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这时总理又转过头对我进行勉励。
我从来没在这样的场合中吃过饭，我真佩服总理，他能从容不迫，把四面八方的事情处置得有条不紊，没有一丝忙乱。
第三件事，是在“文革”前的政协礼堂。那天，我和乐队准备坐电梯去三楼清唱。打鼓的谭世秀同志刚刚前脚迈进一楼的电梯门，就听见开电梯的服务员轻轻说：“您稍微等一会儿，总理来了。”谭世秀立刻把脚抽了回来。我就站在谭世秀的背后，我想，任何人遇到这样的情况，也都会这样做的。我们一转身，果然总理就站在几步之外，并且迅速走到电梯门口。总理问电梯服务员，脸上的神情有些生气：“你们为什么让别人退出来？”服务员一时不知如何回答，谭世秀连忙为服务员开脱：“不赖他，是我看见您来了，想请您先上。”总理说：“不可能！任何人的眼睛都不能长在脑后嘛，怎么能望到背后？”遂又转向了服务员说：“要记住：我们是共产党，不是国民党！我当总理，同样是为人民服务的，怎么能让别人给我让位子？……”总理说着就想走，我急忙上前，总算把总理给拉住了。这时，邓颖超同志慢悠悠走上前，慢条斯理、轻声低气地指着总理说：“你们知道吗？他的大名叫周恩来，小名才叫总理。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区别，共产党是为人民服务的，不是骑在人民头上的老爷！就是不能让他到了哪里，都叫老百姓立刻躲开……”最后，是我们提出一项“折衷”的建议：大家一起乘坐这间电梯，总理同意了。于是我们每一个人都用力“提着气”，为了使自己的身体更“瘦”一些——就这样，我们十多人和总理紧紧拥挤在这一间电梯里我前心紧贴着总理后背，大家心紧连着心，向上升、又向上升着……
怀念您啊，敬爱的周总理
沙博理
我出生于美国纽约。一九四五年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借复员军人可以重新学习的机会，我前后上了哥伦比亚和耶鲁大学学中文，认识了几位中国同学，听过冯玉祥将军的报告，对东方最大的文明古国发生了好奇心，向往到中国去作一次探险似的旅行。
一九四七年四月一日，我乘一艘货船，经受了长达一个月的颠簸，到了上海，这时我身上只有几封中国同学写的介绍信，手上只有二百元美金。
国民党疯狂进行内战时的上海，官僚的腐败，人民的痛苦，我亲眼看见。可是，同所接触的进步文化人士交谈，我萌发了到解放区去看看的愿望。
一九四八年冬，一个偶然的机会，游览北平时，认识了同北平城工部有联系的同志。城工部同意派交通领我和我妻子凤子去石家庄，我们匆匆结束了上海的工作，凤子刚好拍完电影《关不住的春光》，我清理了我设立的律师事务所，把钥匙交给上海福利会英文秘书谭宁邦。他把要到解放区找未婚夫阳早的寒春交给我，我们三人飞到北平。在地下交通带领下，乘火车到天津，不料过天津闸口就走不了了。地下工作同志来天津把我们接回北平，只好等待解放。解放后先我们顺利到达石家庄的田汉先生对我们说，周恩来听说我们未能进入解放区，还向田汉先生询问了情况。
北平解放，第一次见到周恩来先生，是在北京饭店大厅，我们参加两位熟人的子女结婚典礼。周总理先生也来了，他和我们热情地握了手，还询问了我的生活情况。
五十年代初美国反华声浪中，特别是美国侵略朝鲜，中国抗美援朝高潮中，作为一个美国人，思考自己的处境，精神感到一种压力。
这时我已被安排到对外联络局任编译，在等待工作期间，翻译了《新儿女英雄传》，美国出版。事后我知道我的工作安排来自总理的指示。
不久，我从对外联络局调到外文出版社，中国文艺杂志社，任文学翻译。这时，我要求参加中国同志们的政治学习，不料不仅未被接受，却把我和其他外国工作人员改为专家待遇，我十分不解，和中国同志比，不仅政治待遇不一，而经济待遇也差得远了！我不拿专家待遇的钱，只拿生活费，谁知“文革”结束后，组织给我一笔存款，也就是我不肯要的专家待遇的款！
一九六三年，我申请加入中国籍。我想不到申请入籍手续如此简单。写一份申请书，不久我就拿到批准入籍的证书，批准人签名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周恩来。
入籍后，我也被吸收参加中国同志们的政治学习了。
六十年代中，“文化大革命”开始，凤子被她的单位点名是重点审查对象，留住机关，不能回家。这时我的工作仍在中国文学杂志社，因为是期刊，不能停刊，我的工作不能停。一度参加造反派组织。不久，所有入中国籍的外国人都不得参加造反组织，说这决定来自国务院周总理。这指示是对我们的保护，可当时我却想不通。
一九七一年杨振宁回国探亲，有人问我，你不也可以赴美探亲吗？我写了报告，果然批准，虽然中美尚未建交，我能返美探亲实属意外。当时风子正在干校劳动“改造”，她得到我的信，请假回家料理我的远行。当时，我们这个家，只我一个人，妻子下放，女儿在工厂，保姆也走了，邻居四口人也都在各自的干校，我一走，锁大门的钥匙交给准？妻子所在干校的军宣队不批准她的假，她给我写信说，别管她了，回家无望。准知在我行前两天，她竟被人“押送”回家了。据说军宣队领导找她谈话，事后我们知道是国务院外事组给干校打了电话，指示他们批准凤子回家。我是中国籍的外国专家，我出国，妻子应到机场送行，这是国际惯例吧。凤子十分诧异怎么会批准她回家的？我心里明白，是周恩来总理对我们的照顾。抗日战争时期，凤子就在重庆参加抗日演剧活动，在党的外围工作。她早已认识周恩来总理。我知道总理是了解凤子的，我写了信给总理，不只是要她回家送我远行，我更想弄清楚风子究竟有什么问题被拘留在于校。但我未告诉她我给总理写信的事，我怕她埋怨我在这个时候增添总理的麻烦，一九七五年，她“解放”回家，曾见到邓颖超大姐，邓大姐告诉她，我给总理写的几封信，她都看到了，可是总理当时有多少重要事处理，其处境之难，可以想见。凤子批评我不该写信打扰总理，而且总理正身患重病啊！在当时，我除了请求总理外，我又能做什么呢？！
我先到加拿大和我母亲、妹妹通了电话，她们立即开车到加拿大来看我，几十年的分别终于重聚，我从心里感激周恩来先生！
结束美加之行后，我曾到英国访友，中国驻英使馆突然通知我到瑞士去看望病危的斯诺，当时从中国到瑞士的还有马海德大夫。斯诺终于不治！我和中国营救小组的大夫们一块回到北京。派马海德和我去瑞士探视斯诺，也是周总理的决定，因为我们两个都是美国人。还派了医疗小组，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一个为中国革命做出贡献的斯诺的关心，这一行动的决策者就是中国人民、全世界人民崇敬的周恩来先生！
我和周恩来先生见面多次，较多在大会议厅上或宴席上。他给我的印象是那样的深刻，他炯炯有神的两眼，直射迸我的心底，透出热情的光芒，那么亲切，那么平易近人。和人握手谈话，就象一个多年相识的老友。不似某些人，甚至职位并不高，却一边握手，一边眼望他处。
一九七三年，“三八”妇女节，这天却召开了一个外国专家招待会。总理已身患绝症，仍然支撑着到会，而且作了重要讲话。为“文化大革命”中制造的对外国专家的冤假错案平反，为几位被诬告受害的外国专家恢复名誉，并且道歉！也对个别所谓革命派实际投政治机的外籍人员点了名。这个会开得人心舒畅，他的讲话如此坦诚，字字句句深印人心！
最后一次见到总理，是一九七四年十月一日，在大会堂大宴会厅，我们谁都没有想到病中的总理竟来和大家见面。人们兴奋地热烈鼓掌，久久不息，谁都忘了他是病人，谁也不愿意接受他是病人这个事实！熟悉的总理消瘦得脱了形，可他似乎有意来和大家告别，支撑着病体来到大会堂三楼大厅，他的声音仍然那么宏亮，谁知道这是我们听到他的最后的声音！
想不到病魔竟夺去了这位伟人的生命！他的死是中国人民的损失，是全世界革命人民的损失！
我怀念您，敬爱的周总理！
“千万不要丢掉酥油糌粑味”
才旦卓玛
与同时代的藏族文艺工作者相比，我可能算是最幸运的了，多次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聆听他们的教诲，而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敬爱的周恩来总理了。随着时光流逝，多少往事都被忘却，而周总理的句句教诲，他老人家的音容笑貌，总是清晰地印在我的脑海中，是那样的深刻，那样的亲切。敬爱的周总理离开我们十六年啦，十六年，五千八百多个日日夜夜，每当看到和总理一起合影的照片，幸福的感情便油然而生。
一九五九年九月，我从正在学习的上海音乐学院到北京参加国庆十周年演出。有一天我们被邀请参加庆祝军事博物馆开幕的联欢会，当我唱完歌，找了个座位正准备看节目时，忽然看见总理正笑吟吟地向我走来，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你就是才旦卓玛吧，刚才你唱得不错嘛。”听到总理的表扬，我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只是连连点头。“在上海生活还习惯吧，要好好学习，毕业回去很好地为西藏人民服务。”我真没想到从第一次见面到现在快四年了，总理还能记得我，并且叫出了名字。总理的几句话说得我心里热呼呼的，感到有一股无穷的力量注入心田。我心想，总理呀。您放心吧，您的教导我记住了，我一定要把藏族人民对党和毛主席的深情用歌声表达出来，为西藏人民服务一辈子。
一九六四年，我被挑选到北京参加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排练演出。一天，一位负责同志通知我们，说中央首长要接见，并告诉说中央领导同志都很忙，接见时大家不要拥上前去握手，因为首长们工作很忙，很辛苦，时间也十分宝贵，照了相就走。我站的位置恰好在中央领导座椅的后面，毛主席神采奕奕地走过来了，大家使劲儿地鼓掌呀，当时我心想，要是能同毛主席握握手该有多好哇，其他中央首长也跟在毛主席后面走过来了。当周总理发现我时，他好象立即看透了我的心思，亲切地拉着我的手给毛主席介绍：“主席，她就是才旦卓玛，西藏歌手。是‘百万农奴站起来’的领唱。”我握着毛主席那宽厚温暖的手时，真是百感交集，幸福得热泪直往下淌。
一九六五年，周总理到印度尼西亚参加万隆会议，带了一个艺术团同去，我有幸作为艺术团的一名成员出访。有一次在我国驻印尼使馆搞联欢时，周总理让马玉涛同志唱“洪湖水浪打浪”.然后对我说：“才旦，你唱‘小曲好唱口难开’这首歌很适合。”唱完这首歌，我又用印尼语唱了一首印尼民歌“丰收歌”。当时周总理向前来参加联欢会的印尼共产党总书记艾地询问是否听懂了才旦唱的歌同，咬字清楚不清楚。艾地告诉周总理，说是可以听懂，只是有两处发音不准确。总理立即叫翻译记下来，然后帮助我纠正。第二天，总理要回国了，我们都到机场去欢送，临别时总理握住我的手说：“那两处不准确的发音改过来了吧，要好好记住哟！”连这些细小的事儿，总理都挂记在心上，让人终身难以忘怀。
从一九五六年第一次见总理到一九七六年总理逝世，二十年间，我先后七，八次见到他老人家，聆听他的教诲，总理常对我说，“你是党一手培养起来的藏族歌手，要回到西藏去很好地为藏族人民服务。你的歌千万不要丢掉酥油糟粑味呀！”刚开始我还不太清楚酥油糌粑味的真正含义，后来才渐渐明白总理是让我不要丢掉了民族风格和自己的演唱风格，总理对我们少数民族文艺工作者是多么关怀和爱护啊！几十年来我之所以能够常盛不衰，关键是我遵循了总理的教导，注意保持了自己的演唱风格，没有丢掉酥油糌粑味。
周总理的亲切教诲我终身难忘，将永远激励我奋斗不息。
一个当年孩子剧团团员的回忆
严良堃
一九三八年初，一群八岁到十五岁的流浪儿，由一位十九岁的小学教员带领，通过敌人的封锁线，从当时叫作“孤岛”的上海，到了武汉。又唱歌，又演戏，在街头、在渡轮上，以及在一些公共场所宣传抗日。引起武汉三镇各界人民的热烈反响。这支队伍就是在周恩来同志和郭沫若同志亲自关怀下成长起来的孩子剧团。
那时，孩子剧团有一首特别感人的歌，叫做《流浪儿》。由一位还没有变声的男孩子领唱，一唱众和，唱出中国儿童在日寇铁蹄下所受的凌辱和悲愤。特别是唱者有亲人在敌人炸弹下身亡的经历，唱来情真，催人泪下。有一次，冯玉祥将军在听完歌声后，含泪说，“我们对不起孩子，我们这辈人没有把中国的事办好，让孩子们当了流浪儿。”旁边还有当时驻汉八路军办事处的领导同志们——周恩来、叶剑英、邓颖超、王明、博古等，当时周恩来同志摸着孩子的头回答说：“我们一定要把中国的事办好，让这些孩子不再流浪，而且还要让他们的后代也不当流浪儿。”
不久，在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在周恩来同志安排下，举办了一次“红小鬼”招待“流浪儿”的欢迎会，郭沫若、叶挺和办事处的大人也在场，在这些有过长征经历的小战士面前，流浪儿不只是唱悲愤的歌曲，也唱了孩子剧团团歌：“嘿嘿，看我们一群小光棍，嘿嘿，看我们一群小主人！”表达了我们的豪情壮志。会上郭沫若、叶挺、博古等都讲了热情洋溢激动人心的话，最后，周恩来同志鼓励孩子们要“救国、革命、创造。”这六个字深深地铭刻在我们这些刚刚走上人生道路的孩子们的心里，指引我们这一代人走上革命的道路。正是这样，我们孩子剧团的成员，追随着革命前辈们，在抗日救国、民主革命、创造和建设新中国的战斗历程中锻炼成长。
我们孩子剧团的成长，离不开党的领导，在上海就是在党的领导下组织和发展起来的。特别是周恩来同志，心里总是装着我们这一群孩子。我们一到武汉，他就派邓颖超同志代表他和“办事处”来看我们。在关键的时候为我们解危难，指出路。当国民党武汉特别市党部要强迫收编孩子剧团时，是周恩来同志亲自听取汇报，当机立断，妥善地使我们摆脱了国民党市党部的羁绊，然后归政治部（国共合作的机构，周恩来任副部长）收编，隶属第三厅（郭沫若任厅长），与十个抗敌演剧队等由三厅中共“特支”领导，此后，我们一直都在周恩来、郭沫若的亲自关怀下进行工作和学习。
周恩来同志说，过去是颠沛流离，现在相对安定些了，要搞好学习。于是三厅派了先生来教我们。最初是常任侠同志教语文，曹获秋同志教英语；杜国庠、何成湘同志教社会科学、大众哲学。我们这时才第一次接受这样的认识：我们的祖先是在劳动中由猴子变成人类的；我们围着一把椅子争论：这把椅子是静止的还是在那里运动着的物质。何成湘同志在课堂上宣告，希特勒不如你们十六岁的小林聪敏，别看他现在横行欧洲，打到莫斯科城下，最后他必定失败，因为他不懂社会发展规律，而小林懂得。
另外，还派了好多专家培养、提高我们的艺术水平。石凌鹤教导演，辛汉文教化妆，周令钊教素描，星海、张曙教乐理和指挥等。
到了一九四○年以后，我们在艺术上也成熟一些了，能演较大型的戏。每当我们演出六幕带歌舞的大型儿童剧，如《乐园进行曲》、《秃秃大王》时，周恩来同志都要来看戏。看完了到后台会见演员，指出剧本和演出的优缺点，指导我们进一步加工。
后来，不少从孩子剧团出来的同志，成为各行的专门人才，这都是在周恩来、郭沫若同志哺育下走上专业道路的。
周恩来同志、邓颖超同志对孩子剧团特别有感情，孩子们也爱戴他们，关系十分亲密。刚到重庆不久，我们按周恩来同志的指示，到穷乡僻壤去宣传抗日。有一个剧目缺少服装——日本兵的军装和钢盔，我们想，八路军打胜仗，有的是战利品，派两位小同志到八路军办事处去借。那时办事处还在重庆机房街，一位中年男子正在桌子边工作，问两个孩子干什么，说是借日本军服和钢盔。一会，那位中年男子到里面取了两套交给去的孩子，还鼓励说要好好演戏，向老百姓多做宣传，团结更多人们抗日。回到团里，经熟悉的同志了解才知道那位中年男子就是周恩来。
皖南事变后，周恩来、邓颖超二同志到重庆乡村郭沫若同志住处商定三厅今后应付形势变化后的对策。孩子剧团也住在这个院子里，当天夜晚，周恩来和邓颖超二位同志和孩子们见面，听我们唱《太行山上》、《红缨枪》，还特意听了《流浪儿》。当年领唱的男孩子已经长大了三岁，正处在变声期，可没有把这支歌唱好，周恩来同志说，你的唱歌水平很是提高了，可是感情不如以前那样打动人心，要注意呀！邓颖超同志则讲了一些鼓励我们准备应付恶劣时局的话。“孩子们，你们都开始长大了，也比以前能干了……”当她一开口叫那一声“孩子们”时，在场的我们真是感到亲切。
一九四二年，时局越来越恶化，戏也演不成了，“特支”书记冯乃超同志遵照周恩来同志的指示，有步骤地妥善安排孩子们集体撤离。一部分随着周恩来同志率领的车队奔赴延安，大部分则留在大后方就学或就业。大的考江安剧专、青木关音乐院和沙坪坝工校等大专学院，中的小的则分别考入中小学就读。临行时，冯乃超同志给部分大同志叮嘱，要遵照周恩来同志提出的“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政策，努力执行“勤学、勤业、勤交友”的政策，他说，新中国的船头桅杆已经冒出地平线了，你们要象普罗米修斯到宙斯那里去取火一样，学好本领，将来为新中国所用。特支冯乃超同志还安排了专门同志与散在各地的孩子们保持联系，一直到解放。
解放后，一九八○年和一九八四年，邓颖超同志在中南海先后两次接见前孩子剧团成员。遵照她老人家的要求，第二次会见时，我们把自己的“伴儿”和儿孙都带上。她笑着说：“你们都长大了，都有第三代了，连我也跟着升级当上太奶奶、大姥姥了。”
“回忆扔多年前在抗战初期的武汉同你们——可爱的孩子剧团认识，结下了革命的友谊，我一直没有忘怀，关心你们成长和工作生活。
“你们经历了战火纷飞的年代，分散在各地学习、工作……，你们不但受到各种锻炼，而且成长了，绝大多数在各自的岗位上都作出了成绩，你们无负于党和人民和老一辈革命战士的希望。”
是啊，岁月流逝，已经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我们还记得那时周恩来同志在汉口说，你们和你们的后代再也不当流浪儿了。五十年前我们儿时唱的是“流浪儿”，现在我们的儿孙们却是在唱着：“在希望的田野上”和“让我们荡起双桨”。但愿他们能成长为经得起考验的第三代、第四代。
一九九二年三月二十二日京丰
周总理待一个“毛毛兵”
刘燕平
敬爱的周恩来总理离开我们己有十六年了，但他的形象永远印在人们的心坎上，人民呼唤周总理！人民怀念周总理！
我是文艺战线上的一名小人物，又长时期在陕西地方上工作，还被总理惦记着，关心着，这使我终生难忘，谆谆教诲永刻在心。
周总理是怎么认识我的，我说不好。建国前在延安时期看见中央领导同志较容易。开会、听报告、在文艺晚会上，在周未舞会里，以至山峁峁上，延河畔，都能见到领导同志，老百姓都能认识几位中央领导人，有时还要拉上几句话呢！也许是一次工作机会，那是一九五一年五月上旬，文化部组织了一台歌舞晚会，有我的独唱节目。有幸能在中南海怀仁堂为毛主席、周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们歌唱。我唱了两首由我和两位老同志合作，加工整理、改编的陕北民歌《信天游》、《蓝花花》。想来周总理是对陕北人民深厚的感情和热爱陕北人民的音乐而记住了我这唱陕北民歌的人。周总理与人民心连心，这是全国上下都有深切感受的，他是活在人们心窝窝里的。这里仅述几事足以看出对我这“毛毛”兵的操心和教导，实际是对文艺发展的用心和对文艺工作者的爱护和培养。
（一）
一九五三年三、四月间，周总理率领中央慰问团赴东北旅大处理苏联红军撤离东北等有关事项，我奉调在慰问团文工团担任独唱和合唱的领唱。在慰问团活动期间，与周总理见面机会相应多一点。有一次在一个联欢舞会上，我因舞跳得不好，又怵与领导人和名人的接触，便躲在乐队边上。周总理发现后邀我跳舞，我心里好紧张哟！周总理是舞姿翩翩步履轻灵，而我却是个非常蹩脚的舞伴，老踩总理的脚，越踩脚越紧张，越紧张越配合不上，真够狼狈的。还是周总理解除了我的窘态。他和蔼可亲，边跳边谈。很亲切地鼓励我说：“你唱的陕北民歌很好。唱得很有生活、有感情。感情真挚、纯朴、亲切……”真不好意思……当我回答了我在陕北时与群众生活和向民间歌子们学习情况的问话后，总理又说：“你一定要经常地、坚定地向人民学习。要反映他们的感情，一定要人民喜欢。”我拼命琢磨周总理的话，想深入去理解。至今他的这番教导总不断在我的艺术生活中，帮我在深层解决我的思想问题。谈话稍有停顿后，总理又带有启发性地问我：“哈你的演出你看过吗？”哈浓的表演我印象很深，一九五二年，苏联人民演员哈依来我国访问演出。她演唱的乌兹别克民歌非常好，唱法好，功力强，并有鲜明的特色。加之身着民族服式，又随着感情的需要，时而协调，适度地有点儿民族舞步和舞姿，丰富了表现力。活泼、亲切、乡土气息依郁，富有高层次的艺术魅力，很受观众欢迎。我回答总理我看过的印象后，总理说：“我有她的唱片，回去送给你。”太感谢他老人家了！他再三提示：“一定要向人民学习，要人民喜闻乐见，走自己的路。”几十年来我一直遵循这样的叮嘱在努力着。曲折的道路坎坷的遭遇，都没有影响我为之而奋斗。
（二）
一九五六年，我国将进入第二个五年计划，提出“向科学大进军”的口号。随之文化部对文艺亦拟出专业化、正规化的长期规划。在这种新形势下，我党着自己在人民群众中经历了一个时期的生活磨炼，也经过十一年艺术实践，产生了强烈的系统学习欲望和提高歌唱技巧的迫切需要。同时我搞的是民族声乐和中国歌剧表演。在“洋”，“土”之争中深感有种压力和受歧视之苦。执意要摸个深浅，坚决要求脱产学习。几经周折，终于获准。考取了上海音乐学院声乐系的本科。（就在这次报考体检中查出已患大面积肺结核病）哪晓得，一个在地方上工作的小毛毛文艺兵上学的踪迹，惊动了千里之外，日理万机，日夜为人民操劳，各行各业，方方面面操碎了心的总理。这种深入群众关心百姓的作风，多么叫人钦佩呵！当时文化部艺术局长周巍峙同志把我叫到北京西堂子胡同一号，先给我看了用铅笔写的一张便笺。我背诵不下原文，其内容是总理知道我己考音乐学院，劝我“要在原来的道路上坚持下去”，“艺术要人民喜欢”，“各条艺术道路必须有人扛旗，不能没有人行走”，等等。我惊呆了，总理怎么会知道的呢？我也受之有愧。我除完成每个戏的角色、唱好每首歌外，从不认为还会有什么作用。我被感动得说不出话来。为了真正执行百花齐放的方针，为了让年轻人能以自己的特点发展各自的道路，处处关心备至，时时谆谆教诲。周巍峙同志给我谈了许久，并想尽办法为我解决学习提高的实际问题。真是一位好领导者呵！我接受了劝告，拼命工作，用其他办法加紧学习。就这样我没有得到个文凭，也有人认为“土包子”不能用，轻视民族艺术。但是，我不后悔，死心眼儿一个，我并不想在事业的奋斗中，索取什么。老老实实照周总理的引导走，一直到死。倒是使我非常愧疚的是，病磨缠身，肺病越来越重，咳血不止，一晃便是十年过去。在那十年里。除了支撑完成每年演出任务外，周总理的高要求，我对自己设想的理想唱法的探索、追求便无力完成了。一九六六年病刚愈，却遭浩劫，又一个十年过去。按理说，“四人帮”被粉碎，我才四十四岁，还来得及继续干一番事业，人生能有几个十年二十年哪！……
（三）
一九七三年五、六月，周总理带病陪同越南黎笋到陕西访问。先去延安，再到西安。陕西省歌舞剧院担负在西安招待晚会的演出任务。周总理出于深远的考虑，对延安的晚会感到内容有欠缺，立即电告西安，让西安的晚会里合唱中加进由贺绿汀同志作曲的《游击队之歌》。当时，舞台动作都是甩头、瞪眼、直脖子、挺胸、硬膀子、弓箭步等等八大“文革”动柞。在那种气氛下哪敢处理表现作品的艺术内涵呢。演出之后当晚周总理让身边工作的同志，立即向我传达意见，歌唱得不能令人满意。他说：“歌唱不是唱得越强越好，越快越好。《游击队之歌》唱得太快了，没有意境，过去不是这样唱的。样板戏也有抒情嘛，没有革命的抒情，就没有革命的激情。群舞的人，为什么不可以少一点？……”多么在行的一席话呀！从一首歌曲的处理，到舞蹈用的人数，指出了艺术表现的追求，作品的深度。指出了要百花繁茂不可千篇一律的道理。他非常尊重艺术规律。
（四）
也就是一九七三年周总理陪同黎笋去西安，西安的群众早早自动从飞机场到总理下榻的招待所“丈八沟”，十几里长的道路两旁站满了期望能看一眼周总理，我更是拜望心切。但是当时我虽以“革命干部”被结合进班子，实际在控制使用。招待晚会中，我从侧幕缝看到周总理就坐在紧靠台沿第一排沙发上。近在飓尺却不让拜望。周总理知道了我在舞台上，向在他身边的陕西同志问：“刘燕平为什么不下来？”是呵，就是没让我下去看看老人家。同年数月后，得机在北京首体见到周总理，他意味深长他说，“噢！总算在这里见到你啦。西安时你为什么不下台来？”我无言可答，不敢吐真情，于是嗫声嗫气说：“我看您很忙……”话未说完，被总理略带责备的口气打断，“哪里那么多框框”。多么暖心哪！接着又亲切地问我：“我们去东北是哪一年哪？”我回答：“是一九五三年。”唉呀！二十年前跟随他老人家工作了几天，却仍留在他的记忆中。这种干群关系多么感人肺腑呵！
（五）
从一九六六年八月初起，我被扣上“刘少奇文艺黑线的黑尖子、黑标兵”、“走资派”、“叛徒”、“反动军阀孝子贤孙”等几顶反革命帽子，一直顶了近十年。“文革”后期，幸运地被召来北京，得到周总理接见的机会。当时，我怀着久别亲人、急切扑向父母怀中要倾诉满腹委屈、困惑、疑问、忧虑……许许多多话语的心态，等待着这一时刻的到来。当周总理的身影出现在面前时，我早已泪眼蒙蒙，咽喉哽塞，面部抽搐地一个字也说不出，心在颤抖，几乎放声嚎陶。周总理亲切地问我：“最近排什么节目？是不是还是在西安看的那台？”我抑制住自己，回答说：“搞了一台新晚会，但是质量不高。”周总理含意深沉地指出：“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后，第一个歌剧是《兄妹开荒》，你们为什么不演？应该演演。”接着又关心地问：“你还唱吗？”我说：“一九六六年就不唱啦！”周总理慨叹他说：“噢！八年没唱啦！”我说：“现在我头发也白啦，眼睛也花了……”总理看看我说：“头发白了，眼睛花了，也还可以唱呀！把民间的东西加加工，搞几首革命民歌出来，保留下来。”稍停顿后又说：“把你那首‘红豆角角熬南瓜，革命成功再回家’，哎那叫什么？”我说：“信天游。”“对‘信天游’好好改改，改成纪念刘志丹的东西。刘志丹是陕北人民的领袖，陕北人民很尊敬他。在山西牺牲了……”毛主席对刘志丹同志曾有过高度评价。周总理对革命先烈的光辉品格和辉煌业绩更是念念不忘。记得一九四三年刘志丹陵墓落成时，周总理满怀深情地题写了二十个闪光的字：
上下五千年，
英雄万万干；
人民的英雄，
要数刘志丹。
它凝聚着周恩来同志和亿万人民，对人民英雄无限缅怀和敬仰之情。可见当年周总理听“信天游”时是动了感情的。这时要求我改改这首歌，并“搞几首革命民歌”，是想的很多、很多……已远远超出了歌曲本身。
《信天游》歌词改好后，当地领导为了慎重，让我将改过的词寄给总理。虽然我寄出，却认为总理日夜操劳，料理国事，还要顶着“四人帮”保护受迫害的干部和群众，哪有精力顾及这么一桩很具体的小事？！没准儿，信还到不了总理之手咧。但是当总理逝世，很快从北京传来说，周总理病重时，曾有过一位认识我的同志去探望老人家，他老人家又一次关切地提及：“刘燕平那事不知办的怎么样啦！（指的修改词、歌剧复排等）看来我帮不了她了……”哪敢相信这是真的？周总理身患绝症、生命垂危之际还在关怀着文艺，怎不叫人心碎肝裂！至今想到周总理，那种撕心扯肺的感觉总消失不掉。
周总理关怀、教诲“毛毛兵”，绝不仅仅是关怀、教诲某一个人，而是关心党，关心国家和民族，关心人民的事业……他是伟大的革命家又是共产党人的楷模。他是国家的领导人，更是人民的公仆，是人民的贴心人。他是属于人民，人民时刻在呼唤着他的英灵！
总理与我的一家
项堃口述[]项智力整理
我是南京国立剧专（现中央戏剧学院前身）的早期学生，在爱国侨领陈嘉庚先生的邀请与主持下，于一九四○年在新加坡、马来半岛巡回演出，宣传抗日、为抗日募捐三年后，返回祖国的。当年二十四岁的我，原打算经滇缅公路，过重庆后到延安。途经重庆时，有幸与敬爱的周恩来总理结识，并在总理和阳翰笙、王瑞麟挽留下，留在了重庆，进了郭沫若领导的政治部三厅所属的中国电影制片厂。当拍摄阳翰笙编剧的《青年中国》影片时，我在躲避日本飞机轰炸的山洞中结识并相恋了厂里的演员阮斐，结成了一对抗日夫妻。当时的结婚启示就登在《新华日报》一九四一年一月一日版上，主婚人是阳翰签。准知婚后不久即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为了抗议国民党的分裂政策，当时，周总理不再参与国民政府军委政治部的活动，郭沫若也采取相应立场，我和阮斐随阳翰笙、应云卫退出了中国电影制片厂。我和阮斐是不惜放弃高薪坚持抗日立场的。随后在总理直接关怀指示下，由阳翰签、陈白尘同志经过短时间的积极筹备，迅速创建了中华剧艺社，用文艺武器配合形势向抗日的大敌展开了不屈的斗争。我和阮斐就参加了中华剧艺社。当时的中华剧艺社条件非常艰苦。在重庆山上租了几间房，又是住房又是排练场。那时剧团不论演员大小、干何工种一律吃的是大锅饭，忙起来大家竟能连续一个月见不到太阳，一天三场演下来人累不说而且每人最多只能多分一碗面钱。我外出内江、自流井办外交祖剧场、因穷得买不起象样的衣服，经大家认可，只能穿着戏里的剧装去办事。我们一对新婚夫妇也因剧团只能提供仅有的两间房而各住各的男、女宿舍。但大家工作效率极高，抗日情绪高涨。一星期或八九天便排出一个新戏。中华剧艺社的开场戏之一便是阳翰签同志用四十天赶写的剧本《天国春秋》。与总理当时在《新华日报》上题词：“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相呼应。成了总理题词的具体形象化的缩影。我当时是与白杨、舒绣文、耿震同志分别饰演韦昌辉、洪宣娇、傅善祥、杨秀清的。每当戏一演到台词是：“同室操戈、相煎何急，大敌当前不要再自相残杀了！……”时，观众都禁不住呼声雷动，全场起立，群情激昂啊！《天》剧首演即遭国民党军警宪特的破坏，他们假扮伤兵，砸戏院子直砸到后台，大打出手，以为能恫吓住观众与演职人员。
记得有一天，我们正在后台化妆，中国电影制片厂送给我、阮斐、应云卫等人每人一份解雇通知书。并当众宣布我们几人被解雇了！我们几个人接过来看都没看，一边当场撕了解雇通知书，一边笑着说：“我们早已不在你们那儿领工资了！到底谁辞了谁大概还没有搞清楚吧？！”引来后台一阵哄笑…………。
在我们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总理为了支持我们，每当剧艺社上演新戏时，就带新华日报社及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的全体人员到场看戏。有的戏甚至每次复演都来看，看到精彩之处还带头鼓掌。戏散了，总理还到后台来，象老朋友一样与正在卸妆的演员拉家常，细致地关心大家的生活、工作并和大家谈一些国内外的形势，给我们以鼓励与关怀，使我们斗志更加高昂。在总理的关怀下，我们的演出很成功，首演时卖座就纪录空前，久演不衰，观众人数创当时话剧的空前高纪录。也不知何时，在我们中间无形中形成了这么一条不成文的规定——我们这些人每排一出戏或要接什么角色，只要总理点头我们就去于，反之坚决不去。
为了更广泛地团结、教育、组织群众，剧艺社不仅在当时的“陪部”重庆演，还多次到成都、内江、自流井等地巡回演出。为大后方的团结抗日作了大量的宣传鼓动工作。日寇投降后，在国共两党举行重庆谈判期间，为了配合形势，我与王瑞麟（曾任长春市副市长、长影厂第一任副厂长兼厂务主任）商量后，剧团第六次复演了《天》剧。当敬爱的总理在国民党的张治中先生陪同下来到抗建堂剧场再度观看此剧时，观众发现了总理、张先生自动起立长时间地鼓掌欢迎，表达了全体演职员与观众一致呼吁不要打内战的真正心声！应该说：在总理亲自关怀支持下成立的中华剧艺社，在这一重大历史时期，为坚持团结反对分裂，组织群众坚持抗日，的确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已离我们而去了。但每每想起总理与邓大姐在政治上、生活上、工作上对我们大家，特别是对我们一家的关怀，总是感到温暖和幸福。
我们婚后不久，由于营养不良与长期的疲劳导致了阮斐患了当时的不治之症肺病，大口大口地吐血。总理得知后不仅见面时间长问短多方关照，还多次派秘书徐冰同志（建国后曾任统战部副部长）亲临病床前探望。在病情严重时，为避开重庆雾季与白色恐怖，经地下党组织安排阮斐回到了上海家中养病。适逢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不久，有一天，总理鉴于政治与军事形势危机，得知日寇马上要全面攻占上海时，让人通知我以最快的速度赶到新华日报馆二楼。当我赶到那里时，周总理顾不上寒暄，开门见山地嘱我火速启程把阮斐接出即将沦陷的地区，并对我往返旅途作出详尽周密的安排。我按照总理制订的时间表，日夜兼程接出了阮斐。同时，一批剧团家属也随阮斐转移到了重庆。回来的途中我们前脚刚离开金华，金华就沦陷了，进攻金华的日寇飞机一直追着我们乘坐的火车进行轰炸和扫射，当时的情景现在回想起来还真有些余悸未消呢！我们的二儿子项智力出生时，总理亲派秘书张颖同志前往宽仁妇产医院看望，知道阮斐肺病无法自己喂奶。还专门送去了当时紧缺的炼乳。红糖等营养品及鲜花，并作了细致具体的关怀。阮裴出院后，在庆祝苏联十月革命节时，敬爱的周总理、邓大姐为避免国民党对我们的注意与迫害，又以苏联大使彼得洛夫名义邀请我们夫妇到苏联大使馆与他们晤面。当我们来到苏联大使馆（现人民医院）院内主楼前，见总理与邓大姐早在台阶上等候了。寒暄后，总理与我一旁说话，邓大姐双手紧握着阮斐的手关心地询问她和孩子的近况并对她产后和治疗肺病要注意的事项逐条给予了关怀和叮嘱。在毛主席来重庆谈判期间，地下党又通过司徒慧敏给我和阮斐两人发了周总理亲笔请柬（当日接见大后方的文艺工作者共六人），把我们接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里与毛主席、周恩来等领导同志见面。上午在“八办”会客室里我们聆听了毛主席对当时国内外形势的分析与我党方针的精辟论述，晚上大家一起座谈了重庆与延安文艺工作者的现实状况与工作特性……。在那里，周总理与大家一起共进了午、晚餐。席上总理还风趣地告诉我们：“大家请放心吃吧，这里的菜全是我们办事处同志们自己种的！”当时“八办”外，巷子里全是国民党特务，他们有的化妆成焊洋铁壶的，有的扮成卖香烟瓜子的，还有的化妆成卖麻糖、椒盐花生，炒米糖开水的……挤满了整条巷子，进出“八办”的人全被拍下照片来，当时要不是我已被报刊杂志誉为大后方的“话剧皇帝”，有很大的社会影响的话，恐怕那时也早遭国民党特务暗算了。会见结束了，为防意外，总理考虑非常细致，由他亲自指挥用他仅有的一辆汽车把我们男女六人分二批在雷雨交加的夜幕掩护下安全送返了各自的驻地。
上海解放后，我是天马电影厂第一任演员部主任兼工会主席，全上海市的优秀工会工作者、劳动模范。当上海庆祝《鲁迅纪念馆》落成时，我主演了鲁迅先生的名著《阿Q正传》，饰演阿Q一角，当时轰动了整个上海市。不久，在一次见面会上总理拉着我的手说：“你该把重庆时的一些好戏再拿出来给大家好好演一演，也好给青年演员们做个示范嘛！”我笑着说：“我老了，一些戏又演又杀又武刀斗剑的，我怕演不动了。”总理当时转向大家放大声音风趣他说：“你们大家说项堃同志老了吗？我看不老嘛！”望着总理那充满信任鼓舞与期望的眼神，谁又能拒绝呢？在大家一片欢笑声中，我高兴地答应了总理，一定好好为培养新中国的年青演员们多做贡献！
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中，我被错划成了右派。当了二十二年“摘帽右派”。多种因素造成了我主动断绝了与总理的联系，其中最主要的一点是对这样残酷的事实自己从感情上无法接受，心里自然更不愿给总理以拖累。直到一九六二年，我这个当时全国仅有的重返银幕的“摘帽右派”，在临时借来参加拍摄故事片《停战以后》时，当总理与陈毅、贺龙、叶剑英元帅同来北影厂审查样片时，才又得知了我的下落。当时总理没能见到我（其实是我内心很矛盾，当了“右派”后，不知如何再见总理……而故意没见的），就通过该片导演成荫同志转达问候，他一边称赞我的戏仍然演得那么好，一边动情他说：“我打听了他好几年了，听说他的健康状况很不好，从样片里看到他很瘦很虚弱，你们要特别注意他的身体，一定要让他恢复健康……”（当时我被打成“右派”后，一九五九年一月举家被赶出上海，我到山东去接受劳动改造。正赶上全国渡灾荒，山东又是重灾区，生活异常艰苦，以至一年中三次肺炎差点送了命）那次我是带着病参加拍戏的。当时总理通过成荫对我和全家表示了真诚的关心，并对全家五口人逐个做了细致的了解和询问。一位日理万机的国家总理，在百忙中仍没忘了我和全家，对我的坎坷经历表现出了如此深情的关怀，听着听着，我的眼睛不禁湿润了……。随后不久，在总理的亲自关怀下，通过彭真同志亲笔致函山东省委，将我们全家迁入北京，我才得以正式重返了电影界。
十年浩劫中，因无故地批斗、打骂、非人的折磨，导致我整个人几乎全面崩溃，使我原本很严重的神精官能症发展到了精神分裂的边缘。面对我当时那吓人的病情，“革命造反派们”三次被迫把我送到了当时的红卫医院（即现安定医院）看精神科。是敬爱的周总理又一次在危急关头挽救了我们全家，挽救了我本人。当时我被内定为“六厂二校”经验中所谓的“从严典型”，准备报批后，第二夭要戴上脚镣手铐送往秦城监狱的。整我的重点正是我庄重庆这一阶段历史。我的三个孩子也因我而受株连。几个单位的工、军宣队串连起来，我和三个孩子纷纷在各自的单位挨批斗，被办专政学习班，其中老大和者三还先后被戴上了“专政对象”的帽子……，全家人人自危，苦不堪言！整我的报告送到了中南海，幸好总理亲自过日，当时不但没有批准，相反还做了明确的具体批示，以至工、军宣队紧急开会，第二天马上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对我一口一个：“你要好好感谢党！”“好好感谢中央首长的关怀！”并马上宣布我被“解放”。一夜之间，做梦都不敢相信的奇迹出现了——我竟成了“从宽典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