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一件事，也在这里记述一下。
那是一九六二年全国政协会期间，我到民族饭店去看望文艺界委员丰子悄先生。那天丰先生深情地对我讲述总理对他的关怀。就在大会期间，上海的委员们有一次和总理相逢，当有人介绍到丰先生时，总理说：“啊！老漫画家，久仰久仰。”也许是总理见丰先生留着飘然长髯，是位上了年纪的委员，就关心地问他这次是否把老伴带来北京了。当知道没有带来时，总理一再关照一些老先生下次都要把老伴带来，也好相互照顾。一年后——一九六三年，再开政协会时，丰先生果然遵照总理的嘱咐，把老伴带来了。待我到民族饭店看他们时，丰先生又激动地告诉我说，总理记性真好，这次与他一见面就问：“老爱人来了吗？”一九七五年，丰先生病危住院，夜间睡不着，曾向陪住的女儿一往深情地回忆周总理关怀他的这段往事。现在，每当我回忆起当年自己在北京展览馆的经历，就会自然地将丰先生在政协会上的经历联系在一起。
一九九一年六月三十日
不会忘却的美好回忆
吴祖强
周恩来总理是全民爱戴、举世景仰的伟人，离开我们一晃就是十五年了。对于他，已经不需要再有什么语言或文词来加以描述，一切褒扬赞颂大约已全都是多余的了。提起笔来写一篇纪念短文，不过是抒发一点对他的心头思念，和为了表达些许长存的崇敬之意而已。
我生也晚，在工作中没赶上和总理有更多的接触，但是倒也保留着不多的、难得的记忆。例如，一九五九年和一九六四年他来观看过我参加创作的舞剧《鱼美人》及《红色娘子军》的演出。演出结束后都上台来向作者及演员们表示祝贺，并给大家，也包括我在内以热情的鼓励。当年他曾对《红色娘子军》特别赞赏，亲自指定要以这个舞剧作为招待苏联总理柯西金的晚会节目。一九六五年在北京举行的这次中苏两国政府总理的会晤，是“文化大革命”前已然极为紧张的中苏关系中的一件大事。总理对柯西金在北京的全部活动日程都精心做了安排。文艺晚会的地点是在人民大会堂三楼小礼堂，场子比较小，尤其是舞台和乐池颇难满足这些大型舞剧的演出要求。总理请编导们设法重新处理一下舞台上演员的调度，管弦乐队则必须将编制压缩到四十人以下，使得能够进入乐池。任务紧急，我作为音乐创作集体的负责人，承担了调整总谱压缩乐队人员的工作。记得和乐队指挥李华德同志一起花了一整天的时间，抢着总算做完了这件不很好办的事情，最后终于把乐队演奏员压缩为三十九名，这样就连同指挥一共四十人，没有超过限额。晚会很成功，柯西金总理盛赞这个舞剧的创作和演出。客人离开后，周总理特意到乐他边和我们握手，告诉我们柯西金非常满意，他十分高兴地向大家表示感谢。顺便说一下，正是有了这一次在小礼堂演出的实践，才有可能随后请毛泽东主席、少奇同志及各位中央领导人在同一场所审看舞剧《红色娘子军》，并接见全体创作人员和演员的安排。至于说到周总理对这出舞剧的关心，则还应追溯到一九六四年为庆祝建国十五周年和探索芭蕾舞剧“革命化”任务提出的时刻，我记得《红色娘子军》舞剧在国庆前夕正式彩排前后，他就曾和周扬同志等，还有江青一同来看过并发表了意见。这部舞剧他先后看过多次。
我后来在工作中常常听到不少老同志谈起周总理在世时对文艺工作何等细心关注，并对此深深怀念，他们都说周总理是国家领导人中最爱好文艺的一位，他是带着对文艺巨大的兴趣来关切和支持文艺工作的。而且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他懂得文艺，也理解文艺工作者，他真挚地和文艺家们交朋友，这很自然，他也就成了文艺家们最感亲切的好朋友。对中国文艺界来说，“良师益友”这四个字，他确实是当之无愧的。
提到亲切这一点，我不能不回忆起对我而言应是非常难得的，在我青少年时代和总理及邓颖超大姐（文艺界大伙儿都这么称呼）的一次偶然的直接接触。这是周总理在我脑海中留下的最初印象，也是后来一直保持不变的印象。也许还值得写一下。
那大约是一九四六年的初春，重庆的进步音乐界为了悼念在莫斯科病故的音乐家洗星海同志逝世一周年，在旅渝江苏同乡会大厅举办了一次纪念音乐会，演出星海遗作。最后的节目是由校址远在青木关的国立音乐院和讼林岗音乐干部训练班的师生，特意前来演唱星海的名作，用钢琴伴奏的全部《黄河大合唱》。这成了当时重庆进步文艺界的一次重大聚会。厅在楼上，并不太大，但来的人很多。我是一个一般中学生，知道了这件事却没能弄到票，于是和一个要好的同学一道径自到门口找熟人将我们设法带了进去。这时场内已经熙熙攘攘，没什么空座，连靠墙的走道也站满了人，还有人干脆在第一排座位前临近台口两旁边沿地上就坐了下来，好在台很低，坐在地上也还可以，而且并不会妨碍座位上听众视线。我一看正好快接近台口中间地方还有空当儿，两个人赶紧挤过去填进了这个第一排前的“地座”。在我们背后，也即是第一排差不多正中，其实还有几个空位，但有人看住了，明显是留座。我们两人坐到前面地上倒也无人干涉，我们很得意找到了这么个好地方，还往台上张望，却没有注意到背后己然有人入座。这时忽听见有个很熟的声音叫我名字，回头一看，发现是新民报记者高汾姐正坐在我的同伴后面。她的旁边即我的背后是一位身着深色中山装，黑发浓眉、气字轩昂的人物，看来却有些眼熟，啊，这不正是新闻照片上见过的，著名的中共领导人周恩来吗？高汾先对我说：“你也来了。”然后向周恩来同志介绍说：“这是祖光的六弟祖强。”周恩来马上对我说：“噢，你是祖光的弟弟，你哥哥的话剧《风雪夜归人》很不错啊，你看过了吗？”我还没有来得及回答，高汾接过去说：“祖强刚刚在戏里扮演了序幕中的乞儿乙。”周恩来同志爽朗地笑了起来：“是嘛！那好啊。”他侧过身去朝坐在他另一边的邓大姐说，“把糖拿来，喏，吃糖，吃糖。”他先拿了一块糖给我，又给了我的同学和高汾，自己和邓大姐也各自都剥开一块放进嘴里。记得他似乎还问了我喜不喜欢《风雪夜归人》这个戏？在哪儿读书？多少岁？有什么爱好等等。随后音乐会就开始了。说实话，我完全没想到周恩来会这样和我说话，自然也有点不知所措，倒是一吃糖，立刻就松弛了。当时我觉得，这位共产党领导人竟如此平易近人，没有架子，朴实可亲，真和一些国民党大官全然不一样。我明确意识到，周恩来是共产党大人物，也是中国的大人物，而给我的印象他却完全就是个普通人，一个和蔼又亲切的普通人！
音乐会自始至终十分热烈。最后全体起立，由李公朴先生指挥大家高唱星海的《救国军歌》离开会场，下楼出门，走上街头，群情激荡，连相互道别都没有了可能，这情景如今想起来还叫人难以平静。周恩来同志和邓大姐等是怎么离开会场的，我一点都没有注意。
这场音乐会是我参加过的最富情感的，一直记忆犹新的音乐会之一，在这场极不一般的音乐会上，周恩来同志曾经请我吃过糖，则更成为使我终生难忘的一桩美好往事。大约三年之后，我在国民党统治区的首都南京，地下入党。那是一九四九年初，距离“百万雄师过大江”已为时无多。我那时候有了加入共产党的觉悟，可以说主要是在解放前南京如火如茶的反蒋学生运动中经受了锻炼，也有平时所接近的一些文艺界进步人士和同志朋友们，包括大哥租光的影响。这自然不能是因为共产党的某位高级领导者曾经请我吃过糖。不过，真的也很难说，周总理当年请我吃的那颗糖果，以及在一个少年人心目中一并留下来的，虽是偶然的接触却是深深地沁入肺腑的，一位伟大共产党人所带来的党的亲切吸引力和感召力，对于我的入党是不是就完全没有产生过某种无形的、不知不觉的作用呢？
周总理具有惊人的记忆力是众所周知的。即便如此，我也不可以希冀他能够记得我上面所说的这件小事，这件事的确太微不足道了。五十年代我在苏联留学时曾经见过他，六十年代前后由于舞剧音乐创作引来过少许接触已见前述，我多次聆听过他对文艺界的讲话。“文革”前他还曾陪同西哈努克亲王采访过我们中央音乐学院，有过一些见面的机会。他自然都不会，也不可能想到我就是那个曾经吃过他和邓大姐一颗糖果的，曾经坐在他和邓大姐座位前面地上听洗星海《黄河大合唱》的中学生。
但是，那个近半个世纪前的中学生却会永远记得这件事，而且记得相当清楚，这已经成了他对这位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人、人民的好总理周恩来同志的永不忘却的美好记忆。
一九九一年七月四日
难忘的教诲
陈学昭遗稿
敬爱的周总理离开我们已经十五年了，然而，在延安时期他给我的教诲，对我的关怀和帮助，我终生难忘。
当我写成了《延安访问记》不久，当时的生活伴侣就觉得我在这里受欢迎，而他却被冷淡，一定要离开延安回重庆去，我只好听从他。回到重庆后，他一时找不到工作，在自己住处设诊所，可是没有什么病人来。原来寄养在他的一个亲戚那里的一个男孩子，突然患伤寒病，没有告诉我们，也没有及时找医师，还吃错了药，竟死了，埋在了江对面的荒地里，使我们十分伤心。
本来由于这个孩子才一直下不了到延安去的决心，如今已不存在这个羁绊。再加上我第一次去延安时，革命领导人的优秀品质和崇高理想令我钦敬，于是更加坚定了我再次去延安的决心。我就到八路军办事处——一般只叫办事处，找到周恩来副主席，对他说，“我还是要去延安！”周副主席听了，非常高兴，要我搬到办事处的招待所，随时准备出发。
这一次，我坐的是公家的大卡车，同车有二十多人，有的是请去的，有的是自愿去的，有女有男。没有意料到在离陕甘宁边区不远的地方——同官（现铜川市），国民党反动派的便衣警察和武装特务把我们的车扣留了，我们被赶下车，关了起来。女的住在一间小屋子里，只有一张铺，两个女同伴睡了，我睡在泥地上，司机不知从哪儿想法弄到了一点干稻草铺在泥地上。这次上路前我听从周副主席的话，改了姓名和职务，还留了长发，在被扣的日子，敌人常让我们到山上站着，要我们喊拥护国民党反动派的口号，我们装作听不见也不喊。他们也没法。有时，一个一个地叫去谈话，有一天晚上叫我去谈话，问我：“你们当中有个叫陈学昭，会写文章的，你讲出来，对你没有害处。”“是男还是女？”我问。“笨胚！滚！”敌人恼怒了。
敌人叫司机把车子开到西安，把我们送进集中营里关押起来。司机说他是被雇佣的，车子开到延安，还要回重庆，只管拿钱，其它什么都不管。他们也没法对付他。司机吃、住、行动都自由，他常在街上游来荡去。一天他终于遇到了一辆开往延安的卡车，他赶上去对车上押车的人说明了这里人车被扣的情况，请他迅速告诉党中央。于是党中央打电报给在重庆工作的周副主席，经过周副主席直接与蒋介石交涉，蒋只得命令胡宗南把我们释放。到延安后，才知道司机是个共产党员。
到延安，又是忙着参观、访问，然而，在这热烈艰苦奋斗的生活中，原先早就不和睦的家庭，矛盾不断激化，终于分道扬镳，一个女孩留下给我。从此，我得到新的生命。
一天，突然得到邓大姐的条子，告诉我沈雁冰先生的夫人孔德址托她带来东西，要我去取。我在次日上午就去了，见了邓大姐和总理，我很激动。他们当然已知道我的事。总理说：“你年轻时不识人，不是犯错误。好，不要难过！”“现在不要再去想它了！”邓大姐接了一句说。
“喏，吃这！”总理说着，伸手从手边的纸包里拿出一颗巧克力，塞到我手里，“现在吃这！”
邓大姐问到女孩的情况，我谈了常送鸡蛋给她，烧汤吃。后来，知道送鸡蛋的人更多了，幼儿院里的阿姨说，“这小女孩有这么多母亲！”
自从听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看到很多同志下乡，我也想下乡，领导和同志们劝我暂时下去，因为当时我身体不大好，语言也不方便，下乡去，我听不懂当地陕北话，当地人听不懂我的浙江话。
接着，我被调到《解放日报》任编辑，我没做过编辑工作，心里很不安。我分配负责第四版的工作，四版是综合版，刊登科学、医学卫生、农业、文学艺术……等各方面的文章。
我住在报社的一个窑洞里。
在报社工作两年，得到极好的学习，受到深刻的教育。曾经参加审干、搞大生产，我学会了纺线，边区政府召开第一次劳模大会，我被报社分配去采访劳模，写报道，在《解放日报》上登了两篇。劳模大会结束，我被分配去中央党校四部去做文化教员，并学习党的政策。
周总理知道了我调在中央党校四部学习政策，让邓大姐转告我，他觉得很好。
令我难过的是身体不好，可仍旧向往着下乡。我把这个想法跟周副主席说了，他说，以后总有机会下乡的，写作不是没有题材，可以写一个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过程，怎样走上革命的道路。不是对年青人也有帮助么？还鼓励我好好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讲话》，深刻领会《讲话》的精神。
周副主席的一席话，使我陷入深思。想起以前在法国学习的日子，为了专学法文，有一大段时间住在寄宿女学，这学校专招收外国女学生的。一个意大利同学，她常说：“Qu，ilestbeau，quandontravaille”——“工作着是美丽的”。于是我听周副主席的话，开始写起来。写了近两万字，觉得没意思，不写了。过了些时，周副主席问我，我老实相告。他要看，我送呈他和邓大姐看，他和邓大姐都鼓励我，我又继续写。后来，在行军路上，不论生活多么艰苦，行军多么累，我还是坚持写，终于写成，蒙几位领导人看过，一九四九年在大连出版，这就是《工作着是美丽的》上册。
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胜利，日本人投降了。国民党反动派用飞机轰炸延安，延安的人们立即分散到其它根据地去。
这时，周副主席曾对我说过两次：你要有准备，今后你的工作在国外。
组织上要我到哈尔滨去，有两位男同志因事要出国，可以同行，于是我上路了。到了哈尔滨，我住在一问招待所的小房间里，整天看点书和报纸，等待着动身。李富春副部长早发给了我不少黄金，为了在国外用黄金换法郎比银元方便。两位同行的男同志来告诉我明天一大早动身，他们好象是去德国，我心里不安，只怕睡得太好，误了时间。突然，半夜，十一时过，有人敲我房门，听声音象是组织部的秘书长，说：“通知你，明天早上你不动身了。”说完他就走了。
后来，还是组织部长的夫人悄悄告诉我，是一位女作家对刚从苏联回来的老同志说我出国不是为了工作，而是去看朋友。这位者同志没有调查，正好组织部在开会，就在会上提出反对我出国看朋友而被通过了，别的人员不便出声。
我住在这小房间里很安静，提笔写一点散文，就在通知不出国的这天下午，这位女作家来看我，问，“你怎么还不动身呵？”我问：“动身到哪里？”“不是出国么？”她说。“出国干么？我自己没有要求。”我说。她不出声，看我要写东西，坐一下她就走了。在哈尔滨，我请求组织上给我点工作，他们要我到报社去帮忙看些稿子。
不久，我到北京参加全国第一次文代会，文代会结束后，过了两天就召开妇代会，也是第一次。在妇代会上，我见到了邓大姐，她很吃惊似的，问：“你这么快就回来了？还是没有去？”
我很激动，说：“谈起来话长！太嗜苏！有机会好好和您谈。”她说：“好！”看旁边正有好些代表站着，就没说下去。晚上，我去看望了邓大姐，周副主席出去了，不在家。我告诉了她没有出国的原因。她听了很吃惊，也不愉快。
后来听说周副主席询问了这件事，还说，派女同志出国工作，没什么不好。安慰我留在国内，仍旧要好好工作！我深深体会到周副主席的心胸豁达大度，为争取一切抗日爱国的力量，他总是想方设法团结同志。他的心投在党、祖国和人民的怀里！
我觉得总理对我比较了解，是在重庆的时日，他看到我是怎样对付国民党反动派的威胁引诱。我不贪钱，不怕死，宁死也不跟他们走！宋美龄请人送钱给我，发请柬约我去游园、集会，我都不予理睬。
过了些时，我很想回家乡去。当时浙江还没有彻底解放，社会秩序很乱，组织上在我的请求下同意暂时回去半个月。一九四九年我回到杭州，参加了农村的民主反霸，迎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光荣诞生。我曾写信给邓大姐，表达了我对祖国大好形势的欣喜心情，同时感到总理的担子更重了，希望他在百忙之中注意珍摄，劳逸结合。邓大姐后来也有信给我。不久，我调往某大学搞教育工作近一年，又到农村参加土改，直至反右斗争，我都没有断绝和邓大姐、总理的联系。当我摘除右派帽子的消息见报后，曾写信给邓大姐，她回信给我，大意是要我与省的领导互相尊敬，亲切相处，争取解决自己的组织问题。
大约是一九六二年夏天，中央文艺界组织学习政策的学习班，要我去参加。到北京后，在许可的情况下，我打了个电话给邓大姐，说我很想见见她，邓大姐和我约了时间，我如约去了。邓大姐在门口接我，免去了我在传达室登记的麻烦。她把我邀进卧室外边的一小间，不是会客室，这小间里只有一只小小的长桌子，两只清洁的木椅。我们两人并排地靠小长桌坐着，她一边削苹果给我吃，这是她准备好的，早已放在长桌上的，一边对我说：“昨晚他（指总理）忙到今早二时才睡觉，我们不去叫醒他了。”
我吃惊地“呀”了一声；说：“您要劝劝他不要这么劳累！”
她说：“唉！我自己也睡得很晚，有时帮他做一点事。”她问我的情况，还是鼓励我：争取解决组织问题。注意健康！健康第一。
我想：总理在休息，在这小问里谈天不免会打扰他，我就告辞了。没想到这次竟永远失去了与总理见面的机会！
在和总理接触当中，觉得他对我的思想，鼓励多于批评，他总是谆谆说服，以身作则。
尤其是在五十年代、六十年代艰难困苦的岁月里，一想到总理对我的教诲和鼓励，就努力克制住不被人理解的感伤心理，拿起笔，继续完成《工作着是美丽的》的下册和续集的写作。
每当想起总理，他的音容笑貌，他的慈祥和蔼的神情，栩栩如生地迸现在眼前！总理，人民的好总理，您没有去，您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中！
永不消失的微笑
莫德格玛
我曾不只一次看到敬爱的周总理那动人的微笑。那微笑，曾给我们温暖和力量；任凭年华流逝，那温暖依旧、力量永存。在我心问，那微笑已成永不消失的微笑。
总理微笑闪金光，
“以我为主”是栋梁。
星星月亮普天照，
甘为人间铺大道。
总理微笑闪金光，
我敢登天摘月亮。
月亮月亮伴我走，
天高地厚谁敢挡。
总理微笑闪金光，
我的青春献太阳。
太阳太阳伴我走，
天长地久容宝藏。
总理微笑闪金光，
“以我为主”是栋梁。
精英亿万奏凯歌，
闪闪里程诗汪洋。
我成长在诗的海，歌的、舞的海。但是，前几年，民族虚无主义日甚的社会背景下，出现了民族舞蹈人才断层。尤其文艺界“流行病”蔓延，“走穴”浪潮四起。在那社会大舞台上，国家一级艺术表演团体艺术质量层次下降，流行歌星当主角……。我团也开始强调“亚非拉为主”，偏离了当年周总理提出的“以我为主”的方针。也出现了随波逐流，追风赶浪的现象，在国内外造成了不良影响。我看到这些现象，难过极啦！面对凶猛的潮流，我深知个人的力量难以阻挡。啊！敬爱的周总理，您在哪里？我要到人民中去寻找！
啊，您的英灵在召唤。我要走到天涯海角。
正当告别北京登车而去的那一时刻，伴同我的只是五只服装、道具箱。送行的只有丈夫、女儿。
奔向草原的列车离开北京的时间正值午夜，候车的人寥寥无几，风吹落叶的飒飒声更增添了这里的静寂和凄清。一次次只身远行，每次出发前的那种情景，都使我感受到一种撕心般的痛楚，特别是舍不得孩子。此刻，我忍着忍着，泪水可别当着女儿流出来。等到车启动，随着那一声“铿登”，眼泪顿时夺眶而出。过惯了演出集体生活的我，只身出走，九出北京城，九人内蒙古无边无际的大草原，这是为什么？为什么？！
列车奔驰着，穿行在峻岭崇山间，驰向八达岭。我透过浓重的夜幕举首仰望着山巅。我觉得在高山之巅正有一位伟人在俯视着自己，浓黑的双眉下，一双睿智的眼睛正关切地注视着我所走的路。不由从我的心底深处涌起一声声呼唤：“周——总——理，您在哪里……”
车轮滚滚，在那深深的山谷里，回音四起。幻觉中，周总理亲切的笑容，淳谆的教诲，交相出现，抑制不住的泪水洒落我的胸前……
记忆的长河，一下回溯到一九六五年一月二十七日的下午六点钟。
在前门饭店，我和参加全国青联会议的同志们正坐在餐桌旁边用饭，突然听到服务员喊了一声：“谁是莫德格玛？”我应声站了起来：“我就是寞德格玛”。服务员向我走过来接着说：“有你的电话……”我心想，在举目无亲的北京，谁给我来电话？觉得奇怪，便问道：“哪儿来的？”服务员十分肯定的口气说：“总理来的电话……”总理？我肃然起敬，又立刻跌坐在椅子上。我转向自己身旁久负盛名的京剧艺术家杜近芳：“是你吧……”
“不，是你。”
我真不敢相信，举世闻名的伟人——总理，给我来电话？我甚至不敢拿起电话筒。杜近芳看着我那疑惑的神情，又补充说：“我的名字是三个字，你四个字，是你！”
虽然在组建东方歌舞团时周总理、陈毅外长通过乌兰夫主席指名调我来的，总理也不只一次地看过我表演的《盅碗舞》，尤其是在人大礼堂为访问我国的总统们演出是经常的事，似乎每星期在国事演出中见面，可我觉得总理直接给我来电话是不可想象的。此时此刻服务员拿着电话记录催我拿起话筒，我强自镇定了一下，对着话筒问候：“您好！”“你是莫德格玛吗？”“我就是……”
“我是总理办公室秘书成元功。刚才总理打了电话，他要我们找你，我们派人找了你一个下午，这才把你找到了。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总理要接见你……”
“接———见———我？”
这时候，我才如梦初醒，急急地握紧话筒问道：
“我怎么去呀，门岗能让我进去吗？”
成元功秘书告诉我：“不要急，我们已经安排好啦，七点钟去车接你，你等着。”
“七点钟？”我急得连连叮嘱成秘书请快点来呀！
当我放下电话，才发现身边已经围了许多人，都想通过电话听听总理的声音，大家听说总理要接见我，用羡慕的目光注视着，而且就象接见自己一样幸福和温暖，陪我等着来接我去紫光阁的车。那么多双眼睛盯着楼外，寻视每辆开进大院的车。
楼前开来一辆红旗小轿车，时间是六点半。大家一拥而上询问：“是总理办公室派来的车吗？”“是接莫德格玛的车吗？”“是不是接到紫光阁？”
车停稳之后，司机走下车，拿着条子，在人群中扫视了一下，然后笑眯眯地走到我面前说：“是你吧？”
当我见到司机亮给我看的条子，“啊”了一声，这时才真正意识到真的总理要接见我了，扭头就跑到四楼去向内蒙古的青联委员们报告了喜讯，随着又跑下来，上了车。
七时整，到达了中南海紫光阁。总理办公室秘书成元功已经候在门前。他微笑着走过来说道：“你等着，我去向总理报告你到了。”
稍顷，周总理在成元功陪同下走进紫光阁，叫了一声我的名字：“莫德格玛你来啦！”
我高兴万分跑过去，两手合掌在胸前深深地鞠了躬，向总理曲膝间安（蒙古礼节）。总理让我坐下，手里拿着载有我在全国青联会议上发言的那期简报，简报上面总理已经做了密密麻麻的批注。（用红色笔写的）。
坐在总理面前，感到他老人家是那样的亲切，紧张的心情松弛下来，我高兴地说：“总理，您叫我的名字发音那么准，我感到格外亲切。”
总理笑了，说：“在会议简报上看到了你的发言，你对艺术团体出国访问中的情况反映得很好。”接着又说：“你还有什么，可以直接同我讲，不要有顾虑，哪怕提出问题，我很想听听，往往许多情况从群众中来……。”我肃然起敬！“总理，我特别想聆听您的指示”。
总理，“坐，坐！”抬手做了一个手势，让我坐下来。
听到传来的乐曲声，才意识到放的是唱片。我站起来鞠了一个躬、邀请总理跳舞，一边跳交际舞，一边交谈：“我们中国青年艺术团的演出轰动了欧洲，每到一个国家，著名报刊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演员们每场演出都为为国争光而拼搏。可是，外国人说我们演员平常生活中的穿戴不入流，太寒酸，象农业代表团。
欧洲人兴穿超短裙，我们领导决定把旗袍剪短。旗袍剪短后，只能站着，不敢坐，怕西方记者拍照腿。欧洲人爱看女人脚，领导又决定让我们穿上火箭鞋，我们变成了穿超短旗袍加上火箭鞋的中国姑娘。西方记者就提问：“你们国家的礼服是旗袍吗？’我们既点头又摇头……，那么，我们生活上到底向谁看齐呢？”
总理：“西方名角演员们只是花枝招展罢啦，没有政治地位，与你们不同。我们国家有成就的名演员，有很高的荣誉地位，可以参与国家大事，当家做主人嘛。”
赵燕侠从香港演出回来，也向邓颖超提出过旗袍的事……
总理停了一下，指了指椅子说：“我们不跳舞啦。你的汉语讲得很不错嘛，蒙古语不要忘了，好啦，我还要听你讲下去。”
“我们在米兰一次上千人的大型酒会上，有一位意大利友好人士说，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在小小的舞台上，通过艺术家们的精湛表演，我看到了古代的中国，而今天的中国看到的太少。”
“我们带的节目很多，每个节目的艺术质量都很好，外国人欣赏，我们自己也喜欢。我觉得每一台晚会的组成和比例，经常出麻烦。出国带什么节目？怎样组成一台晚会？主导思想是什么？”
总理微微点头：“反映的意见很好，很好，我很高兴，等一会儿，把有关部门的负责人请到这里来，我同他们讲一讲。”总理看了看表，“已经九点了，还来得及。”说完这话，走出了大厅。
二十二点至零点三十分。
总理：“我把你们召集到这里来，讲几件事情。莫德格玛在全国青联会议上发言内容很好，反映了文艺团体在国外演出的情况和一些尚待解决的问题，建国以来，我国派出许多文艺团体，很少有人象她这样反映情况，提出问题。我很赞成她的发言。文件还在我这里。她的发言，很诚恳、质朴、生动活泼……。你们是不是也谈一谈呀，说错了也不要紧。”
总理：“只有几个人发言，看来，还有人不敢讲话，莫德格玛在青联会上豁出去发了言。可见，我们干部的民主作风差。值得注意呀。”
总理翻了一下手中的简报，说：“这里莫德格玛反映艺术团出国还规定演员不能直接答记者提出的问题，只有团长答记者问，让演员们站在旁边看着。她说：‘这样，我们难过极啦！’为什么作这种规定呢？她们不仅是艺术家，也可以争当社会活动家，外交家嘛！”
“再一个，关于出国带什么节目及组成一台晚会的主导思想，可不可以这样：三分之一是反映当代人民的精神面貌，思想性、艺术性、民族性强的新节目；三分之一是传统的、健康的、人民性强的历史题材的优秀剧目；三分之二是外国的优秀节目，健康的、艺术性强的节目。
你们回去讨论一下写出书面总结，送到我这里。”
…………
列车的颠簸把我从沉思中摇醒。东方已透出曙光，彩色的云霞仿佛是在紫光阁看到过的灿烂的笑容。我的眼泪不由自主地滚滚而落，因为总理的音容笑貌再也不可能看到了。
情感的河流一直在心底流淌，回忆象一条扯不断的线。
我理解，总理讲的三个“三分之一”的核心思想同总理以前指示的“以我为主”一脉相承，仍有深远的指导意义。
是总理的直接关怀，诞生了东方歌舞团；是总理“以我为主”的指示，确定了“东方”的文艺方针；在这一方针指导下，东方的艺术家们走向世界，传播了优秀的民族文化，为祖国争得了荣誉；“以我为主”显示了祖国的尊严，民族的自豪感。
然而，曾几何时，变为“亚非拉为主”呢？
文化艺术交流是完全必要的，但不能把策略思想当作目标，更不能用异国他乡的东西，取代自己民族民间的艺术，不能作这样一种没有出息的“艺术家。”
啊！叶落也要归根！
…………
天亮了，玫瑰色的云霞照亮车窗。随着目标的逐渐接近，我心中的太阳、月亮、星星照亮了日日夜夜的旅程。
…………
啊！周——总——理
一九九一年七月六日晨于北京
亲切的怀恋
资华筠
和许多在周总理直接领导下工作过的革命前辈相比，我和周总理的接触不算多，但那仅有的几次亲切会见，却长久地留在记忆之中，日月的流逝，使它变得愈加清晰、深刻。今天把它记叙出来，是想通过这一滴滴水，映射出日月的光辉，也可能把自己无尽的思念汇入亿万人民的情感波涛之中。
一九六三年的元宵节，人民大会堂宴会厅里回响着优美的音乐和阵阵欢声笑语。敬爱的周总理来参加首都文艺界的联欢会，大家都沉浸在无比的幸福之中。
我因有演出任务，一直在休息厅候场，心里十分焦的不安。这不仅口为一时兄不到周总理——不能请他老人家跳上一曲，更主要的是当晚我被指定表演的节目——独舞《白孔雀》，在动作创新和服饰设计上，步子迈得较大，引起了舞蹈界的争论。文化部徐平羽副部长特别指示，“演给周总理看看。”那么，这时的候场，就有点象“候审”——等候宣判的味道了。
上了舞台，我就“忘乎所以”了。老实说，作为演员，我偏爱这个节目。因为导演十分注意发挥我形体条件和技巧方面的优势，跳起来感到挺过痛，当晚的演出效果还不错。
卸了妆，我坐在宴会厅的一个角落里，忐忑不安的心情有增无减——不敢主动去靠近周总理。
“资华筠同志，祝贺你，孔雀舞从集体到独舞，从绿孔雀变白孔雀，应该说是一个进步嘛！”万万没想到周总理主动走过来请我跳舞，并且以这样幽默的话语作开场。
意外的高兴并未减低我的紧张心理。我深知周总理对待演员从来是十分爱护、宽容的，但这并不等于对这个节目作出了肯定的评价。如果节目最终被“枪毙”了，演员的劳动岂不付诸东流。于是我迫不急待地把对于这个节目的最尖锐批评和盘托出：“有人说这个节目有印象派倾向，不能上演。”（那时我对“印象派”似懂非懂，却很清楚这个意见对一个节目的批判意义）。
“噢？”周总理轻松地笑了，似乎没有理会所谓“印象派”的严重性。“我看，这个节目主要是民族风格不够浓郁。只追求美——尽力发挥演员的线条、技巧，是不够。应该注意民族的感情、民族的意韵……”
就这样不知不觉地，周总理和我边跳舞，边讨论起《白孔雀》的修改方案。舞曲终结时，周总理握住我的手说，“修改节目，演员也有责任。你要好好向傣族舞蹈家刀美兰学习，在加强民族风格上好好下功夫。”
徐平羽同志把我悄悄叫过去问清这次谈话的详细内容，会心地笑着说：“今天你的演出收获不小！我知道，周总理一定能够保护这个节目的。”
一九六四年夏，一次小型联欢会上，周总理问起我的近况后，对我说：“舞蹈家不能孤陋寡闻。譬如，最近正在搞京剧现代戏汇演，你们要好好学习，不要认为与己无关。”
“我们都有观摩、学习的愿望，但是观摩票不好搞……”我直截了当地提出了实际困难。
“把国务院的票分一部分给你们嘛！”周总理回答得十分爽快。当即交待给工作人员：“统计一下观摩人数，从次日招待人大代表专场演出的票中，提取一部分来解决。”
我记得第二天是在政协礼堂观摩关肃霜主演的《黛诺》。我还有幸拿到一张红请柬，在人大常委的保留席入座。当服务人员对我的“身份”表示质疑时，又是周总理帮助解了围。
几天后，接到了徐平羽同志的秘书打来的电话，说是周总理交待过要关心一下你们的观摩问题，特送上《奇袭白虎团》的观摩票…………
二十多年过去了，在我观摩过的许许多多京剧名作中，我对《黛诺》和《奇袭白虎团》的演出，印象特别深，不只是因为艺术家们精湛的演技，更因为这两场观摩是在一位伟人的关怀、指点下进行的。有如凭添了一双隽智的眼睛在帮助自己汲取艺术养分…………
在学习乌兰牧骑的热潮中，文化部组织了中央农村文化工作队，要我们长期地无条件地上山下乡，为广大农民服务，在艺术实践中，磨练自己，改造思想。
我自愿放弃了参加《东方红》的演出，报名参加了这支乌兰牧骑试点队。为了适应农村演出，我和过去演熟了的“仙女”、“花”、“鸟”告别，剪了头发，扮起了“女民兵”、“妇女队长”、“包身工”……
一九六五年末，回京汇报演出期间，我有幸又一次见到了周总理。由于风吹日晒变了颜色，又剪了辫子，他老人家几乎认不出我了。当了解我曾去海岛体验生活，又参加了农村文化工作队时，他高兴地鼓励我说：“是啊！应该多搞一些富于时代感的节目。”又说：“你剪了短发，我一时没有认出来，这要请你原谅。不过，也说明你确实别有一番风采了，要珍惜自己这个变化，努力和群众相结合……”一席话说得我眼睛潮湿了。我在心中暗下决心，一定要搞出几个富于时代气息的好节目，向周总理汇报。
万万没有想到这就是我最后一次亲自聆听周总理的教诲。向他老人家汇报新节目的愿望也变成了泡影。每每想起，无限怅然几次短暂而亲切的会见中，周总理的语话虽然不多，所包含的内容却涉及到如何创造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艺的各个方面，体现了扶持年轻人的热忱，令我终身怀恋。
我的第一份提案
张权
一九六二年三月下旬，我刚结束了在黑龙江、吉林、辽宁三省的几个城市和矿区的巡回演出到了天津，这是音乐会最后的一个演出点。一下火车就见到了黑龙江省歌舞剧院院长沙青同志。他是前一天从哈尔滨赶到天津来通知我赴北京参加全国政协三届三次会议的。我听了这个消息既兴奋又觉得太突然。想到我离开北京已整整一年，在这一年里，我演出了近百场的独唱音乐会，每次我必定要唱《想念着你啊，北京》这首作品，是通过它，诉说我无法割断的思念之情。此时，我将有机会再一次投入它的怀抱，心里反而产生了一种迟疑，我反复询问沙青同志，究竟怎么会让我去参加这样的大会？直到他给了我一本毛主席著作，指出其中有关统一战线的文章叫我仔细学习。原定演出十场音乐会的票虽己售完，经过商谈改为五场。大会方面由组织帮我请假数日。
当我赶到北京时，周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已做完，并开始了小组讨论，我心里很着急，那么多重要的事情本来就不大明白，还迟到了好几天，真不知如何才是。整整一周，大家围绕着“调整、巩固、充实、提高”这八字方针学习讨论。到了周末，我居然写出了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对政府工作的提案。内容是我们这个文明大国，有着许多艺术人才，尤其在黑龙江，不仅仅是演唱和演奏，更有着大批层次较高的听众，他们需要听音乐，假如能在哈尔滨创办一个歌剧院它肯定不会比北京差大多……总之，这是我到哈尔滨这一年中通过实际生活和工作所产生的一些美好的、但尚未成熟的设想。交上了这个提案，我仿佛完成了一件大事。当晚我跟大家走到北京饭店参加周未晚会，许多熟悉的同志把我推上了那个小舞台去唱歌，当我快唱完时，周总理走进了大厅，他一路鼓掌径直走向舞台与我握手。我胆怯他说自己迟到了，等待着他的批评。他却笑着说我们知道你在演出。接着详细地问我在东北这一年的工作和生活，还十分关心我的老人和孩子们，当他听我回答说我爱人已去世时，我看到他的眼神突然停滞了，我不觉低下了头。只听到他很轻的声音似自语地说道：“你离开北京我不知道，你是南方人，身体很单薄，如果不适应，还是回来吧……！”我说不出什么话，只是努力让溢出的眼泪停止流淌。我随他走到桌边坐下，赶快换个话题，我告诉他哈尔滨也有了自己的音乐节……哈尔滨音乐节不会次于布拉格之春或维也纳音乐节，希望总理夏天到哈尔滨休假，参加我们的音乐节……他呵呵地笑着说“我倒很想来，可是我哪里来的时间呢？”
第二个周末，我们又到了北京饭店，我和中央歌剧院的几位老同志坐在陈毅同志一桌，陈者总要我和李光羡同志唱歌剧《茶花女》中的《饮酒歌》。这个作品我已好几年没唱，怕连歌词也忘记了，最后只好边编词边唱。唱完走回来，看见周总理已来了，并且也坐在这个桌子，我为自己忘词。编词抱歉，又申明这得由陈者总负责。总理大笑说：“这是陈老总乱点鸳鸯谱。”陈老总忙说：“这里没得外人嘛……”大家都十分愉快，时光飞逝了。
第三个周末，我到北京饭店刚坐下不久，周总理就进来了，他一开口就对我说：“你的提案我已看了，很好”。接着他领我找到了黑龙江、吉林、辽宁三省的领导，他让我把为什么要在哈尔滨创建歌剧院的理由设想向这几位领导阐明。同时，他对这几位领导说，“你们听听她的想法……”之后，他就走入人群中去了。我大胆他讲了我的设想和希望，在我返回民族饭店的路上，我忽然想到自己是否又闯下了祸，那一晚我虽然睡不好，但也并未害怕。
