，再就是如何发动广大人民群众起来保卫大武汉。他在报告中还和陈诚开了个玩笑。他笑着对陈诚说，“从前我们打了好多年的内战，现在不是联合起来共同抗日了么？”说完哈哈大笑。

这是总理给我的第一个印象：共产党的领袖人物和国民党的不一样，完全没有官架子，就像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再就是共产党的军事领导人，不像武夫，而是像文人、学者；不叫人害怕，而是使人感到亲切。

一九三九年，我离开演剧队到育才学校工作。那时陶行知从战时各难童保育院中选拔了一批有才能的儿童，办了育才学校，他自己任校长。学校分五个组：文学组由魏东明负责，艾青在这个组任教；音乐组由贺绿汀负责，任光、任虹在这个组任教，小提琴家杨炳荪和作曲家杜鸣心就是这个组的学生；美术组由陈烟桥负责，现中央美院的教授伍必端就是这个组的学生；戏剧组由章泯负责，教员有我、张水华、袁文殊、沙蒙、王家乙等；社会组由孙铭勋负责，组内几位教员都是在延安抗大、陕公学习过的，也可能都是地下党员，现国务院总理李鹏同志，当时就在这个组学习，那时他还只有十岁左右。

北碚是重庆附近的一个大镇子，陆路有公路通重庆，不过一般从重庆去北暗都是坐轮船。距北磅水路十里左右有个小村庄叫草街子，古圣寺是距草街子三四里地四周很少人烟的一座古庙，育才学校便设在这座古庙里。从重庆走水路到北暗，有小轮船沿嘉陵江逆流而上，当中要经过许多急流险滩，弄不好就要翻船。有一次音乐家贺绿汀从重庆回来，轮船碰到礁石翻了，淹死了许多人，他幸而在水中抓到一个行李，顺水漂流了十来里才被人救起。而从北砖到草街子只能坐小木船，也要经过许多险滩，木船在激流中触礁撞得粉碎的事也时有所闻。总之，这条路是很危险的。

一九四○年九月间，周总理、邓颖超和徐冰同志突然冒着嘉陵江急流险滩的危险来到育才学校。他一方面是参观，关心这个学校，同时也是要和一些将要去延安工作的人员见见面（在这以前，章泯曾告诉我们，总理要我们去延安鲁艺工作）。章泥把张水华、袁文殊、王家乙、沙蒙和我，一一介绍给总理。这是我和总理第一次面对面谈话，更觉得总理和蔼可亲、平易近人。一个月以后，我们按照总理的安排，到了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去见他，章泯告诉他，我们有家眷的人都到重庆了。总理问了我们在重庆的生活如何安排，并告诉我们不久就有两批运送物资的卡车去延安，我们将搭这车子去，叫我们安心等待，并告诉我们水华他们已经走了，他们先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办事处会教他们如何化装成商人，抄小道去延安的。他说，许多人都是这么走的，不会有什么问题。总理为我们去延安想得周到，安排得非常具体，当时很令我吃惊。心里想，他是个大人物，是管革命大事的，可是他竟然也管我们这些小事。他完全不象一个高级领导对普通群众讲话，就象是对知心朋友谈话似的。他的话使我心里很踏实，深感前途光明，有了依靠，对未来充满了信心和希望。

我第一次深切地感到周总理——共产党是怎样关心群众的，是在去延安以前，“皖南事变”以后。

原来去延安的计划是：办事处的两批卡车分两次出发，妇女儿童先坐第一批卡车去。出发时周总理、邓颖超同志和办事处许多负责同志都去送行，那部运送药品和物资的车子，东西很多，把车厢装得满满的，直堆过了卡车的栏栅，十几个妇女和儿童就得爬上去，坐在物品箱子上。妇女们上去都很困难。那时我爱人的脚上生了一个大疮，正在化浓，疼得厉害，走动十分困难，手上还抱着一个不满两岁的孩子，出发前，办事处的同志见她行动太困难、曾劝她留下别走了。她托人带信给我，我回信让她克服一切困难坚决随车去延安。可是她要爬到卡车上面去太困难了、她硬是咬着牙忍着痛往上面爬。正在十分困难的时候，总理发现了，问她是谁，邓颖超同志告诉那是我的爱人，总理责怪身边的同志，为什么不前去帮助她，边说边跑到卡车前要扶我爱人上去。这时，其他许多人也都跑来帮助，终于把她送到车顶上去。这件事使我爱人深受感动。当我四年以后到达延安时，她第一件事便是告诉我总理如何帮助她上卡车的。她说：“周总理真是太关心人了啊！”

谁知风云突变，在第一批车子去后的第三天——一九四一年一月六日，国民党反动派突然掀起反共高潮，在皖南以几十万大军包围了新四军，企图一举消灭新四军，我们原定搭第二批车子于一月十日出发的计划不能实现了，国民党封锁了陕甘宁边区，断绝了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和延安的交通线。

那时，国民党反动派在大后方也开始破坏，逮捕和迫害党员和进步人士。这时，作为中共南方局领导人的周总理，责任重大，要准备和国民党掀起的反共逆流作复杂而艰巨的斗争。他有多少事要做啊！在这最紧张的时刻，他还一心挂念着在重庆的许许多多文化人。在文化工作方面，他也作了很具体的安排，他把有受迫害可能的人分成三类：一是身份已经暴露的党员或党外骨干，必须从速离开国统区的，由八路军办事处送往延安或江苏新四军所在地（如何其芳、林默涵、刘白羽等）；二是在重庆已不便工作，但以后仍可继续在白区工作的，则安排去西南或香港（去西南桂林、昆明的有田汉、光未然等）；夏衍、杜国库、柳亚子、章混、宋之的、风子、丁聪和我等则被安排去香港。

那时，周总理一面布置、安排地下党员撤退，指挥如何对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同时，也作了最坏的准备。他把身边的一些重要和有意义的东西都分散保存。一九六二年我在阳翰笙同志家里的照片簿上，看到一张周总理和邓颖超同志年轻时候的、可能是他们结婚时的纪念照片，总理身穿一套深色的西服，打着领带，邓颖超同志身着一件浅色的有深色条纹的旗袍，坐在一张扶手椅上，总理站在她的右边，两人靠得紧紧的，相亲相爱的样子。显然这是大革命以前拍的一张有纪念意义的珍贵照片。我问阳翰老这照片是哪里来的。他说：“这是总理在皖南事变以后，在万分险恶的白色恐怖的重庆与敌人斗争时，交给我保存的。”看来，那时总理是作了随时可能为党牺牲的准备的。

我们在香港的时间并不长，一九四一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香港，从内地去香港的文化人都陷入日军的包围之中，又是总理组织力量把我们营救出来。他让广东东江游击队派大批游击队员化装到香港去，把所有文化人都营救到东江游击区去，以后再设法送到内地来。经过东江游击队和香港地下党组织的周密安排，克服了种种艰难险阻，终于把我们都送到游击区去（其中有乔冠华、胡风、戈宝权、叶浅予、丁聪、章泯、宋之的等）。后来从游击区辗转到达桂林，又于一九四三年初和司徒慧敏一道去了重庆。

到重庆不久，周总理在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设宴请我们（章泯、来之的，凤子、王萍、沙蒙和我）吃饭。刚吃完饭，外面响起了敌机空袭的警报。总理对我们说，“走，到我们的防空洞去。”从办事处后门出去，几十米外有一个约二十来米高的小山岗，下面，办事处的同志自己挖了一个专用的防空洞，可容二三十人。董老、叶剑英同志和办事处的同志们也都躲进去了。不一会儿，敌机来了，外面响起一片轰炸声、高射炮声和敌机机枪扫射声。叶剑英同志就坐在我们对面，手里拿着一本线装书，若无其事、聚精会神地看着；董必武同志也在全神贯注地看书；其他人差不多每人手里都有书报在阅读，很少人说话，只有周总理陪着我们这些人谈话。他问起我们在日军进攻香港时我们的生活情况，我们告诉他当时我们的一些狼狈相，他时常仰面哈哈大笑起来。他的谈笑把敌机轰炸造成的紧张恐怖气氛完全冲散了。等敌机走后，警报解除了，我们才离开办事处。

一九四三年我在中国艺术社演出的《北京人》〔1〕和《家》〔2〕，周总理都看了。他对导演章泯说，他很欣赏我在《北京人》里的演技，对我塑造的曾皓这一形象比较满意。他又对章泯说：“以后最好别让舒强演觉慧这样的角色了。”章泯把总理的意见告诉了我，我心里想，总理一定是对我演的觉慧不满意，我自己心里明白，那个角色我没有演好。当时我的想法不对头：因为前面一个戏演的是一个垂死的老头，接着《家》里演的是一个朝气蓬勃的小青年，我一定要把两个角色的形象完全区别开来，叫观众看不出是一个演员演的，于是在演的时候，就拼命做小孩状，自己也知道那个角色演失败了，可是总理很客气，怕伤了我的创作热情，没有正面批评我，而是怪导演不该让我演这个角色。总理是多么体谅人啊！他这句话，后来我想了很久。我想，那不仅是一个角色没创造好的具体演技问题，而是我的创作思想和创作方法上有问题。总理的话给我敲响了警钟。

我和沙蒙是一九四四年二月到延安的。到延安的第三天，周总理派车接我们到他家去，分配我们去鲁艺工作，并对我们说：“以后有什么问题，你们就来找我。”这情节，我在《我和党》一文中（见《新文化史料》一九八九年第五期），已经述及。当时我对总理这句话井未理解，心里想：回到了“家”——党中央的怀抱里了，还会有什么问题呢？后来到了鲁艺，周围的同志对我都很冷淡，就连过去的老朋友也不多说话。我原以为老朋友们凡年不见，现在终于在革命圣地团聚了，大家一定会热烈拥抱、欢呼、彻夜长谈的，谁知老朋友看见我们，总是轻轻地点点头，便逃避似地走开了，连我的爱人也是说话吞吞吐吐，对我也不热情。这时，我才开始感到气氛不太对头了，心里十分纳闷。后来我才知道，在我们去延安以前的一两年中，延安经过了整风、审于和抢救运动，由于康生搞了扩大化，把许多革命同志打成反革命、特务，凡是从大后方去的人差不多都搞成“特嫌”了，连我的爱人也是。我去的时候，党中央正在纠偏，重新甄别。我是从大后方去的，穿的是国民党发给八路军办事处的细布做的国民党军队的制服，而延安的同志们都穿的是自己纺线织成的粗布八路军制服，相比之下，我们的样子就象国民党，所以大家都躲得远远的，害怕接触我们，甚至用怀疑和蔑视的眼光看我们。老朋友们虽不至于怀疑和蔑视，但问题还未搞清，彼此也不便多接触。这时，我才懂得周总理那句话的含意，他是怕我们也受到不应有的误解和委屈，事先给我们打个招呼，万一有了什么事，就去找他，他来解决。我心里想：总理真是太伟大了！他对同志、对党外人士（那时我还没有入党）的团结工作是做得多么细致、多么深入而有远见啊！象这样的共产党，谁不愿永远跟着他走呢！

还有一件使我难忘的事，那是一九四五年九月，抗战胜利了，八路军、新四军向各沦陷区进军收复失地，要从延安调出大批干部去做开辟新区的工作。全鲁艺的人员除少数留驻延安以外，成立了两个团，一是华北文艺工作团，一是东北文艺工作团，让大家自愿报去华北或东北，去华北的编入华北文艺工作团（团长艾青，副团长江丰、舒强），去东北的编入东北文艺工作团，（团长舒群、副团长田方、沙蒙）。团员是鲁艺戏剧系、音乐系、美术系和文学系的教员和学员，还有少数延安其他文化团体的干部。在我们出发的前几天，周总理到鲁艺来给大家送行，并作了当前形势和今后任务的报告。我惊奇地发现他身上穿的那件浅蓝布中山服，还是六年前他去育才学校时穿的那一件，只是颜色已经洗得几乎成白色了。似乎那件旧衣服就是总理出访或参加重要会议的大礼服。我仔细看去，那袖口边上已经有些发毛了。我心里想：副主席啊！副主席啊！你在生活中又是何等的艰苦朴素啊！

一九四九年八月间为参加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举行的世界和平民主青年联欢节，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派出中国青年代表团去参加，总团长是廖承志同志（后临时因事未能去，改由副团长肖华同志代团长），代表团里有一个演出团体是中国青年文工团，团长是李伯钊同志，团委有周巍峙、吴雪、任虹、李焕之、丁里、张水华、金紫光和我。演出团的队伍是以我领导的华北联大文艺工作团和吴雪、任虹同志领导的东北文艺工作团为主要骨干，并从全国各大解放区的文工团中抽调部分骨干分子所组成。我们行前作了充分准备，排了大秧歌舞、腰鼓舞、秧歌剧及舞蹈、独唱节目。临行前，周总理把我们全体团员调进中南海，请毛主席接见，他向毛主席一一介绍了团的骨干和主要演员，几乎每个人的姓名和过去在延安演过什么戏，唱过什么歌，他都能说得出。最后，他向我们作了临别赠言，我至今难忘的是他要我们挺起胸，昂起头来到外国去表演，不要总觉得自己是从山沟沟里出来的土包子，怕外国人瞧不起。“不！现在时代不同了，我们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打败了蒋介石，全中国就要解放了！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我们将要成为世界上一个伟大的国家！你们这次出去，外国人一定会热烈欢迎你们、尊敬你们、佩服你们的！”原来，我们总有些自卑感，到外国去扭秧歌、演秧歌剧行么？不寒碜么？听了总理的一席话，真是给我们打足了气，一个个精神突然振奋起来。果然，一进入苏联境内，人们一见是中国人，立刻竖起大拇指对我们说：“中国！中国！好！伟大！”到了匈牙利，各国人民一听我们是中国人就鼓掌欢迎。我们演的节目更是不同一般，受到各国人民的热烈欢迎和喜爱，并且得了金奖牌回来。

我们是一九四九年九月下旬开国大典的前几天回到北京的，先是李伯钊同志向周总理汇报了出国演出受到热烈欢迎的情况，周总理听了非常高兴。谁也没有想到开国大典那天，周总理竟把我们出国演出团的几十个人全都请上临时搭起的观礼台〔3〕去观礼，参观开国大典和首都三十万军民的壮观游行。

就在开国大典的那天晚上，党中央政治局在中南海举行宴会，欢庆新中国的诞生。我看见毛主席、朱总司令、刘少奇、周总理、董必武、任弼时和陈毅、贺龙、叶剑英等高级将领都参加了。宴会规模不大，只有五桌（或七桌），除了中央的领导同志以外，赴宴的就是我们出国文工团的人员，我们看到那些领导同志都情不自禁地上前热烈欢呼，甚至大家把贺龙同志高高地举了起来。周总理来时，我们都拥上去向他祝贺、欢呼，并汇报出国受欢迎的情景。总理听了哈哈大笑，说：“当然喽！出国前我就跟你们说么，不要瞧不起自己，要有民族自信心！”

今天回想起来，周总理对我们文艺工作者是何等的爱护、关怀和重视啊！在新中国诞生开国大典这一历史上最光辉的伟大节日里，竟给了我们这些年轻的文艺工作者如此的光荣和优厚的待遇！

周总理是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是我们新中国的最高领导人之一，他过问的不仅是国内的，还有国际上的许许多多重大事情，政治、军事、工农业、铁路、矿山、水运等等，等等，哪一样重大的事情他不管？可是他竟有时间和精力，把北京和各地来京参加盛典的各大剧院的戏，差不多都看了；他不仅看戏，而且和演员们交朋友，几乎所有剧院的主要演员他都认识。

五十年代未，浙江昆剧团的《十五贯》到北京来演出时，总理看了非常高兴。昆剧原来已经没有了观众，处境垂危，《十五贯》的演出受到广大观众的热烈欢迎，昆剧又活了！周总理高兴他说：“一出戏救活了一个剧种！”为此，他特地在中南海紫光阁召集了一个文化艺术界的干部会，到会的将近二百人。他让昆剧团介绍创作的成功经验，他也作了重要的讲话，主要内容是肯定浙江昆剧团的创作成果和方向，鼓励戏曲工作要改革、创新、古为今用，为新中国搞出更多更好的作品来。会上，大家发言踊跃，从上午汗到中午还没开完。这时，我看见总理走到屏风后面去，向一位女工作人员说了些什么，手指指会场，说完就又回到座位上，那位女同志出去后过不多久，一些工作人员拿来许多小碟子和许多糕点，每人发一份。我心里想：总理啊！你真是太关心人了！你管的事太多了，连大家可能肚子饿了，该吃点什么都想到了，而且亲自去布置。如果我不是亲眼看到，是不可能想象到的。

总理还有一件使我吃惊的事情。那是在一九五九年九月里，当时我们剧院一部分人到张家口、桑干河一带去深入生活搞创作，我因病在家里休养。一个初秋的傍晚，我和我爱人晚饭后去北海公园散步，坐在北海北岸的一个小饭馆门外一张椅子上休息。那个饭馆很小，很简陋，门是用竹子扎的篱笆，有个小饭厅在里面，外面是个小院子，上面有遮雨的芦席篷，院子里放四张竹桌，几把竹凳。

公园里已经很少游人。我们在寂静的公园里坐着看初秋天空变幻着的云霞，忽然发现前面走来两个人。我想天就要黑了，还有人来玩哩。等他们走近一看，原来是周总理和一个工作人员。我们立刻起身向他打招呼。总理首先向我爱人喊了声：“熊焰同志，你好呀！”我爱人连忙恭恭敬敬他说：“总理好！”我说：“这么晚了，您还来……”总理没等我说完便说道：“我们刚刚去看了一场足球赛，来吃点东西。”我说：“你那么忙，还看球赛，不太累了么？”他笑笑说：“我看球赛就是休息吁！”接着他邀我们和他一起进饭馆吃饭。我忙说：“我们已经吃过了。”他说：“吃过了再陪我吃点么！”我们不好再推辞，便随他一道进去了。他没有进到里面餐厅去，就坐在院子里一张竹桌旁。他对我说：“怎么样，吃点什么？”我连忙说：“不，我们实在吃过了”。他说：“那就喝点酒吧！”我听了吓厂一跳，心想，我怎么能跟总理一道喝酒呢，连忙说：“啊不，不，我不能喝。”总理说：“不喝呀，那就吃点吧。”他对服务员说：“来些肉未烧饼吧。”那年轻的工作同志便和服务员进到里面去了。总理问熊焰：“孩子部长大了吧？都好么？”正说之间，服务员把一盘小烧饼和一盘肉未送上来，又端来一碗鸡蛋汤。总理叫我吃，我没吃，就坐在一旁陪着他。他一面吃，一面问我们剧院在于什么，我都一一向他汇报了。当他听到剧院的同志们都下到农村去体验生活、搞创作，十分高兴，说：“好！好！搞艺术创作的同志就应该经常下到生活里去，下面有多少新人新事需要你们去反映啊！”他一面说着，很快就吃完了，站起身来，我们就起身送他出了饭馆，看着他健康愉悦的身影慢慢走远去。我想，他回去以后一定还要彻夜地工作吧。

回到家里，我们都感到非常奇怪，我爱人与总理第一次见面还是一九四一年初从重庆搭车去延安，那天是总理帮她爬上车的。以后一九四四年在延安的一次周未舞会上，周总理邀她跳舞，还问起她。“熊焰同志，舒强同志来延安以后好么？身体怎么样？”那次，时隔四年，总理还记得她的名字，记得我们的关系，已经使我们十分惊讶；这次已经又过了十五六年，总理怎么能一见面就叫出她的名字来呢？

邓颖超同志也是这样。我爱人一九四一年和邓颖超同志见过面，以后多少年一直没有接触过，可是一九四九年开国大典的晚上，在中南海党中央的宴会上，我和邓大姐坐在一桌，她问我，“熊焰同志好么？”我忙说：“好，好。”又过了十三四年，一九六三年剧院在工人俱乐部演出《三人行》，邓颖超同志来看戏，临走时，我送她上车，她又问我：“熊焰同志好么？代我向她问好。”回到家里，我和爱人谈起这事，象周总理和邓颖超同志这样的领导人，一年到头要管多少事，接待多少人，他们为什么还能记得一个一二十年未曾见过面的普通干部的名字呢？这除了使人叹服他们的惊人的记忆力以外，我们认为这是基于对同志的真诚的关切和对事物的认真和执著；周总理和邓颖超同志都有一颗全心全意为人民、为革命服务的心；为了党的事业，他们诚心诚意地关心群众，他们对人，从不看地位高低、职务大小，都一视同仁，以诚相待，都看成是革命的一份力量，他们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壮大革命队伍的力量，为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奋斗终生。

在艺术创作上，总理对我的教育也是使我终生难忘的。

那是一九四四年春我初到延安，在鲁艺戏剧系当教员的时候，系主任张庚同志让我跟张水华同志一起导演陈荒煤和姚时晓同志合写的反映太岳地区军民和敌伪军抢粮斗争的戏。排演前，周扬同志把周总理请到鲁艺来听剧本，提修改意见。开始，我心里有些纳闷，写戏么，应该请些作家、导演来提意见，周总理是政治家，会打仗，可是，懂得艺术么？当作者把剧本读完以后，已近黄昏，晚饭后首先请总理提意见。总理开始好半天没对剧本提具体意见，而是向作者提了许多问题，都是关于太岳地区的敌、友、我军的情况，当地地主、富农、中农和贫雇农的情况，他们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以及当地生产、人民生活和政府各项政策等等。这些问题都未涉及剧本的具体内容。我越听越莫名其妙，心想：谈那么多不相干的事情干什么呢？我过去在大后方曾和许多著名的导演一块搞过戏，从来没有这样搞过，心里很不耐烦。好容易等作者把总理提的问题一一回答后，总理才对剧本的内容、人物、人物间的关系、矛盾、矛盾如何解决等等问题提出了许多具体的重要意见。从他的讲话里我才听出来，他不仅了解剧本所反映的现实情况，熟悉剧中人物和情节，而且他精辟的分析也令人折服。这时，我才猛然感到自己脸红、身上冒汗了。心里想，周副主席讲的这些情况和问题以及如何解决的办法，我几乎完全不知道，甚至都听不懂，真是一窍不通！我怎么排这个戏呢？根据过去的经验，我原来想得很简单：拿来剧本，对对词，搞好舞台布景设计就排戏、排地位，再搞好舞台构图、节奏、音响、效果便成了。现在才觉悟到，搞边区的戏，光靠那一套不行了。我刚到解放区，不但前方未去过，八路军从未见过，连鲁艺的大门也没怎么出过，鲁艺所在地的桥儿沟的老乡家也没去过，我能创造出什么反映解放区前方军民对敌斗争的舞台形象呢？八路军是什么样子？党政军干部是什么样子？游击队、老百姓是什么样子？他们如何待人接物，怎么说话、走路？怎么站和坐？……等等，等等，我连影子也未见过，我感觉到干戏以来从来没有现在那么无知、无能、吃瘪！原来以为自己早就读过，而且全读懂了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现在才深深感到自己什么也没有懂，得从头老老实实地虚心学习了。

到解放区第一次听总理对剧本提意见，使我明确了艺术与政治、生活的密切关系，明确了毛主席的《讲话》不是文字上懂不懂的问题，也不仅是个理论问题，而是要在艺术实践中切切实实地贯彻执行的。

从这以后，我的艺术创作生活获得了新的生命，走上了新的道路。总理这次谈话对我后半生的工作和思想政治修养起了决定性的指导作用。

“文化大革命”中被“四人帮”操纵的“中央专案组”以我一九三五年因左联被破坏曾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坐过牢一事，硬要把我打成“叛徒”。我一再和他们摆事实、讲道理，他们就是不听。一九七五年秋他们强迫我在定为“叛徒”的结论上签字，我坚决不签，我感到他们真是太不讲道理了。

我到哪里去申诉呢？我是多么需要有人能帮助我把问题搞清楚啊！最后，我还是想到了周总理。因为我被捕的原因、经过和出狱的全部情况，一到延安就如文详细地向组织上交待过。周总理是厂解我的。可是，那时的周总理已重病在身，住在医院里，我怎么忍心去打扰他呢？后来我想到了邓颖超同志，她也是了解我的。于是我写了封信给她，请一位过去在总理身边工作过的同志转去。

一九七六年春总理逝世的消息传来，如巨雷轰顶。我和亿万人民一起痛哭、哀悼。我们失去了最亲的亲人、最好的领导人。这时，我很后悔，责怪自己不该在总理重病之中，在邓颖超同志也十分困难的时候，写那封信，给她增加麻烦。

跟着，万恶的“四人帮”被打倒了。

一九七八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被“四人帮”把持的“中央专案组”被党中央解散了，由以胡耀邦同志为首的中央组织部接管了原“中央专案组”全部悬案和冤假错案。一九七九年，我的问题也得到彻底平反。

我获得解放后的第一个春节，在全国文联主办的文艺界春节团拜会上，邓颖超同志被邀请出席了大会。会上，我前去向邓颖超同志问候。邓颖超同志紧紧握着我的手说：“舒强同志，你写给我的信我收到了，可是，你知道那时候我和总理的处境也是很困难的啊……！”

我听了眼泪直想注下流，连忙说：“我知道，我知道。”这时我的心情十分复杂：有对总理和邓颖超同志的感念之情，有对总理不幸逝世的哀伤，也有在极不适当的时候给她写信的自责！

亲爱的周总理全心全意为人民，鞠躬尽瘁。您离开我们已经十几年了。我们天天想念您。您那亲人，长者、同志和知心朋友般的形象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我们永远不会忘记。您永远活在我们亿万人民的心里，我们永远怀念您啊！

一九八九年十月三日

【注释】

〔1〕此剧我饰曾皓，蓝马饰文清，风子饰愫芳，王萍饰思懿，凌琯如饰文彩。

〔2〕此剧我饰觉慧，金山饰觉新，张瑞芳饰瑞珏，蓝马饰冯老太爷。

〔3〕那时天安门还没有现在这样高级的观礼台，只是临时叫架子工用本搭的台子（就象农村临时搭的戏台一样），四周是用芦席围着，台子不大，金水桥后面左右各一个，每个上面大约可容二、三百人。

在一次难忘的舞会上

郎毓秀

敬爱的周恩来总理离开我们已经整整十六年了，可是他那亲切温和、平易近人的音容笑貌却一直索绕在我的心头。记得在六十年代初的一次全国人大代表联欢舞会上，会前有个短小的音乐会，我也应邀演唱了两首歌。舞会开始后，周总理有礼貌地邀请所有在场的女代表跳舞。当轮到我时，起步后我问周总理：“听说总理较喜爱民乐伴舞，可有此事？”他语调温和地回答说：“也不一定，不过民乐节奏细腻是不错。”他又夸奖我唱的朝鲜民歌风格亲切。当时我还向他抱怨当声乐系主任的难处，因为自己缺乏做行政工作的经验，并怕耽误演唱时间，可又无法推辞掉这个职务。他听了笑着说：“日常工作可以交给秘书去办嘛，推辞掉可不好。”这一番短暂的话语，给我留下了终身难忘的印象。

“愿你在表演民族舞蹈方面多做贡献”

　崔美善

那是三十年前——一九六一年元旦的事情，我在中央歌舞团任独舞演员，我们歌舞团的同事们都在高高兴兴地准备过新年。元旦那天的下午，团领导孟盂同志兴奋地对我说：“美善同志，我们有一个新的任务，元旦的晚上到中南海紫光阁，给周总理以及其他中央首长演出。向周总理演出你的《长鼓舞》。你带着长鼓，还有乐队也“一起去。”傍晚时分，我和孟团长以及给我伴奏的民乐队的同志一道到了紫光阁。一进大厅，就看见许多熟悉的面容：陈毅副总理，罗瑞卿总长、邓大姐和王光美同志等。他们已经等候在那里了。他们都在等待着敬爱的周总理的到来。过了一会儿，周总理步人舞厅。这时，大家报以热烈的掌声。周总理满面笑容地同大家一一握手。那时，我的心情是多么地激动啊！心里暗暗地想：我一定好好地向周总理和其他中央首长汇报演出。

孟团长告诉我，让我背着长鼓，在大厅表演《长鼓舞》。在我内心里充满了幸福的喜悦之感。

当时跳舞的场地，不是舞台，而是一个大舞厅。四周有大圆柱子。气氛非常热烈。我就在舞厅的一块空地上表演。

我带着对周总理和其他中央首长的崇敬和激动的心情，面向周总理跳完了《长鼓舞》。当我表演的时候，场内非常安静。我的舞步达到高潮时竟转了四十多圈。这时，在场的首长给我热烈鼓掌。汇报演出结束后，周总理亲切地拉着我的手，要我陪他跳舞。我那时来不及擦汗。一边跳舞，周总理一边对我说：“你跳得很好，民族风格很浓！也有丰富的生活气息！”周总理接着说，“我国是多民族的国家，今后多创造一些民族舞蹈。我们应该继承和发扬民族的传统，努力发展民族舞蹈艺术。”还鼓励我说：“愿你在表演民族舞蹈方面多做贡献。”我亲自聆听了周总理的这番教诲，心里非常激动。

我兴奋地对周总理说：“我一定不辜负总理的期望，继续努力提高，演好民族舞蹈！”周总理满意地点点头。周总理还说：“我喜欢朝鲜音乐。朝鲜舞蹈也很美！”因那天晚上跳舞时，用朝鲜音乐伴奏的。所以，周总理特意讲了这番话。

那天晚上，我沉浸在无限的幸福之中。周总理的亲切话语和给予我的鼓励，使我一直处在激动和兴奋之中，一夜难以入眠。

我暗暗地下决心，要加倍地努力学习井进一步提高演出水平，以报答周总理对我的亲切指教。平时，每当我遇到困难时，想起周总理的教诲，便能鞭策自己继续前进。

在发展我国的民族舞蹈艺术方面，周总理一向是十分关心的，在具体的表演艺术方面，周总理一直反对生搬硬套的做法。一贯耐心地教导我们在表演艺术上也要做到舍其糟粕，取其精华。记得有一次，中央歌舞团演出安徽民间舞蹈《花鼓灯》。在一个舞蹈动作中，男演员托举女演员。周总理看后说：“民族舞蹈的表演形式，要真正反映民间的生活习俗，托举女演员这个动作下大合适。”周总理建议，以后表演时不要再作托举动作了。

过了一些日子，周总理又有一次机会观看了《花鼓灯》。在表演中仍保留了男演员托举女演员的动作。周总理看后，亲自走到后台找艺术团团长，问团长：“为什么仍要托举？为什么还不改掉呢？”并再次劝导说，托举女演员的动作不符合农民的实际生活。

在周总理的亲切关怀下，终于改进了这个动作。使这个舞蹈更接近于民间生活的实际，符合民间生活的习惯。

我想，周总理的建议是完全符合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的。舞蹈艺术也同其他文艺创作一样，理应来之于群众，又要服务于群众的。从群众中来又要到群众中去，这是我们党历来的优良传统。我是十分赞赏这样的方针的。

我心里想，周总理日理万机，国家大事如此繁忙，还能抽出时间关心和指导这样一个舞蹈表演艺术方面的小小的动作。一直关心到改进为止。

周总理不但关心发展民族舞蹈的大的方针政策问题，而且还经常关心基层的工作和艺术团的情况。每当我陪他跳舞时，总理都要问起团里的工作情况和演员的意见等。有一次，当周总理知道团里没有搞好工作方针任务时很生气，并耐心地指点和出主意。他总是关心和鼓励大家把工作搞好。

现在口想起周总理对民族舞蹈表演艺术的关心和指导，使我感慨万千。五十年代，在周总理的关怀下，我国的民族舞蹈艺术事业达到高峰。

一九七六年周总理不幸病逝。到了八十年代，我国的民族舞蹈真是处于低潮了。人们一味追求“现代派”、“迪斯科”，很少有人问津民族舞蹈的发展和前途。看到这种状况，我这个从事民族舞蹈表演艺术几十年的演员，内心里充满忧虑和不安。我是多么渴望我国的民族舞蹈艺术能遵循周总理当年的教导，更快地繁荣和发展起来啊。

我们想念您啊，敬爱的周总理！

一九九一年五月十日

总理和我们一起看展览

　毕克官

一九五六年，一个深秋的早晨，我们一群青年人朝着西直门外的北京展览馆走去——这天，《埃及艺术展览》要开幕了。那时候，外国艺术展览不多，象埃及这样的大型展览更是少见。加上当时正处于世界正义力量反对英同侵略埃及领土的高潮中，所以，展览引起人们很大的兴趣，记得，我这天还大着胆于特地穿了一身别人送给的西装，有点“盛装”赴会的味道呢！

将近九点，展览馆的人群沸腾起来，只听人声喧哗：“总理来了！总理来了！”要跟总理一起看展览了，同伴们内心都有一种宰福的欢悦感。

为了不影响总理参观，大家主动散开，没有人去围观。大约过了一个小时，正当我们在一条长桌前热烈讨论展览时，总理由埃及大使陪同走过来了。当时，我们这些年轻的心都很盼着能和总理多呆一会儿。总理象是看出了大家的心愿，在我们跟前站住了。总理先问我们在什么单位？做什么工作？我身旁一位同志告诉说大家都是中央美术学院的学生。这时，总理指着面前的几种图案设计，问袁浩同学知不知道是属于什么流派的？袁浩同学就个人的体会，答说是埃及民族的抽象图案。总理听后嘱咐我们要虚心学习外国的好东西。没想到，这时总理将目光转向了我，问我是学什么的？是不是也是美院的？说来也怪，看着总理平易慈样的表情，当时我的心情很平静。告诉总理我是学绘画的，刚从美院毕业到工作岗位。因工作关系，正在学画漫画（毕业后我被分配到《漫画》月刊任编辑）。总理接着又问我画出漫画没有？我说画了，是支援埃及人民反侵略的。总理说，好哇！又问发表了没有？我说刚在《光明日报》发表了一张，老人家听后指着身旁的大使对我说，要是画得好，可以赠送大使一张。

总理和美院的同学谈了话，这件事马上在北京美术界传开了，那一阵，同学。朋友见了我们，都会不约而同问起这乎。

如今，时间过去三十多年了。回忆三十年前，北京文艺界的同事是经常有机会与总理在一起井聆听他的教诲的。就以展览说，总理有时在百忙中抽出时间参观。第二次文代大会，我做为记者有幸参加。总理在人大会堂为大会做报告那天，我特地选了二楼左侧离主席台最近的座位，为的是能最近距离看清总理。还记得总理那天穿的是短袖白衬衫。整个下午，老人家站在讲台前谈论国际国内大事和文艺政策，音容笑貌，至今历历在目。回想那时自己不大本分地跑来跑去挑选“最佳”座位，确是表达了一个年轻文艺工作者对总理的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