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定要对敢想、敢说、敢做进行科学的分析。电影界的每件事也要做科学的分析。”
第十一，周总理指出，在艺术创作方面，要注意有自己独特的风稿。艺术创作在内容和形式方面，既要兼容并蓄，又要有独特的风格。”
他认为，他近年看到某些越剧是退步了，大概是听到别人批评它单调，作了一些修改，却把自己的风格抛弃了。总理主张话剧、电影都要考虑建立自己独特的风格。
他对沈浮等讲：
“沈浮、鲤庭、君里都要有自己独特的风格。”
总理举例说，他看了江西大阳腔排演的《昭君出塞》，觉得很好，也觉得有些话剧色彩。到后面去看到了石凌鹤，才知道是他排的。他从重庆时期排《棠棣之花》，到这台《昭君出塞》都很成功，就因为有独特的风格。
所以，总理认为：
“从剧种到每部影片都应有其不同的风格。”
“其实，演员表演也应有自己独特的风格。演员‘自己’，就是主导的方面。”
四
从以上这次谈话的重要内容来看，周总理这次谈话，绝不是一个偶然的、个别的感受，而是对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浮夸风中一些错误思想有了很深的感受，进行反思的结果。是用科学的辩证的观点来分析、解决一下文艺界长期存在的“左”的倾向，期望文艺界按照艺术发展的客观规律，正常健康地发展。
可是，文化部党组怕这个谈话影响“大跃进”的情绪，不让向下传达。上海柯庆施只批准郑君里在二十多人左右的少数创作人员中传达。
到了反右倾运动开始之后，文化部党组重点批判夏衍和我都有严重的右倾思想……更谈不上对周总理这次讲话的精神进行深入的研究了。
好在，国庆十周年终于献出了一批优秀的影片。尽管上海的同志回去不能公开广泛的传达，可是总理讲话的内容还是不胫而走，如一股春风激荡着创作人员的心灵。他们献礼影片中所取得的成就，如《林则徐》、《聂耳》、《老兵新传》等等，终究没有辜负总理的期望。
更有意思的是，文化部对夏衍和我进行的批判还正在热烈进行中，却又传来周总理的建议：国庆献礼影片创作取得了重大的成绩，文化部为什么不举行一次庆祝会？于是文化部在北京饭店举行了一个新片展览月的庆贺会。
周总理亲自参加了这次庆祝会并且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称赞。
“戏剧、电影可以说是开得最茂盛的两朵花……”“十年来，电影工作者在党的领导下有了很大进步，电影风格有了很大的发展……我们的电影已经开始创造出一种能够反映我们伟大时代的新风格……”
周总理一九六一年六月在《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还特别说道：
一九五九年这个讲话“使我难过的是，讲了以后得不到反应，打入‘冷宫’，这就叫人不免有点情绪了。”
一九六二年二月，周总理对在京的话剧、歌剧、儿童剧作家讲话中又重申：
“那次我的讲话，有些省市就不肯传达。今天我看了上次的讲话，内容基本上是正确的。”
重温这两次讲话，和一九五九年关于文艺工作要两条腿走路的讲话相对照，就很清楚，后两次会议的讲话实际上是上次讲话的延伸和发展，总的精神是一致的，是对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的扩大化，发展到“大跃进”时期一些“左”的思想泛滥，违反艺术规律，缺乏艺术领导民主，瞎指挥，搞浮夸风，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盲目追求数量，忽视质量等等现象的纠正和批评，希望电影、文艺界掌握和运用科学的辩证的观点去改正领导作风，纠正“左”的错误。
这些讲话闪耀着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光辉，又是根据当时的新形势，对创作实践中发现的问题，进行了具体的科学的分析，实际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美学有了新的丰富和发展。如果文艺工作能够遵循这些教导，纠正错误，我国社会主义文艺必将出现一个新的转折点。正如电影界称国庆献礼片所取得的成就，叫做“难忘的一九五九年”一样，会进入一个新的境界！
但是历史是无情的。“文革”的灾难发生了，周总理也无法预料到，新侨会议、广州会议都被林彪、“四人帮”打成黑会。被周总理称作“老朋友”的人毫不例外地纷纷被打成黑帮分子，黑干将，甚至叛徒、特务，被投入监狱！有的同志甚至受到残酷迫害而去世了。
建国以来，我国文艺工作尽管饱经坎坷，却仍然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不论是戏曲、话剧、电影、音乐、舞蹈、绘画、文学等各种文艺事业，都不断地得到周总理的亲切关怀，所以他能够洞察到“左”的思想的危害。可是，这不以他个人的意见为转移。他从一九五九年四月对电影界关于两条腿走路的谈话开始，作了最大的努力：他亲自主持会议批准了“文艺八条”的试行。他亲自抓国庆献礼片问题，要求也应有轻松愉快、反映现实生活的题材和反映少数民族生活的影片，因而拍摄了《冰上姐妹》、《五朵金花》这样的影片。他亲自寄资料给郑君里，供拍摄《林则徐》参考。他曾亲自问我：“谢芳担任《青春之歌》的主角是否胜任？……”
是他亲自建议文化部开新片展览月的庆祝会，并到会讲话。
一九六一年又是他亲自建议，并在香山与电影界朋友们共庆“七一”党的生日，度过了一个难忘的欢乐的日子。
…………
可是，到了“文革”期间，“四人帮”用“一根很粗的，自三十年代就开始有的修正主义的文艺黑线”这根绳子绞杀了一切。当然，也毫无例外地绞杀了周总理对文艺界的一切关怀和讲话，周总理也终于和文艺界的朋友们永别了。
我永远无法忘却，也永远怀念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三日这一天——这一天听到周总理如此真挚亲切的教诲！
我也受到了一次生动和深刻的教育！尽管我已经退离电影界了，有时候，看到听到一些电影界复杂的处境，我也仍然难免想到：
假如总理还健在？
假如总理又看，他一九五九年的这次讲话！……
假如我们问青年电影工作者，有多少人知道这个讲话？又有多少中老年同志还记得这个讲话？
三十多年过去了，我们是不是已经真正学会了两条腿走路？！
一九九二年二月八日
巨人的风格
胡絜青
我已经八十七岁，我一生经历了成千上万件事情，结识了成千上万个人士，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使我一生难忘的，教我一想来便激动不已的，是我有幸认识了一位巨人。我握过他的手，和他谈过话，挨过他的训，得过他的鼓励，吃过他做的菜，受过他的保护。我是个平凡的小人物，回想起来，也许就是这么一点难忘的回忆，使人能安静地坐在窗前，望着自己一生的旅途，对自己悄悄他说：我不是个有福的人，但我是个幸运的人。这点回忆是我最大的财富，是我最高的得意。它使我知足，它使我满意。全是因为我见到过世上最完美的人。
现在，我愿意将我的回忆说出来，留在世上，让更多的人知道。我党着，上苍塑造这么一个完人真是不容易，千载难逢吧。
我要说的都是一些小事。我的生活环境教我只能看到这些小事。使我自豪的是，正是这些小事让我得到一个更完整的形象，看到了一个卓越的革命者、政治家和领导人在日常生活中是什么样子，不，或者正好应该反着说，恰恰是在这些细枝未节上发现他惊人的脸力来自何处，体会到一个人究竟应该怎样活在世上，才称得上是达到了顶有“人味儿”的最高境界。
大约是在六十年代初，夏日，周总理和邓大姐宴请林巧稚大夫和她的女助手，要舍予和我两人作陪。我记得地点是在西四缸瓦市附近的一家小饭馆，路西，好像刚开张不久，并没有什么名气。坐在席上才搞清，这是为了答谢林大夫和她的助手而设的私宴。她们俩成功地为邓大姐做过一次手术。那夭，邓大姐气色很好，她自己一再地向大夫们表示感谢。大家频频举杯轮流向她和两位大夫表示祝贺。席间，我拿出自己画的一把绢团扇送给邓大姐。画的是一大朵牡丹，工笔重彩。舍予题词：“昔在帝王家，今供万亿人赏”。这把扇子引起在座的人很大兴趣，大家轮流传看，都说很雅气。那天饭后，周总理象普通顾客一样自己掏钱付了饭钱。过了些日子，我收到一张周总理和邓大姐的合影照，照片上邓大姐正好拿着那把扇子。她右手握扇柄，左手轻扶扇的上端，将团扇的画面正对镜头，非常清晰。像片后面注有“一九六一年七月一日摄于向阳厅”的字样。照片上总理和大狙并肩而立，微笑着，很有神采，显然，这是他们回到家中特意拍摄的。
类似的小聚会，我还参加过三四次。一九五四年，总理在中南海家里设家宴，邀请三对文艺界朋友，有曹禹夫妇、吴祖光夫妇、舍予和我。谈的主要是文艺出新问题和写新戏的事。总理拿出一瓶英国伊丽莎白女工送给他的百年陈酿白兰地请大家品尝。他自己还下厨做了一道拿手菜——干丝汤。还有一次也是在夏天，在西华厅外面，当院，黄昏时节，总理设宴主请陈老总，要舍予和我去作陪。总理说陈老总家里人口多，开销大，负担比较重，嘴头上“亏了些”，得轮流请请他。总理那天还特地邀请了溥雪斋老先生弹奏古筝。整个宴会是一次格调高雅、充满了情趣的晚宴。一九六一年六月有一次规模稍大的宴会，是借溥杰夫人嵯峨浩的母亲访华之机接见在京的整个傅氏家族，包括载涛和溥仪在内，要舍予和我以及程砚秋夫人景素贞去作陪，因为我们三人都是满族人。总理还特地将我们三人一一向大家做了介绍。谈到我的时候，总理说：“她中年学画，拜齐白石为师，现在和陈半丁、于非阎等画家合作巨幅的国画。”
通过这几次作陪，我品出一些特别的“味儿”来：周总理虽身为国家领导人，但他总要想方设法把自己置身于这个身份之“外”，找机会生活在朋友之中，按普通人的生活方式去交际。他会按常规的仪礼去答谢人家，如果受了人家的恩惠或帮助，去款待人家，必要的时候可以露一手“绝活”供大家一乐；去关注大家，如果人家有什么难处需要解决或者有什么进步需要鼓气的话；或者，什么也不为，干脆就是为了交朋友，谈谈天，听听音乐，品尝点特殊的，联络联络感情，叙叙旧。互相信赖便在潜移默化之中诞生了；而这，往往是一股巨大的精神力量。
舍予的一句常说的话是：“总理又给我出题了！”
往往，这题便引出一部大型话剧来。
不管在国内，还是在国外，历史上流传过许多大政治家和作家、艺术家交朋友的动人故事，而这种亲密关系对当时文艺的繁荣又都有过重要的影响。可以说，在文化特别发达的时期和地方，这是一种光荣的传统。我觉着，周总理无疑是这光荣传统的最优秀的继承人。作为一个现代人，周总理的现代意识非常发达，他把平等相待看得很重。他力图把这两个重要性——密切交往和平等相待——融合在一起，塑造一种最理想的新型关系。他的确做到了这一点。他热爱文艺事业，自己有很深的文艺修养，多才多艺，他非常关注文艺事业，把很多时间花在文艺事业上。他连报自己的岁数都爱这么说，“我和老舍、郑振锋、王统照同庚。”他和文艺工作者之间不光有工作关系，还有在工作关系之外的亲密的平等的个人之间的朋友关系。文艺界一致认为：这种关系的建立对文艺韦业的发展好处极大，有着意想不到的重大作用。试想，在那些小型聚会上，为什么总理老要邀请几位井无直接关系的作家艺术家去出席作陪呢？
这是他的风格，他的高明。
有吸引力，便有凝聚力。
有尊重，便有回报。
有了这种新型的关系，有话便能直说，完全坦荡，完全真诚。
该批评的便批评，该顶的就顶，朋友嘛，开诚布公。
一次，中朝友协宴请朝鲜朋友。舍予到过朝鲜，在那里写过小说，有不少认识的朋友。他又是中朝友协的副会长，朋友相见，酒兴大发。舍予醉得不省人事，怎么回的家，全然不知。过了几天，他下班回来，见到我头一句话便是：“今天我挨了一顿好批评！”这件事让总理知道了，不客气地批了他一顿。这是舍予一生之中最后一次醉酒，此后，再无这事。
也有舍予“将”总理的时候。在一次人大会议上，舍予登台发言，说会议大多了，成了灾，挤了他的写作时间，请求免去他的社会兼职，多写几个剧本。总理后来在政协“老人会”上说：“老舍同志有一次在全国人大代表大会上‘将’了我一‘军’，要求给他安排些时间搞业务，对这部分同志要加以照顾，不要弄得太紧张。”
在一次座谈会上，舍予提出来要去新疆石河子地区去体验生活，话音未落，总理就说：“你年纪大了，腿脚又不方便，不一定跑那么远去体验生活。可以选近一点的地方，也可以不蹲下来，走马观花也是一种方式。噢，我打断了你的发言，对不起，请接着谈。”舍予瞪了总理一眼，笑道：“话都让你说了，我还说什么！”
舍予写的戏，总理几乎全都看过，不光看，还帮着出主意，帮着修改，有的甚至由头到尾直接参与创作。在最关键的时刻，他为作者撑腰，使几出最重要的话剧得以出台。没有他的慧眼卓识，有的戏，包括《龙须沟》和《茶馆》在内，恐怕都是另有一番命运。《龙须沟》写成之后，“人艺”有两大顾虑：一是“青艺”刚上演《保尔·柯察金》，一时演外国戏成了风行一时的时髦；二是正值抗美援朝，演《龙须沟》怕脱离现实。总理反对这种看法，认为演《龙须沟》也是结合实际，很有现实意义，对确立新政权的威望大有好处。下出他所料，《龙》剧上演后大受人民欢迎，风靡全国，老舍被授予“人民艺术家”称号。总理还推荐给毛主席看。《龙须沟》成为主席进城后观看的第一出大型话剧。
到话剧《茶馆》彩排的时候，不同意见也很多，其中主要的批评意见是“缺少正面形象”，“灰色”、“怀旧”等等，总理再一次站出来说话，认为《茶馆》是一出非常好的话剧，尤其是第一幕，对广大青年是一部很好的教科书，教他们看看旧社会是多么的可怕。
看了《茶馆》排演之后，总理在和导演、演员座谈时也谈了他的意见，他说如果让他写《茶馆》，他不会象老舍那样选择所描写的几个历史时期，他以为老舍选择的不够典型，典型的应该是“五四”、二七年大革命、抗战和解放战争。谈完了这些意见之后，总理连忙声明：“我这些意见，你们千万不要忙着对老舍同志讲；要讲，还是我自己去讲，我怕你们去传达，讲不清楚。”
他善解人意，他懂得尊重人。在他那里，找不到强加于人，找不到强迫命令，找不到“我说了算”。他永远以商量的口吻说话。商量了，可以不接受；不接受，也不要紧。
这便是周恩来！
这便是周恩来的魅力！
有了这个魅力，多大的艺术天才也对他五体投地，心悦诚服地跟着他走，走得愉快，走得高兴，服服帖帖。
总理曾经仔细询问我关于白石老师的起居情况，我向他详详细细地禀报了，使他下决心为老人找一处更大更安静的住处，这便是雨儿胡同十三号的来历。后来，总理委托李可染、我和美协一位工作人员去帮老人迁居。这件事的结局并不好，内部原因比较复杂，老人只在那里住了一年多。
一九五三年，总理为齐老人过生日在欧美同学会举行宴会，约请了在京的著名老画家出席作陪，其中有画家秦仲文、陈半丁、于非阎、吴镜汀、胡佩衡，舍予和我也应邀出席。在此之前，国画家们曾上书总理，诉说中央美术学院停发聘书之后他们感到没有出路。总理特意把北京国画界的代表人物聚在一起，当面听取意见。他一方面在中西两派画家之间做调解工作，呼吁大家团结起来，发挥各自的传统优势，为新中国美术事业的兴盛发达而共同努力，另一方面又萌发了一个新想法，与其长期僵下去，不如单独成立一个国画家的专门机构，由国家来办，组织国画家搞创作，切磋技法，学习政治，改造思想，只是不搞教学，这便是一九五七年北京画院的由来。总理还对“国画”这个词发表了看法，以为这样分类不利于团结，不如叫“中国画”。画院成立的时候，便称作“中国画院”，下放北京之后，改称“北京画院”。从那时起，我一直是它的成员之一。
总理对北京画家举办的个人画展和联合画展，几乎是有展必到，非常熟悉情况。有一次春节，在小礼堂听戏，舍予和总理坐前后排，我不好意思坐在总理前面，自己找了个偏座坐下。总理向我远远地招手，示意让我过去，我走到总理跟前，他拉住我的手，让我坐在他旁边，一连串地问我：
“为什么坐那么远呀？”
“你身体好吗？”
“有什么不舒服？请告诉我，我给你介绍一位好大夫。”
他说的好大夫，就是蒲辅周老先生，医道极高，后来，舍予和我都求他看过病。
总理还告诉我，他去看过我的画展，他说：“你进步很大嘛！”说得我特别不好意思，心里却乐滋滋的，得意了好些日子。
白石老人举办画展，外国向他赠授院士证书，在对外友协举行授证仪式，我去参加，一进门便被总理看见了，也是硬拉我坐在他的旁边。当时，我的感觉只能用“受宠若惊”、“如坐针毡”这样的词来形容，总之，鼓舞得不得了，自己暗暗地下决心加倍地练，加倍地画，千万别辜负了总理的一番好意。
北京饭店里举行盛大的舞会，好像是欢迎志愿军英雄，舍予带我去参加。舍予和我都不会跳交际舞，他找朋友去聊天，我就一个人坐在一边看跳舞。总理的舞姿非常满洒，许多年轻的女演员都争着找他跳，准能跟他跳上一回，小伙伴们都能把她围起来，庆贺一番，羡慕得很。哪晓得，总理径直向我走来，说：
“我请你跳舞。”
我窘在那里，半天才木木地憋出一句：“对不起，总理，我不会。”
总理轻轻地摇了摇头，笑了笑，走了。我后悔极了，舍予呀舍予，于吗咱俩不学跳舞呀！
记得，那天黄继光的老妈妈也来了，大家围着她问寒问暖，准知道，越安慰越糟，勾起了老妈妈思子之情，当场落下泪来。周总理赶快跑过来解围，他把大家扒拉开，拉着老太太的手，亲亲她的脸，轻轻地为她用于擦去脸上的泪，对大家大声地说：“不说啦，不说啦，跳舞！跳舞！”然后，双手拉着老妈妈的手，慢慢地在舞池里“走”了一圈。远远地看去，老妈妈脸上已经有了笑模样。我自己却看模糊了双眼。
民族文化宫里举行音乐会，是洋嗓子，有大乐队在乐池里伴奏，散得很晚。总理把舍予留在休息室里谈意见，我一个人先退出来，坐在车子里等舍予。谁知道，总理派警卫员来找我，说要我也去听听。我进去的时候，听见总理正在说“是听唱歌还是听音乐？”他转过头来招呼我，说：“你也来听，没有关系！”这一听，听到了夜里十二点以后。
也还有说话不要我听的时候。总理上家来找舍予，谈了一小会儿，舍予出来叫我：“絜青，你到西屋去吧，总理要和我谈点事。”我回避到西屋，一点也听不清他们说些什么。心想，一会儿就会完吧。哪知道，一气谈了四个小时，由两点一直谈到六点，该吃晚饭了，总理还没有出来的意思。好不容易盼着舍予叫我，却吓了我一大跳：总理要在家吃饭！
我毫无准备，出了一头汗，“抓”出来两样菜——摊鸡蛋和一块蒸鱼。总理一看菜就乐了，说：“你和小超一样，知识分子，不会做饭！”
舍予一直对这次长谈守口如瓶，至今，成了一个永远无法解开的谜，除了那丢人的摊鸡蛋和蒸鱼，简单无可记述。我只记得舍予偶尔露出过一两句“机密”，说总理不主张他入党，认为他留在党外更有用。我可是闹不清楚，这一两句机密和那次长谈有没有关系。总理去世后，我在报上读到一封他的信，才明白，那点意思由来已久。那封信是总理一九四四年九月由延安写给郭老的。信中嘱他不要轻易出面，“创意须出自舒洪姚等”。舒者舍予也，他是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负责人。而“文协”是个统一战线组织，以团结作家抗战为唯一宗旨。可见，总理以为舍予留在党外更有用是他的一贯想法了。
对舍予来说，在他的一生中，有两个关键转折是和周总理有密切关系的。一次是一九三八年初酝酿成立“抗战文协”时，究竟让谁来当领导人，很费了些周折。最后经总理和冯玉祥先生商定，要舍予出来担任。这件事几乎决定了舍予此后的人生道路。按照他自己的说法，从此，他由一个单纯的“写家”变成了一个时代洪流中的“尽职的小卒”。另一次是一九四九年六月开第一次文代会时，总理面对解放区和国统区两股文艺大军在北京会台的大好形势，提出“现在就差老舍了，请他快回来吧”。根据他的旨意，由郭沫若、茅盾、周扬、丁玲、阳翰签、曹禹、田汉、冯雪峰等三十多人签名写了一封邀请信。经过秘密渠道传递到了远在纽约的舍予手中。他终于在当年十一月底回到了祖国，掀开了他新生活的一页。那封热情的邀请信他随身带回了国。后来夹在《鲁迅全集》里，是他特意保留的唯一的一封书信，可惜，“文革”时抄家不知所终。
两次最重要的召唤，均出自周总理。从这个意义上讲，他是舍予的引路人，这么说是一点也不过分的。
也许，正因如此，当舍予走到人生的尽头的时候，他一再对我说：“总理最了解我，总理最了解我……”
这是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四日凌晨，在奄奄一息的情况下他头脑里唯一坚信不移的一件事。或许，一切一切都破灭了，只剩下了这个。
他是怀着这个信念在当天的深夜走入太平湖的……
舍予撒手而去，苦了另一位活着的、他的引路人、他的好朋友。后来一系列事实证明，舍予的突死使周总理大为震惊。
八月二十四日上午，舍予离家出走，不知去向。“造反派”向我要人，还到顶棚的检查孔里去搜查，以为我把舍予藏了起来。我马上预感到事情的严重，第一个念头就是向总理求救。
我想有一次舍予生病，吐了点血，我自己买了点药，让他歇了几天，而没有报告，事后，总理来家看望舍予见了我，把我狠狠地批评了一顿，说：“以后不要自做主张，要送医院，要直接向我报告！”
想起这个叮嘱，我悄悄地派孩子去国务院接待站向总理转递报告，请他帮助把舍予找到。
二十五日清晨，总理办公室给我打来电话，说“不要着急，已经派人在找，一有消息马上通知，请等候。”
实际上，当天上午已经找到他，在湖水中。
一切都完了。
以后，我一直没有见过总理。
一个偶然的机会使我知道了：总理在舍予死后，为舍予，为我，还做了许多许多事情。
我的惊讶，我的感动，我的感激，简直无法形容。
大致半年多之后，我在锣鼓巷等车，突然发现王昆仑先生由我面前经过，他把我拉到一旁，小声地问我：“总理的秘书去看过你吗？”
我茫然不知所答。
于是，他告诉了我下面的故事。
一九六六年国庆节，在天安门上，总理得机会碰见了王昆仑，问他知道老舍死了吗，王说知道，又问知道是怎么死的吗，王答知道一些，总理说：“那好，我们以后单独谈。”接着总理便求王昆仑代表他去胡絮青处看看，一是代表总理向她表示慰问，二是看看她的近况，回来向他报告。王昆仑当即表示有难处，建议总理还是叫周荣鑫去吧。总理没有勉强王昆仑。过了几天，夜晚，总理约见王昆仑到总理住地长谈。总理说他虽然已见到上报的材料，但是他认为仍有必要由他自己再做详细的调查，他要工昆仑把他知道的关于老舍之死的情况一一讲给他听。王昆仑是北京市副市长中当时唯一还在台上的人，虽然没有任何实权，但对情况还是多少了解一些。巧得很，对二十三日孔庙那场武斗，王昆仑就知道得很详细，因为他当时正在市府，接到紧急报告之后，他便匆匆赶到现场，发现那里的情况完全失控。他完全无法进行任何干预，只是闪在一旁痛苦无奈地焦急地看着他多年的好朋友活活地受折磨受污辱。老舍的伤势最重，头破血流，衣服上染满了鲜血。王昆仑远远地也注意到了老舍的异样的神态，表露出来的是一种极度的愤怒和极度的疲惫。对随后在市文联院内发生的悲剧，因为没有亲身到场，王昆仑只能提供一些间接的信息。总的说来，那里所发生的一切比孔庙内的事态又严重了许多。老舍和红卫兵直接发生了冲突，几乎被活活打死。等到把他好歹地抢出来之时，他已奄奄一息。这两场疯狂的丧失了任何理智的武斗，在短短的十几个小时内，实际上就断送了老舍的性命。
总理听了王昆仑的叙说，追问了许多细节。这一夜，他们谈得很久，直到深夜。
听了王昆仑谈的这一切，我简直以为自己在做梦。因为在这半年多的时间里，没有任何人同我谈过话，没有任何人来过我的家。我当时很孤独。孩子们纷纷被揪斗，回不了家。我是一个“自绝于人民”的人的老婆，没有人敢理我。我的孤独似乎是注定命该如此的。
当天夜里，我给总理写了一封信，感谢他还想着我，也向他报告：我还活着。
舍予去世五天之后，周总理亲自签发了关于保护干部的电文，他自己拟就了要保护的著名民主人士的名单。同样是在五天之后，《人民日报》发表了《要文斗，不要武斗》的社论。舍予的血和死，还有同期死去的成千上万的善良的人们的悲剧，换来了那份保护名单和那篇社论，代价可谓大矣。然而首先想到这个代价的，当时仅总理一人。舍于是第一个沉死太平湖的入，继他之后，据说，在那可怕的八月末，达到了上百人。假设没有那五天之后的电文和社论，说不定沉湖的人会多于水中的鱼。
在以后的日子里，象蝉脱壳，每隔一段时间，我周围的禁锢便被剥去一层。首先解冻的是舍予的稿费存款，银行奉命对我说，这笔款于可以由我和子女自由支配了。明显地可以感到：是总理那只巨手在悄悄地拨动着这一切，做得既巧妙又不露声色。
总理病逝两年半之后，北京市和全国的文艺界朋友们为舍予举行了隆重的象征性的骨灰安放仪式。那天，邓大姐到得特别早，她握着我的手，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
“假如恩来还活着，他今天会第一个来！”
邓大姐说：总理生前经常提到老舍的名字，他十分想念老舍。
她还说：她今天也是故意提前来的，为的是也代表恩来出席老舍的追悼会。是替他来行礼的。
她当着我的面对我的孩子说：“你们的妈妈很了不起，她是一位坚强的女性，你们要好好照料她，并且要向她学习！”
舍予去世之后，我没有痛痛快快地哭过，不是不想，是不敢，听了邓大姐夸奖我的话，我的泪再也忍不住了，劈嗒吧嗒地往下掉，一点一点也不坚强。
在总理去世之前，在北海湖畔，总理已经郑重地祭奠过舍予了。
那也是一个八月二十四日，总理重病，被安排在北海里养病，医护人员陪同他在湖边散步，他默默地望着湖水出神，突然问道：“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对方紧张地思索，不得要领，回答说不知道。
“今天是老舍先生的祭日！”
然后，总理又问：
“你知道他是怎么死的吗？”
对方问答说：“有所耳闻，但不详细……”
“我知道！”总理口气很坚定地说。“我详详细细他讲给你听。”
也许，这些话在他心中憋得太久太久，已经到了不吐不成的地步。
也许，他是见景生情，看见了湖水，想和他死去的老友做一次知根知底的交谈。
也许，他想起了武汉，想起了重庆，想起了第一次文代会，想起了《龙须沟》，想起了《茶馆》.想起了费力不讨汗的《春华秋实）》而这一切，部白费了，多么令人沮丧。
也许，他想起了他对胡絮青的批评，那时是唯恐照顾不周，命运却开了个天大的玩笑，象八级风一样，把他心爱的一切和精心扶植的一切一扫而光，刮得无影无踪，极其残酷，而且极其难堪。
也许他为舍予感到惋惜，他知道舍予还能写，还有《正红旗下》没有写完，还有相当庞大的写作计划，还有可能拿出更好的东西来。
也许，也许…………
这一切也许都凝聚在北海的湖面上。一个绝顶聪明的人，面对这么多遗憾，他的悲哀是不言而喻了。他便死在这遗憾里了。
不过，这遗憾，这悲哀，使我更加看清了一个绝对完美的人。我想说，这湖畔的独白式的解说纯粹是周恩来式的，它不仅为巨人的风格描绘了最后的一笔，而且也为周恩来——老舍的友谊写上了一个完满的句号。
（舒乙记）
关心文艺事业纠正“左”的错误
林默涵
周恩来同志生前十分关心和重视文艺工作，文艺界的朋友对他怀有一种特殊的感情，视他为良师益友。我也是这样。由于工作关系，我同他接触机会比较多，时常亲聆他的教诲，实际体会就更深。周恩来同志平易近人，同文艺工作者接触较多，他能够实事求是地看待他们的优点和缺点，一贯不赞成用简单化的“左”的眼光和办法来处理文艺界的问题。为了排除“左”的思潮对文艺界的干扰，为了尽量减少“左”倾错误带给文艺界的损害，他做了不懈的努力，为文艺事业的发展呕心沥血。我谈几件亲身经历的事情来说明这一点。
一
我与周恩来同志相识在抗日战争末期。一九四四年冬，周恩来同志从重庆回到延安。当时，延安的“抢救”运动还未结束，我正在《解放日报》工作，同温济泽同志一起做《解放日报》副刊主编艾思奇同志的助手。在“抢救”运动中，报社各个部门都有一些同志被打成了“特务”，是采用“逼供信”的办法搞成的，唯独副刊部却没有这样做。因此，艾思奇、温济泽和我就被认为是一个“包庇特务的宗派”，成了被斗争的对象。最先遭到批斗的是艾思奇同志，接着就要轮到我了。正在这时，忽然接到通知，周恩来同志要我去谈话。过去，我曾多次听过周恩来同志的报告，非常爱听他对政治和战争形势的深刻而生动的剖析，但从来没有直接接触过。那天，我怀着激动的心情来到周恩来同志住的窑洞，在那里见到了他和邓大姐。恩来同志热情地招呼我坐下，对我说，因为工作需要，组织上准备调我去重庆工作。我当然服从组织的决定，但想到报社正准备开我的批判会，我怎么能走呢？我把这些顾虑告诉周恩来同志，他说这情况他清楚，他会设法解决，要我放心。这样，我就从“抢救”运动中解放出来，免了挨那场斗，去了重庆。这表明周恩来同志是不赞成“抢救”运动那种做法的。
二
建国以后，一九五二年，我调到中宣部文艺处工作。由于工作关系，我同周恩来同志的接触逐渐多起来。对于他同“左”倾错误的斗争了解就更多一些，更深一些。
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运动，违背了经济发展规律，我国国民经济遭到重大损失。经济领域中的“左”倾错误也影响到文艺工作中。文艺部门的一些领导同志在“高速度、高指标”、“快过渡”的气氛下，头脑发热，把工农业生产中一套“左”的作法搬到文化工作中，提出“人人作诗，人人画画，人人唱歌，人人跳舞”的口号，要求文艺创作“放卫星”，“每个县出一个梅兰芳，每个县出一个郭沫若。有的人甚至宣布进入共产主义的具体日期，这显然是不切实际、违背文艺工作的客观规律的。在教育、体育、卫生等部门也出现类似的现象。这些情况引起了周恩来同志的注意。为全面了解情况，弄清问题，统一认识，这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晚间，周恩来同志召集陆定一、张际春、杨秀峰、周扬、钱俊瑞、张子意、胡乔木、刘芝明、夏衍、陈克寒、林默涵等文化、教育、体育、卫生等部门的负责同志到西华厅开会，共同分析研究了这些部门在“大跃进”的形势中出现的种种问题。会议一开始，周恩来同志就鼓励大家要消除顾虑，敢于讲真话。他要我先汇报中宣部文艺处了解的情况，其他同志也汇报了各部门的情况。接着，他要大家讨论如何纠正这些不适当的作法。周恩来同志指出，教育方面在大学教授中“拔白旗”是错误的，要求马上停止。在文艺方面，他不赞成要求文艺简单配合政策的作法，反对提出“文艺放卫星”之类的口号。他还特别提醒大家要注意研究、正确对待知识分子的问题。有些同志开始思想不通，后来都愉快地接受了他的意见。这次会议，特别是周恩来同志的一番话，起到了“降温”的作用，使大家头脑清醒过来，及时纠正了“左”的偏差。会议结束，大家走出西华厅时，天空已经发白了。
这次会议后，中宣部原来准备在一九五九年召开文化工作会议，根据周恩来同志指示的精神，进一步端正思想，纠正文化工作中“左”的倾向。但是，由于“庐山会议”的召开，使事情发生了变化。一九五九年夏天，中宣部、文化部的一些负责同志聚集在北戴河，一起商量如何召开这次文化工作会议。正在积极筹备这次会议时，在庐山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确认当前的主要倾向是右，要继续反右。消息传来，我的思想一时转不过弯子。我当时心里想，对具体情况要具体分析，也许有些方面右了，但有些方面“左”的倾向确是存在的，不能一概而论。
庐山会议后，党内开展了反右倾运动，中宣部搞得很厉害，贴出了许多大字报，揪出了所谓“九条大鲨鱼”。在这种情况下，原定召开的文化工作会议一直推迟到年底才开，会议改变了议题，提出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文艺思想。一些同志作了解检查，一些同志受到错误的批判。这样，就使周恩来同志原来准备纠正文艺工作中“左”倾错误的想法受到了干扰，“左”倾的错误反而进一步发展了。
三
六十年代初期，中共中央开始纠正“大跃进”以来经济战线出现的“左”倾错误，贯彻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一九六一年上半年，在中央全面调整方针的指导下，文化、教育、科技等战线也开始着手制定具体政策，形成条例，以纠正实际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这是一九五九年反右倾运动后重新纠“左”的开始。
一九六一年六月，由中宣部、文化部分别召开的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检查总结几年来的文艺工作，研究调整文艺的方针政策。周恩来同志深入到会代表中做了大量的调查，根据大家反映的情况，为两个会议的代表作了重要讲话。他开宗明义指明会议的主题，是要解决艺术民主的问题。他指出“现在有一种不好的风气，就是民主作风不够”。对别人的活动不动就抓辫子、戴帽子、打棍子，这是一种很不好的风气，必须加以改变。他强调要在文艺界树立民主作风，首先要从领导干部做起。他说，“我们常常同文艺界朋友接触，如果我们发表的意见不允许怀疑、商量，那还有什么研究、商讨呢？我们的讲话又不是党正式批准的。即使是党已经研究通过的东西，也允许提意见”。“我们要造成风气，大家都是站在社会主义立场上探讨问题，为了把文艺工作搞好，把文艺政策执行好。在这些方面各有所见，为什么不能讨论呢？”周恩来同志这篇讲话总结了解放以来文艺战线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对于排除“左”的干扰，贯彻双百方针，鼓励人们解放思想，冲破禁区，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这年七月十九日，中共中央批转了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党组和中国科学院党组《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草案）》。草案总结了科学研究领域中一些成功的经验，决心纠正“大跃进”以来在实际工作中一些政策方面“左”的错误。中央批准这个草案的批语中指出：“做好知识分子工作，很关紧要”，“近几年来，有不少同志，在对待知识、对待知识分子的问题上，有一些片面的认识，简单粗暴的现象也有所滋长，必须引起严重的注意，以端正方向，正确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和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中央认为这个文件对于一切有知识分子工作的部门和单位都是适用的。
周恩来同志的讲话和这个文件的下发，在知识分子中引起很大反响，对我们领导文艺工作的同志很有启发。中宣部曾经召开过一次会议，到会同志一致认为，文艺工作方面也应该制定出一个条例来，作为改进文艺工作的依据，主要是纠正文艺领导中的“左”的毛病。在周扬同志领导下，由中央宣传部协同文化部和全国文联作了大量调查研究，由中宣部文艺处起草了《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的意见（草案）》（简称“文艺十条”）。这个条例受到周恩来同志的关注和文艺界同志的拥护。有些同志甚至激动地提出应该把这个条例刻成碑。但是，由于有些同志有不同看法，担心出现另一个极端，因此，迟迟未将条例报送中央。到一九六二年，中央召开了七千人大会，接着在广州又召开了关于科学技术工作和戏剧创作的会议，周恩来同志和陈毅同志作了克服“左”的倾向的重要讲话，才又重新将这个条例提出来，送给陈毅同志等看过，认为这个条例是好的，可以报送中央。周扬同志要我再修改一下，我只作了一点文字上的改动，就报送中央书记处了。几天以后，我到西华厅参加周总理召集的一个会。周总理从后院出来，一看见我，就关切地问文艺条例是否送给了中央，我回答说已经送了。周总理点头说，送了就好。这个条例称为《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的意见（草案）》，原有十条，后改定为八条，于一九六二年四月二十日经中共中央批转全国。其主要内容是：进一步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努力提高创作质量，批判地继承民族文化遗产和吸收外国文化；正确地开展文艺批评等等。这是完全适合我国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繁荣和健康发展的需要的。
四
一九六四年国庆十五周年前夕排演《东方红》大歌舞，是周总理亲白领导的。一次审看时，我与周总理坐在一起。我告诉他，“芭蕾舞团有些人在批斗白淑湘，理由是她的父亲反动。白淑湘被斗得有点精神恍惚。”周总理说：“不能这样，赶快告诉他们停下来。白淑湘的事我知道，她的姐姐给我写过信，写得很好。她父亲被镇压的事我也知道，当时是可以不必那样做的，何况女儿不能代父受过。东北一解放白淑湘就参军进关，表现很好，应把这情况告诉团里的负责人。”我马上照总理的指示办了。我曾对白淑湘说：“任何人不能自己选择父母，但一个人走什么道路，是由自己决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