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全家的几十年来虽然备受波折坎坷，但在每个重大的历史时刻都是敬爱的周总理和通过总理体现出辛的党的政策在时时关怀、保护着我们，才有了我们这个完整的家和我们全家人的今天啊！是历史把我们一家与敬爱的周总理、邓大姐永远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
当敬爱的总理离开人世的噩耗传来时，真似一声晴天霹雳。我和老伴阮斐在七口人十平米的斗室里哭昏了过去，几个孩子也都哭肿了双眼。当时，由于“四人帮”和他们的爪牙们时刻都狠狠地盯着我们，在总理追悼会那天，我和老伴只能在二儿子项智力的陪同下，趁着夜幕降临天色昏暗时偷偷骑自行车跑到西单，为总理送行。春寒中的十里长街，挤满了自动前来为总理送行的人们。我们三人怎么也找不到可以挤到前排去的机会，最后我们只好沿着人海的“墙”，跑到稍微宽敞些的民族文化宫门口西侧，找了个前排几个人个儿都不高的地方，等候良久。总理的灵车缓缓地开来了，人群中一片哭泣，突然东边的人群中有许多人追着灵车跑来挤到了我们前面，一下子啥也看不见了。急中生智，当年已六十一岁的我赶忙在智力的撑扶下，站到了自行车后座上，老伴紧紧抓着儿子的肩膀半骑半站在自行车横梁上，好看清楚点，再清楚点，最后看一眼我们敬爱的周总理！灵车来到了我们跟前，当时我们脑子几乎都空白了。除了悲泣外只知道使劲伸长脖子，穿过无数人的头顶使劲往灵车里看。当时也搞不清是人挤还是忘情，老两口差点失去了重心，从自行车上半摔半跳了下来。灵车继续缓缓向西开去了，周围留给我们的除了一片悲恸，就是一片昏天黑地。然而，隐约中使人感到人群中蕴藏着一股无法压抑、征服的内在爆炸力和总理用他那伟大坦荡的一生在人们心中所激发的巨大凝聚力。面对这些，我突然感到热血在我胸中涌动，使我看到了一种希望。清明节来了，尽管“上面”三令五申严厉封锁，全家还是派儿子项智力去了天安门。在英雄纪念碑前给总理献上了一束自制的白花。低声地问总理倾述了全家人的心愿井深深地鞠了三个躬。回来后，他把看到感受到的那感人心魄的一切告诉了我们，不料他这一去差点又成了全家挨整的把柄。有人在会上检举揭发：“项智力去了天安门！……”一时间又上窜下跳嚷着要揪智力的后台——我。眼看大祸又要临头，全家人只能围挤在十平米小屋内，压低了嗓门商量如何订立攻守同盟以渡雄关……
春雷一声：“四人帮”终于被粉碎了。在欢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锣鼓声中，我和老伴在中断了演艺工作十余年后，再次得以重返银幕。第一部戏便是我、老伴阮斐和儿子项智力三人一起拍摄主演的《生活的颤音》。影片拍出来了，送到中南海审查时，邓大姐高兴地一连看了两遍，不但对影片纪念四五运动悼念总理的主题、演员的表演、音乐、美工给予了明确的肯定。还关心地问到了我们全家。其中还特别问到了片中“韦立”的扮演者项智力是不是就是当年在重庆亲自抱过的在宽仁医院生的那个孩子？听说是时，邓大姐又详细询问了孩子项智力现在在哪个单位？搞什么工作？生活近况……并满心高兴地相约我们到了中南海总理和邓大姐的住所——“西花厅”去话旧。当邓大姐得知我们至今珍藏着毛主席当年去重庆谈判时总理给我们的亲笔请柬及总理和邓大姐当年为见我们以苏联大使彼得洛大名义出面邀请我们的请柬时，非常地高兴、珍惜。马上安排中南海机要局的老惠同志借去影印复制后，又还给了我们。在那刚刚渡过严冬的日子里，邓大姐的关怀就象一股暖流温暖了我们全家。拍完《生活的颤音》七天后，我们三人又满怀对总理的爱与缅怀之情，一同拍摄了纪念总理当年战斗在重庆的影片《山城雪》。回想起来，粉碎“四人帮”后那一年，竟成了我建国以来最高产的一年。当年六十三、六十四岁的我在短短一年多时间里，一人拍电影演话剧（《于无声处》饰何是非）近十部。这工作量之大，连年轻高产的走红演员也望尘莫及啊！而这一切又都真正来源于我们一家人对敬爱的周总理发自内心的缅怀；来源于对总理的真情与热爱啊！
要写要说的还大多大多，千言万语汇一句：敬爱的周总理您安息吧！我们一定继承您的遗志，全身心地为中华民族的振兴、为国家的繁荣昌盛而不懈努力！
借此纪念、缅怀敬爱的周恩来总理之际，我们全家也在此衷心祝愿敬爱的邓大姐健康！长寿！
一九九二年春于北京
难以忘怀的教诲
周小燕
一九四九年七月“首届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我作为“国统区”的代表来与解放区的文艺工作者“会师”。这对于刚从国外归来的我是件多么新奇的事呵。在那次大会上，我看到和听到许许多多来自解放区的戏和歌，使我激动得几乎天天浸在泪水中；更使我激动的是在那次会上我荣幸地见到了周恩来总理，初次会晤，总理就“将”了我一“军”，总理说：“你是从法国留学回来的，会唱《马赛曲》吗？”我在法国学习时主要是唱西方古典歌曲，艺术歌曲、歌剧咏叹调等，《马赛曲》只是自己拿起曲谱唱过，熟悉它的旋律，没有背过歌词。因此，没唱几句歌词就“啦，啦、啦”地啦起来。总理听了笑起来，并象提辞似地轻声和我唱了下去。虽然当时的气氛仍然很轻松，但却由此引起我的思索，联系我在会期间看到的革命文艺，读到的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我仿佛领悟到周总理是在告诉我，文艺工作者应该唱革命歌曲，以鼓舞人民的斗志。大会结束后，回到上海，我就毫不犹豫地放弃我在法国学的那一套“资产阶级的东西”，大唱革命歌曲，如《西北农民歌唱毛主席》、《青年参军》、《刘胡兰》……等等。努力使自己成为一名光荣的“人民歌手”。参加土改时，我学会了一首用上海方言唱的《啥人养活啥人》的歌，后来我到北京时就唱给总理听，总理听了很高兴，以后总点名，要我唱这首歌，我更以为我把自己的“洋嗓子”，逐步化为“土嗓子”是做对了。
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年代，我来北京开人代会，又见到了总理。总理一如既往关心地问我：“你们学校最近怎么样？”我兴奋地向总理汇报了上海音乐学院贯彻执行“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搞“革命化、民族化、大众化”，“三化”的情况，我说：“我们唱歌的正在搞“三女”转化……。总理顿时很严肃地问：“什么‘三女’转化？”我说：“三女是《茶花女》、《七仙女》、《白毛女》，我们这些原来学西洋唱法的《茶花女》要先化为《七仙女》就是要先学戏曲、民歌，然后才能成《白毛女》娼好革命的、民族的人民喜闻乐见的中国歌剧”。我原以为我的汇报是告慰总理上海音乐学院执行毛主席文艺方针的情况，哪知总理一听非常生气，立刻找到文化部负责人，说这个问题必须马上解决。我见总理突然生气，不知是怎么一回事，很紧张。直至又有一次在外来活动之后，我问总理：“总理，您的记忆力真是惊人，您一天见那么多不同的国家首脑，对他们的国情，他们的名字都记得那么清楚”，总理说：“这是我的专业嘛，你们唱《茶花女》的不是要天天练功吗？我也天天练我的基本功的啊。”原来总理仍然要我天天练基本功，并没有要我把《茶花女》完全“化”掉。再回顾我回国以来，无论我是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出访演唱或是在国内的各种场合演出，总理从来没有审查过我要演唱的曲目。他鼓励我唱《马赛曲》、《啥人养活啥人》、《洪湖水浪打浪》都不是以“指示性”的口吻，“指示”我应该唱什么，而总是结合实际，因势利导，启迪我，作为一个文艺工作者，要以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祖国服务；他既鼓励我唱人民热爱的，能鼓舞人民的歌曲，但也曾这样对我们文艺工作者说过：文艺工作者能拿出有质量的，高水平的艺术到国际上去，要比我政治家去发表一篇演讲更有说服力，作用更大。总理这句话说出周总理是一贯肯定文艺在社会、外交、国际交往等领域中的作用的，是最准确，最全面贯彻“百花齐放”方针的典范。艺术实践证明事实确是如此。
一九八四年，我率领四名青年歌唱演员去欧洲的“音乐之乡”维也纳参加在那里举行的有四十多个国家，二百四十多名青年歌手参加的歌剧演唱比赛，结果，我国两名青年歌手双双夺冠。这一成绩引起全欧瞩目，因为这次比赛被国外报刊视为“万才瞩目”可与在美国举行的“奥运会媲美的全球歌唱比赛”，他们是用卫星转播的。最后比赛评委会主任、维也纳的卡博教授对我说：“老实告诉你，在我们接到你们的报名单时，我感到惊奇，你们唱中国歌剧（他指我们的京剧）的怎么能来和我们的歌剧歌唱演员比赛？现在成绩出来了，我仍然感到惊奇，你们经过了十年“文化大革命”怎么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培养出艺术上这么惊人的歌唱家？”在这样的国际比赛中获奖，当然全世界对中国人刮目相看，他们自然会把它与社会主义的中国、中国的政策，中国的潜力，中国的各方面联系起来，当时我就感到总理的教诲真是高瞻远瞩。
总理对文艺倾注了许多心血。过去，我们来北京开会，总理经常是在深夜找我们到中南海去座谈，我们知道，这是总理牺牲休息时间，关心文艺工作。他在座谈时，总是循循诱导我们文艺工作者要站在人民一边，深入实际，深入生活，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要以自己的专业，去为人民服务。
总理不仅关心文艺工作者演出什么节目，他更关心文艺工作者政治上的成长。
我记得在全国第一次文代会上，我见到总理时对总理说，我对革命没什么贡献，却当上代表来到北京开会。总理说：“革命不在迟早，参加革命就好，要永远站在人民一边”，总理还要我好好向我弟弟学习。
我弟弟周德佑是在抗日战争爆发后，参加了党领导的“第七演剧队”，到农村发动群众，进行抗日宣传演出，由于疲劳过度，积劳成疾，在一次演出中突然休克病倒，不幸逝世的。
周总理对我弟弟的逝世十分痛惜，他和邓颖超大姐当时亲自到我们家参加了弟弟的追悼会。事隔十二年之后，我出席第一次全国文代会，总理见到我还关心地询问：“你弟弟的墓上树碑了没有？”他还对在身边的人员说，“象他这样一位青年，离开优越的生活环境，参加我们的队伍，很不容易。”总理要我向弟弟学习，这是总理对我政治上的极大关怀。
以后，一有机会，总理总是在政治上热情地关怀着我。
我记得在五、六十年代，学习毛主席著作高潮时，有一次我问总理：“学习毛主席著作《矛盾论》时，知道了要抓主要矛盾。但我要演唱、要教学、要出访、要参加外事、社会等许多活动，对我来说，哪个矛盾是主要的呢？”
周总理回答说，一个共产党员文艺工作者，首先要做好一个共产党员。总理这样回答我，我一直琢磨了许多年，“这话怎么理解？”去年，我看了电影《周恩来》，从中找到了答案，总理就是一个共产党员的光辉典范，他就是我们学习的楷模。
十年浩劫，我被关过“牛棚”，挨过批斗，但是，我的心里一直感到很踏实，一直感到我的身后，有一无形的精神支柱在支持我，这就是周总理的形象。在“牛棚”里，我一想到总理对我的教诲，我就感到有力量。因此，“四人帮”的一时横行，却动摇不了我以后还是要用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祖国赢得荣誉的信心。
我现在已年逾古稀，但一想起总理，他那朗朗笑声，诲人不倦的话语，似乎又在我耳际回响，催我奋进。有人说我“一干起来就不要命”，是的，这是总理的精神在鼓舞我，我不能有丝毫怠倦啊。
周总理对我们一家的关怀
邹德华
我父亲邹秉文是一九一六年从美国留学回国的中国老一代著名的农业科学家和教育家。一九四五年，国民党政府委派他出任中国驻联合国粮食和农业组织的首席代表，我们全家也都在这时随他一起到了美国。一九四八年，他不满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和人事矛盾，辞去一切职务，留在美国经商。我有兄弟姊妹六人，我的两个哥哥都是一九三八年入党的共产党员，解放前曾在上海、昆明等地做党的地下工作。我大哥在党的安排下通过我父亲的关系于一九四一年去美国留学，学习经济和国际贸易；二哥参加解放战争，在一次行军中被捕人狱，是我父亲设法营救他出狱的。在党组织的同意下，他于一九四六年随我们全家一起去美国学习和工作。当然，我两个哥哥都是党员的情况在当时我父亲都是不知道的。
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们兄弟姐妹归心似箭，先后陆续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只有我父母，还有我大姐一家仍留在美国。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父母越来越想念我们，很想回国和我们团聚。但是他当时不了解党的政策，以为他过去在国民党政府做过事，新中国政府会加害于他，因而一时不敢回来。一九五六年，他给我们写信，希望能在香港见一见我们。在当时的形势下，我们感到由于我父亲和我两个哥哥的身份，我们一家去香港会面是不安全的。我们把这个情况向中央统战部作了汇报，并请示了周总理。
总理很快就指示我们不能去香港，要我们告诉我父母先去巴黎。当时冀朝鼎同志正在巴黎开会，总理知道解放前我父亲就认识冀朝鼎，总理就委托冀朝鼎做我父亲的工作，向我父亲说明党的政策和党对他的了解，邀请他回国参加祖国建设。我父亲听后感动不已，很快地解除了多年埋藏在内心的顾虑，毅然决然地离开美国，由我国政府安排经过瑞士和苏联，回到了祖国。
我父母亲回到祖国后，无论在生活上，工作上，思想上，一直受到总理的亲切的、无微不至的关怀。总理常对在全国政协工作的同志说，“你们让邹秉文先生讲话，他讲错了，不要跟他计较。”总理几次在舞会上见到我们姐妹都要询问我父亲的情况，一次他问我妹妹：“你父亲没有被划为右派吧！？”我妹妹说没有。总理就放心地说：“那就好”。我父亲也把总理看成他可以完全信赖和依靠的领导和朋友，经常是事不论大小，只要有困难，就直接给总理写信。譬如，我父亲要天天洗澡，宿舍里没有洗澡设备，希望住红霞公寓，他就给总理写信。我父亲眼睛不好，订不到大字《参考消息》，他也给总理写信。
总理曾三次接见我父亲，一次是接见缨云台，一次是接见龙云，他都请我父亲来作陪。一九七三年五月十三日，总理接见从美国回来的中国语言学家赵元任先生时，他不但提出要同时接见我父亲，还特别提出要我们全家参加接见。当时我二哥已调广州工作，我和我小妹还在下放劳动，只有我母亲、大哥和我另一妹妹参加了接见。等赵元任先生离开后，总理特意留下了我们一家，对我父亲说：“邹先生，我是了解你的，你是江南三杰之一嘛！”（注：解放前，南京东南大学有三位著名学者，一是工科主任茅以升，一是文科主任杨杏佛，我父亲是农科主任）。总理还说：“你为共产党培养了两个好儿子，我们感谢你！”总理又谈到他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也同样受到冲击等，我哥哥和妹妹清楚地理解到总理是在有意识地做我父亲的思想工作，要我父亲放心，说明党对他是重视的，信任的，希望他正确对待在“文化大革命”中所受到的冲击。在这次接见中，总理还对我父亲说：“邹先生，你给我的信，我都收到了”。总理接着马上对在旁边的秘书说：“邹先生要住红霞公寓，要订大字《参考消息》，你们给解决一下。”很快，这两件事都按父亲的愿望解决了。
我父亲一九五六年回国后，留下我姐姐一家住在美国，有十几年和我们一家中断了音信。“文化大革命”时，我姐姐听到许多谣言，说我父亲已自杀身亡等，急得不得了，但又不知道我们的住址，无法联系。一九七○年，她忽然打听到我父亲是全国政协委员，她就写信到全国政协打听我父亲，终于在一九七一年这封信辗转地送到我父亲手中。信上说，她全家要来中国看望我们。但那时中、美尚未建交，我父亲马上又想到求助于总理，即刻写信给总理。总理接信后亲自安排通过中国驻加拿大大使馆给我姐姐、姐夫和他们的五个儿女办了来中国的签证。我姐姐见到了我父母和我们几个兄弟姐妹，就是没见到我大哥（当时他正在于校受隔离审查）。又是我们敬爱的总理指示外贸部把我哥哥从干校调回北京，让我们全家得到第二次大团圆。我姐姐一家在中国期间在总理的关怀下受到很好的接待。
“文化大革命”前，总理很关心我们剧院，经常来看我们的排练和演出。一九六○年，中央歌剧院演出《洪湖赤卫队》，我演韩英。总理说要来看我们的演出。当天，由于总理有要事，我们演完了第一幕以后，我在台上看见总理来了。总理一直看完演出。演出结束后，他走上舞台，和大家一一握手。总理还要我再唱一遍“洪湖水，浪打浪”，总理一边打着拍子一边和我一起唱起来。那情景，至今令我难以忘怀。
十年浩劫，文艺团体被江青搅得乱七八糟。尤其我们中央歌剧院，原来是总理直接抓的，江青更是千方百计要摧毁它。江青对我们剧院采取了“挖心”战术，抽走了我们剧院一批又一批的骨干，以便最后完全拆散。总理当时识破了江青的阴谋，为了保存我们这个剧院，以“下放劳动”为名，把我们整个剧院交给部队代管。在一段时期以后，还没有把我们剧院调上去的音讯，我们院里几位同志联名给总理写了一封信，反映我们剧院同志下放以后，已处于无人管的状况，请总理亲自过问这件事。这封信由我设法送交总理。我请一位我过去的同学、当时是总理的秘书亲手把信交给了总理。据这位秘书后来告诉我，他问总理：“您还记得邹德华吗？”总理说：“记得！记得！”总理从头至尾非常认真地看了我们这封信，正看信时，见外面有人来，总理就把信揣到口袋里。
一九七二年，由于我们这封信，也许还有其他同志也向总理作了汇报。总理借着为西哈努克亲工祝寿演出的机会，把我们剧院大部分同志调回北京，在人民大会堂参加这次隆重的祝寿演出。经过“文革”多年的压制，我们的剧院得到恢复，我们剧院每个人的艺术生命又重新焕发出光彩，这都是总理关怀的结果，大家都感到十分激动。
我们敬爱的周总理身负重任，掌管着繁重的国家大事，日理万机，而在他的脑海中却装着全国人民。千千万万象我父亲这样的老知识分子和象我们兄妹这样普通的国家干部，都受到他无微不至的爱护和关怀。总理离开我们十六年了，我们怎能忘得了他？
后记
《周恩来和艺术家们》这本回忆文集终于付印了。从一九九一年三月我发起征稿到今年三月编辑出版，正好整整一年的时间。
去年三月全国政协会议快结束的时候，我突然来了一点灵感，觉得应该编这样一本书作为一个深切的纪念。
因为在历次政协会议期间，谈到文艺工作的现状与未来，总是不断地听到对周恩来总理的怀念，提到周恩来对文艺工作无微不至的关怀和亲切的教诲，不免唱出了一个咏叹调：
“假如周总理还在……！”
我又想到，今年正是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五十周年，周恩来不仅一贯身体力行地贯彻毛泽东的文艺路线，并对毛泽东文艺思想有所丰富和发展；特别是想到一九九三年第七届全国政协换届的时候，我和一些老同志也该退下来了，又正好是周恩来诞辰九十五周年，动员这些同志写下回忆文章，很有现实意义。既表达我们对周恩来永久的缅怀，也让周恩来的亲切教诲永远指引我们不断前进！
我于是向本届政协文艺界的朋友发了征稿信，也向很少数前几届和地方政协的委员发了征稿信，直到这次政协会议期间，共收到来稿五十余篇，歌曲二首。
这些文章大都是回忆自己和周恩来会晤中一些亲切的感受和难忘的教诲，不仅反映了周恩来对祖国文艺事业那种无限关怀的热忱；也生动地反映了周恩来平易近人，平等待人，亲切热情的风度，实事求是，事无巨细，一丝不苟的极其可贵的工作作风；特别是对一些被错划“右派分子”同志的关怀，以及在“文革”期间尽力保护文艺工作者的事迹，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这是每一个文艺工作者——无论是各部门的领导人、干部或专业工作者都应该很好学习的生动的教材。这对于推动文艺工作进一步深化改革，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艺事业，是很有现实意义的。
尤其是这次政协会议期间，按照邓小平同志的重要讲话，中央政治局决议的精神，讨论了政府工作报告，文艺界同志对文化艺术工作如何进一步深化改革，思想要解放一些，胆子要大一些，步伐要快一些，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等等一些问题，也进行了初步探索；大家共同回忆周恩来一贯实事求是，尊重艺术的客观规律，发扬艺术领导民主，反对左的错误，坚持“二为”的方向和双百方针的一系列教导，更加感到异常亲切和欢欣鼓舞。
尽管这本书的整个编辑过程，是我这个老人单干的结果，但也得到文化部老部长办公室秘书组周大兴同志的帮助，复印了不少稿件，北京电影学院音像出版社周明同志给以大力支援，帮我把全部稿子打印出来，便于我最后审稿，早日付印，我在此表示深深的感谢。
尤其是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金冲及同志，仅仅看了我写的后记和目录，就毅然决定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该社总编室主任谭德山同志立即全力投入审稿、编辑工作，力争在五月将此书出版发行。他们这种积极热情的支持，使我感动不己。我谨代表全体作者向中央文献出版社表示衷心的感谢和敬意！
我今后也不可能再编缉这样一本书了，我这即将八旬的老人也不可能再有机会遇到象周恩来这样一位伟人却又和文艺界结下如此深厚、真挚友情的一个朋友。我也不可能有更多的精力对周恩来的文艺思想作更多的探讨。但我坚信这本书将有助于对周恩来文艺思想的探讨。
中国革命文艺事业和新中国文艺事业的发展和繁荣，将永远闪耀着周恩来文艺思想的光芒！
最后，我再一次向所有来稿的朋友们表示衷心的感谢，特别是感谢那些年过八旬、九旬年老多病的老人们的热情支持：或不能写稿，但来信表示支持，或题词，或亲自撰稿；如八十六岁的老人陈学昭同志于去年七月写来稿子，十月就因病去世了。我怎么能够不深深感谢他们！？
荒煤
一九九二·三·二十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