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年我在新闻总署（新闻出版署前身）新闻摄影局任党组书记。当时的局长是萨空了，米丹同志任秘书长。一九五一年新闻总署决定成立美术出版社，组织上让我们筹建此项工作，当时，我们一起商量，成立美术出版社由谁题写社牌呢，最后一致意见请周总理题写。经向总理提出后，没过几日，周总理果真为美术出版社题写了社牌。自美术出版社成立一直沿用到今日。现在周总理题写的社牌手迹存放在中央档案馆。
美术出版社编辑的出版物荣获过多次国际上的金、银、铜奖，其中《苏加诺藏画集》荣获国际博览会的金质奖章。出版《苏加诺藏画集》是在周总理主持指示下进行的。
周总理在参加万隆会议之后，有一天，他请廖承志同志把我找到中南海。廖承志同志向我传达了周总理的指示，让我组织一个代表团，并任团长，到印尼去筹备出版苏加诺藏画集。当时会的还有安静、姜信之等四人。临行前，陈毅同志又向我们谈了周总理的指示以及注意事项等。我们带着总理的委托前后三赴印尼，共编辑出版了六册苏加诺藏画集。此画集作为国礼由总理赠送给了苏加诺。此后，我还作为周总理的使者，到印尼把一尊木雕佛像赠送给他，事情是这样的：有一次苏加诺访问中国，他来到荣宝斋参观，对一尊木雕佛像很感兴趣。这事总理知道了，立即请陈毅、廖承志向我询问此木雕的真伪。我讲，佛像是复制的，但木头是唐朝的。后来总理指示，再复制一尊，把那尊送给苏加诺。于是我们请民间艺人颜景文老先生照原样又复制了一尊。当时在美帝对我封锁与孤立的情况下，总理的这些外交活动都大大地改善了我国同东南亚国家的关系。
周总理对国内的老画家十分关心。有一次参观完齐白石先生的画展，周总理对我说，“这个展览很好，为把这些珍贵的艺术品留给后人，应该出版一些老画家的画册，像齐白石、徐悲鸿等人。”按总理的指示，我负责编审稿件，卢光照同志编辑，先后出版了齐白石画册上、中、下册和徐悲鸿的三本画册以及一些老画家的作品。
在“文化大革命”中，文化艺术工作受到了严重的干扰和冲击。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疯狂地迫害老干部，不少长期从事文化艺术工作的老同志被打成“黑帮”、“特务”、“里通外国分子”，被送进监狱或批斗。当时，周总理处境非常艰难，但他尽力排除阻力，设法保护干部“过关”，周总理对我的关心我终生不忘。在“文化大革命”中，我被下放到咸宁五·七千校“劳动改造”。有一次，造反派来通知，要我立即回京。我回京后从几位老同志和张论同志处得知，是周总理把我“解放”了。原来，在我国同第一个北美国家加拿大建交后，由我们接收台湾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国际博览会的展览馆，并主办展览。他们告诉我，在周总理同对外文委负责人谈到这个展览应为美术方面的展览时，问到：“搞苏加诺藏画集的邵宇哪去了？”叫他带团去加拿大，有人说：“听说他是叛徒？”总理说：“对他我们早已审查过了，他没问题嘛……”我知道此事后心情非常激动，周总理不但有惊人的记忆力，而且是最爱护干部、最尊重人的总理。
一九七五年九月三十日，我出席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五周年国庆招待会。当身体衰弱、面容憔悴，但依然坚毅不屈的周总理步人大厅时，会场沸腾起来，雷鸣般的掌声不断地打断他的祝词，许多人的脸上挂着泪花，我的泪水模糊了眼睛，用最快的速度画下了周总理做报告的场面。
人民大会堂由傅抱石和关山月画的“江山多娇”那幅画，是经过周总理和陈毅同志帮助构思并多次提出对草稿的修改意见而最后完成的，这幅画现在已成为我们的社会主义的祖国走向光明未来的象征。
如今，周总理去世已经十六年了，为缅怀总理，我曾画了一支通红的蜡烛，题为“心线正直表里通红，浑身是火一生光明，风吹不熄磊落始终”。
周总理，永远活在中国人民的心中。
一帧定格在心中的合影
李谷一
那是一九六五年，在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中南局书记陶铸同志的亲自主持下，中南五省举办了现代戏剧汇演。为了向国庆献礼，九月，中南局特意选了十六个获奖的剧目晋京向首都人民汇报演出，作为获奖的湖南花鼓戏《补锅》的女主角，当时不满二十岁的我也有幸来到北京。
来京后，我们住在前门大栅栏的一个煤炭部招待所里，最初是在长安戏院演，后来又转到青艺剧场，一连十几天，演出效果非常好。首都各大报纸都给予高度评价和热情赞扬，许多在京的文艺团体还纷纷前来学戏，而学得最多的就是我们的《补锅》。
就在国庆节前夕，中南局的负责同志选定了三个戏到中南海向中央领导同志汇报。我记得一个是陶铸同志家乡的祁剧《送粮》，还有一个是《打铜锣》，我们的《补锅》作为压轴戏排在最后。
晚上七点整，演出在中南海怀仁堂小礼堂进行。周总理和几位副总理都是按时来到剧场。演出开始后，在前两个戏的表演中间，周总理有两次被秘书请到场外去接电话。接着，有消息传到后台，说总理接到电话，催他赶快回去，有重要事情等他处理，估计要提前退场，最后一个戏可能看不成了。于是，大家七嘴八舌地议论开了，最着急的就是我们《补锅》剧组的演员，我当时心里特别难过，心想，真不该把我们的戏放在最后，别的戏总理都看了，偏偏看不到我们的戏了，这可怎么办呢？此后，又从前台传过话来，说总理又一次被叫走了。听到这里，我委屈得眼泪都快出来了。正当我们急得不知该怎么办时，中南局的一位负责同志来到我们中间，说：“请大家别着急，总理说了，今天的戏他一定看完，但我想恐怕不能上台接见大家了。”这样，我一颗悬着的心才稍稍放下。
轮到我们的《补锅》上场了。我从台上清楚地看见周总理坐在前排，聚精会神地看着我们表演。在我们演出时，总理再也没离开座位，自始至终看完了《补锅》。演完戏我们刚回到侧幕，就见舞台监督匆忙地跑过来催促大家：“快！你们快准备，总理要上台接见全体演员。”我一听，真是喜出望外，听旁边的人说，是周总理坚持要上台与大家合影留念的，顿时，我觉得我们的总理太伟大了，他国务繁重，却如此关心文艺事业，更是这样理解我们演员的心情。
全体演员返场谢幕时，我幸运地被安排在前排最中间，我们的周总理和几位副总理依次走上台来，与大家逐一握手，我看见总理走到一个小演员面前时，亲切地用手拍了拍那小演员的脑袋问：“小鬼，多大了？”当总理来到我跟前时，他握着我的手说：“你们演得很好啊！谢谢你们了！”霎时，一股暖流流遍我的全身，因为太激动，我一时不知该对总理说什么好。合影的时候，我正好蹲在周总理的跟前，随着摄影师的“咔嚓”一按、这张珍贵的合影便永远地定格在我心中……
这是我唯一一次与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合影。
那次演出的半年之后，一场史无前例的浩劫开始了。在八亿人民八个戏的年代，我们的《补锅》也难逃厄运，被勒令停演。陶铸同志也为这个戏遭受牵连，被打成所谓的“补锅派”，而中南五省的戏剧汇演也成了他的一大罪状。后来，我从湖南调到北京中央乐团，听知情的朋友说，就在一九六五年我们晋京演出之后，江青在一次文艺界的会上说：“……陶铸在中南片搞戏剧汇演，还出了什么《补锅》，请我看，我才不去看呢！”随着我年龄的增长和阅历的加深，把这一切都联系在一起考虑，我才真正理解了我们的周总理当时的处境和心情，越来越体会到总理所具有的伟大的人格力量。
时至今日，我还时时翻开这张难忘的合影，久久端详，细细回味。而每看一回照片，对我都是一次莫大的享受和难得的教育。它使我深深感到，要做一个真正伟大的艺术家，就应该象我们的总理那样，去尊重别人，理解别人的劳动。回顾这些年来的艺术生涯，不论演出还是其它活动，不论是在国家级剧院还是乡村临时搭起的土台子上，面对的不管是国家元首还是普通工农士兵，我都是满腔热情，艺术上严肃认真，从不敢有半点马虎和松懈。对观众要我签名和合影的要求，我总是克服困难，尽量满足，因为从我们周总理的身上，我真正明白了演戏与做人的道理。
那张黑白合影照片，将永远地印在我的心中，周总理对人生的搏击精神和为人民服务的崇高风范，将是我终生学习和追求的目标。
周总理引导我学《讲话》
白杨
在毛泽东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五十周年的日子里，当我重温这篇光辉著作时，不由得不想起五十年前那些难忘的岁月，忆起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引导我们学习《讲话》，坚定地走为人民大众服务的道路……
抗日战争爆发后不久，我和上海一些电影工作者溯长江而上。沿途进行抗日救亡宣传的演出。到达重庆后，继续开展抗日救亡演出活动，一九三八年底周恩来同志到达重庆，任中共中央代表和南方局书记。这时，我有幸随阳翰签同志到曾家岩五十号第一次见到了周恩来同志，他热情的话语今犹在耳，鼓励我们要有争取抗日胜利的信心。希望我们多演些抗日救亡的戏。
一九四一年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假抗日。真反共的面目充分暴露了。重庆的环境越来越复杂，斗争越来越尖锐，国民党反动政府对进步文化人士加紧迫害。一个剧团在四川演出阳翰笙编剧的《李秀成之死》，竟惨遭横祸，扮演李秀成的演员被活埋。二十多个团员被枪杀！同时，我们在重庆的工作也非常困难。在国民党控制的电影厂搞抗日影片和话剧就更困难了。在这艰苦的环境里，恩来同志主张利用话剧打破国民党的高压政策。在他亲自关怀下，由阳翰笙策划，应云卫出面成立了民办中华剧艺社，党曾给予资助。为了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投降卖国政策，用写历史剧的办法，以借古讽今，针贬时弊，阳翰签便创作了反映太平天国斗争的剧本《天国春秋》，由中华剧艺社演出。恩来同志关心过这个戏的创作和演出。接着“中艺”演出郭沫若同志刚创作出来的《屈原》，恩来同志非常认真，反复观看我们的排练演出，《屈原》的成功演出，当时轰动了整个山城，郭老借屈原的口说出自己心中的积愤，说出广大人民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愤恨。
在这种险恶的形势下，恩来同志对我们这些团结在党周围的文化界人士，十分关心和爱护，他不仅关心我们的安全和生活，更关心我们的思想。他通过各种渠道、采取各种方式，团结教育文化界的朋友，他经常派自己身边工作的同志和我们联系。记得那时，恩来同志的秘书陈舜瑶、张颖同志就常悄悄地过江到南岸我家来，给我详细介绍党对全国形势的分析，解放区的信息和领导同志对工作的意见等等。
尤其是皖南事变以后，帮助我们建立学习小组，提供学习材料，使我们拨开云雾，看见了希望。经常参加学习的有周峰、石羽、林相、江村等人，学习的场所就在我家里，在那种环境下，这当然有一定的危险。但大家都非常珍惜这难能可贵的学习机会，学习材料大都是恩来同志让张颖送给我们的，给我印象最深的有延安的整风文件，除毛主席的《反对党八股》、《改造我们的学习》之外，就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部光辉著作了。
那是在一九四二年的春天，《讲话》在延安发表了。但在重庆不能全文公开发表，恩来同志给我们送来了《讲话》的小册子。一九四三年，恩来同志有，一段时间返回延安，尽管工作非常繁忙，仍惦念着帮助我们加深对这篇极其重要的科学论著的理解。他特地派刘白羽、何其芳同志随林伯渠同志到重庆，向文艺界介绍《讲话》的精神、背景，以及在《讲话》的推动下，延安文艺工作发生的巨大变化，《讲话》精辟地总结了“五四”以来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明确提出了文艺为群众的问题和如何为群众的问题。我们读后感到耳目一新。当时，我虽然在党的帮助教育下，已走上进步的文艺道路，积极投身到抗日的文艺战斗中，但是，对什么是革命文艺的发展方向并不十分明确，考虑更多的还是如何提高自己的艺术水平，《讲话》中提出的：“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一切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只有联系群众，表现群众，把自己当作群众的忠实的代言人，他们的工作才有意义”。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心里豁亮起来。
当时，我们都很想知道《讲话》以后，延安创造出的新的艺术形式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恩来同志那时又来到重庆，他就让八路军办事处和新华日报社的同志来演出。就在《新华日报》庆祝成立七周年的那天晚上，我们赶到重庆郊区化龙桥，在新华日报社院内的广场上，看了三出新秧歌剧——《兄妹开荒》、《一朵大红花》和《牛永贵负伤》。尽管参加演出的同志都不是专业演员，由于有的同志刚从延安出来不久，崭新的演出散发着质朴的风格和浓郁深厚的泥土气息。富有战个性的工农兵形象，就象烂漫的山花一样富有生命力。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延安文艺的表演，也从中看到了延安边区沸腾的生活和觉醒的人们。内心非常激动，演出结束后，我们大家还一起下场，学着扭起了秧歌舞。
夜深了，回城的路上，恩来同志让我搭他的车，一直送我到家。一路上，我激动地向恩来同志倾吐了学习《讲话》以后，恨不得立刻飞到延安的心情。恩来同志亲切地肯定了我向往革命的热情，并语重心长他说：留在这里也是抗日，想去延安，以后还会有机会的。他还对我谈了《讲话》的重要意义，并鼓励我阅读些鲁迅的著作，学习鲁迅精神。
遵照恩来同志的指示，我留在了重庆。在以后的艺术生涯里，我一直牢记着恩来同志对我的教导，要求自己努力沿着《讲话》指引的方向去做。从那时起，生活是艺术的源泉成了我坚定的信念。深信没有生活的感受，没有从思想感情上和人民大众打成一片，再好的演员，单凭技巧也难以成功地进行创作，然而，在旧社会国民党统治下，想接近工农群众，前脚去，后脚就被盯梢，是不自由的。只有在解放后，在党的领导下，人民翻身做主，你走到哪里，人们伸出双手欢迎你。为了演好工农兵的形象，我到过农村，去过工厂，也到过部队，如拍摄影片《祝福》时，我们摄制组到浙江的山区体验生活，没有交通工具，只好一天走上百里的山路，为了演好祥林嫂，我跟着到深山老林的小山村里住下来，熟悉当地的人民和生活，这样做，当然要苦一些，累一些，但每一次深入生活，我都有一种深山探宝的感受，受益无穷。
今天，我们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五十周年，怀念当年指引我们学习《讲话》的周恩来同志，我们要更加坚定不移地走毛主席在五十年前给我们指出的文艺道路。联系到江泽民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的明确指示：“只有深深植根于中国大地和依靠人民的力量，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才能创造出无愧于伟大时代的社会主义文化”。这是我们要力求实践的。
永远铭刻在心间的会晤
荒煤
一
进入一九九二年的春天，作为电影战线上的一个老退役兵，回忆在建国四十周年和建党七十周年双庆的日子里，看到电影界出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不禁感慨万千！电影界的朋友们拍摄了一批优秀的反映我国重大革命题材的影片，如《巍巍昆仑》、《开国大典》、《开天辟地》、《毛泽东和他的儿子》、《周恩来》等等。这些影片塑造了我国无产阶级老一辈革命家、革命领袖人物栩栩如真、生动感人的光辉形象，再现了他们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由于崇高的品德与智慧，对历史进程所起的伟大作用和不可磨灭的功勋，不仅对历史的真实有着深刻的揭示，而且具有强烈的艺术噬力。这些影片所取得的成就，可以说是历史上空前未有的，不仅在中国电影艺术史，也在世界电影艺术史上写下了一页崭新的诗篇。
中国电影艺术之所以取得今天这样巨大的成就，回顾中国电影事业在发展的道路中所经历的曲折、艰辛，缅怀周恩来总理对电影艺术那些无微不至的热情关怀，亲切教诲，我不能不心情激荡，无限感慨。
我回忆起和周总理的一些重要的会见和所听到的教诲，衷心希望电影界的朋友们能够更好的总结经验，既要看到反映重大革命题材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又要看到反映现实题材的严重不足，继续前进。
我至今还能清晰地回忆起周总理许多生动的印象，但最难忘怀的，还是一九五九年四月的一次会晤。
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二日深夜，周总理办公室副主任许明同志打电话给我，通知我，周总理明天上午在北京医院要接见上海全国政协电影界几位委员，让我去参加。
接到电话后，我不免有些疑虑，前两天还看到总理高高兴兴地和我们见面，怎么住医院了？又为什么在医院还急着找我们呢？又发生了什么事情了？
我立即联想到，上海市委的主要领导人柯庆施已经宣布过，上海不欢迎夏衍、陈荒煤去干预上海的电影工作。我又触犯了什么呢？
而且，刚刚在前两天的一个下午，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已经和我们见过面。总理见到沈浮、赵丹、郑君里、张瑞芳、陈鲤庭他们，亲切地询问了他们的工作情况、家庭情况。陈毅既是上海的老市长，又是上海文艺界的老朋友。所以这次见面，有如家人久别重逢，欢聚一堂，谈笑风生。当时准也没有想到要向领导汇报什么问题，希望总理讲点什么。
更没有想到陈毅同志突然向总理提出一个小小的“请求”。
“总理，难得有这么个机会，我好久没有看电影了，让他们搞一部电影看看吧。”
总理也被陈老总那“请求”的神情逗笑了，就让我去安排。我赶忙给电影局打电话，得知放映室里只有一部刚刚送来的译制片（片名我忘了）。我问总理看不看，没等总理答复，陈老总就说。“可以嘛，可以嘛。”笑嘻嘻地站起身来要走了。这时候，总理才说他还有点事，不去看了，要我们陪陈老总去看。
于是，我们就到文化部大楼地下室一个小放映室里，陪陈老总看了这场电影。
回想这些情况，我越发感到奇怪。总理突然进了医院，为什么还这样急于找我们谈话，到底为了什么？我不禁犯了职业病，把这一年赵丹、君里、瑞芳、沈浮等正在拍摄的影片——特别是我喜欢和支持的影片，都在脑海里滤了一遍，想想到底有什么问题，结果，想到上海的一些情况，一夜没有睡好。
上海电影界的情况的确相当复杂。它的确是中国革命电影的发源地，有一大批从三十年代起就从事电影工作的老同志成为新中国电影的开拓者，做出了重要的成绩。但另一方面又的确有人认为这里是一群“小资产阶级的王国”。
最典型的例子是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时，批判钟惦棐同志，有一条骇人听闻的罪状，就是惦棐同志讲过一句话：
“上海是电影界的半壁江山”，是企图煽动上海电影界搞“复辟”活动。
我也亲自听到一位吉林省的宣传部领导人对我讲。
“我们中国电影走面向工农兵的方向，要靠赵丹、白杨他们这些人，真可笑！”
在一九五八年十二月我写了一篇很错误的文章《坚决拔掉银幕上的白旗》，不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批判了许多影片，认为这些影片的错误：
“实质上就是对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方向的动摇和背叛，一直到公开摇着白旗向党进攻，反对党的领导。”
这件事当然引起了何庆施的不满。尽管后来我作了检讨，柯庆施也还是宣布，上海不欢迎陈某人来干预电影工作。很有意思的是，在这之前一九五六年我到上海时，柯庆施亲自我我谈话，让我回去向文化部党组汇报，上海不欢迎夏衍同志再过问上海的电影工作，上海自己能够管好电影——不期料到了一九五八年又宣布我是不受欢迎的人。
总之，柯庆施，张春桥实际上是要由他们任意控制电影界。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任何人不能违背他们的意志。
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他们早就伙同江青进行种种阴谋活动了。
张春桥在“文革”之前，就宣布电影界有一条夏（衍）、陈（荒煤）修正主义路线了。
二
四月二十三日上午我到了北京医院，才听到护士长告诉我，周总理因为痔疮复发，但正在忙着开人大、政协会议，不肯住院治疗，只让医生打针止血卧床休息一天。这位瘦小的护士长流露出一副无可奈何的忧虑神情叹道：
“可又把你们找到病房里来谈话！”
总理住在一间不大的单人病房里，我们一走进去就把病房挤满了。
周总理平躺在病床上，笑容满面地和我们一一握手。然后，他才告诉我们，前两天和我们会见时，他原想谈谈他最近思考的一些问题，没想到陈老总突然要看电影，结果没有谈成，所以趁着在医院休息一天的时间里，“请你们来谈”。
他然后伸手从枕头下面掏出一张纸条来，看来他还是作了准备的。
这时候，郑君里高兴地笑道：
“我们早就想听总理的指示了。”
总理听后又把纸条摸在手掌里，微笑着而又严肃地看了我们一眼，指着赵丹等说道：
“我们都是老朋友了，你们是我在重庆时候就认识了——荒煤倒是我回延安去之后才认识的——如果你们把我看成领导，要我作什么指示，我就不讲了，要是把我当做一个朋友，我倒愿意讲点心里话。”
于是，君里又直点头，笑着表示道歉。赵丹着急地埋怨君里，两个人又急忙央求总理讲。他们那种神情，简直像两个大孩子似的，有些顽皮的笑容，不禁使总理和我们大家都欢乐地笑了起来。但我也的确感到这是一种真挚友情的流露，甚至可以说是君里、赵丹对这种友情的得意的享受和陶醉。连那位护士长也高兴地笑了起来，一面又流露出难以理解的神情，她恐怕从来没有见过这种场面吧：一位总理和几个演员之间却有这样亲切的交谈。周总理后来不时看看那纸条，给我们谈了许多。当时我没有带笔记本，没有作记录。现在保存的只是张瑞芳同志当时记录下来的较简单的记录稿，但周总理当时讲的重要论点和精神都保存下来了。
（这次谈话的主要内容和精神，周总理后来又重新归纳起来，于五月三日在中南海紫光阁召集了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部分北京文艺工作者作了《关于文化艺术工作两条腿走路的问题》的讲话。）
总之，周总理根据他观察到的文艺界、电影界在“大跃进”期间的一些“左”的错误提出了他的看法。实质上是提出了一个如何正确地发展和繁荣社会主义创作的问题，也就是如何用辩证的观点去认识艺术客观规律的问题；就思想性与艺术性、数量和质量、理论学习与实践相结合、领导方法与作风和艺术领导民主，形式与风格等等问题，全面地阐述了一个观点：即对待艺术创作，用一个生动的形象比喻来说，必须学会用两条腿走路，防止片面性和主观性。
三
我现在根据记录稿和回忆，尽可能按照总理讲话的顺序和一些感受写下来。周总理一开始就讲，他通过每次会议，发现我们许多部门的工作有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不会两条腿走路。他认为：
两条腿走路，这是做一切工作的规律，就是对立面的统一。毛主席运用这个方法非常熟练。
两条腿走路，去体会一下，就像小孩子开始学走路一样，一开始总是走不好的。不管做什么事，都要设想一下对立面，否则就容易有片面性。尤其艺术作品，是精神产品，有一个指头的错误，就会引起不同的意见。一张画有几处败笔，画坏了，就很突出。一部作品有几分之一的败笔，就会叫人看不下去。
这是从广大观众的角度来要求。
从我们领导上看，只要作品基本上是好的就可以了。可是艺术产品是给大多数人看的，就更要照顾到广大的群众。
我现在回顾一下电影的历史，不能不感到惭愧和内疚，我们在实际工作中并没有真正体会到周总理这一个重要的思想：
要求创作精益求精，一丝不苟，主要是照顾到广大群众的需要，要考虑到广大群众。
在电影界，由于种种原因，长期以来，创作人员中形成一种思想：不求艺术有功，但求政治无过。
我们搞艺术生产的领导同志也往往是看重把政治关，而忽视艺术质量，只要领导上对政治上没有什么意见就可以了。我们很少想到“艺术创作是给广大群众看的”，因而要求艺术上的更加完美。
周总理却是从群众的角度提出这样的问题，但从领导的角度，他反而强调不要求全责备。
他认为：
“文艺创作不能粗糙，这是一个极其细致的工作。但万一失败了，也是成功之母。艺术创作每一次都成功是没有的。所以不能人人作诗。毛主席作了很多的诗，发表的并没有许多。建安七君子的诗，也没有留下多少。因此，创作也不能为有一次失败就失去信心。作家不可能创作大多的作品，电影也不可能每一次都成功。”
第二点，总理指出：
“领导必须与群众相结合，不能认为领导什么都行，而往往是群众的智慧超过领导。领导的本事是要善于集中。想一鸣惊人是不行的。”
这时候，总理就指着我说：
“荒煤写了一篇文章，就是没有和大家商量，就被袁文殊攻了一下。”
——这就是指我前面讲到的那篇错误的文章：《坚决拔掉银幕上的白旗》，受到了袁文殊的批评，我同时也写了回信并在《人民日报》发表了，我承认：
“文章最主要的缺点，是在批判错误倾向的同时，对各种影片中所表现的程度不同的错误，特别是错误的性质，没有仔细地加以区别，具体的分析很不够……我同意，把许多有错误思想的影片一律叫做‘白旗’是不恰当的。我在写文章的时候，对‘白旗’的这个概念是不明确的。”
我当时也向总理说，这篇文章是错误的。
周总理随即又提出来，制片厂的领导要发扬民主的作风：
“电影厂的领导可以召集各级干部的会议——发牢骚的人也可以吸收，多听听大家的意见，就会集中大家的智慧，因为群众的特长，就是从自己最熟悉的角度提出意见。领导要善于集中，并且要学会集中群众的意见。不会集中群众的意见，就不能领导群众。当然，人云亦云也不行。”
第三，周总理又强调指出，既要学会两条腿走路，又要把握主导的方面，也就是引导正确的方向。事物的发展总有主导的方面。
他做了一个生动的比喻：跳舞，也有主导的一面。两个人都主导就不行了，就会乱了脚步。
他还指出在艺术创作方面，既要求十分细致，又不要求全责备。但应以要求细致作为主导方面。
他又指出：“导演也应该是这样，要善于听取集中群众的意见，并且坚持下去。之后，又不断吸收群众的意见，这就会使得创作更加丰富起来。”
第四，周总理对国庆十周年献礼片的创作提出极其宝贵的意见。
首先，他指出：“既要鼓足干劲，又要大家心情舒畅，不要搞得过分紧张——过分紧张之后就会带来疲劳，疲劳之后就会泄劲。工作还是要一张一弛。
国庆献礼片不要搞得太多，要在可能条件下进行。
以后四个月不要再催制片厂了，必要的条件要给予支持。有些献礼片搞不出来也别着急。
上影有八部影片献礼，又和新疆合拍《绿洲凯歌》，是否太多了，可以与袁文殊说一下。
八九部献礼片，如果国庆节搞不出来，到年底交也可以。
好的影片，宁可不惜功本，明知不好的可以不拍，宁可上了马的下马。”
现在，我想特别强调一下，周总理和我们的这次谈话，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就是明确指出：
“艺术创作不能和工农业生产一样要求多快好省，要量力而行，不要勉强。是粗制滥造好，还是细致一些好？”
他还举国庆工程为例，北京要上十四个工程实在太紧张了，有两个工程决定下马了。
“而艺术是精神产品，就更应该注意质量。”
可惜，总理对这个问题没有深入地发挥，在他五月三日紫光阁的讲话中也没有再强调这一点。
到了“文革”期间，我多次在不同的会议上传达并阐述了我对总理这种意见的看法，后来还写过一篇文章：《提高质量是为了更好的跃进》。
特别是我在一九五九年七月厂长会议上的发言中，对一九五八年电影界搞“大跃进”，刮浮夸风，最后归纳为三条：
一、许多影片在宣传党的政策方面有片面浮夸风。
二、片面地追求数量而忽视质量。
三、比较普遍的现象是强调政治，忽视艺术。
而文化部党组七月十九日给党中央的报告中也非常明确指出：
“一九五八年艺术片生产中，这种只满足数量忽视质量，只注意‘政治’不注意艺术性的现象是十分严重的。”
结果，到了庐山会议之后，在反右倾运动中，都成了我的右倾思想，受到了批评。我和夏衍都成了文化部党组“重点帮助”的对象；到了“文革”期间，就更加成为反对毛主席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罪行”了。
回顾这段历史，我深深感到，周总理在那时候提出，艺术生产不能和工农业生产一样多快好省，应该注意质量的问题，的确是尊重艺术规律的一种科学态度。而且，历史已经证明，即使是工农业生产也未必都能够多快好省，何况是艺术生产？
所以总理最后特别指出，一定要注意，使得创作人员“既要鼓足干劲——这是主导方面，又必须心情舒畅”。还举演员为例：
“不可能设想，演员要他哭就哭，舍不得用胶片。什么事都一样，要求过头了就成为荒谬。漂亮的人，如果脂粉抹多了，反倒不好看了。这个扣子一定要解开。不然，创作人员就不能精神舒畅。”
第五，周总理指出：
“对国庆献礼片，也要两条腿走路：
既要力争完成，又要留有余地。
“这个经验也不是很容易得到的。国家工程的例子就是如此。你们献礼的影片，九部中有六部好的，我就满意了。如九部中有四部不好的，我宁可上六部好的。好的中间当然也还有上中下。这样，胶片也可集中使用了，人力物力不够的情况也可以好一些了。人力物力都要留有余地，要留有百分之二十的余地。人力、物力、胶片都应该如此。”
他特别讲到演员不宜大紧张：
“演员刚刚把自己这个角色准备好，情绪集中了，你又让他去搞别的事情，他怎么能演好那个角色？
毛主席做一件事的时候，其他的事情就都不管——当然，也有人要跑龙套，比如我。但你们可不要学我。（总理指着赵丹他们说）你们演员拍的影片不能都是满面倦容的样子，拍我的片子可以。而演员是要和广大观众见面的啊！”
总理这里一再笑着以自己作例子，我们既感动又感到十分亲切，大家都高高兴兴笑了起来，病房里洋溢着一种浓郁的友情的气氛。
第六，周总理又指出：“影片既要强调思想性，也要讲究艺术性，这也是两条腿走路。而主导方面是思想性。”
他以反映教育改革题材为例，说道：
“如表现教学改革的戏，要好好研究。因为还会有不成熟的地方，弄不好就要犯错误。教学改革报告中写的经验是比较成熟的，但是在实践中还只有半年的时间，还会有很多的地方未必成熟。
所以，国庆献礼的影片，实际上是十年经验的总结，要合乎时代的精神、思想、政策。
前两年的影片可能粗糙一些。我听邓大姐讲，例如《你追我赶》说话太多，艺术性不够。
电影还是应该注意人物的色彩和动作。”
回忆总理这一段讲话，我觉得在今天，仍然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
电影这一有广泛群众性的艺术，在改革开放以来，面对电视、录像的冲击，从电影生产的总体上来讲，如何正确地理解周总理的这一总体的要求？
电影艺术到底怎样去反映时代的精神、思想和政策，怎样进行历史经验的总结？
这仍然是电影界值得深思的一个艰巨的、光荣的历史任务，我认为这也就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电影艺术的一个根本任务。
国庆四十周年和建党七十周年双庆的一些反映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影片，取得重大的成就，也证明了这一点。
真正优秀的作品，必然是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因为作家创造了各种真实感人的形象，通过他们的性格和命运所揭示的种种矛盾，从而展示出时代的潮流，启发人们思考，走什么道路，应该吸取什么经验，实质上终究是以一个时代的侧面去总结历史的经验，去反映时代精神。
这正如周总理在一九六二年讲话中提到的：
“要求文学作品反映时代精神，不是把党的政策、决议塞到一个戏里……不能要求一个作品把时代的全部内容都反映了……只能反映时代的一个侧面、又一个侧面，不能反映各个侧面。”
这仍然是电影艺术不断前进、发展中始终不懈去追求、探索、攀登的一个高峰。
第七，周总理关于政治和业务学习问题讲了以下的意见：
“政治学习，要学习马列主义，但一定要和中国实际的生活实践相结合。”
总理指着自己脸上的一个小疮作例，说护士要等脓熟了再挤，否则就会挤出鲜血来。人人身上都有细菌和病毒，消灭它只有两个办法，一个是身体健康加以吸收而排泄出去，再一个办法就是开刀——这就是革命。我们对于帝国主义就是要革命，而对于资产阶级就是改造。
总理以这个例子来说明，学习马列主义的理论，应如何和中国实际相结合，和中国实践相结合。而且认为，“脱离实际，生吞活剥地学习理论是没有用的。”
对于业务学习，总理认为创作人员既要有基本训练，又要有文艺修养。还专门问我电影学院的教学情况，我告诉他，表演系学三年，除基础理论外，有基本训练：如舞蹈、太极拳等。
总理认为演员要有一个好身体，要有基本训练，要练嗓子，包括语言发音。他举例说，政协大会上由电台广播员读的文件就特别清楚。总之，“演员从身体到运动、歌唱都应有基本训练。”
现在我还有些记忆，谈到政治学习时，我当时听到总理那样讲：
“政治学习不要占很多时间，领导同志每周和大家谈谈就可以了——占百分之十的时间就可以了。”
我就有些担心某些领导人可能通不过。
事后，文化部党组有位重要领导人果然议论起来，认为这一条不能往下传，政治学习只占十分之一时间太少了。当然还没有想到后来决定整个讲话都不向下传达。
周总理讲到艺术创作人员的业务学习时，他还特别强调了一点，创作人员“既要精通一行，又要是一个多面手”。“对演员来讲，基本训练是主导方面，主要是精通一行，但又要做一个多面手。”
“而且应该重视文艺修养，丰富演员的修养，使演员有多方面的才能。”
总理再三强调演员要精通一行，又是多面手，必须要有丰富的文艺修养时，还特别指出，不这样做，“就是一个杂货摊”。
他又一次以自己为例，说他是一个“杂货摊”，当然大家都不能同意这个看法，然而大家也能领会总理的胸怀：他随时随地以身作则，凡是有关人民利益的事情，他总是竭尽全力，倾注满腔热情加以关注，切实解决。他作为一个数亿人口大国的总理，日理万机，却从不以主宰人民命运的领袖自居，始终谦逊地把自己称作是一个“跑龙套”的人。他真正是中国人民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己”的“孺子牛”！
第八，周总理谈到文艺工作者下去参加劳动的问题，他也有一个重要的看法，他认为，“下放劳动锻炼，要保护身体健康，也要保护人的坚强意志。”
他认为，在新社会，既要求干部下去劳动锻炼，又要保护身体健康。甚至认为当时规定下放的时间是一年——“其实一年拿出一两个月的时间就可以了，而且方式可以是多方面的，例如医务人员可以到农村作一个时期的卫生工作。”
而我觉得，提出文艺工作者去下放，劳动锻炼，要注意身体健康，要锻炼人的坚强意志，这一点，非常重要。这不象有些同志所想的，下放劳动，就是和群众一样劳动，在劳动中改造自己。
周总理当然一再指出，号召我们要学到老、做到老、改造到老。然而他没有把下放劳动仅仅看作是一种改造的方式。而是站到一个更高的角度，既是对干部的信任——不是把他们当作永远没有改造好、甚至难以改造的对象，而是希望他们保护健康，更重要的是锻炼坚强的意志，在与人民共同劳动中保持一种革命的坚强意志，永远不脱离群众。这样来看干部下放劳动锻炼的意义，是真正地高瞻远瞩了。
可惜的是，总理这个思想并没有为许多领导同志所领会。劳动锻炼始终是对知识分子改造、惩罚的一种代名词，到了“文革”期间，“干校”不过是一个变相的劳改所罢了。
第九，周总理谈到政治挂帅和物质福利两个方面，也要注意两条腿走路。既要强调政治挂帅，又要注意物质利益。政治挂帅是主导方面，需要强调。但是不能只强调这一方面，那就有偏差。
总理特别指出，在工农业方面应很好注意这两方面，否则，劳动生产率就会下降，会受影响。
“全同群众不可能都是先锋队。不能忘记多数人的利益。否则，群众背后是有意见的。”
第十，周总理谈到作风和工作方法问题，指出。
“我们既要理智又要热情，要二者兼备。而理智是主导方面。艺术家们容易热情激奋。领导则要善于和群众商量，把群众的热情鼓动起来，但义要保持冷静的头脑。
在工作方法方面，要提倡敢想、敢说、敢做。当然要有科学的根据，不然就成了浪漫主义的空想。
敢想、敢说和敢做要连结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