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敬爱的总理啊！我们多么期望您回到世上来再次检阅我们的队伍，再次来检查我们的工作，看看我们是否按照您的嘱咐，保持了东方歌舞团的光荣。
总理洁白的骨灰已随着祖国的江河注入了中华大地，那么，就请您委托大地上的人民来评价我们的工作吧！
（十二）犹闻总理击节声
一九五五年国庆节招待会是在北京饭店的大宴会厅举行的，那时我正在天津中央音乐学院学习，国庆节放假回到北京，那天我也参加了招待会。
席间总理的秘书走到我的座席这边来说：“总理请你过来一下。”我立起身来走到总理的身边，看见田华已在那里了，总理一手拉着我，一手拉着田华，引我们到他同桌的一位女宾旁边。记得总理说：“这是日本著名芭蕾舞演员松山树子先生，她们把白毛女改编成芭蕾舞已在日本演出了。”总理向松山女士介绍了我们俩人，并对她说：“你已走在我们前边了，我们的艺术家应该向你们学习。”然后总理转身对着所有参加宴会的人说：“同志们！朋友们，现在我要向大家宣布一件事，请允许我向大家介绍，这里有三位白毛女，这位是在延安第一个扮演歌剧白毛女的王昆同志；这位是电影中的白毛女田华同志，这位是日本朋友松山树子先生，松山芭蕾舞团已把《白毛女》改编成芭蕾舞剧在日本上演了。”整个大厅响起了掌声，人们都在注视着我们，新闻记者匆匆地向我们这里移动，我看见松山先生很激动，当总理和我们三人一起照像时，总理坚持站在旁边的位置，他说：“你们三个白毛女不能分开！”
总理很称赞松山芭蕾舞团以古典芭蕾舞的形式来表现中国现实题材的勇气，同时也称赞松山先生在日本的社会制度下敢于上演中国革命题材的勇气。
松山树子先生一九五五年来中国，是克服了许多困难才成行的。当时日本国内还处于“只要谁一提到中国，人们就会对他避之唯恐不远”的情况，松山不能在日本领到访问中国的护照，而是从赫尔辛基转道而来的，松山先生没有钱，卖掉了她丈夫清水先生的祖产——八百平米土地，才凑够单程路费。清水先生在回忆周总理的文章中曾说：“周总理从松山首次访问北京那天起，就理解我们，使我们和中国建立了三十多年之久的关系。”“他是那样一位以诚相待、能理解人、帮助人的领导人。”
从一九五五年至今已三十八年了，由于中国和日本政府之间恢复了邦交，中日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年复一年地发展，给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带来了和平环境，每每回忆起一九五五年国庆招待会上总理“宣布一件重要的事情”的情景，我都衷心地敬佩总理的高瞻远瞩，并为我们有这样一位伟大的总理而自豪。
一九五八年三月松山芭蕾舞团第一次来华演出《白毛女》，为了她们的演出，我们中央歌剧院停下了歌剧《白毛女》的公演，把天桥剧场让出来。她们很想看看歌剧《白毛女》，我们选择了一晚在她们演过芭蕾舞《白毛女》观众退场之后，突击装台，化妆，为日本朋友演了歌剧《白毛女》第一幕。所有的工作人员都心甘情愿地加班加时工作，因为大家都知道是总理邀请她们回娘家来探亲的，我们演完之后，日本朋友几乎个个都用手遮着哭肿了的眼睛跑上舞台和我们拥抱，树子的热泪流到了我的面腮上，我们彼此都知道我门是心连心的异国姐妹，是周总理把我们连结在一起的同台人。
一九七七年五月我随天津歌舞团到日本访问演出。六月二十一日到松山芭蕾舞团做客，树子和情水先生及全体团员在宽绰明净的大厅里接待了我们全体。
我和树子是自一九六二年北京相会后的第一次重逢，虽然时隔己一十又五年了，但好象是在昨日，这时我被“四人帮”断续关押十年之后刚被解放出来不久，不知是为什么，那次我不住地暗自拭泪，总觉得总理也许过一会就来和我们共旱团聚的欢乐。这时的树子也已是谢绝表演生活从事教学多年了，那天她竟然又重登足尖鞋，穿上松山芭蕾舞团第二代“喜儿”森下洋子（树子的儿媳妇）的服装，跳了一段《北风吹》，我也亮起喉咙为她作了伴唱。
回到旅馆后，我竟用我从来没写过诗的笔写了一首诗：
赠松山先生
一九七七年随天津歌舞团访问日本，六月十七日拜会松山芭蕾舞团，松山先生舞《北风吹，雪花飘》一段，我为之伴唱，忽忆当年周恩来总理介绍先生情景，不禁感慨系之，因以成句，书奉松山先生。
五五北京初识君总理牵手且叮咛
三个喜儿传佳话异国姐妹同台人
七七东京杜鹃红鬓丝几缕又重逢
君舞雪花我伴唱犹闻总理击节声
一九七七年六月二十一日在日本琦玉县大宫市写成。
周总理逝世时，松山先生曾说：“对于松山芭蕾舞团来说：总理是慈父般的人物。”
“周总理是懂得音乐和舞蹈的艺术家，也可以说正因为如此，他才成为了一位伟大的政治家。”
我和树子有同感。
敬爱的周总理！你走了已十六年了，但你在我们的心里一刻也不曾离开过。
一九九二年三月十二日
腊八粥
冰心
从我能记事的日子起，我就记得每年农历十二月初八，母亲给我们煮腊八粥。
这腊八粥是用糯米、红糖和十八仲干果掺在一起煮成的。于果里大的有红枣、桂圆、核桃、白果、杏仁、栗子、花生、葡萄干等等，小的有各种豆子和芝麻之类，吃起来十分香甜可口。母亲每年都是煮一大锅，不但合家大小都吃到了，有多的还分送给邻居和亲友。
母亲说：这腊八粥本来是佛教寺煮来供佛的——十八种干果象征着十八罗汉，后来这风俗便在民间通行，因为借此机会，清理橱柜，把这些剩余杂果，煮给孩子吃，也是节约的好办法。最后，她叹一口气说：“我的母亲是腊八这一天逝世的，那时我只有十四岁。我伏在她身上痛哭之后，赶忙到厨房去给父亲和哥哥做早饭，还看见灶上摆着一小锅她昨天煮好的腊八粥，现在我每年还煮这腊八粥，不是为了供佛，而是为了纪念我的母亲。”
我的母亲是一九三○年一月七日逝世的，正巧那天也是农历腊八！那时我已有了自己的家，为了纪念我的母亲，我也每年在这一天煮腊八粥。虽然我凑不上十八种干果，但是孩子们也是爱吃的。抗战后南北迁徙，有时还在国外，尤其是最近的十年，我们几乎连个“家”都没有，也就把“腊八”这个日子淡忘了。
今年“腊八”这一天早晨，我偶然看见我的第三代几个孩子，围在桌旁边，在洗红枣，剥花生，看见我来了，都抬起头来说：“姥姥，以后我们每年还煮腊八粥吃吧！妈妈说这腊八粥可好吃啦。您从前是每年都煮的。”我笑了，心想这些孩子们真馋。我说：“那是你妈妈们小时候的事情了。在抗战的时候，难得吃到一点甜食，吃腊八粥就成了大典。现在为什么还找这个麻烦？”
他们彼此对看了一下，低下头去，一个孩子轻轻他说：“妈妈和姨妈说，您母亲为了纪念她的母亲，就每年煮腊八粥，您为了纪念您的母亲，也每年煮腊八粥。现在我们为了纪念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周爷爷，我们也要每年煮腊八粥！这些红枣、花生、栗子和我们能凑来的各种豆子，不是代表十八罗汉，而是象征着我们这一代准备走上各条战线的中国少年，大家紧紧地、融洽地、甜甜蜜蜜地团结在一起……”他一面从口袋里掏出一小张叠得很平整的小日历纸，在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的下面，印着“农历乙卯年十二月八日”字样。他把这张小纸送到我眼前说：“您看，这是妈妈保留下来的。周爷爷的忌辰，就是腊八！”
我没有说什么，只泣然地低下头去，和他们一同剥起花生来。
一九七九年二月三日凌晨
忆周副主席对我的教诲
徐肖冰
人民的好总理周恩来与世长辞已有十六个春秋了，他那彻底唯物主义者的革命精神、无私无畏的崇高品德、艰苦朴素的作风是举世罕见的，也是他留给全国各族人民的最宝贵的精神遗产。他是炎黄子孙最光辉的榜样。
周总理指引我参加革命时，我只是一个不满二十岁的小青年。如今，我也是一个七十六岁的老人了，每当缅怀他为开创党的电影事业付出的艰辛与建立的功绩，他对电影工作者的爱护与关怀，尤其是他对我的亲切教诲，对他的思念之情越来越难以克制，并仿佛他依然还在我们身边。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本帝国主义者在北平远郊宛平县的卢沟桥对当地中国驻军发动进攻，从此，抗日战争爆发。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我和生活在大后方的众多的青年人一样，怀着抗日救国的志愿，要投奔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
那时，我在山西太原西北电影公司任摄影助理。有一天，我和从上海来山西采访的新闻记者沈逸千、余仓硕路遇，志同道合，希望早日赶赴前线，为的是向海外报道我军将士英勇杀敌的实况。我们一路之上经受了从来没有经受过的艰苦生活。当我们到达离平型关不远的大营附近时，不料遭到从前线溃逃下来的一伙国民党的散兵拦路抢劫，差一点送掉了性命。在我们走投无路的境况下，幸亏遇上了开赴抗日前线的一支八路军队伍，他们非常亲热地接待我们，让我们饱餐一顿，并通过八路军的兵站把我们送到太原。八路军成了我们的救命恩人。
我回到太原，太原己成了日军的重点轰炸目标，人们都在惶恐、混乱与焦急之中过生活、求生存、找出路。西北电影公司已经决定搬迁到四川成都去经营。我的老师吴印咸则打算到上海去谋职业，我是下定决心要参加八路军的。吴印咸同志为了鼓励与支持我而把他自己的一台“莱丁那”照相机送给了我。
九月间，我在空袭警报声中又一次跑到八路军驻太原办事处去打听申请参军的答复，办事处秘书赵品三告诉我，今天我们的周副主席要见你。顿时，我高兴得说不出话来，却又感到非常紧张。赵秘书把我带进一个有一排平房的小院子，我一眼就看到周副主席站在院子里和一位同志在议论什么，周副主席朝我一看就说：“来来。”他紧紧握着我的手，笑呵呵地把我介绍给叶季壮同志。
“他叫徐肖冰同志，‘小兵’，这个名字好记，好记。”
周副主席的几句风趣话，使我立即感到和蔼可亲，那紧张的心情似乎消掉了一大半。
“你是什么地方的人呵？”
“我是浙江桐乡县人。”
“桐乡县我听说过，沈雁冰就是这个县出生的，还有沈泽民、金仲华和张琴秋都是桐乡人。这是个出人才的地方。”叶季壮同志和赵秘书都在频频点头，显然都很熟悉，而我自己是个桐乡人，却对周副主席提起的这些有名人物感到陌生，表情很不自然，只好问非所答他说：
“那时我家很穷，桐乡县也很穷，所以从小就离开家乡到上海电影公司当学徒。”
“在哪家公司啊广周副主席问。
“开始在天一影片公司，不久进了电通影片公司，后来还在武昌的蒋委员长行营政训处电影股干了九个月，又回到上海进明星影片公司二厂。我在西北电影公司只有半年时间。”
“你在好几个电影公司工作过，从南到北就有不少社会经历和生活体会吧？”
“主要在电通公司担任《桃李劫》、《自由神》、《风云儿女》等影片的摄影助理，受到夏衍、阿英、司徒慧敏、聂耳、吕骥和很多先生的思想熏陶，使我懂得做一个怎样的人。同时在上海三年多几乎天天可以看到那些趾高气扬的英国兵、法国兵、日本兵还有美国兵，他们欺负我们太甚了，恣肆侮辱、毒打，不把我们当人看待，这同亡国奴的生活没有什么区别。我参加过国民党政训处电影股的卫作，自认为这样就可以报仇雪恨了。一到那里便成了国民党的一个小军官，政训处长贺衷寒经常向我们进行反共宣传，恶毒地污蔑共产党，简直使我一天也呆不下去。不久，我是冒着危险开小差回到上海的。在上海，我进了明星公司。现在是在西北电影公司当摄影助理，前几天我在街上碰见吕骥先生，他非常赞成我参加八路军。”我是不是说得太多了呢？心里有点打鼓，但我感觉到周副主席似乎表示同情、理解而显出很高兴的样子。
“那么，你还有什么想法？”
“我不跟西北电影公司到大后方去，我要参加八路军，到前线去拍摄八路军打日本侵略者的电影。”
“你这些想法是好的。现在你是西北电影公司的一个职员，而这个公司的老板就是阎锡山。”周副主席朝着叶季壮同志和赵秘书说，“这种关系，我们同雪枫同志一起经过慎重考虑，才决定同意你来，这个问题可以说是解决了。”当时我高兴得说不出话来。周副主席笑着说：“至于拍摄八路军的电影，这种想法是好的。我知道，电影是一种非常好的也是很重要的宣传与教育的工具，要搞，总得需要一些专业人才，需要一些技术设备，需要一笔经费。可是在目前我们想多拍些照片都有困难，何况拍电影？从实际出发。我们实在摆不到日程上来。”我立即意识到自己太幼稚了，把拍摄电影看得太简单了。
“不过，我们解放区将会发展得很快，全国老百姓拥护我们共产党，支援八路军，我们完全有把握有信心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像这样一场伟大的正义的民族解放战争，我们的党不能没有自己的电影这一行，我想我们总是有办法把解放区的电影建立起来。当然，这要看时机，也得有个准备过程。”周副主席的话使我懂得了很多道理。他又接着说：“那么你来了以后，可以到前线去。最近，丁玲同志率领的西北战地服务团住在我们招待所，他们休整一下就到前线去。这里经常有人到前线去。过去，你在电影行业里工作，那是一个小圈子，你生活在大城市，那是一个畸形社会。正因为如此，你先到我们部队里去看看这个革命大家庭，亲身体验一下这个革命大熔炉，这对你来说，会有很多的不习惯，生活很紧张很艰苦，有时甚至吃不消。”这时我感到周副主席怕我吃不了苦，所以我一再表示自己不怕吃苦。周副主席继续说：“思想上有准备就好。我的体会是大家都一样过着艰苦的生活，也就不觉得艰苦了。”叶季壮同志接着说，“过去，我们长期连咸盐也没得吃，后来，国民党逼着我们离开苏区，在过草地、爬雪山时有时连树皮草根都吃不上，凭两只脚板走了二万五千里，不是也过来了吗？这就是说干革命不怕艰苦是不够的，做一个革命者，要有个坚定的信念和坚强的意志才行。现在，我们部队的装备和生活条件已经有所改善，起码有饭吃、冻不着、也有个住处。这也是来之不易的。”这些意思我好像都能听懂了，就是无论多大的艰难困苦都要忍受得住。但是我对于参加革命要走那么远的路，有时连树皮草根都吃不上，还得同国民党的军队打仗，却是从来也没有听到过。周副主席又说，“现在，我们战士们的生活水平虽然不高，也还可以。我看你还是先去前方，从这里去前方就很方便。首先你应该到前线去同战士一起过过生活，即使听听枪声炮声，这对于你今后要走的漫长的道路也是很有好处的。以后，你再去延安，我们党中央所在地，那里有抗大和其它学校，像你这样的年轻人，在学校里受受比较正规、系统的教育，思想上有个好基础是最重要的。”这时，有人给周副主席送来一叠文件，我怕耽误了周副主席的公务，就边起身告辞边向他表示衷心的感激。临别时，他一面紧握着我的手说，“欢迎你来。”一面告诉赵秘书：“你再同他谈谈，还有什么问题，由你来帮助办理吧。”
此刻，我的心情很不平静，对历史、对现实、对事业、对人生与前途……确实有点开窍，心胸开阔多了。特别使我深受感动的是：作为一个新入伍的抗日战士，一个年轻而普通的电影工作者，在踏上革命征程的时候，能够聆听到周副主席如此亲切的教诲，这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
我没想到
黄宗英
是奇遇？是缘分？是运气？这辈了总是碰到一些出入意外的事。
在旧社会，我二十三岁时，真的觉得自己已经老了；可到了新社会，我又变成新解放区的青年代表了。一九五○年我二十五岁，一天，我接到于伶同志电话，要我马上去参加世界和平代表大会。我问：“这个会在浦东大楼开？还是在南京路开？我骑车赶来。”
于伶同志答：“在波兰开。途经莫斯科要停留。你去北京报到吧。”
“十月底，北京的天最蓝。”我在夏衍同志送我的紫红布硬皮笔记本上写着诗，登上开往西伯利亚的列车。代表团有六十多位团员，一个个名字都够我一愣一愣的。
两场大雪后，代表团回到北京，在北京饭店做总结。一天下午，正开小组会，秘书组一位同志来到我身旁，轻声说：“有一位领导同志要见你。”
“好。是在我屋里还是在……”
“车来接您了，您穿上大衣吧。”
“那我把人家送我的礼物也带上，好玩极了。”整个代表团除了团长郭沫若同志外，就属我的礼物多，有好些美丽的娃娃。我认为是夏衍同志要见我，退回去四十年，我也当他阿伯的。
黑色的小汽车载着我驶过长安街、南池子，驶进有战士站岗的大门。红墙透迤有致，丛林炫碧映雪，车在一幢房子前停下，有人给我开了门，我走进屋，屋里一个人也没有。只有童话里或话剧里才有这样的场景，我在空荡荡的大屋子里东张张西望望，没觉得这间客厅有什么特别，沙发套子都洗得泛白了。外间看来是个书房，没得主人同意，不便去浏览。主人是谁呢？我坐在沙发上翻画报，屋里挺暖和，经历了九天九夜的西伯利亚列车的长途旅行，我还没缓过劲儿来，我睡着了，美美地睡着了，连梦也没有做。
我不知道我怎么醒的。还好，我居然醒了。当我睁开眼睛时。我看到一张熟悉的脸正望着我。我推开不知是谁为我披的大衣，边叫喊边站起来：“咦——我认得你！我认得你！游行的时候，会场里头都有你的照片。”
他笑着，仿佛是说了一句：“我是周恩来。”也许没说，也许是公务员送茶来，叫他总理。而我则沉浸在醒来竟然看到了游行标语牌的人像，不是梦、也不是在演戏：“真有意思！”
“快喝杯热茶吧。”
我把杯子捂在手里转呀转呀的，“有意思……好玩……”不管是谁要见我，起码的礼貌我也不该睡着啊，窗外已是暮蔼依依，我好难为情，说来大家不信，当时我既没闹清周恩来是谁；也不清楚总理是管什么的，我只觉得标语牌上的人进入我的现实生活挺神奇。
“昨天我请来了你年代表团里年纪最大的代表张澜先生来聊天，今天请年纪最小的代表——小黄你来聊聊。谈谈你们一路见闻，都看到了什么？随随便便讲讲故事。想说什么说什么。”
“我们这一路可有意思哩！”我无拘无束地想到哪儿就说到哪儿。……我说到我们是离开祖国之后在西伯利亚列车上听到志愿军跨过鸭绿江的战报；我说到廖承志在车厢里拉起手风琴，一曲《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大家都会哼了；说到蔡廷揩将军在餐车联欢会上做游戏；说到莫斯科的红场、地铁；说到华沙在一座废墟上，以最快速度建起了和平大会会场；说到参观奥斯库宰维集中营后，巴金半夜里大声惊叫；说到半夜两三点钟，大会会场传来受阻未能与会的黑人歌唱家的录音讲话和绕梁三日的歌声……讲故事的一会儿忍住泪花，一会儿卿卿咯咯；听故事的也极专注，一会儿哈哈大笑，一会儿蹙起双眉，一会儿张大眼睛……
天暗了下来。公务员进来开灯、摆碗碟，邓大姐来了，留我一起吃晚饭。吃我最喜欢吃的薄饼卷肉丝炒绿豆芽，喝小米粥。我吃得很香。饭桌上，我又讲了些苏联和波兰的好客的主人，怎样盛情地给我们吃“中国饭”——烘面包里夹大米；红菜汤里下饺子，象上炸牛排似地给我们每人端来一大盘酱菜……
“总理，邓大姐，我请你们欣赏人家送我的礼物。”吃完晚饭，我打开带来的小箱子把礼物排列展示在长沙发上，自己坐在地毯上讲礼物的来源。而我是听公务员这么称呼，我才学着称呼的。这个夜晚，他们对我只是一对和蔼慈祥好客的夫妇。
“真漂亮。”邓大姐说。
“我的礼物最多，我送你们一人一个，你们自己挑，可不许多拿。”我真怕周总理拿我的娃娃。还好，他们俩各自拿了一枚波兰共青团的团徽。我不过意，又取了一对用呢料剪制的色彩斑斓的和平鸽别针，站起为他们一一别在胸前。
总理还在端详我的娃娃。我问：“总理，你能说得出哪个娃娃是哪个国家，哪个民族的吗？”
总理兴致勃勃地：“你把底座的字蒙起来，让我猜猜看。”
呀，总理猜对了好几个，他怎么那么大学问！当他面对一个黑人的造型时，他唱起了：“Go neare the days，when my hear l was Young and gay……小黄你会唱吗？”
“Old Black Joe。”我和着：“I’m coming，I’m coming……”
一曲终了，总理半晌不语，秘书送进一叠文件。
“我该走了。”我把礼物收进小箱，从地毯上站了起来。
“谢谢你给我讲了那么多故事。这是我的电话号码。”总理递给我一张小纸片，“以后你到北京来，就马上给我打电话。我还想听你讲故事。”
“暖。”我穿上大衣，答应得挺干脆。
“小黄你学习马列主义吗？”总理象问一个小学生。
“组织上规定的学习时间，我就跟着大家一起学。”
“你自己呢？”
“自己不学。我啃不动。”我不经意地，也很坦率地：“一碰上理论我脑子里的小门就关上了。”
总理又哈哈大笑，旋又：“还是应该学学。”
我哭啼呜拉地点点头，连“嗳”字也没敢应声。
我离开了透迤的红墙和花园里的点点灯光。以后，别人告诉我，我才知道自己是去了中南海西花厅；也是别人告诉我，我才知道总理是除了国家主席之外，统管着全中国的大事；也才知道周恩来就是影剧界一直常常提到的“胡子伯伯”。噫，我怎么竟然在等着总理接见的时候睡熟了？！
以后，我又多次见到周总理，每一次他都要我讲故事，讲一讲我都看到了什么？去了哪些新地方？结识了哪些新朋友？现在回想也如在童话里，在梦里。不过，我今生今世也没有用过总理给我的电话号码，虽然此时此刻我多想打个电话给他。
一九九二年二月二十二日重写
和周总理在一起的时刻
夏梦
想起我们的周总理，他亲切的笑容、风趣的语言、洒脱的风度，仿佛就在我的眼前。
周恩来总理是中国历史中的一位杰出的伟人，他日理万机，却每时每刻关心着每个角落里的中国人。我是一个普通的演员，当他和我谈话时，我面前就是一位和蔼可亲的长者，他思维敏捷、精力超凡。
记得在一九五七年的“五一”节，我和韩雄飞、费鲁伊（费穆的弟弟）、刘芳随港澳代表团来北京和首都人民共度节日。总理在怀仁堂接见了我们，然后和我们共进午餐。总理举起杯中茅台酒，风趣地对我说：“最近北京感冒很多，我没有感冒，因为我喝了茅台酒。”我说：“我也不想得感冒，我得和您喝茅台。”在席间，我们无拘无束地谈天，就象回到家里一样。
在联欢舞会上，我和总理跳舞。在跳舞时，我说：“请总理对我们的工作给点指示。”总理笑着说：“你这是在讲‘北京，话嘛：你是香港人，不要讲‘北京’话，要讲‘香港’话。”“在香港这个地方，可以做很多工作。用影片团结华侨，宣传爱国主义。”在和总理共舞时，记者拍了不少照片。当我把照片拿回电影公司时，同事们看着照片笑着说：“你平时拍的照片都是正面的，这回却全是背面的了。”我也笑了。但我心里在想，能有机会和敬爱的周总理在一起拍照，就是留个背影，我也是从心底觉得非常荣幸的。
还记得那年，在广州举办全国戏剧会演。我和陈娟娟从香港过来参加这次盛会。在座谈会上，周总理接见了我们，还送了我一块白绸（尼龙制品）。总理说：“这是我国第一次生产出这种产品。”我将这件珍贵的礼物一直仔细地收藏着，作为永久的纪念。
周恩来总理是我们每个百姓的总理。他永远活在我们每个百姓的心中。
“青艺”，在总理关怀下成长
吴雪
周总理的英名同我们民族的命运紧紧相系，他的一生为着民族的兴旺鞠躬尽瘁、英勇斗争，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每一个胜利，都浸透着他的心血和劳苦，在建设和发展战无不胜的人民军队，在创建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在巩固和发展各民族人民的大团结以及革命统一战线等方面，建立了不朽的功绩，在国际事务中，总理以博大的胸怀，加强我国人民同世界各国人民的团结，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团结起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他赢得了世界人民的尊敬。这样一位无私无畏的革命家，一位伟大的创业者，将永远为人民所崇敬。在逝去的岁月里，我最不能忘却的是周总理的教诲，无论是在艰苦的战争年代，还是新中国成立以后，他的讲话总是充满着对我们这个伟大民族的酷爱，在我的心中时常燃起为人民奋发的热情。我敬仰总理，因此我十分珍惜同总理的接触，虽然是有限的，对我却是永恒的，兴许是我行将进入耄耄之年，这种永恒的思念更显得有份量，仍在不断地激励着我。
那是在延安时期的一九四一年，延安青年艺术剧院成立的第一个戏《雷雨》在党校礼堂演出。我们这些从大后方来到延安的年轻人，对这次演出抱着极大的热情，我是这个戏的导演，又饰演周萍，陈戈饰周朴园、雷平饰繁漪、尹文源饰施萍、朱漪饰四凤、田兰饰周冲，戏演得很紧凑，因为是在解放区，我们都充分地施展了自己的才华。有一天总理从重庆回到延安，百忙之中来看我们的演出，大家很紧张又非常地高兴，总理看过戏后，给了演出很大的肯定，特别是赞赏雷平和陈戈的表演。谈话之中，突然问起剧院需要什么，我们被这突然的提问弄懵了。谁都知道在延安演戏，要比在其它地方条件好得多，特别是我们有着一个非常和谐的创作空气，大家表示已经很满足了，不再需要什么。我在总理身边只是轻轻地提到在延安想读些书。总理走后又去了重庆，在那个特殊的年月，继续为民族存亡进行着殊死的斗争。我们带着一种幸福感，继续排戏，继续演出。有一天突然从党中央所在地给我打来电话，说是总理从重庆给你们带回来一批书，派人来取吧。我简直是不知道该怎么表达当时的心情，总理日理万机，还想着我们有个读书的愿望。书从重庆带到延安，不知要经多少艰难，当我们手捧这些书籍，我们意识到的是总理巨大的关怀。正是这一批数百本书，在延安青艺建立了一个小小的图书馆，不仅是我们的一个读书的园地，也成为我们附近兄弟单位读书的地方，大家传递着总理送来的书，传递着党在那个艰难的岁月里，对文艺工作者的爱护和关怀。就是在那以后，总理能叫上我们当时在场的每个人的名字，直到全国解放。
新中国成立，使我们这个伟大的民族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开始了更为伟大的征程。正是在总理的关怀下戏剧进入正规化建设，中国青年艺术剧院于一九四九年四月在北京成立。从那个时候开始，剧院的每个戏，总理都来看，有时从国外回来，由飞机场直接到位于东单的青艺剧场，他关心剧院建设的方方面面，不仅是创作，还包括舞台灯光，演员的台词，特别是戏剧舞台与社会、人民、与国家建设的关系。
那是一九五九年末，西藏出现分裂国家统一的叛乱，一些心怀叵测的人制造所谓西藏的归属问题，田汉同志奋笔写出《文成公主》，一九六○年一月总理亲自主持座谈会，有史学家、理论家、剧作家以及当时各方面的领导共议如何把握这出戏。总理在征得各方面的意见之后，精辟地阐述和强调了《文成公主》的主题是民族团结友好，指出写历史剧，可以避开不利于今天的历史，也可以强调有利于今天的历史，但不可更改历史，要写出当年藏族最兴盛的景象，要自始至终围绕着民族团结亲好做文章，同时要注意松赞干布形象和他的气概。总理责成周扬、汪锋、阳翰笙、吴晗、田汉为这部巨著的工作小组，指出戏要有规模、有气势。《文成公主》这部大型史诗戏剧，是总理亲自用满腔热情和一片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的心血浇灌出来的；我在这部戏里饰演松赞干布，也是总理亲自指定的，文成公主由郑振瑶扮演。那是一次十分有意义的艺术创造，它的影响远远超出舞台本身。总理留给我们的思考是人民戏剧同民族命运的血缘关系。
为纪念世界文化名人迎利陀娑，青艺排演了《沙恭达罗》。将印度戏剧搬上中国舞台这大概是首次，对我来讲这是一次陌生而又严峻的舞台实践。总理陪着印度使节来看这出戏，他用十分严肃而又十分亲切的话告诉我们：有了这部戏，我在同印度就中印关系的接触中，就可以少说许多话了。总理是把戏剧提高到一个很高的境界，让我们来意识自己的社会责任，国家使命。这是对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最透澈的铨释。一九六四年的五月，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在国务院小礼堂演出了反映延安大生产运动的《豹子湾战斗》。总理、朱德委员长、董必武副主席，叶剑英、贺龙、陈毅等中央领导同志都去观看演出。当舞台上展现出当年延安的生活情景，听到悠扬的“信天游”歌声时，一阵热烈的鼓掌声，这是我们在任何其它场的演出时都未曾见过的。戏演到一半，总理特意派了一位工作人员来到后台告诉我们：因为有事，他不能看完，有机会他还要看这个戏。总理又亲自委托陈毅同志看完戏后留下来给我们谈意见。
过了不久，总理果然到青艺剧场来看演出。这是一九六四年的五月三十一日，演出结束后，大家无比兴奋地围在总理周围，陪着总理向剧院东院的休息室走去。到了休息室门口，他停下脚步，同我们一一握手，把每一个人都让进休息室，他才最后一个进来坐下。总理问我们：你们这个组总是演兵的吧！这次谈话，就是从“演兵”这个题目开始的。他细致地询问了我们每个人的情况，多大岁数？是农村来的，还是城市的学生出身？过去下过部队吗，身体如何？下部队生活，粮食够不够吃？……又询问了我们到部队深入生活的情况：到哪个部队？什么时候去的？都当了兵了吗？参加了哪些训练？射击和刺杀的成绩如何？……同时，还询问了剧院的体制、规划，其它几个队深入生活的情况。这是总理深夜向一个演出团体的一次实地调查，他那样细致，那样认真，那样亲切，他的音容笑貌如同是在昨日。总理说：深入生活，向部队学习，是件不容易的事，长期下去就好了，你们不但要演工、农，而且要演兵。你们这个队，不要一会儿搞农村，一会儿搞工厂，一会儿搞部队。要抓住部队搞，要搞就搞透。你们青年剧院，可以一个队搞工厂，一个队搞农村，一个队搞部队，下决心搞他几年。你们下部队能把部队的本事学会就好了。学射击、学刺杀，还要学通信，学侦察等等，借此机会入伍。一次搞三个月，搞它四次就是一年，八次就是两年……总理问：你们年纪最大的是谁？当兵吗？五十岁当兵，了不起。搞事业要有决心，要有毅力，象陈总的名字一样，陈总名毅，字仲宏。要有毅力，持之以恒。你们大部分是解放以后参加工作的，过了十五年的和平生活，缺少劳动。你们缺少战斗生活，缺少阶级斗争，缺少和工农兵结合……你们最好半年下部队生活，半年演戏。下去生活的时间，一次可长可短，但起码要下去三年，到建国二十周年纪念的时候，你们一定可以演出高标准的好戏。算起来并不算长，才几年的时间。演员演得好，可以干到六十岁。你们平均才三十岁左右，应当有信心，总理要求大家到部队当兵，拿起枪来能打仗；到农村当农民，拿起锄头能种田；到工厂当工人，开动机器能出产品，总理进一步指出：文艺界要彻底改造，要与工农兵同吃同住，你们分几次下去，搞个四到六年，就可以出现新局面。
这次谈话，总理对《豹子湾战斗》作了非常精辟的分析，我作为这个戏的导演，真是受益匪浅。总理谈到有些作品把先进人物神化了，造成先进人物的四平八稳，概念化和千篇一律。他对如何克服这种状况作了深刻的阐述。在剧本主题的分析中，总理谈到大庆精神在今天就是南泥湾精神的再现。提出自力更生是个严肃的战斗任务。他主张作为一个有着革命历史传统的青年艺术剧院，一年中的四分之三的时间是在下面，把戏送给群众，这也是向群众学习的最好机会，四分之一的时间在北京或其它大城市。总理十分亲切地以《抓壮丁》在延安时的演出同今天的演出相比较，认为那时接触民众，心目中都有个讽刺对象——地主和国民党统治者的腐败，现在不如过去了，多少失去了那时的一股气氛，只是在演戏，由此他再次强调到生活中去，到斗争中去。
确实是这样，如果没有邓止怡同志以导演的身份带着演员到宣北部队去当兵，是不会有《豹子湾战斗》的舞台氛围的。总理之所以肯定这个戏，其意义就在于体现了生活与戏剧的关系。当我们悟到了这个深意之后，剧院采取了措施，在巩固部队生活的同时，由石羽同志领着一部分同志去了山东，向农民学习，排演反映农村生活的《丰收之后》；由我带着一部分同志去了大庆。使我深受感动的是孙维世同志也是根据总理的教导在大庆生活，那是一个非常火热的年代，大庆的工人家属立志开创工农结合的大局面，建立大工矿的农业基地，由此结束石油基地的粮、油、蔬菜靠农民的历史。这个伟大的创举和艰苦的实践，被金山、孙维世以他们的才智形成一部很有影响的戏，那就是脍炙人口的《初升的太阳》。因此，总理的教诲，总是带着隽永的思想，带着一种具有深远意义的主张。记得，青艺还曾请于村同志带着一部分同志去大西北，周扬同志曾就此希望青艺在自身建设中开创一个新的局面，有朝一日在大庆召开各路深人生活，进行艺术创造的经验交流……
我追忆这些往事，我也留恋那些令人振奋的生活。同时，我也时有愧疚，有些事却带着点历史的遗憾，在那个不正常的年月，总理的期望未能坚持。而今，当我重温这些往事时，我仍然觉着总理的思考所具有的强大生命力。总理一生，心中只有人民，人民心中永驻总理的音容，作为一个一生从事党的戏剧工作的老兵，在我们这个国土上，我仍然想的是，只有人民的戏剧，才有戏剧的未来。
三件小事
李世济
在我成长过程中，周总理对我的教诲、帮助实在太多、太多，但这里限于篇幅，只能谈三件“小事”。怀念敬爱的周总理，谈“小事”似乎是不恭的；但是我们所能接触到的，只能是总理的“小事”。在他是“小事”，对于我却成了大事——一生一世永难忘怀的大事。
第一件事发生在五十年代中期，那时我已经在北京京剧团唱程派戏，总理时时关心着我的成长。总理知道我有一个拜程先生为师的心愿，一次（大约是一九五六年），他和程先生一起看我的演出，总理就问：“你看她像你吗？”程先生点点头，答：“像。”总理又间“她是你的学生么？”先生回答：“她，是我的干女儿。”总理畅快地笑了：“干女儿——那好啊！干女儿和学生有什么区别么？”先生停了一下，淡淡地笑着说：“干女儿，是家里人……”总理高兴他讲：“那么，我让她拜你当老师怎么样，由我周某人来请客！”程听了也很高兴，因为“由我周某人来请客”这几个字，实在是极高的政治荣誉。
非常可惜，总理说过这话，随即就去亚非拉访问了，程先生也去了波兰、捷克斯洛伐克。我在北京京剧团是青年演员，每年有大半年在外面巡回演出。这样一下子就耽搁了半年多。一九五七年世界青年联欢节在莫斯科举行，为了参加这次盛会，中国组织了阵容强大的代表团，我的京剧清唱也有幸被安排其中。程先生担任了整个联欢节的艺术比赛的评委。在筹备这件事时，总理又亲自托付了程先生，要他对我参赛的节目进行加工。后来，在北京开赴莫斯科的九天九夜的火车中，我不时去程先生的车厢请教，红线女也热心“旁听”。到了莫斯科，我们普通团员住在奥斯坦丁旅馆，程先生住在乌克兰大酒店，其间的距离比较远，担任总带队的周巍峙同志，便经常用他的车接送我去程先生那里。我的清唱在联欢节上得了奖，程先生也很高兴。他因有事先期回国，曾对我讲，“回去就可以拜师。”我回国之后，才知道他遇到一件事，心情不好，拜师的事又耽搁了下来。没过多久，我需要去内蒙巡回演出一周，走之前，忽然接到夏公（夏衍同志，当时的文化部副部长）的电话，讲周总理又在关心你拜师的事。我讲自己马上要去内蒙，一周就可回来。夏公说，那好，等你一回来就举行仪式。我高兴地去了，也高高兴兴地回来了。谁知就在我回到北京的当天，就得到程先生不幸去世的消息！
后来，在程先生的追悼会上，我哭得很苦。总理见了，劝我化悲痛为力量，要好好继承和发展程先生的艺术。话，都是很普通的话，说话的声音也很轻，但是在此时此刻听来，却格外感人。总理啊总理，您一天得有多少国家大事得操心，象我这样一个普通演员的拜师问题，您还时时挂在心上，您还每隔三个星期就要向夏公打听一番我的近况！这，我又如何承受得起！
第二件事，是在程先生逝世一周年时，首都京剧界举行了纪念演出，我演了《锁麟囊》。演出结束，周总理请了部分演员到他家里吃饭。陈毅、贺龙两位副总理作陪，梅兰芳先生也应邀出席。席间，总理先笑着讲，“我请大家吃饭，饭钱不收，但粮票是要收的，每人半斤。”
总理要我挨着他坐，我的另一边是梅先生，梅先生的另一边是贺老总，我们的对面则是陈老总。吃饭当中，总理给我搛了一筷子菜，放到我面前的菜碟里。那菜看上去粘呼呼的，像是一种什么胶质，我当即就吃了。总理问我知道这是什么东西？我摇摇头。总理讲，这是熊掌啊，是贺老总送给我的啊。
席间，不知道为什么事情，贺老总大发雷霆，仿佛点名狠批在场的一位官员，而那位官员脸红红的，只低头不说话。周总理出来“打圆场”：“老总啊，这些事你别操心了，就交给他们去办好了……”陈老总更有意思——他用自己筷子敲打自己面前的瓷碟儿，还一边吟着什么诗，有滋有味的。三下两下，把贺老总的火气给岔过去了，这时总理又转过脸问梅先生对我演出的印象，梅先生张口就说：“挺象老四——”大概是怕总理听不明白，赶忙又补上一句：“挺象砚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